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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一边埋怨着出版商为什么非要在《坠机与阴谋》一书背面印上我的照片，一边忙不迭地否认道：“我觉得您大概没有见过我。”

“不，我见过你。就是你写了那本耸人听闻的书。你跑来这里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只是很好奇，所以想要来看看这所房子。”

“不知廉耻。你应该为自己感到汗颜。”

但我并没有放弃追问。“您最近还见过保罗吗？”

“见过又怎么样？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赶紧离开这里，不然我就要报警了。”

要是在一年前，我肯定会等到她回家后，再在附近逗留片刻，但这一次我马上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

一周之后，有人给我的新手机拨了个电话，让我感觉非常纳闷。因为，除了即将和我分道扬镳的经纪人玛德琳知道我的新手机号码之外，会打电话来的就只有那些电话推销员了。当电话那头的人介绍自己就是保罗·克拉多克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事后才知道，是玛德琳的新助理因为保罗操着一口英音便将我的电话告诉了他）。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是艾琳顿·伯恩太太向他提起了我曾去他家拜访的事情，还说他的心理医生鼓励他阅读了我的作品《坠机与阴谋》，以帮助他“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萨姆，这个曾经凶残地用刀捅死了自己侄女的男人居然在电话里听上去是那么的口齿伶俐。他建议我去跟进一下莫兰夫妇（听说他们已经搬到了葡萄牙，为的就是要离罗琳遇难的地方近一点）以及他的影子写手曼迪·所罗门（他也加入了位于科茨沃尔德4的一个末日论分会）的近况。

他还建议我去申请一张探访许可证，这样他就能够和我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了。

我二话没说便同意了，并且很快就开始准备起来。也许我当时还沉浸在一种自怨自艾的压抑情绪当中，也许我当初到伦敦去就是为了逃避现实，但我又怎么能够错过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呢？萨姆，你是最了解我的，所以我想自己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

在答应他邀约的当晚，我又听了一遍他的录音（我承认，他说话的语气让我直起鸡皮疙瘩，不得不起身去把卧室的灯都打开）。我一遍又一遍地放着杰西卡说的那句“你好，保罗叔叔”，试图想在她半开玩笑的语气里发掘出一些别的东西来。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根据我在谷歌上搜索出来的图片显示，保罗所在的肯特精神病院是一栋阴森的灰色单体建筑，这让我不禁开始思考，为什么所有的精神病院外观看起来都如出一辙。

为了获得那张探访许可证 ，我不得不签署了一张弃权书，声明自己不会将与保罗会面时谈论的内容公之于众，并提交了一张自己的无犯罪证明。十月底，在万圣节期间，我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探访许可证。碰巧的是，就在同一天，红迪网就爆出了雷纳德想要废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那时候，我已经很久都不关注电视新闻节目了，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偶尔看到报纸上的一些报道。我记得自己当时还在想，国内的局势怎么会恶化得如此迅速，而且雷纳德的这条建议大概不会获得议会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同意吧。但令我颇感意外的是，最后连天主教和摩门教都表示他们愿意支持雷纳德的竞选了。看来摩门教的信徒也学会了趋炎附势呀。

由于对英国不靠谱的火车服务不太放心，我选择了乘出租车去见保罗，因此到得格外准时。眼前的肯特精神病院和图片上看起来一样阴森恐怖，只不过在大厦的一侧又加盖了一间砖体玻璃建筑。然而，这却让房子看起来与周围的建筑更加格格不入了。在接受了一群保安七手八脚的搜身检查后，一名一头灰发、肤色惨白，但看上去面容和蔼的男护士带我走进了那栋加盖的建筑。我本来想象着自己会在一间装有栅栏的昏暗小屋里见到保罗，四周还有警惕的护士和疯疯癫癫的病人在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但男护士却一路带着我穿过玻璃门，来到了一间宽敞明亮、通风良好的大屋子里，屋子里还摆放着一些颜色异常鲜艳的坐椅。男护士告诉我说，今天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的探视者，这明显是因为医院门口的公交车被临时取消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