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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见到他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巴雷的脸上出现了真心的喜悦。我立即有一种感觉——这才是真正的他，直到现在才拨云见日。“啊！这真是太好了！”他以一种像是能分享别人成功喜悦的口气说着，“这真是太好了！维塔利需要的就是这种鼓励。谢谢你告诉我！”他说话的样子看起来还不到他实际年龄的一半。

接着，他的神色再次黯然，又开始啜饮起他的威士忌。“我们都在那儿，”他语气含混地低述，“人越多越好。请来见见我的表弟。请用一个香肠卷。”但是我留意到他的眼神，就像他说的话一样，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似乎他也看得出前面将有一段难熬的考验。

我沿着桌子看过去，那边的鲍勃正在微笑。我想即使他马上就要进棺材了，他还是会照样保持这副笑容。不过，他的笑容里也始终带有老童子军的那种诚恳。我也看到克莱福的侧脸，就像斧头般的锐利，也像斧头般高深难测。沃尔特则一刻也没有安静过，他那聪明的脑袋已经归位，侧头对着华丽的天花板嬉笑，额头上冒着汗，手指尖还揪着食指上的一小撮毛。再看看奈德这位首领，这位既能干又神通广大的奈德，这位精通各种语言，又兼战士、实干家、军师的奈德。他从一开始就坐着凝神倾听，随时注意会议的进展。看着他，我就想到有些人因他们自己过于忠诚而苦，总有一天，这些人会发现他们无事可做。

在这个大而宽敞的房子里，巴雷还是以那种电报似的口吻叙述着事情。有七世纪时代的护墙板、雕梁画栋的回廊、美不胜收的花园、桦树林，另外还有腐朽的椅子、用木炭生的火、下雨时所闻到的蟋蟀气味及常春藤。这间宅第里大约有三十个人，他们在花园里或站或坐，一边烧烤着食物，一边啜饮着美酒，完全无视于恶劣的天气，就像英国人一样。陈旧的车子沿着马路边停放，与撒切尔夫人和她那群贵人执政以前的英国没什么两样。屋子里有一张张友善的面孔，到处流曳着说话声。列斯丹诺夫引着巴雷进来了，大家连头都没转。

“这儿的女主人是一位诗人。”巴雷说，“她的名字叫塔马拉什么的，虽然结了婚，但其实是一位女同性恋者，有一头白色的头发，笑嘻嘻的。她的先生是一家科学刊物的编辑，列斯丹诺夫是她先生的弟弟。那儿的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先生或太太的兄弟。室内笼罩着一片文学的气息。如果你会讲话，而他们又让你讲话的话，就一定会有人听你的。”

从他散乱的记忆中搜寻出的景况，被巴雷分成了三个部分：从两点半雨停时开始的午餐，午餐结束之后接着进入的夜晚，以及被他称为“最后一点”的那段时间。这段时间来到以前，凡是该发生的事都已发生了。就我们的研究，它应该是在两点至四点之间，当时巴雷已经醉得介于悠游仙境和不省人事之间。

午餐开始以前，巴雷都是在各群人之间游走，他说，先是列斯丹诺夫陪他一道，然后他独自一人随便和人聊聊。

“随便和人聊聊？”克莱福怀疑地问道。

巴雷很快地解释道：“只是随便谈谈而已，克莱福。”他用一种很友善的态度向克莱福解释，“我们只不过是边谈边喝酒，没干什么坏事情。”

但是当午餐端上来之后，他们就一同围桌而坐，巴雷坐在一端，列斯丹诺夫则坐在另一端。桌上放着乔治亚的白酒，每个人都使出他们最好的英文，谈着“如果真理阻碍了伟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话，它还算不算是真理”、“我们应不应该恢复祖先的精神价值观”、“开放政策到底对一般人有无任何正面的影响力”、“如果你要知道苏联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新西伯利亚寄一个冰箱到列宁格勒去”等等的话题。

克莱福又插话进来了，这让我心里很不高兴。他像是一个无聊透顶的人，居然要巴雷说出每个人的名字。巴雷用手掌拍了一下前额，显然已忘了克莱福对他的不友善。“名字！克莱福，噢！上帝啊！有一个男子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授，但我从没问过他的名字。另一位是个化学药品的采购商，他们都叫他药剂师，是列斯丹诺夫同父异母的兄弟。有一个人是苏联科学院的人，但我并没问他的名字，更不用说是他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