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徒（第4/12页）

珍妮丝拍拍手。“好了，各位。你们的奖金都有保证了。现在回去干活吧。”

大家一片哀号。辛迪把大屏幕从股票和奖金切回手头的工作：生成更多文章，点亮洪流，确保各大新闻平台始终闪耀着里程碑报道的绿光——从一加仑能跑一百英里的三菱陆地巡洋舰测评到如何为感恩节挑选完美火鸡。我们干着活，马蒂的报道照耀着我们。他丢出一篇篇周边小文章，更新，互动，鼓励广大观众再多访问一次。

马蒂这一整天都得交代给他打造的这头庞然大物，激发访问者再回来多点击一次。他会让他们互相调查，讨论他们想看双飞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询问大家是否真的会和十四岁少女谈恋爱。这宗报道的寿命会很长，马蒂会像一个自豪的父亲一样把它养大，哺育它，呵护它，帮它在新闻洪流这个艰辛世界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自己那篇报道的小绿点已经消失了。看来就连政府的生物学家也对双飞·范贝比较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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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没有犯傻赌革命的时候，就在国立老挝大学教农学。要是他在首都郊区的稻田里做农民，而不是被知识分子和各种观点包围，我们的生活大概会有所不同。但他的业报就是当老师，当学者。所以，尽管他让老挝水稻产量增长了30%，他也仍然充满赌徒的异想天开：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他们都是真正的赌徒。他会说，如果南非白人能有点廉耻，篡位君主就能走上正道。他还说，梭罗抗议都那么彬彬有礼，肯定是个老挝人。

在我父亲的描述里，梭罗是个森林僧侣，躲进丛林寻求彻悟。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榕树下、藤蔓中，对痛苦的本质苦思冥想。我父亲认为，他肯定是某个罗汉转世。他经常说起梭罗，在我的想象中，这个鬼佬也和我父亲一样身材魁梧。

在政变和反政变之后，在东亚某国支持坎辛叛乱之后，我父亲的朋友们会在天黑后来访。他们常常谈起梭罗先生。我父亲会和他的朋友们、学生们坐在一起喝老挝黑咖啡，抽烟，然后他就会写下措辞谨慎的控诉书来抨击政府，再由学生们复制，留在公共场所，发到贫民窟，夜半时分贴在墙上。

他在游击控诉书中质问他的朋友们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丢下家人。他会质问为什么僧侣在皇宫前绝食抗议会遭东亚某国军人殴打。有时，他喝醉了，这些小赌满足不了他的冒险天性了，他就会给报社寄时评。

没有一篇时评见报，可他似乎着了魔，总觉得报纸可能会有所转变，觉得他作为老挝农业之父的声望可能会动摇某个想不开的编辑，发表他的控诉书。

结果呢，我妈给一位便衣警官端来咖啡，还有两个警察在门外守着。警官很有礼貌，他给我父亲递上一根三五牌香烟，还给他点上。这牌子当时几乎已经从市面绝迹，很是紧俏。随后，他轻轻推开茶杯和杯碟，腾出地方，把传单摊在茶几上。它皱巴巴的，沾满泥巴，上面全是控诉坎辛的话。毫无疑问，出自我爸之手。

父亲和警察两人只是坐着抽烟，静静瞧着那张传单。

最后警官问：“您能停手吗？”

父亲吸了一口烟，一面看着桌上的传单，一面慢慢吐出烟雾。警官说：“对于您为老挝王国所作的贡献，我们都充满敬意。要不是您在农村的工作，我自己家里的人也得饿死。”他向前倾了倾身子。“如果您答应不再写这种传单和控诉书，这一切就算两清。全都一笔勾销。”

我父亲还是一言未发。烟抽完了，他捻灭烟蒂。“这种保证很难做啊。”他说。

警官很吃惊。“您有朋友替您说情来着。您再考虑考虑吧，看在他们的面上。”

我父亲微微耸了耸肩。警官摊开皱巴巴的传单，把它抚平一些，又读了一遍。“这些传单没有任何用处。”他说，“坎辛的统治不会因为您印了几张控诉书就倒台。大部分传单在人读到之前就已经被撕掉了。它们什么用也没有，根本没有意义。”他几乎要哀求起来。他抬起头，看到我盯着门。“停手吧。就算不看在您朋友的分上，至少看在您家人的分上。”

我很想说我父亲慷慨陈词，说了关于反对暴政的高尚的话，或许引用了他的某个偶像——昂山素季或萨哈罗夫，或者梭罗和他彬彬有礼的抗议。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双手放在膝头坐着，低头看着破破烂烂的传单。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大概很害怕。以前他总是很轻松就能发表长篇大论，但那时他只是一直重复着：“这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