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宋辽金之和战】（第6/8页）

纵说宋军一时不能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然使宋室上下决心抗战，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长江。强敌在前，正是策厉南方奋兴振作的一个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皆在我；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且绍兴十一年之和议，实为战胜而议和，战胜而割地，更与绍兴八年情节不同。】

对内则务求必伸，对外则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听李纲、宗泽，只是不愿冒险。其后，不用韩、岳诸将，一意求和，则因别有怀抱。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时战事方殷，帝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帝谕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此等处可见高宗并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绍兴八年，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请召诸大将问计，恐他时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帝曰：“不须恤此，不和则梓宫、太后、渊圣无可还之理。”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请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无对外恢复，其意态岂不十分鲜明乎？】

岳飞见杀，正士尽逐，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这却是绍兴和议最大的损失。

朱子语类：“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武穆卒时，朱子已二十余岁，岂有见闻不确？武穆对高宗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当世军阀误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议，可以从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兵，【事始绍兴十年十二月。】一面迁都燕京。【事在绍兴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尔滨东之阿城县南方。】中间休息了二十年，结果还是由金人破弃和约，而有海陵之南侵。【事在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弑熙宗，又迁都汴，遂大举南伐，幸为虞允败于采石矶，金兵杀亮北还。又按：绍兴十七年，兀术死，尚言：“南军势强，宜加好和，十数年后，南宋衰老，然后图之。”】南方自和议后，秦桧专相权十五年，【卒在绍兴二十五年。】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贵者，争以挤陷善类为功。自桧用事，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秦桧主和，自谓“欲济国事”，试问和议完成后，桧之政绩何在？则其为人断可见矣。夫对外和战，本可择利为之。而自桧以后，遂令人竟认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则桧犹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既息，士气亦衰。高宗不惜用严酷手段，压制国内军心士气，对外屈服，结果免不了及身再见战祸，亦无颜面再临臣下，遂传位于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

孝宗颇有意恢复，然国内形势已非昔比。

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朱子言：“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故当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对，尚陈恢复之义，后乃置而不论。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谓：“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言乎！”遂极论当时弊政。而孝宗则谓：“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理会深，于国事则讳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复者，早已于高宗时诛逐殆尽。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