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彭七月在1966（第4/17页）

其实，彭七月更担心的是背包和旅行袋里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器、摄像机、相机……红卫兵当然不会认得这些四十年以后的数码产品，肯定会说这是“间谍工具”，那样一来，自己就成了“美蒋特务”、“台湾间谍”，哪怕自己是散打冠军，也敌不过上百个愤怒的革命群众。若被当街活活打死，那才叫“出师未捷身先丧”！

彭七月赶紧放下行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好在彭七月经常去蹦迪，尽管从没跳过“忠字舞”，但他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模仿得惟妙惟肖了，还走了几下“太空步”，对已故的天王杰克逊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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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陆家浜路，沿着车站南路，彭七月来到与徽宁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幢三层的建筑物，这是他返回的第一个目的地：斜桥地段医院。

当时的城市医疗体系，分市级医院、区中心医院、街道地段医院、里弄卫生站四个等级。和现在人即使患了感冒也要一窝蜂上大医院看病不同，当时的卫生医疗体系分布合理，功能完善，根本不存在医生拿红包、捞回扣的拜金风气，大家都是规规矩矩地做人。因此，即使在规模不大的地段医院，也涌现出不少医术精湛的好医生甚至是名医。沈云锡就是其中之一。

翻开沈云锡的从医史，有着一层非常特殊的“亦医亦商”的色彩，这与他的祖上是分不开的。

沈云锡的爷爷是药贩子，当时的药贩子，可不是现在的穿着名牌西装，提着考克箱穿梭于各大医院的药厂推销员，他们必须深入深山老林，从当地的农民猎户手里收购中药材，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十分的辛苦。沈云锡的爷爷专门做西藏红花的生意，这是一味活血祛风、治跌打损伤的名贵药材，和灵芝齐名。后来在贩药途中，为了躲避土匪的追击，沈云锡的爷爷从马背上摔下来，落下残疾。眼看这碗饭吃不下去了，便孤注一掷，在太湖边的庙港镇开了一家叫长生堂的中药铺。虽然只有单开间的门面，但在方圆三四十里地之内却是独一无二的药铺，附近的大沙山、小沙山、笠帽山这些岛上的渔民买药都要到这里来。

沈云锡的童年，就是在狭窄的店堂、排列整齐的药柜、放各种丸散的瓷缸、充满燃烧艾蓬时发出的那种清香中带着辛辣的气味中度过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沈云锡的爷爷在太湖边的第二大集镇——震泽镇上开了一间有五开间门面的分号，由沈云锡的父亲管理，生意兴隆，把镇上另一家大药铺荣春堂的生意抢走了不少，然而好景不长，三年不到，长生堂就毁于日军的炮火，三名伙计全被炸死，沈云锡的父亲因为外出，躲过了一劫。

痛定思痛，沈家父子决定把家业转移到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上海的租界里去。1939年，位于法租界的恺自迩路（现在的黄浦区金陵中路）上，长生堂的总号开张了。两年后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最安全”的地方名存实亡，好在日本人只想统治支那人，并没有消灭中医药的打算，只是设置了严格的行规，禁止与共产党、国民党做生意，老老实实卖你的药。

在这间祖孙三代人经营的中药铺里，与药贩子出身的爷爷、充满商人头脑的父亲不同，沈云锡更爱钻研中医药理论及治疗，用现代话来说，他有点书呆子气。要知道，从有文字记载的战国时期的扁鹊治病开始，中医药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远远超过西医。中医的博大精深，属于灿烂的中华文明，是任何人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

在沈云锡的坚持下，长生堂的一隅开设了中医坐堂，沈云锡先后拜了三位老中医为师，在他的虚心学习、潜心钻研下，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日趋精湛。经络、丹田，从拔火罐、扎经针到治杂病、难症，到后来，师傅借口年迈体弱回乡养老，离开了长生堂，其实是因为徒弟的本事超过了自己，师傅面子上挂不住。

当时的长生堂，虽比不上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这些上海滩的百年老字号，但沈家人诚守经营，不仅卖的药真材实料，沈云锡几乎手到病除，而且只收抓药钱，治疗只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成本费，良好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病家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