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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最初有了自我意识起，我就已经知道，我会成为，应该成为，一名诗人。这不是说我有选择的权利；而更像是那垂死的美人向我吐出了最后的一口气，然后下达了命令：我的余生注定得和词语玩耍，这似乎是为了补偿我们种族在它的温床中的大屠杀暴行。管它呢，反正我就成了一名诗人。

我有个导师，名叫巴尔萨泽，是个人类，但是很老，这位难民来自古老亚历山大的带着肉体气息的小巷。巴尔萨泽几乎全身都闪烁着蓝白的光芒，那来自早期不成熟的鲍尔森疗法遗留的蓝色；他就像一个熠熠发光的人类木乃伊，封在了液体塑料中。而且此人颇为好色，是个出名的登徒子。几个世纪之后，我成了一名色帝，那时，我终于明白了可怜的巴尔萨泽君的性冲动，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庄园通常不会雇用年轻的小妞做佣人。人或机器人，巴尔萨泽君不会歧视——他一概通吃。

我还是很幸运，虽然巴尔萨泽君对年轻肉体有特别的嗜好，却不会对同性下手，因此，他的胡作非为仅仅表现在：要么是在辅导时间里连个人影也不见，要么是把注意力毫无节制地花费在了记忆奥维德、薛尼胥，或者吴侨之的诗文之上了。

他是一名卓越的导师。我们研究了古典时期，以及近古典时期，并且去了雅典、罗马、伦敦、密苏里州的汉尼拔遗迹作了实地考察，他从没让我做过什么测验或是考试。巴尔萨泽君希望我能学会过目不忘的本领，我也没有让他失望。他说服了我的老妈，所谓的“进步教育”是有缺陷的，不适合旧地家庭，所以我从不知道脑力绝技的捷径，比如RNA学习疗法、数据网深究、系统的重现训练、程序化的谈心小组、需要牺牲事实的“高层思维技巧”或者无文字的规划。在免去这些学习内容之后，我得以在六岁之时，就能够背诵菲茨杰拉德翻译的《奥德赛》，在学会穿衣之前，我就能写六节诗了，在连接人工智能之前，我就能以螺线型的赋格诗体进行思考了。

另一方面，我的科学教育却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要求。巴尔萨泽君对此毫无兴趣，他称科学为“宇宙的机械面”。直到我二十一岁时，我才搞明白什么是电脑，什么是零售商品部，搞明白柯瓦叔叔的星状生命维持装置其实是些机器，而不是我们周围的灵魂济世救人的显灵。我相信这世界有仙女、有鬼怪，我相信数字命理学、占星术，我相信仲夏前夕，在北美保护区的原始森林深处的魔力。就像海登画室中的济慈和兰姆，我和巴尔萨泽君会为“数学的混乱”干杯，哀悼由于牛顿先生刨根问底的棱镜所导致的彩虹诗文的灭亡。由于早期怀疑一切科学和不带情感的事物，实际上我甚至对那些事物带着憎恨。这种怀疑对我后来的生活有着莫大的帮助。我已经明白，在这后科学的霸主时代，保留一名哥白尼前时代的异教徒，还是不难的。

我早期的诗实在是面目可憎，但由于跟烂诗人同流合污，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点。我傲慢地确信，我的创作对于我那些正在孕育的无病呻吟还是有价值的。并且老妈也容忍着我，任我把那些散发着臭气的大堆打油诗扔在屋里。她纵容着唯一的孩子，即使他沉浸在快乐的荒淫无度中，就好像头未经管教随处排泄的骆驼一般。巴尔萨泽君从来没对我的作品评头论足过，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没给他看过。巴尔萨泽君认为令人尊敬的丹东是个骗子，他觉得萨姆德·布列维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应该用自己的肠子把自己吊死，华兹华斯是个白痴，而除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外，其他的诗篇都是对语言的亵渎。我不知道自己有何理由，可以把我的诗文给巴尔萨泽君看，虽然我那时觉得这些诗文充满了崭露头角的天赋。

我在好几本硬盘拷贝刊物上出版了几篇臭屁文章，当时，这几本刊物在欧洲生态城市的家庭里还很流行，这些拙劣刊物的业余编辑跟我老妈一样对我太过纵容。我偶尔会央求阿马尔斐或者别的玩伴（他们没我那么挑剔，因此接入了数据网或者超光发射器），叫他们把我的一些诗文上传到星环或者火星上，因此可以传到那些不断出现的有远距传输器的殖民地上。他们从没给我回复。我猜他们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