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13/55页）

我和张玉海谈过一次话，他对管教工作上这种被动防守的局面颇感焦虑，主张管教干部应更多地深入到犯人中去，掌握思想情况，对症下药，主动控制局面。对管教工作我是门外汉，但听他慢慢道来，也觉得有理，甚至也跟着直着急。

“犯人跑出去，不敢回家，又没经济来源，只有作案，才能生活。现在又地震，北京、天津的人都住在街上，治安部门的担子已经够重了，我们这一关不能再松。”

情辞恳切，令人感动。

张玉海是回民，八分场没有回民灶，吃饭得自己动手，工作一忙他就常常只吃冷馒头了事。他爱人孩子都在保定，是农村户口，孤儿寡母日子也很艰难。虽然八分场家属队很需要劳力，可许多干部的家属都进不来，因为清河农场用的是北京市宣武区的城市户口，一切规矩都随北京，就连当时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禁止居民私养鸡鸭狗兔的通知，这里也尊此不另。领导干部带头开刀，一夜间杀得鸡飞狗跳。至于说此地去京山水之遥，说大多数干部十年也捞不上一次逛京城的机会，那就没人管了。既然这儿的北京户口这么纯粹，这么正牌，牛郎织女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下到队里，说是深入，其实对任何事依然无从措手，往队长办公室一坐，人家还得沏茶倒水招待我们，极累赘。在队里待了一天，便觉得有些难堪。到了第二天，因为我住的那个防震棚的地下，越来越明显地往外泛臭气，肖科长便决定放假一天，一方面把那棚子拆了看看，一方面也松弛一下神经。

棚子拆了，地挖开，吓得人头皮直发麻，原来这些天我一直睡在一具死尸上。经人辨认，认出是分场食堂里的一位老职工，地震遇难后就埋在这儿。八分场死的人多，当时都是东一处，西一处匆忙埋了的，没有统一指挥。到底都埋在哪里了，后来谁也说不完整，入土又浅，这几天热气一蒸，尸身腐烂，便开始往上泛臭。因为这件事，分场才下决心专门组织人把几个可能埋过遇难者的地方全部挖开，把找出的尸体装殓好，找适当地方重新深葬了一遍。

放假那天，小祥说要回家看看姥姥，所以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帮我拆棚子，等我们把新棚子易地搭好，还不到正午十点钟，他借了辆自行车，急急忙忙地走了。

吃过午饭，肖科长乘了一辆分场的拖拉机，说要回总场汇报工作，我正好也想回去看看工作队的熟人，于是搭车同往。

路上难免是寂寞的，便漫天找话说。扯了会儿闲篇儿，话题突然扯到小祥身上，肖科长问：

“你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匆忙中我一下搞不清他指哪方面，只好笼统地点点头，说：“还行吧。”

“我看你们还挺谈得来。”

我看着那张讳莫如深的脸，揣摩不出他的含意，谨慎答道：“有时候在一块儿随便扯扯，他兴趣很广。”

“噢，”肖科长沉吟片刻，又问：“他是共青团员吧？”

“中学时是团支部书记，现在是总场公安分局的团总支副书记。”

“那他可是你的兵啊，你这个当团委书记的，要站得高些，多在政治上关心他、帮助他。啊，这年轻人还是有前途的。”

真不知道肖科长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现在站得低了吗？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团员了吗？小祥抽烟，我不是劝导过他吗；他开会坐不住，我也批评过他，这些你知道吗！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时候肖科长已经意识到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问题，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言外之意竟然是：男女有别！

到了场部，肖科长汇报去了，工作队的人大都下了分场。我找不到什么熟人，随便盘桓了一会儿，看时间还早，就顺着小河往小祥家这边溜达过来。

小祥的姥姥和我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却像对待贵宾似的那么热情、郑重，烧了认真滤过的河水给我冲茶，又专门打湿了一条像是还没用过的毛巾让我擦脸，这在当时灾区的环境里，已经足够表现出老人的感情和讲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