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第5/9页）

其先程颢本助安石。【熙宁二年，安石遣刘彝等八人察农田水利，其中即有程颢。】

安石因廷臣反对乞退，程颢等尚想法挽留。【事在熙宁三年二月。安石复视事，颢等乃私相贺，见长编记事本末卷六十八。】

最后程颢终与安石分手，则因安石偏执，不惜与举朝老成破裂之故。【言论已见前引。】

程颢尝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此乃洛学与安石根本相异处。【二程尝谓：“介甫拒绝言路，进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则是他已去，不知却留下害事。”又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众心既定，风俗已成，其何可遽（jù）改？”又曰：“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至于论及识见，尚谓安石“高于世俗”。【程颢云：“介父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

故洛派于元祐排斥新政，并不完全赞成。

上蔡语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曰：‘切未可。’”又伊川曰：‘今日之祸，亦是元祐做成。’又曰：‘至如青苗，且放过，又是何妨。’伊川十八岁上仁宗书，谓应时而出，自比诸葛；及后应聘为哲宗讲官，则自讲读之外无他说；可见程氏在元祐时，并不能大张其学。当时谓：“伊川与君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与语，直是道得下。”盖二程论学本与温公不同，惟明道性气较和易温粹耳。

朔派是正统的北方派。他们与洛阳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洛。】而一重经验。【朔。】一主徹底改革，【洛。】而一则主逐步改良。【朔。司马光谓：“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 】故一为“经术派”，而一则为“史学派”。

新学者以通鑑为元祐学术。政和时，诏士毋得习史学，即以斥元祐。陈了翁则云：“变故无常，惟稽考往事，则有以知其故而应变。王氏乃欲废绝史学，而咀嚼虚无之言，其事与晋人无异。”又了翁弹蔡京云：“灭绝史学似王衍。”此皆以元祐为史学也。新党则奉王安石为经学，与洛学路径较似。南渡以下，洛学渐盛，遂与新学兴争端。秦桧、赵鼎迭相，鼎主程颐，桧主王安石。桧死，高宗乃诏：“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孝宗淳熙五年，以侍御史谢廓然言，敕“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朱陆意见不同，亦尚隐有一袒伊川、一护荆公之迹。盖新学与洛学自为近也。

故洛学、新学同主“王霸之辨”，【程颢上神宗皇帝书，有一篇专论“王霸”。】而司马光则不信此说，可为他们中间最显著的区别。

洛、蜀、朔分党，司马光已死，光不在党派中。惟朔派多系司马光弟子。光谓：“合天下而君为王。分天下而治为伯。方伯，渎也。天子，海也。小大虽殊，水之性奚以异？”又曰：“后世学者以皇帝王霸为德业之差，谓其所行各异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惟其不信王霸之辨，故亦不主三代之道与秦、汉、隋、唐绝异。因此他们不肯为复古之高论。他们政术似乎只主就汉、唐相沿法制，在实际利害上，逐步改良。

王安石行保甲，期复兵农合一之古制，此为洛学所赞同。司马光则谓：“太祖定天下，曷（hé）尝用民兵？”此等议论，颇近于蜀派矣。后朱子谓：“京畿保甲，荆公做十年方成，元祐时温公废之，深可惜。”朱子承洛学，政见亦与荆公近也。

又洛学与新学皆推尊孟子，而司马光著疑孟。孟子论政偏于理想，王霸之辨即从孟子来。熙宁初，王安石欲复经筵坐讲之制，元祐间程颐亦争坐讲。陆佃【陶山集卷十一。】谓：“安石性刚，论事上前，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上輙改容为之欣纳。”盖自三代而后，君臣相知，义兼师友，言听计从，了无形迹，未有若兹之盛也。

陆象山荆公祠堂记即发挥此义。程颢上神宗书极论帝王必立师傅，新学、洛学皆欲以师傅之尊严，驾汉、唐君臣形迹之上。此义亦本孟子。而蜀、朔两派则毋宁谓其态度乃偏于尊君。此亦经史、王霸之大辨也。【洛党、新党主尊师，即主尊相，总之求以学术超驾于君权之上也。】此等理论接近儒家，偏于理想而为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