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5/9页）

我愣了一下，忙蹲下帮他捡。

当我拿起牙膏时，发现下面压着一张崭新的火车票，星城通往北京的。我曾听傅林森说过，去他家的火车没有直达，必须从北京转。我猛然意识到，原来傅林森已经陪我在外面过了快四个年头了，而今年，他要回家了。

说不出为什么，我有些心酸。

他察觉到我的失落，轻声笑道：“我要回家了。”

“这样……”我哽了一下，尽量自然地说：“什么时候走？”

“明天凌晨五点的火车。站票。”似乎怕我骂他，他忙补充，“买得太晚，实在没票了。”

“都回家了，那你还买那么多日用品？”我继续东拉西扯地说着，“可别告诉我这些东西拿到你们内蒙古都能算土特产啊。”我开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

“不是，你搬出去后每天下班都很无聊，随便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我不知道他这些话算不算在讨好我，我干巴巴地扯出一个笑。

我留在了公司。

原因有很多，比如外面突然下起大雨，要知道冬天下雨是很可怕的，走在街上随时有种被寒冷的刀片凌迟的感觉。正巧张翔又打电话给我说他今晚不回公寓，而我的钥匙昨天才丢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突然想留下来。

当晚我依然睡在他上铺。准确说不能算睡，没刷牙洗脸，也没脱衣服，就那么躺平了身子。他也差不多，直接打包好的两大袋行李放在床铺上，弓背坐着一言不发。我在很早前就忘记了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做该怎么打发时间——不玩手机，不听音乐，不看书，什么都不干就那么安静待着真是难以忍受。但傅林森不会，他能把独自安静这个状态阐述得非常好。

挨到凌晨两点多，我们才渐渐说起了话。当然谁也没有提那件事，在我们心照不宣的条约里，不触犯这片雷区是重中之重。我们瞎回忆起了在白鸟公司的那段“峥嵘岁月”，记得那时候新学员们因为某件事而集体罢课一天，跑到公司后面一个果园里去偷橘子，然后被一只凶恶的大狼狗追着咬，有三个同事都被伤到了，我跟傅林森被迫在半分钟内爬上了一颗柿子树，再摘柿子攻击它，直到把它赶跑，成功后再像两个傻子一样在树上尖叫着欢呼。说到这件事时我们都很真诚地笑了。

我因为抽烟，笑声有些沙哑。笑完我突然心虚地问他，“还会回来吧？”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在看到那张火车票的一瞬间，我预感，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毕竟当初他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么虚无缥缈，保不准离开时也如此。“我轻轻地来，正如我轻轻地走”，我有跟人说过吗？我这一辈子最痛恨就是这句诗。自以为潇洒，其实是不想负责任的借口。

“干吗这么问？”他的声音从静谧的黑暗中传过来。

“先回答我。”

“会。”

“那就好。”

很久后，我才意识到这几句话或许代表着我们重归于好。

凌晨四点我送走了傅林森，没说再见，没说珍重，矫情的话一句都没讲。我只是陪他站在潮湿的广场上，顶着蒙蒙的小雨和上空洒下的橘黄色灯光，一直从四点出头等到了四点四十。然后我扔掉烟头，一脚踩灭说：“差不多了吧。”

“嗯，我走了。”他点点头。

我目送他进了站口，整个过程他都没有回头。很突然地我就想起了我们认识的第一年。那年冬天我也是站在这，目送着又高又瘦的他背着那个沾满了流浪气息的大迷彩背包，手里还提着一个同样气质的行李箱，孤独地挤进人群，淹没在人流中。不同的是，我转身刚走几步时他又出现了，从左边勾过我的肩，笑着告诉我：突然不想回去了。我没问原因，因为当年同样作为漂泊在外且决心永远不再回家的我，真是太需要一个朋友陪伴了。我想他一定是看出来了。那之后，便是第二年、第三年。

然而今年，他走了。

我有些感伤地罩上羽绒服上的连衣帽，双手插兜发着呆。这时苏荷打来了电话，我掏出手机，与那个顽固的来电提醒静静对峙着。这些天里她依然没放弃，每天各种时间都会打电话对我进行轰炸。我清晨刷牙的时候，有时在我半夜失眠的时候，我蹲在马桶上看杂志的时候，冷不防手机就响了。我不是没想过换号码，但换号码太麻烦，况且，如果这样做就等于我示弱了。所以我不换号码，也不关机，我就等着她一次又一次地打过来，再骄傲而冷漠地无视她。来电每一次自行断掉后，我的内心深处都会涌起一丝报复的快感，更多却是某种说不清的隐痛。奇怪的是偏偏这种虚妄的自虐，总让我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