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回到过去 第十章（第5/9页）

我需要说明这一点。不然，你永远不会理解我在得克萨斯州的行为。

想象你走进一间屋子，看见桌上摆着复杂的多层纸牌屋。你的任务是把它推倒。如果仅此而已，那很容易，不是吗？使劲跺下脚或者吹口气——就像吹灭生日蜡烛——就足以完成任务了。但这不是全部。任务是，你必须在特定的时刻及时地把纸牌屋推倒。在那之前，屋子必须矗立着。

我知道邓宁星期天下午会去哪里，1958年10月5日，我不想冒险改变他的行程一丁点儿。而在点灯人酒吧哪怕跟他对视一眼都可能带来改变。

你可以轻蔑地哼一声，说我谨慎过度；你可以说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太可能改变事情的进程。

但是过去脆弱得有如蝴蝶的翅膀，或者纸牌屋。

我来德里就是为了推倒弗兰克·邓宁的纸牌屋。

7

我跟查兹·弗拉蒂道了晚安，回到寓处。我的高岭土果胶瓶在浴室的药箱里，用金线绣着管体式水塔的枕头这一新纪念品放在餐桌上。我从装银餐具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刀，小心翼翼地将枕头沿对角线切开。我把左轮手枪放进去，塞进填充物里。

我不知道我能否睡着，但我睡着了，睡得很沉。尽最大的努力，让上帝照管剩下的，这是克里斯蒂从匿名戒酒会上带回的众多格言之一。我不知道是否有上帝存在——对杰克·埃平来说，陪审团仍然在外面就这一点争论不休——但我那晚睡着时，我很肯定我已经尽力了。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睡一觉，希望我尽力就足够了。

8

没有胃肠流感。这一次，我在黎明时醒来，感受到了一生中最严重的头痛。偏头痛，我猜是。

我不太确定，因为以前从没出现过。见到哪怕是微弱的光线，从脖后到鼻窦根部就会产生起伏的阵痛。眼睛里不知不觉涌出眼泪。

我爬起床（忍着疼痛），戴上一副在北上德里途中购买的便宜太阳镜，吃了五片阿司匹林。

这才勉强能穿上衣服和外套。我得穿外套，因为早上很冷。天气阴沉，要下雨了。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个有利因素。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在阳光下存活。

胡子该刮了，但我懒得刮。我想，站在明亮的灯下——灯在浴室镜子里变成了两盏——可能会直接让我大脑分裂。我真无法想象怎么熬过这一天，所以干脆没有去想。每次走一级，我缓步走下楼梯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一只手抓着护栏，另一只手拿着我的纪念品枕头。我看上去肯定像个拿着玩具熊的大孩子。每次走一级——

扶手突然断了。

刹那间，我的身体向前倾斜，脑袋轰的一声，手在空中疯狂挥舞。我把枕头扔了（里面的枪发出闷响），伸手抓头顶的墙壁。在倾斜身姿变成可能会让我骨折的摔跤前最后一秒，我的手指抓住了装在墙上的老式灯架，灯架用螺栓钉进石灰里。灯架脱落了，但电线足够长，让我恢复了平衡。

我坐在台阶上，把一阵阵作痛的头埋在膝盖上。疼痛跟手提钻般振动的心跳同步。我感觉湿润的眼睛要从眼眶中蹦了出来。我可以告诉你，我想爬回公寓，放弃一切，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想死在这台阶上，结束这一切。有人不是偶尔，而是频繁这样头痛吗？如果有的话，上帝救救他们吧。

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我强忍着头痛，站起身，我不仅能想到它，而且能看见它：图加·邓宁朝我爬过来时，他的脸突然没有了。头发和脑浆溅到空中。

“好吧，”我说。“好吧，是的，好吧。”

我捡起纪念品枕头，踉跄着走下楼梯。我走出来，是个多云天，看起来跟撒哈拉沙漠的下午一样明亮。我伸手去摸钥匙。钥匙不见了。我在右前裤兜里摸到的是个大洞。前一天晚上还没有，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我摇晃着慢慢转身。钥匙正躺在门阶上散落的零钱中间。我弯下腰，脑子里一阵剧痛，我畏缩了一下。捡起钥匙，朝森利纳走去。我打火，之前一直非常可靠的福特车却启动不了。螺线管里响了一声，仅此而已。

我对可能发生的事已经有所防备。但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不得不拖着疼痛的头再次爬上楼梯。

我一生中从未有如此热切地渴望过我的诺基亚手机。有了它，我本可以坐在方向盘后面打个电话，然后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兰迪·贝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