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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人控制了这里，西方国家又不反抗，”一天早晨，母亲吃早餐时说，“他们就会去占领上海的西方国家租界区。他们在拿鼓浪屿试探。”

我边听母亲说话边搅拌着稀饭里的肉松。“日本人仍然害怕欧美人。”我说，“他们不会冒险让西方国家卷入战争。”

母亲摇了摇头。“这不是一盘棋局，安丽。日本人，跟所有男人一样，被他们的骄傲和贪欲迷住了双眼。他们做梦都想变大。”

我笑了笑，一边倒茶一边说，“也许日本人个子没那么小的话，就不会那么好战了。”我边喝茶边玩味着自己的这句话，越想越觉得开心，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我自己也是小个子。

我们继续谈论着日本人，对他们百般嘲讽，觉得这样心里会好过些。可就在这时，那些倭寇按响了我们家门铃。阿桂赶紧跑去开门，她长相平平，又比素莉年龄大些。我们其他人屏住呼吸，伸长耳朵听着外面日本人低沉嚣张的叫喊声。他们终于闯进我家了。我全身的血液在沸腾，真想冲出去质问他们，这些入侵者，这些……

“太太，少奶奶。”素莉冲进了房间，“他们说我们必须全部去客厅。马上去。”

“保持冷静。”母亲警告道，“过来，扶我起来。”

那些王八蛋最好不要把脏手放在我的孩子们和这里任何一个女人身上。

我忍住胸中满腔怒火，保持着谦卑的姿态走近客厅，就像一只鸡走向一群狐狸。我们进去时看见两个日本水手正在四处查看，他们手里端着步枪，用冰冷的黑眼珠打量我们。

“那里！那里！”第三个水手朝我们大喊，让我们站在窗前。

我们赶紧走过去，面对他们站好：三个皱着眉头的日本水兵出现在熟悉的客厅里，显得分外刺眼。他们身穿镶着白边的蓝色海军制服，小腿上缠绕着绑腿布。系在腰带上的水壶和背包窝窝囊囊地翘在屁股后面。我不禁想，他们的钢盔和步枪跟我家柳条双人沙发椅上的刺绣靠垫多么不协调啊。

“你家男人呢？”留胡子的日本兵问。

“没有男人。”母亲说，“我们的男人都死了。”

“哼。”他皱着眉头朝四周看了看。“她的男人。”他指着我说。

“走了。”我回答。

“你的男人，躲起来？”

“没有。我丈夫在重庆。”我的心怦怦直跳，脑子却异常清醒。重庆是个听起来十分可信的地方，而且很遥远。

“哼。”他低吼一声。然后大声下达着命令，他的部下点头哈腰表示明白。他们打开抽屉，掀开靠垫，步枪和水壶不时撞到家具。看着他们装模作样地调查谋杀案，我强迫自己不要皱眉，也不要嘲笑。我不想让他们找到任何借口去割开靠垫或者把花瓶砸到墙上。他们说不定会在我家的地毯上撒尿或者……

领头的水兵比另外两个人年龄稍大些，他从屁股后面的背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坐了下来。他把钢盔放到地上，跷起二郎腿。“名字。”他说，“最老的先说。”

“我叫刘菱楚。”母亲声音清晰地说。

他趴在笔记本上皱起眉头问，“刘怎么写？”

母亲用手指在手掌上写了个‘刘’字。

“啊。”他写了下来，“哪个菱？”

母亲再次举起手掌，在上面写了个‘菱’字。

他眨着眼睛思考着，另外两个日本兵打开我们的药箱，又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突然猛地一挥手臂，用日语喊了句什么，他的部下随之离开了房间。

“你，”他指着我说，“你写。”他把笔记本给我，让我坐在旁边写下大家的名字和年龄。然后他把笔记本拿回去，命令我回去跟其他人站在一起，继续盘问我们。我们恨黄立松吗？谁会恨他？我们知道有谁嫉妒他吗？谁想得到他的会长位置？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吗？我们去过他家吗？什么时候去的？

我说去年11月去他家打过麻将，他追问我其他客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当时说了黄立松什么。我说他们什么也没说时，他用力敲打着双人沙发的扶手。“你，撒谎。”他大吼道，“你到商会会长家。你肯定会谈论他。”

“我们说的都是女人家的事情。”我说，“孩子、饭菜和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