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出癌症（第5/7页）

医生的话让我放心了，我一直在工作，心里有时仍然害怕，工作疲劳的时候我还是会注意休息一下。

我渴望工作，喜欢我的工作，我还必须工作，因为我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我拿的是德国护照，但我即使病了也不愿领社会救济。我无法像一些德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领社会救济，我认为我来自中国，我能在德国留下来，首先要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还有，突然病倒让我有了一种挫折感与失败感，我要工作，在工作中切实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当然，工作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我还爱着很多东西。在我化疗的过程中，2001年2月，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举行了，我不想错过。

医生说了，保持心情舒畅是最好的医药。

我是柏林电影节的“粉丝”，到什么程度？电影节每年2月初举行，2000年2月，当时1999年7月底出生的儿子只有半岁，儿子4个月时开始长湿疹，每天夜里睡觉前全身更是痒得不行，小手到处乱抓，折腾得好可怜，我只能给他戴上手套。等他筋疲力尽睡着了，我观察到，夜里11点到凌晨3点他一般不醒。于是我就去看夜里11点半的电影，把儿子一人扔在床上，我奔了出去。这样的作案有两次，看完电影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跑，怕儿子醒了，更怕警察已经横在家门口。（德国将10岁以下的孩子独自扔在家里算犯法）

谢天谢地，儿子真争气，妈妈不在的几个小时里他睡得还挺踏实。

第50届柏林电影节，是过大生日，是第一次由德国总统亲自剪彩。2001年2月，我大手术后不到两个月，黄着脸黑着眼圈捂着伤口，我还是坐到了电影院里。不太熟的人像往常一样见面点个头。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大病了一场，就默默坐到我身边。

中晚期癌症的根治，手术是关键的第一步，预后化疗与放疗，杜绝癌细胞扩散，是同样重要的第二步。做化疗的时候，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不是躺在医院挂瓶子做传统的静脉输液，而是在胸前开了一刀，一枚现代的医学注射泵被放置进去，连接血管。每个化疗疗程，一个药瓶我每天24小时系在腰上，通过管子和针头注入我全身，持续一周，休息3周，然后进入下一个化疗疗程。对于医生来说，他们为我使用了先进的化疗仪器和方法，对于我来说，这省去了我去医院的时间。在做化疗的那一周中，我挂着输液瓶照常办了一些事情。周末的时候，我甚至还带着儿子和父母一家人利用周末乘火车旅游，我做这些，除了因为亲情，仿佛也想以此证明生命的存在。

工作是我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

2001年，刚刚动完手术的那个春天，我反而更亢奋地投入到了生活和工作中，同时接受化疗与放疗。我共完成了6个疗程的化疗，其间，常常有朋友来看我，和他们的见面和交谈能让我忘记病魔，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同时接受放疗，春天快过完了，我也完成了12次放疗。至此，癌症手术后必做的化疗与放疗都结束了，我全都比较轻松地挺过来了，很少出现常人所说的掉头发、严重的恶心、呕吐等现象，我感到庆幸。

医生告诉我，像我这样很好地完成了一切治疗，治愈率应该达到80%。我乐观地相信，自己不应该是那不幸的20%，医生还说，癌症就是一个肿瘤，切掉了，治好了，不复发了，就能重新做回健康人。我太想重做一个健康人了。

2001年4月29日，星期日，璧青从瑞士来了，她是个在台湾出生的优秀的大提琴家，我们喝着咖啡享受着美好的下午，谈着音乐。突然，我的肚子开始疼痛起来，而且很快越来越痛，最后我不得不提前和璧青分手回家。一到家，我爬到床上，蜷缩成一团，痛得全身冒汗，父母一筹莫展，只能催着让我上医院。我不愿意去，父母又不会德语，连医院的电话也不会打。正好前夫吉姆来了，他二话没说，叫了出租车，把我送到医院。

医院里安静极了，因为是周末，又连着五一放假，许多医生和病人都走了，我痛得从床上滚到床下，从床下又被医生扶到床上，女值班医生左手一个针管，右手一个针管，左右开弓给我注射止痛和镇静剂，但就是不能断定病因。我在昏迷中躺了两天两夜，医生终于查出我是肠梗阻，这是放疗有时产生的并发症。医生反复耐心地说服我开刀：“梅女士，这一次和您做癌症手术不一样，您的肿瘤切除了，没有任何复发迹象，肠梗阻只要把扭曲出问题的肠部重新理顺，就不会有大问题，如果时间长了，肠破裂，细菌扩散，麻烦就大了。”德国医生还把丑话也说在前头：“凡是做过肠梗阻手术的人，他今后再得肠梗阻的概率就提高了。”半昏迷中，我自己签了字同意做手术，正在休假的主刀医生接到医院通知也赶回来了，但是手术前查病房的医生说我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医生们小声讨论着通过洗肠，也许我的肠子还能自行通畅，我苏醒过来了，迷迷糊糊中听到了这一线希望，我是多么不情愿再被开一大刀，我不想一辈子都担心自己的肠子会打结。我拒绝上手术台，主刀医生几乎有点懊恼地又回家了。但是到了第三天，我的肠子还是没有通畅，我自己又一次在手术单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