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浮名一误（第5/18页）

后一次，郑部由海入江，溯长江而上，接连攻克镇江、瓜洲等重镇，直至包围南京，一时江南震动。顺治皇帝闻讯，惊慌失措，竟打算退出中原，返回辽东老家，足见当时郑氏之声势。最后还是靠两江总督郎廷佐行缓兵之计，假意投降郑成功，再以精兵突袭郑军。郑成功骄傲自大，坐失良机，最终功败垂成，被迫率领残兵败卒退回福建。

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元气大伤，且面临粮饷严重不足的问题。之前，郑成功着意经营海澄[9] 为粮饷之地，投入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建造起一座坚固堡垒。然海澄守将黄梧畏惧郑氏治军严厉，主动将海澄献于清廷，导致郑成功失去数百万计的军械粮饷，损失极为惨重。清廷则是不费一兵一卒，白捡了天大的便宜。顺治皇帝欣喜若狂，为此封黄梧为一等海澄公。

清代爵位分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有清一代，汉人封王者仅五名，分别是：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义王孙可望，均是血染战袍的大功臣，替清廷打下了大片江山。五王之后，爵位最高者便是黄梧，封一等海澄公，可世袭十二世。而有“开清第一功”的洪承畴也只是在清廷反复廷议后，才被勉强授以三等阿达哈哈番母轻车都尉，世袭四世，连最末等的男爵都没混上。原本默默无闻的黄梧陡然一飞冲天，足见海澄之失对郑成功伤害力之大。

不独如此，黄梧更向清廷密陈“平贼五策”。内容包括：将自山东至广东沿海二十里居民强行内迁；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斩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如此，郑成功无物资、人力之接济，将不攻自灭。

如此歹毒之“平贼五策”，清廷竟一一执行，杀郑芝龙等人，挖郑氏祖坟。又下“迁界令”，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四省滨海居民各向内地迁移三十里，“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甲不留”。同时，禁止舟船出海，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即以违旨论立斩。清兵还要不时巡界，一遇出界人，登时斩首。

结果，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四省沿海居民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饿死冻死者数以万计，情状惨不忍睹。清廷为了缓和事态，又令四省督抚对迁入内地的居民酌给田地房屋，“使之得所”，然仍难以弥补“迁界令”给海民带来的巨大苦难。

“迁界令”本是针对郑成功，令下后，确实给郑军补给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郑成功将目光投向了台湾。

台湾当时为老牌殖民主义者荷兰占领[10] ，远在海中，是公认的蛮荒偏远之地，郑氏部将均不赞成郑成功的复台决策。另一名将张煌言甚至认为郑成功此举是逃离抗清前线。但郑成功力排众议，决意攻取台湾，作为安身立命之所。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水军由金门出发，从海陆两面向荷兰侵略者发动了猛烈攻击。荷兰军队倚仗先进枪炮，顽强抵抗，坚持了九个月之久，最终因海路被郑军水师控制，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局面下，被迫弃械投降。荷兰大员长官揆一在投降条约上签字后，即率残军退出台湾。郑成功之大名，也随着“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的败退显达于欧洲[11] 。

荷兰势力正式进入台湾为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这一年，刚好是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出生。三十八年后，郑成功成功驱逐荷兰人，举足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心中感慨万千，遂写下《复台》一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彼时台湾尚处于开辟阶段，条件极其艰苦。为了促进开发以及加强对部下的控制，郑成功要求部属均须将家眷送到台湾居住。“时东荒初辟，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惮法严，皆迁延不行”。由于立令过严，在郑军中引起了广泛抵触，尤其是驻守厦门等大陆沿海地区的将士，极不愿意与家人分离。

当时有流言说，镇守南澳的主帅陈豹不愿送家眷入台，正与建藩于广东的清平南王尚可喜暗中勾结。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愎自用，得报后，未经查验真相，即命世子郑经率军讨伐陈豹。陈豹无以自明，为求自保，被迫率部投降了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