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5/23页）

第三是选官论“清浊”的制度。朝廷的官职被分为“清官”和“浊官”，文化士族只任“清官”，或只从“清官”起家。寒庶之人不能染指“清官”，只能任“浊官”了。清浊制度，可以看成是中正品的进一步发展。“清”这个概念，本是个用以描述与士人相关的事象的用语，如士人的节操称“清节”，士人的才华称“清才”。在中古时代，“清族”、“清华”被用于特指士族门第。所谓“清官”多是文翰性官职，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这反过来表明中古士族是文化士族，所以他们的特权性起家官偏重于文翰。

第四是南北朝时形成的“流内流外”制度。九品中正制本来有9个等级，中正二品以上是士族的品第，中正二品以上官是士族所做的官。而北魏孝文帝很有创意，他把中正品三至九品7个等级，转化为官品中的流外七品了，“流外”制度由此而生。比如，某官原先由中正三品的人担任，那么现将此官降为流外一品；某官原先由中正四品的人担任，那么现将此官降为流外二品……；至于此前二品士人所任之官，则留在官品九品之内。这样，流内九品面向士人，流外七品面向吏员的体制，就正式出现了。孝文帝说得非常清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43)流内流外之别，就是“君子”、“小人”之别。梁武帝稍后也实行官品改革，设十八班和七班，中正二品以上的人和官职置于十八班，七班是“位不登二品”的寒人寒官。北齐把流外七品增加到流外九品，其制为隋唐所沿用。可见，中国官阶史上的流内流外之制，其实是从九品官人法脱胎而来的；流内流外之间的那道鸿沟，发源于中正品二品与中正三品间的那道鸿沟，“士门”与“吏门”之间的鸿沟。

因以上四制，“士、吏之别”大为强化了。魏晋南北朝“士、吏之别”的强化动力，在于东汉以来官僚的阶层化、世家化和士人化。察举科目、中正品制度、清浊选例、流内流外四制，是贵贱（士庶）有别的，重文轻武的，重“士”轻“吏”的。

由北朝进入隋唐，官僚政治重新振兴，中古士族衰落下去了。中正制旋即被废除，科举制从察举制中破土而出。学者对科举制取代中正制的变革意义，给予了充分强调。竞争性的科举考试打破了士族门第特权，为寒门学子开拓了晋身之阶，大大强化了官僚队伍的流动性。在学历主导的资格制度下，再度出现了“贵贱相通”的情况。但另一方面，科举学历面向士人；就“面向士人”一点论，科举功名与魏晋南北朝中正品，其实又是一脉相承的。从“士”的历史发展看，汉代儒生、中古士族和唐宋文人是一脉相承。他们传承的是同一文化传统，并同样以“学以居位”为特征，只不过中古士族阶层具有更大封闭性、特权性和家族性而已。

正是由于士阶层发展的连续性，中古若干制度设置被继承下去了，当然其形态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像“清官”这个概念，就被唐王朝承用了。“清”构成了对职位等级的一种附加评价，是对官品的微调。“清官”和“清资常参官”子孙的起家资格，还因其父祖居于“清官”而提高一品，四品者相当三品，六品者相当五品(44)。礼制待遇上也有区别，例如四五品清官可以立私庙(45)。什么人可以任清官也有资格限制，“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46)。为什么要优待清官呢？章如愚的说法值得参考：“唐之制虽不纯于周，而其亲近儒士之意，则犹古意也。何也？有常参官、有供奉官、有清望官、有清官，皆儒士也。”(47)可见“清”的概念仍与“士”密切相关。当然唐之“清官”与魏晋南朝还是不同了。魏晋南朝是“官因人而清”，士族习居之官就是清官，士族不居其官亦“清”，寒人居之亦不“清”；而唐朝则是“人因官而清”的，某些官职被确定为“清官”后，居其位则“清”，不居则不“清”。宋明清以后“清官”概念淡化，是因为科举士大夫已成为官僚主体，大家皆“清”了。

被沿用的还有流内流外制度，它依然被认为具有区分君子、小人的意义，“吏”被涂抹为一个无道德的卑劣层次。宋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48)。明朝甚至把“充吏”用作对学子的惩罚(49)。汉代服制，文官一律服黑，小史与丞相皆同；所别仅在于冠梁，一梁或三梁而已。隋唐以下就不同了，礼制上士、吏有别了。隋制“胥吏以青，庶人以白”(50)，胥吏的服饰既有别于官僚，也有别于庶人。唐朝的流外官与庶人同服黄白，仍不同于流内(51)。元代“吏”地位一度颇高，但低级吏员仍有专门服装，即檀合罗窄衫、黑角束带、舒脚幞头，儒官则用襕衫和唐巾(52)。明初一度士子与胥吏同服，但是不久，朱元璋就觉得有必要为士子另制巾服了(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