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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年纪约有四十出头，很有活力且善解人意。他堆出一脸和善的表情，让巴雷一看就觉得温暖。他一边手腕上戴着一串象毛，另一边戴着一串金色的手环，腋窝部位的棉布衫上有着半月形的汗渍。维克娄出现在他身后，很快就把门合上了。

双人床上铺着橄榄色的床单，就位于房间的正中央，床上躺着亨西格太太。她三十五岁左右，娇小玲珑，没有化妆。散乱的发卷懒洋洋地垂在她的肩头上。一位身穿黑色西服、戴墨镜的人局促不安地徘徊在她的床前。一个医生出诊时用的医疗箱打开着放在床前。亨西格继续用做作的口气说话以应付房里的监听装置。

“斯科特，来见见美国在列宁格勒总领事馆的彼得·伯恩斯托福大夫。他是一位好大夫。我们都曾受益于他。梅西好得很快。维克娄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家旅馆那些旅游的人，还有诊所都是他安排的。你今天进展得如何？”

“好得很。”巴雷脱口而出，有一会儿差点说错已拟好的对白。

巴雷把那个手提袋往床上一丢，再从他的夹克口袋里拿出那本歌德拒绝收受的小说，照样掷了出去。他的手颤抖地脱掉夹克，再把那只麦克风装置从他衬衫上拔了下来，扔到袋子和书的地方。巴雷手伸到背部腰带上，维克娄想助他一臂之力，结果被他拒绝了。他把那个小录音机从他背上抽了出来，也甩到床上。梅西隐忍不住骂了一句“混账！”赶快把她的双腿移到床的另一边。巴雷走到了流理台，把威士忌从酒瓶倒入他的漱口杯里，一只手抱在胸前，像是被人射伤了。然后，他喝酒，一口接一口，忘却眼前完美无缺的套招。

亨西格的身材虽然壮硕，但行动却像猫一样轻盈。他抓住那只袋子，把里面的笔记本拿了出来，又把它递给了伯恩斯托福。伯恩斯托福把它塞到挤满药瓶和仪器的医药箱里，很快就神秘地看不见了。亨西格把那本小说也递给了他，也消失不见了。维克娄拿了那个录音带和装置，然后这两样东西也进了箱子。伯恩斯托福很快地把箱子盖上，紧接着就给病人开了份菜单：四十八小时之内不许吃固体食物，亨西格太太，如果你需要的话，那就喝杯茶，吃一片全麦面包也可以。不管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都要继续吃抗生素。他还没说完，亨西格先生就插嘴进来。

“大夫，如果你到波士顿的话，假设你有任何需要，我是说任何需要，这儿是我的名片，你留着……”

漱口杯还拿在手上，巴雷站在盥洗盆前，怒目注视着镜中的自己，此时那个乐善好施的大夫带着那个即将远行的箱子走到门口了。

巴雷回想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夜晚，回想他在世界各地曾度过的夜晚，只有这一晚是最凄凉的。

亨西格已经听闻有一家合作餐厅刚刚才在列宁格勒开张，所谓“合作”的意思，就是指私人经营的。维克娄查问过，它已经客满了。但亨西格不是个好惹的人物，在他密集的电话和小费双重攻势下，他们终于加了一张桌子，离舞台只有三步远，台上那出吉卜赛歌舞剧是巴雷看过的最糟、最吵闹的。

就这样，他们在那儿坐了下来，庆祝亨西格夫人奇迹似的痊愈。歌手们的轻歌妙舞透过手提电子扩音器，听来益发觉得刺耳，没完没了。

就在他们四周坐着的，是蛰伏于巴雷心中的道德所素来憎恶、但却从未见过的俄国人：并非秘密的资本主义特权分子、因为经营产业而致富的暴发户以及招摇过市的消费群，还有党内的权贵人士和敛财的吸血鬼、身上珠光宝气且浑身洒了西方香水及苏联除臭剂味道的女人们，而侍者都竞相穿梭在那些富商巨贾的席位之间。

“巴雷，我要你明了一些实情，”亨西格身子向前倾，靠在桌子上，对巴雷吼着，“这个国家正在改变。我在这儿可以嗅得到希望，嗅得到商业的气息。我们在波多马克的人也正希望能如此。我觉得很骄傲。”他虽然声嘶力竭，但他的声音早已被那震耳欲聋的乐声掩盖住了。看他嘴形又重复地说了“骄傲”这个词，但即使他再用力，也抵挡不住那一百万分贝的吉卜赛音乐。

但是麻烦在于，亨西格和梅西都是修养到家的人物。而他们个人的这项优点，却使得情况变得更为糟糕。随着痛苦一直不断地拖延，巴雷逐渐进入了充耳不闻的无我境界。就在外界那刺耳的声音里，他找到了一处最可靠的空间。从这个空间毫无遮掩的窗户里向外凝视，巴雷可以看到苍白的列宁格勒夜晚。你走到哪里去了，歌德？他问。当她不在你身边时，是谁取代了她的地位？在你抓住她的头发，要她跟你一起去为天下苍生自我毁灭时，是谁在为你缝衣补袜、洗碗烧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