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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断对莱达施加压力，说着异想天开、毫不掩饰的谎话：他有急病要治；他欠了十万英镑，不还钱就会被人打断腿。莱达有时觉得很好笑，有时则为此不快。

“亲爱的，我没钱，”她说，“真的，亲爱的，我没钱，否则我怎么会不给你呢？”

到了斯特莱克十八岁申请大学的时候，莱达怀孕了。斯特莱克吓坏了，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想让她嫁给惠特克。她总是告诉儿子，她讨厌给别人当老婆。在少女时代，她曾经和人有过短暂的婚姻，只持续两周她就跑了。结婚也不像是惠特克会干的事。

但他们还是结婚了，原因显然是因为，惠特克认为，这是他拿到那些巨额存款的唯一方法。婚礼在马里波恩的婚姻登记处举行，甲壳虫乐队里有两位成员的婚礼都是在那里办的。惠特克也许曾经想象，自己结婚当天，媒体会像对保罗·麦卡特尼那样对他狂拍一通。结果没人来。他那个当时一脸幸福的新娘死去，摄影记者才拥到法院的台阶上，围住他。

斯特莱克突然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不知不觉一路走到阿尔德门东站。他不禁在心里痛骂自己：这趟行程毫无意义。他如果在白教堂站上了车，现在应该已经到尼克和艾尔莎家了。但他不管不顾地往相反的方向乱走，结果正好赶上下班高峰期。

他挤在地铁的人群里，个头和背包引起身边乘客的阵阵不满，但斯特莱克几乎没注意到。周围的人基本都比他矮一个头。他抓着扶手，望着漆黑车窗上自己摇晃的倒影，回想着最后也是最糟的部分：惠特克站在法庭里，为自己的自由辩护。警察在他的供述里发现了许多前后不一的部分，包括妻子摄入大剂量毒品那天他的去处，海洛因的来源，还有莱达的吸毒史。

其他也住在那栋空屋里的流浪者先后出庭作证，讲述莱达和惠特克动荡而暴力的情史，莱达怎样尽力回避一切形式的海洛因，惠特克的威胁和外遇，他平常说的那些关于杀人和钱财的话，他发现莱达的尸体后怎么缺乏哀悼之情。他们坚持认为，是惠特克杀了莱达，证人有时歇斯底里。在辩方看来，他们的证词不可信到几乎令人怜惜。

因为这些证人，牛津大学学生的出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法官赞赏地打量斯特莱克：他衣着整洁，语句通顺，头脑灵活，西装和领带掩盖了那令人生畏的庞大身材。公诉方问他的问题主要涉及惠特克对莱达财产的执着。斯特莱克面对肃静的法庭，讲述了继父为得到那笔只存在于他自己头脑里的财富，曾做过哪些努力。惠特克还不断恳求莱达把自己写进遗嘱，以此作为对莱达对他的爱的证明。

惠特克金褐色的眼睛注视着他，眼神里几乎毫无感情。斯特莱克在作证的最后一分钟里，和惠特克隔着法庭对视。惠特克的嘴角微微上翘，露出隐约、嘲讽的微笑。他把搭在桌上的食指抬起半英寸，在空中往旁边轻轻一扫。

斯特莱克非常清楚他是什么意思。那个细微的手势完全是冲着他做的，他很熟悉那手势的原型。惠特克以前经常伸手在空中横挥，冲着冒犯他的人的喉咙。

“你迟早会得到报应，”他曾经这样说，金色的眼睛睁得很大，里面满是疯狂，“你迟早会得到报应！”

他打扮得很庄重。那富有的上流家庭里有人出钱，请了不错的辩护律师。他整个人洗干净了，西装笔挺，声音低柔，用顺从而平静的语气否认了一切指控。他上庭时，已经想好了所有说辞。公诉方用来揭露他本性的一切证据——旧唱片机上的查尔斯·曼森，床上的《撒旦圣经》，嗑药嗑高后说的杀人有多享受的那些话——都被眼前这个脸上略带茫然的惠特克全部推翻。

“我能说什么呢……我是个音乐家，法官大人，”他说，“黑暗里自有诗意存在。她比所有人都更清楚这一点。”

他的声音忧郁，发颤，随即变成干涩的哽咽。他的律师连忙问他是否需要休息。

惠特克勇敢地摇了摇头，为莱达之死送上一句名言：

“She wanted to die. She was the quicklime girl.她一直想死。她是生石灰女孩。”

没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含义，除了从小就听过那首歌太多次的斯特莱克。惠特克在引用《Mistress of the Salmon Salt，鲑鱼盐小姐》的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