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第5/11页）

汉代的将军有两种。一种是临时性的杂号将军，打仗时随机命将、并给予军号，事讫则罢，打完仗就不再是“将军”了。还有一种是常设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共八号。这八号将军组成了一个名号序列，经常用作辅政者的加衔，所以它们还发挥着品位功能。将军号的级别，约略在中二千石、二千石之上(10)。就是说汉代将军的序列，尚不在秩级管理范围之内。魏晋时代杂号将军变成常设的了，而且充分品位化、序列化了，由军职演变为军阶，分布在官品的一品至五品之上，在官品中占据了明确的地位。将军号自成序列，沿自身的排序升迁，但同时也受官品支配。在涉及待遇、礼制时，有“二品将军”、“三品将军”、“四品将军”、“五品将军”提法(11)，就是明证。

还有，汉代的太傅、三公无秩名，而在魏晋官品中，诸公与诸位从公都高居一品，其品级与其下诸官形成了连续的序列。

秦汉帝国品位结构的特点是“爵、秩疏离”，二十等爵始终没跟秩级形成严格的等级对应关系。而魏晋官品，引人注目地把封爵纳入其中。魏末西晋爵制复古，恢复了五等爵的封授，但汉爵不废。在《晋官品》中，五等爵与汉爵两种爵号分布在一至七品：公爵在第一品，侯伯子男爵在第二品，县侯第三品，乡侯第四品，亭侯第五品，关内名号侯第六品，关外侯在第七品，严谨有序。其后列朝，爵都在官品之内。唐朝王爵及五等爵，整齐有致地分布在一品至五品。下面再把曹魏、晋、陈及北魏、北齐和唐的封爵在官品上的分布变化，简示如下：

五等爵逐渐取代汉爵的过程，较然可见。魏晋南朝的爵列，大致是五等爵与汉爵的组合，具有过渡色彩；北朝则弃汉爵不用，唯用王爵与五等爵了。北朝爵制，下启隋唐。这些变化，都是在官品框架之内发生的。

再从品秩要素“特权”与“资格”二者的配置观察，可以看到“特权”向官品转移，以及爵级开始承载“资格”的明显变化。

特权倾向于围绕官品配置，这里举“官当”和“占田”两点为例。秦汉二十等爵可以抵罪，秩级却不能抵罪。可见这个法律特权，重在保障身份而非优待吏员。魏晋以下逐渐出现了“官当”制度，即用官品抵罪当刑的制度。唐制：“诸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当。”(12)官当所用官，为职事、散官、卫官及勋官四官，计算官阶时职事、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若系执行公务而犯罪，则“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三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可见“官当”之制，倾向于向有官守、有权责者提供更多法律保障。重官而不重爵，这一点从请减权利也看得出来。唐律又规定：“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已下，各从减一等之例。”疏议：“七品以上，谓六品、七品文武职事、散官、卫官、勋官等身；官爵得请者，谓五品以上官爵，荫及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得减一等。”(13)封爵的请减特权，是按其官品来衡量的。

秦汉根据二十等爵授田宅，而晋朝根据官品确定占田额度。西晋占田制下，“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进而荫庇佃客和衣食客，也依官品(14)。唐朝均田制下，官僚占有永业田的特权都依官品而定，封爵的永业田与其所对应的官品不过略有参差，参看下表(15)：

大致说，亲王百顷属超品；国公至侯伯之永业田低于其官品，子男之永业田同于其官品。所以说“略有参差”。而且“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授田时爵与官不并给，只能取其多者，二者其实是一元化的。汉代依爵而享有的若干权益，逐渐向行政级别转移，或依官品也能享有了。

秦汉爵级不构成资格，魏晋南北朝则出现了“依爵起家”的制度。两相疏离的“爵”与“秩”的因素，通过官品体制一体化了；而且以“资格”为纽带，“爵”与行政级别更密切地整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