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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之后，在图恩上周观察格里高利耶夫造访银行的同一家咖啡馆里，史迈利将早已准备妥当的信交给托比。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交给克拉斯基，今晚或其他约定的会面时间。

“格里高利耶夫想要在今晚投诚。”托比反驳说。

史迈利大声怒斥。他这一生从未如此，大声怒斥。他的嘴张开，大声怒斥，整个咖啡屋都为之震惊——吧台女侍从征婚广告中抬起头，角落里的四个牌友，至少有一个转过头来。

“还不行！”

接着，为了显示他已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心平气和地再说一次：“还不行，托比。原谅我，还不行。”

史迈利通过格里高利耶夫送给卡拉的信，没有副本存在，或许史迈利原就有意如此，但信的内容倒无太大疑问，因为就这种卡拉喜欢称之为施压的艺术而言，卡拉自己就是个内行。史迈利会罗列赤裸裸的事实：亚莉珊卓是他的女儿，她已死的母亲有反苏联倾向；他佯称她是秘密情报员，以非法的手段安排她离开苏联；他盗用公家的钱与资源；他策划了两起谋杀，或许也导致了基洛夫被处死，一切都只为了保护他的犯罪计划。史迈利会指出，这些历历事证已然足够让卡拉在莫斯科中央的地位岌岌可危，必遭同僚的清算；倘若这一切果然发生，她女儿在西方的未来——她持伪造身份证居留——将极不确定，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金钱来源，亚莉珊卓会终生流放，贫病交加，从一家公立医院转到另一家公立医院，没有朋友，没有文件，名下也没有一毛钱。最糟的情况是，她可能会被送回苏联，面对她父亲仇敌的无情报复。

威胁之后，他施以利诱，就像二十年前他在德里提供给卡拉的条件一样——保全自己，到我们这边来，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就给你一个家。精彩回放，索尔·恩德比后来说，他喜欢用运动作比喻。史迈利答应给卡拉豁免权，让他不致作为瓦拉狄米尔谋杀案的共犯而遭起诉；而恩德比从德国联络处得到的消息也证实，他在奥图·莱比锡的谋杀案也有豁免权。毫无疑问，史迈利也保障了亚莉珊卓在西方的未来——医疗、照护，如果必要的话，也提供国籍。他是否故技重施，就像他以前在德里所做的一样？他是否诉诸卡拉的人性——现在已如此清楚呈现的人性？他是否增添了一些高明的调味料，用以减轻卡拉的羞愧，而且也了解他的自尊心，让他不致采取自我毁灭的行动？

当然，他只给卡拉很短的时间作决定。卡拉一定很清楚，这也是施压的金科玉律：思考的时间是很危险的。除此之外，在这案子里，也有理由相信，思考的时间对史迈利而言也是危险的，虽然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他很可能在第十一个钟头突然心肠变软了。只有立即付诸行动，沙拉特口耳相传的要诀如是说，才能强迫猎物溜出套在身上的绳索，对抗与生俱来、或教化而来的种种冲动，毅然航向碧海蓝天。在这个案子里，这个说法或许同样适用于狩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