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第7/14页）

米尔纳和萨洛蒙都启发我们去思考，使我们直面这令人无法忍耐的要求。她们以各自的方式证明，绘画在这巨大的力量面前，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她们所表现的，是绘画意义上痛苦的精神负载与暗流，而这显然与她们精神上的焦虑与死亡危机相关［这同样可以看作她们为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课题“他者之脸”[10]，提供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注脚］。身体与心灵，究竟是怎样在原始的精神世界中，才会塑造出无形的心智狂热呢？“很显然，如果绘画关乎空间感，那么它必然要去处理那些被这世界所分割的个体的问题——它们原本完整存在的空间，此刻却被一些其他内容所占据。”米尔纳这样写道。“事实上，”她又继续，“这就必然要包含与疏远和分离、持有和丧失相关的探讨。”米尔纳再三强调，介入绘画的世界，意味着介入了他者的精神根系。但她同时也坚持，自己并非是以怀旧的意图涉足这一领域。我们永远无法重建一个人最初的、原本不朽的热爱。而绘画所深入的，“将回溯到一个人失却深爱之前的时光。”在那篇序文里，安娜·弗洛伊德援引米尔纳的例子，进一步阐明“人的一切渴望，都是幼年时期种下的种子”。但这只是米尔纳所阐释理念的一部分，还是其中偏向抒情的一面。她所介入的领域是危险可怖的、充满无力感——正如她的题目《无法作画》所表明的那样。而同样地，萨洛蒙在自己早期的水粉画里表现的，也是“濒死般的昏睡、晕厥”之类的困顿（尤其是她与自己外祖父共度的日子里）。我们时常面临的危机，是我们原以为充分了解的感官世界，其实只有少部分展现在我们眼前，心灵内外的界限对于我们而言也同样模糊不清。在米尔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力的起因往往是“癫狂”，或者用她自己的话说“不寻常的感觉”。在她另一本著名的作品《被抑制的疯癫》（The Suppressed Madness of Sane Men）里，她引用乔治·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11]“疯癫是可利用的智慧”。从这一角度，在我看来，那被米尔纳安置在绘画核心领域的平等与差异问题，其实也是无意识的部分——就像是每个人在深夜里失去自我，遁入陌生的世界。

萨洛蒙也曾提及疯癫的重要性。当她的外祖母在她用尽全力试图解救自己，最终仍自杀身亡后，她的外祖父却竭力建议萨洛蒙使用外祖母的被子，并解释说：“我喜欢自然的东西。”随后，当他们遭到围捕不得不乘火车逃亡，他又一次重复了自己的说辞，来要求萨洛蒙与自己同床。两幅画面之后，萨洛蒙思忖着，要不要把被子从窗口丢出去：“我害怕自己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她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跳楼身亡的）。然后我们看到，她坐在床上，一本超大开本的图画书勉强地摊开在她的膝头，一条腿向外伸出，手捂住自己的额头，身体因为恐惧而紧绷，整个人置身在一片红色的背景之中。僵硬的身体姿态与那好似越烧越旺的火势一般的背景使得这幅画作格外令我印象深刻。萨洛蒙为这幅画配的解说辞是：“亲爱的上帝，只求您不让我变得疯狂！”研究者格里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12]指出，这句话里的“不”使用另外的颜色写成，并且与同一句话的其他词不在一条直线上。她推测，也许在最初的版本里并没有这个“不”字，表明萨洛蒙或许考虑追随外祖母和母亲一道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在这句话里去掉这个“不”，就会发现，萨洛蒙的心愿其实是“亲爱的上帝，只求您让我变得疯狂”！

在这幅画旁边的一页，画的是她在观看一场于犹太教堂前进行的反犹集会（这两幅画中萨洛蒙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同样可以看作一种以绘画的方式呈现的，可怕的“悬浮式关注”的隐喻）。这并不是萨洛蒙第一次尝试把自己个人的苦恼与犹太人的群体政治悲剧捆绑在一起。伴随着他们一家从德国逃离，她外祖母的精神也随即崩溃。这是战争所造成的，同时也是自我控制之下的“强大力量”、支撑她生存的敏锐智慧分崩离析的结果：“由于激烈的战争，那始终追逐着她、贯穿她生命始终的可怕痛苦重新进入她的生命意识里。”事实上，德语中的“记挂”[13]一词并不像“回忆”，是由意识本身主动决定的。战争迫使她的外祖母不得不记起那扰乱她过去的死亡，包括她两个女儿的自杀。《人生？如戏？》最有力的地方之一，就是在同一页（正面和背面），同时呈现两种悲剧。在其中并没有偏重之分，反而呈现出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结。这种密不可分迫使我需要提醒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历史博物馆，他们的储存方式很可能对作品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而在两种同样可憎的悲剧之间，你无权做出选择。“我无法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无法再回到这样的时代，”萨洛蒙解释道（《人生？如戏？》的真实意义，其实是“生活与时代”）。她所恳求的疯狂，同样也作用于她私人的记忆中，可以与丑陋政治现实的罪恶行径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