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那个毁了我们的女人 The Woman Who Destroyed Us（第6/13页）

在麦琪面前，亨利总占着逻辑上风，在辩论中把她拍倒在沙滩上，麦琪试着去做出反应，即使她知道她想说什么，可是完全失败了。麦琪也很聪明，她知道自己也很聪明——她曾经是一名工程师，但是亨利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无懈可击的论点，她需要时间来厘清她对一切的看法。

不过，赌注从来没有这么高过。

“劳拉医生认为她或许能帮我，”亨利继续说，回想起来，那时他完全摆脱了麦琪的控制，“她说我们应该出来见见她，她有各种各样的测试想要在我脑子里运行。她说我可以成为她的测试对象。”他微笑着，“看看我的大脑在数字层面上是如何运行的，会很有意思，如果我大脑中的算法可以被重写，那我再也不会有什么缺陷了。”

平底锅掉在餐具柜上，麦琪小心地把它放好。“你没有缺陷，”她说，“人类的大脑不是计算机程序。”

“为什么不是？”亨利说着，面露笑容，“我们都是非常复杂的有机机器。妈妈，假设你一直在研究AI，你建立了一种与人类不同但相当复杂的智力体系，你会毫不犹豫地完善自己的项目，不是吗？医学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做同样的事情，只是他们还无法了解一个自己没创造过的复杂机器。”

“亨利，别说了，好吗？你想得太超前了，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不是真的会帮你。”

“哦，是，现在从数据层面来看，她的确还不能帮我，她自己也跟我说过，但是获取更多的数据总没有坏处，很有可能会成功。”亨利伸手从饼干罐里拿出一块姜饼，咬了一口。

那天麦琪没同意，她不是那么容易受人摆布。她自己做研究，每天熬夜，根本睡不着，整理出的信息却让她更加无法承受。她让亨利给她看劳拉发的电子邮件，然后开始给她发邮件。麦琪的问题很多，劳拉一直回复得很及时，内容详细又睿智，既没有过分承诺，也没有丝毫看轻。

都是亨利，他就像帽贝吸附着岩石一样紧抓着这事不放，张口闭口提的都是DBS植入物，每次吃饭时都滔滔不绝地向麦琪讲述关于DBS植入物的最新研究，劳拉给他的新想法，用不容置疑的逻辑解释着每一种让他的大脑接受扫描的方式。

然而，麦琪还是不同意。有一天，亨利的声音变得平静了，他说：“妈妈，求求你了，我想做这个。”

对麦琪来说，做父母并不仅仅意味着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也意味着必须尊重他。因为他已经长大了，她总是告诉他，在他的治疗上他有话语权和选择权。她对自己说，她必须做到这一点。他是对的，不是吗？获取更多的信息并没有什么坏处。

选择性植入DBS比治疗性植入DBS更有争议，例如在整形外科手术中，修复腭裂或身体创伤的人，在手术后不会受到任何非议，但那些选择重塑鼻子或乳房的人，别人总会对他们指指点点。

立法者的观点是禁止选择性植入DBS，不管成功与否，都因为同一个原因：恐惧。在这个社会中，对重新编写大脑的恐惧已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或者，它会加剧有些人的贪婪或掠夺性。选择性植入DBS的支持者在他们面前据理力争，他们的观点通常都是关于自由意志和自决的，认为这和通过冥想、治疗或努力工作来改变自己的大脑没有什么不同，这些行为的结果都可以被认为是“思想上的转变”。

但我认为，劳拉洞察了他们所有人的真实想法，在那篇有些病态的新闻评论中，她“澄清”了所有的指责。她受到质疑，大家担心她的倡导和研究将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全是改造大脑的社会，所有人都在改变自己的大脑，成为他们想成为的人。

“这个世界会有什么问题？”她说。

我们这些反对的人都不害怕新技术，只是害怕未来的模样。

“我把这篇文章称为‘超人类主义’。”维多利亚说。

四个月之后，她和麦琪的瑜伽课程结束了。她们喝了很多次咖啡，谈到电影、博物馆和海滩旅行。在麦琪完成越来越希望渺茫的目标之前，她担心会意外撞见劳拉，被她认出来。但劳拉工作很忙，只能参加几次聚会，那几次麦琪假装生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