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6/23页）

汉代的大夫、郎官和将军、校尉，经魏晋南北朝，在唐发展为文散阶和武散阶，各29阶。从职类管理来说，文武分途的制度更严整了。文武阶的互转尚无大碍。例如千牛备身和备身左右出身属于武资，但有文才者可以由兵部转到吏部，铨为文资(54)。武阶出身者可换为文阶，文阶出身者也可以换为武阶，“出将入相”很常见。不过随“进士集团”崛起，军人地位开始下降。相应地，与“武”相关的资格与品位，往往贬值。北周府兵号称“侍官”，原系尊称，在唐朝却逐渐成了骂人话(55)。用于奖酬军功的勋官，其品位待遇明显低下(56)。唐后期三卫日趋猥滥，唐武宗下令终止卫官的“文简”资格(57)。到了宋朝，“重文轻武”成为时风(58)，文资、武资界限森严，跨越互换异常艰难。明朝同品官员，武职远比文职卑下。清末有位叫樊燮的总兵官去见抚帅，自以为是二三品官了，不肯向举人师爷左宗棠请安；左宗棠遂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大骂“忘八蛋，滚出去”。樊燮大受刺激，从此严课其子，功名务必超过左宗棠(59)。这个历史花絮，也可反映出功名在区分文武上的品位意义。

那么，现在就可以对“士”品位安排变迁，做一概括了。若把周王朝的“士”看成贵族通称，而且是拥有文化教养者之称，则周王朝“士”居“吏”上，即士、吏有别。而且这是一种贵贱之别。不过此时并没有针对文士的特殊品位，因为历史早期贵族是允文允武的，官制上文武不分途，“文士”没有构成一个独立人群。

汉帝国的品位结构，从资格分等上说士、吏无别，“儒吏”亦吏；但从资格分类上说则士、吏有别。辟召“四科”与察举诸科中，面向士人和面向吏员的科目被明确区分开来了；博士、文学等属文化职类，被列在“比秩”，行政吏员则在“正秩”（参看本书下编第五章第二节）。与此同时，二十等爵用为身份系统，将军、校尉和宿卫郎官发挥着品位功能，这两点给汉帝国的品位结构涂上了浓厚的“尚武”色彩。东汉的情况发生了不小变化，察举、征辟逐渐向名士倾斜。士人往往直接由州郡察举、公府征辟入仕，由此，士人与单纯吏员的仕途起点出现明显区别，那也是流内外制度的最初萌芽。

魏晋以来的中正品、清浊官之制，赋予士人——主要是士族——以特殊身份与资格；在中正品影响下，官品低端与其上段分离开来，由此演化出了流内外制度。科举制由察举制直接发展而来，上承察举科目，科举学历在宋明清进而发展为主干性品位；流外和文武分途，令胥吏和武人相形见绌。由此反观汉朝，其士、吏无别，其文、武平等，就构成了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重要特征。

二　阶层的标志：士子免役

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等级，古人有一个“士、农、工、商”的经典表述。很多学者也采用“四民社会”的说法，并把这种特别的社会分类，看成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学以居位曰士”(60)，以“学以居位”为特征的士人成为“四民之首”，是“四民社会”最富特色的地方。按余英时先生的看法，作为“四民”之一的士阶层在战国就初具规模了(61)。费孝通先生指出：“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层次。”(62)张仲礼先生把“绅士”视为“阶层”，这是一个“以学衔和功名划分的集团”，其最低一级是8生员，而“生员”的确切意思是“官办学校的学生”(63)。周荣德的考察也显示，士人是一个阶层群体，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套控制个人活动和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64)。

当然也有青年社会学者，坚决反对把“四民”说成社会分层。社会学一般根据收入、权力和威望等来确定社会分层。但“阶层”、“分层”之类概念，在社会学中的定义也有分歧，而且那些定义未必充分考虑过中国的历史经验。史学的概念运用是经验性的，因而更鲜活，这时抽象概念的过度纠缠就显多余了。毕竟是中国史学家直接面对着中国史，不一定非得对社会学亦步亦趋。

那么传统中国的“士”，是否可以看成一个阶层呢？很有意思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几乎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就是中国国家的若干制度设置，在塑造社会分层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与西方的社会分层很不相同(65)，也是一种“中国特色”，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者“可以把行政等级放入社会等级来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结构基本上是连续的”(66)的意见，完全适用于传统中国。在“品位结构三层面”的概念中，我们设定了一个“官—民”层面，用以彰显王朝品级在决定社会等级上的重大作用，即“品级、等级和阶级的高度一致性”。有本于此，这里对士人阶层的关注，也集中在传统国家的制度设置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