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7/10页）

护士离开之后，布丽吉特与他聊起天来。她五十多岁了，是个胖胖的、心地善良的女人。她说她丈夫在爱尔兰惹上了麻烦，两人便隐姓埋名逃到了伦敦，住下之后她丈夫便死于酗酒。她有两个在纽约当警察的儿子，还有一个在贝尔法斯特工作的女儿。她心中隐藏的苦楚偶尔会通过讽刺而幽默的谈吐流露出来，而讽刺的对象通常是英国人。

她向费利克斯解释爱尔兰人为什么应该地方自治，费利克斯却昏昏睡去。那天夜里她再次叫醒他，给他送来了热汤。

第二天，费利克斯身体上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他这才渐渐地觉察到心灵创伤的痛苦。他从公园逃跑时所感受到的绝望与自责此刻重新漫上了他的心头。逃跑!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莉迪娅。

如今她已是沃尔登伯爵夫人。

他不禁一阵恶心。

他强迫自己清醒、冷静地思考。他早就知道莉迪娅已经结婚，并且去了英国。很明显，与她结婚的英国人不仅很有可能是个贵族，而且会对俄国抱有强烈的兴趣。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与奥尔洛夫谈判的人必定是权力机构的成员之一，并且是个俄国问题专家。我根本无法料到这两者会是同一个人，费利克斯想，但我理应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巧合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难以置信，但对他来说仍不亚于晴天霹雳。费利克斯这一生中曾有两次沉浸在绝对的、盲目的、疯狂的幸福之中：第一次是在他四岁的时候——那时他母亲尚未去世——收到了一只红皮球，第二次便是莉迪娅爱上他的时候。不同的是，那只红皮球从未被人从他身边夺走。

他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一种幸福，比他和莉迪娅在一起时感受到的幸福更强烈；也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一种失望，比伴随这段感情而来的失望更令人难以忍受。从那以后，费利克斯的感情生活中再没出现过能与此相提并论的波澜。她离开以后，他浪迹俄国乡间，一身修道士打扮，布道时讲的是无政府主义信条。他告诉农民，土地归他们所有，因为土地是他们耕种的；他告诉农民，森林里的木头归伐木者所有；他告诉农民，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任何人都无权统治他们，而正因为自治政府并非政府，所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他是一名出色的布道者，并由此结交了许多朋友，但他从未再爱上任何人，他希望自己永不再爱。

他的布道生涯结束于1899年，当时正逢全国学生罢课，他被指控为煽动者，遭到逮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多年的浪迹生活使他习惯了严寒、饥饿和痛苦，而在流放之地，他被人用铁链与其他流放者拴在一起，在矿洞里用木头制成的工具挖掘金矿，哪怕拴在他身边的人咽气倒下了，他还是得一刻不停地继续劳作。亲眼见到小男孩和女人被鞭子抽打之后，他渐渐认识到了黑暗、愤恨、绝望和仇恨。在西伯利亚，他学到了生活的实质：不去偷就会挨饿，不躲避就会挨打，不反抗就会死。在那里，他学会了狡猾多端与冷酷无情。在那里，他懂得了压迫的终极真谛：即引导受压迫者彼此斗争，而不是与压迫者做斗争。

他逃跑了，由此开始走上了疯狂的漫长旅程，旅程的结局是他在鄂木斯克郊外杀死了一名警察，并且发现自己内心全无恐惧。

他重返文明世界时已是一名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曾犹豫不决：是否应该将炸弹投向控制西伯利亚流放者金矿的那名贵族。通过政府的教唆在俄国西部和南部开展的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让他怒火中烧。社会民主工党[5]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6]和孟什维克[7]之间的纷争则令他厌恶不已。使他备受鼓舞的是一本日内瓦出版的杂志《面包和自由》，刊头上印有巴枯宁的语录：“毁灭的冲动也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冲动。”后来，怀着对政府的仇恨，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厌倦，费利克斯转而信奉无政府主义。他来到了一个叫比亚韦斯托克的工业城市，组织了一个叫“斗争”的团体。

那是他的光辉岁月。他永远无法忘怀年轻的尼桑·法伯，他曾在赎罪日[8]当天在犹太教堂门口捅死了一名工厂主。费利克斯本人则枪杀了一名警长。然后他将斗争带到了圣彼得堡，在那里又组织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非法”，并且成功地策划了对谢尔盖大公的暗杀。那一年——1905年——圣彼得堡充斥着杀戮、银行抢劫案、罢工和暴动，革命看似指日可待。然而镇压随之而来——其手段比革命者采取过的所有行动都更凶狠、更高效、更血腥：秘密警察在半夜闯进了“非法”团体的多处据点，所有人员全部被捕入狱，只有费利克斯在分别杀死、打伤两名警察之后逃到了瑞士。当时他已经无人能敌——他信念坚定，强悍凶猛，心中充满了愤怒，却无一丝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