第七章 若干礼制与王朝品位结构的一元化（第5/18页）

从汉代总体情况看，来自周爵的公卿大夫士概念，在整合位阶上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王朝更多考虑的是实用需要，例如上述大夫、尚书和博士的礼遇，就超出了爵号与秩级的对应关系。各色位阶之间的松弛散漫，仍是秦汉品位结构的重要特点。但是，公卿大夫士爵在促成帝国品位结构一体化上，毕竟是发挥了整合之功的，首先是令二十等爵与秩级在层次上可以约略相比；其次是在中二千石秩级之上，用“上公”、“公”、“上卿”、“卿”等概念来区分地位高低；进而在礼制安排上，得以把各色人员——或更准确地说，是各种官职名号的拥有者，如拥有王侯之号者、拥有秩级者以至无秩级者，整合在同一礼制等级之中。最后一点尤其重要，礼制是一种总体化的安排。高级权贵可以没有秩级，但礼遇上不能把他们漏了。

这样一点，在魏晋之间就更清楚了。此期的礼制讨论对“九命”的利用，更清晰地体现了品位结构一体化的趋势。详下。

二　周礼九命与品位结构一元化

汉人重《礼记》、重《王制》，魏晋以下重《周礼》(39)。从魏晋直到盛唐，“周礼”一直是王朝改制的参照物。《周礼》“九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诸侯与诸臣做交错排列。即：把公、侯伯、子男的命数确定为奇数，为九命、七命、五命；把公、卿、大夫的命数确定为偶数，为八命、六命、四命。而《礼记》中的等级礼制，对诸侯、诸臣通常是这样排列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就是说，《礼记》令诸侯整体居诸臣之上，二者不交错。这么做当然也有理由，毕竟诸侯是一国君主，卿大夫只是臣僚。但进入帝制时代，诸侯其实也是“臣”，不能算“君主”了。随专制集权强化，封爵拥有者的“君主”身份不久就丧失殆尽。在这时候，《周礼》九命之诸侯与诸臣做交错排列的等级结构，就更接近帝制时代的政治现实。

魏晋间官僚等级制发生重大调整，这时人们看到了古礼古制中的等级元素的利用价值。有人用公卿大夫士爵推算官员等级礼遇，也有人用九命来推算官员等级礼遇。这里以曹魏博士高堂隆的《瑞贽议》为例，来看这个问题。

瑞与贽，是朝会上诸侯、诸臣奉献给天子的礼物。礼书从“天地”的高度阐述君臣贽礼的重要性：“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执挚以相见，敬章别也。”(40)据《周礼·春官·大宗伯》，瑞、贽各有六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又《夏官·射人》：“三公执璧。”高堂隆规划臣子瑞贽，便以此为理论根据，进一步运用《周礼》九命，对王朝品位结构提出了总体构想。请看下文（文中有订补）：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诏下司空：征南将军见金紫督使，位高任重。近者正朝，乃与卿、校同执羔，非也。自今以后，从特进应奉璧者，如故事。

博士高堂隆议曰：按《周礼》“公执桓珪”。公谓上公九命，分陕而理，及二王后也。今大司马公、大将军实分征东西，可谓上公矣。山阳公、卫国公，则二王后也。“侯执信珪”谓地方四百里，“伯执躬珪”谓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户数，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执谷璧”，谓地方二百里，“男执蒲璧”谓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县主（王）户数(41)，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礼，其率诸侯以朝则执桓珪；自非朝宗（正），则如八命之公，与王论道，有事而进，则执璧。今二王后、诸王，若入朝觐，二公率以进退，则执桓珪；其［非］朝王（正），则与群公执璧。按《周礼》，王官唯公执璧。汉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开府辟召掾属，与公同仪，则执璧可也。

“孤皮帛，卿羔”，“孤”谓天子七（六）命之孤，及大国四命之孤。［天子六命之孤］副公与王论道，尊于六卿，其执贽，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禄勋、卫尉，尊于六卿，其执贽如孤也。其朝王（正），执皮帛可也。三府长史，亦公之副，虽有似于孤，实卑于卿，中大夫之礼可也。公之孤，頫聘于天子及见于其君，其贽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意谓山阳公之上卿，可以当之。“卿”谓六官六命之卿，及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卿及永寿、永安、长秋、城门五校（原注：左校、右校、前校、后校、中校），皆执羔可也。诸侯之卿，自于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饰羔雁以缋，诸侯卿大夫饰羔雁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赐劳，秩比中二千石者，其入朝觐，宜依卿执羔。金紫将军秩中二千石，与卿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