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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那巨大的战场中，有一颗悸动的心，而那个战场就是我自己。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她已经这么告诉我了。他在她的声音里听到些什么呢？是防备吗？防备谁呢？她自己吗？还是他？或是我？在我们这一行里，信差就是信息。

看外面，巴雷告诉自己，外面才是惟一存在的地方。

地铁里，一群十几岁的女孩穿着棉质的长袍，另一群男孩穿着厚棉布夹克。他们朝目的地快步地走，为的是要去工作？抑或去讲习？阴沉的表情为一句话而转变为笑脸，看到他这个外国人，他们就用冷冷的眼光打量他：他那圆圆的、凸出的眼镜，他那破破烂烂的鞋子，他那帝国主义的西装。在莫斯科，巴雷·布莱尔算是见识到了中产阶级端庄的服饰。

在人群中，他让人潮带着他走，而不管到底是走向何方。排队买食物的人排成了一排，他们显得毛躁不安，与他胸有成竹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些衣衫褴褛的工人英雄和退伍军人通过人群时，胸前的胸牌在阳光照耀下闪呀闪的。他们当中有一种无论是跋涉到何地都已经嫌晚了的气氛，即使是慵懒也都含着一股抗议的气氛。在这种清新的空气下，无所事事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就好像因为无所事事，他们也就不必改变什么。又因为不必改变什么，他们也就一直停留在他们所知的有限事情上，即使这么做阻碍了他们，让他们无法达成目标，他们也不在乎。

我可能要八点一刻才能到。

到了宽阔的河边，巴雷又开始闲荡起来。在河的那一边，克里姆林宫那一尊神话般的圆顶高高地耸入无云的天空。这是一个向天吐着舌头的耶路撒冷，他想。有这么多的楼塔，却没有一座钟。有这么多的教堂，却找不到一位会开口祷告的人。

他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身旁对他讲话，他猛然转过身去，发现是一对老夫妇，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正在问他那一条路通到什么地方。但是，巴雷挖空了脑子，也只记得几个俄文单词。那是他常听到的一首歌的歌词。

他笑了笑，摆出一个道歉的表情。“不要对我说俄语，老兄！我是一位贪婪的帝国主义者，是英国人。”

那位老年人握着他的手腕表示友善。

在他去过的任何一个外国都市里，都会有人以他不懂的语言询问他所不知道的地方，而只有在莫斯科，才有人因为他的不懂而对他友善。

他重拾脚步，边走边停在那些店铺的窗户旁，假装看一看店里陈列些什么。木制的娃娃是预备卖给谁的？盖满了灰尘的蔬菜罐头，也可能是鱼罐头吧？一捆捆被压扁了的罐头挂在红绳上，被可怜的十瓦灯泡照着。里面都有些什么？也许是茶叶？或是一罐一罐的药品？他又走回到他的旅馆来了。一位醉眼惺忪的农妇拿着一束用报纸包着的郁金香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真是太好了！”他一边叫着，一边翻着他的口袋，找出了一张卢布纸币。

一辆绿色的“拉达”车就停在旅馆出口外，车上的散热器被撞坏了。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全苏版权协会”。那位司机靠在车子的引擎盖上卸下雨刷，以免被宵小偷去。

“斯科特·布莱尔？”巴雷问他，“你在找我吗？”那位司机对他一点儿都不理睬，继续他的工作。“布莱尔？”巴雷继续问道，“斯科特？”

“这些是给我的吗，老兄？”维克娄已来到他身后，问道。“你很好嘛！”他小声地又说道，“后面半个人影也没！”

维克娄会在你背后替你把守着，奈德已经这么告诉过他。维克娄会知道你是不是被人跟踪了。除了维克娄还有谁？巴雷心里这样想着。昨天晚上，就在他们刚进旅馆登记住房的时候，维克娄就消失不见了，一直到午夜，当巴雷都要上床睡觉了，才透过窗户，看见他站在街上和两个穿牛仔裤的年轻人谈话。

他们进了汽车，巴雷就把那束郁金香丢到后面架子上。维克娄坐在前面的座位，以极为流利的俄语和司机亲切地闲谈着。那位司机突然大声地笑了起来，维克娄也笑了。

“能说给我听听吗？”巴雷问道。

维克娄已经这么做了。“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在女王到此访问的时候为她驾车。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如果你要偷，去偷一位百万富翁，如果你要勒索人，就去勒索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