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17/20页）

※

毫无疑问，在英国，对荣誉事件的抗议是反移民浪潮的一部分，并且这种“借题发挥”，正在愈演愈烈。而这种态势恰恰是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雕刻家、视频艺术家莎莱夫-格尔茨最近作品的出发点。随着2001年在英国北部城市发生的种族暴乱，内务大臣大卫·布朗基特呼吁要对移民准入进行更严格的控制。他明确地提到，对女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一种十分落后的观念所造下的恶果，而暴乱则代表了本国社会对亚裔青壮年男性融合的失败（他同意像安·克莱尔这样的工党议员所提出的观点，即通过对移民准入的控制减少强迫婚姻事件在英国的发生）。移民控制政策因而成为与女性自由相关“判例案件”。这有一点类似于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西方首先对该国对本国女性所做出的恶劣行为进行的谴责。约旦作家诺玛·库里（Norma Khouri）的畅销作品《禁断之爱》（Forbidden Love,2003）提供了一个支持上述观点的、十分离奇的荣誉谋杀案例。她的作品被看成基于一起真实发生在约旦的荣誉谋杀事件，但作品中出现的描写，却将约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归类成为一个总在对女性施加暴力的罪恶之源。这部作品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在它最初的出版地澳大利亚，它甚至成了民众支持本国部队出兵入侵伊拉克的重要原因——作品里一个角色暗示，所有的阿拉伯男人，都在努力让自己的儿子变成“阿拉伯的希特勒”。对于这本书，拉娜·胡塞尼专门写了文章进行批驳，并最终迫使出版方兰登书屋停止了本书的销售。而在柏林，哈图恩·苏茹苏事件却成为一个国家清除民族记忆的关键。一个自由而文明的德国，一种理想化的“德意志男子气概”，可以轻易与旧日的遭遇擦肩而过。土耳其人的罪恶残忍，与德国人无关，是土耳其人在以荣誉犯罪的手段，将一个秘密的世界隐藏起来。而今天，当我们穿越欧洲时，极右势力利用“文化恐惧”的观点，将穆斯林作为目标，实则是反犹文化的一个变种——潘卡·米谢拉的一篇文章正是以此句话命名。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深层次上，对穆斯林的憎恨其实与文化无关，就像人们经常会默认的观点：无论如何，荣誉谋杀与恐怖主义都紧密相关。

无须多言，对于那些处于运动最前沿，努力想要提升荣誉谋杀这一类事件影响力的人而言，上述所提到的内容都与他们的目的无关。汉娜·西迪基就曾针对内务大臣布朗基特的发言评价道：“国家不过是在利用少数族裔社区中女性权利的需求，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同时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举措制造合法性。”女性暴力者很容易因为这样的举措团结起来，使得女性更易受伤害。这一点，在人们对于一起发生在2012年的亚裔男子性诱年轻女孩事件首次曝光时的回应中便可以得到清楚的体现：“首先从种族的角度考虑性剥削，而非从性剥削本身来考虑，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同时还会给种族偏见添砖加瓦。对于那些水深火热中的女孩，这种‘支持’不会有一丁点的帮助。”反暴力侵害妇女联盟的主席马拉伊·拉瑞斯（Marai Larasi）曾如此评价。

歧视正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2008年3月，大卫·卡梅隆（David Cameron）在平等与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做过一次著名的演讲，称赞特雷弗·菲利普斯（Trevor Phillips）主席对多元文化论的批判，以及他对于英国应当成为一个拒绝民族融合的“寒冷之地”的推断（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演讲可看成对整个联盟意见的一种阐发）。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举出丹纳特将军的例子：2009年工党议会中把他列为军事顾问，作为对成员的补充。而他随即呼吁要进行一次国家性的基督教复兴运动，来抵制宗教激进主义的入侵；同时提议将对那些逃离迫害者的补助从每周四十二镑减至三十五镑；而到了2013年，他甚至把削减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寻求庇护者，以至于激起了强烈的抗议，甚至酿成了一次跨党派的反对行动。

当然，“融合”并不是一个完全无害的进程。正如威坎指出，它也可能是“误导的、使人困惑的、充满欺骗性的”，操纵公众行为与个人感受的分裂（因为空洞的表演而激发群体愤怒），或者要求少数族裔进行自身的大改造。但布拉德福德地区警局分管亚洲女性事务的探员菲利普·巴姆福斯（Philip Balmforth）却谈到了他在伦敦遇到的“完全不同类型的亚洲人”，从而提供了一种进步的可能：“倘若人人得其所，他们并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困扰。”这是否可以成为我们建造一个更好的、更包容的世界的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