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出癌症（第6/7页）

半年之内，我第三次被罩上白色手术单送进了手术室。第一次是癌症切除大手术，第二次是放置化疗注射泵，第三次是解除肠梗阻大手术。

无论哪一次被全身罩上白床单推进手术室，全身麻醉后我都别无选择，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苏醒了，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把生命之手伸给了我。

半年之内三次手术。在第三次手术后，我感觉身体的元气明显地弱了很多。手术后刚开始的几天非常艰难，医生每天数次为我翻身、擦洗，每一次翻身都疼痛无比，但是一想到每一滴止痛药都会对大脑有影响，而我热爱的工作就是动脑、创意，我想保护我的大脑，我就尽量忍受疼痛，所用的止痛药只有限量的一半。医生时不时过来问我：“梅女士，不必太坚持，医生给您的药量还有很多。”

其实，坚持的力量从来只有部分来自我的忍耐，更多的是来自我精神的渴望。

手术前，我早订好了做完化疗和放疗5月初回国的机票，我太想念中国了，而7月份上海华侨艺术学校和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就要来柏林演出了，我为他们安排了在英国花园进行演出。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还要和柏林欧芬尼亚手风琴乐团的儿童乐队进行交流，并同台演出。这些都是令我激动的事情。

我躺在病床上，不断地向自己的助手讲着英国花园演出的美丽画面，连停下来喝口水也不干。突然，我休克晕厥过去了。几秒，也许几十秒，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感觉自己99.9%丧失了意识，但我还有0.1%的意识让我记住了这次休克。那是由于我病体虚弱又唇干舌燥，我突然无法呼吸了，眼前一片黑暗，我只来得及招手请助手给我一点水，喝了水我就清醒了，又继续说下去。

原定5月初的机票被推迟了，2001年6月初，第一次大手术过了不到半年，第三次手术过了不到一个月，我登上了德国汉莎航空回中国的飞机，领登机牌时我小声说自己不久前动了大手术。上了飞机，我发现飞机舱里基本是满的，但我身边的两个位子却是空的，我怀着感激之情仔细看了一下四周，我这一排是经济舱里唯一一排，中间四个座位却只安排了两个人坐。我以为飞行的过程中伤口会很痛，但是因为时不时可以将腿伸到旁边座位，以及心中的感恩使得我的飞行很顺利。下了飞机，我顾不上休息，稍稍化了一下妆，就从机场直接去见了上海华侨艺术学校的校长。

2000年德国举办世界博览会期间，北京汇文中学合唱团来了，除了安排他们在世界博览会的舞台上演出，短时间内我不知在柏林还能为学生们做什么安排。很偶然地，我和英国花园爵士与世界音乐节的组织者联系上了，仓促之中我没法再给合唱团安排大的舞台。当同学们步入英国花园时，他们首先被英国花园的美丽吸引了，觉得他们美丽的歌声就是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来演唱。同学们有的就站在台阶上，听众里三层外三层，演出完毕之后，很多女学生眼睛里含着泪花，我问她们为什么哭，也并没有唱悲伤的歌曲啊。女同学们回答我说：“激动得哭了，感动得哭了，因为我们演唱舒伯特的歌曲《鳟鱼》，站在身后的德国听众居然跟着唱二声部，如果是唱主旋律也就罢了。德国人的音乐修养太高了，他们为我们鼓掌太热烈了，我们在中国演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热烈的掌声，这样的经历一辈子也忘不了。”

同学们回答我的时候，很多女孩又高兴地笑了，而我听了同学们的回答却流泪了，也许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多给孩子们、也多给我自己这样一些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经历，我充满激情，虽非常艰难但也一直停不下做这样的活动。

2001年7月，上海华侨艺术学校和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按照计划到达柏林。

两个团队将在美丽的英国花园的世界音乐节上演出。演出的当天上午，我还为他们联系到了在柏林多元文化电台做半个小时直播的节目。当我带着大家来到柏林多元文化电台，孩子们、家长们都是第一次进入这么专业的演播厅。在演出的过程中，我和主持人一起，穿插介绍了一些中国的地理、民族、乐器知识，并再次播送了下午在英国花园演出的消息。临别时，电台编导托马斯先生送给每个学生一支圆珠笔做纪念，并将当时就录制好的磁带交给了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