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门卫的爸爸 第七章（第4/10页）

我很庆幸阿尔给了我大量现金。现金能给陌生人带来很大慰藉。

现金在1958年更有用。只花了三百美元，我就把仅有简单家具的公寓变得一应俱全。三百块中的九十花在了一台二手美国无线电公司生产的台式电视机上。那天晚上，我看了完美的黑白版《斯蒂夫·艾伦秀》，然后关掉电视，坐在餐桌旁，聆听一架飞机呼啸着往东降落。我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本从低区药店购买的蓝马笔记本（那个人店行窃不是“刺激”，不是“好玩”，不是“有趣”的药店）。我翻到第一页，噼啪地按出崭新的派克圆珠笔笔尖。就这样坐了大概十五分钟——时间足够另一架飞机向东落下，听起来非常接近，我几乎准备好飞机轮子刮过屋顶，发出砰的声响。

笔记本还是一片空白。跟我的大脑一样。每次我想开动脑子，唯一明确的想法就是过去不想被改变。

毫无用处。

最后我站起来，将风扇从储藏室里的架子上取下来，放在餐桌上。不知道行不行，结果居然可以。风扇的嗡嗡声格外让人镇定。而且，风扇的嗡嗡声遮盖了冰箱令人恼火的隆隆声。

再次坐下来时，我的脑子清醒了很多。这一次，有一些词句冒了出来。

方案

1.报警

2.打匿名电话给屠夫（说“我在注意你，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要是你做出什么不轨的事情，我会告发你”）

3.想办法陷害屠夫

4.以某种方式让屠夫变成残疾

写到这里我停住了。冰箱的响声消失了。没有飞机降落的声音，哈里斯大街上也没有车。暂时，只有我、风扇和未完成的列表。最终，我写下了最后一条：

5.杀了屠夫

然后我把纸揉皱了，打开放在炉子旁边的火柴盒，划了一根。电扇立即将它吹灭了。我不禁想到，要改变事情真难哪。我关上电扇，又划了一根火柴，凑到笔记本纸团上。纸团烧着后，我把它丢进水槽，等它熄灭，然后将纸灰冲进下水道。

之后，乔治·安伯森先生就睡下了。

但很久没有睡着。

5

晚上十二点半，最后一架飞机掠过屋顶，我仍然醒着，思量着我的可选方案。报警被排除了。

对奥斯瓦尔德可能有用。奥斯瓦尔德曾在达拉斯和新奥尔良公开宣称他热爱菲德尔·卡斯特罗。

但是邓宁就不同了。他是社区里备受喜爱和尊敬的家伙。而我算什么？一向对外来人不感冒的小镇上的外来人。那天下午，从药店出来之后，我又在沉睡的银元酒吧外面看见没有穿背带裤的家伙和他的同伴。我当时穿着工人装，他们仍然用“你他妈是谁”的表情看着我。

即便我在德里呆了八年而不是八天，我该对警察怎么说呢？说我料想弗兰克·邓宁在万圣节晚上会杀害他的家人？那肯定太过分了。

我比较喜欢打匿名电话给屠夫，但这个选择怪吓人的。一旦我打电话给弗兰克·邓宁——不管他在上班的地方还是在埃德娜的出租屋，他肯定会被叫到起居室的公用电话边——我就能改变事件。打个电话可能会阻止他杀害自己的家人，但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这也可能起相反的作用，让乔治·克鲁尼[59]般和蔼可亲的笑容背后的那颗不安的心翻覆。不仅不能阻止凶杀，还可能会让凶杀来得更快。原本，我知道何时何地。要是我警告他的话，一切赌注就都没了。

想办法陷害他？在侦探小说里可能行得通，可我不是中情局特工；我他妈的只是个英语老师。

单子上下一条是“让屠夫变成残疾”。不错，但怎么实现呢？等他手里拿着锤子，脑子里带着杀人的念头，从慈善大道向科苏特街走时，用森利纳撞他？除非我走狗屎运，否则我会被逮住送进监狱。还有一点。残疾人通常还会恢复。他要是恢复了可能还会杀人。因为过去不想被改变。

过去就是这样执拗。

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跟着他，等他一个人的时候，干掉他。让一切来得简单点儿，笨蛋。

但这样做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我能否承受。我想我脾气暴躁的时候可以——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保护别人——但脾气平和的时候呢？即使我知道要是不阻止他，我这个潜在的受害者要杀害他的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