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1944年5月29日，星期一（第14/19页）

隔壁，贝特朗在大声求告快点儿死。“求你了，”加斯东说，“找大夫来。”

“说说克拉莱特少校的事，”迪特尔说，“然后我找个人给贝特朗打一针。”

“她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加斯东说道，急于把能让他满意的信息都给他，“大家都说她比任何人潜伏得更久，法国北部她都走遍了。”

迪特尔像着了魔一样问：“她跟不同的抵抗组织接触？”

“我想是的。”

这可真难得——这意味着她可能掌握大量有关法国抵抗组织的信息。迪特尔说：“她在昨天交火后逃走了。你认为她会去哪儿？”

“回伦敦，我敢肯定，”加斯东说，“回去汇报这次奇袭。”

迪特尔暗暗咒骂了一句。他真希望她是在法国，那样他就能抓住她，审问她了。如果他能逮住她，他就能摧毁大半法国抵抗组织——这是他跟隆美尔许诺过的。可现在她已遥不可及。

他站起身。“现在就到这儿吧，”他说，“汉斯，给囚犯找个大夫来。今天我不想让他们任何人死掉——他们还有不少东西要告诉我们。回去把你的记录打出来，一早交给我。”

“好的，少校。”

“给韦伯少校抄一份，但我说给的时候再给。”

“明白。”

“我自己开车回酒店。”迪特尔走了出去。

一走到外面，他的头就开始疼。他用手揉着前额，好不容易才走到车边。他发动汽车离开村子，直奔兰斯。午后的阳光在道路表面反射的光线直刺他的眼睛。这种偏头疼总是在审讯之后来找他的麻烦。一小时后他就会变成瞎子，什么也做不了。他必须赶在发作最厉害之前回到酒店。他不喜欢踩刹车，只是一直在按喇叭。慢慢往家里溜达的葡萄园工人给他闪出一条通道。受惊的马立起后腿，马车翻进了阴沟。他的两眼疼得直流泪，头痛让他感到阵阵恶心。

他开进城里，并没有撞坏汽车。他努力把车开到市中心，到了法兰克福酒店外边，来不及停好车，就把它丢在那儿。他踉跄进到里面，跌跌撞撞朝套房走去。

斯蒂芬妮一看到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他剥掉制服和衬衣的当儿，她就已经把野外急救箱从他的提箱里拿了出来，在注射器里注入了吗啡混合剂。迪特尔倒在床上，她把针头扎进他的手臂。疼痛一下子就消失了。斯蒂芬妮在他身边躺下，用指尖轻轻抚摸他的脸。

几分钟后，迪特尔就失去了意识。

10

弗立克的家是贝斯沃特街一幢巨大的老房子里的一个单人间，她的房间在阁楼上，如果炸弹穿过屋顶，就会直接落在她的床上。她很少待在这里，不是因为害怕炸弹，而是因为她实际的生活都在别处——在法国，在特别行动处总部，或者在行动处遍及全国的某个培训中心。屋子里属于她的东西不多，一张米歇尔弹吉他的照片，摆着福楼拜和莫里哀法语原文作品的书架，还有一张她在十五岁时在尼斯画的水彩画。矮柜的三个抽屉里是衣服，一个抽屉里是枪支弹药。

她浑身疲惫，情绪低落，脱了衣服后躺在床上，翻弄着一份《检阅》杂志。她在杂志上读到，上周三柏林刚被一千五百架飞机轰炸过，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她想象着那种场面对生活在那里的普通德国人意味着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中世纪绘画中的地狱场景，赤裸的人们被天降的大火活活烧死。她翻了一页，上面是一则二流V牌烟草冒充忍冬牌香烟的无聊报道。

思绪又将她带回昨天的失败，她在脑子里把整个战斗又重演了一遍，想象着假如她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策，是否最后能够取胜，免遭失败。她输掉了这场战斗，也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丈夫，不知道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她不合适做一个领导者，也不合适做一个妻子，也许在她的性格深处有某种缺陷。

现在，她的替代方案也被拒绝了，再做补救的希望渺茫。那些勇敢的人全都白死了。

最后她心神不安地睡着了。她被惊醒时，听到有人使劲敲门，大声喊着：“弗立克！电话！”这是住在她家楼下的一个姑娘在喊她。

弗立克书架上的钟指向六点。“谁的电话？”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