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深处（第5/8页）

像个梦。然而我没有说出口，我一丝一毫也不想让老笃觉得我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但说到底，我是不信的。老笃可能被莽林蛊惑了，那条翠绿的大蛇是他在黑暗中自创的想象，山路崎岖，山行寂寞，他造个东西来陪伴自己，所以他才喜欢赤吾人关于蛇的传说。

“你呢，小囡子，为什么来这里？”老笃转头来问。

这可真不好回答，我偏头想着，我是来捕捉一片旧迹，寻找一个上世纪三十年代消失于此的无名男子，可能的话，还想还原一些他生活在此时最后的面貌，我动身来此，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只因机缘、夙愿，冥冥中注定，但我不好这么和老笃说——太憨了，近于傻。

我想了想，告诉老笃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男朋友，重庆人，长得很出众，唇红齿白，圆圆的脸，嗯，像老版《西游记》的唐僧，后来我们分手了，然而这事和他没什么关系，他只是个引子。我们那时候很喜欢对方，我去他家做客，他家住旧式的楼房，墙上挂了许多老照片，有一张特别陈旧，是张老黑白结婚照，新娘穿着婚纱端坐，新郎站立，在那个时代很新潮，相片一旁用蝇头小楷端正地写着——“郎才女貌，百年好合，路翎与汪桂妍新婚留影，民国十七年”。除了边沿有些磨损外，照片保存得很完整，两个人的面貌清晰，新娘浅浅地笑，新郎则懵然空洞地看向镜头，老黑白照片里的人都发出柔光，衬得那个男人柔和清秀，比新娘子还要漂亮。我那个男朋友说，照片里的是他太爷和太母。他的太爷曾在上海念书，没等毕业就回到家中学习做生意，婚后第三年去云南贩卖茶叶，没有再回来，有人说他被人在路上谋害了，也有人说他在大理出家了，可是没有确切的消息。他对他太爷的了解仅止于此。

因为照片里的男人相貌好，所以我下力气多看了几眼，记在心里，也不是特意，只是自然地流连，连同他的名字也记住了，路翎。那男人的眼睛似乎活过来，随着我的注视而移动，我吓了一跳。照片就有这个功能，将一瞬成为永恒，使后来人仍能见到他的面貌，甚至感知到他的呼吸。就像老笃曾以为邓丽君没死一样，如果不刻意提醒自己，我会以为照片里的人还活着，可一想，是隔了近百岁的人啊，他的骨殖已朽烂了。

这个叫路翎的男人，后来我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又见过三次，前两次见到，只是惊叹这世上有这样的巧合，并不十分在意；第三次再见，心里慌张，总觉得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只手一直指引着我，把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领向他，那一次，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忽视就是亵渎。

第一次是在昆明的古玩市场，我逛至一个卖旧书的小摊上，摊子的一角上压着一捆民国时期的账本，品相完整，四本，一百元包圆，我图好玩买了回去，回上海翻阅，其中一本很有意思，前半本记账，入账几多，出账几多；后半本写了几篇日记、几封待誊抄的信件，字迹清秀圆润，其中一封的开头是“桂妍吾妻，前所寄棉鞋已收到，尺寸相宜……”，落款为“路翎，急就”，信里简略写了几句他随马帮贩茶的苦事。他为了解行情，去偏远的西双版纳收茶，忍着日晒雨淋，运至昆明时，才知道茶价竟然跌了四成，赶紧抛了手里的货物，收支相抵，分文不赚。在云南的第一年，他过得并不好。我当时看了这封信，跳起脚来，是了，无疑，确切，就是那个路翎和桂妍，照片里的那对夫妇。

我将此事告诉我那个男朋友，当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还是朋友，他特意从另一个城市赶来，我将那本账簿转送给他，他有些激动，说回去要将这几封信装裱起来，挂在那张照片的旁边，也许可以让九泉之下的太母安心一些，也是美事。过不多久，我便将此事忘记。

数年后，我翻阅一本名为《西南老照片》的丛书时再次发现路翎的身影。

一张照片里出现了他，他站在一对外国夫妇的身旁，腼腆的笑，图注上写着：“传教士阿伦·库克夫妇与信徒，1933年，摄于怒江州。”他的相貌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穿了一件皱巴巴满是泥点子的浅色长衫，剃了极短的寸头，五官清晰，看上去比结婚照上更年轻，我一眼认出他来。除了图注上的一句话，书里没有关于路翎更具体的信息，我只能从照片得知他去过怒江，并且拍摄了这幅照片。这是第二次不期而遇，我当时眼前一亮，过后仍然抛在脑后——他仍是个与己无关的人，不值得过度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