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10/24页）
希腊早期社会的父权，其强度和范围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般来讲，儿子成年后，父亲就会承认他的平等地位。这一传统后来演变成了一条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后（17周岁、18周岁）即完全摆脱父亲的控制，在通过由父亲或监护人及立法大会主持的市民资格考察以后，即可获得独立权利而登记造册。”
从家庭到酋邦
自从“父亲”诞生后，中国和希腊就开始正式分道扬镳，背道而驰：在中国，“父权”呈现压倒性优势，它不断扩张，从父亲、祖父演变成族长、酋长直至国王。血缘群体也不断扩大，从家庭、家族扩大到部落、部落联合体、酋邦，直至国家。
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事需要更多的人团结协作，比如建设大型水利工程或者其他公共建筑，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父系社会的血缘关系有利于人类组织的迅速扩大，有亲缘关系的村寨很自然地联合成为部落，在联合过程中，中央集权所需要的纵向的金字塔形组织结构由“祖父——父亲——儿子”这种天然血缘关系提供了出来。人们自然而然地推举辈分最高的长老做部落的首领，并按长幼亲疏，确定彼此的尊卑关系。于是，血缘网络编织起来的人类群体从一个村庄扩大成了部落。女性服从男性，晚辈服从长辈，弟弟服从哥哥这个天然的组织原则给刚刚诞生的部落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使早期部落能够有力地抵御洪水、兴修水利、进行战争，保证了部族的繁衍发展。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得天独厚的生活条件，一方面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育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另一方面也使人口问题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比世界其他地方要早很多。据人口学家考证，在公元2年，也就是东汉初期的时候，黄河中下游5省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42.8人/平方公里。这一人口密度看起来不太起眼，然而，意大利是在17年，法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则是在175年后，才达到了这一密度。事实上，有史以来，中国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远远领先于世界大部分地区。
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原始社会末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确切人口密度，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此地的人口增长率一开始就遥遥领先世界。考古学家在发掘黄河中下游一带文化遗迹时，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在六千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早期村庄的规模已经显著增大，原来互不接触的各个文化起源地，随着文化圏的不断扩大，已经开始剧烈碰撞，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出现的。据估计，公元前4年至前3年期间，黄河中下游的人口增长了三到四倍。
中国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封闭性。与地中海沿岸相比，中国大陆是个内向的闭合体。中国西北部是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东南部则是浩瀚的大海，它们把中国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难通消息。这种阻隔是如此有效，以至玄奘要去一次印度，得走上十来年；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也是无功而返。因此，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墙文化”。
与中国的总体环境相似，上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一带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往北，是无法耕种的草原，往南，是难于开垦的森林，往东，是无法跨越的大海，向西，则是不利农耕的高原。只有中原，是一马平川的黄土。没有出海口，也没有任人迁徙的新的“流着蜜和奶的土地”。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们很容易形成世界大同、资源有限的观念，从而导致“墙文化”中的竞争通常是内向的、互相消耗式的。
黄河中下游各个部落在相互碰撞前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生活，交往很少，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强烈排外心理。在人口的压力下，对土地、水源、财富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必然导致早期中国部落像争食的野兽一样，展开战争。中国上古时代的生存战争，比之世界其他地方，都要激烈而持久。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源，每一方都没有退路，因为逃到不适农耕之地，就相当于选择了灭亡。形势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山不容二虎，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各个原始部落交战起来，都是全力以赴，不给对方留活路。那些被征服和掠夺的部落、方国往往“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