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灰（第6/16页）

带鱼卡在喉咙里吃不下去了，詹国滨放下筷子，坐在那里发窘。发窘的感觉很不好受。

“好！”他说，“我下放就是！”他干笑了两声，说，“反正我也呆腻了！”

就这么一下子，詹国滨把自己推上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话出口的一瞬间，一个巨大的凄凉寒透了他的心。反而，他的脑筋开窍了。他想：自己这么年轻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如果他在已经获得留城的情况之下还主动要求下放，那么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通过他这几年在社会上闹革命，他已经知道一个人的政治资本是最有用的。詹国滨自己悟出了这个道理，思想一通，行动就配合上来了。他的下放请战书写得特别积极特别狂热，以至于鲁火种看了以后都忍不住提出了商榷，说是否需要掩饰一点虚假和收敛一点夸张以达到更好效果。詹国滨表面答应说好，结果还是一字不改地送交到革命委员会。因为詹国滨还是詹国滨自己。他已经是一个名人。他已经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在他看来，千臭万臭马屁不臭。你用多夸张的词语歌颂知青上山下乡也不会有人感觉过分。就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死乞白赖留在城市大伤知青办领导脑筋的时候，那些领导惟恐没有人挺身而出做榜样。这一次詹国滨判断准确。他立刻又被市里的大领导召见。作为积极投身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典范，詹国滨的大幅照片和请战书被报纸刊登出来，报社不吝溢美之词，浓墨重彩地写了编者按。欢送会在规格最高的大会场所武汉剧院举行。詹国滨披红戴花，生平第一次站在麦克风前面，亲口朗诵自己的请战书。詹国滨还没有到达农村，就被作为知青的优秀代表，结合到某公社革命委员会。

的确，詹国滨是作为知青下放农村了，但是他并没有去做口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直接去公社机关上班，成为全公社最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詹国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知青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个任务对詹国滨来说比较简单，农村到底孤陋寡闻，他把《如果马克思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一文抄录出来，张贴在公社机关院子里，同时把它们用蜡纸刻钢板，油印，装订成小册子，分发给每个知青点。就这一个举动，足以轰动全公社。于是詹国滨的来历和他十六岁在红旗大楼的壮举，也随着到处传颂，越传越惊险和神奇。詹国滨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获得当地贫下中农的极大信任和好感，当之无愧地成为他们公社最著名的知青。

詹国滨又经历了一次大悲大喜和因祸得福的转变过程，他感觉自己这次是真正成熟了。他开始确信自己果真具备政治头脑和政治水平正如他父亲在哀求他下放的时候恭维他的那样，也许父亲不是恭维而是知子莫如父。和绝大多数知青一样，詹国滨当然也不会是真心实意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他应该首先入党，再上大学；只要成功地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将来就不愁回到城市，不愁没有最好的工作单位。在乡村宁静的夜晚，詹国滨有许多时间考虑自己下一步的人生计划。农村的季节因为一茬一茬庄稼在不断生长和收获的缘故，更替得特别快。詹国滨在飞快的日子里每时每刻都感觉自己的青春在流逝，此前的挫折和教训历历在目，詹国滨已经二十多岁，他不可再错失良机。由于詹国滨除了自己个人的政治资本以外，从公社到县城到省市以及北京，完全没有人际关系。这样就迫使詹国滨拿出了最客观的现实态度和最大的狡诈。贾春娇进入詹国滨的视线。

联姻是一个古老却依然行之有效的最佳方式。乡村女教师贾春娇，公社贾书记的宝贝女儿，有一张绯红的大大的圆脸盘子，嘴唇的色素沉着显出一口牙齿的雪白，这样的雪白牙齿在村姑中是十分罕见的美丽。她特别爱笑，动不动就要笑，笑容里焕发出一种聪明机灵和洋洋喜气。就乡村姑娘来说，贾春娇各方面都是最好的。詹国滨喜欢贾春娇的笑。

贾春娇在下午放学以后经常来公社食堂吃饭。有一次，詹国滨就主动端着饭碗走了过去。他们坐一个桌子吃饭。詹国滨吃相文雅，需要咳嗽他就扭过脸低下头用手遮住嘴巴，然后再说声“对不起”，把贾春娇乐得呵呵直笑，原来城里人连咳嗽一声都是要道歉的。贾春娇马上就喜欢上了詹国滨。她说你看你们城市人。她说你看你的皮肤。贾春娇热辣辣盯着詹国滨，悄悄地飞快地用筷子在他手臂上划拉，说：“你们城里人主要就是一个皮肤好。你这还不光是白，还发亮，跟绣花绷子绷出来的一样，紧紧的，滑滑的，这说明里头的肉色就好。”贾春娇原本已经与公社民兵刘连长订了婚。刘连长当然也还是一个农村青年，农忙时节照样要回家插秧割谷。贾春娇有她客观的比较。她认为主要是刘连长从小就让毒辣的太阳晒到肉里头去了，晒干了，晒裂了，又汗水长年流淌，手伸出来像乌龟壳子，关节皱纹深厚得像鸡屁股。生活习惯也不好，咳嗽就咳出痰来，打喷嚏就打出鼻涕来，吃饱了就放出屁来。贾春娇告诉詹国滨，说：“我想给你掏心窝的话，就凭我这样一个人，我真是不甘心跟刘连长这样的乡下人过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