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灰（第5/16页）

在留城四年之后，詹国滨还是被迫选择了下放。

当鲁火种和詹国滨留城之后，仅仅两个多月，鲁火种就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武汉重型机械厂。这是一家中央在汉大型企业，级别高，待遇好，能够进去的人那是相当神气的。詹国滨的分配不仅迟迟不来，来了之后竟然只是星火浆糊厂。一打听，那是街道一级的小工厂，收容了一群军烈家属，大多是婆婆妈妈们，在一起制作星火牌浆糊。詹国滨生气地拒绝了。他对劳动局的人说：“哦，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

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劳动局终于再次安排了詹国滨的工作单位。这次是武汉星火文具厂。詹国滨一看又是“星火”什么厂，火就冒出来了。当时就在劳动局劳动人事科科长的办公室，他怒目喷火，把双手撑在办公桌上，把脸一直顶到科长面前，吼叫道：“哦哦哦！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几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告诉你，我绝对不去！”

科长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詹国滨，你把唾沫喷到我脸上了。”

从此，詹国滨就被劳动局遗忘了。每次讨音讯，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的：领导正在研究，请你耐心等候。很久以后詹国滨才知道，武汉市星火文具厂其实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好单位。是整个中南五省唯一一家最有规模最有技术人员和先进设备的企业，他们连钢琴配件都能生产，据说国家正在考虑批准他们生产整架钢琴。到了这个时候，詹国滨后悔就来不及了。其实几年来鲁火种屡次教导和提醒詹国滨，要他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注意谈话的方式和技巧，比如说不想去那些小工厂，千万不要直接说，而要说“我太年轻了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不要说“你们什么时候再给我消息”，而要说“我什么时候来听消息比较合适？”，最忌讳的是：千万不要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不要开口闭口红旗大楼什么的，因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你一个在搞，多少人都在抛头颅洒热血坐牢杀头离婚，咱们算什么呢？功劳永远属于党和毛主席，属于集体属于大家，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渺小和幼稚可笑的。

然而，鲁火种对詹国滨的教导和提醒，更多是促进和加固了他自己的爱情。柳燕妮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佩服不已爱情的火花在她眼睛中越烧越旺。詹国滨却完全无法按照鲁火种的话去做。詹国滨一离开鲁火种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中，他的嘴巴在说出话来之前，怎么也不懂得如何讲究技巧。要他不提到红旗大楼那简直没有可能，不提起红旗大楼谁知道詹国滨是谁呢？他就是在红旗大楼出名的呀。詹国滨就是詹国滨。这个人不可能完全学习另外一个人。人生的某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不可能变成其他时候。因此，当詹国滨被冷落和闲置到他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时候，他的弟弟詹国邦初中毕业面临下放。

国家有一项政策，这就是：一对父母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詹国滨的父母选择了第二个儿子。他们在找詹国滨谈话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女儿詹国秀的思想工作。詹国秀也已经给学校和居委会送交了她亲笔书写的保证书。她保证“在明年的初中毕业之后，立刻奔赴农村。因为我，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迫切地希望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炼红心”。詹国滨被找回家的时候，母亲给他特意做了一碗红烧带鱼，这是詹国滨特别爱吃却又是武汉市特别难以买到同时又很昂贵的海鱼。詹国滨警惕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吧？”詹国滨已经在社会上混得很有经验了。他的父亲，一位业务精湛的老校对员，似乎有点怕儿子，不过还是鼓起勇气，把詹国滨从来没有清晰知道过的家庭问题，一一摆在了他的面前：他们的父亲早年患过黄疸型肝炎，一直都没有力气做家务重活。他们的母亲有肾病，长期贫血和腰疼。这几年来，詹国滨几乎都在外面闹革命，家里买米买煤疏通管道修理桌椅等所有的事情，都是詹国邦在承担，这个家里已经离不开他。更加上詹国邦这小子远远没有哥哥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就知道调皮打群架，拉帮结伙在街巷玩耍，到处招惹女孩子，如果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教，那将来的结果很可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现在家中的情形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对于父母来说，三个孩子他们都喜欢，正如俗话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詹国邦留城，詹国滨和詹国秀则都必须下放农村。如果詹国滨现在就主动申请下放，那么詹国邦肯定就得以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