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第4/9页）

明副书亦云：“河能为灾，亦能为利。故不知河之利者，则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尽力沟洫。东南无不耕之土，分畦列畛，亩自为浍，顷共为渠，疏而成川，洼而成渊。漏者坊，塞者浚。四野沟洫，皆治水之处。三时耕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业，皆治水之人。沿江圩田，重重连堤，即有冲决，讵至为损？故能束横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

西北多荒土，种亦黍麦，水不为利，遂反为害。稍旸则倾泻无所停，淫雨则肆溢无所约。宁夏沿河套地，最号沃壤，神何独庇此一方？”又谓：“西北不可以稻，则三代之盛都于雍、冀，曷尝仰给东南？夫天人互胜，利害旋转，垦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减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为虐，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烦官府之鸠，此执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识其水性，因以顺为功，其与不习之吏，骤而尝试，逆施而倒行者，又相万也。”今按：明代以来治河理论，皆主潘季驯“河不分流，高筑堤岸，束水刷沙”之说。然潘说特主河之下游，为救一时之溃决而言。若就北方全水 量而为治本之计，莫逾于上述之三家矣。

即据关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汉，而唐后又更不如唐。

汉书：“郑渠成，溉为卤之地四万余顷，关中始为沃野。”其后又有辅渠、白渠、龙首渠之役。后汉都洛，诸渠渐废。杜佑云：“秦汉时郑渠溉田四万余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唐永徽中，所溉惟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顷。”盖因“沃衍之地，占为权豪观游林苑，水利分于池榭碾磑。”【此张方平语。唐书屡有议毁碾磑，保水田之利之记载。】宋人以郑渠久废，惟修白渠，溉泾阳、富平等六县田三千六百顷。熙宁中，更穿丰利渠，溉田二万五千余顷。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坏，复治旧渠口，溉田四万五千顷。其数乃不减于汉，然未几即废。【黄河水患，一因于河讯时期水量之突然盛涨，一由于水中挟带泥沙量太多。然此二者，主要并不全在黄河之上源，而多为晋、陕、豫诸省之支流所促成。代表中国汉，唐全盛时长安、洛阳两都会之没落，其附近四围一般经济状况之衰颓，与夫农田水利之失修，又是促成上述两因之大原因也。】

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录谓：“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可谓详而有体。然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后，则催科为急，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

观明人所说河南、山东困于水旱的情形，可见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窃见河南府、州、县密迩黄河地方，历年亲被冲决之患，民间田地决裂破坏，不成陇亩。耕者不得种，种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于河患，实不聊生。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虽有汶、沂、洸、泗等河，然与民间田地，支节脉络，不相贯通。每年泰山、徂徕诸山水发之时，漫为巨浸，漂没庐舍，耕种失业，亦与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无自来修缮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泽，遂至济、鲁之间，一望赤地。于时蝗蝻四起，草谷俱尽。东西南北，横亘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东在汉、唐时，正犹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谓“岁漕关东粟数百万石”者，大部即在此两省。将明人记载一对比，可见中国南北社会经济文化转移之剧烈，而其原因则多半在人事，不必远推至气候雨量或人种血统等种种渺茫之臆测也。

而运河的开浚，其目的既专在通漕，对于北方原来水利，亦有损无益。

隋炀汴渠，沟通河、淮，说者已谓利害不相掩。

宋丁谓谈录谓：“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帝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截，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运，冬、夏无阻，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矧（shěn）每岁霖澍（shù），决溢为患。自斯观之，其利安在？”按：东汉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东流入海，汴东南入泗。炀帝沟通江、淮、河、汴，虽有南北水运联贯之利，然如丁说，亦复不掩其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