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名士和药、酒（第2/3页）

“饮鸩止渴”这句成语使人想起所谓的“鸩酒”是一种毒酒，但在中国古代，向来视药毒为一家，而魏晋时期的养生家更是相信适当地服用毒药，可以起到一种以毒攻毒的功效。魏晋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服食药品是寒食散。

寒食散的具体配方我们已经不太清楚，据说发明者是张仲景或华佗，据当时的医书的介绍，吃了以后，伴随毒力的发作，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内热。因此，需要一整套复杂的程序将毒力、热气散发掉，称之为“散发”，也叫作“石发”。假如散发得当，体内的疾病就将随着热气的散发而根除，而散发不当则会产生许多副作用。但因为何晏等人的成功，所以服者不绝，而且创造出许多配方，许多没有钱又爱赶时髦的人往往将发热称为“石发”。当时流传的一则笑话说，有一个人在市场的门口躺着，不一会儿说自己发热，引起众人的围观，同伴问他怎么突然发热，他回答说：我“石发”。同伴问他什么时候服食，他说他昨天在粮店买的米，米中有石头，他吃了，今天就“石发”了。这则笑话充分反映了当时服食“寒食散”的风气之盛。

在魏晋士人的风尚中，除了服药，还有一种就是饮酒。《世说新语·任诞》中有：“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现代学者王瑶说：“魏晋名士，虽然都以老庄为宗，崇尚玄远，但由他们的行为看来，也有两派显然的不同。阮籍他们是以日常行为来表达他们的旷达和自然，不大尚玄谈，我们可以叫作饮酒派，或任达派；而何晏他们则正是清谈的祖师，有他们一定的‘论题’，如‘才性四本’、‘圣人无情’等等，我们不妨称之为服药派，或清谈派。”（《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当然，即使学者王瑶自己也承认这两派经常有融合的情况出现，但就服食和饮酒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根据当时的医学理论，寒食散需配用温酒，唐朝孙思邈《千金翼方》二十二中说：“凡是五石散，先名寒食散者，言此散宜寒食冷水洗取寒，惟酒欲清，热饮之；不尔，即百病生焉。”所以饮酒的人不一定服药，但服药的人却必须饮酒。

服药之后会产生发热现象是魏晋时期流行宽大衣服的重要原因。在当时养生热中，对于神仙飘逸形象的思慕固然是宽衣大氅的原因之一，但因为发热时，身上还会发痒，所以只能穿宽大衣服。因为名人们吃药只能穿宽大的衣服，由此形成明星效应。因为新衣服比较硬，所以只能穿一些旧衣服，且不能常洗，这样便衍生出“扪虱而谈”的典故。《世说新语·雅量》载：“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晋书·苻坚载记》附《王猛传》云：“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北齐书·邢邵传》载：“士无贤愚，皆能顾及，对客或解衣觅虱。”大名士嵇康在其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了他不可忍受的多种生活内容，其中一种便与扪虱有关：“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本来服药之后药性发作，人的性情就会变得急躁暴怒，加之难堪虱子的咬啮，关键时节，免不得顾不了礼仪，神情举止就免不了会简傲轻慢了。

下面再说一下酒的事。

酒和文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因此魏晋名士们便感觉到，要是三天不喝醉一次，便会觉得身体和灵魂不再亲近。但古人早已有话，“醉翁之意不在酒”，魏晋时期的名士们纵情豪饮显然也是各有心事在眼前。《石林诗话》中有一段话说得透辟：“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已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后世不知此，凡溺于酒者，往往以嵇、阮为例，濡首腐胁，亦何恨于死邪！”（《苕溪渔隐丛话》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