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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递给她一张瑞士身份证。
“拿来。你的手在发抖。但你没得感冒。‘职业:教授’”她高声念出来,“拉奇曼先生真人不露相。他是拉奇曼教授。他是哪一科的教授,请容我这么问?”
“哲学。”
“原来是哲学。葛拉瑟先生呢?他的职业是什么?他从来不对我透露。”
“据我的了解,他在做生意。”史迈利说。
“说一口完美俄文的生意人。你也能说一口完美的俄文吗,教授?”
“啊哈,不行。”
“但你们是朋友。”她递回身份证,“一位苏联裔的瑞士商人,和一位谦逊的哲学教授是朋友。这样啊。我们希望这段友谊获益良多。”
“我们也是邻居。”史迈利说。
“我们全都是邻居,拉奇曼先生。你以前见过亚莉珊卓吗?”
“没有。”
“被送来这里的年轻女孩,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有教女。我们有被监护人。侄女、孤儿、表妹、姨妈。各形各色。还有很多姐妹。现在多了一位教授。但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女儿竟是如此稀少。葛拉瑟先生和亚莉珊卓有什么亲戚关系?”
“就我了解,他是欧斯特拉柯夫的朋友。”
“欧斯特拉柯夫先生人在巴黎,但从不露面。还有欧斯特拉柯娃夫人,也不露面。而今天,葛拉瑟先生也没露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多难掌握世事了,拉奇曼先生。我们自己都很难了解我们是谁,又如何能告诉她们,她们是谁呢?你和她在一起一定要很小心。”铃声响起,宣告午休时间结束。“有时候,她活在黑暗中。有时候,她又看见太多。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很痛苦。她在苏联长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个错综复杂故事,充满对立,充满鸿沟。如果这不是她病症的成因,也一定是,请允许我们这样说,主要的骨架。你该不会认为葛拉瑟先生是她的父亲吧?”
“不,不会。”
“我也不这么认为。你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吗?你没见过。从不露面的欧斯特拉柯夫存在吗?亚莉珊卓坚持说他是个幻影。亚莉珊卓有完全不同的出身背景。嗯,我们很多人都是。”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跟她提起我的。”
“就我所知的一切。其实我根本一无所知。你是安东叔叔的朋友,但她根本不承认那是她的叔叔。安东叔叔生病了,这个消息可能让她很高兴,也有可能让她非常担心。我告诉她,她父亲希望有人每周来探望她,但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土匪,在深夜把她母亲推下山去。我叫她要说德文,但她可能还是觉得说俄文最好。”
“我了解。”史迈利说。
“那么,你很幸运。”费莉希狄院长回道,“我就没这么运气了。”
亚莉珊卓走进来。起初,他只看见她的眼睛:如此清澄,如此不设防。在他的想像中,他曾勾勒过她的形象,不知为何,他觉得她应该比较高大。她的双唇中心饱满,两端纤细,太过灵巧;而她的微笑闪烁着危险的光芒。费莉希狄院长叫她坐下,用俄文说了几句话,在她淡黄色的头发上亲了一下。费莉希狄院长离开房间,他们听见她走下回廊时,钥匙叮当作响,还用法文大声咆哮,要修女把脏乱清理干净。亚莉珊卓穿着绿色的长袖袍子,袖子卷起到手肘,肩上披着开襟毛衣,像是披风似的。衣服看起来像是挂在她身上,而不是穿在身上,仿佛有人帮她着装来赴会。
“安东死了吗?”她问,史迈利注意到,她脑中所想的事,很自然地流露在表情上。
“没有,安东得了重感冒。”他回答说。
“安东说他是我叔叔,但他不是。”她解释说。她的德文非常好,他想,除了卡拉曾告诉格里高利耶夫的,她母亲有德国血统之外,她是不是也遗传了父亲的语言天分,或者两个原因都有。“他也假装他没有车。”就像她父亲以前曾做过的一样,她不带任何感情、不作任何承诺地盯着他看。“你的单子呢?”她问,“安东每次都带一张单子。”
“噢,我的问题记在脑子里。”
“没有单子,不准问问题。我父亲禁止别人问脑子里的问题。”
“谁是你父亲?”史迈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