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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他们。”他命令我,然后给民兵看了自己的证件。我又开始打盹了。
我们下了车,来到一处长满青草的悬崖边。吹向内陆的海风把我们的脸都冻僵了。我觉得自己的脸肿得足有两个足球那么大。嘴巴都歪到左脸颊上去了。一只眼睛根本睁不开。天上没有月亮,透过带着盐味的雾气能听到大海在咆哮。唯一的光亮来自我们身后的城市。偶尔我们会看到磷火从身旁飘过,或是海面上一阵阵白色的泡沫打着旋隐入黑暗之中。站在耶日身旁,我心想:这就是我要赴死的地方了。他先是打我,然后让我洗了个热水澡,现在他要开枪打死我,再把我从悬崖上推下去。但他的双手阴沉沉地垂在身侧,手里并没有枪;他的眼睛——我只能勉强分辨出来——盯着没有星星的黑色夜空,却没盯在我身上。那就可能是别人来开枪打我,那人早已在黑暗中准备好了。如果我还有力气,我准会先把耶日干掉。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也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想起了梅布尔,心里却没有任何失去或是得到的感觉。我在想她靠抚恤金能过活得怎么样,她会再找个什么样的人。斯黛芬妮小姐这会儿不在家,我想起来了……那说不定接电话的就是斯黛芬妮本人,史迈利说过……还有那么多没得到回应的祷告,我心想。可是有许多祷告我根本就没有做。我觉得困极了。
最后耶日总算开口了,他的声音还和以前一样沮丧。“我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窃听器能听到我们。我想为你的国家做间谍工作。我需要一个优秀的专业人士来做中间人。我决定选择你。”
我又一次失去了时间感和空间感。但说不定他也和我一样,因为他转过身背朝着大海,一只手紧紧抓住皮帽子挡着风,神情凄凉地凝望起内陆的灯光来,对那些根本用不着怒目而视的东西怒目而视,时不时还举起硕大的拳头擦掉脸颊上被风吹出来的眼泪。
“怎么会有人想给荷兰当间谍?”我问他。
“很好,我就是打算给荷兰当间谍,”他不耐烦地回答道,仿佛是在迁就一个迂腐的学究,“所以我得找个厉害的内行,一个能守口如瓶的荷兰人。我知道以前你们荷兰人派来对付我们的特工是些什么货色,所以我物色人选时自然会非常挑剔。不过,你已经通过了测试。祝贺你。我选中了你。”
我觉得此时最好什么都别说。也许是因为我并不相信他。
“你手提箱暗藏的夹层里放着一叠波兰秘密文件,”他没精打采地接着说,“当然啦,在格但斯克机场海关你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已命令他们不要检查你的行李。按照他们的了解,你现在是我的情报员。到了法兰克福,你就在自家地盘上了。我只按照你的指示工作,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下次见面定在五月五日,在柏林。我会去参加‘五一节’的庆祝活动,那是无产阶级光辉胜利的标志。”
他想再点一根烟,但风总是把火柴吹灭。于是他摘下帽子,在帽顶里把香烟点着,一张胖脸往香烟上凑,就像是在拿吸管喝水。
“你们的人肯定想知道我的动机是什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道,“告诉他们——”他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把头缩进肩膀,转过脸来看着我,好像在请教我应该怎么跟白痴打交道,“告诉他们,我厌倦了。跟他们说我厌倦了这份工作。跟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一帮骗子。他们本来也都知道,不过还是告诉他们吧。就说我是个天主教徒,是个犹太人、鞑靼人,他们想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
“他们可能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投靠荷兰人,”我说,“而不是去找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其他随便什么人。”
他也考虑了一会儿,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地抽着烟。“你们荷兰人里有不少优秀的情报员,”他沉吟道,“我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熟悉。他们一直干得很好,直到那个狗杂种海顿来搅局。”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跟他们说,我父亲曾是不列颠空战中的飞行员,”他说道,“在肯特上空被击落了。这么说他们肯定会很高兴。你知道肯特那地方吗?”
“一个荷兰人怎么会知道肯特呢?”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