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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然回到了现实中，掌心发热，脸上火辣辣的，感到很不好意思，期期艾艾开始道歉，可他硬是不肯听。

“刚开始吃饭时我就告诉你，说你有个可爱和与众不同的姓氏，”他说，“如不见怪，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个姓氏适合你父亲，同样，你也受之无愧。和你在一起给了我快乐，我已许久没有这般感触了。你使我忘掉了自我，摆脱了消沉的情绪和内心的反省，这二者一年来给我带来了无边的痛苦。”

我望着他，相信他讲的是肺腑之言。他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被枷锁禁锢得死死的，多了几分现代人的气息和人情味，从叠叠阴影中走了出来。

“要知道，”他说，“你我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使我们心有灵犀。我们俩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错，我有一个不常见面的姐姐和一个出于尽义务我每年探望三次的老祖母，可她们都不能称为伴侣。我得祝贺范・霍珀夫人，每年付你九十英镑，价钱实在便宜。”

“你忘了一点，”我说，“你有一个家，而我却无家可归。”

话刚一出口，我就嗟悔无及，因为他的眼里又出现了高深莫测的神情。我则如芒在背，又一次产生了由于言语不当而常有的那种不自在的感觉。他低头点烟，没有立即搭话。

“无论是空荡荡的家还是宾客如云的旅馆，都能给人以孤独感，”末了，他说道，“相比较而言，家更会引起一个人的伤感。”他沉吟良久，我暗忖他终于要谈谈曼德利了，谁知他欲言又止，脑海里一定泛起了某种病态的恐惧，束缚住了他，但见他吹熄了火柴，方才骤然闪现的自信也随之烟消火灭了。

“如此看来，‘心腹之交’要休一天假啦？”他又以平和的语气说了话，在我们两人之间创造出无拘无束的友好气氛，“打算干些什么呢？”

我想到了摩纳哥的那个铺着鹅卵石的广场和那幢开着扇窄窗的房屋。拿上素描画本和铅笔，三点钟以前就可以赶到那儿。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语气也许有些羞怯，宛如一个养成了绘画的嗜好但却缺乏天赋的人。

“我开车送你去。”他说道，而且坚决不容我推辞。

我记起了范・霍珀夫人前一天晚上曾经警告过我，不许我出风头，于是困窘万分。我怕他看低我，以为我提到摩纳哥是想搭他的车。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只有范・霍珀夫人才干得出来，我可不愿让他把我们视为一丘之貉。跟他共进午餐使我身价倍增，因为我们起身离座时，那位小个头的侍者领班疾步冲过来为我把椅子拉开。他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与平时那种冷淡的态度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为我捡起掉在地上的手帕，殷勤地说道：“希望小姐吃得满意。”就连守在转门旁的杂役也向我投来敬重的目光。我的同伴对此当然习以为常。他对我昨天那盘切得七零八碎的火腿一无所知。这种变化让我心情沮丧，也使我瞧不起自己。此刻，我回忆起父亲，想起他对趋炎附势的小人历来嗤之以鼻。

“你在想什么？”我们沿着走廊前往休息室时，我抬头看见他正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他问。

侍者领班的殷勤态度引起了我一串遐思。喝咖啡时，我对德温特先生讲了女裁缝布莱兹的事情。布莱兹接了范・霍珀夫人三件衣服的活，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过后我送她乘电梯的路上，便胡思乱想起来。我想象着她是怎样在闷热的裁缝铺后边的小客厅里赶制衣服，而她患了痨病的儿子虚弱不堪地躺在沙发上。我仿佛看见她眯着疲惫的眼睛穿针引线，地板上撒满了碎布头。

“真的吗？”德温特先生微笑着说，“你的想象与现实相符吗？”

“不知道，”我说，“我从没有去核实过。”接着，我又讲了乘电梯时的情况。当我为她按响电梯铃时，她在提包里摸索了一阵，塞给我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给你，”她悄声说，语气亲昵，听了就让人不愉快，“感谢你把主顾带到我的铺子里，这是一点小小的回扣，希望你能收下。”她见我窘迫得涨红着脸不肯收，便耸耸肩膀，露出怏怏不乐的神情。“悉听尊便，”她说，“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不足为奇。也许你愿意要件衣服吧。哪天你不要带夫人，单独到裁缝铺去，我可以分文不取地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知为什么，我又产生了儿童时代偷看禁书的那种令人恶心的不健康感觉。有关她痨病儿子的幻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幅场景：我采取相反的态度，心领神会地笑笑，收起了那张油腻腻的钞票。也许，我会利用这个空闲的下午溜到布莱兹的裁缝铺，出来时拿着一件不付钱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