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芙颂的驾照（第3/7页）

当我们又准备好一个文件，把它放进上面沾满红茶、咖啡、墨水和油渍的文件夹时，我们会高兴地离开医院，带着庆贺成功的激动走进一家小饭店，有说有笑地吃饭。在那里，芙颂会轻松自如、大大方方、自由自在地抽烟，有时她会伸手拿起我放在烟缸上的香烟，用它——就像一个战友那样——点燃自己的香烟，用一个渴望娱乐的人的乐观眼神审视世界。看到自己已婚、忧伤的情人其实对游玩、欣赏旁人的生活和街区、感叹城市生活的妩媚、自由自在地结交朋友是如此开放时，我会更加深爱她。

芙颂会说：“你看见那个男人了吗，他扛了一面比他人还长的镜子？”在街区后面铺着鹅卵石的小巷里，和我一起，带着一种比我更真诚的喜悦看了踢足球的孩子们后，她会去后面的黑海杂货铺里买两瓶汽水（还是没有梅尔泰姆！）。对于扛着粗铁棍、拿着水拔子，对着旧木房带栅栏的窗户、水泥阳台高声叫道“通下水道！”的人，芙颂会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去关注；在开往卡德柯伊的渡船上，她会拿起小贩介绍的既能刨西葫芦，又能挤柠檬，还能当做切肉刀来用的新式厨具仔细研究一番。随后，走在马路上时，她会说：“看见那孩子了吗？他快要把他弟弟勒死了！”在一个十字路口，发现泥泞的儿童乐园前面的广场上聚满了人，我们会说：“怎么了？他们在卖什么？”并立刻跑过去。我们会一起去看耍熊的吉普赛人，在马路当中层层叠叠扭打在一起的穿着黑色校服的小学生们，交尾时纠缠在一起的狗儿们（在街区人们嘲弄的叫喊声和难为情的眼神下）忧伤的眼神。当保险杠相撞，两个司机摆出打架的架势怒气冲天地走出车时；一只从清真寺天井里蹦出来的橙色塑料球一弹一跳地从坡上滚下时；我们会驻足观看。我们也会和路人一起看轰鸣着挖公寓楼地基的挖掘机，摆在橱窗里正在播放节目的电视机。

就像重新认识彼此一样，我会从一起发现伊斯坦布尔、每天看见城市和芙颂的新变化里获得极大满足。当我们见证医院的简陋和无序，看见一大早在医院门口排队等候医生的落魄老人，遇见在后街的空地上违禁宰杀牲口的慌乱屠夫时，我们会觉得生活中的这些阴暗面正在把我们彼此拉近。我们的故事里那离奇，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一面，相对于我们在街上感到的城市和人们的那些可怕的阴暗面来说，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城市让我们感到了人生的平常，教会我们摆脱罪恶感的阴影，谦逊地生活。走在街上，乘坐公共汽车和小公共汽车时，我会在内心感到人群给予的抚慰力量。在渡船上，我会仰慕地去看和旁边怀抱熟睡孙儿、戴着头巾的老妇愉快交谈的芙颂。

因为有了她，那些天在伊斯坦布尔，就像一种无与伦比的消遣那样，我体会到了和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一起转悠的所有乐趣和紧张。当我们走进一家医院的办公室，迈进一个国家机关的单位时，所有人都会扭头去看她。老公务员们会放下高高在上、鄙视穷人和老妇的架子，做出一副忠于职守的样子，从不看她的年龄，一律尊称她为“夫人”！就像有人和别的病人说话时用“你”，和芙颂说话时着重强调“您”那样，也有很多人看也不看她一眼。既有带着欧洲电影里那些儒雅绅士的语气说“我能帮您做什么吗？”的年轻医生，也有因为没发现我的存在，文雅地开着玩笑和芙颂套近乎的老油条教授……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面对一个不戴头巾的漂亮女人时感到的慌乱，甚至是恐慌。有些人面对芙颂时会不说正事，一些人会结巴，一些人则会瞠目结舌，会在她身边寻找一个可以和他们沟通的男人。当他们看见我，认为我是她丈夫时，他们会感到一阵轻松，而我也会无奈地和他们分享这种轻松。

我会说：“芙颂女士为申请驾照需要一份耳鼻喉的检查报告，我们是从贝西克塔什转过来的。”

在走廊上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会说：“医生还没来。”他会打开我们手中的文件随便翻一下。“你们去办公室作个登记，再去拿个号，然后等着。”当我们发现他用眼睛示意的病人队伍有多长时，他会接着说道：“所有人都在排队，不等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