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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之惑
作者：清秋子
内容简介
 《官场之惑》以翔实的资料、传神的文笔、独到的见解，描述和评价了李纲的一生事迹，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李纲传记。官场之惑，何为最惑？大概应是赏罚不公了。李纲是南宋的第一位宰相。他才兼文武，胆略超群，连续被徽宗、钦宗、高宗三位皇帝赏识，委以重任，但在建立奇功之后却无辜被谗，任宰相77天之后即被贬边荒。 结果，李纲成了一位几乎被完全遗忘的民族英雄。他的仕途生涯，充满谜一样的机遇与挫折，遭遇了古代官场残酷的潜规则。 在靖康耻的年代，他以文臣之身率领军民奋勇抗敌，打赢了著名的汴京保卫战。民国时期曾有学者评价：李纲在历史上的抗战功绩，远在岳飞、韩世忠之上。而在当代，他的盛名却被掩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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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一开国就很烦恼
说起来，大宋的国势疲弱，武力不振，被北方强敌欺负了几百年，直到最终被欺负死，那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稍知历史的人一般都知道：五代后晋的石敬瑭想做皇帝，资本有点儿不大够，就做了一笔“公平交易”，把燕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也就是后来的辽朝），以换取“大辽”的支持。
燕云十六州那是什么地方？是中原北方的屏障，国之长城！燕云一送人，那就等于把房子拆掉了一面墙，大敞门户，北方邻国的铁骑南下从此不费吹灰之力。大宋的烦恼，早在那时就已命里注定了。到后来，后周的柴世宗全力北伐，可惜只收回了三州就英年早逝。再往后，光复的任务，就落到了大宋皇帝的肩上。
以上说的是先天不足。待大宋打算来收拾旧河山的时候，问题就是后天不足了——连着几任皇帝在北伐问题上，都有重大失误。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后，看看四周都是割据政权，“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他睡不着了，要一个一个地收拾。掂量了半天自己的斤两，没敢去动北边的“北汉”，因为北汉后面有大辽撑腰。他和宰相赵普在一个风雪夜，在赵普家中吃着火锅，商定了平定天下的战略，那就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
他这一偷懒，埋下了致命的伏笔，等把南边的软柿子一个一个地捏完，老天不给他时间了。某日深夜，宋太祖正和弟弟赵光义聊天，忽然暴死，留下了一桩“烛影斧声”的悬案。
弟弟赵光义即位，当了宋太宗，当仁不让地开始北伐。太宗组织的北伐一开始很顺利，辽朝的地方官望风而降，百姓更是“民怀二心”，心向大宋。
不过，等宋军困住孤城燕京后，情况突然有变。
燕京就在今天的北京西南，是大辽的陪都“南京”（辽的首都是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在燕京围城战中，宋太宗煞是神勇，亲登战车，近城督战。眼看再有三天就能拿下了，没想到，辽大将耶律休哥率了大军来援！
大辽援军从天而降，宋太宗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一步，只好硬着头皮过招。
两军在城外高粱河摆开阵势决战。一开始，是宋军打得好，辽军勉强支撑。可是，耶律休哥眼尖，一眼看见宋太宗就在阵中指挥，位置前出，于是命令主力：别的不管，直扑宋太宗的卫队！
辽军的这一手，是古代的“斩首行动”，打得宋军乱了套，一下竟把整个宋军的队伍击溃。一万多宋军战死，其余的狼狈溃逃。宋太宗身中两箭侥幸突围，偷偷坐了一辆驴车脱离前线，跑得灰头土脸。这就是著名的“高粱河之败”。
四年后，老天又给了大宋一次机会，大辽的皇帝死了，儿子即位，才十二岁。皇后萧燕燕升格为太后，临朝摄政，是为萧太后。这时候的大辽，各方面都很不妙，正是所谓“主少国疑”之际——当国的是孤儿寡母，勋臣贵戚各握兵权，都在看笑话。
宋太宗赵光义获得了这个情报，犹如服了兴奋剂：高粱河之耻，今日终可得报！于是在大宋雍熙三年正月开始部署，开春三月，发三路大军攻辽。
这次宋军摆下的阵势，对幽燕是志在必得。东路：主帅曹彬，统军十万从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发，这是准备拿下幽燕的主力军。中路：主帅田重进，从定州（今属河北）出发，直取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主帅潘美，副帅杨业，出雁门关，旨在拿下云、应二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应县。
这次宋太宗没有亲征，也许是上次坐驴车坐怕了，不敢再冒险，但是部署得却极为周密——东路曹彬这一路，虽是主力，却要求他们一开始要慢慢走，牵制住辽军的主力。而最先发起攻击的，则是西路和中路，待两路一得手，辽军必慌，要赶着去燕京西南防堵。这时候，东路再发力北上，三路汇合，致使敌人顾此失彼，好一举拿下幽燕。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仗，又是先胜后败，而且败得极其窝囊，只成就了英勇殉国的“杨家将”。在后代的章回小说、戏曲与评书里，西路军副将杨业，演变成为“杨令公”、“杨继业”，被民间艺术家们说不尽、道不完。——我们这民族若败了一仗，是一定要说上一千年的，不然解不了心头之恨！
太宗赵光义也算是行伍出身，跟着太祖南征北战，可以说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不可谓不勇。但是很不幸，他在军事战略上遇到了天敌。这个天敌，就是大辽太后萧燕燕。
听“萧燕燕”这个名字，好像是一位淑女。不错，萧太后的确是出身高贵的女子，系宰相之女。可是她还有另一面，史称她“习知军政”。她和赵光义下了一盘大棋。看得出，她对军事可不是一般的习知，而是堪称战略天才。
萧太后执政后，迅速调整了人事，收拢兵权，重用能人，很快做到了君臣和谐、上下同心，赵光义得到的那个情报，其实早已过时。面对宋军的汹汹来势，萧太后自然有办法对付。
她早看破了宋军摆下的迷魂阵，认定了宋东路军曹彬才是主力，一定要全力以赴干掉，其他两路，派偏师去应付就行了。
这才叫：大战未开，胜负已见！
起初，宋军又是打得漂亮，中、西二路军夺关斩将，势如破竹，连下蔚、寰、朔、应、云诸州，两路大军都达到了战略目的。此外最关键的东路一军，也顺利攻克固安、新城，继而拿下涿州（今属河北），逼到燕京的鼻子底下了。辽各城守将投降的投降、被擒的被擒，辽军士卒被俘的有上万人。
形势一片大好。可是，老天照顾大宋也就到此为止了。接下来，萧太后的宠臣、大辽的名将耶律休哥又出场了，战事随之发生逆转！最先处境不妙的是大宋曹彬的东路军，他们一打就打到了涿州，因为进军太顺利，以至粮草不继。在涿州呆了十日，只好又退回雄州等粮草——打了半天，白打了。
宋太宗得报后大怒，认为大敌当前，主力大队回军就粮，乃兵家所忌，“失策之甚也”。立即派使臣赶往军中，令东路军不得后退，亦不准再冒进，而是沿着白沟河与宋将米信会合，待中、西两路军完全实现战略目标后，再与两军会师北上。
历史的大转折就在这个命令下达之后。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实际上赵光义的这个命令并没得到执行。曹彬所部诸将一听说中、西二路连战皆捷，都坐不住了，争相请战。大家说：形势这样大好，我们怎能做落后分子！曹彬作为一路统帅，竟然压服不了众人，只得再次率部北进涿州，粮草不够也顾不得了。
这时候东路宋军的当面之敌，就是大辽名将耶律休哥。耶律休哥的队伍人数并不多，他便避免与宋军决战，只是在夜里派轻骑骚扰宋军，白天以精锐部队列阵威吓宋军，搅得宋军精疲力尽。
宋军因为粮食不继，在白沟迟滞了一个月才继续北进。就在拖延的这一个月里，攻辽的黄花菜可说是彻底凉了！一是宋军士气大不如前；时值天气炎热，将士体力消耗大，渴了连水都没得喝，到达涿州时全军已疲乏不堪。二是萧太后亲统援军从幽州赶来，进至涿州以东的驼罗口，夺回了固安，辽军的兵势大大超过宋军。
曹彬见粮草将尽，在涿州根本没法固守，而野战的话又怕被辽军主力合围，便急忙下令，冒雨撤军。
可是萧太后怎么能让你们跑掉？她派出精锐骑兵，在大雨中紧追不舍，终于在岐沟关追上宋军，一股脑的包了饺子。曹彬、米信各率亲随奋力突围而去。抛下那可怜的十万宋军，溃散奔逃，一直被追至拒马河，死伤无数。
另外还有好几万宋军作为后援集结在沙河边，此时也都患了“恐辽症”，望风而逃，光是自相践踏和掉进河里的就死了过半，岸上遗弃的兵甲堆积如山。东路主力这一败，仗就没法打了，宋太宗只好叫各路都撤兵。其中要求西路军退回代州（今山西代县），并护送云、朔、寰、应四州民户南迁。
但辽军可不会让他们就这么轻松地退走。萧太后和大臣耶律斜轸等，率领精锐十余万人来攻；到六月，夺回了寰州（在今山西朔县东）。
这下西路的宋军犯难了：强敌逼近，寰州丢了，余下三州的老百姓怎么迁移？尤其朔州当敌，想平平安安转移老百姓更为不易。杨业向潘美、王侁等人建议说：辽军势大，不可与战，可密告云州、朔州守将作出攻击寰州的样子，我军也前进至应州（今山西应县），辽军必然全军赶来决战。此时朔州（今属山西）吏民就可趁机直入石碣谷，再派强弩手千人封锁谷口，以骑兵在半途接应，则三州之众可安然撤回内地。
这是好主意，但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王侁主张列出堂堂正正之阵，去朔州接应百姓，有几万精兵在手，还怕他辽军不成？他还对杨业说：“你素号无敌，今见敌而逗留不战，岂非有他志？”
他这话说得十分恶毒，因为杨业是北汉降将，“岂非有他志”是暗讽杨业又想投降。杨业受不了这个，负气决定冒险出征。他流着泪对潘美说：“今诸位责我避敌，我当先死于敌！”临行前，他要求潘美等人率军在陈家谷口（今宁武北）接应。
辽军主帅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兵发，就设伏兵于半路，与杨业一接阵，便佯装败退。杨老将军千虑一失，中了诡计，冲进了人家的伏击圈。自午至暮，苦战了半天，杨业才率部从朔州南三十里的狼牙村退至陈家谷口，本来指望潘美、王侁在此接应。哪知道这两人在这里等了半晌，没见杨业退回，“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兴冲冲地“追敌”去了。
此时辽兵蜂拥而至。杨业在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知道今番完了！
杨业的残部此时还有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但下属士卒素来爱戴老将军，都不肯离去。史载，杨业遂“再率帐下兵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杨）业犹手刃数十百人”。
战到最后，杨业为流矢所中，坠下马来，马亦被射中倒地，遂被辽军俘获。他在辽军营帐中被拘禁，叹息道：“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随后，绝食三日而死。
这一次宋之大败，即为著名的“歧沟关之败”。
赵光义在当了皇帝之后，改了个名字，叫做“赵炅”。这个炅字，是“太阳出来照四方”之意。可惜，他这颗太阳，终其一生是照不亮燕云十六州了。他欺负自家哥哥留下的孤儿寡母，抢了一个皇帝做，又想欺负大辽的孤儿寡母，却被人家狠狠扇了个大嘴巴，再不敢想什么伐辽的事了。从此，大宋对辽转入守势。
一般的王朝规律，都是开国的时候军力最强大，士气也最旺盛，一鼓作气便可打出个大国气派来。尽管往后军力越来越弱，但架子摆在那里了，一般情况下外敌动摇不了。而大宋在开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就没打出个样子来，后来在南北格局中就只能处于劣势，看人家脸色，翻不过身来；受人家欺负，丧师失地。
这个恶梦，一直持续了三百年！
大宋开国的两位皇帝没有打服人家，人家可就要对你下手了！十八年后，也就是大宋景德元年闰九月，萧太后和儿子辽圣宗耶律绪隆统大军二十万南下，一路避实就虚，直扑定州。
这次辽军的进犯，其战略意图不是为了侵占土地，而是为了掠夺财富、炫耀武力。辽军在攻入宋境后，一边打，一边不断派出使者讲和，意在从气势上彻底压服大宋，以胜迫和。
辽军进展迅速，边警一夕数至开封，大宋朝廷上下都慌了手脚。这时候的大宋皇帝已是宋真宗赵恒，他一开始嚷嚷着要御驾亲征，率军亲往澶州（今河南濮阳）与辽军决战，可是事到临头，又两腿发软，犹豫不决。大臣廷议更是说什么的都有，连迁都的建议都提出来了。宋真宗心里发虚，问宰相寇准：“南巡何如？”多亏了寇准是个主战派，力主皇帝必须亲征，他答道：“群臣怯懦无知，今寇己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禁军的头头、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是个硬汉，激励真宗道：“愿陛下急往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
——大臣都愿以死报国，皇帝还能怕死不去？宋真宗面子上过不去，只好答应亲征。
这时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辽军在击败了边境一线的宋军后，兵锋东指，企图拿下瀛州（今河北河间），但是在瀛州碰到了硬茬儿。宋知州李延渥率众坚守城池，辽军昼夜猛攻，可就是拿不下来，在攻战中死了三万余人。辽军无法，只得绕开这个钉子户南下，攻克了祁州（今河北安国）、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和通利军（今河南浚县）三城，一面又频频遣使请和。
到十一月，辽军已进抵黄河之北的澶州城北，打到宋都开封的鼻子底下了。幸得澶州守军拼死抵抗，设伏弩射击辽兵，辽大将萧挞凛，中弩身死，辽军损失惨重，锐气大挫。
而赵宋王朝的皇帝，在此时却露出了胆小鬼的原形。大军出发后，真宗一路胆战心惊，磨磨蹭蹭，等到了澶州，更是丑态百出。澶州是个跨黄河而建的城市，分南北二城。宋真宗到了南城，死也不肯渡过浮桥到北城，寇准力劝皇帝上前线去激励军心，高琼甚至用鞭子驱赶为皇帝抬轿的士兵，这才把真宗逼到了北城。
真宗心里七上八下，登上城楼宣慰众军。宋军看见天子来了，一片欢呼，士气大振。
此时战场的形势极有利于大宋，澶州一带已经集结了几十万宋军主力，与辽军形成对峙。而在辽军身后，绝大部分河北地区仍在宋军手中。辽军却是前景不妙——前有坚城挡道、大河阻隔，后有伺机而动的大宋河北军民，陷入了腹背受敌的态势。
这不是眼看要关门打狗了么？辽军不敢久留，只能急着通过和谈来下台阶。
而宋朝方面，在这个绝好的形势下，却放弃了奋力一击的机会，在怕死皇帝的带头下，同意议和。
宋朝的和谈使者曹利用，在临行前向宋真宗请示办法。真宗给了他一个谈判底线：最高可用百万银绢换和平。
寇准听说后，大为愤慨，他偷偷警告曹利用说：“虽有圣旨，你此行许诺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定将斩你！”
曹利用好歹未辱使命，与大辽方面恰好谈成了三十万银绢。回到澶州行宫时，真宗正在用饭，迫不及待让内侍出来问：答应给了人家多少？曹利用觉得不方便说，便以三个指头摁在脸上为意。
内侍回报，宋真宗还以为是三百万，大惊，不禁叫道：“太多！”继而又舒了口气说，“姑且了事，亦可。”后来，曹利用才出面说明：不过三十万而已。
真宗喜出望外，重赏了曹利用。
十二月，宋辽间几经交涉，达成了讲和协定，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宋皇帝是哥哥，辽皇帝是弟弟；不过大宋这个哥哥却要每年孝敬给弟弟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这就是宋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此盟之后，两国虽然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但大宋在对外关系上的屈辱史也从此开始！

摊上这样的皇帝活活就是一场灾
宋辽相安无事九十多年后，大宋的平安日子到了头，问题起初还不是致命的外患，而是内里先烂透了。花了银子买来和平以后，帝国内部文恬武嬉，大伙都争着过高质量的生活，渐渐就露出了要垮台的乱象来。
元符三年，大宋命里注定有一劫，出了第八个皇帝——宋徽宗赵佶。这个人，我不介绍大家也都知道，他的简历上除了“皇帝”这一职务外，恐怕还要写上“画家”和“书法家”两项。一般的皇帝，做做打油诗，到处题个肥头大耳的颜体字，倒也无关紧要，但若是写字、作画、赋诗的水平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而把皇帝的主业抛诸脑后，那无疑就是现世的一大灾难！
这一年，年纪轻轻的宋哲宗得病而死，死后无嗣，太后排除了其他人选，力挺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接班，让赵佶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当时的宰相章惇曾有不同意见，史称“徽宗未立，（章）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是权臣，名声不大好，干的蠢事也多，但在评判皇帝候选人资格上极具前瞻性，可惜，他拗不过皇帝的老妈。
赵佶这个文艺家皇帝即位之初，还是有一些正经模样的，虚怀纳谏，实行新政，下了一番功夫调和新旧两党矛盾，俨然是一副圣君架势。但是没过多久，就开始发昏了，陆续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一帮狐朋狗党，时人称为“六贼”。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在这帮“庙堂之贼”的行列里，还有一位在《水浒传》里跟童贯一样大名鼎鼎的高俅。
宋徽宗把皇位刚一坐热，就显出浮浪子弟的本性来——疯狂地玩艺术。他所用的人，也不尽是鸡鸣狗盗之辈，其中有艺术天分极高的。“六贼之首”的蔡京，就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上都有造诣。北宋书法的四大家为“苏、黄、米、蔡”，最后这一个“蔡”，历代都有人说，就是指蔡京。
元人曾评论蔡京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胃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就连被后人誉为“宋朝第一”的米芾都承认，自己不如蔡京。据说，一次蔡京与米芾侃大山，蔡京问：“当今书法何人最好？”米芾回答：“从晚唐柳公权之后，就数你和你弟弟蔡卞了。”蔡京又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这帮高素质的奸臣把持朝政之后，投宋徽宗之所好，把人生的意义浓缩为一个字——“玩”。他们向徽宗进言：“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不玩，还等什么？
君臣臭味相投，果然就玩出了古代的最高水准，其中达到极致的就是“花石纲”。
这花石纲是个什么玩意儿？
原来，宋徽宗要建一个全国最大的园林工程“艮岳”，也就是人造假山。假山需要用奇石和珍稀花木来装点，徽宗就在苏、杭设置“应奉局”，由蔡京推荐苏州人朱勔当了局领导，专事在东南江浙一带搜罗奇花异石。把花石物色好了后，经水路千里迢迢运往京城，十船一组，称作一“纲”。这就是“花石纲”名称的由来。
朱勔这家伙本是个无赖，但是天生就会做官，被蔡京介绍到帝国公务员队伍中之后，无师自通，能搜刮，会打点，为他说好话的人遍布朝中。于是朱勔的官也就越做越大，威震八方。人们甚至把朱勔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称作“东南小朝廷”，可见朱局长当时是何等霸气！“花石纲”运动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到了后来，不光是太湖的石、浙江的竹，还有福建的荔枝、海南的椰果，乃至两广、四川的异花奇果，无不搜求。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连漕运都要让路，漕船和很多商船都被强征。全国上下为了这个，每年都要耗费百万役夫之工。
朱勔这伙人为了固宠邀功，就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嗅，只要听闻谁家有奇石异木，不惜破屋坏墙、践田毁墓，也要把它弄回来。而且运输费还要由百姓承担，丁夫也从百姓中征调，不管你种田不种田。当时华亭有一株唐时栽的古树，被朱勔看中。因为枝干太大，没办法通过内河桥梁，他就下令造大船海运，结果遭遇风浪，“舟与人皆没”，大概至今还没打捞上来呢。这场“艺术至上”运动，直搞得天下骚然，民不聊生！
宋徽宗好不容易逮着个皇位来提高大宋的艺术质量，对奇花异石尤其着迷。灵壁县（今属安徽）有一巨石，上千人都搬不动，以大船运往京师，需拆毁京师的城门方能进入。石头运入城后，徽宗大喜，御笔赐名“卿云万态奇峰”。
更有甚者，宣和五年，太湖发现一块奇石，高六仞，百人不能合抱。徽宗得石喜极，不仅赏了夫役每人金碗一只，还封石为侯——名为“盘固侯”！
大宋上下这么疯了似的“以花石为纲”，据说与道教有关。宋徽宗本人十分笃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全国大建宫观，还专门设置了道官二十六阶，也就是在官阶体系里设置了宗教职务系统，给道士们发俸禄，让他们成为特殊公务员。
徽宗还常请道士看相算命，有事无事都和道士们混在一起，作法行祭。他的生日是五月初五，道士以为不吉利，他就改称十月初十。他的生肖为狗，于是下令汴京城内禁止屠狗，狗也因此享受了一回尊严。
他的身边还有一些极具神秘色彩的道士，如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此人向宋徽宗进献了一套“广嗣之法”，也就是多生儿子的秘方，大约就是道家的房中术一类，其中涉及京城风水格局的问题，说是欲多子多寿，则需在京城东北叠石筑山。
不过，这只是疯狂建造艮岳的由头之一，问题的本质还是宋徽宗想要在京城造出一个道家的洞天福地来，长享人间至福。
——既然万民同乐在实际上做不到，那就少数人先乐起来吧！可是官家你不顾百姓死活，百姓自己就要求一条活路来。大宋本来就官多、俸禄高，百姓负担重，如今以花石为纲，朝廷索需更急，变着法地盘剥百姓，终于逼出了一场席卷东南的方腊大起义！
宣和二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农民方腊揭竿而起，召集百余人誓师起义。他提出的造反纲领说得很透彻：天下本是一家，朝廷皇帝就是父兄，我们固然是很爱父兄，可是哪有子弟累断了腰耕织、劳动果实却都被父兄拿走享受的道理？且不说声色犬马、花石大纲，就是那奉送北虏的银绢，说是国家出的，可哪一文钱不是“东南赤子膏血”？
他这道理不用明讲，宋朝人也都知道。所以义旗一举，万民响应，数日之间聚起了二十万人，连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义军“以诛朱勔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一路攻州破县，最后拿下了杭州城！大宋的州县官员平时残民有道，遇到愤怒造反的老百姓，就只有弃城逃跑的份儿了。大宋东南名将“病关索”郭师中领军拦阻，结果全军被歼，他自己的小命也玩完了。
宋徽宗见惹出了大事，知道是艺术至上惹的祸，连忙下罪己诏，承认在执政上有问题，立刻撤销了苏杭应奉局，停运花石纲，并罢免了朱勔。然后又使出硬的一手，调集禁军和各地军队进剿义军。此后，招降了宋江的梁山起义队伍，以优势兵力将方腊起义镇压了下去。还没等方腊余部最后清剿干净，宋徽宗就故态复萌，自食其言，重起花石纲，给朱勔也复了职——你看，皇帝也是记吃不记打的；你不打，他就照样玩儿。
除了艺术爱好，还有声色爱好。三宫六院不够玩，竟然微服去嫖娼。后人给宋徽宗编排了微服私访名妓李师师的故事，不是没有来由的。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里说，一次徽宗来到李师师家，正巧师师的旧相好、词人周邦彦已经在这里。周躲避不及，只好藏到床下。徽宗不知情，拿出几个江南刚献上的橙子，给李师师尝鲜，两人情意绵绵。这一番调笑，床下的周邦彦听得一清二楚，禁不住捂嘴偷乐。
徽宗走后，周邦彦爬出来，立刻援笔写了一首词，曰《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首词写的传神。并州剪刀闪闪发亮，一双素手雪白如盐，好一个秦楼楚馆的温柔乡。
李师师喜欢这词，谱了曲子唱，立刻传开，唱遍了京师。宋徽宗听到歌词很惊异，问师师是何人所写。师师如实相告，徽宗不禁醋意大发！
当时周邦彦是开封府税监，徽宗就无端指责周邦彦的政绩不好，叫蔡京把周贬到外地去。蔡京一了解，周邦彦政绩很突出啊！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得遵命办了。
连皇帝都这样，下面做官的又怎能为国为民？不腐败都对不起头上这顶官帽子。
摊上这样的风流皇帝，是大宋朝的厄运。他若是个大臣或富商，风流也就自风流了；可皇帝是国运所系，你在那里不干正事；那么上行下效，国运自然也就一步步地衰了！

要了北宋老命的“海上之盟”
大宋内部的胡来倒还不打紧，一个百年大帝国，要垮一时还是垮不掉的。最要命的是，大宋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上出了一个大昏招，忘了“唇亡齿寒”的古训，只想趁火打劫，结果引来一场滔天大祸，险些亡了国。
这时候大宋北方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巨变，勒索了大宋哥哥一百余年的大辽弟弟，忽然要撑不住了。在遥远的白山黑水之间，新崛起了一个女真族，其部落首领阿骨打（完颜旻）在宋政和五年建立了大金国，正式称帝。
女真部落原也是一直受大辽的欺负，如今愤怒爆发了，起而反抗。这一年，辽天祚帝率军亲征大金，结果被大金一顿猛揍，大败而归。恶人还须恶人磨，大辽现在也遇到天敌了！政和七年，金国开始进攻辽朝，打得大辽无还手之力，辽河以东领土尽归大金。
大辽的没落，是人都能看得出来，徽宗也看得心痒。敌方的倒霉，就是我方的幸运，这道理是不错的。不过，以往的一百年间，大宋与大辽基本是和平关系，构不成敌对国家。此时如何对待北方局势，就需要有一点儿高瞻远瞩的智慧。宋徽宗搞艺术有一套，搞外交完全是小市侩式的智力水平，他只看到大辽终于要蹦到头了，收复燕云的机会到了！
这时候的辽、金、宋三国关系正处在微妙时期，假如处理好了，大宋完全有可能当一回得利渔翁。可惜这荣耀不可能属于宋徽宗。徽宗起了攻辽的念头，有其来由。早在政和元年，他曾派童贯出使辽朝，探听大辽内部的虚实。童贯走到卢沟（今永定河），半夜三更忽然有一位辽国的读书人求见。此人名叫马植，燕京人，能言善辩，见到大辽气数已尽，便有心投靠大宋，特意来结识童贯。等到大金国建立后，马植立刻秘密投书大宋雄州知州，明白表达了想投靠宋的意思，他在信中说：“近来辽天祚帝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凌，盗贼蜂起，百姓涂炭，宗社倾危。我虽愚昧无知，但预见辽国必亡。”
密信很快被送到京城，徽宗见此人可用，就指令将他秘密接入境，亲自召见。
马植善辩，这正好给了他一展口才的机会。他在御前上奏道：“辽国必亡无疑。本朝可遣使过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共图大辽。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而本朝后发制于人，事将不济。”
他这一番“国际战略”的演说，本是书生气的浅陋之见，但恰好暗合了徽宗的心思。徽宗对马植的见解赞不绝口，赐了他国姓赵，改名良嗣，任命为秘书丞。于是辽国书生马植眨眼就成了赵家的后代了。谋取燕京之计，也正式被提上宋廷的议事日程。
对金的结盟行动，在四年后正式开始，也就是始于重和元年二月。大宋派了武义大夫、登州防御使马政等一行八十人，渡海出使金国。此行谈的是宋金协同夹攻辽国之事，第一次亮出了宋以攻辽换燕云的交换条件。
这个谈判行动一开始就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太宰郑居中态度尤为坚定，他说：“澶渊之盟至今百余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的和亲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边之策。如今四方无虞，却要冒然毁约，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胜负难料。若胜，国库必乏，人民必困；若败，遗害不知凡几。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两战皆败，今日何可轻开战端？”
宋徽宗听了这个意见，一度犹豫，但是宰相王黼却诱导徽宗，可别错过了机会“兼弱攻昧”。也就是说，柿子为何不挑软的捏？枢密院执政邓洵武认为这简直是胡扯，上奏反驳说：“什么‘兼弱攻昧’，我看正应该扶弱抑强。如今国家兵势不振，财力匮乏，民力凋敝，这局面人人皆知，但无人敢言。我不明白，与强金为邻，难道好于与弱辽为邻？”
当时，四川广安有一平头百姓安尧臣，也上书力劝不可对辽用兵。甚至高丽国王也看得清楚，特地捎了话来：“辽为兄弟之国，存之可以安边；金为虎狼之国，不可交也！”
这些谏言都说得极为透彻，可是，打动不了脑袋进了水的宋徽宗。宋与金的谈判虽然一波三折，但是还是在一步步展开。
大金的确不是当年的辽国，其所谋深远，志向颇大，对大宋极为鄙视。只是怕此刻惹翻了宋，宋掉头助辽，凭空多了一个敌人，所以对宋的态度还比较温和。
双方极尽能事地讨价还价。弱国无外交，大宋在这个时候仍然只能是忍气吞声。最后终于在宣和二年达成协议，宋、金两国合作攻辽，金的战略目标是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负责拿下燕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一旦辽灭，宋将原先每年孝敬给辽的“岁币”转送给金。
送的钱还是一样多，只不过换了个“弟弟”，同时收回燕云的大部分。这个协议，从宋朝方面说太缺乏远见了。宋徽宗太希望自己能一雪祖宗之耻了，把大金设想为像大辽那样能够遵守和约的“友邦”。大宋的安全全部系在金国的诚信上面了，风险之大，难以预测。
百姓都能看清的形势，皇帝就是看不清。古语曰“肉食者鄙”，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在高位上人模人样的蠢猪！
“海上之盟”一定，徽宗就下令在河北一带集结军队，准备要实现大宋的百年梦想了。
可是不巧，方腊起义爆发，徽宗只得打发童贯把集结起来的军队开往浙江镇压。事情一拖下来，消息就不免走露，徽宗怕辽朝闻讯发火，出兵来犯，于是对“海上之盟”又起了悔意，想罢盟。宣和三年，大金派使者来催大宋按原定盟约发兵，徽宗态度不明，满朝大臣更不敢表态，结果大金使臣在汴京住了半年，不得要领，徽宗又打发人家返回去了。
首鼠两端的人又想干事，能干成什么？这事让大金很恼火，埋下了日后翻脸的种子。
这年底，大金等不及大宋的慢腾腾了，金帝阿骨打亲征大辽，转年正月，一举拿下大辽中京大定府。辽天祚帝狂逃，先跑到西京大同府，又跑到夹山（在今内蒙古的土默特旗），与朝中诸执政大臣失去了联系。
大辽此时尚有燕京在手，全国没有了一把手哪行？于是辽宰相张琳、李处温等拥立宗室耶律淳为新帝。
辽眼看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徽宗小市侩的投机心理又高涨起来，认为这时候攻燕京，基本上等同于探囊取物。加之金国又派使臣来催，徽宗更觉得机不可失，假如再晚的话，燕京怕要被金国拿走，于是急派童贯、蔡攸带领十万兵马出动。
小市侩的心理是又想占便宜、又不想出力。结果这次出征不叫出征，叫“巡边”。徽宗对燕京一带的大辽军民发布诏谕劝降，对大辽新帝耶律淳也开出了投降的优惠条件，企图以大兵压境和招降两手并用，不战而屈人之兵。徽宗很怕吃亏，还特地叮嘱童贯：如果燕京辽军不投降，就按兵不动，全师而还。
当年五月，童贯率大军到了雄州，把招降的大梦做得美美的，下令部下入辽境后“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却不料辽国无人响应，没人献出一城，也没有吏民倒戈。童贯没办法，就指令大将种师道等分两路夹击辽军。
哪知道大宋天朝的军队一出击，东边一路与辽军遭遇，就先败于兰沟甸，后败于白沟。
辽军在大金军面前只有逃跑的份，但是收拾大宋的军队还是绰绰有余，隔了三天，宋军西边一路又败于范村。
种师道无计可施，只得把宋军全线撤回雄州。宋军刚到城下，辽军紧跟着就尾随而至，想缩回去？没那么容易！种师道只得于城下与辽军大战。正在酣战中，天气忽然起了沙尘暴，又下起了冰雹。宋军不习惯北方天气，斗志全无，而辽军则司空见惯，越战越勇。最后宋军终于撑不住了，四面溃逃，遍野死伤枕藉。
百年的和平生活，自然只能练出这样的“熊兵”，不要说光复幽燕，能守住宋土都很难。好在大辽已是穷途末路，没心思跟大宋再玩了，追击到雄州也就罢兵。大宋上下松了口气：这次巡边，宋军还不至于把全部本钱输光。
不过这以后，也是辽的气数已尽，新帝耶律淳恰恰在这关键时刻一病不起，归了天。耶律淳的老婆萧后执掌朝政，立天祚帝之子为帝。辽大臣多有不服，内部人心混乱。徽宗得知消息，又来了精神，要再次趁火打劫，命童贯掌兵十万，以刘延庆为主帅，打算趁势攻取燕京。可巧好事接连而来，大辽涿州守将郭药师因为对辽的前景失望，率所部八千余人来降，连带献上涿、易两州。
郭药师所部是强悍之师，投宋后，宋军声势大壮，燕京骤失屏障。这不是天助大宋么？徽宗喜出望外，还没等再次出兵，就先把燕京以及涿、易等八州改了名称，先美美地意淫了一把。
但是这次出动的宋军，还是一群废物。郭药师原是大辽悍将，深通军务，见宋军放羊一样毫无军纪，就劝刘延庆一定要加强戒备，提防辽军在半路设伏。刘延庆也是大宋君臣一贯的脑子进水作派，就是不听。果然宋军在良乡遭遇辽将萧幹阻击，又吃了一个败仗。刘延庆只好命全军坚守营垒不出。
郭药师见状心急，献计说：萧幹不过仅万人，现在倾巢来战，燕京必然空虚。他请命，要率五千精骑绕开辽军，突袭燕京，必能得手。刘延庆这回倒是能听进去了，让郭药师放手去干。不过五千兵马就是再精，攻打燕京毕竟还是有风险，于是郭药师提出一个条件，请求刘延庆派儿子刘光世领一支援军在后跟进，一旦拿下燕京，必须有后续梯队跟上，好扩大战果。刘延庆满口答应。
当晚，郭药师和另外两员宋将高世宣、杨世可率兵，趁夜渡过卢沟，到天刚蒙蒙亮时，一举攀进迎春门，杀入燕京！
神兵天降，燕京居然就这样被轻易攻破！
但辽军也不是吃素的，神兵天降也没吓住他们，城中守军急忙穿好裤子奋起反击。两军就在胡同里展开了激烈巷战。
宋军见奇袭得手，军心振奋。郭药师派人传谕萧后：投降可受优待！但这萧后可不是个怕死的，她故意迟迟不答复，一面则派流星快马飞报正在良乡一线的大将萧幹。
萧幹急速从前线抽出精兵三千，回援燕京，两军在城里杀得昏天黑地。宋军势弱，又是客场作战，渐渐不支。而此刻理应及时赶到的刘光世援兵，居然违约不至。
可怜入城的宋军终于顶不住，被围在核心。大将高世宣当场战死，郭药师、杨世可弃马缒城而逃，狼狈之极！
刘延庆见没得手，就命全军驻扎在卢沟河南，仗着人多，与辽军僵持。
萧幹见宋军当了缩头乌龟，便也不硬冲，只是分兵袭扰，断了宋军的粮道。辽军还抓住了宋护粮将王渊和两名小卒，将三人蒙住双眼，拘押在帐中。
到半夜，萧幹故意派人在帐外小声嘀咕：“我军三倍于宋军，当以精兵冲击宋营，另分左右翼为策应，举火为号，必全歼宋军……”他料定帐内俘虏已经听到，便又故意放王渊逃走。
兵者，诡道也，有时甚至是儿童游戏也。但是，往往就管用。这三个被俘宋军逃回大营，把听来的“绝密情报”报告给主帅，那刘延庆居然就像《三国》里的蒋干一样蠢，信以为真，慌得不行。次日天明，他见北岸果然火起，以为“三倍于己”的辽军就要掩杀过来，急令全军烧毁营寨，抓紧逃命。
其实这时在良乡前线的辽军实际数目，正好是反过来，仅有宋军的三分之一。
大宋乃至此前中原政权的百年光复梦想，只差半步就能实现。宋军这时只要一鼓作气，用人海战术就能把这区区辽军冲垮。但是，但是宋军将士的敌人，除了剽悍的辽军之外，最要命的还有他们自己内心的恐惧。总帅撤退令一下，士卒们心胆俱裂，惟恐晚走一步成了卢沟河边骨。奔逃之中，哪管什么建制、顺序，就来个十万人全体马拉松吧，辎重粮草全不要了。士卒们喧哗奔逃、自相践踏，落水跌崖的不计其数。百里逃亡路上尸横遍地，这堂堂大宋的光复军，如泥足巨人般，颓然倒下。
辽军将这帮马拉松队伍撵到白沟，宋军总算集结起来，两军正式开打。但是，一支怕死皇帝治下的怕死军，哪里还有斗志？刚一接仗，宋军又大溃，一溜烟地跑回了雄州——从哪儿来的，又回到哪儿去了。
可叹经此一役，宋朝五十年来所积累下的战备粮草和军械，损失殆尽！
辽军本来对南边的这个百年大帝国，都感到有三分惧意，这一场马拉松跑下来，什么大宋，什么“巡边”，什么北伐，辽军上下此后一提起宋军，就要把大牙笑掉！
这真是弱国之悲啊，将士胆怯如此，活该就是个屈辱王朝。
徽宗见凭自己的力量拿不下燕京，不思图强，却又打开了小商人的算盘。因那时交通不便，宋北伐军万人马拉松溃逃的事，金人尚不知道，宋廷就急忙派使者前往金交涉，企图抓紧时间与金达成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协议，然后再催促大金赶快出兵相助，以再次谋攻燕京。
金太祖阿骨打虽然不是艺术家，但却是个高级的政治艺术家，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仍算定了大宋根本没办法独立拿下燕京，所以始终不答应将来全部归还十六州，坚持只给大宋六个州。一场谈判没有什么结果。
而在大辽的另一侧战线，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次年底，金太祖阿骨打亲征燕京，以七千劲卒为前锋，大军分左右两翼直扑居庸关。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金大军一到，辽军竟然吓得屁滚尿流，统帅望风而降，金大军兵不血刃，就进了燕京城的南门。辽枢密院的诸执政大臣，也都乖乖地奉表请降，唯有萧后带领少数官员逃走。
盖世英豪阿骨打跨马进了燕京城，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宋军此前就打过燕京，惨败而归。他不禁哈哈大笑，自此与宋谈判的态度更是强硬，谈不扰燕京就是不给你——好你个礼仪之邦，跟你的老奶奶讲道理去吧！
金占领燕京后第二年，派出使者李靖到宋廷，提出了苛刻的交换条件，即：不仅归还燕京及六州的条件不能变，而且还要将燕京一带每年的赋税交给金。双方使者往返多次，最后阿骨打开出条件：宋将原先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每年再多交一百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否则不仅不归还燕京，还要兵戎相见。
宋这时尝到了灭弱邻、换强邻的苦果。自己腰板不硬，又急于得到燕京，只能忍气吞声。金则步步紧逼，又提出在归还燕京时，金军要将燕京一带家产在一百五十贯以上的三万户全部带走，还有其他种种刁难不一而足。
谈判一直磨蹭到天气暑热，金人受不了燕京的气候，才交出了燕京。临行前把城中的财富、官吏、富户、工匠、美女劫掠一空。等童贯、蔡攸带兵进城后，燕京已是满目疮痍，还有一大批饥民等着宋廷给饭吃。留守的郭药师又纵容部下经商牟利甚至抢掠，以至燕京成了一座恐怖之城。
拿钱买回一座空城，宋廷不以为耻辱，反而是打肿脸充胖子，在告天下人民书中自吹自擂，说是“鼓貔貅百万之威，势如破竹；收河山九郡之险，易若振枯”。吹牛真是自古就不用上税的。
至于辽西京大同府一带，宋廷也想拿钱买回。阿骨打在这问题上倒还大度，考虑到想长期与宋保持睦邻关系，就答应了。但是，由于他班师回朝后日夜与掠来的燕京美女交欢，严重透支，最终竟玩到一命呜呼。
他死后，弟弟完颜晟继位，是为金太宗。金太宗原本想执行哥哥的决定，但后来考虑到辽帝西逃还没逮住，西京若给了大宋，追捕辽残部的金军又住在哪里？于是毁约，不同意归还西京了。

黑云南下欲摧城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在复杂微妙的宋金关系中，大宋的地位虽然屈辱，但面子总算还有一些，毕竟收回了部分燕云领土。金灭辽之后，似乎也还没有马上觊觎大宋国土的意思，只顾着享受胜利成果了。两国关系有可能重演百年和平的好戏。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此时，宋金边界上突然爆发了一桩“张觉事件”，导致宋金关系骤然紧张，金军铁骑转瞬间蜂拥南下！
事件的主角张觉是一位辽的降臣，后来当了大金平州留守。平州是河北要地，治所在今河北卢龙，金灭辽后，将此作为南京。这位辽国旧臣迫于时势，虽然降了，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听说逃窜到北方沙漠中的天祚帝有卷土重来的意思，立刻密谋响应。就在宋宣和五年的五月，张觉和一帮辽降臣筹划叛金，一门儿心思要复兴大辽。
这个行动从忠义角度看，无可非议；可是从当时的局势看，无疑是不智行为。秘密情报传到宋廷，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大宋的君臣在对待这一事件上，本应该慎之又慎，以维护宋金平衡为最高原则。但是，小商人图便宜的投机思想长期渗透在宋的对外战略中，此刻，宋徽宗又看到了贪小便宜的大好机会。
天祚帝的反攻，在事实上万难成功，不过是一股不屈之气罢了。在宋金夹缝中的平州，公开反叛更无疑是以卵击石，决无成功的可能。这个情势张觉其实也是知道的。宋徽宗立刻派人与他联络，许以高官厚禄，劝说张觉降宋算了。
徽宗的小算盘是：张觉叛金后难以自保，有大宋援手，他势必来降。一旦收降了张觉，平州不费吹灰之力就归了宋，又何乐而不为？两下里果然一拍即合。当月，金廷有一批高官前往广宁府（今辽宁北镇）的枢密院，途经平州。张觉派人把他们全部宰掉，以实际行动表示与金决裂，把金国的南京献给了大宋。
对于张觉的反叛，金廷的反应极为激烈——这找死的家伙，怎能让他活着！况且张觉部下有兵力五万左右，直接威胁着金在河北的四个州。
这样的钉子不拔掉还行？金廷迅速派出讨伐大军，与张觉激战。张觉也算是运气好，他的五万兵虽没经过战阵，但居然先败后胜，挫了金军的锐气。
此时金朝出兵，从某种意义上还算是内部平叛，不涉及“国际问题”。可是，宋廷高兴得昏了头，偏要明目张胆地趟浑水，马上把平州改为大宋的泰宁军，正式授张觉为节度使，并赏了他银绢数万。这一来，就等于宋与金之间已经宣战。
设想一下，如果大宋明智，主动助金平叛，说不定大金一高兴，把平州让给大宋也未可知，最起码也能取得金朝的信任，为持久和平加上一个砝码。
一件对自己有利无害的突发事变，大宋却把它变成了引火烧身的火种。
先前的“海上之盟”虽然不公平，里面有欺负大宋的条款，但总体上金朝方面还是守约的。张觉事件的爆发，显然是宋先搞了一个小动作，迈出了背盟的第一步。
政治短视的君主，没看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他这一步，恰恰触发了最危险的地雷阵！
大金不可能饶恕这个降而复叛的张觉。金太祖丧事一毕，金太宗腾出手来开始平叛。大将完颜宗望率军再次讨伐，在金南京城外与张觉激战。
前次讨伐，正值金太祖新丧，大金不想扩大事态，只派了三千阇母部落的兵马。因兵少势单，战事不利，最后主动撤出战场。金军撤退前在营州大门上写下“夏热且去，秋凉复来”八个字，以示警告。张觉基本上是个没有大眼光的人，侥幸取胜后，以“大捷”报入宋廷，结果把宋徽宗给蒙骗了。
幸运没有第二次——
金军这次挂帅的是名将完颜宗望，出动的是精兵，志在必得。果然，一仗就把张觉打得落花流水。张觉无奈，仓皇逃入宋境，躲进了燕京。
宗望是个狠角色，得不到张觉的脑袋，是不肯罢休的。他写信责问宋河北、河东、燕山三路的地方官，索要叛将。
这时候张觉化名“赵秀才”，正躲在燕京郭药师的常胜军中，就藏在甲仗库里。宋徽宗起初还想保护他，命宋燕京守将王安中谎称没见到此人。但是这小儿科的谎言骗不了宗望，宗望料定叛将一定躲在燕京城中，只是要人，否则就要冲进燕京自行捉拿了！徽宗没法，又指示杀掉一个相貌类似张觉的人，砍下脑袋去顶缸，然而这骗术还是被识破。徽宗黔驴技穷，只好一咬牙，下令把张觉绑了，历数其罪，杀掉他去搪灾。
无能的大宋庇护不了一个有功的降臣，不论敌友方面，都通过这件事把这泥足巨人看得扁了！张觉临死前懊悔万分，破口大骂。他的首级被献入金营后，燕京城内的原辽降将与士卒，无不痛哭！
自此，辽降将全无为大宋效力之心。其中郭药师尤为愤慨，觉得连起码的安全感都没有了，自己的脑袋也说不定啥时候会被当做礼物送给金营。王安中作为大宋边境主将，自知安抚不了这个局面，索性挂冠而去。
张觉事件牵扯宋金两国边境领土的敏感问题，大宋方面，前后的处理手法如同儿戏。皇帝糊涂，大臣也不发一言，只有那个从原辽朝来降的书生赵良嗣有清醒的见解，认为宋只要接纳张觉，金必然认为宋毁约败盟，不讲信用，如此将后患无穷——大金肯定会以宋败盟为借口进攻宋境。连残辽都应付不了的弱宋，如何禁得起这虎狼之师的一搏？
可惜忠言从来不进昏君之耳。大宋君臣就这样把军国大事当作儿戏，以小商业思想主导“国际战略”，终于引来滔天大祸！
继起的宋金冲突，引发的是北宋末年的一场壮阔大戏。由于《岳飞传》等通俗文艺的渲染，宋方面的正义性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后来宋的抗金战争固然可歌可泣，但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大宋方面背信弃义在前。这个原因，一般都被忽略掉了。
大宋在处理与残辽的关系上，也极不谨慎。后来居然异想天开，要招降在夹山一带苟延残喘的辽天祚帝，把他作为与大金抗衡的一个筹码。宋徽宗还正式允诺，如果辽帝来归，将待之以“皇兄”之礼，并赠女乐三千人，好好养起来。
天祚帝对大金来说，是最后的心腹之患，且穷途末路不足以与金一搏。宋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顾金的感受，无谓地激怒金廷，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
宋宣和七年，金怀疑天祚帝与宋有勾搭，向大宋方面负责前线防务的童贯提出责问，问得童贯哑口无言。这年初，天祚帝企图南逃入宋，被金军阻截，又仓皇奔入西夏，终被擒获。残辽到此彻底覆亡。
宋在辽国灭亡过程中的背盟行为，激怒了大金君臣。此前金太祖和太宗从总体上都还能遵守“海上之盟”，压制住了大臣要求惩罚宋的冲动。而在灭辽后，大金再无后顾之忧，对宋在两国关系上的种种不智行为，就再也不能容忍了。
金著名将领宗翰（粘罕）、宗望等一批激进派，都力主惩罚一下不知深浅的大宋。金太宗也感到：要是不打，宋是根本不能老老实实维持和平的。
这年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拉开了对宋战争的序幕。其中以粘罕等为西路军，南下太原，进取洛阳，截断徽宗西逃入蜀之路。
以挞懒、宗望等为东路军，攻克燕京。而后，两路急奔汴京合围，要生擒宋徽宗这个超级大艺术家。歌舞升平了百多年的大宋国土，即将第一次被北方武士的铁蹄践踏！
金军在开战前曾经频繁调动、集结军队，引起大宋方面少数边官的警觉，以银牌急报于朝廷。但是，朝政的主持者正忙于祭天地大典，竟然没有将情况报告徽宗。直到战争即将爆发的种种迹象连傻瓜都能看出来了，身在前方的童贯这才慌了手脚，派人去和大金交涉。
这时候去交涉还顶甚用？宋要求金归还燕云尚未归还的部分，金则提出让宋再割让河北大部土地，根本合不上辙。宋谈判使者马扩表示，一旦开战，宋军将奋起反击。
——可笑！大金还怕这无用的豪言壮语吗？金谈判使者嗤笑说：若是怕你们，我们就不来了，如果你们能把河东、河北让出来，两国以大河为界，宋也许还能保全！
海上之盟、尤其是宋单方面背盟的恶果，到这时尽显无遗。招惹了人家，又打不过人家；原来还可以引为战略伙伴的辽，也让自己亲手参与灭掉了。这时候，就是天王老子再生，也是没咒可念了！
坐镇太原的童贯总算认清了形势，但除了忧虑，一筹莫展。想想金军铁骑的厉害，太原一天也不能多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太原知府张孝纯不想让他走，便质问道：“金人背盟，太师应全力抵抗，假如离去，人心必摇！”
哪想到童贯的脸皮是比城墙还要厚的，他居然答道：“我不过受命宣抚，并非守土！”
张孝纯不禁叹息道：“童太师一生何其威风，怎么事到临头竟然怕成这样，抱头鼠窜，有何面目去见天子？”
童贯不听，一心想走。他是大宋西北军务最高统帅。他一开溜，大宋军队无人指挥，人心混乱。此时的宋军，不过是一群尚未逃散的鸟兽罢了。
金将领宗望此时也遣使到开封，向宋施加压力。宋大臣李邦彦等人平时就没主意，现在就更是吓得面如土色，小心翼翼地问金使：如何才肯罢兵？
金使傲慢异常，硬梆梆地甩下一句话：“不过割地称臣耳！”想出“海上之盟”馊主意的大宋君臣，此时被自己制造的苦果噎得喘不过气来，只得派出使者前往金廷求和。
贪小便宜吃大亏，这买卖做得太不合算。大宋君臣都预感到前景不妙——但不去讲和，又能如何？
当然，自从金军侵入宋境，这场战争就变成一场非正义战争。大宋此前的举动就是再愚蠢，也不过是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这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的。金依仗武力，对宋提出骇人听闻的领土要求，悍然点燃战火，涂炭生灵，那么无论其出兵的理由多么充足，都是应受谴责的。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不管以前大宋君臣是何等低能少智，但他们此后所组织的任何抵抗，就都应视为保卫疆土的正义战争。
对于这一点，我们后人不能因历史疆域的变迁，就对以往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抹杀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界限，否定宋朝抗金名臣和名将的民族英雄地位。
大宋宣和末年，北方铁蹄铮铮，南方山河震悚。
人间顿成烽火地狱。
金东路军进入宋境后，几乎兵不血刃就接连拿下檀、蓟二州，进抵燕山府。燕京守将蔡靖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率军迎敌。宋军稍作抵抗，就不败自退。郭药师本来就恨大宋待辽降将凉薄，此时索性反了，捆了主帅蔡靖与一干宋文武官员，降了金军。
燕京守军没了领导，一哄而散。燕山府所辖州县也尽入敌手。郭药师降了金以后，恨犹不已，向金将领献计说，宋军精锐都在太原防守，河北空虚，不如趁势南下。于是自为向导，引领金军直扑开封！
西路金军此时也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了太原城下。知府张孝纯最初倒还忠勇，传檄附近各郡援救，但应者寥寥。宋军本无斗志，又缺少高明的战场总指挥，在交城一战，不慎被金军劫了营，损失十之七八。
——雄关危殆，河山袒露，哪里还能有大宋的一线生机！

一位惯于“惹是生非”的太学生
就在大宋国运岌岌可危的巨变时代，有两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人物，一先一后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两人身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有太多的不同之处。他们在猝然而来的宋金战争中，被命运所选择，介入了当时的国家大政，或长或短地影响了大宋国策和历史的走向，从而留下了显赫的名声。
其中一位，是本书要讲的主人公——李纲。
另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大奸臣秦桧。
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在早期有颇多重合之处。
他们生于同一时代。李纲是宋神宗元丰六年生人，秦桧小李纲七岁，是宋哲宗元祐五年生人。按照当今十年为一代的划分法，他们算是同一年代人，都是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大动荡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仕宦子弟。所不同的是，李纲出身于高官家庭，父亲李夔是龙图阁待制，相当于皇帝的文化顾问；而秦桧之父秦敏学，则只做到了知县一级。
他们在年轻时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李纲幼年时即有大志，勤学苦读。十多岁时，其才学已名动州县，二十二岁入太学（国子监），是那时国立最高学府的“本科生”。二十九岁考中进士，有幸得到徽宗的再三眷顾，名次从乙科特别提升至甲科。
秦桧也是当时的青年精英，曾在太学“游学”。他博闻强记，擅写文章，尤其长于办理俗务，当时太学同学们凡有郊游活动，都委托他一手操办、里外奔跑，因此获得了“秦长脚”的美名。他二十五岁时进士及第，此后步入仕途。
他们都曾经是大变动时期宋朝的宰执大臣，也就是宰相，以自己的意志和种种努力，影响了大宋的对金战略。
他们同时也有泾渭分明的不同之处，一清一浊，一白一黑，迥然不同。一个博得了千秋美誉，一个则留下了万世骂名。
李纲为相仅仅七十七天，后被贬，辗转于途近三年，一度被流放到山遥水远的海南，所幸很快遇赦，但到底未能完成抗金复土的大志，郁郁而终。
秦桧则要“幸运”得多，当了宰相之后，专国十八年。他的执政理念与后来宋高宗的意图完全一致，决定了宋金战争之后，“南宋”百余年委曲求全的命运。
李纲与秦桧两人，一个，以文士之身，亲自上阵部署，拒强敌于城下，是个唯愿以死报国的热血汉子；一个，以宰执之尊，却处处破坏抗战，谋害抗金名将岳飞，是个令人不齿的巨奸大恶。
这些区别，就是人性在历史考验中的善恶分野，是知识分子官员在品德上的两极分化。
盖棺论定，青史有判，鱼龙终究不可能混杂。
一个正直人士在生前的不幸，是由千秋万代人们的赞美来做补偿的。
一个奸佞小人在生前的侥幸得意，则是以臭名昭著、子孙蒙羞的身后定评来作为惩罚的。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对于宁愿让子孙也跟着挨骂的恶人，善意的劝诫是没有用的。只有世世代代的读书识字者，以白纸黑字的利剑，将他永远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钉死。
本书在此以前的部分，就是李纲在出场之前的大背景。之所以说了那么多，是因为其中的曲折、原委，如果不讲清楚，我们就很难对李纲的历史作用作出恰当的评估。
从下面起，我们就专门来说说李纲——这个曾经挽救过大宋王朝的传奇人物。
李纲（1083-1140），字伯纪，号梁溪居士。祖籍邵武（今属福建），从祖父一代起，迁居无锡。无锡有一条河叫梁溪，李纲便将此溪名做了自己的号，大家都习惯叫他“梁溪先生”。
李纲的家世很有来头，系出自唐朝的宗室。他们家的老祖宗，在唐时因宗室身份出任过建州（今福建建瓯）刺史，因此家族从那时起就定居在福建。
在研究李纲身世的过程中，我发现，李纲在史籍的记录上虽是名声很好的“主战派”大臣，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人。
首先，很可能他一辈子过的都是奢华的生活。李纲祖先地位隆宠，父亲李夔是皇帝的近臣，他本人在三十岁后又多年在朝为官。宋代的官员，待遇之厚为历朝之最，李纲的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一生不缺乏锦衣玉食。据一些野史笔记上载，即便他后来遭贬后，家中财富也甚多，拿出来赠送朋友的珠宝，一出手数量就大得惊人。
其次，曾经有人说他在政治上有污点，是蔡京的儿子蔡攸一党（笔者注：此说不确）。
但是，这些问题即便是有，也不能掩盖他在宣和、靖康年间挺身抗金的大节。
兵临城下之时，一个出身高贵的知识分子官员，没有袖手，决不逃命，以文人身份亲历战阵，部署杀敌，这样的壮举，足以使他当得起“民族英雄”的称号。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三省。当时的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一味忍让。而民间则抗日情绪高涨，知识界中也弥漫着杀敌报国的豪气。1935年，上海“汗血书店”出了一套《民族英雄评传》丛书，其中的第六集，书名为《抗金护宋的民族英雄李纲》（成亚光著）。书中对李纲评价极高，称其“保家卫国的精神与功绩，甚至要超过岳飞和韩世忠”。
作者说，假如宋朝当时没有李纲，那就连半壁江山都要保不住了。因此，李纲坚决抗战的决心和事迹，可说是“贯日月、泣鬼神”！民国的那些年，并不像当今某些学者所渲染的那样，是自由主义的宁静乐土。那是一个“国土一天天沦丧”的危难时代，整个中国，哪儿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因此，该书作者疾呼：愿自己写的这本小册子，“能鼓舞第二李纲的崛起，来挽救这汪洋大海中的破舟”。——国有大难，必出英雄！
对李纲一生的总体评价，以“民族英雄”而论，大抵不错。这一点，恐怕只有身处危局的人们才有更深刻的感受吧。
李纲的家乡无锡，是锦绣江南之地。当年李纲的祖父退休，在还乡时途经这里，为太湖的烟波浩渺所陶醉，遂起意在此安度晚年。无锡山水，素有“吴山青，越山青”的那种空灵，李纲在此生长，自幼也就有着一份剔透明澈的聪慧，少年时胸有大志，学业精进。
十九岁那年，母亲吴氏去世。李纲是孝顺之子，在为母守丧的三年中，他结庐在母亲坟茔旁，清心寡欲，手抄了《妙法莲华经》七卷，放在母亲的棺木中。据说，在此期间还在墓地周围栽下了松柏数十万棵。
李纲完成启蒙学业后，先后入了县学和州学，成绩一直优异，每次考试总能名列前茅。到二十二岁时，由州学推荐，进了京师的太学，名次是当年的第一。这个荣誉，他的父亲曾获得过，后来李纲有个堂弟也获得过。
一门三个太学榜首，史书上说：如此盛事，“时人荣之”。
就在这一年，李纲娶了襄阳人张氏为妻。张氏也是官宦人家出身。李纲的老岳父张根，官居秘阁修撰。
从崇宁五年起，夫人为他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即长子李仪之、次子李宗之和三子李集之。
李纲入了太学后如鱼得水，学业更加精进。第二年成为“进士预贡”，具有了考贡士的预备生资格。
第四年，因父亲升职，按照古代官场规矩，李纲获得了候补“将仕郎”的官职。这是一个最低品级的文散官，无具体职务，是专门赏给还没考中进士的官员子弟的。
第五年，他参加“国学贡士”考试，又得了个第一。这年春天，他已经具备了考进士的资格，但是突然听说家中有亲丧，于是决定不参加考试。有朋友写信给他说，那不过是不确切的消息，劝他还是参加春季的考试，中了进士，也好安慰尊亲。李纲是个大孝子，坚决不干，宁可错失了这次机会。这一年，他被正式授予“将仕郎”和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法参军的职衔。
从上面这个履历来看，李纲也就是一个走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宦子弟，似乎看不出他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在这里必须一提。他父亲早年在延安为官时，李纲才十四岁。当时有西夏人来攻，围城甚急。李纲的父亲组织城防，万分紧张。小小年纪的李纲那时就有胆量骑着马，时时在城墙上绕城巡逻，无所畏惧。父亲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敌寇的蔑视，给了小李纲以深刻影响。
——良好正派的家教，就是英雄的摇篮，不管这个家是华贵之所还是贫寒之屋。
在太学就读的日子，是李纲仕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开封城内蔡河湾南岸的这所森严学府，在李纲踏入仕途之前，就锻造了他刚正不阿的为官理念。
宋朝是个重文抑武的朝代。宋代的太学规模甚为了得。这所当时世界上罕见的人文学院座北朝南，气象恢宏，共有一千八百七十多间大小屋宇。院内有亭园射圃，供太学生门练习射箭，触目皆是庭树森森、花木繁盛。
从全国各州县推荐上来的优秀学生，就在这里潜心攻读，学生人数常年保持在三千八百多名左右；再加上行政官吏、教师、工役，整个学院的人数总计当在四千人以上。
这里是全国读书人无限向往的深造之地，典籍丰富，浩如烟海，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太学生只要经过几次考试，朝廷就可正式授官，所以人们也把太学叫做“储材之地”。
李纲赴太学就读之日，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一路水陆兼程，心潮难平。船一过尉氏县，远远就眺见汴京城楼高耸天际，端的是人间天上。进入东水门后，只见一座百万人口的繁华之都矗立眼前……年轻的李纲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从此就要从太学的亭亭柏荫下，走上修身治国的坦荡大道了。想到此处，他怎能不心事浩茫！
入学之时，朝中正是蔡京当道，朝政糜烂如江河日下。一路所见，太湖采石所的官船，高挂“应奉局花石纲”的皇家大旗，十多艘一队，在水路上横冲直撞。
沿途百姓不堪搜刮，怨声载道，都说国家将要败在这伙奸贼手里了！
民间疾苦深深震撼了从深宅大院里走出的年轻的李纲。他不禁浩叹：人间何世，百姓何辜，要遭这刮骨剔肉的残酷盘剥？
李纲是精英教育熏陶出来的学子，坚信儒家真理。古来孔子讲“求仁”，孟子讲“民本”，可是眼前的景象，哪里有一点仁义和爱民可言？他搞不懂，难道真理就是写在纸上来哄老百姓的？
在太学里，人也是物以类聚的。李纲结识了同学李彪、陈朝老等人，彼此情投意合，如同手足。他们目睹奸臣弄权，朝政腐败，都压不住心头的一股怒气。几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慷慨陈词，指斥时弊。
李彪这个人，入太学已有些年头了，因为敢言而触怒了学官，同时又无强势人物做后台，因此迟迟得不到授官。同年的学子，到了“释褐”（脱下布衣、换上官袍。意为毕业）之时，大多都顺利进入官场，混得风生水起。而他，则一直伴着真理的化身——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猪头肉。
越是郁闷，他越是要说！
借酒浇愁之时，他总要破口大骂：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宦官阉人只知残民，朝廷只知敲骨吸髓，还让百姓活不活了？
除了骂以外，李彪还将所见所闻种种，写成了一道奏疏草稿，全面抨击当朝执政的弊病，准备有机会上奏给皇帝。
学官们对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烦，经常派人去监听。这日李彪骂得太狠了，太学当局认为不能再容忍，便将情况密报给了蔡京。蔡京大怒，说：太学本是弘扬朝廷教化之地，有如此悖逆，还要太学做什么？于是下令将李彪逮入监狱究治。
太学当局杀了鸡，但是却没吓住众多不满的猴。李彪被逮后，又有陈朝老奋身而起，上书皇帝，说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当朝大佬只知贪婪跋扈，坏事做绝，天下万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是国家的栋梁，老是这么闹，着实堪忧。
这日，徽宗、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诗十首。
徽宗看罢，心里有气，半晌不语。
蔡京在旁趁机奏道：“邓肃以诗讥讽朝政，还敢公然上呈，应予严处。如不杀，有人将更肆无忌惮，浮言谤语，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更别说杀太学生。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但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遣返回乡，交给州县严加管束。
十天后，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临别的那天，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执手洒泪而别。
几番整肃，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当局终于落得耳根清静。
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以为人家不说了，问题就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腐败弊政能亡国，而只怕人们发牢骚。
高压之下，太学生们的表现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花天酒地，无心向学，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从读书中寻求解脱。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
太学的课程，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头烂额。当局还出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比如《喜见黄河清》、《天下太平赋》、《鹤瑞呈祥诗》等，让学生们写诗做赋。实质上，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几年考下来，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
这种吹牛文章，李纲不愿意做，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感到是种耻辱。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写成讽刺文章了。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从出身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但从言行看，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不向学校当局靠拢，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专看异端的书，专写异端文章，显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李纲这位“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他们才松了口气，赶紧送走这尊瘟神。
跨出学院大门，李纲已经二十九岁了，即便在今天，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
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但这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有一个“叛逆太学生”的影子。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
一个人的仕途走得如何，往往由三个因素所决定：一是天分，二是志向，三是性格。在这三样中，李纲前两样都没有问题，尤其是“治国平天下”的志向，直接导致他后来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场惊天大戏。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性格，他敢说真话，不平则鸣。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可是古代的皇权统治，容不下认真负责的人。你一认真，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没穿衣服的窘态来。所以，不仅皇帝喜欢装聋作哑的人，整个官场机制也在淘汰着对政治认真的人。
李纲的出身与学历，足可保他高官厚禄一辈子，他只要不说话，就一切平安。可他的思路是：既然国家高薪养士，就要对得起这份俸禄。看见了国家的弊病而不说，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
这种性格，在皇权政治的混沌状态下，就显得太清醒了。一般执政的君臣都喜欢混沌（混沌了才容易做坏事），他们容不下讲真话的人。即便在同一利益集团里，爱讲真话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僚排挤，这就是历史上“自己人整自己人”现象的根源。因此，李纲的仕途坎坷，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其实，徽宗一开始倒还没把李纲当外人，对他青睐有加。李纲考中了进士乙科以后，据史料记载，发榜之日，皇帝“顾问再三”，也就是关照了三次，特旨升为甲等。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
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让他当了承务郎、镇江教授。“承务郎”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教授”才是实际职务，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
此后，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如果按正常趋势发展的话，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一是金军入侵，二是他太敢说话。
在镇江督学的两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这情形有诗为证：“山川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李纲《谒告迎奉诗》）此后的五年间，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国子正”（国子监的职员），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少卿是副长官。拿到现在来说，是副部级的职务。可以说，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
这期间，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徽宗注视李纲良久，慨叹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荣耀啊！”监察御史是“言职”，也就是负责纠风、提意见的官儿。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接连提了几条意见，就內侍（宦官）外派的问题、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徽宗见他说话太冲，赶紧罢了他的言职，让他干别的去了。
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一切后面的大波澜，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可是，也许他心里已经有预感。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契阔离亲宁素愿，
迂愚报国只丹心。
远游自是男儿事，
更把《离骚》细细寻。（《吴江五首》）
像屈原那样忠诚，又像屈原那样被谗，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
宣和元年，京师忽发大水，城西一带淹得渺漫如江湖。灾情严重，导致漕运不通。徽宗慌了，下诏令群臣献策。众人皆不敢言，唯有李纲敢说真话。
他上奏说：灾害不是没来由的，必有其发生的原因；防灾虽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灾之策。李纲分析，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出，灌入京城。他认为，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当朝大佬不思国政，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结怨民间，因此才引来了天灾。
那么如何治灾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严守卫”。
这篇著名的奏疏，题目叫做《论水便宜六事奏状》，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要想救灾的话，那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能省就应该省；各地凡是受灾的，秋租应一并豁免；“水过之后，安置居民，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总之要安抚好老百姓。
对于玩忽职守的“水官”，李纲则提出，要“诛水官之不胜任者，以正典刑。”
那时的当朝宰执是蔡京。李纲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当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纲提的这个意见，等于一头撞在了铜墙铁壁上。
宋朝的高层政治运作，承袭的是唐制，国家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相当于国防部）议定，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出旨，门下省办理。中书省和门下省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驳回。圣旨下后，允许侍从大臣评论得失，也允许台谏官员提出反对意见。
这种最高行政层面上的相互制约，是皇权体制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纠错机制，也是避免独裁政治蜕化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线。但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这套法度完全被破坏。圣旨往往由蔡京亲拟，徽宗御笔抄出发下，谓之“御笔手诏”，门下省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就以违制论处。
这样一来，原来的制衡程序就成了一纸空文，蔡京的个人意志畅通无阻。即便是一个好人，在这种“无障碍政治体制”中也会犯大错，更何况是奸臣执政？
果然，李纲的论水奏疏一上，马上有御笔诏书下来，说“所论不当”，要求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前后连贬两次，最后贬到南剑州沙县（在今福建）当税监去了。
多年以后，徽宗皇帝退位，在南行道上遇到李纲，谈起了此事，不由道出了实情：“想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
李纲这次崭露头角，虽遭贬责，但一时声誉满京华，人称“此为凤鸣朝阳之举”。后来钦宗皇帝即位后，召见李纲，也谈到了这事，赞赏道：“你先前的论水奏章，朕在当太子时见到，至今犹能诵忆，曾为之赋诗‘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
当时，老父亲李夔得知儿子被贬往边远地区，并未忧心，反而写信教诲说：“进退出处，士大夫之常，你须自爱，勿以老夫为念也。”李纲是因直言得罪，心底无私，所以遭贬后也并没垂头丧气，赴贬所途中，心情还不错。从江南入闽，游览了武夷山，在山中乘小舟泛九曲溪，遍访山中道士，流连忘返，写了差不多五十首纪游诗。到当年的年底才到任。
从这一批纪游诗看，他的兴致很高，治国安邦的抱负一点未减。仔细品味，大有深意——
一夜武夷三尺雪，岩壑无声闻竹折。
云峰烟岫望都迷，玉树瑶林寒更发。
山中道士毛骨奇，劝我留宿山前斋。
轻裘冒雪非得已，仙赏更待他年来。
（《宿栖真馆夜雪大作诘旦遂行》）
不过，他年再来悠哉游哉地赏雪，这个心愿，李纲在此后一生中恐怕是无法实现了，时局之变，很快就要打破大宋太平君臣的清梦，李纲也将在血与火中奔突一生。武夷夜雪的心情，只能常留梦中而已。
在沙县的一年多小税官生活，李纲似乎过得有滋有味，写下了三百多首古诗和律诗，几乎是无日不诗了。从这段时间的吟唱来看他的行止，大多为探幽访古、赏月看云，是一派寥阔的心情，全没有失意文人的抑郁不平。
其中有诗云：“一叶轻舠漾碧流，却怜舟子解操舟。急滩乱石疑难渡，短楫轻橈反自由。”（《自建阳泛舟至建安》）
如今远离了旋涡中心，外放边地，心灵反而获得了莫大的自由。在沙县的诗作，看得出他平日唱和多、交游多，生活颇不寂寞。这一段时间看的书、想的古今事也特别多。他尤其追慕放逸山水间的陶渊明，不仅步陶诗之韵和了二十六首诗，还专门写了一首《桃源行》诗。
到了沙县的第二年，他的一个堂弟考入了太学，名次较高；弟弟李纶也进入了“乡选”，科举前途有望。李纲是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精英，为此颇感欣慰，有诗云：“吾家世儒业，教子惟一经。迩来四十载，父子三成名。”
第三年，李纲游历山水的边地生活结束了，经过考核，转为“宣教郎”。这一年，父亲李夔为避方腊之乱，从锡山到了海陵。李纲乘船从长江来到海陵，父子终于团聚。当年的闰五月，父子俩回到了锡山。老爷子不幸感染疾病，卧床二十七日，终于一病不起。死后，徽宗有旨赠太师衔、追封卫国公，身后相当荣耀。
此后是三年漫长的守丧期，李纲度过了人生关键的不惑之年。这时候，他才深感命途坎坷，内心不胜忧伤，竟至停笔不再作诗。直至守丧将要期满，才渐理笔墨，又一气做了数十篇。
“渺渺波涛淅淅风，此身忽在大江东。浮家泛宅云烟里，思古伤今图史中。”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境。
家愁，国难（方腊之乱），交相咬啮着他的心。年华渐老，功业成空，他又怎能不叹“抱膝空为《梁父吟》”！
李纲痛感当局昏庸、国事日非，渐渐萌生了退意，在梁溪河畔营造了一座庭院，想要归隐故乡了。
在守庐墓的三年期间，在无锡惠山北面的湛岘山麓，他亲手种下了松柏无数，郁郁葱葱，漫山遍野，以至后人将湛岘山称为“大松坡”。松柏劲节，直如其人。
都说是人间世道，万年如斯。难道，代代正人君子注定就是这种孤寂的命运吗？

国难当头时的奋勇登场
宣和末年，大宋的厄运突然降临，北地烽烟骤起。李纲的命运恰好也在巨变前夕发生了改变。他守丧期满，重新被任命，寂寞孤愤的生活就此戛然而止。
一个兵戈铿锵的大时代，卷起中原遍地悲歌。李纲被时势所推动，既身不由己、又当仁不让地登上了大宋抗金的壮阔舞台。宣和六年，他又添了一个儿子秀之。与此同时，他被任命为秀州知州，还未及到任，次年三月，又被任命为太常少卿，恢复了原官职，回到了久别的京城。
赴京途中，烟雨蒙蒙里横渡扬子江，李纲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江山雄伟冠天下，景物瑰奇绕目前。远迹禹功须我辈，感时怀古一凄然！”
壮志不可磨灭，国势如江河般狂奔难制。四十三岁的李纲，实际上大半生已过，他在今后还能有所施展吗？
一个圆形线又回到了原点，可是一切都不同了。
沙县生涯的散淡宁静和守丧期间的沉思，使他更坚毅、更执著。这次复出有如蓄势跃出。同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时势也有意要造就一位千古英雄，一场大戏就等着他来导演了！
离开京都数年，李纲重进东水门，见汴京风物依旧，只不过上流社会的颓糜之风更炽。北方有强邻窥伺于国门之外，大佬们却依然在醉生梦死，在做着悬崖之舞——国之安危，于我何干？
宋徽宗就是这全国性腐败的头子。有两个故事，足以说明徽宗和他的宰执大臣们荒唐到何等地步。
一日，徽宗从内库拿出一些金玉器皿，炫耀于诸近臣。他想试探大家对他享受奢华生活的态度，便说：“朕蓄此器多年，恐人多言，故未敢用。”
近臣们哪晓得徽宗的心思，连忙按习惯性思维，一片恭维：“陛下节俭，远胜前代贤君，实为古今未有之圣明天子。”
这真是马屁拍到了马脚上！
徽宗脸色一下子黯然，不再说话。
蔡京在旁看得明白，不由一笑：“各位之论，固然高明，但我以为天生万物，足资享用。天子富有四海，理应以天下奉天子一人。且陛下抚育万民，恩被天下，今日天下太平，就应享太平之乐，区区珍玩有何不可用？所行既合天理，人言又何所惧？明理者，必不言。”这个马屁才是拍准了穴位，不是劣等的小人吹捧之技可以比拟的。徽宗听了，十分受用，对蔡京也就格外青睐，经常夸他：“得大臣之体统，有爱君之忠心！”
这就是古来的“王八瞅绿豆”原理，劣等领导的眼睛，就看着无耻的小人最顺眼。
还有一个故事是，一日徽宗在御花园里的太清楼大摆夜宴，与群臣相乐。宋之历代君主，对大臣都比较宽和。徽宗为了撇开君臣之礼，玩得尽兴，便脱去龙袍，仅以绣花便袍在身。
开宴前，徽宗笑逐颜开，对群臣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古人白日乐不够，还要秉烛夜游，即是好例。今日夜宴，不谈国是，只论风月。望诸公勿拘君臣之礼，不醉无归，朕这里佳酿多矣！”
座中有一人，恰是徽宗“君臣同乐”的好伙伴，“六贼”之一的李邦彦。
这个李邦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人，市井出身，自小惯于花言巧语，头脑十分灵活，凡文艺技巧一学就会。吹弹歌舞、琴棋书画、踢球唱曲，无所不能。当上了翰林学士之后，这个文艺天才被徽宗发现，视为知音，从此扶摇直上。
李邦彦生逢其时，志得意满，常忍不住夸耀：“鄙人半生赏尽天下名花，饮尽天下名酒，踢尽天下好球，做尽天下大官，好不快活！”他在徽宗面前固宠有一个绝招，就是故意放开胆子讲荤段子。民间的流氓文学，在古代是进不了官场的（不似今日），所以徽宗听得眼睛炯炯发光，通宵不倦。后来一高兴，干脆把李邦彦提拔为宰相，以酬谢他讲黄色笑话的启蒙之劳。
宋时京城人对流氓地痞有一雅称，叫做“浪子”，时人知道李邦彦当官的诀窍，便把他叫做“浪子宰相”。
这天宴会，李邦彦早已想好了讨好徽宗的绝招，事先在生绢上画出各色花纹，贴于全身各处。待酒至半酣，见徽宗已进入状态，李邦彦就猛地脱去官服，浑身赤条条地，五肢毕现。他一面大跳宋代的“街舞”，一面大唱市井的流氓歌曲。座中诸臣，先是一惊，继而大乐，宴会骤然进入一个高潮！
徽宗也开怀大笑，但继而又觉得：这个李邦彦真他娘的太那个了！于是假作嗔怒，拿起一根黄杨木杖，去追打这个浪子宰相。
李邦彦知道皇帝不是真生气，就绕着庭前桂树奔跑躲避，徽宗拿着棍子跟在后面，且笑且骂地追。李邦彦身手敏捷，一窜就爬上了树，俯身向下，朝着徽宗媚笑。
徽宗望着树上，越发觉得这流氓可爱，也笑得喘不上气来！
此时此刻，家国天下，又有他娘的什么？今夜能如此纵情一乐，不就是千年所未遇的盛世么！
合该是乐极生悲，老天爷恰在此时，给这对儿混蛋君臣上了一堂辩证法课。
嬉戏声中，一个近侍宦官急匆匆地闯进庭中，喘着大气报告：“枢密院转来一道奏章，请皇上到宣和殿过目！”
徽宗被搅扰了雅兴，大怒，喝道：“何不明日再报？”
近侍惶悚答道：“此乃河北军事急报，万岁爷您曾经吩咐过，片刻不得延迟。”
徽宗顿时被堵住了嘴，叹了一声，扔了木杖，连办公时必穿的龙袍也不穿了，就这么穿着绣花便服，走进了东边的宣和殿。
明烛之下，他坐下来，稍定了定心，展开从河北州郡递送来的加急奏章。
这一看可不打紧，只见徽宗脸上刚才的笑意还没完全消失，忽然刷地一下苍白如纸！
边报上说的是什么？是塌天的大事！原来，金朝东路军的统帅宗望（斡离不），率大军从平州出发，一路拿下檀州、蓟州、燕京，在保州（今河北保定）、安肃军（今河北徐水）遭到当地守军的激烈抵抗，便绕道来到了中山府（今河北定县）。
中山知府詹度，倒还是个勇气可嘉的人物，他一面发动军民抗敌，一面紧急上奏朝廷，一日三报，称金人此次分道入寇，两路兵锋所指，都是汴京！
中山这地方已是河北的南边了，离汴京也就是十天路程！
徽宗看罢边报，直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哆嗦，涕流满襟。
此时，宠臣蔡攸侍立一旁，脸色也跟着变了。蔡攸是蔡京之子，这小子原是京城内的一个小官，深得其父的为官之道，万事只须拍领导马屁就是了。在和平年代里这种马屁官员往往升职最快。他大获徽宗信任，数年间就拜领枢密院事，负责国防大计。
这位国防部高官在任内却不理政事，唯知在徽宗面前大谈道家神变之事、演市井淫秽之戏以邀宠，甚至为争权而与老爹蔡京反目为仇，互相死掐。
徽宗情急之下，一把拉住蔡攸的手，哭喊道：“万想不到金人无情无义，真的动了干戈，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他一口气喘不上来，一头栽倒，晕死了过去。众近侍大臣惊得酒全醒了，连忙宣召御医赶来抢救。一番手忙脚乱，总算把浪漫天子给唤醒了。
大祸临头，眼看浪漫生涯就要难以为继了，作为帝国最高领导，徽宗自己也清楚光哭喊是屁事不顶的。在慌乱之下，他还算“清醒”，一连布了几个局。第一个局是，他做好了随时禅位的思想准备。刀兵在前，这帝国最高领导可是当不得了，万里江山，丢给儿子去管算了。天下死活，再不用操心。
第二个局是，随时做好溜出汴京的准备。不过他深知自己一动，必牵动全国，因此保密工作做得极其周密，这个计划连身边宠臣也没告知，只偷偷摸摸派李棁出守江宁（今南京），为开溜打前站。
第三个局是，表面的抗战文章还是要做的。他急命各州郡长官带兵前来勤王，即便远水解不了近渴，也能对金军稍起阻吓作用。
第四个局是，赶紧改革弊政，争取民心，虽是临时抱佛脚，也总比不抱强。民心这东西，平时可以当它就是狗屁，但危难之际，不利用不行啊！
随即，这几方面的部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分头实施起来了。首先是要挡一挡金军势如破竹的兵势。徽宗指派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出使金廷，通告对方：自己即将禅位，今后只当艺术家，不做皇帝了，试探金人能否给个面子同意议和？
一个小小的地方业务官员，如何在此时当起了大宋的议和使者？原来，议和之事，先前大宋君臣与金朝方面早有过沟通。
自从童贯从太原前线逃回后，金朝就派了使者来谈判。当朝的宰执大臣怕惊动徽宗，遭到责骂，就没告诉徽宗，自行在尚书省接见金使，看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待讨价还价后，有个较为理想的结果再上奏不迟。
这是痴老婆想汉子——一厢情愿。那大金使臣一落座，根本就不跟你来虚的，开口就说道：我大金皇帝吊民伐罪，要替大宋百姓出口鸟气，打你个不顾民生的艺术家皇帝，此刻两路大军已向大宋境内进发了。
宰相李邦彦、白时中还有蔡攸等一伙，皆大惊失色，一时说不上话来。哑了半天场，白时中才战战兢兢地问：“如何才能令贵国缓师不攻？”
大金使者倒也爽快，一口报价道：“割地称臣便是！”
白时中等人拿不了主意，便谎称要禀报徽宗定夺，赏了金使好多礼物，先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如何对付这帮盛气凌人的使者，大臣们颇有争议。其中蔡攸的弟弟蔡絛意见最为激烈，他主张杀了这几个鸟人算了。诸宰执大臣都认为不可——这哪里行，把金人惹火了，还说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正巧在这时候，地方小官李邺上书，表示愿意充当朝廷对金的议和使者。
这真是巧啊，想要什么来什么。徽宗正愁着议和使者的人选不好找，现在居然有敢于挺身犯难的，当即准奏，把李邺从地方官提拔为京官，封了个“给事中”的官衔，正式下了议和使者的任命。
这个李邺倒也不是狂妄之徒，他要揽这瓷器活儿，自然有他的金刚钻儿——非常能说会道。此外，“国际潜规则”他也通晓，临行前向朝廷提出：要携带黄金三万两，作为议和的润滑油。道理固然可以服人，加上金钱的分量就更有说服力。
徽宗想想是有道理，但当前国库空虚，一时搜罗不到这么多金子。富甲天下的主儿，关键时刻却拿不出钱来，中国的事情历来如此！无奈之下，徽宗下诏，命人从宫中拿出祖传的金瓮两个，熔成金字牌若干，交给了李邺去做活动经费。
李邺志在必得，抱着千古留美名的勃勃雄心出发了。但是，大金灭宋的国策已坚如磐石，不可摇撼。金戈动地之际，语言还能起什么作用？李邺到得金廷，用足了他的优势，口灿莲花，滔滔不绝，却都在大金的坚强意志前撞了墙。
——首都眼看都要保不住了，你一个文官在这儿废什么话？你带来的金银，我当然笑纳。你的和平建议，请原封不动带回给你的艺术家天子。
李邺白跑了一趟，垂头丧气，回来复命时，大概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吧，在朝堂上盛赞大金军容之壮，说是“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
此言一出，举朝哗然！ 就算这说的都是事实，也不能这么长他人的志气啊。当即就有人给李邺起了个外号，叫做“六如给事”。
议和不成，徽宗知道再没有转圜的余地了，立即就启动了禅位的计划。大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赵桓被任命为开封牧。
宋时的开封长官并不是个常设的职务，而是时有时无，因人而设。凡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般都是亲王，而且后来都做了皇上。以前的太宗、真宗，就都在开封府做过长官。因其身份特殊，等于明明白白就是皇储，所以仪仗旗帜极为壮丽，出行时辉煌夺目。时人称之为“好一条软绣天街”。
现在太子领了这个衔，其意不言自明。
也就在同一天，大金远征军围住了中山府，开始攻城。中山知府詹度率领军民拼死抵抗，好歹保住了城池。
徽宗这边，急得团团转，小小的一个中山，能挡得住几日，末日不是眼看就要到了么？惶惶之中，他想起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早先曾对局势有过相当明智的分析，便急召来问道：“王黼为相，不用卿的良策，以致金人两路来犯，国家危若累卵。卿此刻可有挽救社稷之计？”
宇文虚中叹息道：“国事颓唐，陛下惟有先下罪己诏，改弦易辙，革除弊政，以挽回人心。至于御敌之事，臣不才，只能委之于将帅。”这宇文虚中是个相当有文才的人，诗名满天下，在气节上，起初也是可以的。可惜后来阴差阳错，在朝廷南渡后被金人索要去，任了大金的官职，甚遭人鄙视，最终也没得好死。
徽宗听了他的建议，感觉这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国都要亡了，老脸也可以不要了，就命宇文虚中负责起草“罪己诏”。自古皇帝很少有自己批评自己的，有那么一二个，不是国将亡，就是灾害中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批评一下自己，就无法向天下交代——是啊，全国乃至历史上最英明的人，怎么会把事情搞成了这样？
徽宗肯这么做，说明他也知道自己把祸闯大了，不做做自我批评，天地难容。
宇文虚中领命后，一夜没睡，把一道罪己诏拟了出来。这诏书总算是说了真话，可谓字字泣血，悔恨不已，次日便颁行全国。这是徽宗头一回坦言执政二十余年来的失误，说得相当透彻：“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奸佞掌权，宵小得志，忠良之臣蒙冤受害。朝纲败坏，世风日下；赋敛畸重，生民之财枯竭；戍役繁重，军民不堪其扰。无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甚多，奢靡之风渐成。国家资财被窃取一空，谋利者仍然搜刮不止。戍边士卒衣食不保，冗官滥将坐享富贵。数年来灾异不断，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思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居深宫而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
诏书是宇文虚中起草的，他显然是借此批判了徽宗的恶政。而徽宗呢，过去固然是昏到了家，现在倒也都认账，承认是自己搞砸了，绝非圣明天子。
这份诏书之所以顺利被通过，是因为徽宗明白，事到如今话不说透，就没人愿意给他卖命了。身边宠臣们跟着一块儿败家是内行，要是卫国御敌，一个也指望不上，关键时刻还得依靠那些不肯拍马屁的正人。
因此，在诏书的后半部分，徽宗故意说得很坦诚，以“大义”唤起民众，让大家都来保卫赵家江山：“今起朕决意大革弊端，废除苛虐之政，以救国祚，以谢天谴，以保祖宗之业。先前朕亦屡有求直言之诏，但为权臣所阻，致使人心离散。今日改革之志，神明在上，决不更易！”他号召天下州邑官员赶紧率师勤王；草野之士如有安邦定国大计，或者有异谋可出使外邦者，通通破格提拔，甚至可拔为将相。他还号召中外士庶，都赶紧建言献策，可用者一定采用，不当者也不加罪。
——伙计们，我自打耳光如此，你们难道能见死不救吗？
罪己诏一下，相应的措施也立即展开。重点是节约用度，宫中开支大幅削减，亲信的俸禄也有所降低，道士当官者一律免职，给寺院的赐田也强行收回。对那些招致天怒人怨的采石所、教乐所、应奉局、行幸局、制作局、花石纲等等，一股脑都撤掉。可是他不知道：民心一失，就再不可能收回来了。胡闹了二十年的执政者，老百姓谁还相信他能改邪归正？罪己诏颁下后，在民间根本就没引起什么动静。谁心里都在嘀咕：把国家祸害够了，忽然又要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这不是等于愚弄民智么？
结果，不见人民踊跃建言，也不见勤王大军潮水般涌来，倒是金兵一天比一天逼近了。
京城眼看就要成危城一座，老百姓哪还管你是否革故鼎新，都担心金兵一到，鸡犬不留，血流成河。人心惶惶之际，担负国家大任的宰执大臣们全没了往日的威风和儒雅，日聚朝堂，无计可施。但凡脑袋活络一点的，都在打主意先把家属送出汴京城去再说。
徽宗见局势并不如自己预期的那样发展，也大起惊恐。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起“金人檄文”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刺激——皇帝这位子，他娘的做不得了！
事情由童贯而起。
童贯是中国历史上闹出很大名堂的一位宦官，由于被写入了《水浒传》，至今仍大名鼎鼎。这人确有可让后人瞠目之处。《宋史》上说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身为宦官而有胡须，这甚为奇特；据有人分析，这与他二十几岁才净身有关系。
他在宦官史上，创下了几项无人可破的记录——作为宦官，他掌握军权的时间最长，并且实际掌控的军权最大；本人获得的爵位最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童贯读过四年私塾，又曾出入过前线，能文能武。他在前线时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了若指掌。这个阅历，使他在宦官群中显得极不寻常。
入宫后，他一开始蹉跎了二十年没有长进，直到徽宗登位，发现了这位已经48 岁的奇才，他这才算一步登天。
这家伙善于察言观色，有办法搜刮古玩字画，由此讨得徽宗的欢心。可是长袖善舞的人一般都贪生怕死。徽宗让他做军事统帅去伐辽抗金，那纯粹是嫌大宋亡得不快。
宣和四年，他受命攻辽，惨败而归，只得乞求金兵代为拿下燕京，最后以百万贯钱赎回燕京等几座空城。事毕后，还侈言恢复之功，这引起了徽宗的极大不满，就强迫其致仕，把他晾到一边了。
不久，童贯又用了一点小权谋，东山再起，被派去坐镇太原。他在前线时，曾收到过金人写来的一封书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篇痛骂徽宗的檄文。童贯不敢上报，只偷偷把檄文藏了起来。
当他从太原逃回来以后，大宋中枢已经乱了套，居然也没有人追究他的临敌脱逃之罪。在朝堂议事时，他照样没事儿人似的参加。就在这时候，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份檄文拿了出来，请诸宰执大臣定夺如何处理。
众人也都指望徽宗能振作起来，领导大伙保住江山，继续往日幸福的日子。于是李邦彦提议，别怕皇上伤心，此时应该把金人檄文呈上去，可促使徽宗下决心求直言。
次日，在宣和殿早朝时，徽宗就看到了这份檄文。一看之下，差点没气死。檄文斥责徽宗在当亲王时就包藏祸心，谋夺帝位，后来果然借宫中之力，登上了大宝。得逞之后，用心险恶，政治昏聩，而且还目空四海，以为天命在身，就可以为所欲为、作恶多端了。
普天之下，除了敌人，谁能把皇帝的缺点错误说得这么透彻？徽宗看了，又一次当场失态，声泪俱下。过了好久，才对大臣们叹道：“休，休矣！卿等晚间可来商议！”
他知道，不禅位是不行了。皇帝这帽子再不能留恋，管它今后天翻地覆，把事情都交给太子去收拾吧。
徽宗想开溜的想法，蔡攸是最先知道的，他把这消息透露给了给事中吴敏。
此时吴敏的家中正住着一位贵客，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纲。李纲这个时候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他守丧结束，返京之后，因京师房子紧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宅邸，就暂时借住在好友吴敏家中，起居就在吴敏后花园的书斋内。
吴敏得知徽宗要跑的消息，当晚便告诉了李纲。两人在书斋谈到很晚。
国势危殆，皇帝却要一走了之。大宋的明日可怎么得了？
李纲忧心如焚，对吴敏说：“如今外有强敌，内有六贼，上下不和，人心不一。惟有除去六贼，方能聚四海之力以御敌。可是，皇上若不去位，则六贼坚不可拔。我以为，今日皇上须断然措置，则事或可济。”
吴敏急迫地问道：“如何办？”
李纲说：“非传位于太子，不足以安人心，亦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
吴敏大惊：“此事不可妄议，恐大祸将临！”
李纲说：“不见得，我看皇上已有此意。”
吴敏说：“皇上不过想暂避一时，巡幸东南，令太子监国，守城御敌。至于传位一事，莫须有吧？”
李纲说：“皇上巡幸一事万万不可！如今皇上威信已失，人心早已离散，即使贩夫走卒之辈，也聚在宣德门前指名咒骂。朝中大臣除却六贼之外，皆已离心。如此朝廷，何以为继？而且太子留守监国，威望不足以服人，政令难行，危局难解。”
吴敏听了，着急起来：“这如何是好？”
李纲霍地起身，慨然道：“依我之见，为大宋宗庙社稷，我辈应向皇上直陈利害。若皇上采纳，则国家可转危为安，天下后世，必对我辈感激不尽！”
国家将亡，妇孺皆知忧愤，何况堂堂七尺男儿！李纲的一番话说得吴敏难以安坐。他立刻决定，明早通过蔡攸的关系，面见皇帝，伺机进劝阻之言。
这个时候的李纲年已四十三。前不久守丧期满，官复原职，于宣和七年夏重返京城。入冬时节，就碰上了金人入侵的大事。李纲在不惑之年回顾自己的官宦生涯，有作为的时间太短暂，在福建沙县基本上过的是野老生活。如今，报国的时刻到了，他很希望以自己的意志打动“圣上”，只要能保住国脉，拼了头颅一掷也在所不惜！
他的意志后来果然影响到了宣和末年的大宋命脉。次日，被他点燃了报国激情的吴敏在蔡攸安排下，来到了玉华阁，准备找机会面见皇上。
当天，朝堂上纷乱如麻。徽宗一早就有圣旨下来，正式公布了要巡幸淮、浙的消息。汴京城外，金军的鼙鼓似已遥遥响起；城内，皇帝马上就要逃离这座危城了，大臣们怎能不乱！
徽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又紧急召大臣到都堂（宰相办公厅）问计，看大家有什么好主张。
就在徽宗神色恍惚地带着诸大臣去都堂时，吴敏在玉华阁看好时机，上前一步拦住圣驾：“请陛下稍停片刻！”
徽宗面露讶异，正要发火，又见吴敏面色严肃，似有要事上奏，便回头示意群臣止步，想听听这个学士院的代理长官要说些什么。吴敏直截了当地问：“陛下，金人毁盟，将如何措置？”
徽宗一听又是这事，几乎要晕。他叹了口气，以手抹额道：“事已至此，朕六神无主，已无良策。”说罢，示意侍从抬起软轿就走。吴敏这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见徽宗到现在还不说真心话，便不依不饶，跟随众人来到都堂，大声道：“朝廷欲弃京师不守，将祖宗一百年基业拱手让与金人，这是何道理？果真如此，臣即便死，也不奉诏！”
这一声喊唤起了大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大臣们纷纷响应，都说朝廷此时不应向东南奔逃。
吴敏趁势进言道：“以臣之见，京师士庶闻知金人南下，人情震动。陛下若走掉，则局面不可收拾。京城中人有的想跑，有的想固守，还有的想趁机倡乱。此三类人共处一城，京师必破无疑！”
徽宗被他说的一怔，连忙问如何可解。
——好，只要你不耻下问就好！吴敏就按原计划来了一番说词。他不慌不忙地述说了几天前的一个梦，梦中所见大水、山丘、大佛等异象，分别对应皇帝、太子和金人。徽宗听得入神，忧虑之情减缓了许多。
吴敏见时机成熟，就提出了最要害的问题：“陛下定计巡幸东南，臣不敢劝阻，然而万一京师守不住，必将危及此次巡幸。如此，陛下将如何应付？”
徽宗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便脱口而出：“朕之忧虑，正在于此。”吴敏接着说：“陛下若使守京师者具备至尊之威权，则京师守御必固。京师守卫既固，陛下则可安心巡幸。”他渐渐把话题引到太子身上，暗示只要将太子推上台，目前凶险的局面立即就可扭转。徽宗受到吴敏思路的启迪，也觉得事情也还有可为，情绪渐渐高了起来。吴敏推断，金朝大军离汴京还有十日路程，因此向徽宗提出，须在三日之内物色好守城人选。他说：“若陛下早定计，则中原今后数百年不为狄夷所有。若不能定计，则中原自此沦陷。百年之运，就在陛下手中！”
宋徽宗对他这个建议大为嘉许，吴敏就趁机提出：“太常李纲机智刚正，忠义许国，才堪大用。他自称有守城奇谋、定国妙计，望陛下予以召见。”
徽宗一听，喜出望外，马上同意召见李纲，下诏让李纲明日一早随着宰执大臣，到文字外库等候。
李纲接旨后，大为振奋，当即脱衣露出左臂，刺血写了一封奏疏。这封奏疏主旨是劝徽宗不要急于逃跑，要有抗敌的决心。李纲写道：今日御敌之策有三，上策为亲征，中策为坚守，下策是避狄而走。若按下策办，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危害甚大。若弃宫室、社稷、百官、万民而去，就等于将中原委之豺虎，大势一去不可复振。恐怕局面将朝行而夕乱，虽命太子监国，也于事无补。
在奏疏的后半部分，李纲也谈到了要给太子以正式名号（实际上就是敦促徽宗传位给太子）。李纲说，以本朝和唐的旧例，皇帝巡幸，则皇太子监国，这没有问题。但这只是和平时期的礼法。现在大敌当前，天下震动，国家存亡在一线之间，又怎么能用平时的礼法？太子若以监国身份领导军民去御敌，名分不正。要是他事事都请示你，那还有什么权威可言？要是他事事都自己说了算，又是大不孝。这样尴尬的身份，何以号召天下，何以率领豪杰以死抗敌？成功的机会怎会有万分之一？
然后李纲对徽宗使用了激将法，他写道：今日人心已动摇，陛下您考虑，要是愿与军民共患难，则可坚守不去；如果认为守不住，那为何不给太子以“位号”，让他以堂堂正正的身份来收将士之心、以死御敌呢？臣观察太子，是仁孝、恭俭、好学之人，四海归心，大家都服。陛下若采纳了臣之计策，“天下可保，在此一举”！
这份奏疏，是李纲以墨和血而写成，可说是李纲自此之后人生轨迹的一个象征——人都仅有一命，大家都爱惜生命，但是假如活得太憋屈，这命，不要它了也罢！
他在奏疏上跟皇上谈论交权、让位的问题，心知是有极大风险的。他写道，臣之愚计恐陛下不能采用，臣今日说出，倘若不合圣意，臣必死于刀斧。但我假如不说，来日战败，臣必死于乱兵。
他慷慨直言：“与其死于乱，不如死于国。”
这就是李纲这个真儒生的价值观——烈士不仅是指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也包括那些因为提意见而被砍了头的忠贞之士！
一封奏疏，字字赤心。
——不愿做蝼蚁贪生的好汉，看来世世代代都有！
宣和七年腊月二十三的一大早，在凛冽寒风中，李纲怀揣着这份滚烫的奏疏，来到文字外库等候召见。
但是，他眼巴巴地等到红日落山，也没等到徽宗派人来宣他进去。徽宗为何没见他？原来头一天徽宗被吴敏说动，今天正想着怎样才能顺利地禅位。
徽宗要花的心思太多了，比如，事不宜迟，明日一定要退位，那么退位的公开理由是什么，如何向天下做个交代？退位以后的称呼又该是什么，是否按旧例叫做“太上皇”？以太上皇身份退下来之后，是继续住在宫禁之中，还是迁出去住？整整这一天，徽宗都在与李邦彦等宰执大臣议论这些，根本没工夫召见李纲。
这天徽宗定下来的大事有：次日就退位；退位理由不能是称病；他本人迁移到龙德宫；正式称号就叫“道君”。
他还特别交代，退位诏书中一定要写上：“朕不能内修政事，外禳狄夷，所以传位给太子。传位是上承天意，下为百姓。”
对退位的首倡者吴敏也有特别的嘉奖，任命他为门下侍郎，专门辅佐新君赵桓。
几件大事敲定后，又是例行的宰执上奏言事。正在奏报间，徽宗忽然伤感，对蔡攸说：“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猖獗如此！”说罢头一晕，又一次栽倒在御床之下。
堂上的群臣一片慌乱，连忙吩咐内侍将徽宗扶到宣和殿东阁，七手八脚灌了汤药。过了好久，徽宗才苏醒过来。他不想说话，向左右索了纸笔来，以左手执笔，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料理大事？”
众宰执看了皆默默无语。徽宗又示意其他大臣说话，众人也是一片哑然。徽宗叹息一声，又写了一行字：“东宫（太子）即可即位，我以教主道君身份，退居龙德宫。”
写罢，他忽然来了精神，掷下笔，大声喊道：“吴敏为朕所亲拔，必不负朕，可传他前来起草退位诏书！”随后，又召太子赵桓和掌管禁军的“三衙”官员前来，要在仓促中完成传位的实质性程序。徽宗虽然昏庸，但玩起宫廷政治来却是一把好手。他的突然发病，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作戏，很难判断。既然他铁了心要卸下军国重担，就不能不想到：跟随他的一批宰执大臣因为利益关系，必然反对禅位，如果和他们在礼法上纠缠下去，这事恐怕就要没结果。
为了能顺利脱逃，就只有制造戏剧性效果——老子都病成这个样儿，你们还忍心让我再干么？
徽宗在朝堂上这样一闹，召见李纲的事自然也就泡汤了。
第二天，太子赵桓在福宁殿正式即位，成为北宋王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宋钦宗。
钦宗的即位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在古代，皇帝这位置，恐怕没有人不心向神往之的。可是太子赵桓这时候可不大想接老爷子的班。大敌当前，国运难料，闹不好就是亡国之君，他哪敢冒然就把这付担子挑起来？
禅位的消息一传出，赵桓极为震惊，跑到徽宗的卧榻前大哭，死也不肯受命。童贯、李邦彦把龙袍加于他身上，他坚持不受。徽宗管不了那么多了，挥手叫内侍把太子拉到福宁殿去完成即位仪式。太子挣扎着不肯去，拉拉扯扯之中，竟然一头昏倒在地。混乱之时，又有意外情况发生！太子的异母弟弟、徽宗的三子郓王赵楷，带着几十名内侍冲到了玉华阁的殿门。郓王赵楷的职务是“皇城司”，也就是负责拱卫京师的头头，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这时候他带人来闯宫，显然是要与太子争位。
宫中形势骤然变得凶险！
正在值勤的殿帅何灌见势头不对，便在殿门仗剑而立，不许任何人入内，并喝令郓王赵楷后退。赵楷连忙满脸堆笑，上前说道：“何帅难道不认识我赵楷吗？”何灌以长剑指着赵楷道：“我虽认识大王，但此物不识！”
利剑寒光闪闪，直逼鼻尖。郓王赵楷与众内侍见状，面面相觑，随即惶恐而退，一场风波才算消弥。
徽宗去意已决，宰执大臣们拗不过他。大家都知道，现任皇帝一走，以往的好日子就走到了尽头。第二天，君臣在分手之前，相对痛哭了一场。
哭罢，徽宗道：“内侍们都说禅位为大错，真是浮言可畏！”吴敏听了一惊，他担心形势逆转，就在人群中抗声道：“何人说禅位为错？请斩一人，以儆效尤，”
徽宗摆摆手，表示不想追究，当然，他也决不可能轻易改变主意。自此，在大宋权力中心的舞台上，他就渐行渐远了。我们再来看钦宗。钦宗被几股力量推着，当了这个朝不保夕的末代皇帝。如今的龙椅是连穷掉底的老百姓也不会羡慕的，不过，钦宗好歹比他老爹要有担待一些，既然不得已坐上了这个烫屁股的皇位，就不能坐以待毙。三天后，他听从执宰们的意见，下令节度使梁方平率领禁军精骑七千，前去守卫黎阳津北岸，又指派步军都指挥使何灌带兵两万去扼守黄河。
这个棋路本来不错，近三万兵马加上黄河天堑，肯定够金军喝一壶的。但后来出现的情况却表明：战时的皇帝光棋下得好还不行。军事部署完毕，钦宗马上在延和殿召见了李纲，讨教安邦定国之计。钦宗对李纲当年的直言劝谏，印象极深，特别提起了论水奏疏的事，对李纲的孤忠大加赞扬。随后，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这一任命，标志着李纲从此走入大宋的政治中心，以文臣身份介入了军事行动。
李纲叩谢后，当场向钦宗递交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抓住了钦宗与徽宗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敦促钦宗进行政治革新。他逐个点名，痛斥“六贼”之误国害民。他说，昔日孔子任鲁国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陛下即位已经累日，却不见有决断之举，群臣为之犹疑。
接着，他谈了为什么要换掉现任宰相、台谏之臣的道理。他说，天下之事惟有宰相可行；惟有台谏可言。宰相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协商治国；台谏立于殿堂之间，与天子争是非。如果他们失职，则为宰相者何以领袖百官、安抚四夷？为台谏者何以纠百官之邪、谏皇帝之恶？他们尸位素餐，就是无补于国家；他们沉默不言，就是危害宗社。其罪恶不是一点点！
他说，拿掉“六贼”，是“上应天心，下顺民欲”的大好事。望陛下为宗社生灵大计，断然处置。那样的话，人心大悦，夷狄就不难抵御了！
李纲的话，钦宗听着顺耳，龙心大悦，意犹未尽。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钦宗又下旨召见。
这次，两人谈的是军国大事。李纲向皇帝进呈了著名的《论御寇用兵札子》，纵论金军入寇以后的局势和对策，显示出他很不一般的战略眼光，决非只懂舞文弄墨的书生可比。
他说：金国大军入寇之后，兵势迫急，国事可忧。而庙堂大臣纷然惊扰，起初无御寇之先定之计，继而所发命令皆失事机，使四方州县无所适从，万民无所依托。而陛下初即大位，因谦虚之故，威信未立，号令未行，贤材未用，奸邪未去。如此何以抵御大敌、守护宗社？然后，他一口气提出了二十条建议。针对当前战守、统兵、募兵、钱粮、兵器、情报等方面问题，逐一道来。
他对抗击金军的战略设想，总体上是一个“守”字。金大军深入，战线过长，人地生疏，不可能久留。因此宋军只要坚持“固守之策”，早晚可以看到金军狼狈撤退的时候。李纲的办法是：大量招募士兵与民夫，广张声势，屯军在要害地段，坚壁深垒，不与争锋。等其气堕，再议征战也不迟。
他分析：金大军入侵，目的无非有五：一、要求“尊大之礼”，也就是要求大宋承认金国的皇帝之尊，抬高自己；二、索要叛民；三、想要多加一些“岁币”；四、责备我方首先败盟的责任；五、欲割河北之地。
对于“尊大礼”，李纲的意见是：不管他那么多，不妨屈体事之，他愿意叫什么名号就叫什么名号，反正大宋又不实际损失什么。对方请求归还降人，这也不妨答应。把那些从大金跑过来的降人统统遣返，以示我们的诚意，且今后再不用提防这些桀傲不驯的降人了，又省去了养活他们的钱粮柴火，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对方要求增加“岁币”，则不可答应；只能答复说：按照旧约，燕云归中国，岁币才可倍于大辽；如今金既败盟，燕云之地全部拿走，还谈什么增加岁币？
至于对方欲求割地，则可答复：祖宗之土，子孙当固守之，虽尺寸之地岂可割以赠人？假若割了，再有所求，我方又将送什么给外人？一旦割让河北，险地就尽在对方手中，我朝将何以立国？因此，对这一条当择善辩之士，以死争之。在这个札子中，李纲对今后应做的军事部署，说得详尽、透彻、周密，令人惊叹。看来他平时是没少阅读兵书，也没少在实践中下工夫琢磨。
比如，他建议：以朝廷大臣三人，各率精兵十万，分驻大河以北、以南和以东。便宜从事，朝廷不加干预。三帅各据险要坚守，慎勿与战。让敌寇有所顾忌，不敢深入。如果敌军一旦深入，我军就可断其粮道，然后审时度势，发兵攻击，敌人必逃。
钦宗看了他这折子，大为叹服，连连点头称是。
此时的钦宗，多少缓过了劲儿来，不再张皇失措了，颇有些重振天下的抱负。转年正月初一，他下诏鼓励中外臣民上书言朝政得失。正月初四，又下诏，改元“靖康”，一时间颇有一些新气象。可惜，这位不想当皇帝的皇帝，实在是生不逢时。他上任之后，国家的形势既不“靖”，又不“康”。“靖康”二字，反倒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屈辱的一个年代的标记。
与此同时，李纲还上了一道请求把徽宗尊为“道君太上皇”的奏疏，就很关键的皇帝名份问题，发表了意见。
徽宗退位之时，只想着怎么赶紧卸掉担子就好，况且他觉得皇家的事就是他们自家的事，所以没跟任何人讨论。他给自己定的名号非常欠考虑，叫做“道君皇帝”。这样一来，一国之中就有了两个皇帝，实为史上所罕见。这两个皇帝，在法统上都拥有相等的权力，那么退位一事就成了口头约定。一旦徽宗想复辟的话，他还可以用父权来压倒钦宗，再回到旧格局。
李纲对这个可能的风险有些担忧，直言应该为徽宗加上“道君太上皇”的名号，“务合典礼，以昭示四海，而垂后世”——让老爷子当个名正言顺的太上皇，才能保证最高权力归于钦宗。
这个意见很快就被采纳，徽宗不久后便正式被称为太上皇，全国军民也都知道，他已经是当今皇帝他老爹、而不是现任的皇帝了。

谁都能跑皇帝你决不能跑
靖康元年的正月，是伴随着岁末局势大动荡而来的，一系列的事变排山倒海，让新皇帝几乎喘不过气来！
正月初二，正当钦宗兴致勃勃地准备刷新朝政之时，自前线突然传来败报：宗望大军一举攻陷了相州（今河南安阳），已经朝汴京冲过来了，大宋的防守军队一夕溃散！
我们还记得，黄河前线的防务，在半个月前就已部署好，且调动的是禁军精锐，如何会这样不堪一击？
原来，在部署黄河防务时，将领中就有不同意见；同时，在挑选前线统帅的方面也十分欠妥，最终导致防守呈崩溃之势。
钦宗和宰执们派了内侍梁方平率七千禁军骑兵，去防守黄河以北的黎阳（今河南浚县），老百姓都能看明白：这有点儿孤注一掷的意思了。但是大家想想，也只能这样了。唯有步军将领何灌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金虏倾巢出动，锐不可当。今梁方平将京中精锐尽行带走，万一有甚闪失，则京中危殆。不如留下这数千兵马，防卫京师为根本也。”
当时的宰相白时中是个草包，但是草包掌了大权，就自以为聪明程度要比别人强。他对何灌的忧虑不屑一顾，斥道：“欲拒敌于大河之北，当以全部精锐开赴，岂能忍看敌军擅渡大河、逼近都门？”白时中固执不听劝阻，只让何灌率二万步兵，驻在黄河以南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作为梁方平的援军，布下第二道防线。
这要是下棋，当然是万无一失，但可惜战场不是棋局。
这个身负国运安危的梁方平，到了黎阳之后，不是整军备战，而是一时还改不了往日习惯，每日和亲信纵酒狂欢，至于防卫的事——管他娘的。
宋朝的官员待遇与前后历朝都很不同，那是空前绝后地优厚。宋太祖善待官员的本意，可能是想高薪养廉，让官员安心报国。但是这个英明的政策，也遇到了下面“潜规则”的腐蚀。高薪不但没有能够养出“廉”来，反而是养出了无数的“无耻”来。宋朝的“武官怕死，文官爱钱”是出了名的。既然有福可享，只要把官做稳就是了，廉不廉、忠不忠的，没几个人放在心上。
在梁方平的习惯思维里，大宋体制的稳固、高薪的好处，那是世世代代也断不了的。他不能设想、也根本不去想：虎视眈眈而来的大金勇士，就是要来砸他们这些人的金饭碗的！
宗望早把大宋君臣骨子里的腐败看透了，根本没把什么禁军精锐放在眼里。占领相州后，就派部将迪古补，带了一小队骑兵前去骚扰黎阳。
那梁方平也真是了得，见敌骑远远而来，竟然吓得魂飞胆丧，开门出城，打马向南一路狂奔——城里的七千禁军骑兵，老子管不了你们了！
大宋承平日久，即便是禁军，其实也无甚精锐可言了。本来他们对上第一线作战就心存畏惧，现在主帅单枪匹马跑了，其他人哪里还呆得住，一夜之间，竟逃得干干净净。
驻守在南岸的守桥宋军，见前方部队莫名其妙地逃散，又见金军旗帜自天际遥遥而来，也是吓得不轻，急忙烧断了浮桥，望风而逃。
溃逃是带有传染性的，后方的两万步兵也炸了营，跟着向南逃窜。一夜之间，黄河南岸竟无一兵一卒守卫。
可怜北岸那些想过河逃命的宋军残部，没了浮桥，被迫游水渡河，有好几千人在河中活活被淹死。
何灌阻拦不住溃兵，只得跟着也退了下来。一直跑到泗水关也收不住脚，又继续南奔。金大军来到黄河边被湍流挡住，却见两岸空无一人，便不担心被袭扰，从从容容想法子过河。他们沿着河岸，寻出了二十多艘小船。
这些船只，都是南岸宋兵焚烧浮桥后，桥索烧断，被风浪推到北岸的。
金人把这些破船修了修，每只大概能装五、六人，就这么蚂蚁搬家似的，足足用了五天时间，把全部骑兵渡过了河。余下步兵，留待慢慢渡河。
渡河时，大队金兵挤在河岸上，人马杂沓，毫无秩序。此时大宋方面哪怕有一支小部队来袭扰，也能造成金军的大崩溃。
可惜，这只能是梦想！
宗望勒马岸边，一面吆喝着杂乱无章的军队，一面指着对岸嘲笑道：“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黄河，我辈岂能渡过？”在古时作战，一河之险，要胜过雄兵百万。宋军不战自逃，把上天赐与的这大好天堑放弃，但金军可不领这个情，待骑兵一过完河，立刻纵马疾驰，进占宋军弃守的滑州城，接着便直扑汴京而来！正月初三，警报频频传入宫中。钦宗连忙下诏亲征。
古代的皇帝亲征，不一定就是皇帝真要去阵前打仗，而是象征着全国总动员。
徽宗在前一天就从败军之将何灌那里得到了金军渡河的消息，不由大惊，整夜无眠。童贯、蔡攸等一群人也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徽宗情不自禁地自语道：“快逃，快逃，否则走不脱了！”
赵宋的开国皇帝是正牌的武将，可是这一系的子孙，不知为何身上有太多怕死的基因。“闻风丧胆”四字，可谓是为他们天造地设的成语。
初三当天，便有太上皇诏书颁布下来，声言要去亳州太清宫烧香。钦宗也知道老爹这是要跑，也就任他去，还特地下诏为老爷子的脱逃打了一下掩护，说太上皇确实是要去烧香谢恩。
太史官当天为徽宗占了一卦，得出结果说：宜于正月初四出行。但徽宗连一晚上也等不得了，初三当夜二鼓时分，他顾不上跟儿子打招呼，就拔腿开溜。带着皇后、皇子和帝姬（公主），一大家子人乘坐小轿来到通津门，连价钱也不讲，随便雇了一只运粮的空船，连夜乘船东下。临走时，还不忘带上了他最宠爱的的乔贵妃。走了一段路，徽宗嫌船走得太慢，就改为上岸坐轿，加紧疾行。他这一溜，不仅连钦宗都没通知，对先前跟他关系密切的那些宠臣，也一个招呼都没打。
走了一段，徽宗还是嫌慢，便又找到一条运输砖瓦的船只，坐上去继续前行。
由于逃得太仓促，当晚连饭也没吃。跑到后半夜，徽宗饿得挺不住，干脆把老脸一拉，厚颜向船家讨得炊饼（馒头）一枚充饥。他掰开饼，与皇后分而食之，觉得这饼的味道简直比得上驼峰和熊掌了！吃过不久，正在歇气，忽见蔡攸带着几名内侍，骑马从后面赶了上来。
徽宗远远望见这一队人旋风般地追来，心里忐忑，便高声呼道：“尔等是来追还，还是前来保驾？”
蔡攸冲到近前，翻身下马，泪流满面地跪拜道：“臣等受陛下重恩，死亦不离陛下，今特来护驾东巡。”
徽宗眼睛一热，差点落下几滴老泪。
他知道自己一走，这几位“爱卿”在朝中是立不住脚的，他们不跟来又能怎么办。时势易也，乾坤倒转。堂堂一国之君，不仅自己的龙椅坐不稳，连几个宠臣的地位也保不住，这叫人怎不悲从中来！他叫船家把船停下，上岸与蔡攸等人相聚。众人伤心了一回，见不远处有一寺院，君臣便进去歇息。
庙里主持被一行人惊醒，披衣来到大殿，见是一帮官员模样的人来叩访，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当今至尊。主持大大咧咧坐到了主座上，让客人坐了下位。老和尚把来人打量了一遍，开口问道：“几位官人是现任还是罢任？”
徽宗答道：“均是罢任。”
主持见一行人趾高气扬，不像是失意官员的样子，就问：“看众位意态自如，莫非还有子弟在京中做官？”
徽宗看那主持口气太大，忍不住，就索性挑明了：“我有二十七子，长子乃当今皇上。”
和尚闻言一惊，忽然想起民间哄传太上皇要东巡的事，方才恍然大悟，慌忙伏地求饶。
徽宗此时也无心斥责他无礼，带领众人回到船上，只顾催船家快走。
国难当头，做太上皇的不与社稷宗庙共存亡，反而逃窜在先，这一路上发生的事自然也就充满了喜剧性。
船行至雍丘（今河南杞县），徽宗怕老婆、子女饿得受不住，便命宦官邓善询去把县令找来议事。邓公公打发人去找，不敢说是太上皇到了，而是以别的理由召县令前来。少顷，县令骑着马、带着一队仪仗来到岸边。
邓公公见又是一个有眼不识泰山的，便从人群中跃出，厉声喝令县令下马。
县令不吃那一套，说：“我身为京畿县令，就当有威仪，哪有徒步来见老百姓之理？”
邓公公不愿打哑谜，便搬出了真佛：“太上皇帝驾幸亳州，要在此驻跸！”
县令大惊。连忙舍了马，一溜小跑来到船前，山呼万岁，叩首请安，表示情愿领罪。
徽宗见这小官爽直得可爱，不禁一笑，说：“公公这是与你戏言！”说罢，把县令召至船中问话。
等太上皇把当地情况问完，蔡攸忍不住谈起了最实质的问题。他说，现在御驾最大的问题是——乏食啊！
县令不敢怠慢，马上吩咐人去准备。若不是金兵入寇，国家乱了套，他一个小小县官怎有机会一睹天颜？所以这次有机会报效，当然尽全力去办。当下从本县实际出发，备了丰盛的酒席，让徽宗一行饱餐了一顿。
吃罢出发，船走了不远，就因冬季河道干枯搁了浅。徽宗逃命心切，发了脾气，当即舍舟上岸，骑了一匹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在今河南商丘）疾驰。
颠簸了一夜，终于听到了报晓的鸡鸣。前面岸边有一小市镇。一行人走入镇中，见居民皆在酣睡，独有一老妪家还点着灯，竹门半掩。徽宗便推门进去。
屋内，一位老太太正在灯下纺织，见有生人来，忙问徽宗姓氏。徽宗答道：“姓赵，居住东京，现已退休，让长子顶班了。”卫士在旁听了，都忍不住笑。徽宗看看卫士，自己也笑了。
老太太估摸着这是一帮贵客，便向徽宗进酒招待。徽宗起身，恭恭敬敬接过酒，喝了一口以后，又将酒杯传给卫士。
老太太见徽宗被冻得够戗，就请他到卧室内，拥炉烤火。还动手脱去徽宗的袜子，给他烘脚趾。
乡间百姓的淳朴，深深打动了徽宗，他叮嘱卫士一定要记住老妇家的地名，以便日后报答。可惜，等到后来太上皇出巡的龙舟返京时，老太太已经过世。徽宗不忘滴水之恩，赏给了老太太几个孙子一大笔银子（见《挥麈后录》）。
在老妪家休息好了之后，徽宗一行趁着曙色又上了路。
晨雾正浓，前路迢迢。真个是：敌军未薄汴京城，漏夜跑煞胆小人。一日一夜，队伍竟狂奔了数百里，次日抵达南都（今河南商丘）。健壮的“鹁鸽青”生生给累趴下了，又换了骡子继续跑。到了安徽符离，才又登上官船走水路，最后到了泗上。这已是现今江苏的地面了，距敌已远，徽宗这才有了一些闲情，带人上岸去买鱼。
纷乱时节物价飞涨，徽宗跟一位鱼贩子讲价讲不下来，双方恶语相向，几乎动粗。那鱼贩子想不到是天子在跟他砍价，对徽宗一口一个“保义”地称呼，大为不敬。宋朝的武职官阶，共有五十二阶，保义是其中的第四十九阶，鱼贩子这是把总司令叫做了班长，连降了徽宗五十阶！
徽宗又气又好笑，对蔡攸说：“卖鱼人呼我为保义，这汉毒也！”回到船上，他兴犹未尽，还做了诗以资纪念。刚脱离险境，他老人家就又显出了艺术才华来。
泗上是个丰饶小镇，风景怡人，徽宗看得顺眼，有意在此小驻，喘口气再走。
就在逗留之际，被他撇在汴京的一帮宠臣童贯、高俅、宇文粹中等人，好不容易摸着踪迹，匆匆赶了上来。
徽宗在这时候已不只是想跑到淮河就算拉倒，他准备渡过淮河，再渡长江，一直跑到江南去逍遥。童贯等人明白：徽宗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徽宗健在，他们的富贵就不成问题，因此忠心耿耿一如既往。
再次启程后，童贯带领三千胜捷军护送徽宗往扬州跑，高俅则带领禁军留驻泗上，作为警戒。
到了扬州之后，正准备过江时，当地父老都劝谏徽宗不要过江——哪有国还未亡，皇帝就先奔命的道理？徽宗不听，坚持要过江。江南是安全地面，随行卫士的任务也就到此为止。加之流急船小，连太上皇后都暂时留在了扬州，护卫人员就更不可能全部跟随过江了。但是卫士们怕留在北岸没人管饭，岂不是成了盲流，因此都愿随驾南渡，好多人拼死攀住船舷痛哭。童贯嫌这些人累赘，就命亲军放箭阻遏。乱箭之下，有好几百人被射死在江边。
可怜这些卫士饥寒劳累了一路，转眼间就成了水中冤魂。微末人物的命在大历史的风云中，就是这么不值钱！
渡过长江后，徽宗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安顿了下来。看看身边，真真成了十足的孤家寡人，除了乔贵妃，亲人都跑散了。这一路狂逃，他只顾自己逃命，连一起出逃的皇子、帝姬都顾不上管了，大多流落于民间，吃尽了苦头。
此时在京口管事的是江南转运使曾青空。曾青空是个很有名气的词人，以前做的一些词，多有流传到宫内的。乔贵妃读了，大为欣赏，曾多次向徽宗问过曾诗人的情况。这时，徽宗召见曾青空，特地把乔贵妃叫出来说：“你在京师，多次问起曾某人，就是此人。今日让你瞧瞧。”
乔贵妃见偶像现身，大为惊喜。徽宗一高兴，便吩咐用七宝杯斟满酒，让乔贵妃向诗人敬酒。曾诗人一饮而尽后，徽宗哈哈大笑，索性连七宝杯也赏给大诗人了。
老皇帝这样顾头不顾腚地跑了，新皇帝心里也发毛。正月初三这天，钦宗虽然下了亲征诏书，任命吴敏为行营副使、李纲为参谋官，摆出了要抵抗的样子，但实际上在宫里急得六神无主，心惊肉跳。前不久“六如给事”李邺对大金军威的形容，如今一想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
这群虎狼之师，说话间就要扑到汴京城下。先逃一步的老爸是对的，此时要是不走，哪里还能走得脱！
而且这样的犹疑，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正月初四一早，钦宗就和宰执们在延和殿议事，商量何去何从。
宰相白时中提议：“金人来势凶猛，京城恐将不守。陛下应尽早出幸襄阳，以避其锋。”
当天，李纲恰好在延和殿等候召见，听说钦宗君臣正在里面议论弃守京城的事，吃了一惊，他腾地站起来，对东上阁门的传达官朱孝庄说：“我有紧要公务要上殿去，在御前与白宰执论辩。”
朱孝庄认为他的要求不合规矩，便没有答应。按照大宋宫廷的规定，宰相议事为当天的第一要务，在宰相退下之前，其他任何人不得进见。
李纲心里顿时冒火：整个国运系之一线，还跟我讲这个！他怒气冲冲地说：“千钧一发之际，还要拘泥？你速去通报，不得延误！”朱孝庄见李纲神情异常严峻，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便转身去殿上禀报。李纲不等钦宗的旨意下来，就大步走到了殿上，向钦宗奏道：“臣闻京中军民议论，有宰执大臣主张圣上出城避敌。如是，则国家危矣！道君皇帝将固守京师之大任托付于陛下，今敌未至，就将京师弃之如糟粕，日后以何颜面见上皇？又如何面对天下万民？”
钦宗顿时哑然，浑如木偶。
白时中见自己的计划被李纲搅了，气急败坏地问道：“都城可守乎？”
李纲驳斥道：“天下城池，可有一座抵得上京师之固？京城倘若不守，况乎平常州县？宗庙、社稷、百官、万民皆在此，若弃之不顾，还有何处可守？若能激励将士、安抚民心，岂有不守之理？且事到如今，‘我能往，寇亦能往’，逃到何处才能逃得脱？”
正在争论间，负责修缮城墙事务的内侍陈良弼从内殿出来，禀报说：“京师城楼修缮实在迟缓，至今完工者百不及一二。尤其城东樊家岗等处，壕浅沟窄，万难防守。况且城中兵器甚少，万岁爷若不早做巡幸计，恐祸将至矣！”
钦宗听了，又是一阵心悸。他看了看新上任的兵部侍郎李纲，见李纲的神态镇静自若，忽然想到李纲也是一个颇知兵的，便说：“卿可与陈公公先去察看城防，朕等你回来，再做商议。”
李纲奉了旨，立刻前往城东实地察看。过了半晌，他满头大汗地回到延和殿。
钦宗心急，忙问：“如何？”
李纲本来对城防就有所了解，这次实地看过，更是胸有成竹：“臣方才所见，京师城墙高峻坚实，各处城楼虽尚未修好，但无关紧要。四周濠河既宽且深，唯有樊家岗一段河道，因乃皇家禁地，龙脉所在，往昔未允开挖，所以河道窄浅。然可用精兵强弩据守，可以无虞。”
李纲禀报完毕，神色凛然，看也不看神色尴尬的陈公公一眼。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城墙究竟牢固不牢固？此刻是守还是逃？关乎大宋的存亡，也关乎真龙天子的一条命。深宫里长大的钦宗，哪里经过这种阵势，完全丧失了决断能力，只是连连问诸位宰执：“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大臣们平日斗鸡走狗时，个个都是神采飞扬；而一旦面对军国大事，则茫然不知所措，唯有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大宋的命运由原来的一马平川被逼成了狭窄一线。如何能绝地求生？如何可逃过一劫？历史就在这个关口，神奇地将李纲猛然推到了舞台中心。
见到高官们行尸走肉的样子，一股原始的血性在李纲心内涌起，他跨步出列，奏道：“今日别无他途，唯有整军备战，激励士卒，准备御敌。此外，亦应召集都中百姓协力守城，待勤王军至，合力歼敌。”
钦宗内心矛盾，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想了想，问李纲：“依卿之意，是要坚守，然朝中大臣均不知兵，谁堪领军之责？”
李纲答道：“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畜养大臣，为的是将用之于有事之日。白时中、李邦彦虽是文臣出身，素不知兵，但以大臣之尊，召集军民御敌，乃其职守！”
白时中一听，倒抽一口冷气：这岂不是要让我去送死！他大怒，厉声道：“李公整日大言御敌，却不曾亲临战阵，岂非欺君罔上！又言京师可守，今事急矣，李纲可领兵出征么？”
历史有时是由私欲创造的，与所谓的人民群众无关。此刻，白时中出于怕死而使出的激将法，竟然无意中挽救了大宋即将崩溃的命运——他替历史选择了一位最好的抗敌领袖。
李纲自少年起就负有报国之志，官场蹭蹬了十余年，等的就是这电光火石的一瞬！他哪里是真心想催逼白时中这样的草包去领导抗敌？朽木从来不可雕，李纲早就料定，此刻决无大臣敢慷慨赴国难，那么，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他上前一步，向钦宗启奏，声震屋宇：“大臣畏缩，难道朝中再无他人？陛下倘不以小臣无能，责臣守城，臣当万死不辞！然李纲微末小臣，威望不足以服众将士。”有人愿意出头去扛帅旗，钦宗当然高兴。官小不怕，可以当场任命么！钦宗环顾左右，急问：“执政中可还有官缺？”
给事中赵野答道：“尚书右丞现缺。”
钦宗不加思索，立即任命：“李纲任右丞！”
按照宋朝官制，官服以官阶不同而有不同的颜色，加官晋爵之际，还要赐给新的官服。但钦宗在慌乱之余，完全把这事给忘了，李纲连忙提醒：“臣尚穿绿袍，今责以守城大任，如何能服中外？”
钦宗这才想起来，立刻命内侍取来尚书右丞的冠带，亲手赐给李纲。李纲当场穿戴好，跪拜致谢，朗声说道：“时方艰难，臣不敢辞！”
这一场较量与争论，竟然不知不觉从清晨吵到了正午。钦宗见尘埃落定，心里略略踏实，这才起身，乘车驾回去吃饭了。同时吩咐众宰执都不要回府了，就在崇政殿门外的厢房中摆宴赐食。
下午，钦宗又召见宰执大臣等在福宁殿议事，继续讨论皇帝是去还是留的问题。各宰执仍是畏敌如虎，力劝钦宗早走为计，正式提出了“奉銮舆出狩”之议。
什么叫“出狩”，不是去打猎，乃逃跑是也！作为一个皇帝，最大的失职是弃国而不守，但是这样无耻的行径也要披一套冠冕的外衣，这就是自古以来的“高位者无错”原则，代代如此。
钦宗心里何尝不想走，但是他刚刚即位，守土有责，如果真的要跑，总要给世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因此暂时没表态，只任命了李纲为东京留守、李棁为副留守。
这个任命，其实大有深意在：既然“留守”都已经有了，皇帝当然是要走！
李纲意识到：此乃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有些话不说就永远没机会了！便不顾诸宰执的脸色，力陈皇帝决不可走的理由。他说：“昔日安史之乱，唐明皇闻听潼关失守，便仓促巡幸入蜀，结果宗社、朝廷都陷于贼手，经过多年才能收复。后人说，其失策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然拥戴，四方之兵不日云集，虏骑必不能久留。舍此都城而去，就如龙离水源，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虽有臣等留守，于事何补？宗社、朝廷必将为废墟！愿陛下思之。”
这番话，说得切中要害。据李纲后来回忆，“上意颇回”——钦宗终于被说动了。
然而怕死之人珍惜生命的意志，也是很难动摇的。就在此时，内侍王孝竭在一旁奏道：“皇后、贵妃、国戚都已出都门，陛下岂可留此！”
钦宗一听，神色大变，霍地起身下了御榻，对着李纲等人哭道：“卿等就不要再留朕了，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说罢，便想拂衣而去。
——这一走，大宋这个名号，还能不能存于天下，就很成问题了！李纲像是受到猛然一击，索性什么也不顾了，拜伏在地上号啕大哭，最后爬到了钦宗跟前，一把抱住钦宗的腿，以死相阻。
正在混乱间，燕王和越王两位亲王来到殿上，对钦宗说：“宗室虽人心惶惶，然臣等两家决计不走。虏骑孤军深入，人数不多，偌大京城如何就守不住？恳请陛下禁止宗室、国戚出行，以安人心！”恰在此时，殿前司（禁军武官职名）曹曚前来禀报军情，也言及“禁军同忾，决死守城”。
听了他们的话，惶乱无主的钦宗这才稍稍稳住了神儿。他想了想，马上命人取来纸笔，御书“可回”二字，盖上了皇帝玉玺，派宦官去追皇后和国戚们回来。
紧接着，钦宗眼睛盯住李纲说：“卿留朕，整兵御敌专以委卿，不能稍有疏漏。”
皇帝这是把命都交给自己了。李纲一则喜悦，一则惶恐，再拜受命。然后，就和李棁一起出宫，部署城防去了。
敌骑不远，军情急如星火，朝堂上光是议论去留的问题，就浪费了一整天时间。李纲忧心如焚，当晚没有回家，就宿于尚书省，连夜筹划各处防守。宰执们也进入了战时状态，宿于内东门司。不久，派出去的宦官回来禀报说，中宫、国公出行已远，当晚无论如何也追不回来了。
正月初四的这一日，真可谓翻云覆雨。到了半夜，钦宗突然又变卦，他被巨大的恐惧所压倒，连觉也不睡了，派宦官连夜出宫，命宰执大臣们准备好供路途上使用的军令状。
初五日，天一蒙蒙亮，钦宗就把白时中等宰执召到宫中，反复商议，最后做出决定：坚决逃跑！
白时中喜不自胜——小命终可得保！他假作慷慨地说：“陛下勿以李纲之论为意，尽早离京为好。即固守，亦不须陛下亲执干戈，留在都城何益？臣愿护圣驾出幸，他日朝野若有非议，罪只在臣。代君受过，古之亦然！”
君臣当即议妥。接下来，整个皇家的逃跑行动，就以惊人的高效率展开了。
等到天大亮后，李纲从尚书省起身去上朝，走到街上一看，不禁愕然！只见街上百姓三五成群，神情惶恐，都在纷纷传言，说“皇上就要南狩啦”；并言之凿凿地说，太庙里的先皇神位都已被搬出来了，暂时寄放在太常寺内！
李纲惊疑不定，只顾打马快行。等到了祥曦殿，一切都被证实：宫中禁军卫士皆已全副披挂；皇上的车舆、仪仗已全部排列好；六宫女眷的被褥包袱也都装好了车。
万事俱备，只欠开逃！
李纲被这个突然的变故闹懵了，一时间惶悚无计。
——这一片大好山河，难道真的就要在脚下塌陷了？
他又一次热血直冲头顶，全然不顾生死，疾步来到那些整装待发的禁军士卒面前，厉声问道：“你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军被这一声悲愤之问所激励，都举臂高呼：“愿以死守宗社！不留此，何处去？”
壮士们的一阵呐喊，山摇地动，连森严宫阙似乎也在颤抖。
寒风中，队列前，李纲身上的一袭大红官服如烈火摇曳，备极悲壮！
见军心尚可用，李纲不禁为之一振，决心力挽狂澜。他抢步上前，拉着禁军殿帅王宗楚等入见皇上，对钦宗说道：“陛下昨日己许诺留京，今复成行，为何？岂不知六军（禁军）之情己变，彼辈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怎肯舍去？万一士卒在出巡途中散归，谁可护卫陛下？且虏骑己逼近，必知皇上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又何以御之？”钦宗这才有所感悟，下令停止出行。
李纲立刻对宰执说：“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
然后他转身出祥曦殿，向禁军宣示皇上的旨意。禁军卫士听到这个好消息，皆拜伏，山呼万岁，其声震地！
李纲见大局已定，便趁热打铁，再回殿上，劝皇帝登上城楼去见见将士们。钦宗同意了，起驾登上宣德门。宰执、百官、将士都排列于城楼之前。
钦宗伏着栏干，俯视良久，然后乘御辇下楼，走入队列中，慰劳众将士。
李纲深知，御敌的关键就在于士气。有不怕死的士兵，就能创造不怕死的奇迹。他和吴敏当场撰写了数十条口号，内容是讲金人犯境、欲危宗社，朝廷决策固守、各令勉励之意，让阁门官在军前宣读。每读一句，将士就自发地一声应诺。须臾，六军皆感泣流涕。固守之议，就此再无任何动摇的可能了！
当日，钦宗也幡然悔悟，下了决心死守。他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马军太尉曹曚为副使。又将贪生怕死的白时中罢相，以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吴敏知枢密院事，赵野为门下侍郎，建立了一个战时的指挥中枢。
李纲担任的这个亲征行营使，并不是虚衔，而是实有的职务，设有专门的官署。办公地点就在大晟府，设置了参谋官（机要秘书）、勾当公事（文书、办事员）、统制（武官）等官职，皆听命于李纲。养士千日，用在一时。后人多有不知，“靖康”这个大宋乃至华夏历史的耻辱之年，也有忠贞之士奋起退敌的荣耀时刻。
这一时刻，在数日之内，就要到来！

汴京城头的一场恶战
大宋靖康元年正月初五至初九这几天，是宋史上被尘埃淹没了的最辉煌的时刻。就在这几天里，自北而来的滚滚铁流，在貌似不堪一击的汴梁城下，受到空前顽强的阻击，损兵折将，鬼哭狼嚎！自大金立国以来，败绩从未有此惨烈，士气从未遭此挫折。
他们第一次尝到了铜墙铁壁的滋味！
这场惊天动地的攻防战，说明大宋的一贯软弱并不是天注定，而是这个民族从来就不愿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这一场血战，如果仅就技术性的战果来看，大宋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历史也险些在这里来一个急转弯。大宋方面，城还是那个城，兵还是那些兵。从几天之前的畏敌如虎，到这几日的同仇敌忾，其转折，就在于历史的巨掌推出了一位英雄！
这一年的冬季，天气十分寒冷，汴京城头一派阴云惨淡。京城以北，此时已无大宋的一兵一卒。大宋守军将要迎来的敌手，是大金两员从无败绩的虎将。
担任主攻的大金东路军统帅，是金太宗的第二子完颜宗望。这位宗望，是当时金国无人可及的悍将。早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南征北战时，他就常随左右，自少年时代起就身经百战，屡建殊功。到眼下，他的名字几乎就等于大金军队的化身。
大金军民对其相当敬佩，习惯上都称他为“皇子”。大宋百姓对之也极为敬畏，民间均呼为“二太子”。
此刻，他亲率大军，号称三十万，从滑州出发，杀奔汴京。黄河南岸的宋朝大片国土上，满眼皆是大金的铁骑，人强马壮，旌旗蔽空！大金西路军的统帅宗翰，女真本名粘没喝，汉语译为粘罕。他是大金国相撒改的长子，也是大金的一员猛将，少年时即勇冠三军，史载“年十七，军中服其勇”，在灭辽战争中是立过奇功的。此次南征，他率军自河阴出发，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降朔州，克代州，围住了太原府。这之后，又在汾河之北大败宋河东、陕西四万援军，杀宋兵万余人，最终攻破太原——这是后话。
因宗望这方面始终未与他通音讯，因此他自作主张提兵南下，号称二十万，兵锋迫近泽州（今山西泽州），意图与宗望大军会攻汴京。铁骑万千，卷地而来！
在大宋这方面，用以阻遏这股铁流的，仅有一座孤城汴京。在那些看来颇有些凄清的城堞后面，是时刻想逃跑的昏君佞臣，是享受了百年安逸的京城百姓。
而准备御敌的军中将士，此刻状况如何？
初五日的一早，李纲对禁军做完了战前动员之后，便走出宫门，上马急赴景龙门。
登上城楼望去，整个汴京城的万千屋宇，还都笼罩在灰蒙蒙的晨霭中。市井的景象一如既往，炊烟尚未散尽，孩童犹在嬉戏……我们揣想，李纲的胸中此时不可能平静。他想的也许是——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大宋！
他知道，在他脚下，城不可谓不坚，兵不可谓不勇。其实，大宋的“死穴”并不在这里，而是在……
他向钦宗所上的《论用兵札子》，引用了《周易》里的一句话，反映了他的担忧，并以此对钦宗做了提醒。这句话是“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啊！
这看似平淡的四个字，不知是由我们民族的多少血泪凝成的！可是，这话说了有用吗？即使在文化昌明的今日，也难保这一条能起作用。
此刻，李纲以一人之力，担负着天下兴亡的重责。如果一旦失败，不是战死，就是要以死而谢天下。然而对这个风险，他倒是不担心的，他害怕的是：自己在前线披坚执锐，有人却在后面釜底抽薪。因此，他在札子上恳求钦宗仔细思考圣人之言，一定要有主见，“无为浮议所动，则大功一成，中国数十年可以无夷狄之患”。否则的话，大宋之忧就不止是一个世代了！
钦宗在这札子上批的是“慎之慎之”——怕死者，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怕死，他们冠冕堂皇地说来的，是慎重从事。
好在钦宗这次被李纲近乎狂热的抗敌情绪所感染，是下了决心要拼死赌一把的。他不仅批准“亲征行营”有官署，有编制，而且下令从百官和各部吏员中调人，到行营任职。此外，钦宗也知道打仗要进行物质奖励，还特地拨了银、绢、钱各一百万，还有拟在战场上发给有功官员的空白委任状三千余份，允许李纲便宜从事——你愿封谁的官，就赏谁。
只要领导用人不疑，事情就好办。
眼下的汴京，脆弱是脆弱，但还并非不堪一击。对京城的兵力，李纲心里有数，搜罗搜罗，禁军总还有约九万余人，再加上百姓、厢军（杂役兵）做应援，总兵力有二十多万应该不成问题。
以二十多万兵力对付将要杀到城下的三十万金兵，表面看起来兵力略弱，但是宋军其实并不见得弱。其原因，一是宋军作为防守的一方，城坚炮利，这在古代战争中，是占有极大优势的。二是金兵虽然骁勇，但其长处是野战，铁骑在平原上易于取胜，而在攻坚战中则不见得行了。三是作为攻坚的一方，金军人数太少。孙子兵法云：“十倍则围之”，金与宋的兵力之比，连一倍都没有，在气势上压不倒对方，对战斗减员的心理承受力也有限。
李纲向来信奉“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他对汴京的城防心中是有数的。四面城墙的防守器具，在当天就开始完善补充，所做的工作有：修城楼、挂毡幕（防箭矢）、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置擂石、备火油等等，“无不毕备”。
在兵力部署上，以百步为一段，任命宗室和武将为提举官，分段负责。每百步所置兵将，要求必须守住这一百步。京城的四面墙，每一面部署正规军一万二千人，另有保甲民兵、居民、厢兵辅助。每个城门上，都有从宫中派出的大小宦官，也是分段防守。他们虽然不是完全的男丁，但值此紧急时刻也要派上用场。
城中另外还有马、步军四万余人。李纲将他们集合起来，编成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余人。其中，前军驻守在通津门（即东水门）外，保护延丰仓，这里存有军粮四十万石，是后勤命脉。后军驻扎在朝阳门外，据守樊家岗，加强薄弱环节的防守。其他左、右、中三军，留驻在城中，做为后备部队，一旦开打，哪里紧急就往哪里去。李纲没日没夜地忙了三天，城防工作就全部就绪了。
经过他这一番部署，汴京城不说是固若金汤，起码也是一时啃不下来的硬骨头。
——宗望大人，请举起你的狼牙棒，来砸一砸这汴京城的百年城砖吧！
一场生死攸关的恶战在即。
李纲所亲撰的《靖康传信录》，传神地记录了这场值得大书特书的开封保卫战。他的这篇回忆录，用笔简练，不事张扬，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几乎可以真实地感受到那几个兵戈铿锵的日夜——
初五日至八日，汴京城的防守体系粗具规模。初八日一早，金军的先头骑兵，就在叛将郭药师的带领下，抵达城下。汴京的城郊到处都布满了敌骑。
敌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又有熟悉情况的郭药师带路，大部队一到，就扎寨于关键地带——牟驼冈。
这个牟驼冈是在京城外的西北方向。是个小山坡，犹如一个沙碛，三面环水。岗前的雾泽陂，就是大宋的天驷监（中央直属马场）所在。这里养有战马两万匹，贮存的刍豆饲料多如山积。在冷兵器作战时代，骑兵是军中的天之骄子，犹如今日的空军；那么，当时的马场也就是最重要的军备库。以前郭药师作为边军统帅到汴京来朝，徽宗对他宠爱有加，曾让他在这里打球玩乐，所以他很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最好的扎营地。
大宋原本在此驻有官员和守卫部队，但前段时间因为朝中求和气氛甚浓，守军根本未做任何战备。金军一至，官兵即望风而逃，战马、饲料无从转移，尽为敌人所得。
金军确实是勇悍之师，到达以后，连一口气都不喘，当晚就开始攻击宣泽门（西水门）。他们把近郊城镇和乡村一火焚之，而后以大船数十只顺汴河而下，直冲宣泽门。船上载有火种，等接近水门时一举点燃，企图烧掉宣泽门的城楼。
李纲闻报，立刻来到宣泽门城楼上，坐镇第一线指挥。他下令当场征募敢死队二千人，将拐子弩布置在城下，严阵以待。
此时的汴河中，已插下了密密麻麻的木桩，守军还从蔡京家的院子里运来了假山的山石，叠放在城门的门道里，令敌军的火船无法靠近。
待总攻发起后，金军引燃的船上火种，一路驶来，红光满天。冲天烈焰逼得人无法靠近。在这一轮冲击下，城楼如果被烧掉，守军方面就会失去极有利的依托。
这些可怕的火船越来越近，河水也几乎为之沸腾！
但见李纲从容不迫，一声号令，在城下的两千死士一跃而出，用长钩把船勾住，使之不能前进，然后拉向岸边停靠。城上守军投下大石，一顿乱砸之后，船只全部损坏，自行焚毁。而宣泽门则安然无恙。
宗望见自己做了曹操第二，不禁大怒，随后就把他的常胜军——铁骑，放了出来。
这些金军铁骑，按现代概念应该叫做重装骑兵了。武士们个个身披铁甲，头戴兜鍪。这种“兜鍪”，在南宋词人辛弃疾一首著名的词《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里提到过，也就是铁制头盔。犹如欧洲中古时期的铁面具，仅露出两只眼。这样的铁骑兵，在当时堪称刀枪不入，一入战阵，凶悍异常！
这些古代的变形金刚们，此刻弃马不用，乘坐着大船，手执刀矛，凶神恶煞地顺流而下，再次冲击宣泽门。
这是曾经让宋军无数次丧胆的魔鬼武士，仅以他们古怪奇特的装备，就足以让人心惊肉跳！
但是，此刻并不是他们所向无敌的平原作战，而是从水路攻坚。因此，他们生平头一次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铁骑船队渐渐靠近水门时，随着李纲的令旗一挥，城上巨石擂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那不可一世的铁盔甲，防刀防箭大概绰绰有余，但在这千斤巨石的打击下，只不过相当于一堆木偶。
一阵“石雨”过后，这些自汉代匈奴以来最威猛的骑兵，大半成了肉饼。有些为逃命而跳水的骑兵，则被铁甲所累，成了永远也浮不起来的秤坨。
这一场恶战从夜幕降临直打到天亮，金军的气焰才被打掉，败下阵去。
——汴京保卫战首战告捷！
看来，人永远是战争中决定性的因素。
古代战争的强弱胜负，与技术条件相比，往往更有赖于将士的勇气和谋略。这一次守城，是大宋与金对峙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位决心抗战的统帅，因此战场上的形势，立刻就不同了。
李纲见敌军退却，便在一大早抽空入宫，到乘拱殿向钦宗汇报军情。正在奏事间，忽然外面传报：金军又开始急攻酸枣门、封邱门一带。钦宗感觉形势严峻，就命李纲赶快前往城头，督促将士御敌。李纲担心城上兵员不足，难以防守，便奏请皇上，派遣禁卫军中善射手千人一起上城。钦宗同意了，派了御药使卢端与李纲同行，向禁卫军传旨，很快就集合好了一支援军。
酸枣门、封邱门是汴京外城北壁的两座城门，从宫中到酸枣门，路程差不多有二十里。李纲唯恐金军已开始登城，就带领一千神弓手，从小巷抄近路急奔战场。
果不其然，等队伍到达酸枣门时，金兵正在用木筏渡过护城濠，前锋已架起云梯准备攻城。李纲见势不好，急命射手登城射之，城下金兵皆应弦而倒。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李纲坐镇在酸枣门下，忽见有士兵自门楼上掷下人头来，大概有六、七个。他大为惊讶，连忙询问。不一会儿，有回报云：“此乃斩获奸细。”
李纲心里疑惑，凑近了去辨认，发现全都是汉人首级。经过追查，原来是个别士卒手痒，在混乱中妄行杀戮，随意捕获了几个老百姓，问也不问，就当奸细杀了。
李纲大怒，立刻发下号令：如抓获奸细，须由捕人者亲自扭送到行营，查验属实，再论功行赏。如果抓到“奸细”就杀者，斩！自此滥杀之风乃止。
激战方酣时，李纲与属官数人登城督战，激励将士。城上士兵见大帅亲临现场督战，顿时激发出一股神勇。他们对付攻城的金兵，近者以神弓手强弩直射，远者用床子弩、座炮给予痛击。酸枣门上一时万箭齐发，硝烟蔽日！
在如此密集的火力之下，以往宰惯了宋军的大金武士，如今成了待宰的羔羊。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坠者，有中箭而倒者，一片哀声。
金军遭此打击，士气陡然低落，冲击的频率明显放缓。李纲伫立城头，俯瞰战场形势，忽见离城不远处，一个小山坡上，有芦席盖着一大堆东西，似是攻城用的云梯、撞车之类。这些东西，是攻城的利器，其厉害程度跟今日的导弹差不多。
这东西怎么能给他们留着？
李纲当即在城头募集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抢占了那个无名高地，在芦席上泼上火油，一把火烧毁了金军云梯数十座！这支敢死队顺带好像还闯进了敌人的前敌指挥所，斩首十余级，耳朵上皆有金环，显然都是将领一级的人物。
当天，金军同时进攻陈桥、封邱、卫州等门，而以攻酸枣门为最急。金军射来的箭杆集于城上，有如猬毛。宋军士卒多有受伤者，李纲下令一律厚赏之。
钦宗在后方也没闲着，特意派了宦官到城上慰劳，向将士们宣读了御笔褒谕，又赏给大伙内库酒、银碗、彩绢等物。众将士顿感皇恩浩荡，人人举臂欢呼！
这一仗，从早上的卯时起（早上5-7 点），直打到酉时止（晚间5-7点），宋军共杀死金兵数千名。
金军多次组织强攻，突击点也多次变换，但均遭痛击，死伤枕藉。这下宗望才知道：大宋今番不同了，“守城有备，不可以攻”。于是只好下令退兵。
冬日的汴京城外，在残阳暗淡的光芒下，数万大金铁骑丢盔弃甲，蓬首垢面，狼狈不堪地卷旗而去。
再看汴京城头，窝囊了一百年的大宋军旗，今日得以扬眉吐气，在寒风中猎猎翻动！
“贼兵退了——”
城上城下，大宋的首都军民一片欢呼。古代战争的取胜一方，常有发自肺腑的狂欢。是夜，城中百官奔走相告，妇孺皆有喜色。这是大宋对金开展的第一场人民战争。
三军退后，百姓开颜。
白纸黑字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以耻辱著称的“靖康年间”，其第一年的第一个月，是以大宋的绝对胜利而掀开它的大红盖头的！

大宋使者丢尽了大国颜面
就在初九日这一天，大宋各地的勤王军，也已陆续开到。统制（武官职名）范琼从京东带骑兵万人而来，陕西军统制马忠也从京西带了大队兵马赶到。
金军立刻分出一部分来打援，两军在顺天门外展开了激战。来援宋军见汴京城固若金汤，士气为之大振，一举全歼金军的阻截队伍，夺回了京南一带的控制权。金军自此不敢到城南骚扰。
宗望这次千里奔袭，打的就是速度和士气，现在屯兵于汴京城下，眼望巍巍城楼，只有徒唤奈何。
孤军深入，既无粮草保障，又无后援部队，最忌拖延时日。到时粮食一缺，大宋勤王军又蜂拥而至，大金的东路军就有可能全部被包了饺子！
宗望想了想，不寒而栗。就找来郭药师与之商议，准备撤他娘的算了。
郭药师可比他看得明白，连忙劝阻说：“使不得！将军万不能自动退兵。古人云，以进为退。我军不能就这么明明白白地退，否则宋军追赶，恐大祸将至。”
宗望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叹道：“汴京高峻，易守难攻，宋勤王军又至，我将何如？”
郭药师这才拿出他的妙计。他认为：可以利用钦宗和宰执们的恐惧心理，向大宋提出求和罢兵，但要附加割地赔款条件，并要求犒赏我军。大宋君臣怕死，巴不得我们快快都撤了，没有不同意的。如此，我军便可安然北返。
这个叛徒算是把大宋君臣的心理摸透了。开封保卫战虽然在打，但钦宗的感觉，仍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一时三刻息兵，别的都好谈。宰执们更是望眼欲穿，就等着大金方面能早些派个和谈使者来。这是一个忠勇悲壮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懦弱卑鄙的时代。有人浴血沙场、慷慨赴死，有人则苟且偷生、卖光了国家拉倒。
宇宙造物，也许故意要造出一个互相制衡的社会生态来，所以，世世代代的忠贞之士固然不少，但奸猾小人更是除不尽、骂不绝——而且顶的全是孔孟之道的堂皇帽子！
初十日，战场上的情况未变，另一秘密战场却拉开了另一场战幕。在这里，两方的强弱形势一下就倒转了过来！
这天，李邦彦匆匆忙忙走进殿来，俯在钦宗耳旁说：“城北守军禀报，金人遣密使来，请我们派大臣前去金营劳军，有要事相商。另有守将何灌密报，金使隐有求和之意，说只须赐给财物，即可退兵。”钦宗正在提心吊胆，闻言大喜：“当真？”
李邦彦又道：“金使吴孝民，已在安远门外大营。”
钦宗想了想，有一点儿不明白：“金人攻城甚急，怎又有使者至？”李邦彦一笑，为钦宗解开了疑团：“金人狡诈，远来不过为金帛子女。若我略施恩惠，他自遁去。今日虽破费若干，日后朝廷对民间略加赋税，即可补回。如此，可免京畿一带涂炭！”
小人的卖国害民之论，也说得如此堂皇。钦宗倒还没有糊涂到底，便说：“能不惊动宗庙，免于生灵涂炭，即赐他三五百万，亦无不可。只是将来也无须加赋税，宫中开支略加节省就是了。”
君臣俩嘀咕了半天，决定由李邦彦负责与金使联系谈判，要严格保密和缩小知情者范围，怕走漏了风声谈判不成。
两人心照不宣：这事情一定要瞒着李纲！
李邦彦奉了密旨，有如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刻风风火火地忙了起来。他随同宦官任珪来到都堂（宰相办公厅），向张邦昌等宰执传达了圣上的旨意。大家一听，都如释重负。宰执们和几个从官连忙商量，派谁去担任议和大使才好。——这个活儿，不好干！
兵荒马乱之际，他们也一时想不起谁最合适。正巧此时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来太仆寺选战马，路过都堂。
张邦昌一见，眼睛一亮：就是你了！他上前一把拉住郑望之的手，神秘兮兮地道：“郑郎中，且随我来！”
郑望之是微末小官，见堂堂尚书省的副职、少宰张邦昌如此郑重其事，不觉大惊：“何事？”
张邦昌说：“适才得何灌奏报，说金人已到城北，请求朝廷遣使出城劳军，恐有什么事商量。你可前往。”
郑望之一听，这是大事，便说：“乞见圣上，领旨得行。”
张邦昌一摇头：“有甚旨？你且往军前，看他如何？”
任珪见郑望之愿意领命，便回宫去报告。不大一会儿，又返回都堂传达了圣旨：“令郑望之假工部侍郎之名，任军前计议使，副使为高世则，出使金营，即刻出发！”
可是此时任珪拿来的不过就是一张白纸，钦宗匆匆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而已。堂堂一个大国使者，既无正式的任命圣旨，又无国书，一切如同儿戏。
郑望之身上还穿着员外郎的低品级官服，张邦昌连忙叫小吏去取了侍郎官服，慌慌忙忙换上。兵部尚书路允迪在一旁，又把自己的金腰带、鞍马借给郑望之。
这么一收拾，还真就有了那么一点儿模样。
郑望之是被临时抓的差，那么，副使高世则又是从何而来？原来，正使确定以后，按照惯例，要有一名副使才行。宰执们便又胡乱从来都堂办事的小官员里，拉出一人来充数。此人是何许人也？宰执们全都不知道，只晓得他是一个低品级的承信郎。
待问清楚了姓名后，立刻给他加了一个刺史名义，随同出使。郑望之到了安远门，登上城楼，见何灌的人马正在城脚下布阵。于是讲明来意。何将军便派遣了一位大嗓门者跨过濠去，在金人军营前大喊：“朝廷遣工部郑侍郎往军前奉使，可遣人来打话。”
不一忽儿，金营中打马出来两个使者。一个紫袍人，自称“太师”；一个白袍人，自称“防奭”。防奭，即防御之意，是当时大金武官的一个职级。
这个紫袍人就是燕人吴孝民；另一个是纯粹土著的金国人。
大金派出的这两名使者极其精明，从后来的表现看，其智商一点儿不亚于大宋君臣。反观宋朝方面在派遣使者的问题上，却未免过于儿戏。朝中宰执畏惧金人、怕担责任的卑劣之举，太令人齿冷！这样的国，不亡，还有甚天理？
两国使者在城上城下见了面，举鞭互相示意，遥为揖拜。郑望之约吴孝民晚间到城西何灌军帐中相见。当夜，郑望之与高世则缒城而下，进入何灌帐中。不一会儿，金使二人亦如约而至。
吴孝民开口道：“我们皇子郎君( 指宗望) 在赵州路上，截得贵国皇帝即位敕书，以手加额，万分释然，说，既然是上皇禅位，那便无可得争，便与他讲和罢了。如今大军来南，只似一场买卖也。”这一段开场白举重若轻，极富策略，几乎把大宋的两位使者侃晕。郑望之疑疑惑惑地问：“买卖？买卖之说怎讲？”
吴孝民言简意赅：“要割大河为界，更要犒军金帛。”
郑望之并非平庸之辈，张邦昌抓了他的差，阴差阳错之中也还算大宋的幸运。他一听就明白了，当即反驳道：“如此，则不是买卖。譬如有人卖绢一匹，索价三贯，买者只答应给二贯五六百文。讨价还价后，又添一二百文，最终成交，如此才谓之买卖。今贵国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却无一物与我国，岂可谓之买卖？只是强取罢了！”郑望之接着又说了不少，也算是雄辩滔滔，但是吴孝民更不说话，只是要求入城。
郑望之没法儿，只好带着金使进了安远门，先到都亭驿歇息。都亭驿原是宋朝接待辽使的宾馆，辽亡，现在就用来接待金使。时约四更，一行人才到达驿馆。就在此时，钦宗亲赐的御笔传到：“适才知道郑望之已回，不知有何话语，一一奏来。”
看看此时天已快亮了，双方使者连个盹儿也没打，就急忙入宫。两位金使被安排在崇政殿前的幕次（休息室）等候，两位宋使则赶到延和殿向钦宗汇报。
郑望之、高世则奏事完毕，便退下了。钦宗便来到崇政殿接见金使。好个金使吴孝民，见了大国皇帝，不卑不亢，跪奏曰：“上皇朝与大金结约海上，又违盟誓，此皆已属往事。今日少帝陛下可与大金再立誓书，结万世之好。前些时日，你方李邺来议割献三镇事，皇子今天又遣我们来代行朝见之礼，皆出于诚意。今愿少帝陛下派遣亲王、宰相到军前送礼。我们皇子喜礼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议也许可罢。”这番话是站在大金立场上提条件，但是听起来，又好像很为大宋的处境着想，端的是外交上的高明语言。
他口中所称的“少帝”，就是指钦宗。历史上记载，他是第一个把钦宗称为“少帝”的人，自此这个称呼也就流行开来。
钦宗听了这番话，似乎没有什么主意，看了看宰执们，也都没有什么反应。于是只好同意大金开出的条件，请吴孝民先回都亭驿吃早餐，等这边选好了劳军大臣，再一同赴金营。
大金的这次外交折冲，没费吹灰之力。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基本都可以得到。发兵南下，无非是图财，大金的上下都嫌宋地夏日炎热，对占领河北的大宋国土并不十分热衷。如今仗虽然打得不顺，但通过谈判，同样也可以捞一笔横财回去，且不必付出血的代价，这不是上天特别的照顾么？
李纲率领众军在城上浴血奋战，朝堂上却瞒着他搞卖国的勾当，作为城防总司令，他知道不知道这一情况呢？
他当然知道其中肯定会有猫腻！
“小人勿用”——皇帝要是真能做到这一条，那还能是皇帝吗？据李纲后来回忆，初九日那天，金使前来谈判，是和朝廷先期派往大金谈判的给事中李邺一起来的。这几个人抵达城下时，天已昏黑。金使向守城士卒喊话，坚持要马上入城。李纲闻报，立即传令：有敢开门者斩！让那金使老老实实在城下等候了半夜，到初十日凌晨才放进来。
李纲这样做不为别的，只为给大宋争口气！
大国之大，须有尊严，况且两日来连战皆捷，不摆摆谱更待何时？大宋弯着腰做人的日子太久了！
初十日，钦宗召见金使完毕，李纲就知道了消息，急匆匆赶来，要求朝见。
钦宗干了亏心事，一听是李纲来了，头就有点儿痛。但城防司令来了，总不能拒见吧？
李纲上得堂来，开口就请求，自己要出任这次谈判的和议使。钦宗一惊，当即表示不许，说：“卿正在治兵，不可。”他任命李棁作为此次谈判的正使，郑望之、高世则为副使。为表示对大金的诚意，让他们先带去慰劳酒水果品和一万两金，作为见面礼。君臣们忙碌了一天，此时已是夕阳西下。李棁一行备齐了礼品，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就匆匆西出万胜门，奔金军大营去了。
古道。西风。瘦马。
——这情景，深深刺痛了李纲。就李棁这个在同知枢密院事职位上尸位素餐的家伙，能为大宋争来什么利益？数万将士血战两天的战果，可不要让这个窝囊废几句话就给输掉了！
等宰执们都退下去后，李纲独自留下，问钦宗为何不派自己出使。钦宗说：“卿性刚，不可以往。”
李纲心里来气，说：“敌士气方锐，吾大兵未集，所以不可以不和。然而议和的办法得当，则中国之势遂安；不然，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臣之所惧，李棁柔懦而误国事。”
接着，他又向钦宗反复阐述不可割地以及不可许诺太多金帛的道理：“金人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所以金人在议和时，必大张声势，过分索求，以窥伺中国虚实。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他自然就知难而退了。如朝廷恐惧，一切都答应，他知中国无人，就越发觊觎，我国之忧，怕是从此不了。臣以为，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愿陛下思之。” ——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
这话是说到了要害处。
在宋金开始对峙之后，大宋君臣的种种做态，简直不像是国家管理者，尤其不像大国之主。其患得患失、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勾当，连市井小儿都不如。主政者如此没有“定力”，国家哪里还有尊严？李纲的苦口婆心，钦宗也体会到了，他对李纲的观点颇为赞同。
李纲看看话已说到，便告退，继续去巡城。现在和谈虽然在进行，但金军仍在城外虎视眈眈。为防止意外，李纲又向钦宗提出，请派宰执分管汴京城四面城墙的防御。钦宗准许，命蔡懋安排宰执们分别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
这个战时的安排很有意思，一下把李纲提到了凌驾于众宰执之上的位置。四壁守御使，都要听他这个城防司令的。
李纲对议和使的担忧，不幸而被言中。以李棁为首的这个使团果然有辱使命。当天一出城，开局就不是很顺。先是吴孝民催命似地催促使团赶紧出城，但是为等待准备酒果、黄金，等了好半天。上马出发时，太阳已落；出万胜门约一二里，天色就已完全昏黑了。途中，不巧碰上金军骑兵三两人。金兵不知来人是使者，还以为是宋兵偷袭，便乱放了一通箭。使团的随从一人死，四人伤，损失惨重。
好不容易才让对方弄清了情况，使团又继续前行，至深夜一更时，才到达宗望的驻地孳生监。
宗望态度傲慢地出来接见使者，南向而坐，俨然帝王。大宋的使团团长与副团长，居然对之行臣子礼，北面再拜，膝行而前。简直是丢尽了国家的尊严！
宾主随意聊了几句，宗望所言不及和谈，只是指责大宋为何背盟、为何接受大金叛臣、为何要给张觉封官等等。说罢，甩下一句“天晚，待明日相见”，就起身走了。
当晚，宋使者在孳生监歇息。在安排住宿时，大金的接待官员、太师萧三宝奴说：“我们皇子郎君此次走到半路，就有返回之意，只是纳闷南朝为何不遣使来求和？”
他说的这话显然是宗望授意，旨在诱使宋使臣接受苛刻的条件，做出更大的让步。
郑望之答道：“朝廷已派遣给事中李邺去议和，但不知在甚处，更不得消息。”
萧三宝奴说：“李给事，我们知道是上皇遣来，但我们皇子郎君说，不知今上意旨如何？”
郑望之说：“我们主上即位才十余日，上皇已南巡，朝廷仓卒间未及遣使，而贵军人马已到城下。”
三言两语之间，金人就摸准了宋使的态度，知道来的不是什么硬货，便自去回报了。
第二天，宗望根本就不露面了，派遣了燕人王汭，向宋使传话说：“贵国京都，城破就在顷刻，我军所以敛兵不攻者，只是为贵国皇帝之故。若能存赵氏宗庙，则恩莫大焉。因此之故，若议和，贵国须拿出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我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都要送还。此外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我乃退师。”说完，他出示了一份清单，将上述条件开列得清清楚楚，交给李棁，让他送达大宋朝廷。
这场开封保卫战，若是大宋方面眼看要守不住，大金开出这样的条件还情有可原。一个败军之将还敢狮子大开口，显然是摸透了对方态度的缘故。这时，大宋使者若词锋锐利，生死不惧，告诉宗望：今日已不复往日，大金根本没得可能啃下汴京，还有可能陷于各地勤王军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么，宗望断不敢如此狂妄！
可惜李棁胆小，他战战兢兢接过清单，不敢多说一句。过了好半天才说：“这里还有皇帝赐金万两及酒果。”
宋使退下后，金人都笑之，道：“此乃一妇人女子尔。”
这是大金方面在开战后，第一次接待大宋的国家级代表。他们大致摸清楚了宋的谈判底牌。自此，上上下下都有轻视宋朝之心。另有史料记载，正使李棁虽然窝囊透顶，但那位偶然被选中的副使郑望之，还算尽职尽责。在与萧三宝奴等人斡旋的过程中，多少还做到了据理力争。
他说：“女真本一小国，初以兵马强盛灭契丹，终能以礼义与中国通好，岂不为美？若一向恃强，务欲并吞，非至理。”
三宝奴说：“只是南朝多失信，须要一亲王为人质，此事古亦有之。”说起这个，难不倒饱读诗书的郑望之，他说：“不错，如燕太子丹质于秦是也。然而若以亲王为人质，万一有感风寒而致不测（意为万一病死），此事怕是无益。”
三宝奴又笑道：“北朝向来以兵马所到之处为疆境，今已到汴京，皇子郎君只想划河为界。”
这是不动声色地提出了一个最苛刻的条件。条件涉及了领土问题，郑望之分外谨慎，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朝廷自来与金国讲好，以燕山为界限，内郡及都城都不设守备，以示不恃强欺弱！若你们皇子必欲以河为界，此乃恃强有所索取。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北朝得南朝地恐怕亦然。此乃人心向背不同，还是朝廷为金国增加岁币为好。”然后，郑望之提出，岁币可增至银三百万两。
这与金国提出的条件相差了一大截，三宝奴不悦，冷笑道：“南朝得北朝地固不能守，北朝得南地岂守不得？古人即有守得者。”郑望之说：“北边种籽落得中原地，成功者唯有拓跋魏（指北魏）。然而自拓跋南侵，据守中原已百年有余，当时的君主，犹如中国之人也。用中国之礼乐、中国之法度、中国之衣服，故中国之人亦安之。今大金岂可以拓跋为比？”
说到最后，三宝奴见郑望之嘴不让人，不禁哈哈大笑，说：“你我各自尽忠尽节，不过，你我为国家能说得成甚事？只是我军许多人马远来，总不成空手回去也。须知大金人马不似南朝健儿逐月有钱粮发。”
郑望之也缓和下来说：“若是讲和，却存旧好，所有贵军，朝廷定会犒劳，但不知有多少人马？”
三宝奴答：“河东国相（即宗翰）二十万，皇子郎君这边三十万。如今讲和，我军便遣人通知河东军，此事朝廷不要迟疑，早早便了。这里许多军，久住必坏了你家人民田禾。”
郑望之说：“ 昨日得圣上的意思，若说及犒军，可许诺银三五百万两，即使此数亦不易出也。”
三宝奴嗯哼一声，说：“金人离家有六七千里，动辄一二年，须是每人得两铤银、一铤金方可！”
郑望之叹道：“太师开得这样大口，又要以河为界，好难商量！”李棁一直在旁，一言未发。回到住处，想想大金的苛刻条件，吓得面如土色。这一夜他都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有一位叫韩宣徽的大金官员来看望，作了个揖，说道：“皇子郎君派兵去攻城也。”
郑望之吃惊道：“既是讲和，何又攻城？”
韩宣徽笑道：“且要耀兵。”
之后，宗望才约见宋使，对宋使笑说：“打攻城之兵适才已返回了。”又云：“讲和之事，我派人径直去与朝臣说。”
于是给了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一封国书和一件不封口的公文，并玉带、玉篦刀、名马各一为礼，叫三人与李棁、郑望之一同入汴京城。那个不封口的文件，就是索要的金银、绸缎、牛马数目。
当晚一更之后，一行人来到福宁殿门，李棁、郑望之入殿具奏。钦宗看了所进的大金国书，才知道大金开出的条件：除了金银牛马外，还要割让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以亲王一名为人质，等金军回军之日送到黄河边，并要宰相一名同往，参与交割地界。交割完毕，宰相可回。
钦宗看了没言语，叫两位使者跟大臣们仔细说明。
听罢汇报后，以李邦彦为首的一帮宰执大为震恐，连夜讨论，最后拿出了意见：割地及亲王为质的条件，全部答应。财物方面，拟在金人所提条件的基础上减半，拿出金八十万两、银二百万两、缎二百万匹；牛羊则按大金的要求给，即牛马五百头、羊一千口。据记载，这个方案主要是出自李邦彦的主意。十一日在崇政殿上朝，钦宗听了宰执们的意见，“默然无所主”。如果采纳了这个意见，初八、初九两日将士们舍命得来的战果，就将毁于一旦。大宋将再次沦入耻辱的深渊！
这个卖国的方案激怒了李纲。
他引用钦宗昨天赞同的“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的看法，据理力争。他说：尊称金国国主为“伯父”以及归还金国叛臣这两条，倒也罢了，可以如其所欲，因为这两条实际上对大宋无害。但是犒师的金币，他们索要得太多，虽竭天下之财力不足以充其数，我看酌量给他们一些就行了。
大有问题的是割地条件。太原、河间、中山，是国家屏障，虽号称“三镇”，其实包括了十余个郡的领土，北部险阻都在这些地方，割之，又何以立国？此外，三镇还是三祖陵寝所在，子孙怎能将此地送人？
至于派遣人质的问题，即使宰相当往，亲王也不应当去，事关尊严，决不能答应。
李纲建议：莫如选择干练使臣，与之往返商议，给大金方面讲明白所以可、所以不可的道理。另外再告诉他们：金币之数，要用一些时间让有司核查数目，陆续呈报。以这些理由，滞留金军数日，待我大兵四集，金军以孤军深入重地，势不能久留，虽所得不满意，必求速归。然后朝廷与之盟约，再派重兵把他们礼送出境，彼辈自然就不敢轻视中国，其和可久也。
这些看法，充分考虑到了大宋的长治久安，很有见地。特别是利用谈判滞留金军，以待勤王大军前来向他们施压的主张，可谓绝妙。可惜宰执皆不以为然，都说汴京城破就在旦夕，肝脑尚且可能涂地，谈何三镇之有无或者金币之多少，这些都不足计较也。
凡卖国者，万事当前，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肝脑会不会涂地。祖宗留下来的国土，虽寸土寸金，在他们却是可不予计较的身外之物！割了就割了，送了就送了；万民的社稷国土，他们像倒垃圾一样，一个早上就可以偷偷摸摸给扔了！
钦宗在两种意见的争论中，没有了主意。李纲与宰执争论了两个多时辰，几乎气晕！据他回忆，此期间竟“无一人助余言者”。——所有高官的肝脑，都比国家利益值钱！
李纲看看他一人实在无法战胜群儒，就愤而向皇帝提出辞去朝官不做，还是做个小官为好。他说：“陛下提拔我于小官之中，没几天就参与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辞，是考虑到臣之议论或于国家有补。今臣与宰执有异议，不能有所补，愿回到庶僚身份，也让我安心。”钦宗当然不肯答应，劝慰道：“不须如此，卿只管去治兵，加固城守。我怕的是金人以和谈麻痹我，你们说的可以慢慢商议。”
李纲接旨，不得不出，但是走了两步，又转身回去说：“金人所要的国土财物，宰执想一切许之，这不过是想脱一时之祸，不知将来有什么人能为陛下处理这大麻烦。愿陛下再考虑，将来后悔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
出得宫来，上了城北壁，想想不妥，李纲又返回宫中，心存希望还可以力争一下。然而这时候写给金国的“誓书”已经发出了，金国所提的条件，朝廷几乎全都答应了。
李纲又能怎么样？
宰执们卖国卖得这样果断，是因为在他们脚下，有一个泱泱大国可以卖，而且足够他们卖上十年八年甚至一百年！
当天，钦宗做了这个卖国的决定，大概也于心有愧，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己登上至尊地位以来，任重道远，但德行不够高，不能很好地领会天意，以致金人入寇，只能削地为盟。现有消息不断传来，敌方营垒遍布京城四郊，岂止是国土少了几百里！金人向我索要财物，催迫甚急。朕甚忧虑，连日来为同大臣们讨论对策，侧席而坐，夙夜不眠，顾不得身体安康。考虑到国家艰难，凡事宜从节省，所以决定自今月十一日起，避正殿（不在正殿办公），减常膳（降低伙食标准），希望以此举换得“上天助顺，万国效忠”，唤起臣民争相扶助我赵宋王朝的“不拔之基”，永远底定“太平之治”。
同时又下诏云：“大金所需犒军物数目浩瀚，朝廷竭力应付，即使是供祀宗庙（即太庙）的器皿，也不敢吝惜；至于亲王、内外百官之家，也已下达告谕，要他们尽数捐助。然而尚恐未能够数，如有忠义之民体谅国难，愿将私家所有助国用者，限近日向户部尚书聂山等处送纳。”
国家财力如何，宰执们心里不是没数。现在答应了人家巨额赔款，又拿不出来，只能以“自愿”的名义向百姓摊派，这里面的逻辑关联，很发人深省。
金人索要太多，高官们难道就不会说一声我们没有吗？为何要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如果是为百姓利益着想，如此搜刮，岂不正是荼毒百姓？所以大宋宰执们的“软”，决不是怕金军打进来祸害百姓，而是想用百姓的钱，换一个苟且偷安，好继续把自己的官做下去。这是一次对全民的大搜刮，连诸王家里的金银绢帛，道官、乐官等文化帮闲官员平常所受的赏赐和家中现有金银，各宫观寺庙、各局各司以及开封府的公用金银，都要收上来。圣旨还强调：“若敢隐庇转藏，并行军法！”——当初要是在惩贪上有这么大力度，恐怕国家早就太平无事了！
在一片惶恐之中，亏得中书省还想到了一个细节，奏报说：“中山、太原、河间府以及下属各县，按照誓书议定，属于要交割的地盘。这三镇官员如有不肯听从朝廷命令、不肯交纳金银者，建议将他们任职的州府机构立刻转给金国。”
钦宗看了，批示道：就这么办！
在一派苟安、颓靡、委曲求全的气氛中，大宋的高层中唯有一人，在危难关头，显示出了一股“威武不能屈”的骨气。
当时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恰好住在京师，钦宗退朝后，康王入见，毅然请行，自愿去做人质。他说：“虏必欲以亲王为质，自为宗社大计，岂能辞避！”
钦宗正为这事头疼，一听此言，不禁一怔。他不相信似地看看康王，如释重负，马上任命康王为军前计议使，令张邦昌、高世则为副使。任命一下，钦宗便命内侍把康王带去殿阁，见一见宰执。
得知康王毅然自赴险地，为国分忧，众宰执都不免感慨，同时也羞愧无语。有人劝慰道：“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亲王送到河，也无别的意思。”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语掷地，闻者悚然！
这个康王赵构在后来北宋国破家亡时，成为被历史挑选出来收拾残局的人，看来是有必然逻辑的。
康王受命之后，怕夜长梦多，大金又会生出什么花样来，于是天天催促早些成行，说：“此岂可缓！”
高世则在临行前上奏，要求使用亲王仪仗护卫，以增加使团的分量。他认为若示之以弱，就更为虏所轻侮。
这个奏本在宰执那里卡住了，大家怕这样做会激怒大金，就压下了没报给皇上。
李纲见康王为质的事己无可奈何，心里恨金国之极，决心扣留发给三镇的割让诏书，拖一段时间再说。他警告书吏们：敢马上发出者，斩！他想等四方勤王之师汇合之后，徐为后图，为保留三镇争取最后一线机会。
一方在拼命维护国家尊严，一方唯恐卖国卖得不彻底。这几乎谈不上是信仰的较量，而就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较量。
正月十一日，满汴京都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大金国重兵攻打京城，欲尽行杀戮，搬取财物（这是吓唬老百姓的说法，说大金要屠城，并无证据）。朝廷以生灵为念，遣使议和，只要金银犒师，人马方肯退回。朝廷将公家司库的财物和文武臣僚之家的金银都搜集上来，以应付大金，但仍不够数。为吾民免于肝脑涂地，号召在京士庶之家，将手头的金银权且借用给国家，限日落时分送到左藏库，如有隐漏藏匿者，处以籍没家财。同时允许他人告密，被告者所藏之物，一半赏给告密者。如富商交纳的数目多，可量才度用，安排为正式的文武官职。卖国卖得如此雷厉风行、如此周密严谨，堪称奇绝！看来，“好事做得马虎，坏事做得精彩”，是自古已然。
此后半个月内，钦宗与宰执们以疯狂的工作态度聚敛金银，从皇帝的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到六宫、官府的器皿“皆竭取之”，而后又向臣僚、庶民之家索取。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显出幽默和诡异。大宋蒙受如此屈辱，钦宗不能不对父皇统治时期的得失进行反思。堂堂大国被一个边远小国逼得左支右绌，二十岁出头的青年钦宗总有一股怒气想要发泄出来。他早年在亲王藩邸时，就知道百姓对“六贼”恨之入骨。其中的王黼还曾帮助郓王赵楷谋夺帝位，因此钦宗对“六贼”也是深恶痛绝。
现在，清算这批家伙的时机到了。国家要钱用，你们这些贪官也该做一次大贡献了！在这场空前的丧权辱国行动中，也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惩贪行动。
十二日和十五日，钦宗连下两道圣旨，差专人会同开封府，拘押童贯、蔡京等“六贼”一党共十余人，明令对他们以及亲戚的家财“直取”入国库。
这次政治经济大清算，还殃及了池鱼。对前朝皇帝姘头李师师等一批娼优之家，钦宗也不放过，逐一点名，下令籍没家财。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上奏，请求对士庶纳金银数多者，先授以官，此举不但能示民以信，还可激励他人。钦宗照准了，一批民间献金的积极分子光荣地被封了官。
可是，搜刮到十九日，从宫廷、官府和民间搜来的财物，与大金索要的数目，还差得远。
翌日，钦宗就此事在福宁殿召见大臣。宰执因为搜刮来的金银数目太少，都惶恐谢罪。只有李纲傲然而立，“独不谢罪”。
当天，负责搜刮财物工作的中书侍郎王孝迪提出，过去的做法还是心太软，要搜刮就不能听凭老百姓自愿。朝廷困难，这次就索性让全民买单吧！他建议：若想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犒金军，就应“多揭长榜于通衢”，也就是在大街上遍贴布告，立下时限，让官民把家产全部送往官府。到期满还不送者，斩之。并允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其他人告发，许诺把被告的一半财产赏给告发者。
这个布告当天就贴满了全城，布告上说：百姓到今日，只有以金帛买命，否则虏入城后，必将“男子尽杀，妇女尽掳，宫室尽焚，金帛尽取”，那才是大难临头！布告明令：“自本月二十一日为限，除执政、侍从官、宗室、外戚都要把家中所有金银尽数送库外，其余士庶诸般人等，并于两日内，罄尽所有金银，立即送官！否则期满后，准许他人告密。”
王孝迪怕老百姓不听命，还在布告里好一通吓唬：“若因金银不足，和议不成，遂致家族不保，虽有财宝，何所用之！望士庶体谅朝廷忧民忧国之意，疾速前来送纳。一旦事定后，按贡献给予恩赏。如敢故违者，并行编配（发配充军）。”
布告一出，全城大扰。老百姓纷纷痛骂当局：“前有‘六如给事’，今又出‘四尽中书’，满朝皆国贼也！”
老百姓怨是怨，但怎能挡得住隆隆运转的国家机器？这次的搜查非常彻底，连僧道、尼姑、妓女、乞丐、福田院（养老院）老者都在搜查之列。期限满后，朝廷搜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这期间，十七、十八两日，寒潮突至，汴京遭遇大风雪。城中柴米奇贵，物价飞涨，贫民无以度日，冻饿交加，毙于街头者比比皆是！这些民间疾苦，现在都不在宰执的眼中了，他们一心只想平息大金军的怒气，唯恐金人感受风寒，除每日向金营输送搜刮来的财物外，还备了鲜果珍馔、御酿名酒，及时送到金营，供给宗望大将军赏雪御寒。
城外道上，黄衣使者络绎于途，所携物品都是宫府内的珠玉珍玩、珍禽奇兽。
——可叹堂堂大宋，屈辱至此，人间廉耻，扫地以尽！
李纲目睹宰执的种种作为，怒火中烧，再也忍无可忍。在福宁殿接受钦宗召见时，愤而上奏“：搜括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又准许告密，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内变，不可不虑！”钦宗也意识到：若是把鸡杀光了，又该从哪里去取卵？于是说：“卿可去收榜，今后不准告密。”李纲奉命，便出宫亲自巡城，令士兵看到布告就撕，并向民众传达说“有圣旨收榜”。等回到行营司，又正式写了公文照会王孝迪。经过他的这一番努力，全城“人情乃安”。

惹起千古争议的“劫寨之败”
到了靖康元年的正月中旬，汴京一带的军事形势有了微妙变化。大宋朝的命运，在一派阴郁之中现出了一些光亮。
前不久，康王赵构在张邦昌的陪送下到了金营。因为城外局面复杂，一路走走停停，自日午出发，至夜晚时分才到达金营。当时路上胡骑交驰，但康王意气闲暇一如平日，这种“定力”给了金人以深刻印象。
——领导人有尊严，国家才能有尊严；领导人如果像小丑、像妇人、像戏子，国家自然是泥足巨人一个！
与此同时，李邺、高世则携带着和议书，随同萧三宝奴等赴金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
就在钦宗迫于金人压力，全面屈服了以后，从正月十五日起，大宋四方的勤王之师接踵而至，有时甚至一日到达数万人。这些军队，统统归李纲的行营司管辖。他在京城四壁分别设置了统制官，负责召集勤王军，“给刍粮，授器甲，立营寨，团队伍”，渐渐有了颇大的声势。这一时期的李纲，精神陡然高涨，“昼夜竭力，无少休息”。
当初勤王之师还没到时，金军气势甚骄，横行城郊，旁若无人，经常解甲下鞍休息，自称“谁能为敌”。现在则开始心生惧意，游骑也不敢到处乱窜了。
在勤王军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种师道这一路。自从接到钦宗的勤王诏书后，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就率领陕西、甘肃边军赶来，准备在黄河以北堵住金军。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也领了七千人马昼夜兼程赶赴京都。
等他们到了洛阳，才知道金军已经渡河包围了汴京。
当时有参谋官劝种师道不要再前进了，暂时屯兵汜水关以观动静，方为万全之策。这位种老将军素负盛名，天下皆称“老种”，其忠君爱国的程度，世无其匹。他不能接受这种懦夫式的建议，说：“何为万全？我兵马不多，若延迟不进，虏必知情，则更无胜算矣。今当恃勇而进，使虏不测虚实。京师守军知勤王师至，见一骑，则振作百十倍，何忧金人不破？”
他随即派遣二十名勇士，披坚执锐，持腊丸书急趋京城。京郊的金军游骑见二十个宋军骑兵不要命地杀过来，都以为后面有宋军的大队人马，吓得纷纷避走。
二十勇士冲到城下，顺利进城，递交了装有军情通报的腊丸。城内军民知道种将军的勤王大军已到，无不欣喜若狂。
种师道为早日抵京，索性沿路张榜，号称百万，张旗击鼓而进，急行军至汴水以南。金军不知虚实，吓得纷纷移师自卫，增垒固寨。到正月二十五日，鄜延的张浚、韩时中，环庆的汪洋、马迁，秦凤的种师中以及折彦质、折可求等勤王兵，先后有二十万人马汇集在京郊。汴京城内人心稍安。
熙河经略使、名将姚古，从敌人最畏惧的“西兵”中挑选了五万精兵，从滑州出发，开至敌营背后待机而动。并与种师道等人约定时间，准备合力夹击。
宗望大将军此时顾不得赏雪了。他的远征军现已被宋勤王军从四面围住，后勤保障线和归路都被切断，成了瓮中之鳖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啊！宗望暗自叫苦，连忙收拢部队，北移扎营，退守牟驼冈自保。
此时李纲颇为振奋，他考虑到勤王部队应该有个统一的指挥体系才好，于是上奏：“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事乃有成。愿陛下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
钦宗很赞同，立刻御笔批示：“师道老而知兵，职位已高，与卿同官可也。”他的意思是想让种师道为亲征行营副使，与李纲正副搭配。李纲也正是此意，不由得叹服皇帝的这个安排实在是好。但是宰执中马上有人捣乱，秘密上奏，以为不可。到底进了哪些谗言不大清楚，只知道钦宗听了进去。
钦宗随即改了主意，另外设置了一个宣抚司，负责统辖“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任命种师道为宣抚使、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同时，又把负责守卫汴京的前、后军拨给种师道指挥。这样，行营司所统辖的部队，就只剩下左、右、中三军而已。
不仅如此，钦宗还屡次申饬：两司不得互相侵权。京城内外的三十余万大宋军队，就这样被一分为二，不相统属。而且宣抚司方面要采取什么行动，都属机密，不得向行营司通报。
临敌打仗，这样削弱自己力量的做法，究竟有何道理？让人闹不懂。难道是担心李纲军权大了，可能会造反？
李纲不能不“窃忧之”，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说，吾国的“二十五史”中，有很多领导者的败亡，就是自己闹败的；有很多领导者的死纯粹是蠢死的！
就在勤王之师渐至的时候，大宋仍然直不起腰来。在递交给金国的“誓书”（和议书）里，正式承认了宋金两国的新型关系——自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并通告本朝臣民，以后诏书把原来的称呼“金国”改称“大金”，于二十二日起正式实行。
到了这个时候，宋廷为遵守和谈协定，每日仍向金营输运大批金帛、名果、珍膳、御酿，“品数甚众，其价不可胜计”。
李纲心疼国家财富这样毫无意义地流失，每每有所争谏。他认为，勤王大军力量已渐强，我方完全不必再遵守屈辱的城下之盟。他说：“此不足以为德，而恰恰诱发了金人的贪心。虽说皇上恭俭，视珠玉如粪土，但金人有了贪心，势必贪得无厌，何日可休？”
可是，群臣仿佛忽然都得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真传，异口同声称赞这是皇帝信守诺言的美德，坚决反对李纲的建议。他们是怕一旦毁约，又将惹怒了金国，不好收拾。然而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就给钦宗戴高帽子——若想让领导干坏事，这样做最为有效，这也是我国官场典型的“潜规则”之一。
如此，金人也就越加放肆，索求无所忌惮，以至于向宋廷索要妓女、乐工、珍禽、驯象之类，宋朝方面“无不从之”。
金人索要金银的压力越来越大，钦宗也有些不堪，便召见郑望之，吩咐道：“虏索要金银太多，安得足数！不过，宫中珠玉倒是很多，卿等可往金营试探，看看可否以珠宝充折金银？”
郑望之等人奉命到了金营，王汭迎出来说：“不知诸位为何事而来？皇子郎君现因打球得了感冒，若有建议，待日暮时相见。如果是讲犒军金银的事，我方已有一位使者去谈了，因此不用再议。”郑望之便把钦宗的意思说了。
王汭说：“这事谁敢插嘴！不过，我们皇子郎君亦确实喜爱此等物品，前日见高世则所执之笏，十分精美，便借去看，极爱。你们回去后，可以试着送些珠宝来，也许可行。”
郑望之说：“今无成命，万一送来后贵方不接受，望之那就是欺君罔上了。奈何？”
王汭笑了，说：“这个我也不敢做主，只是好意告诉你们，可以一试。”
郑望之等回到城里，时已过午，马上入宫做了汇报。钦宗想了想，说：“把宫中所有珠玉，都聚到宣和殿中，尽数送去！”
一直到勤王之师来得越来越多，“西兵”将帅基本都到齐了，钦宗的胆子才开始壮起来。此时，他听说金人仍在城北掳掠，屠戮如故，以至城外后妃、王子、帝姬的坟墓都被发掘殆尽，不禁大怒，“始赫然有用兵之意”。
二十三日左右，京城大雾四塞。钦宗召集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开了个御前会议，讨论如何用兵。
李纲奏曰：“金人之兵大张声势，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是奚、契丹、渤海等部落。我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已是金军数倍。彼已孤军入重地，正如虎豹自投於陷阱中，应以计取之，不可与之争一朝一夕之力。如今之良策，莫如扼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收复京北州县。待金人游骑出则击之，并以重兵临近贼营，坚壁勿战，恰如汉代周亚夫围困七国一般，待其粮草乏、人马疲，然后我军将帅发檄文，声称索回誓书、收复三镇，以声势迫其撤军。待金军过河时，中渡击之，此必胜之计也！”
钦宗听了，觉得确实是个好计策！
种师道这时候也入见皇帝，奏道：“臣以为议和不是个办法。金军若想拿下京师，谈何容易？京城周长八十余里，如何可围？城高数十丈，粮食可支用数年，不可攻也！若在城内筑寨，而城外严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逾数月，虏自困矣；如其退，即与之战。依臣之见，三镇之地也不宜割让！”
老将军豪爽，直言不讳反对议和。钦宗这时候也是个“主战派”了，听了这意见，不仅不认为是冒犯，反而觉得很有道理，就叫老将军去和李邦彦商议一下，种师道见了李邦彦，便质问道：“师道在西边，不知京城高坚如此，御备有余。当时相公为何便讲和？”
李邦彦挤出一个苦恼的笑，说：“国家没有兵啊！”
种师道说：“不然，凡战与守，自是两回事。战虽不足，守则有余。若论守城，京师数百万众，不都是兵么？”
由于两人的路数和心思完全不同，因此商议来商议去，竟数日不决。
李纲与种师道两人的主战意见，在钦宗的赞同下，最终占了上风。大家的认识基本取得一致：预定在二月六日，分兵进发，占领战略要地，扼住金军要害。之所以定在这个日子，一是因为有阴阳家说，这一天利于出师；二是届时姚古、种师中的队伍也将开至，宋军的兵力将占绝对优势。
这里顺便提一句，这个即将到来的种师中，也大有名气。他是种师道的弟弟，人称“小种”，素以老成著称，岳飞初出道时就曾是他的部下。种家一门三代，都是西北名将，赫赫有名。
事情至此，可以说天道已开始照顾大宋了，宋军只要如期发动，彻底端掉宗望大军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就在这时，宋在战略部署上开始自乱阵脚。种师道现在的副手、熙河（在今甘肃）统制姚平仲提出了“和，则不必战；战，则应从速”的主张，要求提前出击。
本来，种师道的思路是：金军虽然捞到了大批珠宝，但粮食却不多，甚至士兵都以牲口饲料做军粮。这样必不能持久，撤军北还之期指日可待。到时，宋军依李纲计策，出奇兵进行追踪、包围、打击，估计可以全歼金军。即使走脱一部，等其溃逃到真定、中山二镇，也会被当地驻军拦截，仍会被全歼。
而姚平仲年轻气盛，认为完全不必那么谨慎。
这个小姚是名将姚古的养子，幼年时即勇武异常，屡立战功。在徽宗时代，因被童贯压制，不曾有进京朝见的机会。但钦宗在当太子时，就久闻他的大名。
御前会议之后，钦宗在福宁殿单独召见了姚平仲，两位“愤青”谈得十分投机。钦宗对小姚十分欣赏，当场给了厚赏，并许诺如果一旦破敌，当晋级为节度使！
姚平仲是个头脑简单的武人，李纲对他的评价是“志得气满，勇而寡谋”。这小子认为，这大功可以自己独得，于是就准备于二月初一晚间，和陕西将领杨可胜率步骑兵一万人，去劫金人营寨。他打算生擒宗望，拿老贼去换回康王赵构。
这个计划是经钦宗批准的。
年轻的皇帝，现在已是全国最大的激进派了。他嫌种师道太老成持重，不够创新，屡屡督促种师道早一点儿出战。但种师道一再讲明利害，坚持要等到种师中的部队开到再说。
钦宗等不及了，决定绕开这个老家伙！
这次行动，在历史上有太多的扑朔迷离之处。它对北宋末年局势的急转直下有重大的影响，是大宋命中注定的一劫！
据李纲的回忆录《靖康传信录》上说，种师道对此次偷袭行动事前毫不知情——“虽种师道宿城中弗知也”。这一点，可以确证；否则老将军死也会反对的。
那么李纲本人是否知情或者赞同呢？从《靖康传信录》上看，李纲似乎也并不知情，因为他回忆：当天自己因病请了假，正躺在行营司动弹不得。
但是，后世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说法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李纲不仅知情，而且很赞同这个方案，同时还受钦宗之命，亲自主持了这次行动，是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他之所以在《传信录》里隐瞒了这一点，是出于“为尊者讳”和其他考虑。所谓“为尊者讳”，是他不愿把此次行动的发起人钦宗的愚蠢给揭露出来。
实际情况如何，这里只能存疑了。
这个行动本是由钦宗与姚平仲两人约定，于二月初一半夜时分实施。但是很奇怪，如此高度的机密，竟然在正月二十八日，就传遍了整个汴京，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人们汇聚街头，奔走相告，就等着看金军的狼狈相。
钦宗更是成竹在胸，初一当晚，觉也不睡了，端坐在福宁殿等候佳音。他还命人在封丘门的城楼上布置好了御座，只等捷报一来，就驾幸封丘门，在城上举行献俘典礼，嘉奖三军，同享胜利喜悦！他又下令，让行营司的属官方允迪，先行登上封丘门，起草好宣布大捷的告示，到时好向军民宣读，以免措手不及。同时又叫人在开宝寺旁边竖起三面红旗，上书“御前捷报”四个大字，赫然醒目。开封城内，这一夜的前半夜，一片热闹、激动、期盼。人声鼎沸，有如节日！
“愤青”小将姚平仲就在这种必胜的气氛中，跨上一匹青骡，器宇轩昂地率领一万兵马出城了。他命令部将王通，率五百人的敢死队跑在最前面，务求直踏敌营，杀他个人仰马翻！
约在五更时分，长夜将逝，天色未明，正是一般人睡得正酣的时候。这一彪敢死队沿孟阳河疾行，夺桥过河，向北奔袭，从金大营的西南角杀入。
宋兵的气势也真是了得，一时之间人喊马嘶，炬火照天。
——可是，这是一座空营！
勇士们来不及多想，立马冲进了紧邻的第二座大营。
这里，仍是连个鬼都没有！
夜色深浓，敌营一片寂静。宋兵的喧嚣也平息了下来。怎么办？此时，哪怕是个平民百姓，只要是看过几页《三国志》的，都会意识到：不妙，这是中了埋伏了！
还犹豫什么？唯有一跑了之！能不能活下来，就看跑得快不快了。可是，我们这位骄傲的小将，根本没把金人放在眼里。“西兵”向来是金人的克星，我们就是堂堂正正地在路上走，谅他们也不敢动手！他下令：不怕，冲进第三营，金兵总不会钻到地底下去吧？就算是钻到了地下，也要统统把他们给赶出来！
可是诸位看官你想，那宗望一心想拿下汴京城，这次一入宋境，情报工作就做得相当好。加之种师道抵京后，京城防卫有了保障，已开了一些城门，供百姓出入谋生。那金军的哨探，就更容易混进城来。结果，宋军的劫营计划，只瞒住了负责城外防守的种师道，却瞒不过金军的哨探，甚至连偷袭部队具体的出发时间都被探知了。
金军大营那一边，早做好了准备，只等宋军来送死。三座大营四周，挖了不少陷阱、濠沟。此外，还有铁骑数万，都藏在营外。就在先锋王通率敢死队冲进第三座大营时，只听一声号炮响起，登时箭如雨下，金军伏兵从四面跃起，铺天盖地般杀来！
五百宋军壮士虽然是抱定了有去无回的决心，怎奈夜幕下连辨别方向都难，更谈不上杀敌了。一抬脚，就纷纷滚落陷阱和濠沟。侥幸活着的也有一半以上身负箭伤。
西兵将领陈开不幸中箭身亡，另一位将领杨可胜马坠濠中，被金军俘获。
先锋王通见战也无益，只得率三百名残部，拼死杀出大营。出得营来，只见主帅姚平仲正率领后续的万余人马，在与数倍的金军激战。那小将姚平仲鲁莽是鲁莽，在生死关头却也不含糊，已是遍体带伤、力不能支了，还想率军杀进大营去接应前锋。
小姚将军一看王通血人似地逃了出来，知道前军已全然失败，不由长叹一声道：“我有负圣上所托，还有何面目回去见李、种二将军？”说罢，猛抽了胯下青骡两鞭，竟然单骑向京西的板桥方向去了。——他跑了！
可怜万余精锐宋军，被金军伏兵一顿乱砍，支持不住，潮水般地朝后退去。渐渐地退到了京城脚下，眼看就要全军尽没。
据李纲回忆，这天半夜时分，钦宗派宦官送来了亲笔手谕，说是：“平仲已举事，将成大功，卿可率行营司兵马，出封丘门为之应援。”
李纲看了条子，心里叫苦：小姚提前偷袭和增援之事，事前并未做策划，现在黑灯瞎火的，如何去集合行营的几万人马？他立刻写了一个手札，讲明自己在病中，仓促间无法调集军队。可是，就在须臾之间。宦官前后来了三拨，以军令逼迫李纲赶快调兵。
李纲不得已，只得连夜调集手下的左、右、中三军，忙了小半夜，至黎明时分，大军才出了封丘门，来到城外的天驷监。
李纲把三军分别做了部署，中军埋伏在城门东北，左右两军驻扎在景阳门一带，都是为接应姚平仲做准备的。如果姚平仲传回消息说“得手了”，三军立刻作为第二梯队冲上去；如果万一失败，则可接应姚部安全回城。
可是等李纲把军队布置好了之后，只见偷营不成的宋军溃兵漫野而来，远处大队金军追赶过来，扬起漫天黄尘！
京城又要重陷危机！
好在李纲还能稳得住，他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先抽出一部分兵力，分别去帮助范琼、王师古解围。主力部队则进至幕天坡，与金兵展开激战，斩获颇多。金军被李纲打得晕头转向，稍做休整后才缓过神来，又集中力量攻击守城的中军。
李纲再次组织反击。他亲率将士登城抵抗，命令禁军神箭手一顿猛射，逼退了攻城的金军。当晚，他没回家，就住在了城外的军营里。“姚平仲劫寨之败”这件事，到此也就告一段落。姚平仲只身逃跑，隐身江湖，多年以后才浮出水面。
劫寨奇谋大败亏输。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宋军惨败后的溃散之势，被李纲迅速稳定住了。

汴京军民终于被激怒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检点一下“姚平仲劫寨”这一仗的成败得失了。这一仗，偷袭肯定是失败了，没有达到动摇金军、进而驱逐之的目的。但是，由于宋军大多是抱着决死的信念出击的，打得比较勇敢，且有夜色做掩护，所以实际损失并不大。事后清点，“所折不过千余人”，为总兵力的十分之一。而偷营时杀伤的敌军人数也与此相当，因而金军并未占到什么便宜。
此外，黎明时分，行营统辖的三军在幕天坡阻击金军，斩获千余人，本身伤亡不过百人。这样算来，宋军在歼敌数字上还算是打了小胜仗。
可是，中了人家埋伏，说起来太难听了，没有任何人敢说这不是败仗。
即使如此，客观地说，这个败也不过是小败，而且是缘于保密工作没做好。这只是个战术上的失败，跟宋金战略上的强弱对比关系不大。
但是，这一败，对宋军收复失土的信心打击却很大。天下无敌的“西兵”首次被金军打得如此狼狈，对各方面都不好交代。
还有就是，主战一派自种师道大军开到，就在朝中占了上风，投降派虽然无可奈何，但都憋足了劲儿要等着看笑话。这一败恰恰给了人家口实，今后的舆论将极不利于反攻复土。
将门之子姚平仲首战小有失利，为什么就只身从战场上跑掉了？因为他深知：这一败，祸闯大了！
首先主战派领袖种大将军，就决饶不了他。种师道抗战有决心，但却是个稳健派。他主张二月初六发动，小姚居然连五天都等不了，不听节制擅自出击，把抗金的大好形势给断送了，老将军一怒之下，不宰了他才怪！
所以，后世有人说：小姚的逃跑，怕的就是种师道要按军法砍他的脑袋。
他之所以跑得那样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深谙“愤青皇帝”钦宗的行为方式：打胜了什么都好，如果打败了，就会绑了带兵将领，送给金人作为求和的筹码。
这位乳臭未干的皇帝，愤怒得快，屈服得也快，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小姚一跑了之，麻烦就推给了主战的种、李二人来承担。
宋军偷袭失败之后，种师道认为事情还有可为，当天就上奏钦宗：“今日虽败，明晚再袭，出其不意，金兵定然难防！”
李纲也认为：“胜负乃兵家常事，朝臣无须过虑，也不应互相埋怨。”可是，宰执们可不这么看，台谏也是一片哗然。他们故意哄传：“西兵勤王之师和行营兵，全部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
张邦昌、李邦彦甚至闻姚平仲败而大喜，在都堂置酒高会，庆贺偷袭失败！
历朝历代，坏事干尽的奸相为数可谓不少；但是他们大多都知道：自己的荣华富贵是与国运连在一起的。国家军队打了败仗，他们总还认为不是好事，有的还千方百计地隐瞒。像北宋末年这样，当朝的最高行政官闻听自己军队失败而欢欣鼓舞，真乃空前绝后！
高薪养廉百年，养出的就是这么一批无耻之徒！
曾几何时，大兵压境之际皇帝召问，这帮家伙缄口无一词，有如木偶。而此时主战派稍有挫折，他们则如喜鹊登枝，高叫“大势去矣”！有人在朝议时主张：都是李、种惹的祸，应把这两个祸首明正刑典，以谢国人！有人叫嚣：应把两人绑赴金营，交由金人去处置！
钦宗这时候也被吓破了胆，由“愤怒”转为“震恐”，紧急下诏，是一道死命令：“不得进兵！” 金营那一边对大宋君臣的心态，早已摸得透透的。宗望便派了使者来，说：“你们用兵是将帅所为，不是皇上的意思，请继续和谈为好！”这是宗望在顺势而为，这样既离间了主战派与钦宗的关系，又给了钦宗一个屈服投降的理由。
宰相李邦彦闻言，按捺不住，上前对金使说：“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主谋，非朝廷之意。”
宰执们当即作出决议，把李纲绑起来交给金使，死活去他娘的！反而是这位金使的态度堪可玩味，他坚决“以为不可”。
为什么金使会拒绝大宋高层的这个建议？不得而知。也许是金人多少还有些武人的豪侠心肠，认为战场上没能战胜的对手，以阴谋取之，不大光彩。总之，金人在这事情上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光明磊落，反衬出大宋宰执们的一副猪狗嘴脸。
金人的态度宋朝君臣当然不敢违抗，虽然人家不接受替罪羊，但我们自己对李、种的惩罚决不可免。于是，钦宗下诏，罢免了李纲的尚书右丞和亲征行营使两个职务，以蔡懋代之。
而后，他还是怕刺激金人，干脆撤销了亲征行营使司，让蔡懋仅以守御使的名义总揽兵事。
对种老将军也不留情面，罢免了其宣抚使的职务。
两位主战派大将就这样无辜地被夺掉了军权。大宋朝廷的这个姿态，就是准备全面屈服，永不言战——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只须留下我一条命！
二月初三早上，李纲尚在城外防守，忽然得到皇上的“止兵诏”，心知情况有变，便整军入城。然后，到崇政殿求见钦宗。
等他走到殿门时，才听说已有诏下，罢了他的官，求见皇帝也见不成了，便黯然退下，来到官员的待罪之地——“浴室院”听候处分。这边蔡懋接任后，立即统计部队损失。出乎他意料的是，报上来的结果与传闻大不相同。行营兵损失才百余人，西兵及其他勤王之师死伤千余人，其余的兵员都在。钦宗一看这结果也大为震动，这才知道：日前朝议上所传闻的“全军覆没”都是胡说八道。
当晚，钦宗便有亲笔诏书下来，对李纲进行了慰劳，又赐银五百两、钱五百贯以示嘉奖。同时让吴敏转达了“即将复用”的意思。皇帝知道自己前几天是被宰执们蒙骗了！
李纲感泣谢恩之后，本应再图振作，但是经这一折腾，他心也凉了，只想上书乞求解甲归田——贪生怕死的，高官稳坐；奋勇抗敌的，官帽落地；这叫什么世道？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国，怎么让人去爱？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初四日，李纲、种师道被罢官的消息在京城传开来，军民闻知无不悲愤莫名。
在我们后人的印象中，大宋朝是历史上最窝囊的一个王朝，好像大宋军民也是一群比较窝囊的人。
其实不然！
就一个群体来讲，中国历史上有过卖国的君臣（统治者），却从来没有卖国的人民。即使是看起来比较柔弱的大宋军民，骨子里也是相当刚烈的。只不过钦宗、李邦彦之流，从来就没把百姓的意志看成是与国家有关的事罢了。
二月初五日，汴京军民积蓄多时的对卖国君臣的愤怒，终于大规模爆发了！
这天一大早，宣德楼前的御街上除了禁卫军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闲人。
这是一个春阳高照的早晨，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疲惫的金军仍被挡在高墙之外，一筹莫展。城内的达官贵人，一如既往地在过着精英式的生活。
然而，就在一片寂静之中，站岗的禁卫军忽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从街南传来。
这声音，低沉、威严、宏大——是无数人踏出的脚步声！
卫兵抬头远望，惊恐地发现御街南端走来了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看上去为数有上千，全是书生或太学生。
青衫一片，人头涌涌。平日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旦聚集起这么多人，以这种沉默的方式走向宫廷禁区，竟然会有如此震慑人心的力量！就连平日见惯大场面的哨兵，也不由得瑟瑟发抖！书生，也要造反么？
这当然不是造反。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即使被逼迫得走投无路，也没有群体造反的事发生过。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一个体制内的公平！
这是太学生陈东，发动了书生千余人，今日要来伏阙上书，也就是请愿。要向皇帝申明，李纲和种师道两位大人无罪，不当罢官！那么，这陈东是何许人也？
假如有人要写《儒学发展史》，这是一个绝不能绕过的人物。假如把中国古代真正践行了儒家思想的模范人物列个排行榜的话，陈东与李纲一样，都应列入前十名之中。
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这才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
他们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
在他们的前面，是汉代“党锢之祸”中的清流人士；在他们的后面，是明代宁死不屈的“东林党人”。
陈东、李纲，可以说是儒家人物群在先秦以后的三座高峰之一。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如奇峰崛起的陈东。陈东字少阳，今江苏丹阳县人。他向来性格耿直，不畏权贵，疾恶如仇。
早在徽宗朝蔡京当权时，陈东在太学里就敢指名道姓地痛骂蔡京。当时无论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对蔡京心存畏惧，朝野一片万马齐喑。陈东的言行就显得十分特异，太学的同学们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做“狂生”。
在疯子当道的世界里，思维正常的人反倒要被目为“狂人”。这种黑色幽默在历史上不知疲倦地反复上演，一直要演到人心完全麻木为止。大家都跟着疯了，也就太平和睦了。
但是陈东不能疯，他是从心底把儒家思想看成是真理的少数人之一。他的想法很简单：国有奸臣，正直之士怎能装聋作哑？
一次，他在亲友举办的宴会上，又破口大骂蔡京、李邦彦的贪婪无耻。同席之人怕受牵连，都面色大变，纷纷掩耳避席而去。最后，满桌客人只剩下了他一个。请客的主人当然不能走，却早已吓得瘫倒在地。
陈东通过贡试进入太学之后，正是金军步步进逼之时。他一直非常关心国事，曾三次上书指斥奸臣，反对向金国妥协。最后一次上书，是在金军快要抵达汴京时。
他给钦宗讲了“六贼”猖獗的最大危害：“臣听说上皇已巡幸亳州，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统兵二万从行。臣深虑此数贼遂引上皇南渡，万一变生（即另立中央），实可寒心。东南之地，沃壤数千里，郡县千百；中原诸般物产，可取之不尽。其风声气俗，素尚侈靡，人所动心。其监司郡守、州县之官，皆数贼门生，一时奸雄豪强及市井恶小，无不附之。童贯在讨方腊时曾收买人心，又听说他私养死士，自为之备。臣曾于前不久上书言六贼罪恶，贼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于是鼓动上皇南行。臣恐数贼南渡之后，必借上皇之威，乘势窃国，振臂一呼，群恶响应，离间陛下父子，事必不可收拾，则东南之地恐非朝廷所有，其为患，岂是北方夷狄所能比哉！望悉追数贼，悉正典刑。另派忠信可靠之人，扈从上皇。”
对“六贼”挟持太上皇另立中央的担忧，不是没道理。这话点出了钦宗的心病，所以钦宗对陈东的看法“深以为然”。六贼后来的命运也大抵就此注定。
可是当朝宰执李邦彦、白时中等人，在钦宗那里恩宠未衰，气焰正熏天。陈东在太学里不管不顾地评议时政，同学们不免为他担心，大多数人都疏远了他，以免招祸。陈东一如其旧，把国事当作自家的事，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又能如何？
此次听说李纲、种师道被罢，他又来了倔脾气，准备写第四道奏章，并打算联络同党，伏阙请愿！
有好心人赶快跑来，以过去李彪、陈朝老上书言事而得罪的事做例子，劝陈东少说为佳。
少说，确实是个好办法，个人可以毫发无损；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将世世代代生活在魍魉世界里，连个堂堂正正的人都做不成。有的人也许觉得这没什么，但也有的人就是宁死也不愿苟活！——青天在上，圣人作则，凭什么不让我们说真话？
太学的头头风闻学生可能要闹事，立刻紧张起来。祭酒（校长）谢克家把学生们集合起来训了一通话，还规定了几条临时纪律，不准上街，不准请假外出，干脆把学校大门上了锁。
大门锁上了，但思想却是锁不上的。陈东当晚赶了个通宵，写好了奏章。等到五鼓时分，天色一亮，他联络了七、八个同学翻墙而出，前往宣德楼。一路上，又碰到同学雷观、高登，也是要去伏阙上书的。在离宣德楼不远处，又遇到了也想去请愿的进士张柄。
一行人就在街头开了个小会，决定联合行动，造成声势。
太学生要上书为李纲、种师道说情的事，立刻传遍了全城。军民奔走相告，情绪高涨。这时候，恰恰是钦宗君臣们一向不以为意的“民意”，要来扭转历史前进方向了。
民意固然只是一种意念，平日里看它，并没有什么力量。但它就像干柴遍布大地，可不要让它遇到火星儿！
太学生上书这件事，就是一颗暗夜里的火星儿。
没过多久，闻风而至的读书人就达到了上千人。当诸生到达宣德楼前广场之后，汴京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人，填塞驰道街巷，呼声震地”。有人还爬上东华门，擂响了“登闻鼓”（供诉冤者用的鼓），因为用力过猛，以至把鼓都敲破了。
太学里也弹压不住了，学生们砸碎了门锁，一拥而出。有几百人跑到宣德门前广场，声援陈东！
此时，城外金军攻城正急，牵制住了守城的正规军和民兵，否则还会有大批军民赶到。
整个汴京沸腾了！
人们在街上，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击掌誓约：“今若不见李右丞、种宣抚复起，死不罢休！”
此时正是早朝时间，诸生伏阙请愿的事迅速通报了上去。钦宗也很聪明，知道要平息这起突发事件，须得正人君子出面才行。他立刻派知枢密院吴敏、耿南仲出面劝谕。
两位国防部长面对的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场面，他们虽然威望很高，但处在民众的汪洋当中，不能不感到自己就像水滴一样渺小。广场上，一片呼声震耳欲聋——“我们要见李右丞！我们要见种宣抚！”
这是盛世之末的另类盛大景象！
待得早朝散时，百官退朝，从东华门迤逦而出，恰好走过阕前。衮衮诸公峨冠博带，仍像往日那样器宇轩昂。他们完全没有料到阕前此时是怎样的场面，更不能想象大宋的民心是何等模样！打头的一个正是当朝红人李邦彦。
广场在瞬息之间忽然安静了下来。
身穿大红官袍的李邦彦，在这一瞬间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处在怎样一个危险的场合中，依然面带傲慢，内心充满了扳倒李纲与种师道之后的得意。
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请愿，又能怎样？
草芥一堆！
难道不知道这是谁家天下？
但是，也就是在呼吸之间发生的情况，让他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广场上忽然爆发出巨大的声浪——“老贼！恶人！你怎做得宰相？”
人群潮水般地向他涌来，冲乱了井然有序的退朝队伍。
帝国官场的威严、权力巅峰的威慑力，在愤怒的民意面前荡然无存！众人围住了帝国最高行政长官，历数他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罪恶。
李邦彦做梦也想不到，他这辈子还会经历这种场面，一下子竟呆住了，面如死灰。
整个帝国的政治精英几乎全部在此，就站在第一宰相身旁的不远处，可是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平息这事变？
这是绝对正义的审判。京城军民越说越来火，终于按捺不住，有几条汉子冲到李邦彦跟前，打掉了他的官帽子，扯住他的束发，狠狠地扇起耳光来！这是正义的宣泄，如江河开闸，无可阻挡。广场上的百姓激动万分，后面的人纷纷朝前拥，要亲手惩治这个天下第一卖国贼。由于前面的人太多，挤不上去，后面的人就拾起地上的瓦砾砖石，向老贼身上投击过去！
一时之间，砖如雨下，万众齐呼——
“打！打死这奸贼！”
民众也没有放过其他几个奸相，他们抓住蔡懋、王孝迪、赵野等人，高声斥骂，饱以老拳！
几位大佬在一瞬间官帽落地，官袍碎裂，披头散发，狼狈不堪！李邦彦见势不好，心想再延宕下去，吾命休矣。他瞅了个空子，拼死挣脱出来，看准了不远处有一匹灰马，便窜了过去，翻身上马。民众紧跟着拥了过去，死死抓住他的两只官靴，不让他逃脱。李邦彦此刻头脑中只剩下了最原始的求生欲望。他发疯似地抖动双脚，挣脱了靴子，光着脚，策马狂奔，跑回了朝堂。
民众们一拥而上，把朝堂团团围住，高声呼叫，非要打死他不可！奸贼，你进得去，就出不来！
众人还抱有最后的法制观念，没有冲进宫廷禁区，但是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朝堂门口的一排禁卫军脸色苍白，手中的矛戈就如小树枝那样软弱无力。
李邦彦知道朝堂内现在也不安全，“暴民们”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冲进来。他急中生智，找来一件女式衣服穿上，叫手下备了一顶女式小轿，用一条黄绸内裙当作轿帘，挡得严严实实，从后门溜出了朝堂。好在宋代礼法森严，正派男子对女人一般都是“非礼勿视”，“暴民们”虽然冲动，但没人去骚扰一顶女轿。
混出了朝堂，李邦彦才觉得逃出生天，但他还是不敢回家，怕暴民们在路上把他认出来，索性就躲进了启圣院。启圣院原是一座官舍，因为是太宗皇帝的诞生地，所以后来建成了神庙，有尼姑看守。李邦彦也顾不得男女之大防了，躲进了老尼姑的禅房里，动也不敢动。
蔡懋、王孝迪、赵野等人被民众打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挣脱出来，也都四散逃命了，谁也没敢回家。
大快人心事！
民众的壮举，也激励了一部分正直的官员。代理开封知府被民众的情绪所感染，打马来到陈东面前，执鞭作揖道：“诸生之举，忠义两全，令人不胜钦敬！”
在稍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站着陈公辅、冯楫、张焘、万元若、余应求等一批官员。他们特地前来观望，也表示了一种支持。
钦宗这才知道事情不好，吓出了一身冷汗：外患未已，怎么又添了内乱？他得知过去百依百顺的老百姓，如今竟成了暴怒的狮群，不由得既惊惶又困惑，赶紧派了内侍宦官去取陈东的奏章来看。看了奏章，又了解到了广场上的形势，钦宗无奈，只得放缓口气，让民众先散去再说。内侍赶紧又出来宣读圣旨：“太学生上书，朕已观阅，全是忠义之论，甚好！所议合理，照准施行。群众可立即散去，各自回家，静候朕对官员升降有所处置。”
但是群众看不到实践效果，都不肯离去，仍是呼声震天。内侍吃了一吓，掉头就跑。
钦宗没法儿，又召集大臣商量对策。李邦彦躲起来不露面了，却有蔡懋和李棁跑回来，溜进了皇城。这两人挨了民众一顿羞辱，迁怒于李、种二人，在钦宗面前当然要少不了发泄一下。
蔡懋说：“陈东一向与朝廷相悖。陛下每出一旨，他必非议一番，此均有案可稽。本应下狱究治，然终未决断。今日又蛊惑众人在禁地闹事，实为大逆，臣以为应派兵卒弹压。”
李棁也添油加醋道：“伏阕学子中，多有与李纲有牵涉者，彼等先后同学，亦同气相求。今日之变显系李纲促成。他遣陈公辅等人，与太学生及军民人等勾结，图谋不轨！”
“哦！”钦宗大吃一惊，“证据何在？” 李棁说：“臣派人去察看，见陈公辅在众人之后，面露微笑，指指点点。陈公辅乃李纲故旧，他在阕前抛头露面，显系李纲指使。”
好在钦宗对李纲的为人还有所了解，没有被这诬告所迷惑。他叹息一声道：“朕也派人去察看过，阕前不止陈公辅一人，前后有几十人，如何认定系何人指使？伏阕士庶军民约有数万，李纲如何能在一日之内勾结这许多人？此说必遗笑天下。今日之乱，如何缓解为当务之急，卿等且用心，闲话休提！”
李棁诬告碰了钉子，仍是不死心，又道：“陈东乃首恶无疑，首恶一除，事乃定矣！”
殿前司主管王宗濋这时也进言道：“太学生以布衣身份而要挟朝政，当尽行诛戮，不容宽恕！”
王宗濋是“国舅”，也就是钦宗的舅舅，人称“王殿帅”。他出面说话，很有些分量。
钦宗心有所动，便派王宗濋和开封尹王时雍到现场去，把陈东等人监视起来。如有机会，可下手除掉；如不易下手，就不要蛮干，以免激成更大事变。
王时雍得了上方宝剑，便耀武扬威来到广场，对诸生斥责道：“想威胁天子么！为何不退去？”
诸生应道：“以忠义胁天子，不胜过以奸佞胁天子么！”说着，众人一拥而上，抡拳就打，王时雍登时吓得抱头鼠窜。
殿帅王宗濋见众怒难犯，知道不能来硬的了，便回宫向钦宗奏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能顺势而为了。”
这时候广场上的事态还在扩大，知枢密院吴敏向群众劝解道：“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待金贼稍退，即令复职。”
诸生听了很感欢欣，纷纷谢恩欲退，但周围军民仍不肯退，密密麻麻的人群将吴敏和诸生围在核心。
有父老泣涕道：“登城固守以活我国人者，李右丞也。进逼虏营卫我国人者，种枢密也。危社稷、弃国人、罢我右丞、枢密以资寇者，李邦彦、李棁、蔡懋也。谏官御史无一言抨击，幸而有赖诸公奋不顾身，仗义执言以卫我国人，还望诸公有个结果之后再罢手。与其死於夷狄之手，还不如触逆鳞而死於君父之手！人之有欲，天必从之。请诸公稍候，待宣召李右丞、种师道后再离去不晚！”
诸生便对前来劝阻的耿南仲说：“先生前日向天子进言，言无不行；今军民之意，欲复用李右丞与种宣抚，望先生言之。”
耿南仲说：“我当求见皇上，以诸生之意奏上。”
但民众对官员的诚信度已大有怀疑，怕耿南仲这是诈言，不过想脱身而已，于是拉住他的马不放他走。
时近正午，民众情绪愈加激动。东华门上鼓声如雷，震天动地；群众“山呼震响，声闻数十里”。人们把宫殿前的禁区栅栏一古脑推倒，碎裂木板散落一地。
广场上的危急情况令钦宗如坐针毡，看来不请李纲出来也真的不行了！他叫宦官赶快去宣李纲和种师道进宫，商量对策。
李纲接旨后考虑到现在局面如此复杂，他不想被指为“幕后策动者”，因此“闻命惶恐，固辞不敢行”。怎奈前来宣召的宦官络绎不绝，催促甚急。不得已，他只好随宦官出了浴室院，上马入宫。
一行人由东门街出发，上了驰道，直趋东华门。一路上，无数军民拥塞道路，几不可行。
这边吴敏、耿南仲见群众情绪已完全失控，马上就要冲击宫禁了，情急之下，两人便大声疾呼：“勿闯宫禁，已有圣旨宣召李右丞！”在场百姓听到之后，一片欢呼！众人掉头向浴室院方向拥去，要迎接李大人官复原职。
这边宫中并不知道李纲已经出发，还在一拨一拨地派出宦官催促。其中有个叫朱拱之的内侍，阴差阳错地成了群众抗议活动中的头一个祭品。
他平日也是个作威作福的主儿，今日被群众抗议的场面吓得发抖，奉旨之后迟迟不敢出宫。拖延了许久，才骑马低头溜出宫，想偷偷摸摸从人群中混过去。
待他到得浴室院，立刻就被人认出：这不就是过去霸道得很的“朱公公”么？他是最先得旨宣召李纲的，结果后发之使已经先到了，他才姗姗来迟。民众知道这一情况后，嫌他奉诏之后出来得迟缓，新恨与积怨一起爆发。
有人突然喊了一声：“朱阉，今日容他不得！”
众人跟着一阵鼓噪，用力向前，把朱公公拽下马来。暴怒的人们一拥而上，把他的头发全部扯光，又争相去割他身上的肉。眨眼之间，可怜的朱公公就千刀万剐、尸骨无存了。
就在这时候，一位身份不明者忽然站出来，矫诏说：“有旨，杀内侍无罪！”
那场合，已不容人们分辨真伪。一句话，就引燃了更大的怒火！军民愤恨执宰误国，引狼入室，“骂以国贼，众口一音”。他们刚才没逮住奸相李邦彦，现在把怒火都撒到了只知哄着皇帝吃喝玩乐的宦官身上，认为这帮没卵的家伙“蔽塞君上聪明，怀奸招乱”，众人“愿以死为国家除萧墙祸根，人人踊跃”。
狂怒的人群冲向奉命传旨的宦官、御乐、承宣等宫廷人员，痛殴太尉张道济以下二十七人，当场殴毙二十余人，“皆裂其尸、碎其肺肠、揭之竿首。号于众曰：此逆贼也。”
开封尹王时雍闻变，在禁城内急得直跳脚，屡次派人出去制止。可是无效，百姓已经杀红了眼，“虽以军法弹压不能禁也”。钦宗更加惶恐，知道自己若再不出面，骚乱就可能会演变成造反。最后只得硬着头皮登上宣德门，向民众传旨抚谕。
看见皇帝出面，众人才稍微平息下来，都竖起耳朵听天子有什么话说。王时雍趁机派士兵数十人围定了民变领袖陈东，又命刽子手数人不离左右，随时准备一刀剁了他。殿帅王宗濋也派出殿前兵，在广场上来往巡视。但陈东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挺身于斧钺之间，面不改色。
王时雍虎假虎威，遂高声宣布：“太学生以布衣敢劫天子，当行诛戮！”
然而，钦宗仍没有受他左右，马上派了宦官宣谕：“民变情有可原，陈东可免死。”
城下百姓听到皇帝还算说了一句人话，都雀跃不止，纷纷呼喊：“金人攻城急，乞召李纲退贼！”
钦宗立刻表示：顺从民意，召李纲复用为尚书右丞，尽兼旧职，仍兼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
李纲此时好不容易赶到了，入见皇帝于福宁殿阁，泣拜请死。君臣在今日这个情景下见面，钦宗也忍不住流泪。稍后，便有旨下，恢复李纲原职。李纲固辞，钦宗只是不允，命李纲赶快登上城墙西壁，履行守御之责。
李纲奉诏，出东华门，走到右掖门一带，将皇上意图向大众宣谕，安抚军民。
众人看见李纲出现，都齐声呼喊：“右丞，且与百姓做主！”李纲此时抑制不住心潮澎湃，大声回应道：“纲已在此，即登城守御矣！百姓不用忧，速归家照管老小！”
百姓们闻言，皆以手加额称庆。此时，大家又得知：种师道将军也平安回到了家中。于是众人认为请愿目的已经达到，当晚就渐渐散去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骚乱，就此平息。
李纲安抚好民众之后，钦宗又在福宁殿召见了他，命他同时节制勤王之师，并把所有守城的民兵遣放回家。
这最后一项措施的用意，实际是为下一步和谈做铺垫，李纲是后来才知道的。
李纲登城之后，马上部署，严加守御。金兵在白天还有众多靠近城墙者，听说李纲大人又登城了，竟“奄忽遁无一人”。
当晚钦宗又下诏说：“士庶伏阙上书，愿用李纲、种师道。朕已亲览，深谅尔等忠义，令纲与师道复职，并传宣抚谕。若更乘时恃众乱行殴打，令纲、师道以军法从事。”
钦宗的这个诏令还算是比较讲策略的，既承认了请愿是忠义之举，又明令禁止骚乱进一步扩大化。
果然，当夜又有京城浮浪之徒聚众闹事，杀死宦官数十人并毁其家，尽取其金帛。然后把搜出来的私藏甲胄弓箭送至官府，自以为有功，要求领赏。这样的暴徒竟有千余人之多。城中百姓颇为不安，都担心有更大的变乱要发生。
李纲不能容忍趁火打劫者，次日，就让属官传令：要领赏的，请到守御使司报到，一手交物，一手领钱。如此把歹徒全部引诱到一处，向他们宣称，凡是首倡者均有赏，请自报姓名。歹徒们推举出二十余人，“审问得实，悉皆斩之，余者逐去”。
当天李纲还下令，斩了一批趁乱杀伤军人的歹徒，也有二十余人。此后，京城的治安才算稳定下来，无人敢再作乱。
对金国方面，李纲复出后，立刻采取了强硬态度。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的声望是打出来的，而不是念子曰诗云念出来的。此前，割让三镇的诏书被李纲扣下，没有发往金营，李纲被罢后，钦宗派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带着诏书前往金营，又应金人要求，派遣肃王赵枢去换回康王赵构，派遣沈晦、路允迪、程瑀、秦桧为“割地使”，携地图前往三镇，完成交割事宜。
此时的秦桧，官职仅为职方员外郎，在政治态度上是个无可非议的主战派，他后来的那些大奸大恶，还没有露出任何苗头。
他这次出使，与他当时的政治信念相悖，而且是做“总割地使”张邦昌的属官，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他负责的这一路，具体地点是河中一带。好在等他们几人分别到达指定地点后，河北诸将得到了钦宗决心抗战的密谕，都不理睬割地的事。于是，几位“割地使”无功而返，多少减轻了秦桧内心的负罪感。
李纲复职后，一反投降派的软弱，重振守城宋军的声威。复职当晚，因为金兵已经离城很近，正忙着准备攻城装具，于是李纲就住在了咸丰门上，彻夜指挥城防。
在李纲罢职的这段时间里，城防是由蔡懋负责的。这个蔡大人一上任，就命令撤下了协同守城的“保甲”，认为这些民兵都是李纲的崇拜者，绝不能用。
城外金军得知李纲被罢，气焰陡张，原本都不敢近城，现在常以数百名骑兵为一股，自北而来，向东而去，一路向城上守军放箭，密集如雨。
蔡懋这个史上罕见的卖国贼，竟然号令将士：“金人近城，不得施放有引炮，只能放空炮，也不得施放床子弩。有违者，皆杖之！”有个士卒面对金兵的挑衅，气极，擅自放箭还击。蔡懋大怒：“坏我和议大事，怎生了得？”命人将该士卒拉下去，打了五十军棍，直打得皮开肉绽。并再次严令：“不得向金人放一箭、投一石！杀伤一金人者，偿命不贷！”
古今中外，在敌对的战阵上能发出这样的军令，真是匪夷所思！若是敌我实力悬殊，战至最后，统帅发出解散令、撤退令甚或投降令，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刻，蔡懋手上有兵有将、有枪有炮，士气也正旺，却公然发布“不抵抗令”，真乃无耻之尤！
之后不久，又有大股金兵来攻，将士请示蔡懋如何处理，蔡懋有令：“不得还击，只要金人不爬上城来即可。”
听到如此混蛋的军令，一军士气极，说道：“既已讲和，为何又来攻？既射我，为何又不得还击？”于是，不顾军令，发炮痛击敌军，一炮击毙数敌。其余士兵受到感染，也纷纷还击，将进攻的金兵击退。蔡懋见状，比杀了他亲爹还要恼怒，下令将带头还击的军士斩首军前。自此，将士心灰意冷，再有金人进攻，都袖手观之，城陷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了。
这样令人气闷的局面，就是汴京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的背景——好端端的国家，为何总是这些只图个人私欲、毫无爱国之念的狗官当道？
李纲登城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施放自便，能中贼者厚赏！”
将士闻之，无不欢欣鼓舞。
当夜，城上连发霹雳炮射击金军，金军士卒皆惊呼乱窜！
次日，又有一股金兵靠近城边，被守军乱箭射退。
此时，有人举报，那个早先在黄河渡口不战而逃的禁军将领梁方平，想投靠金人做内奸。李纲便把这位长腿将军叫到帐中，下令捆起来交给御史审问。此外，为避免宦官通敌，凡是在城上守卫的内侍，都打发他们回宫去了。
此时的汴京，对宗望大将军来说，又是一座不可摇撼的铜墙铁壁了！

他做了父子皇帝之间的调解使
轰轰烈烈的汴京保卫战，至此已渐近尾声。金国方面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向大宋提出：要求改派越王赵偲为人质，换回康王赵构。也许是金人嫌康王太聪明，怕他把金国的军事秘密全都探听了去。钦宗考虑到越王是自己的叔叔，从礼法上讲，不便于派长辈去做人质，于是便派了肃王赵枢和他的女婿去做人质。
康王归来后，钦宗大喜，给了不少赏赐作为酬劳。这一时期的康王，表现相当不错。他素来就有胆量，且膂力过人，箭法娴熟，进了金营之后毫无惧意。在金营待了几个月，中间还遇到过姚平仲劫寨的事，好在都平安无事。劫寨那天晚上，赵构随时可能被金人拉去杀了泄愤，但他“恬然无所惊怖”，居然也就挺了过来。
康王回到汴京的时候，国人皆喜，争相上街观看。
据当今史家研究，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是在晚些时候写成的，里面把姚平仲的劫寨，写成似乎是姚擅自发兵攻金营。而实际上，劫寨是钦宗点的头，李纲总揽，姚平仲只不过是个具体执行者。而《靖康传信录》里，仅仅写了姚平仲冒险失败，并没有过多涉及钦宗和李纲自己，这首先是为给钦宗遮丑，同时也考虑到：一旦劫营成功，可能康王就会被金人杀死，即使安全度过这一晚，也有可能在事后被拉出去宰了。
所谓劫营计划，其实是一个不顾康王死活的冒险计划，到最后，其主事者极有可能被清算。
这是钦宗的软肋，也是李纲的软肋。因此回忆录在写到这一段时，就不免含糊其词。
金人方面，这次攻坚战打了一个多月，人困马乏，想攻进汴京几乎无望。尤其是劫寨后的那天早上，在封丘门与宋军接战失利，使宗望心有惧意。现在，既然有肃王为人质，又得了三镇割让之诏，收获也算可观。他便不等宋朝把犒军银两交足，就匆匆宣布要撤军了。宋金两国的交兵，说来很有意思，打的时候双方势同水火，不打的时候又相互彬彬有礼，跟一般的敌国大不一样。宗望决定撤兵后，还派了使者进汴京告辞，钦宗也尽了一番地主之谊，在宫中赐宴给使者。
二月初十日，金人终于退兵。十二日，钦宗下诏大赦天下。
历经三十三天的汴京保卫战，在“惨胜”的气氛中徐徐落下帷幕。虽然金军在走时掳掠甚多，但大宋军民还是喜极而泣。
——这条千疮百孔的船，总算没有翻！
三天后，钦宗在延和殿召见宰执，李纲上奏，对金军撤退后的对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说：“过去我朝与辽的澶渊之役，大辽虽与我盟约而退，但我犹遣重兵护送其出境，是因恐其无所忌惮、肆行掳掠也。金人退兵今已三日，听说打算系浮桥渡河，一日而毕。我何不仿效澶渊之例，遣大兵护送之？”
这个建议如果实行，有两个好处：一是防止金军再次扰乱沿途，二是以大军跟踪金军出境，在心理上对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起码是扬了国威，能延缓金下一次挑衅的时间。
众宰执却以为不可，都说现在出兵跟踪为时过早，会激怒金国，还是缓缓再说。李纲鄙视这些鼠目寸光的大佬——再等几天发兵，就不是示强而是示弱了！他再三请求立刻发兵。
钦宗倒是认为李纲说得有理，便准许了他的请求。当日，李纲就派遣姚古、种师中、折彦质、范琼等将领，带领十万大军，数道并进，紧紧咬住金军跟进。李纲还嘱咐众将说：“若便利可击，即击之！”金军撤退归心似箭，不可能再与宋军纠缠，只要他们有违约的地方，就痛打一顿，决无错误。这时候，是不能跟他们讲君子之风的！李纲对众将分析道：金军撤退时，抢了不少东西，辎重甚多，光是掳掠的妇女就不计其数。如此骄兵，击之可胜。将士们听了都踊跃而行。
这本是可以扳回一局的举措，但是，大宋方面又是自己人跳出来捣乱。那个躲过了群众运动的奸相李邦彦，担心诸将若因此立了功，在声望上将使对自己有损，于是便密奏钦宗道：“我与金构和，乃百年大计，岂能失信？诸将阻击之议，是为自图立功，贪图一日之胜，而坏国家长远之计，因此万万不可！”
钦宗这个少年皇帝又被这和平言论所迷惑，同意了李邦彦的馊主意。李邦彦便叫人在河东、河北及黄河两岸，遍竖大旗，上书：“奉旨，有擅自攻金营者，依军法立斩！”
各路大军跟踪金军到了赵、邢（在今河北省）一带，形势相当好，把宗望搞得很狼狈。但是，此时他们突然接到三省下来的命令，内容是说：诸将只管护送，不得妄动，不得挑起争端。现京师空虚，恐生意外，各路大军须尽快回师。
将士们接到退兵令，无不惋惜，都痛骂李邦彦是误国奸贼！
东路的宗望在宋大兵逼迫之下撤走了，但是西路的宗翰还在搞鬼。他听说宗望得了大批财物归国，心生羡意，便也遣使向大宋索要金银。宋此时腰板已硬，当然不答应。不仅如此，还扣留了宗翰的使者。宗翰没尝过宋军的厉害，立刻来了脾气：你不给，我就来抢！他带兵绕过尚未攻下的太原南下，很快就攻破了隆德（今山西长治），逼近高平（今山西晋城）。
大宋的一班宰执又慌了，“朝廷震惧，恐其复渡河而南”。大伙就责备李纲，不该尽遣城下之兵去追宗望，现在哪还有兵去抵挡西边一路。
李纲不服，答道：“宗望之师既退，自当遣大兵护送，并无不当。再说当初也不曾想到宗翰能来。且宗翰之师虽来，闻宋金既和，亦当自退，必无复渡河之理。又太行之险，已遣统制官郝怀，领兵三万屯河阳，控扼险道，决无他虑。”
李纲料定宗翰只是想敲诈，他这一路想打到汴京不那么容易。此时的钦宗，手下有二十万勤王大军可调遣，正是胆气最豪的时候。他也被金人的贪得无厌激怒了，不用人劝，就下了开战诏书，声称“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这显然是受了李纲立场的影响。在宣布迎战宗翰的同时，还罢免了议和派大臣李邦彦和曾经担任议和使的李棁、李邺、郑望之的官。又任命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进驻滑州，为汴京的屏障。任命姚古为河北制置使，援救高平；任命种师中为副使，增援三镇。
姚古一路不辱使命，顺利收复了隆德，兵进太原。宗翰这才知道大宋已经缓过劲儿来了，不敢接战，率主力撤了。
东边宗望一路，撤至三镇地面，在准备按协议接收三镇时，三镇诸将一个也不交出政权。宋的跟踪大军又一直盯在后面，他也只好撤离宋境。
大金东、西两路大军折腾了一回，寸土未得，都回去了。
可惜的是，李邦彦在被撤职前所提出的建议，仍在执行中，钦宗以金字牌追回跟踪金军的各路人马。其时诸将之兵跟到邢、赵间，与撤退的金军相距只有二十余里了。金人闻宋朝大兵将至，不知多寡，都吓坏了，匆忙逃跑。但是就在此时，班师诏到了，诸将只好率军退回。
李纲听说后，痛惜不已，在钦宗面前据理力争。钦宗这才有旨，让诸将继续跟踪。朝廷命令前后矛盾，一来一往，耽误了很多时间，但宋军还是在滹沲河追上了金军。不过，这次将士们知道朝廷决策犹豫不定，也就没了心思，不再有出击之意，只是远远跟着护送而已。金人见此，知道愚蠢的大宋又犯老毛病了，都转忧为喜，放胆旁出抄掠，一直骚扰到深、祁、恩、冀一带，撤离速度大大放缓。能够给金军一个教训的大好机会，就在钦宗的犹豫不决中永远丧失了！
这一时期，经过汴京民变风波，朝政上倒还有所刷新。闹事的时候，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为国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出，纷纷上表，乞求罢免。钦宗一开始没答应，但不久便罢去了李邦彦、蔡懋、宇文虚中等人的职务，只给了闲职，把他们逐出了行政中枢。同时提拔了在事变中“有功”的吴敏为少宰，李纲为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左丞。对待三镇的处置，朝廷的新班子经过商议，做出决定，认为三镇不可割，如有军民为国家坚守不放弃的，即遣使与大金再议，以租赋归大金，领土主权不变，以保祖宗之地。
这个决定多少保持了一点国家尊严。
叙述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宕开一笔，介绍一下前朝“六贼”的大结局。金军入侵，闹得大宋人仰马翻，这与“六贼”的倒行逆施脱不了干系。钦宗即位后，也知道民意不可欺，便仗着年轻人的一股锐气，先后收拾掉了“六贼”，算是替臣民们出了一口恶气。
靖康元年正月，在陈东第三次上书后，钦宗就对“六贼”开始下手了。先是将朱缅放归故里、王黼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同时将李彦赐死。
钦宗对王黼有私怨，自然不放过他；但王黼是前朝重臣，公开除掉不方便，钦宗就在押解他的途中，命开封府派人将他杀死，取走首级，然后托言为强盗所杀。
京城百姓听说王黼暴死，都欣喜若狂，纷纷涌进他的宅邸中抢劫财物，共抢走绢七千余匹、钱三十万缗。官府对此也听之任之——谁愿意给失势的坏人作主？
几天后，钦宗又下诏，指责梁师成与王黼朋比为奸，贬梁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华州（今陕西华县），押送之日，还没他等走出开封府地面，就在半路上将他赐死。
二月，群臣起而攻击蔡京等人，钦宗顺应众意，分别贬蔡京、童贯、蔡攸三人，另外还籍没了朱缅的所有田宅。
一开始，这几个人的贬所都还不错，都是内地繁华的地方，经朝中大臣一再抗议，钦宗便一次次地将他们贬往更边远的地方。最后，贬蔡京于儋州（今属海南）、蔡攸于雷州（今属广东）、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命开封府派人押解前往。对于蔡京的族属，凡是做官的一律革职。朝中“六贼”的门生故旧，也都一并铲除。
蔡京在南下途中，恰逢金人指名索要他的三个宠姬，钦宗照准。蔡京只得挥泪与美人作别，做了一首告别诗，无限凄凉。流放途中，蔡京的随从购买饮食物品，小贩听说是奸相蔡京要买，都不肯卖货与他，还把他的轿子围起来詈骂。州县官也没有办法处置，只能将小贩赶走了事。蔡京在轿内垂泪道：“我失人心，竟至于此！”
到七月中旬，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蔡京身染疾病，门人也几乎都跑光了。他自知不免，作了一首词，叹道：“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阕下”。当月二十一日，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间，当时的潭州知府深恨蔡京，故意停尸数日不葬，等晒臭了再说。后来由押解之人草草埋葬，连棺木都没有，只用青布条包裹入土。
一代权奸，生前不做好事，自然是没得个好死！
紧接着，钦宗又准备在流放途中要童贯的命。他叮嘱宰执说，童贯狡诈，不能让他脱逃，须派一识得童贯的人，快马追赶，不论在哪里赶上，便就地行刑。宰执推荐了一个叫张明达的人负责完成任务。张明达赶到南雄（今属广东）才赶上，他怕童贯自尽，就派人先行一日去哄骗童贯说：朝廷已经重新起用童大人为河北宣抚使，由于新近将帅不会带兵，还须童大人坐镇。
童贯信以为真，大言道：“朝廷果然少不得我！”第二天，张明达赶到，读完圣旨后，宣布立刻行刑。童贯的笑脸还来不及收起，就乖乖引颈就戮了。
童贯的首级传回京后，在开封的闹市上挂出示众，受万人唾骂。时过不久，钦宗又有诏，赐蔡攸自尽。而后，又派人至贬所将蔡攸之弟蔡翛和朱缅杀死。至此，“六贼”全部伏诛——自古恶人作恶多端，却都妄想善终，而且还想福及子孙，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现在再回头来看，徽宗时代仿佛已很遥远。可是且慢，徽宗在金军围困汴京之前虽然淡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他人还在，心没死。金军一退，“太上皇问题”立刻就凸显了出来。徽宗在东南呆得并不老实，他先是阻止东南勤王之师赴京，又截留了东南运往朝廷的物资，俨然另立中央一般。民间还有传闻说，徽宗已准备好了在镇江重新登极。
钦宗对此非常警觉，恰好又有陈东上书请诛“六贼”，更触及了他的痛处。他曾考虑委派聂山为发运使，赴东南秘密处置蔡攸、童贯和朱缅等。可是李纲怕这么做会节外生枝，就劝钦宗道：“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可恕，然聂山之行，恐不当如此措置。假使聂山做成了，势必惊动道君皇帝，为陛下添忧；假如做不成，为数人所察觉，万一他们挟持道君皇帝于东南，陛下将何以处之？”
这番话说得钦宗恍然大悟，急忙问道：“那如何才好？”
李纲便趁机献策：“不如罢聂山之行，下诏贬谪童贯等人，并请求道君皇帝除去这几人，早日回京，可以不劳而事定。”
钦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就未派聂山去，而只是陆续将童贯等人罢官，一步步来清理“六贼”。当“六贼”全部被诛后，徽宗才知道这儿子现在可惹不起，便写了密信给钦宗，为自己阻截勤王之师和粮饷的事做了辩解，并表示自己“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根本就无心再做什么皇帝了。
三月初，又有几位大臣上书，说太上皇在东南花费太甚，闹得鸡犬不宁；且经常发号施令，以至长江以南皇帝诏令反而不行，地方官都不知听谁的好。大臣们请求，应尽快迎太上皇“回銮”为妥。徽宗也察觉到自己的不检点引起了众怒，只好于三月中旬踏上返京之路。走到南郡（即南阳）附近，便徘徊不进，说是要去亳州上清宫烧香，然后直接去西都（即洛阳）。
这究竟是要做什么？谁都不清楚。搞得钦宗很头痛。
徽宗每月都有给钦宗的信件，信里必谈及朝廷改革事宜。又给钦宗批示道：“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于是，民间就哄传将有太上皇后垂帘听政之事。不久又批示道：“吴敏、李纲，令一人前来。”谁也不知道太上皇这是卖的什么药，大臣们都说“事且不测”，怕是会有重大事变吧？
倒是李纲看明白了徽宗的用意，他上奏道：“上皇所以欲见臣或吴敏，无他，欲知朝廷事罢了。吴敏不可离陛下左右，臣愿去奉迎，如蒙道君皇帝接见，臣将陈述自围城以来各项事宜，以释两宫之疑，使之决无他虑。”
钦宗犹豫许久，才同意派李纲去迎徽宗，还赐了太上皇行宫的官属一些茶、药等物品。三月十七日，李纲奉命离京。
十八日一早，李纲在陈留县见到了太上皇后坐的船，连忙打出迎接的条幅，跪在道旁。太上皇后派内侍出舱来传旨，表示了慰劳之意。李纲则坚持要面见太上皇后，转达皇帝圣旨。
太上皇后只得让他上船。李纲登船，在帷帘前向太上皇后报告了钦宗对上皇的思念之意，也讲了自己如何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情况。这番话说得很得体，滴水不漏。
太上皇后听罢，对李纲大大表扬了一番，而后问道：“朝廷欲令我于何处居住？”
李纲答：“朝廷现将撷景园改为宁德官，供太上皇后居住。”撷景园并不在禁中，太上皇后大为失望，表示仍想住在禁中的龙德宫。李纲就反复讲述太上皇后住在禁宫于礼法不合的道理，最后说得太上皇后无话可讲。
二十日，徽宗一行抵达南都，有旨于二十一日召见李纲。
召见当日，倦游归来的道君皇帝坐进了用幕布搭建的“幄殿”。李纲上殿奏事，转述了钦宗的孝心与思慕上皇之情，也表达了钦宗愿以天下养太上皇的意思。
徽宗听了，泪流数行而下，叹道：“皇帝仁孝，天下所知。”接着又奖谕李纲说：“都城守御，宗社再安，相公之力为多！”
李纲拜谢之后，拿出两份手札来，进呈徽宗。其一是说，乞望道君皇帝早些回銮，不须再到亳州、洛阳去了，以慰天下之望。另一份是说，臣李纲素蒙道君皇帝教育，擢用于国家艰危之中，得效犬马之力，现在想乞求放归田庐。
徽宗大出意外，连忙再三劝慰——李纲不能走！继而想起，李纲也是一位老臣了，便问道：“相公以前为史官，因何事而去职？”李纲回答说：“臣过去任左史，侍候陛下您差不多快一年，曾经不知狂妄，议论了京城水灾事，蒙您恩典，没有遭到斧钺之诛，迄今感戴！”
徽宗这才想起来，不仅有些感慨：“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李纲接着又奏道：“臣往日论水灾，实偶有想法，说说而已。自古即使是无道之国，水犹不淹其城廓。古语说，天地之变，各以类应；当时水灾正为今日兵革攻国之兆。一般来说，灾异变故犹如人身，病在五脏则发于声色、形于脉搏，善医者能知之。人有病，不是外因使然，而是自身的气在起作用。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注意修养自身，由此能保全邦国，而无危乱之忧也。”
徽宗听得入神，认为讲得有道理，接着又问到虏骑围攻都城时，守御的过程是怎样的。
李纲据实汇报了一遍。徽宗对战争的结局有些奇怪，问道：“贼既退师，方渡河时，何不袭击？”
旁观者清啊！这是一个连花花公子都能想得到的问题，可是当局者的钦宗就是不敢下手。李纲当然不能说是因为当今皇帝胆小，只得说：“朝廷因为肃王在金人军中，所以不许袭击。”
徽宗听了一怔，随即说道：“为宗社计，岂可复论此？”
李纲不能答话，只在心里窃叹：“这道君皇帝的天资胸怀，真不可及也！”君臣之间的谈话，于是渐渐变得融洽起来。
李纲见气氛不错，就一件一件地对徽宗解释近期的朝政措施，以解徽宗的心头之惑。大概讲了三十件事，而后奏道：“皇上仁孝小心，唯恐有一件事不称道君意。每次得到您的御批诘问，都忧惧得不能进膳。臣在此以平常人家做比喻，好比尊长出门，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盗劫掠，须当随宜措置。待到尊长将归，子弟不能不惶恐。而为尊长者，正应以其能保田园大计而慰劳之，不应问其细故。今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今宗社无虞，四方安宁，陛下回銮，臣以为，应从大处着眼，其他细故，一切可勿问也！”
徽宗有所感悟，说道：“公言极是。朕只随性一问，并无他意。”说完，马上叫人拿出玉带、金鱼袋、古象简，赐给李纲，同时还叮嘱道：“行宫之人得知公来，皆喜。此也是众人之意，你现在就可佩戴。”李纲推辞不过，只得佩戴上这些宝贝，拜谢后退下，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这次使命看来开局很顺利。
从李纲在太上皇面前的谈吐应对来看，他不仅具有儒家思想的原则性，同时也把徽宗、钦宗父子的微妙心理摸得很透。让他来充当父子俩的调解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二十二日，李纲扈从徽宗至鸿庆宫烧香。这一天，朝廷派来迎接徽宗的禁卫、宝辇、仪仗等，恰好也到达南都，城里的士庶夹道观看，轰动一时。
二十三日，李纲前来向徽宗辞别。徽宗拿出一篇“青词”稿，请李纲宣示宰执、百官。这是徽宗在传位时所写的“奏天”文稿。徽宗对李纲说：“本欲往亳州太清宫烧香，因道路被水阻而罢。又欲居西都洛阳，但皇帝再三恳请，也不拟成行。公先归，转达此意，慰安皇帝。”而后，又从袖中拿出一封亲笔信，请李纲转交。并对李纲说道：“公辅助皇帝，守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我父子，使无疑阻，当书青史，垂名万世。”
李纲感泣，再拜受命。辞别出来，马上写了札子，派人送回京城，把自己跟太上皇的对话奏知钦宗。钦宗看了后，批答：“览卿来奏，知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
至此，李纲的使命圆满完成。他成功地打消了徽宗对儿子的疑虑，同时也促使徽宗作出了不再干涉朝政的表态。
二十五日，李纲还京，在垂拱殿接受召见。他向钦宗进呈了太上皇的亲笔信，又详细复述了自己与徽宗的问答。钦宗着实夸奖了他一番。
李纲还把太上皇帝所赐的玉带、牙简、银、绢等物品开列了清单，想要缴纳给府库。钦宗说：“你就留着吧！” 想不到，李纲因受到钦宗的赞赏，却引起了“新贵”耿南仲的嫉妒，两人自此产生矛盾，越掐越厉害。
二十七日，宰执在延和殿奏事，讨论郊迎太上皇进城的仪式方案。耿南仲建议：应该屏除太上皇的所有左右内侍，并在宫门出榜公告，敢留者斩！太上皇进城时，也应派人先搜索一下，然后皇帝的车驾才去郊区迎接。
李纲则认为，迎接上皇应该依照常法而不必如此戒备；这样做只能示之以疑。李纲说，这里面有一个辩证法，就是：“必欲过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还是不要无事生非的好，否则反而真的搞出事来！
耿南仲不服，说：“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于疑亦有所不免。”意思是说，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要高度警觉，况且在猜疑方面，就连古人也不可避免。
李纲反驳道：“古人虽不免于疑，然贵于有所决断，所以《尚书》里说，要‘稽疑’（对疑难问题进行辨别）。《易经》也说：以断天下之疑。倘若疑情不解开，不就像那个成语里说的‘疑人窃斧’了么？”耿南仲还是不服，喋喋不休。李纲见跟他说不明白，索性对正在听辩论的钦宗奏道：“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诚则明，明则愈诚，诚与明相互作用，可以达到尧舜的高度。疑则暗，暗则愈疑，疑与暗相互作用，其祸患就大了。耿南仲应以尧舜之道辅佐陛下，然而其人暗（心理阴暗）而多疑，所言不足采纳。”
钦宗见李纲说得如此不留情面，忍不住笑了，而耿南仲“怫然怒甚”。退朝后，钦宗又在睿思殿召见群臣。赐茶完毕，还没等大家说起正题，耿南仲忽然起奏道：“臣刚才遇见左司谏陈公辅，就在朝堂班中。陈公辅乃二月五日为李纲勾结士民伏阙的牵线者，岂可担任谏职？请将他送御史台究治！”
——这是在道理上辩论不过，就要下手整人了，而且用的是“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和“打击同党”的老法子！中国的官场险恶可见一斑。他这话一出，皇上及宰相皆愕然。
李纲不能容忍这家伙信口雌黄，一下子来了火，上奏道：“臣刚才与南仲辨论，实为国事，非有私意。而南仲不服臣之言，所以有此奏。伏阙之事，陛下早已鉴察，臣不敢另有看法，但臣以非材，身处中枢，全赖陛下知遇之恩，未能有所补报。臣之素志，只想待贼骑出境、道君太上皇銮舆还阙，然后求归田庐。今日南仲之言若此，臣岂敢留？请将臣送交有司（司法部门），臣愿以身待罪！”钦宗笑曰：“伏阕那日士庶以万计，如何勾结？朕所洞知，卿不须如此。”
但耿南仲还是纠缠不已，李纲也来了倔脾气，拜辞了皇上，出了宫就到启圣院官舍去住了，不再回府。又写了札子请求辞职，一连上了十余道。
钦宗皆批答：“封还，不允。”又派了御药官，将李纲“押送”赴朝，然后再“押赴”枢密院办事。
这一场风波，埋下了李纲日后仕途坎坷的伏笔——任你再聪明能干，也万万得罪不起小人！
四月三日，太上皇入国门，李纲以守御使身份迎拜于新东门内，徽宗在御辇上看见了，向李纲作揖致意。
翌日，李纲上朝后，又上表章恳请辞官，求罢去知枢密院事。钦宗亲笔写了手诏数百字，不允。然后又把李纲召至内殿，当面慰谕道：“贼骑方退，正赖卿共度艰难，今欲舍朕，要到哪里去？前事不足介怀，宜为朕少留。”
皇帝辞意恳切，李纲自知担当不起，只好从命。
不久，他应钦宗要求，提出了他对边防事务的八条建议。这些建议虽不尽然妥当，但总体上条理清楚，数字翔实，可操作性强，显示出了他所具备的宰相之才。
其中比较有见地的有如下几条：
其一，训练保甲“团练”。李纲说，过去河北有保甲（民兵）五十余万，河东保甲二十余万。但近年以来，不复演习，又经燕山、云中之役，一部分逃亡流失，散为盗贼，今犹存其半。应派专人负责“团结训练”（即团练），蠲免其租税，以作为补偿。其中武艺精者，可授予官职作为激励。如此，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则无调发之劳。其二、恢复国家养马制度。自开国以来，国家设立监牧负责养马，在陕西、河东、河北水美草高之地，设立养马所三十六个，近年却废罢殆尽。现在采取的办法是给百姓牧马用地，以民间粗养的马充作军马，官吏也敷衍了事，于是国家再无好马。如今诸军都缺马，应恢复先前的监牧之制，搜罗、购买天下好马。那么不数月间，天下好马就可配备军队。
其三，加强北方险阻。河北塘泺（低洼地）从海边一直到广信、安肃，为险固之地。深不可以涉过，浅不可以行舟，恰好能用来阻隔胡骑。而近年以来，淤泥干涸，官府为了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堤防也大部弛坏。这些，都应派专人督治之。
其四，加固州县城池。河北、河东州县城池多有塌陷，应全部修治一遍。而京城附近的城池，不仅要筑城，还要建立楼橹等设施，让官吏、军民有所依恃。万一有贼骑深入，因城高墙固，虏掠无所得，只能退走。
其五，减免三镇百姓赋税。河北、河东州县，经贼骑残害蹂躏，民不聊生。应减免租赋，赈济贫民。往年方腊扰乱浙东，朝廷犹免当地三年租税，今日三镇之民为朝廷固守，怎能不给予优惠？
这些建议如果实施，大宋的国防倒真有可能焕然一新。钦宗把这些建议发下，让宰执们讨论决定，可是大家七嘴八舌，意见不能统一。结果绝大部分未能实行。只有减免河北、河东租税一事得以实行，但也仅仅实行了一年。

明知是火坑也得跳进去
贼马既退，道君太上皇还宫。这一时期的大宋朝廷，洋溢着难得的祥和气氛。然而，“贼”是怎么退的？人家还会不会再来？就没有人费脑筋去想了。
大臣们在忙些什么呢？意识形态建设。大伙都在建议立东宫、开讲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等等。
台谏方面所议论的也不过是批判蔡京、王黼之党，人事清理无休无止，尽显出中国古代一贯的政治特色。至于防边御寇之策，反而置之不问。
李纲私底下非常担忧，但现在谁还想听“乌鸦嘴”嚷嚷着居安思危呢？国情如此，一个人、两个人是没有法子扭转的。李纲现在能说了算的，就是他这个“国防部长”本职内的工作。他与同僚许翰拟出了一份调发防秋之兵的报告。
宋朝自开国以来虽然崇文抑武，但是民间尚武风气相当盛行，这与我们后人的想象大不一样。当时各州县都有自发的民兵社团，比如“弓箭社”、“刀弩手”之类。此外还有保甲武装，即基层有组织的民兵。李纲准备把这批力量利用起来，防备秋凉马肥时金军可能的骚扰。这些民间武装力量在河北、河东和陕西一带，共有二十万人。李纲拟把他们派到要害之地，作为辅助防御力量，这样对金人也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这个建议实际上完全可行。但是交给宰执一讨论，有人说“不须如此”，于是就搁置在那儿了。
李纲又请示，请准许监察御史以上的朝官和在外的监司、郡守、帅臣，各自推荐在用武方面有智略的官员，由枢密院登记姓名，量材录用。这一条，钦宗批准执行了。
李纲还上奏道：目前在京步军有十余万，都隶属于“三衙”（中央军事机构），近年不复操练，士卒骄惰。一旦有事用之，才临时派将佐统领，兵将互不相识，难以打胜仗。李纲提议，应由枢密院选派官员，对在京军人进行训练，编练成固定的队伍，以备战时使用。这一条，起初钦宗批准了，但是殿帅王宗濋等人不高兴。他们认为，兵是归他们管的，现在要交给国防部来管，不是乱了套么，实在有违祖宗制度。国舅说话自有份量，钦宗于是下诏，此举不再实行。李纲接旨后，窃叹：“事之难成也！”
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官场特色：一人有热情，众人泼凉水，至于国家是否受益，没人管了。
不久，少宰吴敏又建议，应设置一个“详议司”，专门检查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凡是应当改革者就逐步实行改革。钦宗一开始也是答应，有诏让李纲、徐处仁、吴敏为提举官，负责这件事。工作刚刚开展没两天，耿南仲便提出异议，一直把这事给搅黄了为止。
吴敏气得上表请求辞官，皇帝又不答应。李纲看不过去，上奏道：“陛下即位于国家艰难之时，应该刷新朝政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懈怠，一日复一日，未闻有所变革，近欲置详议司讨论改革，忽而又罢之。如今边防诸事也很粗疏，物资供应都不能保障。臣以为，对当前爵禄过滥、花费国家财产太多者，应稍加裁抑之，以足国用。此事乃为政事之先。”
钦宗被李纲说动，让李纲把改革建议一条一条写来看。李纲于是奏上三十余事，其内容，最主要的有两项：裁减节度使和改革三省吏治。节度使这一职务本来是大宋初期优待开国勋臣的，俸禄特厚。因当时人数较少，这项支出也不多。但如今因为血缘、亲戚关系得到这个官职的一年比一年多，国家不堪负担。李纲建议：今后除有边功者外，都应该换授普通官职，以抑其滥。
另一项改革建议是关于三省堂吏的转正问题。开国之初，吏转官只到正郎职务为止，后来渐渐可以转至中奉大夫了。李纲建议，今宜复祖宗之制。
对李纲的这些建议，钦宗都非常同意，下诏交给三省去办理。殊不知，李纲的这个“改革建言三十条”可不是一般的建议，拿今天的话说，是触及了改革的深层问题，触犯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来自反对派的反击相当的冠冕堂皇。没过几天，在京城的通衢大道上，忽然有人贴出公告，白纸黑字写着：“知枢密院事李纲奏请裁减以下各项官职……”同时又在东华门贴出公告，说：守御使司给诸军的“卸甲钱”（慰劳费）多寡不均，皇上特批再补充下发一笔。
李纲闻之，惊骇莫名。这第一个公告泄露了朝政机密，等于让他成了众矢之的。第二个公告就更是扯蛋，因为守御使司还没开始发放卸甲钱呢！李纲连忙去打听内幕消息，原来是宰执中有人密告皇上说，李纲太得京城军民之心了，怕有所不测，因此用这个方法离间之。李纲大为忧惧，心想这一来，自己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他正想乞求罢官时，刚好守御使司申请补进“武副尉”（武官职名）二人，上报了一个申请报告，皇上批出的批语里竟有“作福作威，大臣专权，断不可长”之语。
这不是明明白白有所指么？皇帝变脸怎么会这么快？
李纲更加惶惧，立刻在钦宗面前申辩道：“臣在担任亲征行营及守御使司之初，得旨一切可以便宜行事，还发给我空白名告、敕、帖等三千余张，用以奖赏有功将士。自置司以来，仅用了三十一张而已。现在呈报的这二人，乃是携带御前蜡书至太原的士卒，当时臣与他们有约，只要拿到太原方面的回报就给他们授官，所以今以空名帖给他们授官，并奏闻陛下，乃遵上旨，非专权也。臣处于孤危之地，为人所中伤者不可能只有这一次，因此愿免去现任职务，乞归田里。”
钦宗当然无话可说。他实际上是使了一手极其拙劣的“驭下术”，就是忽然变脸，让臣下摸不着头脑，从而知道上司的厉害。一般的低能领导或者自信心不足的上司，特别喜欢用此法。
但李纲是什么人？刚刚千军万马里拯救过大宋国运的功臣，怎么能吃这一套？于是，就开门见山去问个究竟。
钦宗只好温颜慰谕，说：“偶批及此，非有他意。”
笑话！皇帝做批示，能不过脑子么？李纲解不开心里的疙瘩，遂退居定力院（官员休闲沐浴场所），写了札子递上，待罪乞去。又是接连上了十余道辞职表章，皇上皆批答不允，还派了宦官来请上朝。
李纲见求去不成，索性径自乘船出了通津门，想就这样一走了之。钦宗知道这事闹大了，连忙派宦官去追，要求务必把他宣回。宦官们好不容易追上李纲，挽舟入城。等送到了家，又从外面把门锁上——看你还往哪里走！
翌日，李纲见了钦宗，像教训子弟一样，发了一通牢骚：“人主（皇帝）之用人，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根据原则伺候皇帝），不可则止（不行就拉倒）。今陛下惑于人言，于臣不得无疑（我既没法消除您的猜疑），又不令臣得去（又不让我离去），不知此何也？”
钦宗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对李纲“安慰久之”。
其实，这里提出的问题可以命名为“李纲困惑”。这个荒谬现象，是自古官场、职场中的下级人员总也消除不了的最大困惑。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来就是领导兑现不了的漂亮话。凡是信誓旦旦说出这话的上级，对下级十有八九是“边用边疑”。你要是干得一般，还不至于有大碍；要是干得出色，抢了领导风头，那“疑”就更大了——疑你不忠、疑你另有企图、疑你有颠覆倾向……甚至，瞪着眼睛怀疑你能力低下！
李纲很清楚这些，当然感到很受伤。自此多告病在家，每日都想求去，只是未能遂心愿。
——能把一个人的满腔热情化为心灰意懒，这样的机制，大概只是我们这里才有。
我们再来看大宋的外部情况，和平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自靖康元年五月起，很意外地，西线狼烟又起。原来，宗翰匆忙撤军以后，还留下了一些余部，继续在围困太原，攻城甚急。并且宗翰此时的撤离，也没撤多远，只是退到了云中（今山西大同）就在这个时候，知枢密院事许翰误听谍报，对形势有所误判，认为金军此去，是大规模和大踏步的后撤，因此他强令种师中率部去救援太原。
种师中此时担任河北制置副使，具体任务就是增援三镇。去解太原之围是他份内的事，但他对宗翰的去向还摸不大准，一时间有所犹豫。
许翰心急，再三催促种师中进兵，并给定了期限，他甚至指责“小种”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种师中不愿无端被猜疑，被迫留下辎重粮草，轻装出发，同时约定姚古、张灏两军分道俱进。
很快地，种师中的前锋就进抵距太原二十里的石桥，中军也到达了寿阳的石坑。由于这次行军迅速，金军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很少遇到抵抗。“小种”将军也由此麻痹大意起来，以为金军真的是强弩之末了。
就在这时，种师中接到探马报告说：榆次方向有金兵来袭。“小种将军”起初没当回事儿，以为不过是金军北撤途中的零散部队，岂料来敌却是赶来阻击的金军主力！
宋军骤遇强敌，仓猝应战，局面极为不妙。但“小种”将军不愧是一代名将，带领部下与金军苦战，五战三胜，并进抵榆次。此时，如果姚古等军陆续赶来，在兵力对比上，宋军就会占极大优势。然而关键时刻，又是内部出了问题。
大宋文武官员中流行的“怕死基因”又起作用了。姚古手下有个部将焦安节，一贯惧敌怯战，他慌报军情，称金军主帅宗翰已经赶到，遂致姚古、张灏两军逡巡不前，未能按照约定与种师中会师。
种师中部陷入重围，在被迫撤到杀熊岭时，再次遭到金军重创。这支队伍打到此时粮草不足，士气低落，几乎全军溃散。种师中身边最后仅剩百余将士。
但“种家军”的这面大旗，确是名不虚传。“小种”将军身中四创，仍裹伤力战，最终为国捐躯。
此后，金军主力从容回师，在祁县以东的盘陀击溃姚古部，在交城击溃张灏部。宋军首次救援太原的行动完全失败，朝野为之震动。虽然事后焦安节被处斩，姚古被贬官，但已于事无补了。
大宋在西线刚刚获得的优势，一下就丧失了！
军事方面前几日还是精兵强将，咄咄逼人，而今战死的战死，战败的战败，一派灰头土脸模样。而且偏又祸不单行，大宋唯一能让金军胆寒的名将种师道，这当口也因老病罢归。
宋军前线顿失屏障！
针对这个局势，李纲认为，太原若失，则牵动太大，汴京将更为孤立，还是应派大军再次援救。此外黄河以北也应以重兵防守，作为京师的屏障。而尚书左丞耿南仲和少宰唐恪，却都主张割地求和。每日朝议，双方都要争论不休。
钦宗还是摇摆不定，对李纲的建议只是一个“容再议”，就撂到一边了。
唐恪与耿南仲视李纲为眼中钉，就给钦宗支了一招：建议任命李纲为河北宣抚使，以替代已经退休的种师道。
这个建议很突兀，连钦宗也甚感诧异。但是唐、耿两人花言巧语，把钦宗给说动了。加之钦宗内心也不愿有个“乌鸦嘴”老在身边絮聒，于是决定让李纲担任河北宣抚使，总领河东、河北军事。
这个任命若是对一员大将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而对李纲来说，却无疑是推他进火坑。须知，作为文臣提出战略部署，和作为武将亲自带兵打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有的人可以做到文武兼备，但李纲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钦宗在睿思殿召见李纲，向他宣布了这一任命。李纲大出意料，再拜力辞，说：“书生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若为大帅，恐不胜其任，且误国事。”
钦宗只是不许，马上叫尚书省写敕令，要当面授给李纲。
李纲心里很愤怒！他纳闷儿：大宋的朝政怎么没有一天是正常的？只得忍住气奏道：“假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也须择日受敕，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钦宗答应了，李纲退下后立刻请了病假，又上了札子乞求致仕，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的理由，并直截了当地说：“此建议，必出自不容臣于朝者。”辞职报告仍是一连上了十余章，钦宗都批答“不允”，还一个劲儿督促李纲赶快受命。
这时的钦宗，年纪上已是成人，但执政风格却太像顽童。如此关系国运的重大决策不经大臣讨论，只听个别宰执吹吹耳边风就敢拍板。那些只顾争权、固宠、整人的丧心病狂者，则充分利用了这套愚蠢的决策机制，上下其手，把权术玩到极致——你的威望高、群众基础好，不能公开打击你，那就用抬举你的办法，哄住皇帝，把你推向必然失败的火坑。整了你，还叫你无话可说！
钦宗作为最高执政者，虽然比老爹有所作为，也能注意纳谏，但面对李纲这样功高震主的大臣，私心里还是猜忌，“疑其以军民胁己”。所以，把李纲外放出去承担巨大的风险，是这个小器君主的必然所为。
这场令人憋气的闹剧，引起了朝中正直之士的抗议。以耿直著名的台谏官余应求、陈公辅等相继上书，认为李纲不应离开朝廷。陈公辅说：“李纲儒者，不知军旅，领兵必败。”又言：“李纲忠诚鲠直，异于众人，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他还用至为沉痛的语气，对钦宗强调说：“李纲死何足惜，宗社存亡为可虑焉！”
钦宗一概不听，反而认为这是台谏官在为大臣游说，统统予以罢斥，把他们赶到川陕去监督工商税务。此后，台谏再无敢言者。事已至此，这个帅，到底挂还是不挂？李纲面临十分艰难的选择。这时有好心人对李纲说：“李公可知皇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举决非为边事，而是欲借此撵走李公，则京师之人无话可说。李公你若坚卧不起，进谗言者就会更加放肆，说你欺君。皇上一旦震怒，将有赐死之祸，奈何？”
李纲听了，竦然一惊，心想：与其死于小人之谗，还不如死于敌寇之手！于是起而受命。
钦宗见李纲态度转变，很高兴，亲手抄录了《裴度传》赐给李纲。这一举动又显出他单纯的一面，他是真的把李纲看做能一举剿灭敌寇的神人了。李纲怕就怕这种过高的期望值，连忙上札子，做了详细解释：“吴元济以区区淮蔡之地对抗唐室，与金人强弱完全不相类比，而微臣我也不足以达到裴度万分之一。以裴度来衡量臣，实在不伦不类。”
这道札子还谈到了执政用人的根本问题：“诸葛亮《出师表》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君子小人之间的事，与用兵之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诸葛亮之所以专门谈及，是因为寇乃外患，有可扫除之理；而小人在朝，危害根本，难以清除，其患有不可预测者（指亡国）。君子小人之不两立，从古已然。陛下嗣位之初，正遭金人入寇，宵旰忧勤、励精图治，思刷前耻，可比古帝王勤俭之德。然而君子小人犹混淆于朝。小人奸诈成风，未遭罢黜，陛下应留神观察。此事重大，应先于攘逐戎狄。朝廷既正，君子扬眉吐气，抵御外患则不难也！”这话也不知钦宗听没听进去。反正李纲同意挂帅了，钦宗便下诏好一通表扬。
这个河北宣抚司的差事，其实并不好干，直属的兵马只有两万人，战马又奇缺。
李纲为此上奏道：“戎事以马为先，今乏马如此，无以壮军容。昔日唐朝天宝末年封常清出师，幽蓟人观之，见其军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师，安知不如此？战马一事所系国体，非小事也。事迫矣！请搜罗京城民间马匹，按价补偿，可得数千匹。”
钦宗同意，让李纲写个报告上来。但是没过多久，就又发文给开封府说：“宣抚司搜罗马匹，事属骚扰，可不再施行。”这不知又是听了哪个捣乱者的谗言，李纲唯有窃叹而已。
马不行，兵力也不够。宣抚司的二万人，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五军中，又有两军是李纲管不到的。前不久捷胜军在河北叛变，左军已被派去前方招抚。此外右军属刘韐统辖。这个刘韐是新任命的宣抚副使，系唐恪所推荐，李纲起初并不知道这层关系。在将领安排方面，朝廷又任命解潜为制置副使，以取代姚古；任命折彦质为河东总管，与解潜带兵驻扎于隆德府。
这样，宣抚司直接统领的兵力仅有一万二千人。这点儿人马，在西部战场上作用微不足道，想靠李纲出马扭转战局，前景可想而知。既然朝中小人不是真心想让李纲去立功，那么就不会让他心情愉快地走。李纲向朝廷请拨银、绢、钱各百万，作为宣抚司的开办经费。耿南仲阴阳怪气地说：“当今国库空虚，连皇上也要节衣缩食，每餐饭只有七十道菜，何来如许闲钱？”最后只批下来二十万。
此外朝廷给的期限是六月二十日启程，但各项琐事一时根本办不完。李纲为此忧心忡忡，请求延缓行期。
钦宗问也不问，只批了八个字：“迁延不走，岂非拒命？”
李纲心中惶惧，知道又是唐恪之流在背后捣鬼，连忙写札子呈上，解释之所以不能按期出发的原因。写着写着，他来了气，忍不住在札子中质问道：“陛下前以臣为‘专权’，今以臣为‘拒命’，现在是派遣大帅解重围，而以‘专权’、‘拒命’之人为之，无乃荒唐乎？愿将臣的任命一并罢去，另择陛下所信之臣委派，令臣得乞骸骨（退休）。”写完，连同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宣抚使三项任命敕书，一起缴纳了上去。钦宗见了也不恼，只是统统封还，又几次派宦官前去宣召李纲。
李纲觐见皇上，说自己之所以为人所中伤，仅仅缘于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一事。今日奉命出使河北，就无缘再回朝中了！
钦宗吃了一惊，说：“卿只为朕巡边，完事便可还阙。”
李纲苦笑一下，奏道：“臣之行无有复还之理。昔日范仲淹以参知政事身份外出，安抚西边，过郑州见吕夷简，说到只是暂时出来办事。吕夷简曰，‘参政岂复可还。’其后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假如臣出行之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则进而死于敌手，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抗敌之议不坚，臣不能有所为，臣自会告之陛下，请求罢去。陛下也应体察臣之孤忠，以全君臣之义。”
钦宗听了又很感动。二十五日，特地在紫宸殿宴请李纲，又赐御筵于琼林苑为李纲饯行，大大奖赏了一回。李纲既然已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其余的也就不再计较，决定按期出发。即使有不测，也不过是死在沙场而已！
他犒赏三军，号令将士，并首次行使宣抚使大权，下令斩了贪生怕死、谎报军情的裨将焦安节，以激励士气。第二天，就慷慨出师了。

忠臣的命运：不被整死就算不错了
七月初，李纲带兵进抵河阳。一路上看到边防设施的废弛之相，令他心惊，忍不住写了札子谈这个问题。他说：“京畿一带的汜水关、西都（洛阳）、河阳等地，原本都是战略要地，但眼下城壁颓圯，急需修治。今日修复虽晚，然而努力为之，尚可及也。”
路上他还遥拜了前代皇帝诸陵，心有感触，上奏道：“臣率师出巩、洛，望拜诸陵寝，潸然流涕。祖宗创业守成，于今二百年，圣圣传授，以至陛下。适逢艰难之秋，戎狄内侵，中国势弱，此正是陛下尝胆思报、励精求治之日。愿陛下研习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不要听到利口善言的就信，不要看到小有才而无君子之大道的就用。专心致志，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太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
原来，早在李纲“陛辞”（告别皇帝）那一天，曾经特别向钦宗反映了唐恪、聂山的为人。李纲看到钦宗对这两人任信之笃，深怕他们专擅误国，所以在这个札子里又再次提醒。
钦宗的批答很有礼貌，内有“铭记于怀”之语，但能不能做到，就不一定了。
我们看李纲对钦宗的态度，即便是有血缘关系，也不过如此了，真是做到了千叮咛万嘱咐。所为者何？还不是怕这年轻皇帝胡闹，丢了大好江山？这样铁了心的忠臣到哪里去找？就因为李纲不善拍马，耻于阿谀，结果无论费了多少心血，无论有多大的功劳，无论群众何等拥护，在钦宗那里，地位就是比不上善于奉承的一班小人。
本来，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完善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为大宋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官员。这其中，不乏正直之人。他们本应是体制的中坚，长治久安的保障。但是皇权制度在总体上却容不下这些忠贞之士，总要排挤、打击、甚至翦除这些正人君子，哪怕因此损害了制度本身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这种可悲而可笑的背谬现象，一直延续到晚清，当腐朽的国门再也挡不住新思潮源源涌入时，终于导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整体的觉醒——他们开始动手掘这种荒谬体制的祖坟，从此掀开了现代中国史上壮阔的一页。
回头再来说李纲的备战。他在河阳驻留了十余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而后进抵怀州（今河南沁阳）。李纲自出师之后，就下了禁令，要求士卒不得扰民，如有抢夺妇人金钗者，立斩不饶；有捡拾百姓弃物者，黥面发配；有逃亡者，捕获皆斩。以是之故，这支队伍军纪颇严，无敢犯者。
面对金军的铁骑，李纲也动了克敌制胜的脑筋。他认为，步兵临阵抵不上战车的威力；金人以铁骑奔冲，非战车不能制之。他的部下有个叫张行中的，根据这个思路制作了战车式样图。这种战车，两竿双轮，前面蒙着皮革，在车上使用刀枪很方便。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驽、枪矛、盾牌，立于两侧与敌格斗。战车结阵而行，金军铁骑遇之皆逃遁。
李纲见这东西好用，就下令赶造了一千多辆，每日督促军士演习，就等防秋之兵集中之后，以谋大举。
却不料朝廷忽然降旨，命令以前所征调的防秋之兵“悉罢减之”。李纲闻讯后，又惊又怒！河北、河东的二十万民兵如果都不让征调，那还能防什么秋？
他上了一道内容很长的奏疏力争，其大略为：今臣受命出使，离开朝廷之日不久，朝廷就尽改前日诏书，所征调之兵罢去大半。倘若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应付？征调诏书下时为四月，当时已通报三省，若不同意，何不即止？今已七月，远方之兵皆已在道，半路召回，又与今春相似。一年内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将会如何议论？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离心矣！抗金大事，宗社安危所系，却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
李纲强烈要求各路人马请按原诏书调集，决不能误国事。
奏疏上去，毫无动静。李纲心急，又再次上疏道：“防秋之计，臣前奏之已详，现再为陛下论述朝廷不可失信之重要。昔周为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诸侯兵。恐诸侯之未必至也，举烽以试之，诸侯之兵大集，知其试已，皆怒而归。其后真举烽，无复至者。去冬金人将犯阙，诏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而寇已议和，有诏止之，皆愤惋而返。今为防秋之计，又起天下之兵，远方之兵皆已上路，又复召回，将士卒伍怎不离心？以军法勒令诸路起兵，又以寸纸罢之，恐以后有事再召集，无复应者矣！”
钦宗那里还是不加理会，但几乎每天都有御批，催促李纲赶快去解太原之围。
李纲只得领命，召集刘韐、解潜、张灏、折彦质、王渊、折可求等将领，在隆德府举行军事会议，约定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在名义上，李纲可以节制诸路军马，可是他手下的这一批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勾当公事等，个个都直接受御前指挥，奏事可专达朝廷，进退不受李纲约束。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一纸空文而已。李纲为此上奏说：若节制不专，恐误国事。
朝廷这次倒是下了文，明确李纲有权指挥约束诸路军，但诸将一如既往，只听皇上一人的，李纲也无可奈何。
本来兵就少，又是一盘散沙，此次去解太原之围，前程实在可忧。但朝廷宰执只以为太原城外金兵不多，这么几路人马压上去，何愁事不成？
李纲清醒的声音，倒显得像老太太的唠叨，多余。
可叹，类似这样的历史曾重演过很多次——在疯子充斥的世界里，唯有清醒者才像个疯子！
现在李纲直接指挥和配属名下的这几路人马，比过去种师道部控制的队伍，实力上要差上一大节，且在彼此关系上又不相统属，没有一个总的指挥系统。几路人马只是约期出征，倒像是关系松散的联军。这样的军事结构一投入实战，恶果立见！
各路按期出师后，先是解潜部与金军相遇于南北关，转战四日，双方杀伤相当。后来金军增兵，解潜部力不能胜而溃败。刘韐、王渊、张灏、折可求等部，皆逗留不进。其后，张灏又违反节制，派遣统制官张思正率军收复文水县，旋即又为金军夺回，张思正部死伤数万，完全溃败。
兵败如山倒，其余宋军随即被各个击破。唐恪推荐的刘韐，未经过一战，所部即因恐慌而溃败。此外，折可求部也溃败于子夏山。至此，诸路军全部瓦解，前线局面不可收拾！
李纲在军中接到败报，又气又急，身体不支而病倒，紧急中向皇上写了一道奏疏，痛陈节制不专之弊。他说：“我军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我孤军，不如合大兵由一路而进。”
正在此时，范世雄带领湖南兵开抵前线，李纲即荐范世雄为宣抚判官，打算与范会合，亲自率军出击；但朝议又发生变化，一纸诏书下来，严令不许轻易进兵。
原来，宋军出师不利后，朝中主和派舆论立刻占了上风。早先宗望撤军出境后，宋廷就派了王云、曹曚出使金军营中，与金军商议说：三镇军民不肯割让，宋廷可否交纳当地租赋以代替割地。就在李纲援救太原不利时，王云、曹曚返回汴京，告诉钦宗说：金军方面基本同意这个方案。
其实，这不过是金军的一个缓兵之计，并无诚意。但大宋朝廷深信不疑，和议立刻成了主旋律，尤以耿南仲、唐恪调子唱得最高。他们甚至主张：金军态度松动，如果交纳租赋谈不成，就以割地做筹码，和议一定可以成。
在这个大背景下，钦宗才下诏，令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与此同时，议和使者奔走于道路，一派热闹。
金军的一个谎言就牵着大宋君臣乖乖地跑了。总体战略一变，人事也跟着大翻盘，原先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均势一下就被打破。不久，徐处仁、吴敏罢相，唐恪取而代之；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得以进用。
对吴敏的打击还不止于此。言官们又提起了徽宗内禅的旧事，指责吴敏当初主张徽宗让位是秉承蔡攸的密旨。还说当初他任门下省侍郎，也是蔡攸矫诏为之。这一盆污水泼过来，吴敏简直就是“六贼”的余孽了！
众所周知，在朝中，吴敏既是李纲的密友，又是李纲的政治同盟军。所谓“李纲是蔡攸一党”的舆论就从这里而来。当初力挽大宋颓运的吴敏，现在却一身都是错了，被贬为散官，安置于涪州（今四川涪陵）。消息传来，李纲唯有叹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历代志士总也走不出这正不压邪的怪圈。罢！罢！罢！事已至此，再做努力又有甚用？他在军帐中抱病而起，写了札子呈上，乞求罢官，不想和那群小人再玩了。
朝局的这个巨变，跟那位鬼精灵的唐恪有关。起初，唐恪打好主意，要把李纲设法排挤出朝。李纲一走，再对付徐处仁、许翰、吴敏就好办了，“可以计去之”。这三个人一除掉，李纲自然也不想留，朝廷也就清静了。唐恪的阴谋进行到现在，一步一步，几乎全部实现。皇帝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
李纲连递几道辞呈，钦宗还是降诏批答不允。李纲就再次上奏，力陈自己才能不济，又得了“昏愦之疾”（视力和听力出了问题），不免职的话一定会误国事。他怕钦宗还是不批，就提起了离京前与钦宗之间“不负君臣之义”的约定。
一旦朝廷决策有变，我就一定要退！——这是李纲事前说好了的。钦宗无语可对，于是，任命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国防部副部长），负责巡边，与李纲交割宣抚司事务。前线事务还是交还给了老将军，让李纲暂时赴阙，先负责一下黄河沿岸的巡视防守之职。
李纲还是不想干，又连上表章，乞罢知枢密院事（国防部长），只在本官尚书右丞职位上致仕（退休）。
这一本上去，见效了。九月初，李纲在回朝途中，行至封丘县，得到尚书省的札子，说有旨免去李纲本兼各职，贬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
李纲随即上奏辞免，说即便是这个知府官衔，也不敢当。他还上疏特别说明：“臣所以辞官，并非惜命怯敌，而是事有不可为者，难以虚受其责。宣抚司的兵至今还有若干没调用的，今屯驻在某处；朝廷拨给的银、绢、钱若干，还有皇上特别拨给的银若干，除支付官兵伙食钱并犒赏外，其余皆留在怀州，有帐可查。臣既罢去，担心的是不知内情者诬臣丧师费财，请陛下派人核实。另，臣以为金人狡狯，谋虑极深，和议怕靠不大住，一旦士卒散心，国家将无法御侮，则天下之势去矣！臣从此不再参与国事，现冒死将意见上达。”
不久，果然有人弹劾李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竟归纳了十大罪。于是李纲被再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于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县）安置。
在朝诸公如此逼迫李纲，用心是多方面的：一是撵走这个不识相的家伙，落得耳根子清静，大家可以照常享福；二是替金人出气，以增加和议成功的保险系数。所以他们不把李纲打压到底，是不可能住手的。
很快，朝廷又因李纲上疏为自己辩护，有诏责备下来，说是“退有后言，以惑众听”，再谪宁江（今重庆奉节）待命。
昨天的国防部长，今天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处了。
唐恪仍不解恨，因为没把李纲整死，犹恨恨不已。倒是耿南仲老练一些，安慰道：“待和议一成，金人不来犯，李纲必永不见用，只能老死穷荒而已！”
李纲对此一笑置之。他说：“进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只是国家艰难，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近成功，而为庸懦谗言者坏之，实为可惜也！之所以天道未回转，生灵未有休息之期，乃命运之行，自有数也！”
他接到贬谪令之后，欣然就道，自建昌经长沙，奔赴川陕。
也是天意留君子，走到荆楚一带，正逢荆南为“寇贼”（农民起义队伍）所据，道路梗塞。李纲得以在半路稍事歇息。当时汴京再次被金军铁骑围攻，朝廷与地方上累月不通音讯。
上次京城被围时忙得焦头烂额的李纲，这次在纷乱时期反而得到了一段闲暇时间。他从行李中取出一年多来收到的御笔内批，及自己起草的表、札、章、奏原稿，让随行的笔吏按顺序编好，以这些文件为参考，提笔写了一部《靖康传信录》，给后代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

大宋天倾地陷都是自己作的孽
李纲在贬谪路上走走停停，随着官职与贬所一步步降低，他也在不断改变行程。
旅途多艰，他却重新焕发出了士大夫的飘逸之风。最初，于九月下旬赴任扬州途中，在无锡两游惠山，与弟弟对酒啸咏，不无慷慨。停留一日，即闻有贬谪建昌的消息，当日即命车队过虎丘，临剑池，月夜漫步松江长桥，与亲友告别。
而后渡钱塘江，经严陵瀨，从衢州的三衢山入江西，途径上饶、弋阳，于当年十二月抵达建昌。
在建昌，又闻有谪宁江之命，随即又乘船由临川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与故人同游翠岩寺，此后一路经过筠阳、上高、宜春、萍乡、醴陵，遍游名山名寺，最后抵达长沙。
这一路的旅程，有的是他第一次被贬沙县时就游历过的地方，有的更是童年时到过的地方，令他顿生“半世重来若浮萍”之慨。在长沙，他游览了岳麓寺，看到了大量唐人手迹。当时正值暮春时节，李纲诗兴大发，壮志幽怀尽发于诗赋之中。
在信州道中，他咏月色：“皓魄半轮横道左，清光千古照江南。”行至江南，他吟梅花：“江南为客见江梅，似为行人特特开。”在建德开化寺，他题壁道：“残腊未曾看雪舞，劲风何事扫云屯？”这些，都还显现出他并不沮丧，且有打压不灭的磊落之气。而另外一些诗句，则可见出他另一面的心情。
在弋阳道中，他感叹：“卧龙三顾今寥落，抱膝空为《梁父吟》。”夜宿江村时，他叹息：“片言无补空来往，赢得萧条两鬓霜。”在山间驿站，他夜不能寐：“久旅怀家归尚远，暮烟残照宿邮亭。”这些，又分明透出一股彻骨的悲凉气！
贬谪途中，失意之时，人最容易怀旧和反思。古人寿短，人生七十古来稀，李纲的年纪已渐渐有了向晚的意味。回首人生，一路黯淡；莫不成最辉煌的，就是在汴京城头箭矢如雨的那几日？
第二年（靖康二年）春，他在长沙因路途不安全而受阻，却意外地得到一个消息，钦宗忽然“良心发现”，恢复了他的官职，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代理开封知府。
难道昏君忽然变聪明了？还是天道终于回转了？
都不是。
是其间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大事——金军再次“犯阕”，兵锋进抵京城脚下。
汴京这次没有了李纲做城防司令，城外金军围得像铁桶一般。京师与外界的道路、消息完全中断，孤城一座，命若残阳，还能支持多久？一切未卜。
李纲受命之后立刻抛却了所有的个人恩怨，亲率湖南勤王义军入援京师。
靖康二年四月初，李纲手把令旗，雄风再振，率大军从巴陵（今湖南岳阳）登船，顺江东下。
长风皓月，楚天寥阔。四十五岁的李纲屹立船头，听江风拂动战旗猎猎，心事如月夜般浩茫……而今宵小当道，国事没有一天如人意，奸佞乱政于内，强敌启衅于外。大宋，真到了要覆舟的那一天了么？
他不敢多想，只想着此次入京，重返朝堂是小事，只要事有可为，一定率全城军民，再次重创宗望这个没有记性的武夫！
可惜，李纲的这番雄心壮志到底还是落了空。
船行虽速，世事却比浪上飞舟变迁得更快！
那么，是什么事让李纲的壮志落了空？我们从头来看——历史上皇权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不单是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无发言权的问题，而是国家实际上只由几个人在说了算！整个国家的命运兴衰，都是由不到十个人的小团体所决定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欲望，代替了万千苍生的选择。
如果百万汴京军民能说了算，那么李纲当然是大宋军事首脑的不二人选。但是耿南仲、唐恪、聂山等七、八个人看不惯李纲，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想到也就能办到。在皇权体制下，这种不顾民意的事往往百分之百得逞。
民族脊梁，国之干城，他们随便安个罪名就可以撵走。撵走了以后，局势会不会因此恶化？民心会不会因此涣散？这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他们要的是——朝堂上只准看到我们的人！
逼走李纲后，耿南仲、唐恪之流便可弹冠相庆了。这是一群脑子很成问题的高官，去冬今春大金两路大军折腾了一回，未能得到大宋寸土，今秋岂能平安无事？汴京以北近来因宋军新败，河防十分松弛，耿南仲等却全不在意。
防务不管，孤悬西部的太原他们也不打算管，反正三镇是打定主意要割了，生死随他去。只是把拒绝献城交割、苦待援军的太原守将王禀，晋升为“建武军节度使”了事。
如此的倒行逆施使河北百姓大起恐慌，“皆渡河南奔，州县一空”！大宋的窝里乱，大金从来是明察秋毫的。你想以妥协换和平么？那不是千秋大梦？靖康元年八月，天气一凉，大金看准了大宋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完全按去年的模式，以宗望、宗翰分领东西两路大军，从大同、保州南下，名义上是武装接收三镇，实际上是要直捣汴京！大宋朝廷的小儿们，没有了李纲，看你们拿什么拯救自己？
铁流如注，势不可挡！宗翰军猛扑业已弹尽粮绝的太原，在外围修垒筑堡，断绝交通。太原军民饿极，以弓弦、皮甲、树皮为食，苦撑不降。
至九月初三终于不支，城破。王禀仍然率军民巷战不止，身中数十创，最后投水殉国。城中军民也大半战死。
烈士血染征袍，宰执醉生梦死。这样的情形我们后人并不陌生！金东路军此时也抵达真定城下。这里的守军大多去援救太原了，城中仅有守军两千。知府李邈、守将刘翊率军民誓死抵抗，其间三十多次向朝廷求援，均无答复。坚守四十天后不幸城破，刘翊战至力竭自尽。
知府李邈被俘，拒不接受伪职，连宗望都叹道：“其人高节不可屈致！”后被送往燕京囚禁，因不屈而被杀。
前线形势极为险恶。虽然现在金军还在三镇地面上，理论上这里已不是大宋领土，但焉知他们会不会越境而来？老将种师道正在病中，见势不好，急召刚刚组建的四道都总管府派兵勤王。
那个不知好歹的钦宗反而怪种师道多事，以议事为名，将老将召回汴京。种师道抱病匆忙赶回，到京不久就不幸病逝了。
大宋朝堂上的酒囊饭袋，对境外虎视眈眈的金军，竟然视为友军一样可靠；对各地激于忠君大义赶来的勤王军，就像见了苍蝇一样厌恶。
当时南道都总管司和陕西制置司两路人马，受老种之命赴京勤王，耿南仲闻讯后却大惊，令速返回原地！他说：“和约已成，金人自会守约。两军不战，勤王何益？再者京师缺粮，大军集于城下，朝廷将何以堪？”
乱臣贼子的道理，从来比唱的都好听。金军已经南来，送上门来的勤王军却不要，不知这帮混蛋在打什么主意？
主和派首脑之一的唐恪到底还是有些心虚。他问耿南仲：“勤王之师，理应罢废，然而金人倘若来攻，何以应付？”
耿南仲大笑：“差矣！屯大军于城下，岂非更易遭金人猜忌？今尽解勤王之师，以表我守约之诚信，且割让三镇，金人为何还要兴兵？”这套卖国理论，说得唐恪茅塞顿开：“相公高明，三镇割之，诚不足惜！然百官中定有异议，不可不防！”
耿南仲对此早有谋划，他说：“太原、真定已失，三镇不数日将尽归金人。割让与否，虚名而已。百官亦厌恶战乱，谁肯务虚名而召实祸？且李纲不在朝，彼辈又能如何？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几个小人在朝堂之上把如意算盘打得山响，可惜世事并不如他们所料。金军的步伐并未因大宋的忍让而停下来。西路宗翰军又接连攻陷汾州（今山西汾阳）、平定军（今山西平定），战火就要烧到钦宗鼻子底下了。
钦宗被几个奸人蒙在鼓里，看不透金人的用心，还想以三镇税钱做交换条件，换取金人罢兵。他派刑部尚书王云，作为议和使跑了一趟，但金军只是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其余免谈。钦宗慌了，在尚书省召见大臣商议。唐恪、耿南仲之流按照既定思路，提出“以三镇换和平”的主张，态度坚决。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当堂大哭，苦苦恳求。
钦宗只得派尚书左丞王寓、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去金营谈判如何“以三镇换和平”。王寓不肯干这卖国的勾当，以辞官拒绝受命。钦宗就将他贬官，换了知枢密院事冯澥与赵构一块儿去。
就在大宋君臣手忙脚乱之际，时间已到了十一月中旬。西路金军又连克平阳府、威胜军、隆德府、泽州，一直打到了黄河边；东路金军也已进抵黄河北岸。两军对汴京城的钳形攻势业已形成！
大宋的灾难又降临了！
钦宗慌忙派宣抚副使折彦质，率军十二万前去阻截。
宋军开到黄河边，依河为阵，于南岸连营立寨。此外还有李回率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也赶到，一时旌旗蔽空，军声颇壮！
金西路军统帅宗翰折腾了快一年，这次是第一次跃马登上黄河岸。他放眼一瞧，吓了一跳，对部下说：“南军十余万人，胜负难料，不可轻易渡河！”
他的部将洛索是个仔细的人，向他献计道：“依末将看，南军人数虽多，然而营列不整，旗帜紊乱。可将我全军战鼓集中一处，通宵擂击，且吓他一吓！”
宗翰半信半疑，依计而行。
入夜，金军将千面战鼓列于河岸，拼命擂击，并夹杂着吹起慑人心魄的胡笳，闹腾了整整一夜。
次日凌晨，宗翰连战袍都顾不得披，策马跃上河岸，再放眼一看，呆住了——南岸十余万宋军，竟然被一夜的鼓声惊溃，跑得一干二净！战争史上再没有比这更搞笑的情景了！
宗翰差点没笑岔了气，他对宋军最后的一点敬畏之心也消散了，命令前锋从孟津抢渡黄河。到十一月十五日，全军过河，进至汜水关。大宋的地方官员、驻军一哄而散，毫无抵抗。宗翰军更加神勇，不战而下西都洛阳。
钦宗君臣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但朝堂之上，战和两派意见仍在争执。尚书右丞何栗急了，一句话点破要害：“三镇国之根本，奈何弃之！金人诡诈多变，安能守信用，今割亦来，不割亦来！”
钦宗被点醒，这才明白当前局势的要害所在，急命紧闭京师城门，所有文武官员一律上城防御，又下诏四道总管，赶快发兵勤王。可怜那些勤王之师，来回折腾，有如现代的长跑运动员。
同时也要在谈判桌上争取时间，钦宗又派了王云、赵构出使宗望军中，谈判割让三镇事宜，以迟滞金军攻击步伐。派了冯澥、李若水赴宗翰军中，谈判割地事宜。耿南仲还使出卖国的绝招，叫使者带去三镇地图和户口册，他料定金人自然会见好就收。
但是这时的金人已经不是三镇就能喂饱的了。他们又像年初一样，派使者到开封，一张嘴谈条件，就要吃下大宋的全部河北之地！东路的割地使赵构等人，到了河北的磁州（今河北磁县），方知磁州的知州兼河北义军都总管宗泽，已经率领军民击退了金军的进攻。城中军民告诉赵构，金军在这里碰了壁，已经绕道过了黄河。他们劝赵构不要北上，而应以亲王名义，起兵南下勤王！
赵构未置可否，暂留磁州，后来又被相州的知州汪伯彦请到了相州（今河北临漳）暂避。
面对纷乱如麻的局势，钦宗知道只能退到底线了，让出河北，先保住汴京，今后才能有一口气喘。否则，亡国就在眼前！
他又派出了第二批重量级的请和使。耿南仲出使东路宗望军中，聂山出使西路宗翰军中，不仅同意割让黄河以北，而且马上由使者陪同去办理所有的交割手续。
钦宗在国书中把自己和父亲徽宗痛骂了一通，表示完全接受金人以黄河为界的条件，“一一专听从命，不敢有违”。
他又给河北各地军民下了一道诏书，劝告自己的人民投降：“今割河北与大金，见诏书，州县各开大门，迎候交割。百姓今后虽居大金之界内，但生计如常，又何分南北？”
很难想象，这样无耻的文字竟然出自一道堂堂的国家命令！
但是，令耿南仲之流感到意外的是，那些被国家抛弃的人民，比国家的主宰者们更爱这个国家。割地使无论在河东还是在河北，都受到当地军民的坚决抵制。
聂山陪同金使赴河东，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城下喊话，让守城官员赶快开门投降。城内军民怒不可遏，开门冲出来，将聂山与金使活活打死！
耿南仲陪同金使到了卫州（今河南汲县），卫州军民闭门不纳。他与金使只得在城外客栈中留宿。半夜，有一股军民冲出城外，要劫杀割地使和金使，客栈四周一片火光和喊杀声。耿南仲被惊起，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就狼狈逃出，上马狂奔。跟他一起来的金使，也自顾自逃命去了。
老贼耿南仲无路可去，想到相州的知州汪伯彦是自己多年老友，到汪那里还不至于被百姓打死，于是就投奔了相州。进城后，闭口不再谈割地之事。日后，这个老贼因祸得福，因为拥护康王起兵勤王有功，摇身一变成了“主战派”。
还有一个唐恪留在京城没有出去。一日，他随钦宗上城巡视，军民一见这君臣俩，气不打一出来。对皇帝还多少留了点儿情面，对唐恪则恨不得食其肉。军民们捡起砖瓦，朝着唐恪就是一顿猛砸，打得他鼻青脸肿、披头散发而逃。
跑回相府，他就再也不敢出门了，上表称病辞职。
钦宗现在似乎知道了，正是这几位爱卿误了天下大事，于是将唐恪免职，任命抗金态度比较坚决的何栗为相。
可是这何栗毕竟只是个书生。钦宗让他马上去金营求和，这位新宰相竟然紧张得两腿发抖，连马都上不去了。
钦宗见状，不由长叹，险些喊出声来：“李纲爱卿何在？”种种刺激，使得他幡然悔悟，彻底放弃了求和幻想，派人持蜡书（秘密文件）赴相州，委任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尽起河北之兵入援汴京。
但这个转弯来得太晚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前后，金两路大军同时开抵汴京城下，完成了铁壁合围。
次日，钦宗派人持他的诏令秘密潜出城，召李纲回朝，任命为开封府尹，负责京城防守。可是这时李纲正在千里之外的荆楚，就是飞也一时之间飞不回来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开始攻城，先后猛扑通津门、善利门和宣化门。自此，每日石矢如雨，杀声震天。炮火所到之处，楼橹尽为之摧！
割地缓兵计策的失败、金军进展的神速，使钦宗连逃跑的念头还来不及浮出，就被困在城中了。他的花花公子老爹徽宗，也没来得及跑，一块儿成了瓮中之鳖。
屹立中原一百七十年的北宋，败亡之日已为期不远了。
徽宗、钦宗两代皇帝造的孽，到此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国事如天，他们朝三暮四犹如儿戏；民意如沸，他们可以闭目塞听视若无物。亲小人、远贤臣，昏聩到极点。怎么能把自己的根基挖得更快就怎么玩。他们的“家天下”不亡，可能吗？
直到敌人的刀架到了脖子上，才想起来有个大忠臣李纲，这不是让天下人的心都寒透了！
可叹，笔者最近居然看到有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在国内一份公开出版的历史杂志上信口开河，说北宋的灭亡、二帝的受辱，忠臣李纲要负主要责任！
一个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的人，只因到了澳大利亚，就敢对着祖宗胡说八道，真是无知者无畏到了极点。下面，就引一段他（或她）的谬论来看看，诸位也好开一开眼界——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
如宋代李纲是史家公认的大忠臣，但研究也表明他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覆亡——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载于四川《国家历史》2008年3 月上旬刊
面对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文字，我很难相信他是否具备了评判历史的入门资格！
不知这位华人的“研究表明”所本为何？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汴京在第二次被围中不幸陷落，恰恰是因为历史上有一位重要角色缺席——他就是被这位无畏先生称为“大蠢臣”的民族英雄李纲！
在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既膜拜过“决定论”的原理，又狠批过“英雄史观”，因此，人们印象中北宋的覆亡、汴京的陷落，都是由一些宏观原因所致。但是，经我本人的“研究表明”，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不见得是那么必然和无可逆转。
汴京此次陷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李纲！
由什么人来充任“城防司令”，在兵临城下之际，关乎存亡。汴京作为国都，如果扛住了金军的第二次围困，那么“北宋”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如果金军再次无功而返，那么汴京的第二次保卫战，就决不会演变成令我们千年不忘的“靖康耻”！历史对于这个合格的城防司令的要求，是既要有操守，也要有能力。
卖国的一派虽然下去了，但这次主持城防的宰相何栗也不是什么理想人选。前面说过，他虽主战，却是书生，在战局万分紧急之时，仍饮酒赋诗，以示闲暇。而负责国家军务的同知枢密院事孙傅、任签书枢密院事曹辅，也都是一样。
金军攻城甚急，这几个书呆子也是干着急，孙傅忽然想起一位能击退金兵的神人来。
此人名叫郭京，是禁军龙卫兵的副都头。
孙傅是如何认得这人的呢？原来，有一日，孙傅翻阅丘浚的《感事诗》，内有一句是“郭京、杨适、刘无忌，尽在东南卧白云”。读后，不禁对三位仙家人物产生神往，就托殿帅王宗濋满京城找，结果，真的找到了郭京和另一位。
这个郭京是个胆比天大的主儿，口出狂言，说自己能施“六甲法”，掷豆为兵，保证生擒金将宗望和宗翰，而且仅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
孙傅大喜，把他一层层向上引见。结果从何栗到钦宗，都对这位郭大仙深信不疑，马上封了成忠郎，赐金帛数万，让郭大仙自己募兵。招兵的条件无问老少、不问武功，只选年命合六甲者，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郭大仙还放出风来说：“攻城不急，此兵不出！”看样子，他是培养了一支战略总预备队。
不过，这支神兵的主要构成部分，不少就是街头的混混儿，其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朝中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唯有何栗、孙傅等自以为计。
这个郭京大仙的出现，是大宋的一个劫数，不久我们就可以看见。宋军在城里的将领范琼和姚仲友，还算是两员猛将，他们率领守军与敌厮杀，毫不退缩。
这又是一次大国命运的总决战，攻守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宋代的科技水平相当高，其弩、炮等装备堪称世界一流。以床子弩为例，下有木架，两翼各有机械转轮，上中下叠放三张强力弓弩。使用时，由数名大汉扳动转轮，以机械动力将三张弩一起拉开，瞬间同时放箭。其威力之大、发射之速，现代人很难想象。
金军的攻城部队也是一流，用的都是机械化装备，有火梯、云梯、编桥、撞竿、鹅车等，从城头到城下，立体式地进攻。这些机械运动灵活，自身防护也很好，矢石灰火皆不能入。
汴京城下，展开了一场世界级的攻防战！
钦宗到底是个二十岁的男儿，既然跑不掉，那就豁出命来干吧！他在雨雪天气中披甲登城，以御膳赏赐士兵，自己吃大兵的伙食，极大地激励了士气。
范琼甚至来了蛮劲儿，率军杀出城去，烧了金军不少营寨。守城将士还经常趁夜缒下城去，东放一把火，西杀几个人，打骚扰战。从这个时候的局面看，大宋方面从上到下的抗敌决心，甚至比第一次围城时还要高涨。但是随着仗一天天打下去、天气一天天地恶劣，情况也就一天天地严峻起来！
时间进入闰十一月，天气暴寒，雪雨纷纷，士兵冻得握不住兵器，甚或有冻死者。金人也感觉到了战况胶着与寒冷的巨大压力，自闰十一月初三开始，攻势昼夜不断。他们再也禁不起一场无功而返的远征了。
这边钦宗也知道，国家存亡系于一线，便放出了“今当死守社稷”的狠话。与上次被围困相比，朝中没有主和派掣肘，他的态度积极多了。
可是，翘首期盼的勤王军却还是迟迟不到。城中军队有七万人，经过了一段激战后，减员十之五六，仅剩三万余。面对金军骤然加强的攻势，城内人心焦灼，不知如此下去还能撑多久。所幸，此时南道总管张叔夜率三万人马入京，连战数捷，守军士气为之稍振。几天后，东道总管胡直孺也率师来援，却不料在拱州（今河南睢县）遭金军截击，兵败被俘。金军押着胡大帅在汴京下示威，城内军民无不沮丧！
初九日，金军在护城河上大规模垒桥铺路，守军奋力抵抗，万箭齐发，击退了金军。
二十二日，范琼率千人出战，不幸渡河时冰层破裂，五百人淹死，士气大挫！
二十三日，大雪漫天，厚积数尺。金军攻势甚猛，动用了所有的攻城机械，直抵通津、宣化二门之下。
二十五日，暴雪仍未停，金人趁寒急攻。大宋君臣知道，最后决战的时刻到了！钦宗诏令所有士卒全部登城防御。
这时候，战时宰相何栗忽然想起：郭京不是还有一支战略总预备队没用么？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他再三催促孙傅，赶快把神兵派出去御敌！
孙傅找到了郭京。这郭大仙躲了多日，知道今日躲不过去了，就硬着头皮调集了他的七千多“神兵”，准备赴战。但是他提出要求，要让守城士兵全部下城，不得窥看他作法，而后命人突然打开宣化门，让七千神兵一拥而出。
郭京本人则与张叔夜大帅端坐城头，等候战果。此外，还有数千有头有脸的官绅，登上了城头，引颈跷脚，静候佳音。
这神兵果然气势不凡！不一忽儿，就有人来报：神兵已夺得金人大寨。片刻，又有人来报：已夺得金军人马千余。
其实，这都是想当然耳！官场流行歌功颂德，小兵们也学会了这一套。拿想当然的东西来哄大官儿，一般总没错。
而实际情况是：神兵一出，金军铁骑确实是向两翼略收缩了一下——因为好戏马上要开演！
金军大概一开始也很惊讶，不知这垂死的大宋请来了什么天神。但是战场经验丰富的女真武士，一看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群地痞流氓。金军骑兵随即从两翼冲出，一顿狂砍，七千神兵立刻缺胳膊断腿，尸积如山。
郭京见骗局露了馅儿，说了一声“我须下去亲自作法”，便率余众溜出城门逃走了。
城内宋军慌忙关了城门。经此一败，守军意志完全崩溃，城上人马虽众，但无人愿意再战，纷纷弃城而去。城上的官员，也顿时作鸟兽散。
金军则奋勇争先，一鼓作气把旗帜插上了宣化门。这个缺口一开，大批金军涌上城墙，次第攻占各门。不久，就全部占领了四壁的城墙。巍巍汴京，宣告陷落！
在战乱中，统制官姚友仲等一大批官员和宦官死于乱兵之中。张叔夜率兵力战，身负重伤。溃散的宋兵一旦失去纪律约束，就到处抢劫、放火。汴京城火光冲天，通宵达旦；百姓哭声震天动地！
尽管有这样的屈辱，但是仔细翻拣历史的残页，我惊异地发现：汴京这座城，同时也堪称“中国古代的斯大林格勒”。所不同的是，军队虽然溃散了，百姓仍没有屈服，抵抗并未停止。汴京百姓的坚贞不屈令金军恐惧，一时未敢下城，而是向宋廷再次派出了议和使。
城内民众不甘亡国，纷纷自发结队反抗，杀死金军的议和使。几天内，前往官府领取甲胄与兵器的先后有三十万人！宰相何栗也还算尽到了职责，仍在组织民众巷战。
严格来说，金军慑于汴京民众的反抗，根本就没敢进城！
但是，钦宗的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决心投降。宗望、宗翰对太上皇徽宗耿耿于怀，也很瞧不起他，指名要徽宗前来军营中议降。钦宗不忍，坚持要由自己出面来承受这一屈辱。
十一月三十日，钦宗带着何栗等人前往金营，在刀锋之下谈妥了投降条件。宋廷向金称臣，同意割让河北全部土地，收缴民间武器，还要付给金军犒劳费——绢一千万匹、金一百万锭、银一千万锭。谈判结束，钦宗回城，看见站在风雪中等他归来的父老，忍不住失声痛哭：“宰相误我父子！”
这个优柔寡断的年轻皇帝，到最后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他虽然决心屈服，但大金统帅却没给他好脸。投降的事也进展得很不顺利，两河一带的军民，除了石州（今山西离石）一地之外，其他各州县军民都拒绝交割，坚守城池，寸土不让。
交给金军的犒劳费一时很难搜刮足数，宗望等人极不满意。靖康二年正月初十，金人叫钦宗赴金营，当场将他扣押，声称财物不凑足数，就不放人。
可怜的钦宗赵桓从此一去不复返。
余下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宋处于一种奇特的无君主状态，原来的朝廷机器还在运转，但一切都听命于金军的两个武夫。
搜刮民间财物的工作，在“自治”朝廷的催逼下加大了力度，甚至妇女的钗钏在一两以上的，都被搜走。
百姓恨金军入骨，纷纷要求官府发给兵器，要与金军展开城市游击战。但是官府现在已成了听命于大金的“维持会”，当然不准。百姓就私自打造兵器，半夜偷袭敢于下城抢劫的金兵，据史载“掩杀甚多”。
到二月初，宗望、宗翰看大宋皇帝实在太窝囊，就起了意，索性废掉另起炉灶算了。于是迫令张邦昌为帝，废徽、钦二帝，将皇室子孙及后宫等全部收入军中扣押。
三月初七，张邦昌称帝，建立伪“大楚”。到四月初，大宋的二帝、后妃、太子、宗室、大臣、宫女等共七千余人，被金军分批掳掠北去，同时金军还带走了大批金银财宝和工匠、倡优。
这个史称“北宋”的王朝就此烟消云散。
三月二十九日，风雨如晦，二帝坐上牛车在黎明时启程。北行的一路上，宋俘受尽苦楚和屈辱，女眷们更是如堕地狱。几经辗转之后，二帝被安置在大金的边境小镇五国城，先后死在那里，据说连骨殖都未能归葬故土。
北宋终结这个时刻，钦宗曾朝思暮想过的李纲，此时走到了何处了呢？
当汴京陷落时，李纲还在被贬的途中，还没有走到第二个贬谪地建昌。当二帝作为俘虏出发时，李纲正在岳阳组织勤王军，八天之后，这支队伍就登上了东下之舟，急赴京城。
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战时的音讯就更加不灵。烽火连三月，汴京到底怎么样了谁也说不清楚。五月初，当运兵船驶至繁昌（今属安徽），李纲得到赵构大元帅府的传檄，才知道“都城不守，二帝播迁”。他呆了一呆，随即号啕大哭，几欲气绝。
离开京城才不过半年，天怎么就塌了！

南京拜相从头收拾旧河山
汴京陷落，二帝被掳，伪“楚”登台，大宋的路原本也就该走到头了。大概是炎热的夏季气候救了大宋一命。一到天气刚热起来的三、四月之交，宗望和宗翰就先后匆匆北撤了。
女真人在北地生活惯了，惧怕中原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炎夏，终其一朝，对大宋的实际领土要求，只到黄河以北，而且两次割地受阻后，都没有认真执行。
女真主子一走，被强行扶植起来的伪楚政权毫无民意根基，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中，几乎连一天也难以维持。
此时的大宋臣民，心中还有一个真正的希望，那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
赵构的被推出，是钦宗在最后关头做的少数好事之一。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汴京危在旦夕时，钦宗就派阖门祗侯（官职名）秦存，携带蜡诏前往相州，给了赵构这一个无比威风的任命。
秦存见到赵构，从头发里取出蜡诏，赵构当场宣读，在场军民无不流涕！
十二月初一，大元帅府在相州正式成立，初时即有兵五万。赵构的手下还有宗泽、张浚等一批强将，实力不算弱。
大元帅府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在济州（今山东巨野）。赵构所辖的官军与各地来投的义兵，与日俱增，不久就号称百万，完全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了。但此时钦宗已投降金人，他怕大元帅府的兵马轻举妄动影响他个人的命运，因而对赵构的行动多有制约。
百万大军就这样屯集在济州一带，不得施展。
靖康二年的一、二月，残破的大宋其实还有强大的民心可用，钦宗当初若能单骑逃出汴京，形势也会大不同。但是他的脊梁骨已经彻底断掉，情愿退出历史舞台，去做异邦孤魂野鬼，而把光辉的位置让给康王赵构。
赵构听说“大楚”建立，二帝北行，不禁大哭。副元帅宗泽带领万人驻扎在澶州（今河南濮阳），闻讯后立刻引兵进至滑州（今河南滑县），准备渡河截击，劫回二帝。这一举动，吓得回撤的金军晚间一度连火都不敢生。
但宗泽的行动，其他勤王军并不响应，最终只得作罢。
大元帅府内，耿南仲、汪伯彦之流见最佳的政治投机时机到了，都力劝赵构称帝即位。他们甚至以“天命”来忽悠未来的皇帝，说“靖康”二字，本身就含有“十二月康王立”之意。
张邦昌这边，金人一走，即如丧家之犬。他知道金人靠不住，也有心作出不忘旧朝的姿态。
原宋臣吕好问趁机逼迫张邦昌，将“大宋受命之宝”的玉玺呈送赵构，同时还在相国寺前的小巷中，奇迹般地找到一位宋哲宗时被废的皇后孟氏，迎入皇宫，上了元佑皇后的尊号。
总之，从汴京各方势力传来的信息，都是催促康王尽早即帝位。赵构终于心动，跪受了伪楚大臣谢克家送来的印玺，打发谢赶快回汴京去筹办登极仪式。
宗泽也于此时赶到济州，建议赵构可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因为此地是赵匡胤的封王之地，地理居中，漕运发达。在这种形势下，张邦昌被迫宣布退位，把自己降为尚书左仆射（左相），率百官上表请赵构即位。孟氏这位“传奇皇后”干脆手书一纸命令，公告天下，说赵构已经是大宋新皇帝了。
这是非常时代的离奇事件。新皇帝本人对此倒尚未认可，等到韩世忠、刘光世等一批将领来投之后，他感觉自己实力已经够了，才正式同意即位。于三月二十一日从济州出发，二十四日到达南京。两天后，张邦昌也从开封赶来，在赵构面前伏地痛哭，只求一死。此时金人还有相当大的威慑力，赵构尚不敢轻举妄动，安慰了这个家伙一通，也没问罪。
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官署登极，改元建炎，由此成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史称“高宗”。
宋高宗因为《岳飞传》的缘故，在我们中国可谓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由于冤杀了岳飞的缘故，总体上是个负面形象。但我认为，就他即位前后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看，可说是相当稳重，办事节奏把握的很好，各方面因素也都考虑得很周到。
在金军攻克汴京之后的险峻形势下，他既遵循了钦宗的意旨，低调地积蓄了力量；又不惧金人的威慑，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果断即位，从而延续了大宋的国祚，总还算难能可贵。
在他搭建起来的班子里，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这基本都是拥戴有功的人。
对钦宗重用过的李邦彦、吴敏等人，则以“主和误国”的罪名，给贬了官，发配到地方上管制。
对前朝的重臣，只有两位是例外，不仅没贬，还给了很高的位置。一是张邦昌，高宗认为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特别给予优待，后又进封为太傅。另一位是李纲，高宗觉得新班子的威望不高，镇不住，就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就是宰相了。并且，还叫他马上就赶来应天府。
对这两人的任用，朝中有些议论。对张邦昌，早在钦宗时期，朝中就有一批“邦粉”，现在都想为他说好话。中丞颜歧上奏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更应该加同平章事”。也就是说，只加了荣誉衔还不够，还应让他参与朝政。
黄潜善、汪伯彦也是曾经的“邦粉”，所以对李纲很排斥。颜歧也主张：“李纲为金人所恶，趁其未到任，应罢之！”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还是高宗看不过眼去，出面干预说：“如朕之立，恐怕也非金人所喜！”
看来，如史书上所论：“李纲之用舍，系一时之轻重。”不过，也是李纲的命不好，这次他被高宗看重，本应大大施展一番身手的，却仅仅因为突然走红而得罪了黄、汪等一批“藩邸旧人”。从此屡遭暗算，仕途又遇到了新的坎坷。
颜歧为了达到阻挠李纲上任的目的，索性把自己写的奏章原稿，派公差直接送给李纲。这些奏章共有五道，高宗一道都没批。里面的内容都是说：李纲不应为相，给他一个讲筵官（皇帝老师）的闲职就不错了，等等。把这样的文字拿给李纲看，就是想让李纲知难而退。再说李纲率军到达繁昌，忽闻首都失守的噩耗，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带来的勤王军，不可能就地解散，那样的话，大多数人都将陷于没饭吃的困境。同时士卒也都不愿被遣返——本是豁出一条命出来战斗的，怎能垂头丧气地回师？
经过考虑，李纲决定北上投奔大元帅府。无论如何，这是大宋仅存的一个中央政权。
船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时，又得到高宗“登大宝”的公告，令李纲悲喜交集。钦宗对李纲到底还是有知遇之恩的；徽宗到后来，对李纲也颇有故人之情。两位天子北去，一个时代结束，李纲的心情不可能不复杂。
继续前行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前方不远处的金陵，被叛乱的兵卒所占领。叛军们囚禁了大帅宇文粹中，反了！他们滥杀官吏居民、劫掠官府，焚舟船无数，士民财物被抢劫一空。虽然后来被招安，但贼性仍然不改，常带甲横行，杀戮如故。
李纲立刻写了一份文告送去，要求他们听自己节制，加入勤王军行列。叛军们慑于李纲大名，都表示愿意解甲，听候收编，但仍然不大老实，李纲抵达金陵后，与负责当地事务的转运使李弥安联手，诛杀了叛军首恶者三十六人，其余徒众千余人交由有关武官统辖，为百姓除了这一害。在金陵，李纲向高宗上表庆贺，同时上书论时事，纵论宣和末年以来对金策略的失误。他说：自古中国对付夷狄之患，不过三策，即战、和、守而已。我方如果城池坚、人心固，则可以守；我方如果士卒勇、形势利（地势有利），则可以战；我方如果辞理直、威力强，则可以和。
这就是说，讲和，也是要靠资本的。在能打败敌人的条件下谈和，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髓。
李纲分析靖康年间的失利，说，那是因为既不战、又不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只是向敌人乞怜，希望敌人有恻隐之心，怎么能成？就好比盗贼进室翻箱倒柜，主人竟然毫无阻拦，他下次怎能不再来呢？这一篇《上皇帝封事》的奏疏，足足写了七八千字，折算成现代汉语，大概有两万多字的分量。足见李纲对高宗“拨乱反正，以图中兴”抱有极大的希望。
李纲离金陵，率军北上，在途中看到公告，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宰相。当初康王赴金营为质之前的慷慨，给李纲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即位后又对自己寄予如此厚望，思之，不禁“感极而继之以泣”。
到了泗州，整个局势有了变化，有诏令各地勤王军均停止前进，解散回归原地。李纲舍不得解散义军，就把从湖南带来的和在金陵收编的兵都留在泗州，自己只带了数百人的护卫队，赴南京上任。过去，尚书省不知李纲已率军前来，给李纲的文件都是发到湖北的。他们得到李纲在金陵的奏疏，才晓得李纲已经近在咫尺了。于是，关于新的任命与皇上欲召见的札子，很快就直接送到了李纲手中。
与此同时，李纲收到的还有颜歧派人送来的奏稿。颜歧的这个搞法非常不合官场常规，在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当官儿的一般都很稳重，儒家熏陶下的官场就更是如此，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利益，官员立刻就能变成泼皮！
李纲看了以后，倒是明白了：自己被任命为相，是高宗的“乾纲独断”，外廷大臣则是多有反对的。
这时有人劝他说：“不如就留在此地，不去算了！”
李纲哪里会被这几个小儿吓倒，他说：“国家艰危至此，岂是臣子避嫌疑、自爱惜之时！皇上对我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推心置腹，即便将来退归田里，死且不朽。颜歧之言，何足恤？”
话刚说完，宫中又有使者前来催促李纲快行，说皇上决定赐御筵于金果园，由黄潜善主持宴会，吕好问、汪伯彦也出席。
李纲不敢受命，连忙写奏疏推辞。
走到南京近郊，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说起前些日子高宗派人持御书，前往湖北迎接李纲，书信上写有“学究天人，忠贯金石。今日百姓之命急如倒悬，若非不世之才，何以成就大事”之语。李纲听了，更是感激流泪，马上就起身赶往行宫。
在南京城门外，黄潜善等三位执政亲自恭迎。他们告诉李纲，御筵已按李纲的意思免了，先请回馆所休息，暂以城北的一处官衙为宰相府第。
歇息了不大一会儿，高宗就派人来宣召。接见的地方是在由知府衙门临时改建的行宫里举行的，这天，恰好是高宗登极满一个月。见了高宗，李纲做了述职，说话间不禁涕泗横流，高宗也很感动。李纲在奏对时首先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他对大宋百官没有气节表示了愤怒：“金人迁劫二圣之后，派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没有一人死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如此者！”
二是表示：中兴大业，责任全在陛下和宰相，而自己力量微小，不足以报答知遇之恩，望皇上收回成命，将宰相改授他人。
高宗这时初即位，头脑还相当清醒，他说：“朕知卿忠义甚久，在靖康时出力甚多，为同僚所不容。朕当时曾进言：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以李纲为相不可。今日朕孑然一身，有赖卿左右扶持，共度艰难。此意已决，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李纲见对话的气氛很好，就提出了颜歧奏稿的问题——他要把障碍尽量消除在萌芽状态中。李纲说：“假如颜中丞认为，臣之才能不足以任宰相，那还可以；但是说臣为金人所恶，所以不能为相，这我就不明白了！金人与赵氏为仇敌，赵氏之臣为金人所喜者，必有能得金人欢心之处。对这样的人不提防，反而要用为相，则自古卖国者都可为忠臣了！”
高宗听了笑笑，说：“颜歧是有此言。朕已告之：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颜歧无语而退，此不足虑。”
接见完毕，高宗就派人陪送李纲到都堂开始办公，又命三执政也都到都堂聚齐。
次日，有旨让新班子奏事。李纲与众执政奏事完毕，又留下来单独奏对。他对高宗说：“自古人主（皇帝），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宰相人选得当），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成；相非其人，则朝廷乱，则天下之事废。”
这是千古至理。中国古代的皇权体制，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班子共治天下的集体领导机制。宰相的为人确乎影响巨大。以往的历史研究者，往往为“封建专制”这个概念的表面意义所制约，忽略了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李纲说这些，本意还是想辞职，他不想再做一回被人诬陷的政治箭靶。
高宗告诉他：“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这个问题，就不用再谈了。
李纲内心感激，但还是要把话说在前头，他说：昔日管仲对齐桓公说过，君主往往有几大毛病，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虽然用你但不能放手重用），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能信而又以小人参之（利用小人给你掣肘），这都是有害于霸业的。
李纲回顾了自己在靖康时期因为“愚直好论事，为众人所不容于朝”的往事，提出要求：“如今后臣再次孤立，望陛下详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职，虽死无憾。昔日唐明皇欲用姚崇为相，姚崇进言十事，皆中一时之病，大多施行，后世赞美之。臣慕其为人，今也有十事上达，请陛下选择可行者批准施行，臣乃敢受命为相。”
“你说吧，无妨！”高宗答应得很痛快。
李纲说的这十条，实际是他的施政纲领，显是在赴南京途中已有过深思熟虑。其一曰：议国事。李纲认为，中国抵御夷狄之法，无非“战——守——和”三个层次，基础是要能战。靖康末期，这三样一样也不行。而今日要战，力量也是不足，所以决不可议和（那样只能自取其辱）。不如以守为国策，等待政治修明，士气重振，再议大举。其二曰：议巡幸。陛下您刚即位，一定要去汴京拜一下太庙，以慰人心。汴京暂时不可居，则可巡幸各地。根据战略地理的轻重，可先去长安，再去襄阳，最后去建康（原江宁府）。
其三曰：议赦令。祖宗在登极时，赦免令是有一定法度的。前一段赦免张邦昌伪官，所有罪官一律复职，太过泛滥，必须改正，应按法律赦免。
其四曰：议僭逆。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临难不能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南面为帝。其后不得已才奉迎皇上，朝廷尊之为三公，不当。应正典刑（杀掉），垂戒万世。
其五曰：议伪命。国家有大变故，鲜有死节之士，反而是奉贼旨、受伪官者不可胜数。昔日唐肃宗在安史之乱后，对受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应仿效，以激励士气。
其六曰：议战。军政久废，士气怯懦，应刷新纪律，赏罚分明。其七曰：议守。贼情狡诈，势必复来。应在江、河、淮沿岸布防，扼守要冲。
其八曰：议本政。多年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应归政于中书省，重建朝廷尊严。
其九曰：议责成。靖康年间大臣升降太速，根本看不出政绩来。应审慎择官而久任，督促其踏踏实实做出政绩。
其十曰：议修德。皇上初应天命，应注意修养“恭、俭、孝、悌”之德，以副四海官民之望，努力中兴。
这十条，每条李纲在阐述了主旨之外，都有详细的解释，条理分明。高宗接过“议十事札子”，放置在座位上，和颜悦色地说：“待有空细读，有应当施行者，一定批出来。”
高宗看了半夜，第二天批出来议国事、巡幸、赦令、战、守五项，其余五项留中不发，没批准。再过一日，李纲与执政共同奏事，君臣共同讨论已批出的五项。对这五项，高宗基本照准。唯有赦免令一项，说是既然已全部赦免附逆官员，再追回成命很难。不过高宗肯定了以后选官要优先选取忠诚者，并叫刑部把所有附逆者的名单列出，按照等级逐步复职，不搞一刀切，多少表示一点儿惩罚。
李纲见高宗之所以留中五项、批出五项，其中是有些名堂的，于是又单独留下来，上奏道：“留中五事，其中本政、责成、修德三事不是具体事项，自应留中。唯议张邦昌僭逆、议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为今日政事之大者，望早做处分。”
高宗所扣住的议僭逆、议伪命两项，正是李纲认为中兴大宋必须要做的两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他钻了道德的牛角尖，以“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党同伐异。他之所以坚持惩治叛变行为，是与一个长远考虑有关的。
目前的南宋从表面看起来，是继承了北宋的法统，并未易帜。但实质上与北宋在国力上有了天壤之别。过去，北宋是天朝大国，辽金再怎么强，也是化外藩邦。而今，金与南宋已分庭抗礼，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已，几乎是一个偏安政权了。
李纲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恢复”。他认为：若要恢复河北河东，就要打掉精英集团内的怕死情绪与投降倾向。如果整个上层政治精英毫无国家荣辱观，遇敌则降，不肯抵抗，且事后高官照做，不受惩罚，那么还能指望谁来推动恢复大业？
惩治叛变行为，就是为了制造中兴、光复的浓厚舆论氛围，以便今后整个国家机器能有效地围绕“恢复”做文章。
而高宗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想好大政方针，凡事只是采取一个谨慎态度。惩治所有的附逆官员，对他来说，这药似乎太猛了一点。即位之初到处都要用人，这样一竿子打下去，还有多少人能为我所用？他颇为犹豫。
所以，他对李纲说：“执政中有人与卿的议论不同，等协商好了再说。”
李纲内心一阵冷笑：不过就是那几个“邦党”而已！他抢上一步，向高宗陈述己见，侃侃而谈：
“现在各方面对张邦昌的议论不同，臣请以《春秋》之法判断之。京城的人，说他们因张邦昌立为皇帝而得生，且免于再次被搜刮金银，因而赞美他有德；元帅府的人，则说张邦昌不待征讨就主动奉迎皇上，因此可以宽恕；而天下之人，则说张邦昌是出于不得已而奉迎皇上，因而愤恨之。京城之人、元帅府之人之所以那样说，是私心也！天下之人愤恨者，是公心也！”
张邦昌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朝中精英分子讲起歪理来，却是振振有辞，说没有张邦昌就没有宋高宗，搞得李纲好不恼火。他就此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比如大户人家偶遭寇盗，主人家属皆被绑架去，其仆人欲占有主人家室、奴婢。幸而主人之子自外归来，仆人迫于众议归还所有，而欲以此为‘有功’，这可以么？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所拥戴，邦昌何力之有？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如此尊崇一个僭逆之臣，以示四方，谁不寒心？伪命臣僚一律不问罪，又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志？执政中若有意见不同者，请降旨宣召，臣愿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就不再多言！”
高宗同意了，派宦官宣三执政进殿，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辩论之时，黄潜善为张邦昌辩护最力，所说的大概不出李纲先前列举的那些。李纲与他驳难数次，黄潜善才表示服了。但仍然坚持对张邦昌的处理，放置到远处不如留在近处为好。
李纲大怒：“张邦昌应当正典刑（砍头），还分什么远近？假使在近为好，也应囚禁，今日反而尊崇如此，是何理由？”
黄潜善无言以对。
高宗便问吕好问：“卿围城时在城中，知其详，你说该怎么办？”吕好问说：“邦昌僭窃名号，人所共知。然而既已自行归来，还请陛下裁处。”而后又讲了唐德宗的一段往事，附会黄潜善的“在远不若在近”之说。
李纲虽然知道吕好问在迫使张邦昌放弃伪政权一事上有所贡献，但他不能容忍吕好问的这种“绅士风度”，便对高宗道：“吕好问之言首鼠两端。张邦昌既已僭逆，岂能留在朝廷，使路边百姓指手画脚，‘此亦一天子哉！’”
说罢，李纲泣下而拜，大声道：“臣不愿与邦昌同列，见面则以笏（上朝时用的记事板）击之。陛下欲必用邦昌，请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
高宗颇为感动。汪伯彦见气氛不对，也赶忙赔小心道：“李纲气直，臣不及！”
自古忠奸不两立，也确实不用多说。高宗便问李纲：“卿欲如何处置？”
李纲说：“邦昌之罪，理应诛夷。陛下若考虑他属于自归，可免其死而远窜之（流放）。其余受伪命者，按情节谪降可也。”高宗考虑了一下，说：“朕今日就批出你这札子，明日来领旨吧。”李纲退下后，心想：像张邦昌这点儿事，顺逆如此明显，犹费力如此，其他的事岂能不忧？到当晚，议僭逆的札子果然批出来了。第二天，李纲同执政面见皇帝，黄潜善仍坚持了一下，但最终定了下来，将张邦昌以散官安置在潭州。
李纲这才松了口气：这个结果也算是对天下有了个交代。接着，君臣又谈到议伪命的札子。高宗说：“国家颠覆，不闻士大夫死节，往往是因为有利可图。听说，王及之坐在王府宅门大骂诸王，余大均诱骗宫女为妾。这些事，卿知道吗？”
李纲奏道：“多年来，朝廷不复崇尚名节，所以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时，士大夫视两宫播迁如路人一般，罕有能仗义死节者。在内唯有李若水，在外唯有霍安国，其余未有所闻。愿下诏命京城与诸路好生探访，如有为国死节者，则多加抚恤。王及之、余大均之流，交给御史台审理，必能查实。臣听说，金人当初欲废赵氏，立张邦昌，让吴幵、莫俦两个人传达旨意，两人为此来回跑了好几趟，京师人谓之‘长腿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之命，追捕宗室皇亲，令居民结保（互相担保），不许藏匿。抓到宗室之后，用衣襟相互栓住，如囚徒一般。其后，又逼迫太上皇、太子、后妃、亲王出城，冷酷无情。后又受伪命为执政。这四个人当为罪首！”高宗当即询问吕好问，吕回答情况属实，于是这四人均被贬到广南边远州军安置，其余附逆官员也都依次贬谪。对壮烈殉国的李若水、霍安国则追加了官衔，以示褒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阻挠李纲为相的颜中丞恰好也是附逆官员，此时见势不妙，赶紧上了待罪奏疏。执政们的意见是让他仍任原职，但高宗还是把他给降了职。
奏事完毕，执政退下，宰相李纲照例留下。高宗对他说：“卿昨日在内殿争论张邦昌事，内侍（宦官）们听到后，都流了泪。卿今日可以安心受命为相了。”
高宗在这个时候对李纲十分信任，对李纲的意见也基本能采纳。李纲心情颇为激动，决心好好辅佐这位中兴之主。他拜谢过后奏道：“今日国势比之创业要更难。创业之主，乘兴起之运，积小成大，易于成事。而今正当国势萎靡不振之时，金人侵扰之后，士风怠惰，人心畏惧，府库空虚，县郡残破，制度废弛；而欲成中兴之功，犹如大厦之倾倒，须一一修茸才得扶起。然而材料稀少，所以尤难也！国家今后全赖陛下刚健不息，不为群议所动摇，先做大事、急事，而徐图小事。依臣之见，自古以来创业中兴之主，莫过于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三人皆有英明之资、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所以能决大事、成大功，平定祸乱，开创太平。”
李纲提出，想把上述几位君主的事迹，摘录一部分编成一本书，供皇上闲暇时观览，以古鉴今。高宗欣然同意。
接着李纲又说：“人主最大的事，在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今日艰难之际，四方的好事坏事每日都有想报上来的，士民愿为国家出主意的也多。陛下即位已逾一月，可是检鼓院（中央信访办）仍未设置，这就没有把通下情看成当务之急了！”高宗不好意思地说：“几次跟执政说过，至今犹未设置，卿可去办！”
李纲退下，立刻传旨，在行宫门外设置了“登闻鼓”，安排了官员值班。又设置了两名“看详官”，负责拆读上访信件和建议书，如有可实行的建议，就要呈交皇上批阅。他还规定在三省的门口设立收发室，可以接受百姓申冤的状词。
这一番措置，体现了李纲的良苦用心。他真是把高宗看成是汉光武帝那样的中兴人物了，意在借高宗的力量，重建一个强盛的大宋。百年大宋到了“二帝”这里，真是腐朽得不成个样子了。那个京城在汴京的大宋，亡了固然可悲，但也有可喜之处，就是给了再造大宋一个好机会！现在，所有关于强国的建设措施，都要一项一项地来。
李纲可能很清楚：高宗比起那些真正的明主来，分量要弱得多。但事情不能太往仔细里想，只要上天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就要尽人事，先做起来再说！

影响南宋150年的“规模说”
大家都知道，往往有的历史人物在后世名气不彰，与他生前的卓著功绩很不相称。李纲就是这样一个人。时至今日，他几乎要被时间的尘埃所淹没。
由于通俗文艺大力传播的缘故，岳飞、韩世忠，甚至岳云、牛皋、梁红玉这样的人物，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李纲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不仅不是文艺作品中的闪光人物，甚至在正规的史学研究中，其贡献也往往被低估。
据今人研究表明：南宋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提倡一个说法，以现代语言来表示，就是“没有规模，无以图恢复”。
——这里的“规模”二字，可以理解为“框架”、“规划”、具体指安邦之策。
这个“规模说”的首创者，就是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
他在正式上任后几天，就系统地提出了“规模说”，概念非常清晰，论述非常全面。
他说：“以今日国势与靖康间相比，相差不远。然而有可为者，是因有陛下英明于上、群臣团结于下，这才有可能革靖康之风，以图中兴。然而今日之事须有规模，并须知先后缓急之序。所谓规模者，外御强寇，内消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振士气，择将帅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待我以此完成‘自治’，政事已修，然后才可以议大举，问罪金人，迎还二圣。”
这是一个先内后外、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这里提到的“自治”，意为内政完善。
靖康之后，大宋从上到下、从朝堂到民间，精神上都蒙受了一次重创，灰心丧气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急于恢复者有之。而实际情况也非常严峻，大金的军事打击随时可至，南宋内部游兵散勇和“盗贼”到处作乱，国家根基非常脆弱。
不要说恢复失地，就是维持现状也很难！
李纲的这个战略设想，就是告诉人们：先把政治搞清明了再说，不能丧气，也不能急躁。反攻的事将来是功到自然成。
接着他提出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方法不是委曲求全，过去以忍让换和平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提出要“料理”河北、河东，不能因为名义上割让出去了，就不管了。
他说：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蔽，料理出头绪后，中原可保，东南可安。要是弃置这两路不管，而欲自安于东南，就像外有盗寇，不设藩篱而想自安于内堂一样，那可能么？
李纲接着分析，河北、河东虽遭金人蹂躏，但实际上只失去了十来个州郡，其余州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城。
各地士民、兵将，拥戴大宋之心甚坚，能守城的守城，能结寨的结寨，皆推豪杰为首领，聚众多者数万人，少者也不下万人，仅知名字者就有十余处。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使者进行招抚，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恐怕他们就要为金人所迫。强壮、狡诈者降金，其次为盗，老弱妇孺渡河投宋，而朝廷将何以待之？
金人历来善于招降。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然而救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然会怨恨朝廷，金人就会趁机招抚，皆成为精兵。金人派出将领驱使他们侵扰中原，中国之兵必将望风奔溃，难以控驭。李纲提出，应尽快设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下力气经营两河。要联络豪杰，收复州县，由朝廷发给他们钱粮、任命书，有功者马上给官做。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复一郡者，根据功劳授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等职，就像唐朝方镇那样，既绝了他们的投降之心，又能借其力御敌。朝廷将因此长久无北顾之忧。最后，李纲明确指出：“此最今日之先务也！”
经过廷议，大家也都同意。高宗便问：“谁可担当此任？”
李纲奏道：“陛下倘若采用臣之计策，臣当询访其人，再行奏报。”退下后，李纲就此事咨询了一些大臣，大多数人都提出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张所，可以招抚河北；一个是傅亮，可以经营河东。对这两人，尤其是张所，李纲也颇有耳闻。
张所，山东人，进士出身，极有才气与谋略，靖康年间为监察御史。当时金人第二次“犯阕”，李纲已被贬到外地，张所身处围城之中。朝廷为让金人退兵，决定将河北割弃，大臣们想以卖国求得安稳，独独张所上奏，请求携带蜡书去河北募兵，以回援京师。钦宗同意了。张所到了河北，士民如久旱望云霓，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居然还有一张察院欲救我乎！”当下应募者云集，竟然达到了十七万人，张所也因此“声满河北”。
等到他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时，不幸京城已破，回援计划落了空。高宗在南京即位后，张所是在外臣僚中第一个到“行在”报到的。他把应募首领的姓名、兵马人数、整编情况等写成报告，上奏给高宗。一开始，朝廷对他的功劳很满意，准备授予他郎官职务，出使河北，仍继续经营此事。但刚好这时张所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章指责黄潜善及其兄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
黄潜善受到这个弹劾后，便按惯例上书引咎辞职。但高宗对黄还是相当信任，没有准许，反而将张所贬为凤州团练使，安置在江州（今江西九江）。
当臣下有了争执，皇帝必须表态支持其中一个时，究竟支持谁才好？这是一门艺术。一般来说，上司都愿支持自己最宠爱的下属，以示权威不可挑战。至于两人谁是谁非，根本就不予考虑。
发生这些事时李纲尚不在朝中。现在大家的舆论都比较一致，说去河北非张所不可。李纲也予以认可，但他并不是书呆子，立刻想到了“官场潜规则”。张所既然弹劾过黄潜善，那么任命张，黄必然阻挠。可是事情急迫，一时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人。于是不得已，李纲就专门去黄潜善家中拜访，坐下来与黄款款聊天，先就此事沟通一下。
李纲说：“吾辈蒙皇上恩典，就职于艰难之秋，实负天下之重望，而四方士大夫，也多有受召而不来的。近日朝议，准备设河北招抚使，然而经过搜访。无人可以承担。独有一张所可用，但又以出口狂妄而得罪。像他这个罪，谁都认为处理得当，但眼下事迫矣，一失机会，悔不可失，不得已不妨先用一下。如果用他为台谏，让他身处要地也不妥，不如让他顶一个临时的名义去招抚河北，他会冒死立功赎过。不知公意下如何？倘若黄公能先国事，后私怨，不亦美乎！”
黄潜善虽不是正直的人，但他的韬略心机也很深，知道李纲正红火，正面硬顶不成，便对李纲的请求欣然允诺。李纲立刻抓住时机，向皇上推荐张所，并夸奖了黄潜善的宽宏大度。高宗听了很高兴。这时的李纲不仅是宰相，还兼任了御营使，进封“开国公”。这般恩宠，使他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报国，对军事上的筹划也更用心。他精心选择的两个军事人才，是他建设中兴“规模”的第一步。高宗对他基本言听计从，于是下旨：张所以通直郎名义，充任河北招抚使。
这时候张所还在贬谪的途中，朝廷特别派了使者去追回，二十天后才回到京城。高宗立即传旨召见。在对答时，张所很称高宗的意，于是得赐五品官服，由内府拨给钱百万缗，做为募兵的半年钱粮，还发给空白委任状一千余份。又调派京畿兵千人为卫队，招抚使的官署将佐听凭张所自己安排。总之，一切可以便宜从事。
张所得了“尚方宝剑”，又在行在逗留了二十几日，待筹划得差不多了，就起程出发。
另一位人才是傅亮，陕西人，因边功而得官，熟悉兵事。靖康之初，这条汉子激于爱国大义，自己跑到京师上书言事，建议以亲王为元帅，在河北特别是燕京一带拉起队伍来。这建议钦宗大不喜欢，派人把这个冲动的边官押送出都门了事。
到当年冬天，又有人向钦宗举荐傅亮。这次钦宗是在被困的危难中，很容易想起爱国者的好处来，于是急召进京。然而傅亮人还没到，京城就破了。傅亮率陕西、京西勤王之师三万人，第一个抢到城下，屡立战功。
他治理军队有如古人，军队面貌是“斩斩然整一”，大概很像吴起、周亚夫一类军事家吧。高宗即位后，傅亮赴行在报到，被授予通直郎。傅亮的为人“气劲言直，议论不能屈折”，因而“执政不喜之”，让他去滑州做了个知州。
他这样的人，在潜规则盛行的中国官场，确属十分罕见。当时滑州在金军两次入侵时都是首当其冲，连个城墙都没有了。傅亮知道这是执政在坑他，把他放到危险的第一线，他也不在乎，上疏道：“陛下只要能复归京师，臣便能守住滑州；陛下不归，则臣也守不住这地方！”
执政就看不得这样有血性的人，于是指责这话说的不敬——难道想跟皇上叫板？最后以“悖傲不逊”之过，降为河阳府通判。傅亮鄙视这班玩权术的攻坛大佬们，甩甩袖子“愤懣而去”。
待李纲赴行在时，傅亮已经走了。李纲连忙派人追回，对他说：“连日来观察你的智谋气节，真可以为大将！你先不要走。”
这次李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这个冒犯了高宗的傅亮推荐上去了，认为他可以经略河东。高宗对李纲说：你知道他在上疏中是怎么说的吗？
李纲早已有备，对答曰：“人臣论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打动人主，激切则不免近似于诽谤不敬。所以古时的皇帝听谏言时，必察其动机，如果出于诽谤之意，那自然罪无可逃；至于仅仅是言论激切，必宽恕之。傅亮之言，不过欲激陛下归京师，非有他故，愿陛下包容之。况且如今人材难得，将帅之才尤难。如傅亮者，今未见有可比者，他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气劲言直，乃关陕风俗之常，不足为怪。”
这么一说，高宗便消气了，马上召见傅亮，赐五品官服，让他带兵万人并充足的钱粮，去经营河东。
对于河北、河东的一切事务，李纲颇为在意。上任之初，正逢皇子诞生，李纲率执政入贺，趁机上奏道：“皇子降生，依祖宗先例，应当大赦。陛下登位时，已经大赦天下，而独独遗漏河北、河东与勤王之师。两路为朝廷坚守，如果赦令不及，人将以为朝廷已将其遗弃，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但在路途上往返奔波半年，带甲荷戈，披霜冒雪，也甚劳苦，且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如果恩恤不及，日后再有急难，何以使人？”
高宗听了，猛然醒悟，便采纳了这条建议。
接着李纲又敦促皇帝下诏，褒慰两路军民，正式公布“保全一方即加官”的决定，同时也有诏，令两路军民不得无事生非、随便怀疑和擅杀官员。
李纲也考虑到了两路在经济上的困境，命有关部门紧急印刷钞票送往两路州郡，又拨款给两路漕运司买粮供应军民，调拨部分内地的税金供两路行政支出使用。
这些措施立竿见影！两路军民都知道了新天子的恩德，人心振奋，每天递往朝廷汇报军情的蜡书不断，经常有大破金军的捷报传来。啸聚山寨的豪杰也纷纷应募投军。金军留在三镇地面上的围城部队，见势不妙，不得不纷纷撤围。
李纲又挑选了可用的武将，沿黄河设立了六处沿河巡察使，各负责一段，作为前线的情报机构。
这时候黄潜善建议：可以令马忠率领所部兵马，会合雄州弓箭手李成所招募的五万人，瞅个空子进入两河界内，金人必会解除所有州郡之围而图自保。
对此，李纲却有不同看法。他说：“这叫做‘批亢捣虚’，固然是古之兵法，但我军士气太弱，恐不可深入。而且马忠此人在靖康初尚肯卖力，后官高志满，爱惜名声不肯决战，屡遭败绩，恐不足以胜任。不如派他协助张所，先就近克服睿、卫、怀三州，而后乘胜北上，则诸郡之围必解，真定也可收复，河北从此无事矣！”
此时金人留在三州的军队仅有数千人，其余武装都是驱使百姓，令其剪发充作“伪军”。张所受命招抚之后，已派间谍与之通气，被胁迫的宋人多愿为内应。若官军出击，里应外合，三州可指日而下。但是黄潜善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高宗经过考虑，同意了黄的意见，李纲也不愿力争。于是朝廷任命马忠为河北经制使，张换为副使。张换也是陕西人，为人质朴，有谋而善战，其才干远胜于马忠。朝廷让他既为马忠副手，又负责协助张所。
这是李纲任宰相以来，高宗第一次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其用意为何，不详，也许是为了在李纲与黄潜善之间搞一下平衡。
内政方面，清理附逆的事情仍在进行。谏官邓肃曾身陷围城中，对附逆官员的情况知之甚详，他上呈了《论伪命臣僚札子》，提到有遗漏的“余孽”。李纲便命开封留守查询出姓名来。在追查过程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罪官们的供词往往涉及吕好问！
附逆问题事关现任执政之一，这事情就闹大了。吕好问是大宋名门之后，曾祖父吕夷简、祖父吕公著，都是赫赫有名的宰相。起初由李纲推荐他为谏官，其后为侍从。张邦昌僣逆后，拉他做了伪执政，算是落了水。但是，他任伪官后做了一件事救了他自己。那就是，曾写蜡书秘密送至大元帅府，敦请赵构赶快即位。因此高宗一上台，首先就投桃报李，提拔他为右丞。
然而，现在秋后算账的来了。邓肃在谈到他时，因考虑他有功，语气还颇为宽恕。但是侍御史王宾就不那么客气了，上疏极言吕好问不忠：“好问在围城中，二圣被拘押在虏营。他应该以蜡书催元帅府进兵解救，却反而劝进（劝赵构登极），此乃‘怀贰挟奸’，无大臣节操。何况还曾有受伪命的污点，因此不可立于新朝！”
这个参奏依据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则，无可辩驳。吕好问当初所做的倒不一定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但的确是从务实方面考虑得较多，以为自己这样做是押对了一宝。没有想到，当一切危机过后，人们的评价标准仍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这可以视为一条戒律。任何以“形势所迫”为借口的叛卖、堕落行为，迟早都是要还的！
吕好问为此大惭，只能极力求去。不久，高宗就让他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去了。
谏官邓肃还有一疏，是弹劾前朝红人耿南仲的。耿南仲担任割地使时险些被拒降的河北军民抓住，他溜得快，跑到了汪伯彦那里安身，成了大元帅府里最早的一批人，但此时还是被揪了出来。
在讨论他的问题时，高宗心里明白，恨恨道：“南仲误国罪天下共知，朕曾欲持剑击之，夫复何道！”一挥手，把他打发到岭南安置去了。
导致北宋灭亡的真正罪魁之一就落得个如此结局。
这一段，在王宾的坚持下，还对金军入寇时表现不同的地方官及将领，做了甄别清理。金军入侵时，官员中有以死固守的，也有贼未至而先逃的，都分别给予褒贬，以明功罪。
高宗也鼓励言官举报，一并处置。于是大家又提出了一批官员，其中有宣抚副使折彦质、陕西制置使钱盖、防河官员许高、许亢等，都是金军一来，就吓得逃奔川峡、湖北和江南等后方去了，简直不成体统。高宗下旨，对这几人都做了严厉处理。
后来南康军有奏报说，许高、许亢在流放琼州吉阳军（今海南三亚）的途中，过境时密谋造反，当地知军事李定、通判韩璹在紧急中斩之，现两名官员待罪，请示处分。
在讨论时，大家都说这是“擅杀”。
唯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说：“靖康时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给的兵将甚多，贼还没到就先逃跑，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必健吏也。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是当赏。”高宗同意，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
这一段时间的清理，对力扫投降怕死颓风、高扬爱国气节，有着巨大作用。许多有血性的臣僚都很兴奋，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当时，原开封知府和留守两人，因为怕死而被贬官，这两个职位空缺。京师重地，亟待重整，必须选干员去任职。李纲就积极推荐宗泽担任。
宗泽是浙东人，自从任小官以来，就浩然有气节，敢作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可想而知，在中国以“阴柔”为主调的官场中，这类刚烈人物从来就是命途坎坷。
靖康间，宗泽在磁州做知州，正逢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北上路过，宗泽认为金人已大举进犯河北，形势难料，极力劝康王留下，不要北上。后来，在赵构开元帅府、登大位的过程中，也出力甚多。这就必然为汪伯彦等同僚所忌之，百般诬陷，以至不能留在元帅府中，被赶到襄阳去当了知府。
李纲到达南京行在时，正巧宗泽来办事。李纲与他攀谈，觉得其言“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这印象太难以磨灭了，因此，此次便力荐宗泽。
提起宗泽，高宗是太熟悉不过了，不禁一笑：“宗泽这人在磁州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
这崔府君是何许人也？竟能使刚直不阿的宗泽如此毕恭毕敬？原来，这位大师并不是一个肉体凡胎，而是一尊神，且与高宗关系甚大。
早在南宋时期，无论官史还是私人笔记，都有关于“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说得神乎其神。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民间神祗崔府君。当年康王赵构在磁州滞留时，宗泽曾经陪康王拜谒过城北的崔府君庙( 当地人称之为“应王祠”)。
这座民间神庙位于通往邢、洛州的驿道旁。康王前往的那一天，此处“民如山拥”。磁州距金营仅有百里，百姓因担心康王会取道于此继续北行，所以聚集在神庙周围号呼劝谏。
康王进了庙后，卜得一个吉签。于是庙吏十数人就抬了应王轿舆、抱着庙中神马，请康王坐轿回馆舍休息。当时情况很乱，与康王一道出使的尚书王云，不知为何包袱里塞了一条金人头巾，被民众搜出，疑为金人奸细，竟被当场打死。
康王赵构见民情汹汹，便留了下来，并于次日去了相州。假如没有这一偶然事件，也许就没有后来赵构在南京的即位。实际上赵构当时也被吓得够戗，但后来南宋官私记载中却将此事大肆渲染，演绎成了“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 ，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见程卓《使金录》）这就是后来“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传奇故事的发端。
李纲见高宗提起往事，连忙为宗泽辩解：“古亦有用权术、借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宗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战火，人心未安，如没有合适的人去镇抚，不单外寇为患，内变也甚为可虑。令宗泽当此任，方可放心。”
高宗想想，采纳了李纲的建议，让宗泽兼任开封知府及留守，主持京师的军政。
宗泽这一年已是六十九岁的白发老将。当他来到开封府时，金军还有部分骑兵屯驻于黄河边上，金鼓之声，朝夕相闻。城内经过战乱，城楼破损，兵民杂住，盗贼横行，人心惶恐不安。老将军到任后剿抚两用，杀了几名大盗，又收降了一批巨寇，一下就稳定了军心民心。他又发动军民修复城池，屡次出师挫败敌军，京师形势很快好转。
南宋自诞生到现在，一切都还是在往上走。高宗若有雄才大略，按照李纲的“规模说”去做，今后恢复失土，重振开国时的声威，并非梦想。但是，高宗这人在未当皇帝时，还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旦坐上了龙床，就不免患得患失，只想保住高位，做个偏安皇帝。对他来说，京师是个恶梦，是个陷阱，是个亡国之都。他从一开始就没想回去。尽管宗泽在那里经营得有模有样，他也还是想逃得离黄河远远的。建炎元年五月，他下诏，令成都、京兆（今陕西西安）、襄阳、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江苏南京）诸府和邓州、扬州备足粮草，修治城池，以备巡幸之用。
宗泽认为京师已完全没问题了，上疏请高宗驾返京城，主持国事，但高宗置若罔闻，只是升了宗泽为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了事。这时，金国尚不明大宋目前的情况，派出使者以拜访“大楚”为名，来到开封。宗泽不由分说逮了起来，请示朝廷如何处置。高宗命宗泽把金使安置在驿馆，先好好招待再说。宗泽则认为，金使纯粹是探访虚实来了，因此上疏抗旨。
高宗接到奏疏只有苦笑，又亲笔写了个札子，让宗泽放金使回去，不要生事。黄潜善便借机攻击宗泽破坏稳定，黄的意思是想撵走老将军。但是宗泽这开封府尹无人可以取代，黄潜善的囊中人物更没有一个敢去的，因此一时也无法动摇宗泽的地位。
李纲见高宗不愿返回京师，大约猜到高宗的心理，就献计说：“京师未可居，可巡幸南阳，以示天子不弃中原之意。南阳这地方，西通关陕，护卫兵马随时可至；东达江淮，可运来粮饷；南至岭（南）蜀，可取得财货；北援三都（汴京、洛阳、商丘）、两河，可与金人争锋。天下形势（地理位置），莫便于此。”
高宗也不说别的，只是派人前去南阳经营筹划，看上去好像是接受了这一建议。
李纲在六月间还连上三疏，建议高宗要募兵、买马、缮军械、修军政、择将帅、置帅府、置要郡，经略天下。
高宗接受了其中大部分建议，令河北、陕西、京师各州县乡镇都募集民工修筑城防；各地都招募民兵、增置弓箭手；沿淮、河、江设置帅府十九处，要郡三十九处，总兵力达到九十六万余人。另又大造战车，招募水军，寻访将才，招募流贼和失业百姓十万人建立“新军”，轮流入卫应天府。
这些建议中，最可称赞处，是李纲的“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的方略。他提出。以前的勤王军多已遣散，“行在”（皇帝驻跸处）附近的军队太少，何以御强敌而镇四方？而招募关陕、京东京西“流贼”，只要经过训练，不到一年就可成精兵。在要害州郡别置营房，供他们屯驻，轮流入卫，“行在”将因此固若金汤。
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不久前还虚弱不堪的南宋兵势，立刻有了复振之势。
李纲初任宰相时，大宋管辖的地面上也不宁静，前线与后方处处“盗贼”蜂起。我们今天的人都能客观评价这些“武装歹徒”了，无非是活不下去、趁乱而起的无业流民。李纲认为，对付这些盗贼，虽以招安为主，但朝廷若不“耀武”，使其有所畏惧，则他们必将无所忌惮。务必要讨平数处，其余就都镇服了。当时，有“剧贼”李昱扰乱山东、杜用起于淮南、李孝忠搅乱襄阳，为害甚大。李纲派将兵去讨平，果然，“巨贼”一灭，其余的各股流贼就都接受招安了。当时舆论对李纲任宰相的评价是：“才两月间，威令大振！”
在军事技术方面，李纲也有贡献。大金的铁骑一向威猛异常，宋军在野战中很难占到便宜。李纲对此分析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骑兵少、步兵多，临战多致溃散。”
他提出：“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此乃至理。所以古人与骑兵战，多用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乃以‘武刚车’自环，以为屏障。马燧所以能兵雄朔方，乃制作战车，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以车抵挡敌方冲锋。后世有人见房琯曾用战车失败，于是不再使用。殊不知抵御铁骑非车不可，关键是如何用。”
李纲向高宗描述了他曾经成功使用过的战车：“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曾制作简易轻捷之车，数人可推，进退旋转，皆如人意。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防矢石，下设铁裙以护人足。车上士卒，长兵器刺人，短兵器攻马。车两旁有铁索，行则布以为阵，止则联以为营，平原可以驰驱，险阻可以控扼。每车用兵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射箭，其余执兵器在车之两旁。士卒有所依则铁骑无法冲击。曾制作数百辆，操演月余，士卒皆熟练，适逢臣被罢，而此法不用。”他的意见是，今日应将战车制作图式，颁发给京东京西各军，让步兵广为制造并演练。这个建议诸将皆以为可用，于是战车图式正式颁发了下去，朝廷委派提刑司总管此事。
经过李纲和主战派官员的努力，建炎元年六、七两个月，新兴南宋的国运犹如今日股市之“牛市”，全线飘红。按照这个走势，不出三年，强国可期。
但是，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个人意志，也就是皇帝本人的价值取向。一个皇朝究竟是奋发有为还是苟且偷安，完全是由皇帝的志趣所决定。
因此，南宋的命运在短时间的“高开”之后，突然转为“低走”，其间的变幻之快，足以令后代的研究者们瞠目。
李纲的“规模”之说，也从此成了一场令有为之士扼腕痛惜的大梦。——上天给南宋送来了一位堪比诸葛的良相，却没有给它带来一位志在中兴的雄主！

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
李纲与高宗这一对君臣，从建炎元年六月初六起，开始共同操控朝政，一直很默契。高宗对李纲尊敬有加，凡事无不请教，视若老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月中也没有太大变化。两人每日见面所议，有很多都是在探讨靖康之败的原因，以作为将来图大举的经验教训。
七月某日，在议事时，高宗突然出示了一件绢背心，对诸大臣说：“道君皇帝自燕山密遣使臣，带来此物，领子中有他亲书‘便可即位，来救父母’几字。”
睹物思人，在场大臣无不深深震撼！
李纲与执政们看了背心，都流泪拜奏道：“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的明证！应藏之太庙，以示后世。道君皇帝远幸沙漠，寄厚望于陛下如此，臣等敢不竭尽全力措置边事，以实现陛下的孝思？”
等诸执政退下后，高宗的心情也很难平复，就与李纲探讨起靖康年间的得失来。
在高宗印象中，钦宗皇帝在位时，处理政事相当勤奋，所以他很奇怪：“渊圣（指钦宗）批阅奏章，有时终夜不寝，而结果有播迁之祸，这是为何？”
李纲深知问题出在哪里，于是答道：“渊圣皇帝早年当太子十余年，美德闻名天下。即大位后，勤劳恭俭，虽古之贤主，也胜于他不多。但他处在国家艰危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辨忠邪。一旦议论纷纷，则为小人所惑，所以最终误大事。人主之职，只要能知人而善任，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自处理细务，而大功也可成。不然，即使在批阅奏章时每日定量，吃饭由卫士传餐，亦无益也！”高宗听了精神一振，觉得这“抓大放小”之说甚有道理。
李纲接着分析靖康之败的缘由：“靖康初，金人犯阕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做对了的有二：一是道君禅位（使金人出师无名，并挽回民心），二是渊圣皇帝固守京城（稳定军心）。假如其后再做对了一件事，也就是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就可无事。可惜战与和两者皆错，以至出了大变故。和之失在于，对金人所提出之条件，不能答应的应坚执不许，但我方一切皆允诺，这是向敌人示弱。一旦不能兑现，金人当然要再次入寇。战之失则在于，当时勤王之师集于京城四周三十余万，臣献策说不宜分兵，而应以重兵与金军对峙，待其无粮，围而击之，一举可破。可惜当时不以为然，将兵权分开，所以姚平仲才得以冒险出击。而后又因劫寨小败而不敢再战，贼退又不肯追击，遂使金人有轻视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臣以为，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方可成功！”
高宗还是不大明白：“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次来犯，遂不能守，何也？”
李纲当然也想过这问题，早就归纳出了五条，当下逐一道来：其一是，金人第一次入寇，不知中国虚实，也没想到要“犯京阕”，只是因为中国失备，被他们钻了空子，才打到了汴京城下。宗翰兵又失期未至，所以宗望攻城的愿望并不强烈。而第二次，金人则是抱定了吞噬中原之心，战争目标清晰，这就很不同了。
其二是，第一次金军至城下，不数日，勤王之兵已至，对金军构成了很大威胁。而第二次是城被围住了，朝廷才发蜡书募天下兵，事不及矣！
其三是，第一次金人驻扎在城外西北隅，而京城守备的主力——行营的军队也驻扎在城外的要害地区防守，京城与四方的音信络绎不绝，城并没被围死。勤王兵一到，“贼”即敛兵不敢出。而第二次是朝廷为制止金军驻扎，决开水口，淹没了城外西北数十里，而对东南方向却不派一兵，结果让金军占据了东南，把一座城完全包围住，城中音信不通于外，勤王兵也进不了城。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困死了。其四是，第一次被围，正逢钦宗刚即位，人心振奋；将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肯用命。第二次是钦宗执政了一段时间之后，赏罚失当，人心背离，战斗力随之大减。
其五是，第一次围城时城内防守措置有序，号令严明，昼夜检查，毫不松懈。而第二次在关键岗位上无人负责，“贼”至，造桥渡濠，竟然听之任之。结果金兵数十人登城，城上将士即溃，基本等于没有防守。
对汴京两次被围不同后果的缘由，李纲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除了一些具体的因素之外，从总的战略、策略上分析的确就是如此，即便后世的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文章可做。当时以及南宋后来的有识之士，也都看得很清楚——“李纲在，汴京在；李纲去，汴京失”，因果分明，铁案如山。所以，在李纲身后，对他的评价一度达到很高的程度。
李纲的上述分析，高宗给予首肯，他命李纲把第一次围城时的措置写成札子，留中研究。
君臣俩到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嫌隙。从当年七月中旬的有关记载来看，导致李纲后来罢相的导火索，起与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之辈的理念与权力冲突。
一般来说，中国这么大，外部力量一时是打不垮的；事情搞不好往往是出于内争。在皇权体制下，科学、客观、实事求是的理念不可能长久占上风，最终决定是非、胜负、宠辱的，说到底就是权术。仁人志士们再怎么叹息也没有用！
最初产生争议的是关于李纲提议的“买马”一事。李纲曾建议：“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吾以步军对阵，容易溃散。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其中可披甲上阵者无几。为权宜之计，非在民间购买不可。请先下令，下级将校不许乘马；然后令州内之官民有马者，按等级给价取之。不得将马隐寄在权贵家中不报，也不准借买马骚扰民间。则数万匹马还是可以搜罗到的。买马之资，国家无力出，须劝募民间出财以助，有捐资多者，可授给官职以作为补偿。”
这个建议是强军之策，高宗自然同意，有诏让三省按步骤施行。诏书按照李纲的建议，明确规定：“文臣允许养马一匹，其余官吏士民有马者，一并交给官府，各地长官负责查清马的数目、等级，以钱偿付。限半月查清，有隐匿者以违制论。”同时还规定，国家鼓励从军，白身平民从军，被服用具由国家全给。良家子弟自带弓马从军，国家每月发给钱米。官吏、寺观、民户愿以私财助国者，按财物多少推恩。
这些措施刚一实行，就有谏议大夫宋齐愈跳出来，上疏弹劾李纲说：“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东南之马又不可用。至于兵数，每郡增二千，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
这种说法，如果不看背景，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南宋百废待兴、尤其需要加强防务以立国的背景下，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子，其隐含的意义就不止是对一两项政策的否定了。
高宗居然也就听信了这种说法，让三省不要再推行原来的买马政策了，每州买百匹即可。东南不产军马，因此免于施行。此外劝民出资的政策也一律停止。高宗解释说，更改政策是由于“恐致骚扰”。李纲的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
可巧这个宋齐愈，在这时自己出了问题——有人弹劾他在围城期间有立场问题。
宋齐愈，字文渊，号迟翁，籍贯及生年均不祥。宣和中为太学官，当时徽宗召见，命作梅词，要求必须是前人所未道之语。宋也算个很有才气的词人了，立刻写了一首《眼儿媚词》，内有“霏霏疏影转征鸿，人语暗香中。小桥斜渡，西亭深院，水月朦胧”之语，清新可读，徽宗见了，不由连连叫好。
在钦宗朝时，他为右司员外郎。战乱后从围城中逃出，来到行在，自报在靖康年末请了病假，因而没有参与伪楚之事。后高宗授予他谏议大夫。
现在，有臣僚揭发：他是立张邦昌为“皇帝”的首倡者，且证据确凿。李纲与执政将这个检举奏疏呈了上去，高宗震怒，命交给御史台审问。审问结果其罪行无误，宋齐愈自己也服罪。
当时，为他说情的人颇多，但是高宗却不能释怀：“齐愈奸佞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假使邦昌事成，置朕何地？”
皇帝发了火，于是大家再不敢言。这位政治不过关的才子，最终被推出西门斩首（一说腰斩），罪行张榜于街巷。
宋齐愈在甄别运动中被揪出，纯属咎由自取。但是由于李纲是“议伪命”的倡导者，所以宋的被杀，有人就把账算在了李纲头上，在稍后引发了一场政潮。
与此同时，还有御史台审结的陈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案也一并报高宗处理。这些人都是在围城中诱惑宫女为妾，或把犒劳金军的金银占为己有的罪臣。高宗在公文上批道：“此何等时，乃敢如此！”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起初，这四人也有可能掉脑袋，众人连忙解救，高宗松动了一步，批示：罪重者流放登州（今山东牟平）沙门岛，永不放回，其余的编管岭南。
此外，龙德宫华国夫人李春燕也被逮，由京城留守司等衙门会审。查实张邦昌在结束“皇帝”生涯回府时，李春燕送他出禁中，告别时的谈话涉及高宗当藩王时的隐私，按律为“指斥乘舆”，也就是骂皇帝。
还有张邦昌当时住在福宁殿，李春燕曾让自己的养女——宫女陈氏为张邦昌侍寝。后来张邦昌很中意这位小娘子，就用姐姐的一个丫环将陈氏替换出来，收在了府中。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是他狗胆包天睡了皇帝的宫女！ 事情一审出来，高宗又震怒了：“邦昌竟敢住宫禁寝殿，私奸宫人，可见其何等猖狂！”
——叛国的事情不恼，睡了个小保姆却要大光其火。上级有时候对事物的判断常常让下级摸不着头脑。
李纲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这一系列罪臣在处理的时候非要置他们于死地，就连对宋齐愈，他也曾以大赦为名力救，尽管他知道宋与黄潜善私交甚好。这次对张邦昌也是一样，李纲提醒高宗道：“邦昌既敢僭窃位号，陛下已特恩宽宥，此乃细故（小事）耳，似不须加罪。”
然而高宗不这么看，卖国不要紧，侮辱了皇家的面子才是大事！他大笔一挥，赐张邦昌自裁！之后，就派了殿中侍御史马伸，急赴潭州监督执行。
张邦昌欠大宋皇朝的一切，就此全部偿清。据说，他临死时曾大呼冤枉，后世也有人为他鸣不平。不过，他的所谓“冤或不冤”的问题，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难道卖国还有什么苦衷么？
宋齐愈跳出来阻挠李纲的备战计划，他命不好，自己找了死。但是，朝中对李纲的攻击并未停止。
黄潜善营垒里又蹦出一个河北转运使张益谦来，指责张所的河北招抚司扰民。他说：“自从招抚司设立以来，盗贼越招越多，白昼杀人，不如罢之，将此事交给地方帅臣去办。”
李纲十分愤怒，对高宗说：“张所目前仍留在京师招集将佐，尚未及行，益谦何以知其扰民？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所以才实施招抚，要借其力而用之，岂因置招抚司而有盗贼乎？今京东、京西群盗横行，攻掠郡县，又岂是招抚司之过？目前局势艰危，朝廷欲有所振作，张益谦一个小臣，却以非理阻止，此必有主使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
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张益谦的影响，下旨招抚司：一旦就绪，马上渡河，不得抽调京城守兵，一切装备由朝廷供给。招抚来的河北兵民要严加管束。同时又让张益谦做个详细的报告呈上来。
黄伯彦把持的枢密院绕开尚书省，将张益谦的申诉状直接呈递皇上，取了旨，痛批了一顿招抚司，并行文河北各州县。文件下发数日之后，才跟尚书省打了个招呼。
李纲见了这个，差点气晕了，立刻拿了这份文件，与汪伯彦等在廷上展开了一场激辩。
先前高宗对招抚司的告诫，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传达了圣上意旨。现在这个枢密院公文，内容与尚书省的不同，你叫下边听谁的？ 李纲奏道：“张益谦所奏都是细故，且有待考察，尚书省得旨后已发文，而枢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张益谦互为呼应，以细故害大计、压制张所罢了！朝廷委派张所招抚，措置刚刚就绪，即将成功，却遭打压如此。州县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见，如何还肯努力？弃事功于垂成，真可惜也！臣不知朝廷对于张所，是欲其成呢，还是欲其败？欲其成，则不当打压之如此，欲其败，则不如罢去算了，不要这样挟私害公了！打压一张所又何所难？但是误了国家大计，使河北兵民、州县尽为金人所得，中原不能保，何人能负其责？靖康间，就因朝廷意见不同遂致大祸，今日岂可复蹈前车之辙？”
这一番痛斥酣畅淋漓，且不管你什么君主尊严、大臣体面，把“潜规则”撕破了说话。直说得汪伯彦脸上红白不定，无言可对，只得咬定不知道尚书省已有公文下发。
高宗当然也无话，只得让枢密院改正，还是以尚书省的公文为准。对张所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李纲在朝中与黄、汪第一次公开爆发冲突，此前他与两位执政起码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经过商量才报呈高宗的。黄、汪这次的背后捣鬼，换了别人，也许会忍让一下就过去，或者也报以阴柔之术，但李纲行事向来不愿委琐，所有意见都是直通通地说出来。
这些话高宗听了会作何感想？李纲全不予考虑。承平时期，玩玩权术猫腻尚可以理解，国家危殆如此，还在把国事当儿戏，翻三覆四，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国家了？
李纲想的是：事情就这么明明白白，我也就把话说得明白。若不相信的话，金国的大军立刻就能让我们大家都相信。
这种直率，导致他与高宗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
建炎元年的七月十二、十三日前后，李纲听到朝臣们有议论，说高宗还是想巡幸东南，一点儿回驾汴京的意思也没有。对此，李纲颇感震惊。如果高宗要向东南转移是实，那么就不仅仅关乎李纲个人的命运了，而是将直接影响到宋、金今后的关系，影响到南宋今后立国的格局和命运。
皇帝往东南走，南宋就将永远是个偏安的小朝廷；皇帝若能返京，金人退出大宋全境则是指日可待的事！
两种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李纲平复了一下心情，决心当面说服高宗不要走。
七月十四日，李纲上朝，很从容地奏道：“近来朝廷对外经营两河，对内修治政事，都已逐渐就绪。惟独陛下将巡幸何处尚未定，中外人心不安。中原者，乃天下形势根本，一离中原则人心摇、形势倾矣！假使今冬无虞，陛下还阕，天下之势遂定。而今外界议论纷纭，都说陛下将巡幸东南。果真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所有，还阕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
高宗没想到，李纲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当场闹了个大红脸，连忙解释说：“只是想送元裕太后（即张邦昌找寻到的废后孟氏）、六宫往东南而已。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增兵聚马。如此，都城可守，虽金贼亦可灭！”
皇帝如此信誓旦旦，李纲便没二话说，连忙拜了两拜，赞道：“陛下英明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过如此也！”接着又道：“高祖、光武、太宗皆亲自带兵，披甲胄，冒矢石，天下于马上得之。今日当然不须如此，但陛下车驾不离中原，则将士奋勇，金贼不敢窥伺。经营两河，虽稍劳苦，而后享安逸。倘若取一时之安，后患怎生了得！只是中外臣民未知陛下意图，还请公开告谕之。”
李纲的立论无懈可击，逼得高宗只好答应，向天下臣民表态。有关诏书很快公布在汴京和南京，读过的人无不感泣。
李纲也令有关部门安排元裕太后及六宫去东南的事宜，准备好护卫士卒、粮草和舟船等。
七月十七日，高宗又有旨，表示接受李纲的建议，今冬巡幸南阳，让观文殿学士范致虚去知邓州（今属河南），负责修理城池、宫殿。又安排了粮草储备事宜，似乎是万事俱备的样子。随后，高宗又任命黄潜善之兄、户部侍郎黄潜厚为巡幸提举。此后，皇帝巡幸南阳的准备工作也就加紧开展起来。
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高宗立足南阳，作为恢复中原的前进基地，倒也可能有一番大作为，即使比不上汉光武帝，其历史地位怕也要超过那位兵败后坐了驴车逃跑的宋太宗。
可是，皇帝自有皇帝的价值观念。谁也想不到，七月下半月时，高宗忽然下了一道手诏，说要巡幸东南，以避夷狄，令三省和枢密院共同写一个准备方案上来。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连皇帝也可以说话不算数。
谁不知道东南好？但是现在不是去享受的时候，而是得先想法保住残存的江山再说。
可是皇帝不是这样想。他想的也许是：反正鸡一时还死不光，就先放开手杀鸡取卵吧！做人、特别是做了皇帝，不图快活图什么呢？所谓的“为民”、“保国”等等，不就是一些千年的套话么？——孺子不可教竟至于此！李纲也狠了心，断然扣下了手诏不发，写了札子，极言不可去东南。
他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占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占有西北，晋元帝是也。因为天下的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一失西北，兵马无所取之。且金人将乘机扰我陕西，盗贼蜂起，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全都白白留给了金贼。加之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阕而不可得，更何况治兵取胜、迎还二圣哉！惟有南阳，汉光武据以中兴之地，山高城坚，四通八达，可暂时驻跸。待度过冬春，两河措置就绪，即可还汴京。此为最佳之策！”
高宗看了札子，无话可说，派人从李纲那里取回了巡幸东南的手诏，叫李纲与执政再商量一下。
高宗为什么会忽然变卦，这成了一个千古谜案！
他的变卦是南宋初期战略取向的一个重大转折。其后，“恢复大业”虽经几代人努力，终成泡影，仅仅为南宋的豪放词人提供了无尽的抒情素材而已。
后人多半把高宗的变卦，说成是李纲的恢复计划中“迎还二圣”的字样刺激了他。为了避免二圣归来后他自身地位的尴尬，所以最终选择了对金妥协。但我以为，这个问题在此刻尚不成为一个问题。有关的史料记载上，没有任何一个疑点说明这时的高宗已很忌讳“迎还二圣”了。
而且，如果高宗真的使南宋强大到能够“迎还二圣”，那么他作为中兴之主，在全国军民的心目中必定威望空前。两位丧权辱国的战俘皇帝即便归来，也不具备重新登台的民意基础。徽宗误国，自身早就无意于皇位；钦宗失国，大宋人无不耿耿于怀。这两人有什么资本能威胁到打败了金人的高宗？
所以，这期间高宗在发出了巡幸南阳的公告之后，又不顾信誉公然变卦，显然是价值观起了决定作用——他根本就不想做一个雄才大略之主。在东南繁华之地，当个半壁河山的皇帝不是也很舒服么？
当然，也不排除高宗在十几天内的大转弯，是由于受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鼓动。这一类人的观念不问可知——现成的福不享，干嘛要去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呢？
天下者，皇帝的天下。这个当了皇帝的人就要享受人间至福，就是要过一天算一天，当时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制止得住呢？
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无数这样的遗憾所写成。
第二天，李纲抱着尽最后一搏的决心，又写了一札，援引楚汉荥阳、成皋之战，曹操、袁绍官渡之战以弱胜强的例子，纵论天下形势。又与执政议政于御前，李纲说：“今乘舟顺流而到东南，固然安便，但一离中原，势难复还。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东南岂能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离心，变故将不测，且后事艰难。欲保一隅，恐亦非易！陛下既已下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墨迹未干，失大信于天下？”
李纲的这些担心到后来都一一被验证。后来南宋果然有“后艰”，在“难保一隅”的战战兢兢中被挤压了一百多年。高宗被李纲说得汗颜，只得同意还是巡幸南阳，令李纲负责筹备出行事宜，一至初冬，便择日起程。
但是此后的几天内，黄、汪之流不甘心他们的“大计”被李纲所阻挠，私底下仍然鼓动高宗巡幸东南，外间对此也有不少传闻。有友人对李纲说：“士大夫议论汹汹，都说有人提出密议，东幸已决，去南阳不过是应付你。何不从其意算了，不然，事情将不测！”这是一句委婉的警告，意为李纲若坚持下去，很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失势。
李纲并不以为意，他答道：“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此为分水岭。皇上虽有成命，也可改易，我当以去留（不惜以辞职）争之！怎可为保身计，而受天下之责？”
从这以后，高宗虽然不再提巡幸东南的事了，但是对李纲先前所做的决定，往往做出否定或者修改，明显地看出对李纲已有所不满。比如，高宗指责买马扰民、指责改制新军“有害军政”等，都是在这时提出来的。
黄潜善为打击李纲，干脆从人事方面下手，以李纲的姻亲、江宁知府翁彦国做靶子，意图掀起倒李纲的风潮。高宗听信了谗言，批出旨来，说翁彦国在修复江宁城池时花费太多，骚扰东南。
对此，李纲上奏解释了情况。
派翁彦国去江宁任知府，负责修城，还是在李纲赴行在之前就下的任命，与李纲无关。翁到位后，朝廷批给十万贯钱做经费，翁彦国后来上了个札子说不够，于是高宗就有“骚扰东南”的批示出来。李纲争辩说：“十几年前，赐给大臣一座宅子，尚须费钱百万。今日令修城，十万贯岂不是太少？”
高宗听了这个解释，先是增批了四十万贯作为补充，而后过了不久，忽然又有旨下来，仍说翁彦国“修城骚扰”，要求严厉处分。恰好在同一日，江宁府有公文上来，说翁彦国病死了。高宗便说：“彦国已死，不须处分了。”但仍下令免去翁的职务待遇，又降旨“抚慰东南”。
皇帝的这些姿态，满朝的人都能看出来：李纲不大灵了！
李纲当然看得更清楚，以前奏事或者拟的公文，很快就能批出，现在则多不批出。李纲知道，黄、汪等人没少进谗言，且“其入已深”。他也不想装傻，一日，在朝议过后留下，对高宗说：“近日屡次劳烦圣心，下令改正已行事务，臣已逐一辩明，幸蒙谅解。又所拟各项事务文本，多未批出。乃是因臣特立独行，又蒙陛下特殊恩遇，嫉妒者多，必有暗中离间者。”
高宗不承认有小人告状，只是敷衍说：“无此，所批改正事务，只是朕偶尔想到。其余未批奏章正在细读，并非不批。”
君臣俩以往的默契到此已荡然无存，虽然尚未决裂，但双方已是勉强在维持关系了。
到八月五日，形势更趋明朗化，高宗的倾向公开了。有旨升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而提拔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样一来，从过去的仅李纲一相，变成了李纲与黄潜善“两相同朝”的局面，反对李纲的势力大大增强。
黄、汪一伙欣喜若狂，弹冠相庆。六月初以来，他们与李纲搏弈近两个月，心计用尽，战战兢兢，如今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要放手一搏，非要搞垮李纲这个不合时宜的老顽固不可。
按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整人要从对手的下属整起，否定人要从否定其主张做起。“两相”的任命一下来，黄潜善立刻开始破坏李纲的两河战略。先打压张所不成，马上又开始算计傅亮。
管他什么战与和？整人不讲道理，就讲如何把你的人给整下去！李纲知道他这招毒辣。黄潜善这是把国防大计与人事关系搅到一起了，让你撇不清、道不明。如果李纲听之任之，则恢复中原之策势必胎死腹中；如果李纲出面解救傅亮，则恰好被黄潜善说成是拉帮结党。
但李纲就是不听这个邪。国家命运高于天，为保住河北河东大好局面，豁出来辞职也要争！
忠直之人，一般都是偏向虎山行的人。他在事后回忆道：当时“虽知堕潜善策中，盖势不得不然也”。李纲实在是痛惜两河的大好局面就要被这帮小人断送掉！
当时，张所与傅亮分别负责在河北、河东招兵买马，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极大地牵制了金军的力量。特别是在河北，张所携带千余份空名告身（委任状），携三千兵卒前往河北，一时间义兵云集，“应募者十七万人”。义军“八字军”王彦等人纷纷投效旗下，岳飞也来向张所报到，被任为中军统领。
张所曾问岳飞：“你一人能敌几个敌人？”
岳飞答道：“勇不足恃，用兵专以计谋取胜！”
张所很惊讶：“看来你并非粗人！”于是对岳飞甚为器重。岳飞的军事天才也从此得以施展，最终成长为南宋赫赫有名的抗金将领。傅亮这一边势头也很好。先前傅亮见河东经制司下属兵员才万人，且多为乌合之众，其中还有一些招安来的盗贼。这样的武力一过黄河大概就要被金军吃掉。于是上奏，要求先去陕西招募正规的西兵、民间弓箭手和将家子弟，估计可招到二万人。然后再联系河东各个山寨豪杰，伺机策反已失陷的州县，待时机成熟即渡河作战，收复沿河一带后，再伺机深入，逐步收复泽、潞两州和太原。
得到高宗批准后，傅亮便雄心勃勃地上了路。可是走了才十余日，枢密院忽然取旨，命宗泽在汴京节制傅亮，让傅亮即日渡河，深入金军腹地。
傅亮在途中得旨，知道这是朝中小人要置他于死地——带领一万名刚收容来的地痞流氓，渡河去干什么？不是送死么？
他上疏申辩说：“此令与以前指令不同，何也？即令我即日渡河，也无不可。但河彼岸皆金人地面，我司措置全未就绪，过河后，何地可为家？何处可以得粮？乌合之众假若为金人所溃败，何处可以得兵？亮死不足惜，只怕是有误国事！”
李纲跟着也有奏章上呈，质问这马上渡河的昏招：“河东今日之势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过数州，其余皆自愿为朝廷所守。王师（宋军）渡河，犹有驻扎和得粮之处。河东州县则大半沦陷，今经制司人马不齐，猝然驱之渡河，遂为孤军。倘若全军覆没，不知朝廷更从何处再觅将佐士卒，来全面经略河北？古人将帅在外，不由中央驾御。请仍照前议，任由将帅发挥才智，假如旷日持久而无功，则朝廷可以法治之，何必驱之如此之急？”
黄潜善、汪伯彦现在已不怕李纲了，毫不让步，瞪着眼睛说瞎话：“不令他们急渡河，则将失机会，傅亮只是想逗留不进而已！”
李纲争辩道：“兵事怎能坐在堂上遥想猜度？且目下也未见有什么机会。委任了将帅，就让他们择有利时机而动即可。今不顾其措置未齐，而驱之渡河，正是为贼之饵食，哪有什么好处？”
高宗见黄、汪之流固执己见，也很犹豫，数日之间徘徊不定。几天过去，见皇帝没什么动静，李纲又极言力争：“潜善、伯彦先是极力打压张所，幸赖陛下明察，使其不得逞。经营两河，乃臣所建议，而张所、傅亮又为臣所举荐。打压二人，就是要让我李纲丢面子，令我不安于职。我素以靖康间大臣不和之事为教训，凡事都与潜善、伯彦商议而后行，不想二人却有心计如此。我以为，傅亮这人明白事理，愿陛下耐心观察，则情状自见。”
高宗眼睛望着天棚，憋了一会儿，说：“朕今晚批吧！其余都不变，只是让经制司改设在陕府。”
高宗说完，其余人都没话了。黄潜善则要求独自留下来，要与皇帝对话。
这个征兆不好。果然第二天，圣意就批出来，说：“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以罢经制司，令傅亮本人赴行在报道。”
不用问，这是黄潜善操纵皇帝又一次成功！
李纲知道：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大宋之明日，将永无朗照！不知他此刻心情是如何地绝望，但他决定不愤怒、不哀戚，只把要说的说了、要做的做了，无愧于己心、无愧于后世，也就行了。
天要倾，地要陷，就算做了一个屈原大夫，又能如何呢？
他把皇帝的御批压下没发，上奏道：“臣昨日论傅亮事，已经蒙陛下宣谕：傅亮职务不动。刚才收到御批，却还是罢了傅亮的经制使。不知圣意是何意？”
高宗淡然道：“傅亮兵少，不可渡河，不如就这样吧！”
李纲寸步不让：“臣昨日争不可立即过河，今日就因臣争论之故，将傅亮与经制司一并罢之，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暗中惑乱圣听，欲迫使臣去职。臣蒙圣恩，只知一意为国家，凡可以持危扶颠者，知无不为。以傅亮经营河东，乃今日所为之大事，潜善等欲破坏之。此若可罢休，其他还有何事可为？”
他直截了当表明：请皇上收回成命，否则，他这宰相也干不了啦！这是李纲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辞职的意向。
高宗却没把问题看得太严重，说：“像傅亮这样的人才，难道如今很难得么？”
李纲说：“臣曾与傅亮款语（详聊），观其谋略，真可以为大将。询问士大夫，亦以为然。让他做了经制使，姑且试之，假以岁月，必有可观。而今未曾使用，遂罢之，则不可！古之用将，恐不如此。昔日汉高祖怎知韩信？只因萧何荐之，遂为大将。萧何所以知道韩信，亦因屡与之语。如今人才难得，而将帅之才尤为难，偶得一二，诸事未成，遂以寸纸罢之。待将帅之轻如此，谁不寒心？且潜善之流意不在亮，乃以此排挤臣。陛下若不察，臣又怎敢安于职守？怕是终无助于陛下中兴之功！”
这下子又说得高宗无语。
古之君相，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模式，有的如主仆，有的如父子，有的如兄弟。还有的就是李纲与高宗这种，酷似严师与学生的关系。高宗想不听老师的话，但道理上又讲不过老师，于是就玩花样，能哄就哄过去。
李纲见高宗态度还是不明朗，就从袖中拿出御批，说道：“圣意如一定要罢傅亮，请降旨，可令潜善办理此事，臣请乞骸骨归田里（请求退休）。臣并非敢于轻易离职，望陛下深思，假使傅亮不罢，臣哪敢决意要走？”说罢，上前几步，再拜于龙椅之前。
高宗赶忙安慰说：“不须如此！”
可是等李纲退下之后，马上就听到消息说，罢免傅亮的圣旨已正式颁下。于是李纲想也不想，写了个札子求去，也不赴都堂办公了。高宗闻讯，派了御药官去宣李纲，“押解”着他到都堂办事，但是刚一到都堂，李纲转身又回了寓所。
他在寓所中，接着又写了第二道札子，请求辞官。高宗很快把两个札子都批出来了，就是不允。
君臣俩就这么僵住了！
翌日，高宗又派御药官“押解”着李纲，来到后殿起居室奏事。众宰执奏事完毕，高宗命李纲留下来，对他说：“卿所争事小，何必非要去职？”
李纲说：“人主之职，在用一相；宰相之职，在荐人才。今人才以将帅为急，恐不可谓之小事。倘若陛下以为小，臣即便以去职相争！”
想到此，李纲不禁一阵心酸。他一是恨：君臣之间，为何对战略问题认识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恨：好端端的抗金大局，竟被一二个不入流的佞臣几句话就给颠覆了！他想，皇上把他留下，也就是要给他一个缓和的余地。如果自己退让一下，无非就是撤掉了一个河东经制司，其他的事还可以徐图。
但他不这样想。他认为：抗金大计是一个整体性的“规模”，环环相扣，先后有序。把河北、河东经营好，竖起人民战争的屏障，是保住现有国土、以图反攻的第一步。这起初的一步，都走得这样难，还何论其他？
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在“二帝”时期，不过是些微末角色，因缘际会，从州官一步成了皇帝的宠臣，他们不可能有经邦济国的头脑与胸襟。他们的从政理念无非就是攀附与整人。巴结上司、打击同僚，培植亲信——这三件事，是他们从政活动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伙无知小人，居然能屡屡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那么这个国还能有什么希望？抗金大业千头万绪，即便没有掣肘尚且费力，谁还能禁得起他们事事死打烂缠？圣人说得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纲的退隐之心，已是斩钉截铁！
想到此，他来到龙椅前跪下，索性说出了掏心窝的话：“臣蒙陛下眷顾，登极之初首命为相。而潜善、伯彦自以为有攀附之功，窥伺相位，自不待言。而陛下却虚位以召臣（留着空位子给我），两人必对臣切齿痛恨，嫉妒无所不至。臣曾建议，议伪命、料理两河、巡幸勿离中原等，此二人偏要处处与臣不同。黄潜善尚未为相时，之所以进谗言指摘臣，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为相，仍打压不止，不过欲逼迫臣去职而已！
“臣生性直，却立于群枉之中，唯有赖陛下明察。臣以世俗之事做比喻，今有人患病，众医不能治，而请来草泽之医。待草医开好药方，众医皆阻拦，使之不得用药。草医只能辞别，岂敢负医疗之责？又如大厦之将倾，请来良匠修理之，必换栋梁，而以木柱暂做支撑。众工匠却百般诋毁，主人不察，既不许换栋梁，又将木柱全部撤去，则良匠亦只得告去。何也？倒塌之责不能担也！
“朝廷承平无事之时，宰相犹可尸位素餐、冒受荣宠；今艰难多故之秋，臣自料终不能当陛下之厚望，怎敢久居此位？臣曾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离中原，潜善等欲往东南，所以必打压张所、傅亮而迫臣去职。臣东南人，岂能不愿跟随陛下去东南为安？但车驾巡幸所至，实乃天下人心所系，中国重心之所在，一离中原，则后患不堪设想！所以臣不敢雷同众说。
“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留心恢复大业，勿以臣去而改原议。臣虽离左右，岂敢一日忘陛下？惟有不胜依恋之至！”
说罢，李纲忍不住泪流满面。待到拜辞高宗，退下后又上了第三道辞职札子。
李纲的友人们对他的仕途前景非常担忧。有人对他说：“公决然退去，于大义相合！然而谗言不止，将有祸患不测，奈何？”李纲略作思考，铿然答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已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节而退，祸患非我所惧。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果然有公告发布：免去李纲宰相职，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这两个职务都是虚衔，后一个只是挂名的道观主管，不必到任。降职的同时，又加了食邑实封，算是一个安慰。
高宗从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李纲很客气，在最后一刻仍想挽留。但是李纲的三上表章辞职，使得高宗最终下了决心，要甩掉这碍事的老臣。
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只要李纲在，高宗就去不了东南。高宗要想享福，就只能牺牲掉李纲。
公告为了使宰相去职有更冠冕堂皇的理由，罗列了李纲的一大堆罪状。譬如，说李纲募兵买马、劝民出财是扰民之罪；议伪命是为报私怨；扣住御批不发是轻慢君命；不处分翁彦国是包庇姻亲；对傅亮渡河有异议是阻挠王师北上……林林总总，竟归纳了十多条！
高宗不可能有闲心去罗织这些，不用说，这都是黄潜善拟好了稿子，密付给词臣，让词臣照抄出来的。
李纲立即上表，连观文殿大学士也要辞去，只求净身一个回归故里，但高宗不允。
滑稽的是，原先将李纲升为左仆射的任命，至此李纲还没来得及正式接受呢。高宗不管荒唐不荒唐，叫人把两个任命书一起发下。李纲不得已，只得接了这一褒一贬两个任命书，拜谢后，立即收拾行装，回了无锡梁溪。
他这一去，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中心。
在黄潜善扳倒李纲的政潮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张浚。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后来成为南宋非常有名的一位宰相和抗金统帅，但他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文职官员。在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参加了高宗的登基仪式，被任为枢密院编修官。后来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为殿中侍御史。
张浚这人在思想上是坚定的主战派，按理说是应该赞成和同情李纲的。但历史的诡吊无处不在：张浚不单是被黄潜善看中，偏巧那位被清算的宋齐愈又是他的好友。宋齐愈被杀本是高宗自己的意旨，可是张浚却迁怒于李纲——他恨，没有李纲的所谓“议伪命”，我这好友能掉脑袋吗？
于是，李纲刚一提出辞职，张浚就附和黄潜善，奏论李纲独擅朝政、私改圣旨、任用亲信，包庇姻亲等罪，攻击甚力。在李纲被罢相后，张浚仍然心有愤恨，继续攻击不已。
但是到了第二年，张浚就因积极主张“修备治军”，而和黄潜善闹翻了。几年之后，他与李纲之间的恩怨过节，也在李纲的主动努力下终于消解。这都是后话了。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和官员群体绝大多数是同一群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孔孟之道。但是在皇权体制下，官员有官员的一整套潜规则，不服从不行，孔孟之道不过是华丽的幌子和说词。真正能践行孔孟之道的人，数量上微乎其微。做到了宰相这样高的官职仍能坚守孔孟之道的，就更属凤毛麟角。
李纲就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他不是伪君子，也没有作秀的成分，虽然还不至于“舍身”，但坚定地做到了“取义”。在“民”、“社稷”与“君”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视皇帝的恩宠若粪土，在体制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说不合作就不合作。
这才是一个脱离了名缰利索的、纯粹的人！
中国古代的高洁之士，其风节是货真价实的，足令后人敛息而仰视！
九月八日，李纲在归途中，乘船渡淮河。眼望长淮渺渺，不禁心事苍凉，援笔赋诗一首，其中有云：
嗟余涉世诚已拙，
径步不虞机阱设。
空余方寸炳如丹，
北望此时心欲折！
宝剑入鞘，马放南山。壮怀激烈之梦，就此永成泡影。
——这悲凉心境，谁能知晓？

潮生潮落一代名臣踏上海岛
罢相后的李纲，出南京，渡淮涉江，踏上了他生命中最后十三年的抑郁旅程。
秋野大荒，那种天地同悲的怆然之色，也许正与李纲眉宇间的神色相同。
他的内心积郁了太多的忧虑。
此后的无数个夜晚，耿耿孤灯下，他每每拆阅远方来的书信，心在不断地下沉：诸种担忧都逐一变成了事实！
一个永远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能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多久？
这年的九月中旬，李纲在归程中走到镇江府，忽闻秀州发生了辛道宗兵变，路途不安全。于是，在镇江逗留了半个月，不敢冒然前行。继而又听说叛军掠毗陵（在今常州）、焚丹阳，正从常州向镇江方向而来。
事不宜迟，这地方不能久留！李纲断然雇了客船，由长江水路回无锡，所幸路上没有碰到叛军。
当时李纲的弟弟正在无锡，与知县郗渐商议，出面说服了叛军，没有烧掠无锡当地的民居。
这个事情发生时李纲还在镇江，事前也并不知道弟弟的所为。可是很快，朝中就有人告状，说李纲倾家荡产犒劳叛军，派遣弟弟带了数千条红头巾去迎贼，“阴与之通”。
昨日重臣，翻为叛贼。刚刚卸任的宰相就要组织几千“红巾军”起来造反？人们在整人时的想象力最为奇异！
高宗这时候也不问究竟了，一道圣旨下来，将李纲再降职，罢观文殿大学士职名，安置鄂州（今湖北武昌）居住。
李纲失势后，朝议仍旧汹汹。那些继续在打击他的不光是与他政见不同的人，还有紧跟潮流以图分一杯羹的人。
有了这些专门落井下石的积极分子，一个高官在位时众望所归，垮台后人人喊打，也就不奇怪了。
李纲也不悲愤。他心里明白：戴上“通贼”这么个罪名，若不是高宗还罩着他，相信他不可能有反心，那么，想在江湖上找一块好地方呆着可能都是做梦了！
接到命令，李纲马上乘舟溯江西上，赴鄂州。但是此时正逢江上盗贼纷扰，路途不宁，只得在半途一座寺院里暂避了一时。
乱世里，忽然就有了几日闲暇，他把当宰相时的日记翻出来看。掐指一算，宰相生涯不过才七十七日而已！
他只能苦笑：这么短的时日，对国家尚无涓滴之报，却换来毁谤无数，积逾丘山！
官场仕途，真是行路难也！
逆旅滞留中，李纲把建炎元年六月以来，与己有关的诰、诏、疏、表编纂一过，写成了十卷本《建炎进退志》，为后人留下了又一部生动可感的历史资料。
李纲被罢相之后，大宋朝政犹如经历了一场地震，所有的东西都要翻过来。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顺理成章地罢废，李纲原先所规划的军民之政，如募兵、买马、战车、水军等，也都一切废罢。
因受人事上的牵连，李纲一去，张所不久也得罪去职；傅亮此时正从陕西返朝，走到半途就以母病为由，不赴行在，又回陕西去了。李纲被罢消息传出，先前在汴京率众上书、声讨“六贼”的太学生陈东，和抚州一位平头百姓欧阳澈先后上书，恳求高宗留任李纲，罢斥黄、汪二人。黄潜善又惊又怒，向高宗进言：“如不杀此二人，恐此辈又将率众冲击殿庭。”
高宗也怕惹出大事来收不了场，便诏命有司，逮捕陈东、欧阳澈二人，即行处决。防民之口甚于防贼。恶贯满盈的“六贼”与李邦彦等人没能做到的，“中兴”时期的黄潜善反而做到了。高宗也露出了他对内统治远比“二帝”心狠手辣的一面来。
就在李纲走后的一个月，有不确定的传言说，金军又卷土重来，已进兵到河阳（今河南孟州）了！高宗闻听，吓得魂不附体、寝食不安，下令立即巡幸东南。
李纲在朝时，白白和他讨论了无数遍钦宗领导抗战的得失，可叹这位大宋的中兴皇帝，胆量连那位亡国皇帝的一半都没有。
这是一次真正的望风而逃！再没有李纲老头子那恼人的唠叨了，趁着大宋国土上还有几片锦绣繁华之地，赶快跑去享受！“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不也是古训吗？
巡幸东南是酝酿已久的事，此时经谣言一吓，更是行动神速。十月初一日，高宗一行登龙舟，浩浩荡荡东下，十四日到泗州，十七日抵达扬州，驻跸于此。
把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临时的政治中心，足见高宗是个什么货色。昔日为人质时，在敌营里处变不惊的那个赵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徜徉在扬州的湖光水影中，高宗是彻底放松了。像他这一类皇帝，是既不想开创什么制度（如秦始皇），也不想建立什么伟业（如汉武帝），只想保住位子，享一辈子福。国土一天天沦丧，对他是不会有任何妨碍的，只是别把残存的江山沦丧完了就行。
行至扬州这人间天堂，赵构甚感欣慰，此行虽然多磨难，但终遂心愿！他不禁想起了已去职的老宰相李纲。
高宗还算良心未泯，对黄潜善等人说：“李纲，村夫耳，然亦无大罪。若不去之，朕寸步难行。”
黄潜善想想，说了一句：“陛下对李纲，已仁至义尽矣。”
汪伯彦在一旁会意，也附和道：“李纲狂悖，若非生于圣朝，恐早已身首异处！”
这一群软骨头君臣跑到扬州两个月之后，金国大军才真正出动。这次金军南征是高宗上台以后金军的第一次南下，比以往多出了一路，分别为：东路宗辅自沧州渡黄河，主攻山东；中路宗翰自河阳渡黄河，主攻河南；西路完颜娄室，主攻陕西。
金军虽然来势凶猛，但战争目的并不是要再围汴京，而只想抢占河北一带宋军无力控制的各个州县。
到了建炎二年的正月，金军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从山东、河南到湖北，连陷大宋重镇。金军统帅原以为高宗还在应天府，等大军渡过黄河后，才听说高宗已逃去了扬州，都感到好笑：原来这新皇帝也不见得有多高明！
由于金军此次的战争目的有限，所以出兵前并没做长期打算。过了黄河之后，后勤保障遇到困难，于是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黄河两岸屯田，主力先后都撤回去了。其中的西路军战绩很差，进兵到巩州时中了宋军的埋伏，大败而归。
危机暂时解除，但是高宗的胆小如鼠，却给了金人以深刻印象，激发了他们彻底灭亡南宋的野心。
果然，到了当年七月，金帝完颜晟下诏令伐宋，明令要穷追大宋皇帝赵构，以灭亡整个南宋为战争目的。
这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要来了！
此次金军仍分三路，部署几乎与上次相同，主力仍为宗辅、宗翰两路，南下后势如破竹。到十月，两路大军在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东北）城下会师，旋即发起攻城。宋守将姚端、扬粹中率全城军民拼死抵抗，并且策划了夜袭金营，打得两位金军统帅连鞋袜都来不及穿就仓皇逃命。
但是，南宋方面这次小小的胜利，未能阻住金人的攻势。在被围困月余之后，濮州终于被攻陷。
高宗这时已全无章法，一面派兵增援形势吃紧的州县，一面慌忙把隆佑太后（即原元佑太后）送往杭州，自己也打算稍后就渡江，跑去杭州躲避。
到了十一月，金军又攻下一批城池，其中包括延安、开德、相州、德州和缁州等地。面对金人凶猛的攻势，高宗深感自己的兵卒根本打不了仗，急忙派魏行可赴金营谈判求和。
然而这个时候去求和，岂不是与虎谋皮？金人气焰正盛，哪里会理睬手下败将？到十二月，金军又连下东平、济南、大名、庆州、虢州等地，兵锋直逼扬州。
到此时南宋已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州县官员弃城而逃的甚多。济南知府刘豫等一批官员，更是主动献城投降。
最令人寒心的是，为了给金人消气，这年的十月，高宗又下令将李纲再次贬官。且不许在原来的鄂州居住，令移居澧州（今湖南澧县），以示惩罚。
十一月，金军进攻更急，对李纲的处罚又再次加重，改授单州团练使、移至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安置。
这一年，李纲四十六岁，陪伴他踏上漫漫长路的，唯有次子李宗之。万安军在海南岛的东南端，地理位置上距离今天的三亚市非常近。在那时，海南岛被人称为“海外”。在古人的概念中，那地方也许遥远得就如现代人心目中南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岛吧！
宋代贬臣处罚得较厉害的，一般是安置岭南。被贬至“海外”，可算是极致，仅仅比赐死好一些，毕竟留了一条命。
万安军，紧邻南海的连天碧波，再往南走，就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南海。这里同样也可以称为“天涯海角”。
这是历史的又一个诡吊——李纲何罪，要被流放到这虫蛇遍地、满路荆棘的蛮荒之地来？是因为篡逆？是因为贪渎？是因为残民？是因为战败？都不是。就因为他忠诚地保卫了这个国家！
皇权制度的荒谬，无过于此！
“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不知李纲在南行的路上，路过粤北那些崎岖盘旋的山路时，内心是否会有这样的悲叹！
贬谪万安军的消息传来，李纲不等公文到达，便携次子提前上路。入粤以后，沿西江上溯，途经德庆，见到山河秀丽，不禁诗兴大发，于是登上白沙山，即兴赋诗，留下了《横翠亭》等题咏。其诗句云：“来值炎蒸日，翻惊风雨秋。登临望不极，暮角起城楼。”后人为纪念李纲，在白沙山上建起他的石像，并将他的诗词刻碑留念，至今犹存。行至雷州，听说海南那一带“地方不靖”，有兵乱，就在雷州滞留了约一年。在这里，李纲很偶然地遇见了一位老乡。
湛江的遂溪县，有一个“陷湖”，为火山口湖。湖畔的楞严寺里有个琮师和尚，与李纲恰好是同乡。琮师是个性情中人，闻听李纲被贬过此，便不避嫌疑，与之交往甚密。
李纲曾应琮师之约，去遂溪游览陷湖。据道光年间《遂溪县志》载：“建炎三年，丞相李纲谪雷，爱其景致，题‘湖光岩’三字与琮师，勒于石。”湖光岩自此得名，后来竟然成了粤西的名胜。这个石刻，就在楞严寺正殿的上方，至今保存完好。
这一年的滞留，李纲并没有荒废光阴，他先后写了《论语详说》十卷、《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除此而外，还写了一些诗。明代万历年间的高州、雷州两府的地方志，就收有李纲在居留期间写的《天宁寺阁提花》与《赠琮师》。
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李纲和儿子渡海抵达琼州（今海南海口）。父子俩向人打听去万安军如何走，当地人告之：万安离此地还有五百里，是罕有的敝陋之地，那里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还会遭到抢劫。热心人建议他们：还是从文昌搭海船过去为妥，如果顺风，三天就可到。
李纲不禁愕然！他虽然当过宰相，但还是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有如此遥远的国土。于是在琼州暂且找个了地方住下，准备择日上路。他命运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就在此时发生了！在琼州待了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通报：李纲被皇上赦免，准予放还，居住在何处自便。
这次突如其来的赦免与高宗的某些思想转变有关。
就在这年初，宗辅、宗望派大将马五等率骑兵五千，奔袭扬州，一心要活捉高宗。高宗完全乱了阵脚，于二月初一下令官民自行逃避。又将皇子与六宫送至杭州。到初三日，金军离扬州仅百里，高宗惊得魂飞魄散，连黄、汪两人都来不及通告，就和杭州一个治安官员带领数人，身着甲胄，飞马出逃。一行人跑到瓜州，在江边抓到了一只小船，渡江跑到了镇江。
金将马五带兵进了扬州后，得知高宗已经逃过长江，便跟踪追至瓜州渡口，正碰上宋朝的太常少卿季陵。带队护送太庙的祖宗牌位过江。见金兵突至，季陵慌得打马便逃，连太祖赵匡胤的牌位也给弄丢了。
金兵如果再追，大宋很可能就会有第三个俘虏皇帝了。多亏宝应县（今属江苏）的官绅以山寨义军的名义，发动当地百姓起兵抗金，使占领扬州的金军深感不可久留，迅即回撤。高宗这才躲过了一劫。
这耻辱的一幕令高宗刻骨铭心。稳定以后，他不但加强了沿江防务，又下了罪己诏，大赦天下（唯李纲不赦）。此时，朝中舆论对黄、汪的卖国行为极为愤慨。高宗迫于舆论，只得罢免了黄潜善、汪伯彦的职务。
到了三月，高宗在杭州又经历了扈从军官苗傅、刘正彦的兵变，被叛兵们逼上了行宫的阁楼。在叛兵压力下，宣布退位，让三岁的儿子继位。动乱之中多亏隆佑太后从中巧妙斡旋，吕颐浩、张浚、韩世忠等将领发兵“勤王”，这才粉碎了兵变。
高宗还朝后，也许是痛定思痛，想起了李纲当政时虽然啰嗦，但总还不至于把国事搞得这么狼狈。于是良心发现，觉得把李纲贬到海外是太过分了一点儿，便下诏赦免。
这个迟来的赦免，使李纲这一路的折腾，更像是遭受了一次恶作剧式的惩罚。
这真是喜不得、悲不得，唯有慨叹而已！爷俩儿闻报后，并没有马上返回，而是在海南逗留了一个多月，择了个吉日，于当年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大陆了。
之所以在海南停顿了一个月，也许是一路舟车劳顿，需要喘息几日；也许是李纲大人的士大夫气又发作了，要好好看看这海外奇景。李纲并不是个太沉郁的人，他常把贬谪当作漫游，尽量在路上陶怡性情。其游历诗中，既有杜诗的沉痛，也不乏李白诗赋的豪迈放达。查阅李纲的诗作，笔者发现，在粤西滞留的一年间，李纲的足迹曾到过桂林、阳朔、象州、修仁（今均属广西），也到过贵州。诗作中常有一些“赋诗曾送谪仙人，垂老翻游到海滨”、“路入春山春日长，穿林渡水意徜徉”、“光风苒苒吹香草，烟雨蒙蒙湿荔枝”之类轻快悠然的诗句。在修仁县，他饮了当地的茶，赞美不止，还曾做了《饮修仁茶》诗一首。至今，这首诗还令当地的茶商颜面有光。
那么在海南的这一月余，李纲去了哪些地方，见到了哪些风物？在他的诗作里也有少许的记载。
据笔者检索，在李纲的诗歌总集《梁溪集》中，共收录有建炎三年冬至之后，与渡海及海南有关的诗九首，可从中约略知道李纲在海南的行迹。
当年十一月，李纲父子来到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海康县，准备乘舟过海峡。但是不巧，海南的黎族人民因不堪压迫，起而造反，占据了临高县城，并波及附近的地区。为此，李纲在海康小留了数日。十一月十五日，“闻官军破贼”，李纲父子便于二十日沐浴焚香，准备出行。这一天，李纲心情不错，戏作绝句两首。他在第一首诗中说：黎人弄兵，让我在贬途的滞留中更加惶恐，因为我正是因为暗通“红巾军”，才被投进沸水里受到惩罚的呀！
第二首诗更为幽默放达。诗云：
沉沉碧海绝津涯（茫茫大海挡住去路），
一叶凌波亦快哉！
假使黑风飘荡去，
不妨乘兴访蓬莱。
在海康县城，李纲来到海边的地角场，本欲去拜祭伏波庙，因身上长了疡疮，行动不便，便与次子李宗之设案遥祭了伏波庙。伏波庙是纪念西汉路博德及东汉马援两位平南有功的伏波将军而建的，这两位将军的地位在大宋时期达到顶峰，宋徽宗曾封路博德为忠烈王、封马援为忠显佑顺王。
李纲父子定下了渡海的日期——十一月二十五日，顺便就占了一卦。结果，一卜即吉。于是在二十五日半夜乘着潮起，解舟下海。船很大，行驶极平稳。李纲立于船头，见星月灿烂、风平波静，不由追古抚今，浩气填胸！到得天明，一轮红日跃出海面时，便到了琼州地面。
这一次的夜航给李纲留下了极神奇的印象。船于五更之前解缆时，看天气还是满天阴云，驾舟的船夫不免有些忧心忡忡。但是占卦所得，分明说是天欲放晴。果然，船行了不一会儿，就见天气新晴，海月笼云，一派清爽。舟子们都欢喜异常。
在“满天星月光芒碎，匝海波涛气象雄”的天地间，李纲思绪如涌。遥想当年两位伏波将军“马革裹尸”的雄心，顿觉青史英风如在眼前。自己虽然是贬臣，与伏波将军“幽显虽殊”，但今古相通、志趣相同！自己的一片孤忠之心，恐怕惟有伏波将军的英魂可鉴了。夜半乘潮，航行顺利，难道不正是“伏波肯借一帆风”么？
老来被贬极南之地固然是悲凉，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奇遇？他自然也想到了本朝的先贤苏东坡，不由得吟出一句“老坡去后何人继？奇绝斯游只我同”来！
船近琼岛时，展现在李纲眼前的是千百年来从海路入琼的人们都看得到的一幅奇景：“雷、化迷天际，琼、儋入望中。地遥横一线，山露点群鸿。”
上得岸来，李纲惊喜地发现：这海南的“江山风物，与海北不殊”。风气民俗与他已经熟悉了的粤西，基本是一样的。市面上处处有鱼虾出售，人烟也很繁盛；岛上遍布槟榔、薄荷、竹子，一团团绿色，葱茏如洗。
他所歇息的客舍——琼山远华馆，房舍规模倒也堪称雄伟，与内地无异。而一般民居，却都是掩映在槟榔树下的，别具一番风格。这“南极”之地，气候最为可嘉，虽冬犹暖，使人忘却了季节。唯一遗憾的是海岛离中原太远，常年音信不通。
让李纲感到新鲜的，是“黎人出市交易，蛮衣椎髻，语音兜离，不可晓也。”当地人告诉他，琼州以外的县，都是“黎母”聚居之地，而他要去的万安，是一个最“穷愁”的地方。那是海边的一座孤城，居民仅二百余家，全都住在草屋里。
那个地方飓风来时，厉害得能摧人肝胆；林中疬气弥漫，有害健康。那地方的百姓，生活也苦到极点，岛北有船去，他们才能买到米。如果粮仓空了，那就要挨饿，只能以“树芋”充饥。
黎族地方的风俗，与汉地也不大一样，那里的“萎藤茶”是苦的，淡水酒是酸的。黎人所穿的衣服是有花纹的。最可怪异的，是那里的儒生所戴的儒冠，居然是用椰子壳做的！
李纲一上岸，马上就入乡随俗，嚼起了槟榔果，聊供一醉。他一面嚼，一面观赏着婆娑的槟榔树叶，看上去真像是“风摇翠羽旗”。他心里不无幽默地想：如此饮食随风土，会不会终有一天彻底化为“岛夷”了呢？
入夜，李纲一腔客愁，不能睡去。耳听五更鼓角随风而来，便爬起来看，见月亮分外皎洁。天底下，仿佛只有“月、我、影”三友而已。他不禁浩叹：“中州杳何在？犹共月团栾。”唯一能把自己与往昔相连的，真的只有这一轮皓月了！
三天后，蒙赦的喜讯传来，李纲的心境经受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是啊！试想昨天还有人对他说，去万安军无异于“去死垂垂近”，哪想到，居然能欣闻“君王念贾生”？
他想，自己比苏东坡毕竟是幸运多了。坡老在这边陲之地的儋州，寂寞生活了三年之久，在踏上琼岛土地之后，自己又何尝没想过，将怎样苦度这样漫长的时光。现在看来，倒是“萍梗追思却自惊”了。他兴奋之余，写下了两首诗以言志，其中一首云：
行年旧说是东坡，鲸海于今亦再过。
儋耳三年时已久，
琼山十日幸尤多。
却收老眼来观国，
尚冀中原早戢戈。
病废不堪当世用，
感恩惟有涕滂沱！
（《次琼管营后三日，忽奉德音，恩许自便，感涕之余，赋诗见志二首》之一）
在岛上逗留的这一个月，李纲究竟有哪些活动与交往，在他的著述与诗里绝少反映。只有一首诗，是写琼州城外景色的。诗序里说，那时琼州城南叫做“琼台”。这个地方，至今仍有“琼台书院”的遗址，可证李纲所述是实。城北则名为“语海”，李纲与当地有关人士商议，亲自改了地名叫“云海”。今天，此地名已经失传。
在琼州，他登城南望，有诗云：
孤城南面敞琼台，
千里川原指顾开。
试向绿云深处望，
海山浮动见蓬莱。
“琼台”在今海口市的琼山区，此地现仍有一处残存的老旧城楼。若登楼南望，八百八十年前的景色依旧，仍是一片绿色川原。在琼州城北，李纲眺望大海，有诗云：
古来云海浩茫茫，
北望凄然欲断肠。
不得中州近消息，
六龙何处驻东皇？
（《郡城北曰语海，余易之曰云海二首》）
这首诗的末句充满了忧思。古代天子的车驾为六匹马，古之习俗，马八尺称“龙”。这里的“六龙”，特指天子车驾。“东皇”，是上古神话中最尊贵的一位天神。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宫廷的车驾把皇帝载到哪里去了呢？
建炎三年，是南宋的多事之秋。金军骑兵追得高宗仓皇逃离扬州，渡江跑到杭州。李纲在贬途上颠沛流离，听到了零星的消息，不能不肝肠寸断。昔年被他阻于坚城之外的金军，如今竟能横行江岸，更令他牵挂皇帝的安危。
云海苍茫中，难见一线大陆。李纲心目中的恢复大业，也如中原的故土一样，更加飘渺难寻了。
十二月十六日的白天，李纲父子渡海北归了。这天，正遇到冬日无风的好天气，水天一色，犹如蓝莹莹的琉璃。归乡的心情终究是好，李纲在船上吟咏道：
纤云四卷日方中，
海色天光上下同。
身在琉璃光合里，
碧空涵水水涵空。
（《北归昼渡成五绝句》之一）
别了，海南！李纲奔走平生，早已厌倦了在贬途上无谓地耗费生命。但是“暮年”时乘槎浮于海的经历，还是令他大有触动：在浩茫碧海中，一个人真的很渺小，渺小到不过是井蛙一只！ 波心澄澈，白鸥点点。只有这无边大海，才能真正做到宠辱皆忘吧？
在宁静、明亮的天穹之下渡过海去，李纲在海康又登上了一处叫做“平仙亭”的名胜，回望大海。
眼前浩茫无际的大海，实在是辽阔、纯净，太容易使人想到“太清”、“浑一”、“宇宙”这样的宏大概念了。古有俗语曰：“智者爱山，仁者爱海”。李纲终究是个仁者，他心性旷达，感悟到大海给他的启示：人生的一切“夷”或“险”，就像这海涛一样，远看，本来都是平的、平的无甚分别！
八百八十年前，李纲就这样来了，又走了。
他在海南逗留的时间太短，短到在八百年中几乎是一瞬间的事。但是，淳朴的海南人民永远记住了这位大忠臣。正如一位网友在一个帖子里所说：“李纲在海南共逗留了三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账，认认真真算你来过，而且算你带着冤屈、带着气节来过了，供奉在庙堂里永久地纪念下去。”
在海南，有两个著名的旅游名胜地，与李纲有关。
一个是“五公祠”。
五公祠，又名“海南第一楼”，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专以纪念唐宋两代被贬来海南的五位名臣。
祠内有“五公”的石雕，栩栩如生，满面思绪。除李纲之外，其余的四位是：
李德裕——唐朝赵郡人，官历翰林学士、观察使、兵部左侍郎、左仆射，唐宣宗时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因受李宗闵、牛僧儒集团中的白敏中及其同党排斥，被贬崖州( 今海口市琼山区)，一年后去世.
李光——越州人，南宋进士出身，官居县令、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等职，因反对秦桧误国而被贬吉阳军( 今三亚市崖城)，正隆元年返回内地。
赵鼎——山西运城人，南宋进士出身，曾任宰相，因反对秦桧而被贬海南。绍兴十五年上岛，三年后绝食而死。
胡铨——江西吉安人，南宋进士出身，先后任知县、枢密院编修官、秘书少监、起居郎、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等职，因反对与金议和而被贬海南，正隆元年返回内地。
“五公”万里投荒，不易其志，为海南岛带来了一脉中原文化。海南人民至今感激他们，“五公祠”就是明证之一。
五公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 ～ 1619），清光绪十五年（1889）雷琼道台珠采主持重修，以供人民香火祭拜。因该楼是海南历史上第一座高楼，故又名“海南第一楼”。
“五公祠”后来成为海南第一楼近旁一个古建筑群的总称，包括学圃堂、五公精舍、观稼堂、苏公祠、两伏波祠、洞酌亭、洗心轩、浮栗泉、粟泉亭和琼园。现为海口市著名的游览区，游人终年络绎不绝。祠内现存的几副楹联，足以说明海南人民对李纲等“五公”的衷心景仰——
其一云：" 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
其二云：“唐嗟未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
其三云：“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
海南这个岛屿承载着贬臣们的冤抑，也承载着他们的正气！
在海南，与李纲有关的另一处名胜，是东山岭。
东山岭位于海南岛东海岸，距万宁县城不远，就在李纲当年要去的万安军辖区内。此山海拔184 米，方圆10 平方公里，素有“海外桃源”、“海南第一山”之称。山上怪石嶙峋，泉丰林秀，云壁凌霄，天开古洞。因三峰并峙，形似笔架，所以又名笔架山。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片头中，有一块神姿仙态的“飞来石”，就是取景于此。
山上有一个潮音寺，原为南宋时期为纪念李纲而建的灵照堂，后由明朝百户王凤翔扩建成此寺。清康熙年间和民国年间曾两次重修。潮音寺是一组连体庙宇，其造型气势宏大，古朴别致。这里至今游客四季不断，香火鼎盛。
东山岭的半山腰上有一座李纲塑像巍然耸立，宛然若生。
当地人民对李纲崇拜之至。他们传说，“东山再起”这个成语，就是典出李纲被贬海南的一段奇遇。
传说李纲上岛后，不辞劳苦登上东山岭，准备皈依佛门，就在刚要削发之际，被方丈一眼看出其“尘缘未了”，不肯为之剃度。李纲无奈，只好在寺中带发修行。果然，就在修行的第三天，朝廷发来公文，命李纲回朝复职。这就是“东山再起”一词的由来。
虽然是附会，但当地百姓的诚心可鉴！
李纲一生贬地很多：实际已居留的有沙县、建昌军、鄂州、澧州；没等抵达就召回或转为别处的，有秀州、宁江、万安军；因路途不靖、长时间滞留的地方，有长沙、雷州。
如此之多的地方，唯有万安军所在的海南，给了李纲这样无比尊崇的地位，并把他视为本土的历史名人，世世代代香火供奉，引以为傲！
李纲之魂，永垂海南。

东山再起却依旧很郁闷
李纲告别海南，从原路返回，又来到了他曾滞留了一年多的雷州。归途上无甚紧要事，他在路上走走停停，十分悠闲。
这次在雷州，他专门去拜谒了“雷庙”和寇准祠。
雷庙，也就是雷神庙。庙内的碑上记载有雷州这块地方“诞生之初”的神话传说，据李纲诗中的描述是：“巨卵曾因霹雳开，海邦从此得名雷。”
很凑巧，这个关于雷州是雷电劈开巨卵而生成的神话，与很多民族的创世纪神话中关于洪水的传说一样，有它在现实中的“蓝本”。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原本是紧密相连的一整块大陆。在第四纪（约在260 万年前）时，这一地区地壳上升，火山活动非常强烈，熔岩源源溢出，堆积了很厚的玄武岩层，面积达7500 平方公里。直至一万年前的大理冰川期，海平面上升，海南岛才与内陆分离。
雷州土地的形成源于火山喷发之“雷”，也许这就是古代神话传说的一个隐秘来源。
接下来拜谒寇准祠，更是使李纲感慨丛生。
寇准，本书在前面提到过，他是宋初的名相，“主战派”的一面旗帜。在他的力促下，宋真宗亲征前线，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换得了北宋百余年的和平。这一功绩，连王安石这样自视甚高的人都衷心佩服。
但是，寇准也没能逃脱“忠臣多难”的历史规律。就在其后不久，他被“妥协派”大臣、参知政事王钦若排挤而罢相，去陕州做了知州。晚年再度被起用，封莱国公。后又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参政事丁谓陷害，被贬至道州（今湖南道县）﹑雷州。
同属贬臣，寇准远没有李纲那么幸运，他再也没能回到浮云遮蔽的“中州”。宋仁宗天圣元年，一代名相寇准病死于雷州，谥号忠愍。但是两人对待被贬的厄运，却都是同样地坦然。在雷州时，寇准“暇则诵读，宾至笑语”，毫无沮丧之态。
李纲在寇准祠堂中追慕前贤，除了惺惺相惜之外，还有一份由衷的羡慕。同样是胆小如鼠的皇帝，宋真宗最后毕竟是听了寇准的劝说，摆出决战的姿态，赢得了百年和平。而钦宗、高宗，却无一人有此胆量。
“挽回天步虽良策，原是真皇听纳功。”——李纲感叹没有一个肯听劝谏的皇帝，就算大臣们都聪明绝顶，又能干成什么事呢？离开雷州，他取道广西，经容县、陆川、北流、苍梧，于建炎四年的四、五月间抵达广东封开。其间游览了容县的都峤山胜景。山中桂香，幽然袭来，李纲忽然对山居生涯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渴望。他感到甚为诧异的是，“胡尘暗中原，静谧惟五岭”。岭南这地方真是不错，可谓扰攘人世间唯一的净土了。若有田地二顷在此，真的就可以学东汉大隐士庞公，携家隐居了。
就这样，他一路游历访友，乐而忘倦。进入广东后，顺西江而下，过德庆、肇庆到了广州。
在广州他未多做停留，只去拜谒了南海神庙，而后经罗浮山至惠州。在惠州拜访了苏东坡当年被贬的居住地，赋诗一首，称这位前贤是“垂世文章灿星斗，平生忧患足风波”。此后又溯东江、经河源，于六月间过梅州、入福建，最后回到江西鄱阳的家中。
没过多久，他便举家迁回了老家福建邵武。这一年，李纲年已四十八岁。
自从进了福建，一路上亲朋故旧便频频迎送，这令他心中暖热。他对友人们说：“故人何用将迎远？明月清风常往来。”与友人谈起靖康以来的沉浮，他只是谦虚道：“十年扰扰成何事？依旧梁溪一拙翁。”岁月流去，唯一令他不能释怀的，是“孤忠耿耿空余志，华发萧萧已映颜”。一腔报国之志，看来最终是要空抛了。但是就连这个他也早已勘破，抱定的仅有一个宗旨：“千年厄运非人力，四海横流本士风！”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何为士大夫之风？这就是。
回到家中，与全家及诸弟相聚，他庆幸在战乱中全家已移居江西。如今世事纷乱，连朝廷都不得不南渡，骨肉无虞的家庭能有几何？看自家，当年的百口人丁不仅都在，而且还添丁进口，多了一些陌生的童稚面孔。
李纲自己也新添了长房长孙，更是让他一怀愁绪全都洗净。
夜阑秉烛，犹疑梦中。他倚在床上忽泣忽笑，欢喜得几乎不能自持。在海南临行之前，他曾买了六只小孔雀、十多只小鹦鹉，一路不辞辛苦地带着，给家中年幼的子侄们聊以解闷儿。买时鸟儿还小，到了家，这些鸟儿已长得毛色斑斓，大多都能飞起来了。听见窗下孩子们惊喜的欢笑，李纲忍不住老泪纵横。
能够生还故乡固然是喜；但一想到三年来的奔波与绝望，跟随的仆人因病死了一半，内心深处还是悲凉之极！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回到福建老家不久，李纲的仕途命运竟然渐渐有了起色。
建炎四年七月，高宗又想起了他，有诏起复为银青光禄大夫。这虽然只是一个类似虚衔的职名，而非具体职务，但毕竟是结束了罪官的生涯。
当年八月十五，李纲与家人于月下团聚。他仰望明月过西楼，举杯浮一大白，不禁兴奋无比。毕竟，这是五年来第一次与家人中秋团圆。年年他都难以承受中秋夜的孤单和失落，如今再没有这种愁思了。这一夜，他喝了个尽兴。
这年秋，家乡邵武附近的建州（今福建建瓯）有“盗贼”作乱，李纲就把全家迁至长乐，暂避一时。
这年秋冬，李纲还在泰宁的丹霞禅院附近隐居起来，苦读典籍，做了一回“山顶洞人”。从海南一路回来，李纲曾几次被途中的山色所打动，起了隐居的念头。在广州甚至还与友人相约，有朝一日一块儿去罗浮山隐居。如今，他得偿宿愿，把自己与尘世完全隔绝起来了。泰宁的山上岩洞很多，李纲就住在岩洞里，与丹霞禅院的宗本禅师做了邻居。两人相交甚笃，结成“莲社”，相互切磋诗文。李纲在寂静的山洞中，把《易传内外篇》修订完毕。同时，他也检点了一下自罢相以来四年间所做的诗，竟然已有了六百多篇！
第二年，绍兴元年春季到来时，朝廷任命他提举杭州洞霄宫，仍是不用到岗的闲职。秋天，又起复为资政殿大学士，恢复了原来尊崇的大臣身份。
这一年，李纲的生活波澜不惊，总不过是读书、参禅、交游、酬唱等，十分惬意。夏季酷暑的时候，李纲还曾携带两个儿子，来到南台天宁寺（在今福州）隐居。
晚间，父子三人坐在寺前的树林中谈佛理，皓月清光洒满林间，照在李纲的白发上。李纲从月影中，看到自己的蓬乱头发，不禁感叹：“壮年几何时，倏忽成衰翁。”不过，看到两个儿子性情淡泊，能与自己欣然谈佛，又觉得在这兵戈满世界的时刻，能有此等乐趣，也是不易了。
寺中一切皆好，李纲只是嫌此地离城市太近，不时有不知趣的客人来打扰。他忍不住又做起了隐居梦，唯愿选一处幽僻地方，搭一间茅屋，屋前有修竹，屋后有溪流，从此做一个真正的村夫野老。他真诚地认为：“灌溉荔枝园，可敌万户侯！”
就在高宗将李纲弃置不用的这两年间，偏安的南宋正是焦头烂额之时，内乱外患不止。
在内，有钟相、杨幺的浩大起义。起义自建炎四年二月爆发，以武陵（今湖南常德）为中心，迅速扩展到湖南、湖北十九县。义军号称四十万，所到之处，焚官府、寺观、神庙与富豪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把国典呼为“邪法”，把杀人称作“行法”，把劫财视为“均平”。义军免去了朝廷的税赋差科，百姓无不拥护之，人人愿意依附，以为“天理当然”。钟相乘势建国号“大楚”，建官授职，有取代南宋朝廷的志向。
在外，金人又连番入侵，总想擒住高宗，占据江淮，彻底摧毁南宋的江防屏障。建炎三年秋，金军分四路再次南下，其中宗弼一部执行的是“斩首”任务，于十一月渡过长江，连下建康、临安（即杭州），逼得高宗乘船南逃温州、台州，漂在海上，不敢靠岸。
所幸金军水师在追赶宋帝船队时，途遇暴风雨，被大宋枢密院的“海军司令”张公裕率军击溃。稍后，宗弼的金军水师又被宋将韩世忠在长江上击败，险些被全歼于黄天荡。
金军连遭败绩，对江南军民的抵抗怀有惧意，便死了占领江淮的心，陆续撤走了。同时扶植起南宋降臣刘豫，建立了伪齐政权，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
在李纲被贬的几年间，一向受李纲器重的抗金名臣宗泽，活得也并不轻松。
宗泽以七十高龄任东京留守之后，招聚了河北义兵近二百万，分别部署在京郊十六县，与金兵隔河对峙。
此时岳飞也自王彦部下再次投效宗泽。宗泽拨给了岳飞五百骑兵，鼓励他杀敌立功。从此岳飞就在宗泽麾下浴血征战，屡建战功。建炎二年正月，金人来犯，宗泽以妙计大破之，打得金人溃不成军，辎重尽弃。自此宗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宗泽见形势有所好转，便一连上疏二十四道，力劝高宗还京，以图恢复。可惜的是高宗对此完全不理睬，朝中的投降派也对他忌惮得很。可怜老将军不仅恢复大计难以实现，他本人还受到了投降派的监视，不得施展。
宗泽积忧成疾，疽发于背，于六月末不幸病倒。汴京军民闻讯，无不忧心。
诸将到病榻前问候，宗泽自知不起，叮嘱道：“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诸将皆流涕拜曰：“敢不尽力！”
众人退出之后，宗泽想到山河残破，壮志难酬，不禁泪水盈眶，吟出了一句杜甫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也就是七月初一日，风雨昼晦，暗无天日。宗泽再无他言，只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呼罢，伸臂怒目而逝。声声泣血，神人共悲！噩耗传出，城中军民顿时哭声震天。
宗泽死后，他生前聚集的二百万义兵，因为对朝廷不满，全无斗志，很快也就解散了。
如此，南宋苦撑的局面越发艰难。
绍兴二年初，李纲又出山了。这一年，李纲年届五十，到了“知天命”之年，他的次子又给他添了一个孙子。
这次出山的原因在于：钟相死后的大楚义军越战越勇，屡败官军，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均大乱。二月八日，高宗不得不起用李纲来“灭火”了，他任命李纲为观文殿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并令李纲从广南两路筹集军饷。
李纲随即建议道：“广南素号薄瘠，米谷不多，财用缺乏，加之朝廷连年征税，大觉困匮”，不主张在两广多筹军需。
闰四月初，高宗派了内侍前往福建抚慰李纲。当月二十四日，宣抚使司开司办公。
这时，李纲得到广东经略安抚使的情报，说是义军曹成部由湖南进抵广西贺州，并派兵打到了广州附近的怀集县，而广南东路的将兵经过损耗，已“不满千人”。他上奏说：“万一广州失守，其余州郡多无城池，肯定望风奔溃，其害不可预料。”他要求朝廷速调大将韩世忠应援广东。
李纲的屡次告急，引起朝廷重视，急调岳飞部前往广西击曹成，大败曹成于贺州，使广州转危为安。
此外，李纲在任上，还为广州百姓做了另一件好事。
早在绍兴元年，广东当地爆发了“广贼邓庆、龚富围南雄州”之乱，因广东兵力单薄，朝廷曾调江西副钤辖张忠彦率兵二千余人赴广东。李纲任湖广宣抚使后，张忠彦在广州“胁制州县，供应以万计，一路为之震扰”。并且这个张大帅居功自傲，拒不受李纲节制。李纲闻讯，在赴任途中即奏准，由枢密院行文，令该军回江西。但是张大帅又推托未接到公文而不肯开拔。李纲抵达长沙后，上奏道：“张忠彦现在广州招纳亡命，在军中日夜谋议，恣为不法，愈见狂悖。”但是骤然除去张忠彦容易引起兵患，因此朝廷也有所顾忌。李纲察知张忠彦有想当知州的意图，便推荐张忠彦为知岳州（今湖南岳阳），把张调离广州，待到湖南后再将他除去，为广州免去了一场可能的兵乱。五月六日，李纲起行。刚一入湖南境内，他就加强了防卫措施，迫使义军曹成部七万人离开湖南地界，又劝降了步琼、王进等五万余众。湖南自此全境平安，流民归业。
当年十一月，朝廷又令李纲为主帅，统领本部及解潜、刘洪道、程昌禹等四路大军，进剿义军。
但是还没等各路大军集结好，李纲忽然又被罢免。
这又是因为有人论奏而被罢，高宗不知道怕的什么，把荆湖广南路宣抚司撤销，唯给李纲剩下了一个湖南安抚使的职务，也就是仅领湖南一路的军事。
这也许是怕李纲声望再起、闹得朝廷再次尴尬。
这是典型的好人不得好报。其实李纲这次在湖南主军政，显示出非凡的才干，为当时的朝廷解了不少忧困。
长沙也是个兵火连年的地方。早年间李纲曾路过这里，印象中是个繁华都市，“烟雨蒙蒙十万家”；可是现在那些华丽屋宇只剩下一些残砖碎瓦了。
李纲在赴任途中，看到田野满目荆棘，一路人烟稀少，空有山川，不禁伤怀。他下得车来，招呼父老问话。
父老们未曾开口，就已涕泪横流，他们向李纲诉说：自从金人进犯长沙以来，这里就是连年巨寇如麻，血流成河。
更让百姓们不堪忍受的是——
盗贼纵横尚可避，
官吏贪残不堪说。
挟威倚势甚豺狼，
刻削诛求到毫发！
朝廷远在九重天上，哪里能知道这些民间疾苦？派来了解民情的大员，也因纵容地方官而失察不报。
李纲听了这些哭诉心如刀搅。
他到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行文各州县，要求尽罢对民间过分的征缴，严惩奸滑官吏。其中的巨蠹大恶一定要下狱追究，要把这些危害国家的“社鼠城狐”一扫而光！
李纲来到长沙，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年纪，奋身忘我，投入了剿贼安良、重建地方的工作。
他向四路军民宣示朝廷威德，依次平定“诸盗”，收编了起义军精锐一万二千人，配属地方军，大大增强了各地的治安力量。他还针对湖南没有水军的弱点，创制了先进战舰数十艘，招募和训练了水军三千。
他创制的战舰上下三层，两侧有轮，以人力踩动，行驶如飞。绍兴三年二月十八日，李纲在长沙清湘门检阅水军，“旌旗戈甲一新，观者如堵”。湘人从来没见过这个，都叹为鬼斧神工！李纲也是豪情大发，看见满眼旌旗风浪里，才觉得守不住荆州的刘景升，真是与鸡豚无异！
在他的治理下，荆、湖、两广四路从满目疮夷到安稳如山，不到半年就换了一个天地。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到了绍兴三年三月左右，连湖南的军事也不让李纲管了，给了他一个提举西京（洛阳）嵩山崇福宫的虚衔，又让他回老家待着去了。
这次李纲的起复时间不算短，但是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李纲自靖康以来，两次主政，担负的都是整个国家的抗金大任，其地位之高，可以左右国家决策；但这一次，高宗只是让李纲参与地方平乱，不敢再让李纲涉及抗金大事了。
李纲的信念之坚定与威望之高，高宗都领教过。高宗宁肯被金人追得狼狈不堪，也不想再让李纲的意志左右朝政。
免职就免职，李纲还是像以往那样宠辱不惊，从醴陵取道江南，游览了武夷山之后，才回到福建老家。
李纲离开长沙的时候不仅将士感恩，老百姓也不分老幼，拥轮不舍。李纲此时也是伤感。他本来希望高宗对他就像魏文侯赏识乐羊那样，用而不疑，但是不成。眼下这样子，“大将呼来如小儿，片言罢去复何疑”——还有什么可说？说了能有什么用？
他想：才干仅及李牧、廉颇就已连遭诋毁；假如功高似韩信、彭越，那岂不是有杀身之祸了？
不过，转念他也就释然了，山林之趣，本是久已向往，此去正好遂了心愿。一离长沙，他便写下“鱼归江海身方适，鸟出樊笼意已舒”的诗句，又是一腔好兴致了！
归路上，他看见烟雨中农家已有新犁破土，心中大感安慰。只想着赶回去，要与昔日老友相聚，共约老于林下了。
绍兴四年，在李纲晚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家族则是人丁兴旺。这年七月中，他的第三子又给他添了个孙子。
而在江淮前线，这一年却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光彩之年。当年的五月，已升至蕲州、舒州制置使的岳飞，率部北上讨伐伪齐，连克数城。伪齐刘豫顶不住，向金求援。金与伪齐联军于十月，分道渡淮，大举来攻，此时，朝中主战派舆论已占上风，高宗在主战派官员的鼓动下，也有了相当的胆气，于十一月初下诏讨伐伪齐。他亲率六师（禁卫军），进驻长江一线，准备渡江亲征。宋军各路将领韩世忠、王师晟、张琦、岳飞等，在江淮各战场上连战皆捷！
实践屡次证明：两军对抗中，大宋只要态度强硬，金军劳师远征，群众基础又不好，一般是持久不了的。这次，在宋军的攻势下，金军率先撤退，伪齐军统帅闻讯也慌忙抛弃辎重，连夜奔逃。
在战争之初，李纲不能安坐，上了《捍御三策》，为前线战事出谋划策。其中关键一条是：“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今河南许昌）以临京畿，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
十一月初六日，他在家乡得到高宗圣旨，圣旨说：“以公所陈，皆当今急务，已付三省与枢密院实施。”不久，又有褒扬令下来，表扬了李纲的忠诚和睿智，说他的“三策”是料敌于千里之外的超级谋略。随后，李纲又写了更详细的实施方案交上去。
绍兴五年的正月，高宗下诏，问李纲咨询有关边防事宜，李纲奉命，写了六条呈上御览。
二月，高宗起复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七月，又给李纲亲笔写了褒扬令，内有“首陈三策，恰为退敌之机；继上六条，实乃经邦之略。虽在休闲之中，不忘报国”之语。
看来，高宗在大捷之年，又想起李纲这位老主战派的好处来了。果然，到十月六日，有诏下，任命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这是李纲晚年第二次被任命为地方大员。这次的任职地靠近临安，是首都的屏障，官职虽然不如上一次显赫，但地位却更重要一些。可是两次任职之间，已有两年多的时光过去了。前线打得轰轰烈烈，却让一个心怀大志的老臣在家里赋闲，如此反差，情何以堪！命运对待李纲未免过于残酷了！

有一种精神千秋万古不灭
应该说，在南宋的初年，一直到绍兴十年，关于南宋以何种对外策略立国的问题，朝廷始终处在战与和的摇摆之中。高宗本人也一直是对国事抱着苟且态度。
对于恢复失地高宗不敢有妄想；但面对金人的咄咄逼人，他又深感屈辱。且金人周期性的入侵，也使得南宋常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向国人交代。
多年赋闲在家的李纲，在深山老林里也并未忘记国仇。对于南宋这个多难之邦，他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的“国医”。
绍兴五年时，李纲曾应高宗垂询，上过一道奏章，对南宋的国防之弊有过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大宋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所致。
李纲毫不客气地警告说，朝廷一味采取的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他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
他建议，朝廷应将淮南、荆襄建成东南的屏障，在两淮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有了这些措置，则大宋中兴之期，指日可待。
可惜，这些透彻之论不可能入高宗之耳。
这位胆小皇帝即使偶尔挺起了腰板儿，也是为挣脱一时的困境，从来没有收复幽燕之志。
既然如此，李纲的苦口婆心也就完全无用。
绍兴六年正月，李纲在赴洪州之任前，应召前往临安行在，高宗要见见他。
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一日之内，三次召对。李纲不失时机，分两次递进三个札子，纵论国事，催促高宗拿出点儿祖宗的勇武之概来，进兵江北。高宗对李纲当然已全无猜疑，但是仍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对“恢复”二字没有任何兴趣。
四月一日，李纲到了洪州上任。
这一年，又是南宋的好年景。十月，伪齐感觉宋军有可能大举渡江，于是纠集三十万民兵，分三路南下，准备与宋决战。开战前，刘豫担心实力不够，向金求援，但大金君臣已开始厌恶伪齐的无能，不愿意出手相助。
刘豫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让自己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等率军击宋，结果又是大败。
李纲在战事紧张时，又有《论击贼》等两道札子呈上，献计献策，而高宗照例又是下诏表扬。
在洪州的这一年，李纲可是没有闲着，他积极赈济饥民，招抚流亡，增补军额，修建营房，催发钱粮，招捕盗贼，忙了个不亦乐乎。为长远计，他还募集工匠造了战舰数十艘，以巩固江防。
到了绍兴七年，洪州已经治理得像模像样，高宗又再次表扬。李纲对高宗的用人心理，摸得透透的。这种“大材小用”式的用法，不是大气君主之所为，李纲甚为失望。管理江西一路，他当然不会敷衍，但是他也不屑于长期给高宗充当这种“救火队员”。
年初，李纲看到边疆无事，用不着他在洪州继续张罗了，就准备“请祠”。所谓请祠，是大宋官员的一种退职请求，即：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给个“提举宫观”的虚职回家养着。
在这期间，李纲的老朋友、左司谏陈公辅，以辨冤为由，向高宗提出辞职。陈公辅在靖康年间被李邦彦等人诬为煽动“民众闹事”，至今犹未昭雪。如今时过境迁，陈公辅觉得，如果不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在有生之年怕是要永远说不清了。李纲紧跟着也提出“请祠”，算是对老朋友表示了一种声援。李纲说：“臣当年遭谤尤甚，虽蒙渊圣皇帝下诏澄清，宣示四方，但仇怨者至今以为借口。”
高宗不愿翻这个陈年老账，只是下诏不允李纲辞职，并安慰了一下：“伏阕之往事皆无根之浮辞。朕力排邪议而用卿，卿也请守夙心而自信，无虑人言。”
这一年初，道君皇帝赵佶在两年前病死的消息传到朝廷，高宗给道君上的庙号，就是“徽宗”。
徽宗在做了俘虏后，一路迁播，颠沛流离，辗转四年后被安置在金国北方边境的五国城。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西北，是当时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生女真”五个部落的会盟之城。徽宗的晚年再也无法浪漫，在囚禁生活中常常衣食不继，连金人都有所怜悯。他的郑皇后，在迁入五国城后三天病累而死；他的一群女儿——大宋朝的帝姬( 公主)，被金国贵族哄抢一空。宗室八百余人在迁移路途中多有因饥饿而死的。
如此悲惨不算，还要不时向金国皇帝上表，感谢金帝的“深恩厚泽”。
——亡国之君的苦酒，他喝得是太多了！
落魄后的徽宗异常悔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绍兴五年的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拘押地病死，终年五十四岁。他死后，仍有一批被囚禁在各地的北宋旧臣坚持不降金，宁愿一世流落在金国做贱民。宋旧臣洪皓为徽宗写了一篇祭文，字字泣血。大宋旧臣们读了，无不流泪。
“五国城”从此成了历史上永久的隐痛！后世民间一直传说，徽宗父子在这里是被拘押在一口井里的，每日只能坐井观天。以至五国城遗址至今仍有一景叫做“坐井观天遗址”。
笔者幼年时曾经看过《岳飞传》的连环画，里面徽、钦二帝最后的形象，就是他们蓬头垢面坐在一口枯井里发愁的样子。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南唐后主的这一曲悲歌，徽宗在他生命的尽头，怕是吟味得最多的一段文字吧？
李纲听到这个消息，自是悲不自胜；当年任调解使、迎回道君的往事一如昨日！他上了个札子，建议高宗化悲痛为力量，“推广孝思，益修军政”。
绍兴七年春，高宗巡幸建康，对伪齐做出一个强硬的姿态。李纲借此机会，接连上了四个札子，请求皇帝加强战守之备、建立中兴之功、任用直谏之士等。
直到这时，李纲也还没放弃对高宗的说服，企图以利害打动高宗，雪国家之耻，报父兄之仇，免蹈靖康之覆辙。
高宗是徽宗的第九子，是钦宗的弟弟。靖康巨变中，他不仅父兄被俘，而且亲生母亲与妻子也都落入金人之手。父母、兄长及其他亲属的悲惨命运，理应在高宗心中激起强烈的复仇情绪。不要说贵为天子，即使一般平民遭此厄运，也会奋起雪耻。可惜，做了十年皇帝的高宗，到此时大志全无。近些年虽然对伪齐的态度比较强硬，但实际上只想保住现有地盘。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对金人永久妥协的机会。李纲的中兴之论，在他不过是东风吹马耳罢了。在高宗看来，一个前任宰相，唱唱恢复高调也无妨；一方面可装点一下南宋的门面，另一方面也可构成对金人的心理压力。
因此，李纲的反复劝说，就像石头扔进深潭里，无声无息。高宗那里既不接受，也不恼怒——朕知道你忠心就是了！
这年三月，伪齐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南宋一下摆脱了近在咫尺的威胁。当月，南宋方面的一员猛将郦琼叛变，率三万人投降伪齐。困窘之中的刘豫大喜，授郦琼以节度使职，两人商议要再次出兵南宋。刘豫新添了羽翼，雄心勃勃，便向金人请求援助。哪里知道，大金方面对伪齐的态度已发生重大变化。原先坚决支持伪齐的金国权臣宗翰已死，新即位不久的金熙宗本来就不大买宗翰的账，对伪齐就更是厌恶了。好几年都搞不定南宋，这使金熙宗深感厌倦；现在又见刘豫跃跃欲试，更是怕刘豫势大难制。他于是产生了废除伪齐、全面与宋妥协的全新战略设想。
随后，金人便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先是通知刘豫：郦琼靠不住，恐是诈降，强令刘豫解散了郦琼叛军。
这时候的刘豫全然不知道金人已经开始对他用计了，仍坐在汴京城里做灭宋的美梦。——早在建炎四年，金人就已占领了汴京，并于绍兴二年，将伪齐的首都从大名迁到了汴京。
此时，金将领完颜昌、完颜宗弼以南下攻宋为名，率军至汴京，将刘麟先哄出城来，一举擒获。而后，金军骑兵一拥入城。
宗弼本是沙场能征惯战的悍将，对付刘豫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他只带领三名随从，就闯进了东华门去捉拿刘豫。
当时刘豫正在讲武殿练习射箭，宗弻便呼刘豫出来。伪皇帝见主子来了，连忙下殿相迎。宗弼下马，一把拉住刘豫的手，拉扯着走到宣德门，让他骑上一匹瘦马，令军士以刀剑挟持，带出宫城，囚禁于城西的皇家园林金明池。
次日，两员金将对伪齐百官宣读了金帝诏书，宣布废黜刘豫。又派出铁骑兵数千围住宫城，巡逻街巷。对伪齐军队，一律解甲遣散；对伪宫里的宫女，也一律听其嫁人。
一个傀儡政权就这样可悲地烟消云散了。
刘豫惊恐异常，只是哀求保命。完颜昌对他哧之以鼻：“宋帝赵桓（钦宗）离京，百姓哭泣挽留。而今废汝，无一人怜汝，还不自责么？”当年十一月，金正式废除伪齐政权，废刘豫为蜀王。其后把刘豫父子打发到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去呆着，让他们又多活了一些时候。
这一年，李纲仍然密切关注着局势。三月郦琼在淮西兵变，带着自己的队伍，裹胁都督府和庐州的官吏、兵民等共二十万人投降伪齐，这是一件足以撼动南宋边防的大事，但朝廷却无任何补救措施。——事情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高层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又不肯自我问责，于是就有这种反应迟钝的表现。
李纲心急，上了《论淮西军变札子》，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大将刘光世治军不当。他列举了五条教训，感叹道：“军旅之事，机会之来，间不容发。措置一失，祸患随之，而况五条乎？”
他说，近来士气稍振，国势渐强，眼看就可以定恢复之谋了，可惜淮西军因处置不当跑掉了。他劝高宗：要赶快谋善后之策，思己之过，坚持抗战，不要轻易改变。
他认为：现在有人担心，刘豫得此叛将必会重用；而建康离淮南不远，今后恐怕这一线大概都不得安宁了。其实不然，现在有韩世忠、张浚、扬怡中、岳飞等大将屯兵在前方，兵力数十万，又有长江天堑之险，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只要措置适当，安抚好将士，“贼马”是渡不过长江的。皇上千万不要为避敌而离临安，因为“车驾一动，大事去矣”。那样的话，立刻就能引发一场全民的大溃逃。
高宗对李纲仍是不断有恩赏。先是因李纲在地方上干满了一年，盗息民安，给他升了金紫光禄大夫。后又因李纲奏淮西事宜“切中事机”，再次给予表扬。同时还给李纲加食邑，增补尚未当官的子侄为官。平心而论，高宗在后期对李纲还是很不错的，大概有悔过、补偿的意思在内。但李纲见高宗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也就不甚领情。这年九月，他把自己在江西所完成的政绩，列出六项清单交给高宗，仍是“请祠”。
李纲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很准确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很少，只有几首迎送宾朋的诗作，里面不乏“顾我已甘华发老，羡君犹戏彩衣轻”、“ 自惭老病无长策，徒奉藩条牧细民”、“羽书正报淮淝捷，想见胪传设九宾”这样很失意的句子。
是啊！ 前方紧张，他自是夜不能寐；前方大捷，于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痛苦？
这年九月，张浚因对郦琼叛变负有责任而罢相，提举宫观，贬居永州（今属湖南）。台谏有人继续论奏他，穷追不止，还举汉武帝诛杀王恢为例，要求高宗杀掉张浚。
说起来，张浚与李纲的恩怨由来已久。
原本李纲与张浚同气相求，观点是很一致的。当宗泽被排挤出朝，以七十高龄去收拾汴京的烂摊子时，李纲、张浚都去相送。三人在郊外长亭摆酒，各抒报国之志。座中张浚年纪最轻，两位长者都对他寄予厚望。张浚痛泣道：“晚辈誓与金人不共戴天，天地为鉴，此生决不辜负二位先生教诲。”
但后来，张浚出于私怨附和黄、汪，论奏李纲独断专行，导致李纲罢相。但李纲非常赞赏张浚的主战派立场，并未结怨在心。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在福州居住。李纲当时正在家闲住，就专程去探访他，两人相逢尽释前嫌。李纲对情绪低落的张浚多有鼓励。
不久，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便推荐李纲去江西主管军事，同心抗金。
现在，张浚再次下台，连性命都有了问题。李纲便仗义执言，写了札子奏陈利害，认为决不可因一时失误而诛杀大臣。
到十一月，高宗终于同意让李纲休息了，让李纲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由端明殿学士李光接替他的职务。李纲特地给李光写了一封信，把各项事务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打道回府了。
绍兴八年正月，李纲回到福建家中，在家乡办起了“义庄”，也就是原始的农民公社，扶助贫苦乡民共同富裕。
这一年，宋金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伪齐垮台，宋金关系有所松动，宋廷趁机派王伦出使金国，要求迎回徽宗的“梓宫”（骸骨及棺材）。
王伦在入见完颜昌时提出，请金国归还占去的陕西、河南之地，两国从此交好。完颜昌欣然同意，让王伦直接去请求金熙宗。当年八月，大金派出使者到江南，正式与宋朝议和。
宋朝这方面，高宗早就得知了王伦传回来的消息，便提拔“金人所喜”的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专主与金议和事宜。
这次金使南来虽有议和诚意，但人家不可能轻易放弃强势地位，而是打算狠狠压大宋一头。他们派出的议和使，不叫议和使，而称“诏谕江南使”。这个奇特的名义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把大宋看成是对等国家，而只看作藩属，所以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二是不说是来“议和”的，而说是来宣谕诏旨的，把大宋当成了臣属。过去，宋被迫对辽对金称“伯”而自称“侄”；在堂堂国书里，起首就自称什么“大宋侄皇帝”。这已经是千古奇耻了，现在则要进一步沦为“江南”，要大宋天子向金主稽首为礼，那还得了！朝中臣僚一片哗然，反对议和者无日无之。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反对曲膝称臣。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更是舍得一身剐，上疏请斩秦桧、王伦等，以谢天下。
汉唐以来，若非执政大臣或者言官，不得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而朝臣上书，若皇帝还未批出来，其内容是不能向外泄露的，否则要受到严厉处分。胡诠却不管那许多了：一个八品芝麻官儿，丢了官帽子又能如何？他把奏疏誊写了无数副本，广为散发。另有忠义之士为他的勇气所感染，索性把这个奏疏刊刻成了印刷品，满街张贴。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堪称千古“正气篇”。他说：“三尺童子，可谓至为无知，假使令其跪拜仇敌，则怫然而怒。我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敌，难道无童子之羞么？陛下可忍心如此么？“倘不得已而用兵，我军难道必不如敌？今无故而称臣，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沮！”
他表示：“臣虽为枢密院属员，但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因此请求，斩秦桧等人头挂于街头，然后扣押金使，责以无礼，再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振！否则，臣愿赴东海而死，岂能处小朝廷而活耶！”
胡铨，是一条汉子！他的言论字字堪比金石。因为这个上疏，他得罪了高宗和秦桧，立刻被贬，后来又被流放到海南岛上的吉阳军。这份奏疏的内容一公布出来，临安城里立即喧腾如沸！据说“勇者服，怯者奋”，士民日夜议论，几天都不得安宁。后来有人做诗，回忆其轰动朝野的盛况：“百辟动容观奏疏，几人回首愧朝班！”金人闻讯，急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相顾失色，连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当时的宰相赵鼎是一位在原则上主张抗战的大臣，但是他不够坚定，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
伪齐垮台之后，其治下军民纷纷投宋，因此绍兴八年初的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当时赵鼎对议和颇为犹豫，便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于进兵。于今议和，恐日后有议论，谓朝廷错失良机。是否召诸大将商议一下再说？”
高宗却自有他的一套思路，坚持要议和。他说：“不必虑此！今日梓宫、太后（高宗生母）、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赵鼎不敢再坚持，但也不愿意承担千古罪名，于是表示：议和之事请另择高明。在这个背景之下，高宗才选中了秦桧。
秦桧这个家伙，早先在朝中，曾留有主战派的美名。他在靖康年间作为割地使出使金国，在战乱之中逃离了敌营，跑了回来。其后，立场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成了最坚定的投降派。可是当时的他面目还不很清晰，所以，任命他为右相的诏书一下，朝士皆相庆贺，以为朝廷用人得当！
就这样，将士们在前线的流血牺牲，再次成了和谈的砝码。在命运为南宋敞开了收复失地的大门时，高宗又一次选择了走向屈辱。他这样做，是不是出于一个长期流行的说法——怕恢复失地、迎还二圣之后，他自己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呢？
否！
当时被拘在五国城的“二圣”，其实已只剩下“一圣”。这一圣即使被放回来，也不过是政治僵尸一具，不可能对高宗的皇帝位置构成威胁。而且，主战也并不是钦宗能回来的必然因素。
因此我认为：高宗之所以胆小，没有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胆小鬼！在高宗的坚持下，从绍兴八年的年初起，议和就成了南宋的基本国策，无法逆转了。
回到故乡的李纲，听到金人欲将大宋降为“江南”，也不由愤然，写了洋洋五千字的《论使事札子》，其风骨与胡铨一般无二。他在札子里直斥高宗：“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多由布衣以白手取天下；虽非吾之兵民、财物，而吾能巧而用之，积累而成帝王之业，福及子孙，传世无穷。而今我国之兵民、财物皆祖宗之遗留也，陛下不思用之，却缩身束手，受制于仇敌之手，是何道理，臣实不晓！陛下纵然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
接连三个问号，有如三记重拳直击皇帝，毫不留情。
接着，李纲驳斥了时下流行的投降论调：“议者必谓：势有强弱，弱者必服于强，所以勾践事吴、孙权事魏，皆以权宜之计而助大业。彼辈欲以此论调说动上意，臣皆以为不然！昔日勾践身入吴国，暂为臣仆，得归国，枕戈尝胆，终于报仇。今陛下能以此报金人之仇乎？孙氏起于江东，未能自立，所以臣魏以待时。今陛下凭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纵使未能恢复失土，岂可不自爱自重，而畏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哉？”
李纲还给这个不争气的“中兴之主”分析了南宋衰弱的病根：“今虏使之来名为议和，未必不以兵随之，作为胁迫。但问朝廷将如何措置之？措置有备，虽符坚百万之师，不足畏（指淝水之战）；措置无术，虽数千百骑，便足以为吾扰。而今朝廷十数年来议论不一，信念不坚，无规模之计，虚度岁月，苟且过活，无积累统筹之功。倡导和议者纷纷，仅顾目前，而不以‘后艰’为念，以至今日国家之受辱，非偶然也！”
他告诫高宗，目前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坚决中止与金人的和议。他指出：“若议和，则必听其号令；若臣属之，则动辄为金人所制，身危国蹇，必至于亡！与其屈服仇敌、终归于亡，不如幡然改过、以振作士民之气，犹可转危为安，转亡为存，未为失策也！”
对于王伦之辈的求和主张，李纲与胡铨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力劝高宗：“正王伦误国之罪，处死而陈尸示众。若金使尚未入境，则闭门不纳；若金使已入境，则拘留而不遣返。请陛下降罪己之诏，反省前日和议之失，以激励天下臣民将士之心。将贿赂敌人之金帛，以募敢死之士，守卫边疆。此计一定，人心回转，天地神明亦当助我。强虏之师不战而屈矣！”
这道札子篇幅之长、论说之透彻、语言之激切，在李纲晚年都是十分罕见的。
他似乎是用尽了心力一搏！
但是，天心毕竟难挽回，大势去矣！李纲不聋不盲，知道高宗是“朽木不可雕也”，南宋偏安的局面再也没有机会改变了。
他这次自南昌回来，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绝少作诗。《尚书· 尧典》云：“诗言志”。李纲平素热衷于作诗，以抒报国之志。即使在流放的三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年也有百余首之多。可是在绍兴八年和九年这两年中，李纲诗意阑珊，竟然只有寥寥几首。哀莫大于心死。
面对国家屈辱、暗淡的前景，李纲，心死了！
他看清楚了：这个国家的最上层，其喜怒悲乐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及其千万百姓的命运，完全脱离了。他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物。国家或兴或亡，民生或苦或乐，是不在他们视野中的。
有一个庞大的体制在保护着这个寄生集团，令其放心安享尊荣。以一人之力，是无法与这个不合理的体制相抗衡的。
临歧路，路在何方？
唯有寄情风清白月罢了——“休问六朝兴废事，白萍红蓼正凝愁。千古一渔舟。”（李纲《望江南》词）
可是高宗还在惦记着这位功高名著的“渔翁”。绍兴九年二月，高宗又要临时用一用李纲了，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这个职务是湖北、湖南的地方最高长官。当时，湖北是抗金的战略要地，湖南是南宋重要的腹心地带，位置不可谓不重要。
但是李纲对高宗、对南宋的前景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在朝中，赵鼎因与张浚有矛盾，被秦桧钻了空子，被迫去职。一心投降的秦桧已完全掌控了朝政，主战派的种种理想，一切皆不可为了！
李纲耻于在此时去趟浑水，遂连上三章，以有病为由力辞。两个月后，高宗批下来，命李纲仍旧提举宫观，在家休养，不必去两湖任职了。
这年冬天，李纲的弟弟李维，从吏部员外郎升至秘书省，负责浙东有关事务。李维与哥哥分别已久，就借机向朝廷提出，请求去福建巡视，顺便见一下长兄。
兄弟见面，李纲在家中招待了弟弟近二十天，畅叙亲情。临别，李纲写了一首送行诗。此为李纲绝笔，此后，老人家再未动过笔墨。转年，也就是绍兴十年的正月十一日，高宗派了宦官徐珣，代表自己前来福建慰问李纲。
恰好也就在这几天，李纲的一位堂弟病逝。这位年纪很小的堂弟博学多识，李纲对他期待甚大，可惜入馆拜师后不久，不幸因病早逝。李纲痛惜不已，适逢上元节（正月十五日）举行祭奠，老人家抚案痛哭，偶感风寒，当天即病逝于苍山松风堂，终年五十八岁。
巨星其殒，山海共悲！
一代名臣在风雨如晦中，走完了既雄壮又苍凉的一生。
当年十二月，李纲棺椁葬于福州怀安县桐口大家山。
李纲的去世令高宗也很震动，他下诏追赠李纲少师，谥忠定。四年后，赠太保，七年后又赠太傅，位列三公，备极哀荣。
后世对李纲的评价，正面评价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宋史》对他的评价极为中肯：
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噭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编成的《宋史》中，用了整整两卷的篇幅为李纲立传。《宋史》的编撰者中有很多人是理学家，他们把李纲比作诸葛亮，可见出其用心深矣！
李纲死后二十年，南宋的大思想家朱熹给予李纲以极高评价：“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祸。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爱国爱君之志，终有不可夺者，可谓一世之伟人矣！”
就连李纲的对手金人也对他尊敬有加。据史载：“每使者至金，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
曾与李纲一度有嫌隙的张浚，在李纲死后，曾亲作挽诗云：
苍苍安可料，
旧德奄重泉。
痛为黎民惜，
谁扶大厦颠？
英风摩日月，
正气返山川。
丙午功勋在，（丙午即靖康元年）
丰碑万口传。
这首诗虽略逊文采，但可谓盖棺论定。
关于李纲的负面评价，也有当代论者提出，据《樵书》所记：“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侍妾歌童，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见梅毅《刀锋上的文明》）
据我查证，《樵书》乃明代末年无名氏所撰野史笔记，其中收有一些南宋史料。这一则关于李纲的说法，其本源，出自南宋初大臣朱胜非的《秀水休闲录》。朱胜非是高宗当初大元帅府的“旧人”，为应天知府，又于建炎三年、绍兴二年两度为右相，后与秦桧不合，被罢废八年，寂寞而终。他的这部《秀水休闲录》是记载南宋初年政事的笔记，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是，李纲即便是做官多年、家财甚富，又怎么可能“富可敌国”？南宋理宗时期的史馆校勘、工部侍郎李心传，就对此说甚为怀疑。他在《旧闻证误》一书中提出了质疑，认为李纲乃渡江后名相，“此所云殊不可解”。
我对朱胜非的这个说法也非常怀疑，可能是由于朱胜非与李纲不合，夸大其词而已。
李纲去世后四十六年，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为表彰李纲功绩，南宋官方在福建邵武军建了李纲祠堂，位置就在当时的军学讲堂东，以激励士子效仿李纲。朱熹为这个祠堂撰写了《建祠碑记》。该祠堂于当代1984年重修，改为“李纲纪念馆”。
祠堂天井左右两侧，有两株宋代所植古桧柏，枝柯尤显苍劲。大殿门额上悬挂的是朱熹题匾“一世伟人”，两侧为朱熹所撰写楹联：“至策大猷，垂法戒于万世；孤忠伟节，奠宗社于三朝”。
正堂上有李纲坐像一尊，正气昂然。坐像两侧，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撰写的对联：“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
英雄相惜，气节相传。百代风流，于今犹在！
关于李纲的故事，讲到这里，就该进入尾声了。
写一位英雄人物的传记，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笔者仿佛与他一同悲、一同喜、一同走过惊心动魄的一生。
当走笔至此时，我感觉自己登上了一座巍巍高峰——在李纲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为整个民族留下的是一份无法估价的精神遗产。他在国难当头时，以一文臣之身，奋起登城，指挥杀敌，为南宋一朝的知识分子树起了“威武不能屈”的楷模；
他的抗金战略思想“规模说”，为南宋后来试图有作为的君臣提供了恢复失土的蓝图和路径；
他主张“宽厚简易”之政，多次直言抨击“上下恬嬉，不复勤恤民隐，朝廷百色诛求”，真正践行了儒家哲学的精髓——民本思想；他多次招抚“盗贼”，收编义军，将他们编入抗金军队，为后来的抗金将领提供了化负面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有效范式。在李纲魂归道山的时候，他为人间留下的是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浊浪滔滔之际，他决不随波逐流；
在“奉公者少，营私者多”的官场，他绝不同流合污；在统治者竭泽而渔、天下民力已困的危机中，他绝不装聋作哑；在缄口可以避祸、直言必然招祸的环境里，他选择的是要对得起良心！
他穷其一生，实践了他至高无上的做人原则——“节义泰山重，富贵鸿毛轻。”
我们是现代人，有着比古人更良好的生活环境，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正确思想资源，但愿我们在读李纲生平事迹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汗颜！
在本书即将收尾的时候，笔者再一次去了海口琼山的“五公祠”。五公祠位于一条繁华大道的路旁，但是只要走进院落百米之远，就是一片古木森森的沉静。
赭红院墙，黑色屋瓦，绿苔石阶。这景致带给人的是一种历史的亲近感，是我们祖先的气质，是先贤们高远超拔的风范！
庭院里，“五公”的石雕像分散矗立在树荫下。其中的四位都是文官打扮，气度超然。唯有李纲像头戴战盔，腰悬长剑，怒目远视，一副凛然不可犯之概！
这就是李纲。
一个民族的骄傲。
他永远以这个姿势站立在大地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