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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已经知道，我出生时屁眼里就含着把银汤匙。对此我不会辩解。在经历三千年玩弄民主的岁月后，旧地上遗留下来的大家族渐渐明白，要除掉社会渣滓，唯一的方法就是禁止他们生育后代。或者，去资助播种舰队、神行舰的探险和远距传输器的新移民……大流亡时期一切恐慌紧急事件……只要能让他们在地球以外生育后代，使旧地获得清静。但事实上，故土已经成了患病的老婊子，没多大能耐了。社会渣滓们星际远征的欲望强烈。他们可不是傻冒。

和佛陀一样，我几乎到长大成人之时才知悉贫困潦倒是何物。按标准年算，我那时十六岁，正处于四处游历的一年，我背着背包穿越印度时，见到了一名乞丐：出于宗教的原因，印度的旧式家庭把他们留在身边，然而那时我只知道这个男人衣衫褴褛，肋骨凸现，举起一个柳条篮子，里面摆着一只古老的触显，乞求我那寰宇卡的轻轻一触。我的伙伴们认为这种行为歇斯底里。我则呕吐了。那事发生在贝纳勒斯。

我童年时手握特权，但却并不让人讨厌。我拥有着愉快的回忆，譬如贵妇人席贝尔的著名派对（她是我的大姨妈）。我记得有一次她在曼哈顿群岛上举行的三日派对，宾客们搭乘着登陆飞船从轨道之城和欧洲的生态之城而来，降落于会场。我记得耸立在海水上的帝国大厦，楼宇的光亮反射在澙湖与蕨草滋生的沟渠上；电磁车载着乘客们登上瞭望甲板，与此同时，在其四周杂草丛生、由稍矮些的建筑形成的岛状土堆上，烹饪用的篝火正在熊熊燃烧。

那些日子，北美保护区是我们的私人运动场。据说，仍有大约八千人住在那片神秘的陆地上，但半数是护林人。其他包括叛逆的基艺家，他们从事的工作是：让上古灭亡的北美植物和动物死而复生，还包括生态工程师，授权居住的原始人，比如说奥贾拉拉·苏，或者地狱天使行会，另外还包括偶尔到此一游的旅客。我有个堂兄，据说他曾背包不停往返于保护区的两个观测地带。他在中西部也干过这事，但是那里的各地带之间相对来说靠得很近，而且恐龙群落也更为稀少。

“天大之误”后的头一个世纪里，盖亚已经受了致命创伤，并正拖着步子缓缓地走向死亡。“大萧条期”，毁灭来得尤为严重。小块土地经常出现痉挛，情况每况愈下，每次发作之后，随之而来的情形更为骇人。但是地球坚忍着，尽力进行自我修复。

我前面说过，保护区是我们的运动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濒死的地球都是。我七岁时，老妈给了我辆电磁车，于是，从我家到这个星球上别的地方，就都只有一个小时以内的飞行旅程。我最要好的朋友，阿马尔斐·施瓦茨，住在埃里伯斯山庄园，那儿曾经是南极共和国。我俩天天见面。旧地法律禁止使用远距传输器，这个事实丝毫没让我们伤脑筋；我们在夜里躺在山坡上，仰着脑袋，透过一万个环轨灯和星环的两万个灯塔，望向星空，望着两三万肉眼可见的星星。我们没有一丝嫉妒，也没有任何冲动要加入大流亡。正是大流亡，加速了远距传输器的编织，最终编成了世界网。在当时，我们仅仅感到高兴。

对于老妈，我脑子里的印象有点僵硬，真是奇怪，仿佛她是我的《濒死的地球》小说中另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也许吧。也许我是由欧洲自动化城市中的机械人抚养长大的，喝的是亚马孙沙漠中机器人的奶，或者，我仅仅是在大桶中培育长大的，就像啤酒酿造者的发酵粉一样。我记得，老妈穿着白色的睡衣，像鬼魂一样滑行在庄园那阴暗的房间里；我记得，她坐在温室里，倒上一杯咖啡，光线投下，投影出缎带装饰，夹杂着灰尘，她那纤纤细手的手背上，露出无数脆弱的蓝色静脉；她的头发卷成贵妇人风格的一个圆髻，烛光牵绊在她头发的蛛丝光辉中，就像一只金色的苍蝇羁绊在那儿。有时，我会梦到自己记起了她的声音，那轻快的音调，带着在子宫里打转的意味，但是当我旋即醒来，发觉那仅仅是风儿吹过蕾丝窗帘的声音，或是什么不知名的海洋在拍打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