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5/18页）

省吾把书合上，愤愤地说了句：“轻佻的愣头青——简直说得太过分了，这不是在侮辱人嘛！”

“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如果这真是事实的话，那样说也无可厚非。可是，一郎推断在这件事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很多内幕。”伸子说完看了一郎一眼。

“这是哥哥的信念吗？”

“不仅仅是信念，有线索的。这本书里提到了吴练海这个人，就是那个从上海来日本取三万日元的人。”

“嗯，而且当时他好像也很年轻。上面写着‘年轻的吴君’什么什么的……”

“上面写着‘唯一让人宽慰的是，年轻的吴君和神户花隈的一名花魁结为夫妇’。”伸子现在似乎都能把画红圈的地方背下来了。

“你记得真清楚！”

“那当然了，这可是问题的关键啊！花隈在神户可以说是一流的妓院街，就是到那里玩玩也要花很多钱的，更别说要给某个花魁赎身了，你说那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会不会他本来就很有钱？”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他是专门从上海过来取革命资金的，不是来游山玩水，并且只是短期停留，不可能带那么多钱来。难道他是预料到自己可能在神户找到个情人，就把钱准备好一起带过来？”

“说得也是。”省吾现在开始跟着伸子的节奏考虑问题了，伸子说的话无外乎就是一郎的想法。哥哥的脑子是多么的明晰，思维是多么的缜密，省吾是非常了解的。更何况把哥哥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还是自己崇拜至极的嫂子。

“虽然大宫虎城在这里只是轻描淡写，但我觉得这里面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伸子注视着省吾的眼睛说。

“吴练海在花隈游玩，给花魁赎身，靠那三万日元……”

“明治（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一年）末年的三万日元可是一大笔钱啊！”

“这么说来，父亲将钱交给了吴练海，还代替他背上了贪污的恶名？”

“有这种可能。”

“可是，父亲为何会这么慷慨大义？他有理由要如此袒护吴练海吗？”

“现在我们还完全不清楚父亲跟吴练海之间的关系。”

“难道他们两个人平分了那三万日元？把那么一大笔钱全部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然后自己再背上罪名，这实在说不通啊。”

“一郎也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但从父亲的性格来看，你就会明白父亲是绝对不会做那种坐地分赃的事情的。父亲很诚实，又是个非常顽固的人，不善于跟别人合作，连在生意上，只要不是很大的事情，能自己做就绝不跟别人合作。”

“那平分三万日元算不算是一件大事呢？”省吾心虚地说了一句。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路上答应嫂子的事。

“一郎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支撑他活到现在唯一的信念就是给父亲雪耻。请你一定不要把他的这个梦打碎。即使你心里觉得是父亲贪污了那三万日元，你也一定要答应他查明父亲贪污事件的真相，给父亲洗脱罪名，拜托了！”

“不！”省吾立刻又慌慌张张地补充说，“父亲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是的。”一郎用低沉的声音回应省吾，“他是死也不会做那种坏事的。”

“到了神户，我一定要查清楚！”

“拜托了。”一郎艰难地动了动嘴唇。

“哥哥刚才说只要调查吴练海就行，那他人现在在哪？”

“关于这个，”伸子代替丈夫回答道，“就算吴练海跟父亲同岁，活到现在也有八十岁了——已经死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就麻烦了啊。”

“据一郎的查证，中国革命胜利后，吴练海在中国财界非常活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夹在《邯郸之梦》里的那张纸上应该有记录。”

省吾又一次把书打开翻到二百一十六页，开始看书签边上的字。

一九一四年作为上海租界中国顾问团成员负责处理财政关系。【吉冈精三著《上海租界的研究》第八十六页】

一九一六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就向日本借款五百万日元的事宜跟日方进行交涉。【船田毅著《日支经济交涉史》第一百零二页】

一九二零年在新成立的农商银行里面担任理事【早川绍太著《支那银行论》第七十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