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的信（第5/8页）

“这个嘛，”我说道，“不过是推理者的思维和他敌手的一致罢了。”

“是的，”迪潘说，“我曾问过那孩子，他是怎么做到和他对手的思维全然一致，因而赢了他们的，他这样回答我：‘当我想发现对方有多聪明或多愚蠢，有多好或多坏，或当时有些什么想法时，我就尽可能准确地在脸上装出一副和他一致的表情。他的回答道出了一切貌似高深的学问的根源。罗什富科[4]、拉布吉夫[5]、马基雅弗利[6]、康帕内拉[7]的学问就是这么产生的。

“如果我理解对了的话，”我说道，“推理者的思维若要同他对手的保持一致，就得靠准确地揣测对手的心思。”

“实际上就是如此。”迪潘答道。“警察局长和他的同事们之所以屡试屡败，首先是不具备和对手全然一致的思维，再者，对敌手的心思估计错误或根本没有估计。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高明计策，在搜查那些藏匿起来的东西时，涉及的只是那套他们自己藏东西时会采用的办法。他们这套办法和大多数人的心计不谋而合，所以倒也行得通。不过，碰上个心性不同的老谋深算的滑头，当然就得栽跟头了。对手若胜他们一筹，跟头则栽定了；对手若比他们逊色，他们也经常败北。在侦查过程中，他们的原则总是一成不变。就算是遇到不同寻常的紧急情况——受特别丰厚的赏金的刺激，他们最多是将老操作方法变通一下罢了，而万变不离其宗。比方说，在德××的这个案子中，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改变侦破原则的事？又是钻又是戳，又是听测，还用显微镜照，把房子表面分成好些个方格，编上号码——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一种搜查法则的扩大应用，或者是一套搜查法则罢了。这些个法则就是根据他们对人心巧拙的看法定出来的，警察局长长期例行公事，早已习惯了这一套。莫非你就没看出来，他认为所有的人要藏一封信的话，虽不一定在椅子腿上钻个眼，至少也会藏在什么隐僻的洞眼或角落里，这同一般人想把信藏在椅腿钻眼里的念头岂不是如出一辙？难道你不明白，只是在一般情形下，而且只有那些智力平平的人，才会将东西藏在这种稀奇古怪的角落里；因为，大凡藏东西的人起初可能会这么设想，藏东西就要藏在希奇古怪的角落里。如果这样，要发现它就根本不需要什么精明狡黠，搜查者只须具备小心、耐心和决心就行了。若遇到重大案件——若有重赏，在警察看来也是要案——他们必定会小心、耐心和有决心的。你这下理解我的意思了吧，如果那封失窃的信藏在警察局长的检查范围之内——换言之，如果藏信的办法恰巧同警察局长的那些原则相一致——那么要将它找出来就根本不在话下。但是，这位警官完全被搅迷糊了；追根溯源他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把这个部长当成了傻瓜，因为他享有诗人的声望。所有的傻瓜都是诗人，这就是警察局长的观点，由此推论，凡是诗人都是傻瓜。他错就错在不该因果颠倒[8]呢。”

“可是这人真是个诗人吗？”我问道，“我知道他有兄弟俩，两人素有博学多才之誉，那位部长曾写过专论微分学的文章，学术性很强，我相信他是个数学家，不是诗人。”

“你弄错了，我是很熟悉他的，他两者都是。身为诗人和数学家，他肯定擅长推理，若仅仅是数学家，压根儿就不会推理，那他准落入警察局长的手掌心了。”

“你真叫我吃惊，”我说，“你这些观点，恰恰与世人的意见相左。你不至于公然蔑视千百年来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观点吧。数学的推理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最完善[9]的推理。”

“‘可以打赌说，公众的意见是愚蠢的，因为它迎合大多数人。’”迪潘引了尚福尔[10]的话回答道，“我承认，数学家一直在尽力传播你刚才说的那种流行的谬论，尽管它被当做真理传播开来，可仍旧是个谬论。例如，为一种没多少意义的缘由，他们巧妙地将‘分析’这一术语引入代数的应用中。而法国佬就是这种独特骗术的始作俑者；不过要是术语有什么重要性——如果字眼的适用能产生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分析’就表述了‘代数’的意义，就像拉丁文中的‘ambitus’包含有‘野心’的意思，religio暗指‘宗教’的意思，或‘homines honesti’意指‘正直的人’的意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