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第4/5页）

那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斯宾诺莎15岁的时候，来了一个名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他毅然放弃了在死亡威胁下被迫接受的天主教，又回到父辈的宗教信仰。可是这个艾考斯塔不是普通的犹太人，而是个绅士，惯于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在腰边佩一把剑。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接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傲慢使他惊讶和愤怒，而且他也很自高自大，从不屑掩饰自己的观点。

在那样狭小的社会组织里，这种公开的蔑视是不可能被容忍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孤傲的梦幻者，这些人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则是铁面无情的法律护卫者。

结局是悲剧。

首先，在当地警察局，艾考斯塔被控是几本否认灵魂不朽的亵渎神圣的小册子的作者。这使他与加尔文派教士产生摩擦。不过事实很快得到澄清，控告随后撤销了。于是犹太教会把这个顽固不化的反叛者逐出教会，剥夺了他的谋生之道。

在以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流浪，最后贫困和孤独又驱使他回到犹太群体。但是他要首先公开认罪，任教区全部犹太人鞭抽脚踢，然后才能被批准重新入会。这种羞辱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买了一支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这次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市民中引起很多议论。犹太团体觉得不能冒险再惹起另一场风波。当“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已经无疑被笛卡尔的新异端思想玷污的时候，犹太教会就立即行动起来，试图悄悄地遮掩此事。他们找斯宾诺莎谈话，只要他答应听话，继续去犹太教堂，不再发表或散布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就可以给他一笔固定的年金。

斯宾诺莎可是个不肯妥协的人，三言两语就回绝了这些事。结果，根据出名的古老《惩处准则》，他被逐出教会。那个准则不给人一点儿思考的余地，全是照搬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谩骂的字眼。

面对五花八门的咒骂，他泰然自若地坐在房间里，从报纸上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准则》的狂热者想终结掉他的生命时，他也拒绝离开城市。

这对犹太教士的威信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们显然乞灵于约书亚和伊莱沙，在短短的几年里却仍有人再次公开向他们挑战。他们气急败坏地向市政厅提出诉讼，要求和市长会面，告诉他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确是个危险分子，是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颇受人尊崇的基督社团中不应该容忍这种人。

那些大人们有个好习惯，对整个事情都不插手，而是推给基督教牧师的小组委员会去处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之后，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有害于城市法令的事，便如实向市政府的官员们作了报告。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能如此团结一致是好事，便向市长建议，请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青年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风平浪静之后再回来。

从那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一直平静无波，就像他从窗口看到的大地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小村里租了一间小房子，白天打磨光学仪器的镜头，晚上抽着烟斗，随着自己的兴致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他一直没有结婚。曾有传言说他和拉丁文老师范·登·恩德的女儿有恋情，可是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孩子才10岁，所以这个传言似乎不是事实。

他有几个好朋友，每年至少两次提出要给他一些资助，使他能用全部时间致力于研究。他回答说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他更情愿独立，除了一个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80块钱的接济外，他不再多要一分钱，过着真正哲学家应有的受尊敬的清贫生活。

他曾经有机会去德国当教授，但他委婉谢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给他写信，愿意当他的资助人和保护人，他也最终回绝了，继续过着平静而愉悦的流亡日子。

在莱茵斯堡住了几年后，他搬迁到海牙。他的身体一向欠佳，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微末损伤了他的肺脏。

公元1677年，他孤独而急促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