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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和现在一样，感觉自己仿佛飘浮在遥远的时空之中。当然，也会经常思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但我发现，有时候，我的分析能力已经开始在消退。我总是会去想一些阴暗可怕的情形，疑神疑鬼、担惊受怕。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无法再继续忍受了，于是，我不再去想。我开始想这一切什么时候会结束，结果将是怎样。我希望这一切从未曾发生过，我希望生活能回到过去的样子，回到我认识卡洛琳之前的样子。接着，我又会止不住地担心奈特，他会怎么样？我要怎么保护他？怎么保护他不受到外界的影响？我怎样才能不至于让他成为半个孤儿？这种愤怒的失落、无能为力的挫败感、想哭又哭不出来的感受，是我最无助的时候。到了上周，有那么一两次，我又突然产生了一种很微妙的感觉，轻飘飘的，比空气还轻，比微风还轻，是一种没有来由的希望，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抵抗力，已经有了往前走的勇气。

看完纸箱里的所有材料，我发现对我的指控都是很直接的。尼可找到了十来个重要的证人，且一半以上的证人都和他打算呈堂的物证及鉴定结果有关。利普兰泽也会出庭，显然是要说，我曾经让他不要去查我家的电话记录。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也表示，她曾经在卡洛琳所住的公寓楼见过我，但她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卡洛琳被杀当晚她见到的那个陌生人。证人中还有一个住在尼尔林的女佣，她在她故弄玄虚的证词中说，她有一天晚上曾经见过我坐在从市区开往尼尔林的公交车上，而那一天就是在卡洛琳被杀前没多久。同样被列为证人的还有雷蒙德·霍根、汤米·莫尔托、我的秘书尤金妮亚、我去看过几次病的心理医生罗宾森，还有其他几个科学鉴定专家，包括熊谷医生。

然而，这些显然都是间接的证据。没有人亲眼见到我杀死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也没有人会直接指证我（除了莫尔托，他在证词里显然把我在四月的那个星期三对他说的气话当真了）。这个案子的核心是各种各样的物证：一是留下了我两个指纹印的玻璃杯，和我在十二年前刚刚成为副检察官时留下的指纹记录是一致的；二是我家里的电话记录，记录显示我在卡洛琳被杀前的一个半小时还从家里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三是卡洛琳的阴道抹片，抹片证明，在卡洛琳外阴发现的精液血型和我的血型是一样，而润滑剂的使用则表明她死前的性交是双方你情我愿的行为，并不是被强奸；最后是在卡洛琳衣服上和尸体上发现的地毯纤维，和在我家提取的地毯纤维是相同的。

最后这项证据是三个州警在我家搜查取证的结果。那是那个黑色星期三（也就是我在雷蒙德办公室得知自己成了嫌疑犯的那一天，我和巴巴拉把它叫黑色星期三）之后的一两天。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来人是汤姆·莱斯兰斯基，他担任检察院的传讯人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了。我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当时的状况，见到他的第一反应居然还有些开心。

他开口说话了，“我也不想来这儿”，然后递给我两张大法官的传票，一张是要求搜集物证的，还包括采集我的血样，还有一张是提起诉讼的。他还带来了一张刚刚签发不久的搜查令，表示州警有权采集我家里各处的地毯纤维，以及我所有外套的纤维。巴巴拉和我坐在客厅里，看着三个穿棕色制服的人拿着塑料袋和剪刀从我们家的一个房间搜到另一个房间。他们在我的衣柜里倒腾了一个小时，从每件衣服裤子上剪下线头线脚。尼可和莫尔托很聪明，他们没有让州警搜查凶器。他们知道，我作为一个执法方面的专业人士，肯定不会把凶器藏在家里。如果他们下令搜查了凶器但又没有找到，那么检方在法庭上就必须承认没有找到凶器这一事实。

“我们家的地毯是苏格兰麦芽色的吗？”趁着州警在楼上搜查时，我悄悄问巴巴拉。

“我也不知道，拉斯迪。”巴巴拉似乎正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平时一样，她有点不高兴，但也不至于很生气，好像这些州警不过是几个深夜还在玩鞭炮的十三四岁的孩子。

“那是化纤的吗？”我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