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第6/11页）

依爵起家在晋朝还是比较简单的，只采取了“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16)的形式。顾江龙君指出：两晋南朝因爵起家的制度不发达，“爵位对于士族在官界的活动影响较小，其重要意义大概主要局限‘衣食租税’”；但“食封者分割国家租调，对王朝的财政是巨大负担”(17)。就是说两晋南朝之爵，禄养较丰，但依爵起家之制较简，这与汉爵是比较相似的。而北朝的依爵叙阶之制，则发达周密起来了。北魏宣武帝制定了《五等诸侯选式》，公爵由正六品下起家，侯爵由从六品上起家，伯爵由从六品下起家，子爵由正七品上起家，男爵由正七品下起家(18)。同时北朝封爵在日益虚散化，大量“虚封”。唐朝据爵叙阶(19)，其制度更为整齐了。由“爵”而“阶”，由“阶”而“官”，“阶”构成了爵级与官职的中介。封爵有实封、虚封之别，获得实封的人很少；唐德宗以后，封爵的经济利益又由“衣食租税”向俸给形式转变。虚封之爵，除依功绩获得外，还可以通过“泛爵”获得。唐太宗即位，令五品以上官进爵一级。高宗以后泛爵，通常是三品以上进爵一级、二级。在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封爵官僚化在唐代已然基本宣告完成”(20)。

当然必须说明，我们认为魏晋以下的依爵起家之制强化了爵、品合一，促进了品位结构的一元化；但这时又要强调，不能反过来说，只要不能依爵起家，就意味着那种一元化程度下降了。从宋以后的趋势看，依爵起家的制度，后来又淡化、低落下去了。那么就有必要，对爵列与资格的关系，做进一步的讨论。

依爵起家的做法，既推动了品位结构的一元化，但看上去似乎又向周朝传统回归了。日人越智重明认为，魏晋以来“封爵是保证政治特权的第一位因素”(21)。这说法有些过分。研究显示，士族的门第权势，主要还是通过世代居官来实现的，袭爵是次要因素。尤其是清官起家制度。如由王国常侍还是由著作佐郎起家之类，就关系到士族是否“始免寒士”(22)。但越智重明之言也不是全无道理。依爵起家的制度保障了身份世袭，确与中古官僚的“贵族化”现象相关，与门阀阶层的权势相关。游彪先生在分析宋朝荫补与爵级的关系之时，曾回顾说：“唐官员荫补除爵位、官品而外，甚至散官、勋官亦可依据其品级荫补子弟为官，这些大概也与魏晋隋唐以来的门阀制度紧密相关。”(23)我们也相信，南北朝隋唐的依爵起家，即令不能全用士族门阀——以及北朝的部落贵族——来解释，至少是密切相关的。西晋初的“五等之封，皆录旧勋”(24)，封授对象都是开国功臣或其子孙后嗣，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封闭的既得利益集团(25)。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大封国王和五等爵的目的，是造成一个皇族势力和一个士族势力“合力来拥戴帝室”(26)。

宋代官贵子弟的荫补，就不再依照爵级了。宋真宗时孙何、杨亿曾向朝廷呼吁，给五等爵拥有者的子弟以荫补资格(27)，但宋真宗并不采纳，仍依照官员所任职、差遣等来决定其子孙的荫补(28)。明朝官贵荫叙主要依据官品，爵级主要用来封授将领之有功者，文臣是很难得到封爵的。因功而封公、侯、伯的将领，有望充任京营总督、五军都督府掌佥书、南京守备或镇守总兵官，年幼嗣爵者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如此而已(29)。清朝乾隆制度，公、侯、伯依一品，子依二品，男依三品予荫，所谓“予荫”是许其入国子监为荫生、监生，再经考试而试用(30)。爵级要比照品级予荫，也反映了爵级与官品是一体化了的。清朝封爵不滥，获得爵号也不容易。而且，明清的宗室封爵与官僚封爵，已分化为两个不同序列了(31)。这个趋势其实从唐朝就开始了，唐朝宗室诸王、公主食实封的人数和户数，远远多于功臣封爵者(32)。而对官僚来说，这就进一步淡化了“爵”的身份意义，使之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激励手段了。总的说来，宋明清不存在官贵子弟大量由爵而荫的情况。

那么从“资格”的配置看，从“爵—秩体制”到一元化的“官本位”体制，其实也经历过一个从“爵、秩疏离”到“爵、资相关”，又从“爵、资相关”到“爵、资疏离”的曲折进程。具体说，“爵”与“资”的关系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