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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之魔3
作者：丹·西蒙斯
内容简介
请丹・西蒙斯先生注意：前面大部分故事我都是以现在进行时写成，因为我参考了本人于1924年夏秋两季和1925年冬天的日记和登山笔记，行文以现在时能够让我的记忆再次变得鲜活。我知道，不管写成什么时态，我写得都不是很专业，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我只跟一个人说过，从来没写下来。当时我甚至都没有记笔记。现在我凭着记忆，用过去式写下了这部分从未记载过的内容，但希望你能明白，书中所写都是真实的，自1925年后，你是第二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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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人
	请丹・西蒙斯先生注意：前面大部分故事我都是以现在进行时写成，因为我参考了本人于1924年夏秋两季和1925年冬天的日记和登山笔记，行文以现在时能够让我的记忆再次变得鲜活。我知道，不管写成什么时态，我写得都不是很专业，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故事我只跟一个人说过，从来没写下来。当时我甚至都没有记笔记。现在我凭着记忆，用过去式写下了这部分从未记载过的内容，但希望你能明白，书中所写都是真实的，自1925年后，你是第二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
<h1>
	1</h1>
	帕桑证实听到尖叫声后不到五分钟，我们三个，我、理查和帕桑就走到大雪纷飞的外面。之前，我们说好了，得有人留下按住帐篷的支柱，雷吉自告奋勇留了下来。我和J.C.则扔硬币决定，结果他输了。
	“你听见了吗？”理查对帕桑大声喊道。
	“没有，但我好像看见了什么。”夏尔巴人说。他指着我们留在五号营地的最先建立的两个帐篷。
	因为我那个威尔士矿工头灯上发出的光束里飘雪飞舞，我花了足足一秒钟时间才看清楚，但我还是看到了：山下几块砾石后面100英尺[1]左右的地方闪烁着一束令人毛骨悚然的红光。
	我们三人系在一根绳子上，甚至没有来得及穿上冰爪，我便领着他们往下朝陡峭的石头坡而去。因为风的缘故，石头上没落多少雪，但上面覆盖着一层闪着光亮的厚冰，令每块岩石比以往更滑了。再次穿着平头钉靴走路的感觉怪怪的。这几天冰爪带给我的安全感早已不复存在了。
	十五分钟不到，我们便到达了最初的五号营地，有个帐篷被岩崩完全毁坏了，另一个帐篷也坍塌了，我们恰好看到那道红色的闪光逐渐熄灭。很显然，那根本不是什么一闪而过的卫瑞信号灯发出的光，也不是我们带在身上那种铁路上用的光亮更为持久的手提式信号枪，这种信号弹发出的光有红白两色。
	光亮10英尺以外的地方，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人，那人穿着探险队员穿的鹅绒外套。紧靠着倒塌的米德帐篷躺在那儿，帐篷完好无损地摊开在那儿。
	我们朝他俯身过去，灯头照在他的脸上，那人仰面躺着，瞪着一双眼睛。
	“是洛布桑。”理查说，“他已经死了。”
	一天前，理查曾说只带几名挑夫去五号营地，洛布桑则是那些挑夫的头儿。现在，离我们早上在六号营地见面的时间仅仅才过了十七个小时。可是现在，这位个子不高，但登山决心却很大的夏尔巴人看起来真的死了。他张开嘴巴，瞳孔放大，眼睛一动不动。
	“今天没有其他人死在这里。”帕桑说着放下帆布背包。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携带行李的人。我透过他摇晃的头灯灯光和飞舞的雪花发现他的医用皮袋放在重重的背包里。“佩里先生，”他说，“你能否打开洛布桑的外套和衬衣，让他的胸部露出来。”
	我走了过去，单膝跪在陡峭的斜坡上，笨拙地脱掉连指手套，按照帕桑的吩咐做了，压根儿就没想过有什么妙手回春之术能让一个看起来死翘翘的人复活，他的身体和暴露在外的脸已经覆盖了一层被风吹拂而来的薄薄冰晶。
	但帕桑拿出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大医用注射器。注射器的针足有6英寸[2]长，那个注射器就跟兽医用在牛身上的一样，这玩意儿哪儿能用在人身上呀。
	“按住他的胳膊。”帕桑指示道，摸着洛布桑赤裸的褐色胸膛。那个夏尔巴人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着空荡荡的天空。
	为什么要按住他的胳膊呀？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想的。难不成尸体还会走吗？
	帕桑正忙着数肋骨，找到了这个可怜的夏尔巴人皮肤下瘦骨嶙峋的胸骨，他用两只赤裸的手，将那个大注射器拿到3英尺高的地方，接着便扎进了洛布桑的皮肤，穿透他的胸骨直达心脏。针尖刺穿胸骨时发出令人恶心的咔嚓声，即便在红色光亮的嘶嘶声和风的咆哮声中也清晰可辨。帕桑将注射器的活塞推了下去。
	这时，洛布桑的身子突然往上一拱，要不是我和理查死死地将他按住，他可能会滚下山崖。接着，这个小个子开始大口喘着气。
	“天哪。”理查自顾地小声感叹道。我同样感到十分惊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治病救人的方式，而且，在接下来的60多年里我也不曾见过。
	“直接将肾上腺素注入心脏，”帕桑医生喘着气说，“如果真有什么可以让他复苏，那就只剩下这种方法了。”
	帕桑将脚抵在洛布桑旁边，将针从那人的胸膛抽了出来，那情形活像步兵听令从对手的尸体里抽出刺刀一样。洛布桑猛地吸了口气，用力眨了眨眼睛，试图坐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和帕桑一起帮忙将穿着厚靴子的洛布桑抬起。我感觉就像帮助拉撒路[3]站起来一样。
	神奇的是，洛布桑竟然能够支撑部分身体的重量。要是他做不到，我们就不得不将他丢在这儿，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即使三个人也没办法抬着个这么重的人走上100英尺的陡坡。他眨着眼睛，气喘吁吁，我和理查分左右支撑着他的身体，帕桑医生背着背包，紧跟在他后面，我们四个人蹒跚着往山上雷吉的大帐篷走去。如果之前我们五个人睡在这个圆顶帐篷里还能勉强凑合的话，现在是六个人了，更是绝无可能了。不过，新加入的这个人还活着，我挺开心的。
	几个小时前，我们用乌纳炉烧了热水，煮了汤。现在，雷吉给仍然喘着粗气的洛布桑喝了点儿可可。他一饮而尽。等他看起来像是可以回答问题的时候，雷吉先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她先是用英语问的，接着又用像放连珠炮一样的尼泊尔语问。“天这么黑，你为什么上到这儿来，洛布桑？”
	那人再次睁大眼睛，我脑中闪过一段让人生厌的记忆，想起了几分钟前，他死了一样的眼睛无神地盯着天空。
	他含糊不清地用尼泊尔语说着什么，四下看了看，然后又急迫地用英语说起来。“你们一定要下去，夫人、大人们、帕桑医生。现在就得下去。雪人把大本营的人都杀光了。”

2
	我们总算睡了几个钟头，太阳终于在云层中央慢慢升起，灰色的光亮掠过。我们一直把氧气罐开到低流量，给洛布桑输氧，他睡得很好。当天气愈发寒冷的时候，我的咳嗽也越来越厉害了，大伙儿吸了点儿“英国空气”。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被允许最先使用那个大石头做成的厕所，我们其他人则是一个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去的。在25,600英尺高的地方倒有个好处，因为大伙都处于严重脱水状态，尿并不多。
	我们并没有点燃乌纳炉，尽管我们还有六根备用的梅塔炉条。昨天我们装满了两个小热水瓶，应该可以应付过去。
	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几乎没有说话。理查问了洛布桑几个有关袭击他的“雪人”的问题，但洛布桑说得含糊不清，我们四位“大人”自然不相信什么雪人。曾于1921年和1922年见过“怪兽”踪迹的理查就极度怀疑。他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炙热的阳光会将普通四足动物的脚印变成两足动物的大脚印。至于我，在1925年时候，我对雪人仍然将信将疑，但我不相信会有两只脚的怪兽吃掉我们的夏尔巴人挑夫。
	我们所有人检查了储存在雷吉那个大帐篷里的吸氧装备的管子和阀门——我们做好了充分的计划，打算在我们返回五号营地的时候用这些备用的吸氧装备进行登顶。然后，我们又将一些带下来的东西装在了背包里。我们四个人身上都带了卫瑞信号枪，除我之外，大家都还剩三发信号弹。不过，在理查的要求下，只有我背着他放在背包里的两个氧气罐。
	“不用所有人下去吧。”我说，这会儿，我们终于站在了帐篷外面，周围的环境像极了伦敦寒冷的大雾天气。“我可以留下来，等你们先把情况摸清楚。”
	“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杰克？”让-克洛德问道。
	“把马洛里埋了。”
	听到这个答案，J.C.看起来并不惊讶。我知道他也觉得将尸体无遮无掩地扔在斜坡上不好。但我们都知道，听从理查的命令，撤回五号营地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是我们遇上昨天傍晚时的暴风雪，今天珠峰北壁埋的可就不止一具尸体了。
	“不，杰克，”理查说，“首先，你甚至没办法在这种乌云密布的天气下找到乔治的尸体；再者，即使你找到了他的尸体，今天也可能被大雪覆盖了。我们需要你领着我们下到四号营地。”
	“让-克洛德也可以带路。”我最后一次反对道，说得多少有点儿勉强。
	“等我们到达雪地和北坳的冰隙处时，再由他领头。”作为登山的领导者，理查的这番话不容辩驳。“你领着我们从岩石上下去。这段路由你带头。这也是我出钱让你来这儿登山的原因，我的美国朋友。”
	我没再反驳，将氧气罐的调整器调低至1.5公升的流量，然后重新戴上氧气罩，系在我那个东摇西晃的头盔上，这让我想起了乔治・马洛里放在口袋里的那截类似的带子。我耸耸肩，背上那个沉重的背包。除了两个氧气罐之外，我背的东西不多：一把卫瑞信号枪，以及剩余的两发12毫米口径的信号弹和一块巧克力。
	在漫长的下山过程中，只有领头的登山者才会携带和使用两个氧气罐。我们将昨天剩下的五个氧气罐以及一些简单的装备放在了五号营地，星期日是理查留在那儿，星期一则是J.C.留下。在此期间，夏尔巴人挑夫将不少于六个装满东西的背包挑上山，每个背包中装有三个氧气罐，而在登山的时候，他们一个都没有使用。储藏东西的地方海拔有些低，就在那堆坍塌的帐篷那儿，周围到处都是岩石，也就是在前一天晚上我们找到洛布桑的地方。如果我们返回更高的营地，我们手里有20罐氧气，足以实施搜索珀西的行动，即使我们四个人登上山峰也不在话下。甚至可以分两组，每组三人进行登顶。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么想的，要是六个人都登上山峰的话那就好了。
	洛布桑显然吓坏了，但我再也没想过雪人的问题。
	“今天用两根绳子下山。”理查宣布道，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或建议，“杰克带着第一根绳子先下，帕桑医生跟在后面，让-克洛德做保护点。然后由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领着第二根绳子下去，洛布桑跟在她后面，我殿后。”之前的固定绳索有些可能被埋了。但洛布桑说他昨晚登山的时候将大部分绳子都从雪里拉了出来，这也会给我们节省不少时间。除非有人病了，除了杰克外谁也不能使用氧气，等到了四号营地上方的雪地里，杰克再将氧气罐交给让-克洛德。
	J.C.开始抗议，说他不需要氧气，还说前一天他在攀登五号营地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使用，但理查没再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但是，大伙儿将巴拉克拉法帽戴上，或者将厚厚的围巾罩在脸上——戴上多多少少会影响说话，这时，雷吉用拉丁语说：“洛布桑的精神有点儿不正常，也不知道大本营那边会是什么情况。”
	“我怀疑有什么东西把那些夏尔巴人吓傻了，他们可能放弃这次探险。”帕桑医生说。
	洛布桑终于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了，不过我确定他不明白我们用拉丁语说他精神不正常的话。“不，不，不，”洛布桑用英语喊道，“不是害怕得……跑了……而是全部死了！被雪人杀死了。所有人都死了！”
	“你当时在哪儿？”帕桑也用英语问道，“雪人杀死夏尔巴人是你亲眼所见吗？”
	“不是，不是，”洛布桑承认道，“如果我在场的话肯定也死了。但厨师塞姆楚比和管驮兽的那旺・布拉看到了尸体。大本营的所有人都死了。非常恐怖。到处都是血、头颅、胳膊、腿。是雪人杀死的他们！”
	理查拍了拍他的背，帮帕桑打了一个结实的结，系在了他和雷吉绑在一起的绳子上。“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他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记住了，洛布桑是我们这里唯一一个没有穿冰爪的人。我们下山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
	我将氧气罩拉了下来。“我只希望找到那些竹枝做成的记号，在云雾中将绳子固定好。”我说。但是谁也没有回答我的话，于是，我又将氧气罩戴上了。
	J.C.说：“今天的光线这么暗，而且雾气弥漫，我们没必要戴该死的护目镜，对吧？”
	“是的，”理查说，“等到天变亮了我们再把护目镜戴上。下山的时候最重要就是看清楚脚底下。”
	我和J.C.还确保了帕桑医生的绳子系得没问题，我们每个人之间的距离大约是30英尺，这样的距离当然很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还非常危险，随便哪个掉下去，旁边的人都没有时间设置保护点。理查虽然没说话，但我同意他的做法，我们之间的绳子应该足够短，这样，无论风刮得有多大，无论天气情况有多糟糕，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能看到前面或者后面的同伴。
	“好了，杰克，”理查在后方很远的地方说，“你带头下去吧，拜托了。”
	我用冰镐仔细开路，横过向下倾斜的积雪和冰块，绕过砾石，蜿蜒朝下，经过破损不堪的五号营地下面部分，往东走过十几码[4]的距离，然后往后朝北部山脊的高处爬去，那里有段危险的台阶。

3
	以前的珠峰探险者谁也没像我们一样，有这么多固定绳索，我们在那里固定了很多可靠的理查奇迹绳，所以，没有哪个探险队员能像我们一样，能相对轻松地从五号营地撤回。
	或者说，我们至少应该相对轻松些。事实上，当时的云层很厚，大风肆虐，我相信风速达到了每小时50英里[5]，大风异常可怕，不时向我们袭来。那个星期三，也就是5月13日，我们从山脊、冰坡和珠峰冰川上下来的那段经历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噩梦。
	有些用做记号的竹枝仍在，但其余的不是被夜里的大风吹走了，就是吹到一旁，要么就是被大雪覆盖了。从北部山脊的山坡下到北坳期间，我无数次地自行做出决定：我要不要直接从这里走，是从右边直接前往那个看起来熟悉的山沟，还是从左边去到那个更陡峭的地方？我一直在努力回忆白天攀登五号营地时那些没有出路的山沟，那只会让我们往东而去，要是在6000英尺高的陡坡上转错了方向，我们可能会掉到绒布冰川上。
	当我发现没有歪歪斜斜的竹枝做成的标记后，我几乎别无选择地往右走。但是，两次错误转左后，我领着众人来到了珠峰的北壁，那里有几个隐藏的悬崖和垂直的冰窟窿。我两次都小心翼翼地往后方横切过去，最后，我们终于来到北部山脊的高处。接着，我领着大伙儿向下，终于又看到了先前的固定绳索，这时，我们才确定找对路了。
	当我在齐腰高的雪地里艰难地行到一个不那么陡峭的地方，确定我们现在已经行走在北部山脊的雪地上，这里离下面的北坳不是很远了，就让大家停了下来，并叫J.C.到前面，取代我的位置，还将氧气罐交给了他，让他领着我们通过冰隙。
	“记住，这个背包我还得要回来。”我将背包交给他的时候说，接着，我艰难地走到绑着三个人的绳子后面。我的信号枪、信号弹、双筒望远镜、空水瓶、一件备用毛线衣和一块吃了一半的巧克力仍在背包里。
	让-克洛德下山的速度要比我快，他在雪地里找到了一块覆盖冰层的硬地，尽管我们穿着冰爪，但他领着我们，几乎是从上面滑下去的。我发现，自从巴布遇难后，我在这次探险中滑行的距离还真是够远的。
	但我们从五号营地出发两个小时多一点儿后，J.C.领着我们通过了雪地上最后几块隐藏的冰隙，来到北坳东边角落里，几顶帐篷就在那里高冰塔的遮阳处。
	整个营地空荡荡的。
	“大家都吓坏了。”洛布桑说，“昨晚，我是自告奋勇上去的，就是为了给你们报信，其余的人都想下去。”
	“为什么？”理查问道，“如果雪人真在下面的话，大家待在四号营地不是更安全吗？”
	洛布桑一个劲地摇头。“雪人会爬山，”他说，“它们住在北坳的山洞里，对我们特别生气。”
	*
	洛布桑早已吓坏，理查并没有在意他语无伦次的说话，我至少应该问他，我们不请自来，入侵了雪人在北坳的家，如果他们生气，为什么先破坏我们的大本营。但我们当时都没有讨论那些神秘的怪兽，而是去寻找帐篷里的食物和水，但里面并无水瓶和热水瓶。两天前，那些该死的夏尔巴人曾经答应过我们，留在四号营地等我们，可现在他们把我们备用的睡袋、普里默斯炉和乌纳炉都带走了。不过，雷吉发现了三根忘记带走的炉条，我们点燃炉条，在乌黑的锅里装上新雪，架到明火上，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喝到融雪水了。接着，帕桑又在一个温伯尔帐篷里凌乱的衣服下找到两罐几乎冻成块的意大利面，理查还找出一听火腿和一些青豆，我们将这些东西全都倒进最后一口锅里，火苗在慢慢变小。
	大伙儿又累又饿，而且还处于脱水状态。现在没了氧气，我一直咳嗽个不停，那种跟嗓子里卡着根鸡骨头的感觉更加明显了。而洛布桑一想到继续留在四号营地，显然吓得不轻，其余的人早已筋疲力尽，也没什么胃口，但是，我们必须先吃点儿东西，喝点儿什么，才能继续往冰崖下面走。我们喝了些茶，还强迫自己吃了些东西。
	有了六个J.C.带来的祝玛装置，加之不少固定绳索，我们自然可以借助绳索从冰面降落，而且冰面下方大约800英尺高的大部分陡坡也可以用绳索下降。但为了照顾洛布桑的攀岩技巧，我们利用洞穴探险者的长梯下山，当然，祝玛装置和固定绳索上的摩擦力结仍然可以派上用场。不过，我们并没有利用绳索速降的方法下山，而只是抓住绳子，降低速度。尽管东绒布冰川山谷上方的云雾越来越厚，但相对而言，我们下山的过程仍然快速、高效。
	“这是季风吗，理查？”让-克洛德问道，浓雾中，我们借着两根固定绳索，跳步往下滑落。
	“不，我想应该不是的。”理查说，“南边的云层越积越厚，但风仍然是从北方和西北方向吹过来的。”
	J.C.点点头，没再说话，继续往下滑去。绑着绳子的洛布桑大致在他的前方，洛布桑这会儿早已疲惫不堪，每次往下跳跃时，都会大叫一声。
	我们在三号营地发现了十四个夏尔巴人，他们之前是跟洛布桑在一起的，跟我们出发的时候相比，现在人数少了一半，他们在那儿挤成一团。那里的帐篷显然不够十五个夏尔巴人安身，所以，有些人像叠罗汉似的坐在温伯尔帐篷和米德帐篷里，要不是他们脸上露出异常惊恐的表情，那一幕看起来还真是挺滑稽的。其他人则坐在外面，围着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
	“你不是说去找燃料把火烧起来吗，你从哪儿弄到的燃料点这么大堆火？”理查劈头盖脸地向他遇见的第一个夏尔巴人质问道，他会说一点点英文。原来是厨师塞姆楚比，他本该待在大本营或者一号营地的。
	塞姆楚比没有回答，但雷吉指了指篝火旁边一堆引火物。夏尔巴人用斧头将我们拿到三号营地所有的包装箱都劈碎了，我们还计划将这些东西拉到更高的地方呢。
	“妈的，这下好了，”理查说，“他妈的这下好了。”他紧紧地拽着塞姆楚比的肩膀。“这火能阻止雪人靠近吗？”
	塞姆楚比使劲点点头，这会儿，他连英语都忘记说了，只是不断重复着“Nitikanji……Nitikanji……”。
	“什么意思？”理查问帕桑医生。
	“雪人。”帕桑说，“也就是耶蒂，名字来源于‘yate’，意为住在高地上的人，你也知道，这玩意儿也叫人熊雪人。”
	“雪人。”理查厌恶地说，“有谁见过这些雪人吗？”
	十五个夏尔巴人立即咿咿呀呀地说开了，但是雷吉和帕桑指着唯一一个见过真正怪兽的那旺・布拉，让他从头道来。在这段探险中，所有的驮兽都由他照管，过去三个星期，他一直都待在大本营，照看我们带来的藏马和牦牛。
	我知道那旺・布拉会说一点儿英文，但跟塞姆楚比一样，他好像也吓得失了神。
	雷吉听着这个个子不高，但身材结实的人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长串音节，然后又解释给我们听了：“那旺・布拉说他是大本营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然后又说昨晚黄昏刚过，雪人就来了。那些家伙身材高大，面目狰狞，长着獠牙，还长着长长的爪子和胳膊，周身长有灰色的毛。那旺・布拉刚从一号营地返回，就看到它们正在屠杀大本营的人，他转身玩儿命地跑，这才活了下来。后来，他跟一号和二号营地的少数几个夏尔巴人跑到三号营地。当时，那些饥肠辘辘的怪兽非常生气，没人想留在人熊雪人所在的山谷里。”
	“饥肠辘辘？”我说，“那旺的意思是雪人不但把一号营地的夏尔巴人杀了，而且还吃掉了？”
	雷吉将这个问题抛给了那个领头的赶骡人，那旺・布拉大概说了三十秒钟，雷吉翻译道：“是的。”她说。
	“大本营里有多少雪人？”理查问道。
	那旺和另外十几个夏尔巴人立即回答了。
	“七个，”雷吉说，“一共七个雪人。”
	“不，我不是问雪人，妈的。我是说大本营有多少夏尔巴人？他们仍然在那儿吗？”
	雷吉用尼泊尔语说着什么，十几个人立即回答了。
	“十二个夏尔巴人。”她说，“塞姆楚比说在大屠杀中，有的远离大山，往北边的绒布寺方向跑了，但他看到，那些人还没跑到河那边的平原，有更多的雪人将他们杀死了。”
	“看来七个雪人干掉了十几个强壮的夏尔巴人。”
	“对不起，”帕桑说，“有两个夏尔巴人拉帕・伊舍厄和昂・蚩力并不是很强壮。他们的脚指头和手指被切断了，当初他们是留在大本营养伤的。”
	“那就是七个雪人杀掉了十个强壮的夏尔巴人和两个正在养伤的人。”理查说道，“有人记得把大本营的三支步枪带上来吗？”
	我不得不想了想，终于记起探险队有多少支步枪了。雷吉带来一支枪用来打猎，帕桑和理查各有一支。我们到达这里后一共有三支步枪，三支枪放在一个特殊封存的帐篷里，藏在挂锁锁着的板条箱里。即便厨师想用其去打猎，也得征得我们的同意。
	“我们还有这些武器。”理查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大手枪，那不是卫瑞信号枪，而是一把真正的手枪。
	他打开那把自动中折式设计的左轮手枪，里面连一颗子弹都没有，然后让我们所有人试了试那把枪。
	那把手枪很重，是韦伯利・马克六型左轮手枪。还有一个粗短的皮绳，上面几乎沾满了黑色的油脂、汗渍和烟，套在手柄底端的一个金属圈上。
	“用的是点455口径的子弹。”理查说，给我们看了一盒又大又沉的子弹，接着便将那把左轮枪拿回去了，将六个弹膛都装满了子弹。
	“感谢上帝，我们总算还有件武器。”雷吉说。
	“这是你在‘一战’中使用的手枪吗？”我问。
	“这是我在战前买的，已经用了四年。现在我只希望当初要是把那几支步枪带到三号或者四号营地来就好了，可是我们把那些枪全都留在大本营了，这事做得也太蠢了。”
	之前，我都没怎么注意那三支步枪，甚至在雷吉或者帕桑带着一支枪去打猎的时候也不曾留意。我只是将它们当成了普通的猎枪，虽然我现在记起其中一支可能是理查的，他曾吹嘘说枪上面还装了望远镜瞄准器。
	夏尔巴人又开始咿咿呀呀地冲雷吉说着什么，但我看得出来，塞姆楚比垂着脑袋，意思是在“雪人袭击”他们期间，所有的夏尔巴人都没想过闯入“大人们的帐篷”，从箱子拿出步枪。
	“没事的，”理查说，“没什么关系。到时候我们去二号营地拿些帐篷来，你们十四个夏尔巴人可以待在那里面，然后我们五个人再去大本营拿步枪。你们这些人谁愿意跟我们去二号营地？”
	帕桑医生用尼泊尔语重复了一遍理查的问题。没有哪个夏尔巴人自愿跟我们去。
	“那好，”理查说，“那就由我选人了，你，你，你，你，还有你……”他点出了六个夏尔巴人，包括那旺・布拉和厨师塞姆楚比。“你们跟我去二号营地，帮我们将一些帐篷拆了，然后拿到上面的三号营地来。”
	帕桑解释了理查的命令，那些人不停摇头。理查突然大声对帕桑医生说：“告诉他们这不是请求，而是他妈的命令。如果他们今晚不多拿至少三个帐篷上来，到了早上，他们中就得有人死掉。告诉他们五个，到时候我们和帕桑将留在二号营地，直到他们将至少四个帐篷拿到这里来。等到他们安全返回冰川后，我们五个人才会下山去核实大本营的情况。他们可以把我的手枪拿回到三号营地。”
	那五个人叹了口气，垂着脑袋，但有几个人听说可以将那把韦伯利・马克六型大左轮带在身上显然很高兴。接着塞姆楚比说了什么，雷吉随即翻译了：“厨师说如果命运让他们死在珠穆朗玛峰的雪人手里，那就听天由命吧。”
	理查只是咕哝了一声。“告诉那六个人，让他们拿起背包，别再拖拖拉拉了。”
	雷吉俯身往理查身边靠了靠，低语道：“我们把这里唯一一把武器留给他们是否是明智之举？”
	“我可不是留给他们，”理查说，“我只是借给塞姆楚比，等到我们从大本营返回就可以了。这里有十四个夏尔巴人需要保护。我们五个人至少还有卫瑞信号枪。”
	十分钟过后，我们就准备好了。理查将那把左轮手枪交给塞姆楚比的时候还安排了一个小仪式，然后他将那把装了信号弹的信号枪放在他那件沙克尔顿夹克的大口袋里。犹豫了一阵后，我和雷吉、帕桑，还有让-克洛德拿出我们那几把小卫瑞信号枪，在里面装上了12毫米口径的信号弹，我选择了白色的，这样一来我就只剩一发红色的可用了。我们将那几把小得出奇的信号枪放进了外面的口袋里。
	“我们要借助绳索上到冰川吗？”让-克洛德说。
	理查想了想说，“还是算了。到时候我跟在你旁边领路，你帮我们指出可能被昨晚的大雪覆盖的冰隙。杰克，你让六个夏尔巴人紧排成一列纵队，跟在我和克洛德后面。我们一步步往前走，让他们跟着我们的步子走。雷吉和帕桑医生，请你们跟在最后面。”
	然后他又对塞姆楚比说：“将手枪的绳套绑在手腕上，没错，除非要瞄准的时候才去握枪把。这枪可没有保险栓。”
	塞姆楚比像摸眼镜蛇一样摸着那把手枪，但那把枪似乎让另外五个要下山的夏尔巴人和那些留下来的人恢复了一些信心。
	所有人都点点头。我们离开三号营地，先是向上，然后往下，沿又长又危险的冰川朝二号营地出发了。

4
	我们抵达大本营的时候已快到黄昏了。
	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我们领着六个吓得胆战心惊的夏尔巴人从冰川下去，来到19,800英尺的二号营地。检查营地后，发现那里并没有受损，看来雪人或者山怪并没有控制那里，然后还要帮助夏尔巴人拆卸营地，重新把帐篷、杆子、支柱装好，包括其中一个必须在三号营地使用的温伯尔大帐篷，还有三个较小的米德帐篷。最后，还得说服那些夏尔巴人，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的2.5英里的路程是安全的。结果，还是塞姆楚比那把大左轮派上了用场，他们在三号营地的亲朋好友还等着这把枪防身，这才说服他们回头往冰川走去。
	在二号营地的时候，理查还叫那旺・布拉跟我们去了大本营，在目睹雪人袭击的人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在出发去一号营地和大本营之前，我们六个在二号营地乱糟糟的帐篷里使用了那个大普里默斯炉，煮了美味的可可当午餐。我们五个人这几天就没吃过这么热乎的东西，我们还煮了豌豆汤，吃了饼干、火腿、奶酪，用新鲜的巧克力当甜品。
	下午3点左右，吃完午餐后，我确定大伙儿都想钻进二号营地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帐篷里，睡上一整天。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从二号营地下到仅有17,800英尺高的一号营地还有2.5英里，我们之前上山、下山的时候在槽谷中间插了竹枝当标记，这条路相对比较容易。但这个星期三，我们并没有走平时走的那条路，下山时，我们走的那条路比之前的长一倍，那条路位于槽谷上方崎岖不平的冰川侧碛上，紧邻冰川。横过大石头的高高冰川侧碛比平常沿槽谷的那条路要难行得多，但我们可不想这么快碰上一号营地的“怪物”，也不希望那些家伙从营地突然朝我们扑过来。我们希望在它们看到我们之前先发现它们。
	不过一号营地并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帐篷里面空空如也，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就跟前几天我们去往北坳之前放在那里时一样，藏得好好的。我们仔细查看了一号营地附近的雪地，试图找出奇怪的靴印，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们也可能是在找雪人的大脚印，但那里除了一直驻扎在一号营地的夏尔巴人不在之外，并无任何异常情况。我承认，在高海拔的地方折腾几天几夜后，我感觉17,800英尺高的地方，浓郁的空气让人觉得很顺畅。
	从一号营地到仅有16,500英尺高的大本营还有最后3英里的距离，这次，我们仍然避开那条偏僻的小路，从那条小路下山不仅绕远，而且也让我担心。等我们抵达一道冰碛石脊时，那里距离大本营，横过一个低矮的山脊就可到达，除了那旺・布拉外，我们所有人不管有没有戴着手套，都握着卫瑞信号枪。跟我、J.C.、雷吉和帕桑手中拿着的德国信号枪相比，理查手中的卫瑞信号枪显得特别大。那旺则从二号营地拿了一把很大的切肉刀。
	我个人倒希望理查带上那把该死的左轮手枪。
	我们找了个所有人都可以挨着岩石山脊匍匐的地方，从那里可以俯瞰我们和大本营之间最后一块冰碛石脊。接着，我们用望远镜看着下面的营地。
	“天哪。”让-克洛德小声说。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吓得手直哆嗦，差点儿把望远镜掉了。
	大本营周围到处都是尸体。所有的帐篷都被撕碎，坍塌在地上，包括那顶最大的温伯尔帐篷和医务帐篷，就连周围低矮的石墙上的帆布也都被撕了下来。
	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所有的尸体都已不成形。有一具尸体的头都没了，另一具尸体倒是有头，四肢也都完好无损，但里面的内脏全部扯了出来。远处的平原上，也就是冰冻的溪流汇成浅河的地方，秃鹫在两三具尸体上面盘旋。我们通过望远镜发现，最远端躺着的尸体穿着夏尔巴人的服装，但已经无法辨认，特别是低矮的云层像浓雾一样掠过地面，尸体在我们的视线里一片模糊。突然间，云层散去，血肉模糊的尸体惊骇地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看到大本营血流成河，我脑海里只闪出一个词：怪异。
	我们无法通过望远镜分辨大本营里躺着的尸体，眼中只有丑陋的死亡，每一具支离破碎的尸体、残缺不全的四肢、断裂的头颅都浸泡在自己的血池里。
	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我放下望远镜，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惨景依旧。
	帕桑站起来，要往下面的大本营走去，但理查轻轻把他拉到了冰碛石山线后面。“再等等。”理查耳语道。
	“那里也许有伤员需要我们照料。”帕桑说。
	理查小声说：“他们全都死了。”我们所有人都靠坐在一块岩石上，浓雾逐渐散去，然后又包围了我们。我们轮流用望远镜看着，直到夜幕降临。
	“也许有些伤员我们没办法从这里看到。”帕桑小声说。我从没见过这个夏尔巴人如此激动。“我必须下去。”
	理查摇摇头。“尸体都数得过来。所有人都在那儿，他们显然全都死了。先等着。”这并不是请求。我从没听过理查・迪肯，这个英国前陆军上尉用军事命令的口吻说过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云层飘动着，尸体时而隐没其中，时而暴露于外。天气越来越冷。除了偶尔有乌鸦在断肢残骸上出现，此外再无别的生物。光线已经非常暗了，这时，理查终于说：“可以了。”
	理查建议，确切说应该是轻声命令我们朝屠场走去时应当分散开来。我发现他将那把信号枪放进了口袋里，却示意我们其余四个人将枪拿在手里。后来我才意识到，倘若有敌人藏在岩石后面，准会误将我们12毫米口径的卫瑞信号枪当成真枪。理查的那把大口径信号枪反倒会帮倒忙。
	检查尸体的过程让人觉得怪异、不安。出于本能，我本想检查每一具尽管血肉模糊但四肢尚好的尸体，看有无生命迹象，毕竟，之前在五号营地的时候，帕桑不就是用一个匪夷所思的装着肾上腺素的大针管，才令洛布桑起死回生的吗？但理查只是草草地检查了一遍尸体，当我们在尸体中认出老朋友时，他还示意我们不要叹息，也不要大声叫出来。接着，他又指示我和J.C.跟他一起去温伯尔大帐篷。
	那个大帐篷已被撕碎，破烂的帆布像碎肉一样挂着，我们发现这里也有几具尸体。所有的箱子像是被人疯狂地挥舞着斧头劈开了（要么是被爪子撕碎的？我心想）。但那些藏有步枪和备用弹盒的箱子均不见了踪迹——韦伯利左轮手枪和步枪都消失了。
	理查蹲在地上，这样，如果周围的岩石和山丘上有谁拿着武器袭击我们，之前夏尔巴人围着帐篷建立的石墙多少能给我们一些遮挡。那个时候，不断移动的云雾成为了我们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
	“这下好了，如果之前雪人没有武器，现在连武器都有了。”理查轻轻地对我和让-克洛德说。浓雾下，雷吉、帕桑和明显吓坏了的那旺・布拉仍在一具具的尸体中间走来走去，轻轻屈膝，然后往另一具尸体走去。
	“别凑在一起。”理查命令道，他再次让我想起了约克郡33团76步兵营的理查・迪肯上尉。“即便要隔着一定的距离大声说话，那也比聚在一起充当活靶子强。”
	“这事绝不是人做出来的。”雷吉说。她站在一具夏尔巴人的尸体上，他的心脏和其他内脏都被掏空了，脸上满是血，已经无法辨认。他身上唯一的标识就是那双鞋子了，那是当地的夏尔巴补鞋匠为脚指头切断的人特地做的。
	“是昂・蚩力。”我轻声说，现在，我离雷吉和那具恐怖的尸体不过10—12英尺的距离。
	“我要赶紧给一两具尸体进行解剖，找出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帕桑说，“佩里先生、克莱罗克斯先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你能帮我把昂・蚩力和诺布・切蒂的尸体抬到那个倒塌的医务帐篷吗？有些动手术的板子仍然完好无损，我看到碎石地上有个提灯还能用。”
	“找出他们死亡的真正原因？”我自言自语地嘀咕道。这些人不是被撕开了，就是被爪子挠开了，被咬得血肉模糊，甚至连骨头都碎了。解剖又能看出什么呢？
	理查想的跟我们并不一样。“你打算点着提灯解剖？那些杀手可能仍在周围等着我们呢。”他俯在拉帕・伊舍那具无头尸体上说。拉帕的胸腔已经被掏空了，断裂的肋骨露在外面，而他的头就夹在他的肋骨里，所以我才能认出这人就是拉帕。
	“是的，我要把提灯点燃，”帕桑说，“还有，理查先生，你能帮我把拉帕・伊舍的头拿过来的吗……没错，光是头就可以了。等我把尸体抬到医务帐篷的石墙下，就能如你所愿，让大家再次散开了。”
	*
	理查叫我用那把又短又粗的卫瑞信号枪“掩护”帕桑，而帕桑这会儿正全神贯注地在提灯黄色的锥形光下手术，提灯挂在一根高高的帐篷柱上，而那个帐篷柱则靠在断裂的手术台上。我试图将目光撇开，凝视在我们和冰塔、冰碛石脊之间移动的云雾，我总觉得移动的浓雾像是突然从黑黢黢的地方冲出来的灰色大块头一样，但有时候我不得不回头看着帕桑在昂・蚩力的早已掏空的胸腔里挖着什么。我发现帕桑用的是他从那个医用袋里拿出的解剖刀和钳子，先前留在大本营医务帐篷里的医疗工具都被扔在了地上，散落得到处都是，但都未曾带走。这会儿，他正在昂・蚩力清晰可见的脊髓里捣鼓着。
	我赶紧回过头去，往后看着周围黑魆魆的地方。雷吉、理查、让-克洛德，甚至那旺・布拉全都穿着大号的灰色防水滑雪衫，在翻腾的云雾中，他们像极了站在那里，或者正缓慢移动的雪人。现在又开始下雪了。
	听到身后传来金属碰撞金属的咔嚓声，我随即转过头去，发现帕桑用钳子将一个又黑又小东西扔在布满尸体的手术台上那个白色的金属盆里。
	“佩里先生，你能帮我把昂・蚩力先生的尸体抬开吗——我们打算将它放在石墙下面的地上，你还能帮我把切蒂先生的尸体抬到桌子上吗？”
	我依照他的吩咐做了，不过，我仍旧戴着我那个厚厚的连指手套，这样，血就不会粘到我的手上。但这么做显然是错的。我再也没办法把手套上的血擦干净了。
	我承认我一直看着帕桑拿起拉帕・伊舍的头颅，靠近自己的脸，一直将脸贴在他的头颅上，在火光下转动着，像是正在检查一个稀有的水晶饰品一样。拉帕左边整张脸都被掏空了，事实上，看起来就像被熊的巨爪挠掉了一样。我看到恐惧的头骨深处流出了闪亮的灰色物质。
	帕桑医生将拉帕的头颅放在桌子上，他皮开肉绽的脸贴在桌面上，我赶紧再次转过身去，差点儿没吐出来。接着，帕桑拿起一把看起来薄薄的却挺吓人的锯子。我听到锯片切割拉帕的头骨的刺耳声，强忍着没有用手捂着耳朵。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听到金属撞击金属的咔嚓声，随即回头看去，帕桑已经将拉帕的头颅移到一边，正在诺布・切蒂没了内脏的尸体里捣鼓着。
	不是吧，我不由得想，这么做真的有必要吗？我们把这些可怜的人的尸体埋了不就行了？
	帕桑之前戴上了他装在医用袋里的两只长长的橡胶手套，但是，他现在连手肘上都沾满了血。
	突然，只听得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拿起那把德国造卫瑞信号枪，差点儿没扣下扳机，幸亏我随即意识到刚才的声音是雷吉、让-克洛德和那旺・布拉发出来的，他们全都弓着身子挤了过来，飞快地在理查的后面移动着。等他们来到低矮的石墙下粗糙的地面上时，理查没有说话，只是指着每一个人，然后示意他们朝矮墙边上指定的柱子走去。理查、雷吉和让-克洛德手里仍然拿着卫瑞信号枪，而那旺・布拉则将那把刀插在了宽宽的皮带上，手里拿着那把他在大本营的碎石地上找到的切肉刀。
	“发现什么了吗？”我小声问道。
	“跟那旺・布拉说的一样，死了12个人。”理查在石墙对面的开口轻声说道，之前，这个开口是用来做医务帐篷入口的。
	“那边平地上那两个呢？”我再次小声问道。
	“都死了。头都烂了。心脏也被扯了出来。”理查小声答道。
	“谁去检查的？”我问。
	“我。”
	我努力地想象，尽管夜幕已经降临，雾气弥漫，但是他独自从几百码的开阔地走到两具尸体所在的平地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想我肯定做不到。不过，我很快意识到这事对理查来说早已驾轻就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四年里，他曾无数次地让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
	“除了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外，你还认识其余的人吗？”我鼓起勇气问。
	理查小声对匍匐在石墙周围的其他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才回答了我的问题。“眼睛瞪大点儿。尽量用眼角的余光观察，这样就不会放过任何细小的动静了。”接着他又对帕桑医生说，“解剖结束后，你能把那个该死的提灯熄了吗？”
	帕桑点点头，将最后一块金属扔到金属盆里，把提灯灭了。不再成为活靶子……或者说不再成为盘中餐的感觉让我顿时轻松下来，我重重地吁了一口气。
	雷吉沿着北墙的石头，朝我这边走了过来，悄悄对我说：“杰克，我们认出了所有人。不过这事儿可不容易。除了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外，其余的死者包括尼玛・特仁、纳姆亚、乌切、楚比、策林・拉莫，对了，他就是那个年轻的见习和尚，你可能还记得……”
	我记起了那个身体瘦弱、总是微笑的老虎夏尔巴人，以前，他经常会跟绒布寺的僧人说话。
	“……还有基鲁・特姆巴、昂特仁和昂尼伊玛。后两个人往北跑过了那条小溪。”
	“是那两个‘昂氏’兄弟吗？”我小声问道。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雷吉戴着兜帽的脑袋摇了摇。“‘昂’只是一个昵称，杰克。是‘小和爱戴’的意思。昂特仁意思说‘心爱之人会长寿’。昂尼伊玛意思是说‘心爱之人在星期日出生’。”
	我只能摇摇头，心中既悲切又尴尬。之前，我甚至连那些人名字的意义都未曾弄清楚。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挑夫，是我们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我们”即指理查、J.C.和我。我从来没想过多学习一些他们的语言，而我会的大都是命令。
	我发誓，如果我活着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发现理查已经将他那件沙克尔顿外套脱下来，披在他和帕桑身上当雨披。接着，其中一个小矿灯点亮了，我透过衣服的缝隙，发现他们正在那个黑漆漆的“小帐篷”里看着一些钝色金属，一共三块，全都放在帕桑医生的金属盆里。
	“是子弹。”帕桑说，声音刚好够我们其他人听见，“每一颗都是从死人身上取出来的。你可能记起来了，昂・蚩力身上的那颗子弹穿心而过，心脏已经不见了，不过，那颗子弹嵌在了脊椎里。子弹因为冲击力变了形，但我觉得你能辨认出来，迪肯先生。那颗子弹跟嵌入拉帕・伊舍脑袋里的子弹差不多，后者并没有打穿坚硬的头骨，也没有变形。”
	“9毫米的巴拉贝鲁姆弹。”理查拿着那颗较大的子弹小声说，“‘一战’中我见过英国人身上拔出不少这样的子弹。”
	“我也见过不少。”帕桑医生说。我记起来了，战争期间，帕桑曾在英国人的医院学习、实习、工作。
	“这种型号的子弹是从德国人的鲁格尔手枪发射出来的，”理查说，“弹匣容量七发。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一种卡宾枪，也就是鲁格尔・巴拉贝鲁姆M17的派生枪，用的就是这种子弹，那种枪配备30发容量的弹匣，枪管更长。”
	“我们并没有听到枪声。”让-克洛德嘶声说。他手里拿着信号枪，蹲在那儿，使劲盯着他所在区域被雾气笼罩的漆黑地方。说话时也没往我这边看。
	“之前一直刮大风，”理查说，“雪也没停过。在这样的山上，声音效果会非常奇怪。”
	“但我们昨晚听到洛布桑冲五号营地大声喊叫的声音了，”雷吉小声说，“当时也刮大风，但我们还是听见了。”
	“那时候风是从他躺着的五号营地，直接朝我们吹过来的，”理查小声说，“大本营、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全是冰塔和冰钉，昨晚从东西两边吹来的风都很大，如果人们，包括二号营地的夏尔巴人都没听见枪响，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那意思是我们要对付的是拿着德国造鲁格尔手枪的雪人咯？”我说，试图活跃活跃气氛。或者至少可以提升自己的士气。
	谁也没有说话。
	帕桑这会儿还在沙克尔顿夹克的遮挡下，他拿着三颗子弹中的最后一颗。“这颗子弹真是奇怪。仍然完好无损，但我认不出来。反正不是9毫米弹。”
	“是8毫米子弹，”理查说，“奥地利和匈牙利人喜欢使用这种子弹，这种类型手枪是在‘一战’前由卡雷尔・克卡和格奥尔格・罗斯设计的。该手枪最初由奥匈帝国的骑兵所用，后来德国人为其步兵军官生产，就是罗斯・斯泰尔M1907半自动手枪。有一次在战壕，我被一把这样的枪指着脑袋，不过，那把枪的撞针掉在了空枪膛里。”
	我忍不住问道：“这种东西能装几发子弹？”
	“十发。”理查说。接着，他将小矿灯关了，重新穿上那件沙克尔顿夹克，示意我们蹑手蹑脚地朝他靠过来。
	“我倒希望我们对付的是雪人，但显然不是。”他小声说，“看来我们要对付的是几个杀人狂，也许就是那旺・布拉从远处看到的七个人，他们中至少一部分人手里拿着半自动手枪，甚至全自动手枪。”
	“你是说机关枪吗？”我愚蠢地我问道。
	“是冲锋枪，”理查纠正道，“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现在必须尽快回三号营地，以防那些杀人魔鬼袭击夏尔巴人。”
	“可是那些夏尔巴人身上的伤口，”雷吉尖声说，“他们的四肢都被砍掉了，帐篷也遭到了破坏，有些人头也没了，心脏都被撕扯了出来……”
	“很有可能由利器或者特殊的工具所致，有种非常锋利的花园爪可能会造成我们看到的这种效果。”帕桑小声说，“他们虐尸，把尸体肢解，就是想让夏尔巴人感到彻骨的恐惧。”
	“感到彻骨恐惧的是我。”让-克洛德小声说，但他脸上露出浅浅的笑。他怎么能笑得出来呢？我心想。
	“我们上山的时候就不用绳子绑在一起了。”理查说，一边慢慢看着每个人的眼睛，“但我们移动的时候要排成一列纵队，而且得尽可能小声点儿，要紧挨着你们前面的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手里拿着信号枪的人，必须装上子弹，还得将备用的子弹放在外面的口袋里，到时候可以很快拿出来。”
	“可是你的那把左轮手枪被夏尔巴人拿去了，”雷吉说，“我们手里拿着的可不是真正的武器，那些夏尔巴人不应该下来救我们吗？”
	理查笑了笑。“到了三号营地后，我会要回枪的。不过现在，想到塞姆楚比拿着一把枪要对付六七个全副武装的凶手，我就不自在。我们知道这些猎食者有什么本事。”理查的头朝屠场歪了歪，我能闻到铜臭一样的血腥味，支离破碎的尸体和脑髓也散发着一丝臭味，而且味道正越来越浓。
	“这些人都是谁？”J.C.小声说。
	理查没有回答，只是冲我们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离开保护医务帐篷的石墙。
	“我们这次又要直接穿过槽谷上去吗？”雷吉小声说，这会儿，我们已经列好了纵队，理查领头，雷吉跟在他后面，接下来是我，然后是帕桑、那旺・布拉，让-克洛德在最后面。
	“是的，”理查小声说，“但我们不会走原来那条小道了。而是从冰柱、冰钉和冰碛石中间穿过去。我动的时候大伙儿就跟着动，我停下来的时候大伙儿就停下来。如果我们冲敌人发射信号弹，你们在发射之前一定要看清楚目标。记住，信号弹可不是武器。超过10英尺的距离，就没办法打中目标了。不要浪费任何一发子弹。”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跟上了理查，我们伸出左胳膊摸着前面的人，右手拿着卫瑞信号枪，大雪纷飞、周围一片漆黑，我们上到绒布冰川河谷，重新往珠峰出发。

5
	我们慢慢走到上面漆黑的槽谷，在一道道布满冰钉或是冰碛石的山脊中穿梭着，（但我们并没有蹲伏或者蹑手蹑脚地走路，除非理查做手势让我们停下来）我忍不住想，这次探险真是太离奇了。
	我们六个人排成一排，慢慢绕过一个个50英尺高的冰塔，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情形。那时，我会强迫我两个妹妹跟着我一起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我们会在波士顿韦尔兹利的老郊区房子后面茂密的果园里玩。我们会躲起来，偷偷地往外瞅，然后偷偷跑到另一棵树边，再次躲起来。我若看到他们的裙子或者围裙在林中斑驳的光影中摇曳，就会用我那把木雕的手枪对着她们“开火”。但是即使我打中了她们，我的两个妹妹就是不愿意把连衣裙弄脏了，总是拒绝躺在森林的地上装死。至于我，每次都会死得既惨烈又真实，结果，在我看来，我们最终把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变成了“射杀雅各布，看着他在地上打滚死掉”的游戏。
	回忆跟妹妹的往事让我不由得想，自从我们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后，我们中谁也没寄过任何一封信给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这次珠峰探险本来就是秘密行动，所以，我们并没有收到来自科伦坡、塞得港、加尔各答或者大吉岭的信或者明信片。这跟英国人在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探险全然不同。当时，那些跑腿的人会拿着信在大吉岭之间往来，让登山者不间断地跟外面的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如果有人，比如亨利・莫斯黑德或者霍华德・萨默维尔写下家书，说他们想要吃巧克力蛋糕，几个星期后就能收到。
	我知道让-克洛德每隔一天就会写一封信给他的心上人（或者他的未婚妻了？）安妮・玛丽。我知道他们打算在十二月，也就是J.C.晋升为夏蒙尼高级向导后结婚，到时候，他微薄的薪水有望大幅提高。
	我不知道理查在这次探险中是否写过信。除了在那本皮封的旅行日志中写过正式的探险书信和笔记外，我从没见他写过任何东西。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曾写过几封信给我父母，有封是写给我在哈佛的前女友的，还有一封信写给了我最喜欢的妹妹埃莉诺，但我不喜欢将这些信带在身边，结果，我将我的写作天赋都用在详尽的登山日志上了。
	飞快地穿过槽谷时，我心里想，如果我们死在这座该死的冰川上或者山上，谁也不会知道。
	我们并没有走在插着竹枝或者红旗的小路中央，而是迅速穿过一个个的冰塔，不管小路在哪边，我们离那儿应该都不是很远了，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18,800英尺高的一号营地，大屠杀发生的大本营在我们下方1300英尺远。
	之前我们下山的时候，一号营地的情况看起来还行，但仅仅几个小时后，那里也是一片狼藉。帆布被砍得七零八落，柱子倒在了地上，板条箱也被砸开了，跟我们在大本营看到的情形差不多，东西被损毁殆尽。但一号营地并没有发现尸体。我们检查了雪地上的印记，但上面除了一些平头钉靴留下的脚印外再无其他，我们许多老虎夏尔巴人都会穿平头钉靴。
	接着，让-克洛德冲我们喊道，一个15英尺宽的雪地里留下了三个巨大的雪人足印。那些足印跟人类的脚印相似，但是长很多，我估摸着超过18英寸，事实上，脚指头还会向内歪曲，有几分像大猩猩或者大型哺乳动物的脚印。
	“从步伐来看，这些家伙个子可不小，”理查小声说，“至少7英尺高。也许有8英尺。”
	“你不会真认为……”雷吉说。
	“我没有，”理查小声对她说，“我压根儿就么这么想过。你看，每个假脚印的下面还有靴印，每一步都会踩在巨大的雪人脚印里。”
	“如果他们这么做是想把我们杀光，那他们可真是用心良苦，但也相当愚蠢。”雷吉说。
	理查耸耸肩。“我仔细观察过大本营的大屠杀，这种弄出假脚印的做法就跟小孩玩的愚蠢把戏一样，是想吓跑我们所有的夏尔巴人。也许他们计划杀死包括夏尔巴人在内的所有人，然后让当地人相信是雪人所为。不过，这些野蛮的凶手的目标并非夏尔巴人，而是我们四个，算上帕桑医生，应该是我们五个。”
	这样的推断很有说服力，我想。
	*
	二号营地燃起了大火。那些家伙把能找到的一切都烧毁了，但他们并没有找到我们藏在大雪覆盖的砾石中的五个氧气罐，那些石头位于我们往营地下方走的路上，也就是冰川那侧如同迷宫一样的冰塔、冰钉和冰碛石中间。
	“三号营地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火，”雷吉说，“看来他们懒得假扮雪人了。”
	“他们是一群拿着火柴和打火机的雪人。”让-克洛德戏谑道，“我们留在三号营地的14个夏尔巴人会爬上北坳逃命吗？”帕桑医生问道。
	“我想应该不会。”理查说，“这样做无异于自寻死路。”
	“他们可能会分散逃跑。”雷吉说，“先爬上冰碛石，再下山。寄希望下到大本营，再三三两两或者一个一个地跑到那边的平原。”
	“这样做很聪明。”让-克洛德同意道。
	“你相信他们会这么做吗，迪肯先生？”帕桑问道。
	“不相信。”
	我在火焰中看着六个氧气罐。在压力的作用下，上面的刻度盘显示大部分氧气罐的数值都达到了极限。“我们现在打算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我问道。
	“把它们带上。”理查说。
	“可这是为什么呀？”我说，“我们不是要去三号营地接幸存的夏尔巴人吗，然后再跑去绒布寺，或者卓布村，要不就去协格尔镇？”在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地名中，只有协格尔镇看起来够大、够远，可用做我们临时的栖身所，尽管沿小路往北走的话，大本营离那里顶多60英里，乌鸦飞行的直线距离则不到40英里。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介意变成一只乌鸦。但就在这时，我又想到了乔治・马洛里掏空的肠子和内脏，不免感到一阵恶心（这并非我第一次感到恶心了），那个伟大的登山家的腹腔里有些种子似的东西，我想，那些东西可能马洛里在弥留之际吃的东西。
	我晃了晃头。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毫无帮助。现在，我们围着吸氧装置蹲在地上。
	“……夏尔巴人可能不会借助固定绳索和绳梯逃往四号营地，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杀手……可能会将他们逼入死胡同，”J.C.说，“但我们现在的处境也一样。登山探险的事算是结束了，不是吗，理查？现在为什么还将这些笨重的吸氧装置拉到冰川上面去？”
	理查叹了口气。
	“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还必须再次登山。”雷吉轻轻说。
	“为什么？”我问，“你不是还想让我们寻找你的表弟吧？我是说……想想看，拜托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我们已经死了14个夏尔巴人，十几个人都死在了那些虐杀成性的屠夫手里。现在的情况都这样了，我们怎么还有心情再去登山？爬上山顶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不是爬上山顶。”雷吉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找到布罗姆利的尸体比什么都重要。”
	“她说得对。”理查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同意了，雷吉冲他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我现在完全搞糊涂了，但我瞥见让-克洛德也点了点头。他的目光游走于雷吉和理查之间。“这次探险的目的根本不只是为你们的家人找到珀西瓦尔的尸体，对吗，雷吉？”
	她咬了咬下嘴唇，在昏暗的星光下，我看到她将嘴唇都咬出血来了。“是的，”她终于开口道，“根本不只是为了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接着，她又将目光移到理查身上。“你知道为什么必须找到珀西的尸体吗？你知道不让其他人找到他的尸体有多重要吗？”
	“我应该知道。”理查小声说。
	“天哪，”雷吉说，“我们两个的朋友是同一个人吗？是那个签过很多支票的人吗？”
	理查笑了笑。“不过他比较喜欢以黄金作保障。当然是的，夫人。”
	“天哪。”雷吉再次感叹道，手指拂过眉毛，像是感觉很热似的。“我从来没想过你居然……”
	“你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J.C.说，“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们，那旺・布拉趁着夜色溜走了。”
	理查点点头。“是大约两分钟以前的事儿了。他朝北边大本营的方向走了。也许是逃跑了。”
	“他不是懦夫。”帕桑说。
	“他不是，夏尔巴人就没有懦夫。”理查同意道，“他们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勇敢的，战后很多事情都证明如此。但那旺等人面临的是与他们的信仰相悖，打小就令他们恐惧的怪兽。”
	“你对他们的信仰了解多少，理查？”让-克洛德话语中透着一丝怒气。
	这次是雷吉回答的。“你不知道迪肯上尉成为佛教徒多年了吗？”
	我扑哧一笑。“胡说。理查甚至不愿接受札珠仁波切的祈福。”
	“有些佛教徒是不相信鬼怪的，而且不会敬神拜佛。”理查说。
	我不再笑了。“你没开玩笑吧。”
	“你难道没看到探险期间，你朋友每天都会打莲花座吗？”帕桑问道。
	“看到了。”J.C.说，听声音就像跟我的一样震惊和难以置信。“我以为他在……想问题呢。”
	“我也误会了，”我说，“以为他在计划一天的事情。”
	“如果真是思考日常计划，打莲花座的人是不会小声念‘唵嘛呢叭咪吽’的。”雷吉说。
	“这下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让-克洛德说。
	我坦白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了。J.C.从哪儿学会这种表达方式的？
	“我能问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只顾着谈论我的信仰问题吗？”理查说，“现在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到底是去三号营地召集夏尔巴人，还是先逃走再说，或者跟许多夏尔巴人一样，往北走，然后我们五个人再赶去北坳？别被那些拿着鲁格尔手枪的雪人抢先了。我们还可以沿山谷一路逃亡，怎么样？”
	“我有一个问题，理查。”
	“什么，让-克洛德？”
	“你什么时候变成佛教徒的？”
	“1916年的7月份的时候。”理查说，“但算你们走运，我只能算半个佛教徒。如果我有机会手刃那些杀害我们夏尔巴人朋友的凶手，我绝不会心慈手软。你们可以说我是个假和尚。”
	在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第二次感觉双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脖颈后面的毛发竖了起来。杀光那些陌生人？他们手上拿的可都是真家伙，而我们手里拿到却是跟小玩具一样的信号枪。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让-克洛德说。
	“我也是。”我小声说。我真是这么想的吗？没错。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帕桑说，“她听谁的话我就听谁的话。”
	理查摸了摸脑门，像是极不情愿再次在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处境下坐镇指挥一样。但他说：“一旦我们上到冰川，前往三号营地，可能有去无回。你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判断……也就是说相信我和雷吉的判断。她依旧是整个探险队的队长，而登山和战斗的事则由我说了算。”
	“你能告诉我，找到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为什么会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得多吗？”J.C.小声对雷吉说。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再次咬着带血的嘴唇，然后看着理查。
	“如果能够安全去到北坳的四号营地，我们就告诉大家。”他说，“要是我们一路往东跑，跑去协格尔镇，现在更不适合讨论这事儿。”
	“好吧。”让-克洛德说，像是理查已经解释了什么似的。
	我现在完全是一头雾水，但我也没有说什么。
	这时，离我们东边很远的高处，一束红色的光突然出现。我们目瞪口呆地看了好几分钟。
	“光亮是在冰川上出现的。”雷吉小声说，“比起三号营地，光亮出现的地方离我们更近。是红色的信号弹吗？”
	“持续的时间太长了。”理查说，“即便是铁路的信号弹持续的时间也没这么长。”
	“那道光真是有点儿瘆人。”雷吉小声说。
	“像是有谁为我们打开了地狱之门一样。”让-克洛德说。
	“应该是陷阱，”帕桑轻声说，“是引诱我们的陷阱。”
	“没错，”理查说，“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抓几个俘虏，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看看我的对手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们是得小心点儿，但我们又必须步入他们的陷阱。我们干脆把自己当成无人地带的夜间巡逻者吧。”
	“大部分在无人地带巡逻的人是不是都有去无回啊？”我问道。
	“是的。”理查说。接着，他示意我们将18个氧气罐中的15个搬走，还将附在铝合金框上的阀门、橡胶管和氧气罩取了下来，然后将这些吸氧装置放在我们几乎空荡荡的背包里。我们马上就搞定了这事儿，没有弄出声响来。
	跟着，理查又做出手势，让我们四个人成一列纵队跟在他后面，J.C.则走在最后面。我们半蹲着，一路快速往前走去，钉鞋踩得岩石和冰块嘎吱作响，我们往上穿过如迷宫一般大雪覆盖的冰塔，上到东绒布冰川暴露的冰面上。

6
	红色的闪光是在冰钉丛和大冰隙南面垂直的冰原上出现的，当初，我们还曾试图在大冰隙上架梯子，梯子掉下去后，我们在东边四分之一英里处还找到了一条下山的路线。那块隆起的冰原就在主干道东侧一点儿，就像一个又高又薄、如剃刀般锋利的垂直峭壁，只不过上面都是透明的冰块——一根根独立的冰塔，而不是连绵至槽谷。那道鬼魅般的红色闪光正是从这个迷宫一样的冰原上发出的。
	理查做手势让让-克洛德领头，于是，我们跟着这位夏蒙尼向导穿过如蛛网密布，白雪覆盖的隐形冰隙。我们知道冰隙无处不在，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每次在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上下穿梭时都能看到。我不知道J.C.如何在晚上避开这些冰隙。云层仍然很低，雾气像灰色的触须一样从云层飘散过来，在我们身旁缠绕，天上既没有一丝月光，也没有半点儿星光。理查领着我们来到此地，部分是凭感觉，部分则完全凭借记忆，部分是靠他绑在右边脚踝上的矿工头灯，他每次只会打开几秒钟，点亮他前面几英尺的冰、雪或者岩石。令人诧异的是，每次他打开那个小灯，几乎都能发现10英尺外有红旗。
	我们靠近冰脊上红色的光亮时，他并没有使用脚踝上的灯。接着，他领着我们绕过冰脊后面，往南边走去。鲜红色的亮光在不停移动的冰雾中分散开来，将空气变成了深红色。
	理查示意我们全都趴下来，我们随即照做，反应就跟训练有素的军犬一样。他先是指示让-克洛德，又指了指冰脊开阔地左边低矮的冰塔，然后摸了摸自己的胸部，又往右边指了指冰脊，J.C.点点头。两人立即出发了，飞快向前跑去，就像只是用冰爪的前爪尖点在地上。顿时，飞溅的碎冰就像冰冻的血一样在冰冷的夜空中飞舞着。
	两人靠在各自的冰柱上，像是准备往一个危险的房间冲一样。接着，理查稍稍点头，两人举着卫瑞信号枪，飞快绕过冰墙。
	他们并没有开枪。惊心动魄的几秒钟过后，他们消失了，但J.C.很快又回到了开阔地，示意我们朝前走。帕桑第一个领头，接着是我，雷吉殿后。我们尽量跟着理查和J.C.在雪地里的脚印，小心翼翼地在染成红色的夜色中走着，我们到达冰脊的开阔地时，发现红色的光亮来自一个现代的手电筒，说是电筒，其实是一个黑色的盒子里面装了明亮的直射灯泡，普通透镜上装了一款红色的镜头。冰柱群中，一块如同房间大小的雪地里靴印密布。
	“是陷阱……”帕桑说。
	一个高大的身形从一个大冰塔旁绕了过来，直扑雷吉。我看到一个个子很高的家伙，披着一身灰色的长毛，灰白色的脸棱角分明，就像把人类的头骨从里面翻到外面一样。我良久才意识到他的右手还拿着一个黑色的金属物件。
	我僵在那里，但雷吉可没有。就在那个长毛的家伙举起右手，朝她的方向冲过来时，她单膝跪下，扣动她那把卫瑞信号枪，红色的信号弹径直射向长毛怪的胸膛，距离顶多七八英尺远。
	信号弹打中了那人的胸部，往上反弹后，击中它下巴下面柔软的部分，它身上穿着的厚毛皮衣着了火，如同骷髅一般的脸猛地上扬，摆向一边。一秒钟过后，它面具下的嘴张得大大的，没有尖叫，只是发出喷射状的红光。高大的身形转了一圈、两圈、三圈。接着，它的胸膛开始燃烧，火光将它左右两边扭曲的脸颊都照亮了，如同一根放在南瓜灯里的巨型红色蜡烛。接着，人影……消失了。
	它并不是退到冰脊或者冰塔后面，刚才它还在那儿绕着圈，身上燃起了火，发出嘶嘶的声音，接下来……便消失不见了。
	不一会儿，我看到冰川里面传出红色的光亮，连忙跑到雷吉旁边。“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说，在信号弹的光亮下，她呼出来的气变成了红色，而信号弹的光亮似乎并不像从我们脚下的冰川下发出来的。她冷静地将一发新的信号弹从信号枪的后膛装了进去。我转身朝前面脚下闪光的地方跑去，但让-克洛德用一只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胸部，挡住了我。
	“那是冰隙。”他低声说道。接着，他将绑在自己身上的绳子一头交到我手上，然后匍匐着朝前，慢慢爬过冰块。他低头看着雪地里参差不齐的圆孔下面，我从让-克洛德的脸上看到红色的闪光渐渐消失了。
	“边缘很牢固。”他回头小声说，示意我们往前走。我和理查也将胳膊撑在地上，往冰隙西面看去。理查已经把那个像很沉的黑盒子一样的手电筒拿了过来，那玩意儿发出的光可比矿工灯强多了，他伸长胳膊，将手电筒伸到深渊下面，这么做可能是防止我们被冰川上的其他人看到吧，他随即打开了手电筒。
	我看到那张如同白色头骨一样的脸，像是正从下面40英尺还是45英尺远的地方抬头看着我们，我差点儿扭头就跑。接下来，我意识到那个杀手脸上戴着的面具在下落的时候套到头顶上了。因为他的头往前耷拉着，即使从高处也看不到他的脸。那件长毛皮夹克的胸部和脖颈处仍在着火，烧焦的肉腾出一股烟雾，发出恶心的气味。我很高兴雷吉没有跟我们其他三人一起到前面来。
	那人往后一头栽进了冰隙里，而那道冰隙的顶部大约7英尺宽，下面则不足1英尺半，所以他的身体就被卡在那里了。很显然，他的脊椎已经完全断裂，靴底的平头钉正从狭窄开口的一侧对着我们，他头顶那个做工粗糙的雪人面具给人的感觉就像他的头骨正从另一边对着我们，通过他毛皮夹克上摇曳的火光和理查刺眼的手电光，我们可以看到他戴着手套的手软塌塌地放大腿上，那上面还有一把黑色的9毫米鲁格尔手枪。
	摔落时的冲击力将他的身体挤成一个尖尖的“V”形，结结实实地卡在冰隙最狭窄的部分，我们看到他严重畸形的身体下的冰隙变宽，下面一片漆黑，像是无底深渊。
	理查把灯熄了，远离冰隙的开口往后挪动着，帕桑和雷吉围了过来，蹲在我们旁边。
	“我们需要那把枪。”理查小声说。
	“我下去，”J.C.小声答道，“我体重最轻，而且我手里还有冰镐。理查和杰克，你们做我的保护点。”
	“不，让-克洛德。”理查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做保护点，让杰克下去。我不想使用冰镐，弄出声音，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就数杰克的腿最长、最强壮，他上来的时候能搞定这个如同竖井一样的冰隙。”
	我看到让-克洛德惊讶地眨了眨眼睛。
	“我们需要那把枪，”理查继续说，“但这么做会延误我们去三号营地提醒那些夏尔巴人。当然，现在可能为时已晚。但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让-克洛德，你是我们当中最出色的冰川攀爬者。你带上帕桑给你做翻译，你们两个用最快的速度上到三号营地。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使用头灯。如果你们能赶在那些该死的假雪人之前到，就让那里的夏尔巴人早做防备……你们现在只有我的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和帕桑手上的12毫米口径的信号枪。要是能如我所愿，尽快拿到那把鲁格尔，我们一定尽快来找你们。”
	让-克洛德点点头，但雷吉说：“不，让我跟让-克洛德去，理查，拜托了。帕桑比我强壮得多，他可以帮你做杰克的保护点。而且，我觉得夏尔巴人可能更会听我的命令。”
	听到这个建议后，理查考虑了一秒钟，然后点点头：“你说得对。去吧……小心点儿。”
	雷吉和让-克洛德互相看了一眼，悄悄地朝西北方向，也就是布有竹枝标记的小路走去，对我们其他人则连个眼神交流都没有就离开了。这一秒钟，他们还在杀手手电筒红色滤光镜中和冰隙里即将熄灭的火焰形成的血色灯光下，下一秒钟，他们就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夜色和翻滚的云雾中。
	理查从放满物品的沉重背包中拿出一卷长绳（当时我们仍然背着从二号营地拿来的备用氧气罐），将绳子的一头递给我。然后，他很快爬回冰隙圆形的开口，将帕桑那把长柄冰镐的铲型头嵌入参差不齐的洞沿，与齐平的边缘距离大概几英寸远。之后，他又在离边缘1英尺远的地方拿出他那把最长的冰锤，尽可能地深插入冰雪中，然后用他的小刀切断一截绳子，很快打了个结，然后绑在较短的那把冰镐的一头，用作长冰锤的锚点。
	等他爬回我和帕桑蹲伏的地点后，我将他的奇迹绳在腰上和大腿上部绕了两圈，做成一个活动吊索，然后又小心地打了一个摩擦结。
	理查站在离冰隙边缘8英尺的地方，将他自己那把冰镐深深嵌入了冰里，用长绳绕了两圈，然后将保护绳绕过帕桑的肩膀，再将绳子绕过自己的肩膀。
	“如果你们想让我们放低点儿就扯两下。”理查对我说，“扯一下就表示稍微松一点儿。三下表示要我们把你拉上来。”
	“除了那把鲁格尔手枪外，你还需要什么吗？”我问。
	理查摇摇头。“我倒想把整具尸体都拉上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搜他的口袋，弄清楚他到底什么来头，为什么要跟我们做对。但那具尸体嵌得太紧了，杰克。我觉得将你拉上来后，再去拉尸体需要不少时间。但是，如果你能轻易摸到他的口袋，那就在里面找一下，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一盒9毫米的子弹，看看文件或者身份证什么的。不过千万不要冒险。他的脊椎全都断了，整个身体夹在那里极易松动，随时可能掉到深渊下面。”
	我点头示意听明白了，随即将头灯套在头上，打开，走到冰隙的圆形洞口，等着理查和帕桑尽可能往后倾，绷紧保护绳，然后将冰爪踩着西边的冰墙上，将绳子往冒烟的冰隙降落。我借助头灯发现冰隙壁的碎冰呈蓝色，看起来就跟突出的匕首一样锋利。
	*
	下到跟尸体齐平的高度后，我估计那具尸体跟表面的距离差不多50英尺，于是，我拉住摩擦结上方的绳子，扯了两下，然后将身体转了个圈，背抵着降落时靠的那面冰墙。接着，我将两条长腿分别架在尸体旁边，又将冰爪的爪尖深深嵌入对面的冰墙里。我跟那具尸体几乎贴在了一起，现在，我已经看不到羔羊皮还是毛皮背心上的火焰了，也不知道那件普通的夹克外面到底覆盖着什么，但他的衣服仍在冒烟。我随即意识到那人的胸部和脖子上的肉烧着了。
	我尽可能地朝那个人脸的方向弯下腰，动作异常缓慢，我可不想将那把鲁格尔手枪撞入黑魆魆的下面，接着，我小心翼翼地将戴着手套的左手伸向那把手枪。
	拿到了！
	我把手枪拿了上来，小心塞进我那件滑雪衫和芬奇羽绒服里面毛衣下的衬衣里。我自己也可能掉进冰隙底部，反正我的头灯没照到底，只看到崎岖不平的冰墙。几百英尺下面漆黑一片，什么都可不见了，但无论如何，我一定不能丢了手枪。
	我仔细查看了那人头顶的面具，看起来像是那种白色的轻木雕刻而成的，上面印有夸张的褶皱。张开的嘴巴周围雕刻的是真正的牙齿，可能是从狼或者身形巨大的狗身上拔下来、粘在面具槽里的。
	我拍了拍他裤子的口袋，裤子松松垮垮，外面其实套着一层羊毛，但是为了看起来像猛兽的皮毛，就染成了灰色，但里面并没有可能是子弹盒的坚硬物品。接着，我透过外面的毛皮摸到了他裤子口袋里的文件，但我在想，如果不将那具成V形的尸体翻过来，我根本没办法拿到。妈的。
	接着，我把头灯完全打开，照着那个死人真实的脸，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像乌鸦把他的眼睛吃掉了，像是有人将融化的蜡到在了他的脸上，但我很快意识到他的眼睛已经炸了，部分被火焰的高温融化了。他的眼睛已经变成玻璃状液体，像融化的蜡一样，正顺着满是胡茬的脸往下滴。
	那人嘴巴张得大大的，想是突如其来的死让他始料未及似的。之前被雷吉的火焰弹反弹，嵌入下巴后冒出的烟已经熄了，一股像是腐食动物的恶臭扑鼻而来。我不得不将头转到右边，将脸颊靠在冰墙上，好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或者说暂时恶心一会儿。我猛吸了几口空气，又把护目镜推下。
	可能是因为我刚才轻轻动了，也可能是冰川自身的原因，反正那人的身体微微歪了一下，几秒钟的工夫，他的靴子就搭到了他的肩膀上，那具尸体往下滑去，挤在一个不足1英尺宽的开口里，由于他的脊椎全都断了，坍塌的肋骨就跟一个令人讨厌的手风琴一样折叠在那儿。
	这时，那具尸体开始往下掉，接下来的几秒钟真是恐怖，我那双冰爪的爪尖从对面的冰墙上滑了出来，尸体往下掉的时候肯定擦到我了，但我感觉更像是那具死尸抓住了我的脚踝，试图将我一起拖下去。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甚至没办法从冷飕飕的冰隙里往肺里吸入足够多的空气。接着，我就突然悬空了，我的冰爪也完全从对面的冰墙上脱落了。我滑落了一两英尺，理查和帕桑这才将我拴牢了。理查的奇迹绳并没有断，但我感觉那绳子从没有绷得那么紧过。
	我并未在半空中多做停留，而是猛地转过身来，将右脚的冰爪踩进西侧的冰墙里。接着，我又将左脚嵌入东边的冰墙，两只胳膊张开，保持身体的平衡，扯了三下绳子之后，开始沿着狭窄的冰隙往上爬。我能感觉两个强壮的人正在上面用力拉着绳子，但我还是舒展身子，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杀手随时都可能在冰川上出现，我可不想等杀手出现的时候傻乎乎地卡在冰隙里。
	我终于爬上冰冷刺骨的冰川，滚在开阔地上，碰到了帕桑嵌入冰雪地里的冰镐木制斧柄，斧柄可以防止我身下的绳子不被冰川边缘割断，我又滚了几个圈。接着，我拿起两把用做保护点的斧头，站了起来，远离冰隙洞口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去，这个时候，我仍然背对着两个正在等我的朋友。这会儿，两人都已经气喘吁吁，不论在什么高度，用绳子拉着一个体重超过200磅[6]的人都是件苦差事，在超过20,000英尺的地方干这活就更难了。
	我让他们喘了会儿，然后弓着腰，双手放在膝盖上，差点儿把肺咳到冰川上。
	“你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了，佩里先生。”帕桑说。他在摇曳的红光中走动着，在背包和医用袋里寻找着什么。
	“要是你继续这么咳下去，我们还没靠近雪人，就会被它们发现。”理查说，“你拿到枪了吗？”
	我将手伸进放有那个冰冷金属块的衬衣里，尽管隔着丝绵衬里，但那玩意儿似乎一直在灼烧我，我将枪拿了出来，递给理查。
	他娴熟地拿起那把半自动手枪，好像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我并不怀疑。接着，他拉上扳机护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枪的保险拴……冰隙里的死人之前是将它拉下来的）附近的一个按钮，然后，他抓住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上面小小的圆筒状物体，前后拉了几下，直到复位。接着，他又检查了一下打开的后膛，然后摸了一下什么东西，弹盒便掉到了他的手上。
	“妈的！”
	理查捏着两发从弹盒中拿出的9毫米子弹，不过，弹盒中也就两发子弹。
	“你没在他的口袋里找到其他子弹吗？”理查问道。
	“没有，至少在那件雪人外套里没有找到。不过，我没办法摸到他后面的口袋。”
	理查摇摇头。“除非他们在大本营杀人的时候用光了弹药，否则，这周围肯定还会有别的子弹，也许这个‘雪人’的背包就藏在冰塔或者冰脊后面，谁会傻到袭击五六个人的时候，弹盒中只有两发子弹，而且还不上膛呢？”
	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所以我也没想回答。我甚至是不明白他所谓的上膛是什么意思。
	“他的背包里可能还有子弹。我们三个赶紧在周围找找，你们可以打开头灯，我也会使用这个大手电筒，但我们顶多在此逗留五到十分钟。我们不能落后让-克洛德和雷吉太远。”
	我再次咳嗽起来，几乎将整个身子蹲了下去，等我直起身子后发现帕桑的一只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扶着我。
	“给，把这个喝了，佩里先生。全部喝掉。”
	他将一个小瓶子递给我，我把里面的液体全都喝了下去，那玩意儿像一团流动的火一样噼里啪啦顺着我的喉咙而下。接着，我将瓶子还给了帕桑医生。三十秒钟不到，我就没有不得不咳嗽的冲动了，这也是在差不多四十八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第一次不再感觉有块叉骨卡在我的喉咙了。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小声对帕桑说，这会儿，我们正跟着理查离开“雪人”伏击我们时手电发出的红色光圈。
	“大部分成分为可待因，”帕桑小声说，“如果你再次咳嗽的话，我这儿还有。”
	我们打开头灯和手电筒，寻找了将近十五分钟，但除了在冰脊和冰柱后面找到杀手的靴印外，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可能存放子弹的背包。理查最后将我们叫到一起，我们随即离开了。我能感觉理查明显十分沮丧。那把仅有两发子弹的德国造半自动手枪又能顶什么用呢。
	有总比没有好，我暗自告诉自己。我想我只不过是想说服自己，之前我只身下到那个恶心的冰隙里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刚回到了西侧的冰隙，也就是冰川小路上亮着红光的地方，理查转过身来，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杰克，我不想告诉J.C.，不过，我之所以让你下去是因为你可能认得雪人面具下的那张脸，你认出来是吗？”
	“是的。”
	“那人到底是谁？”
	“卡尔・巴赫纳。”我说，“布鲁诺・西吉尔那个德国登山拍档，年纪不小了，而且挺出名的，他好像是德国登山俱乐部的主席兼创始人，去年秋天在慕尼黑那晚，我们见到西吉尔的时候，他就坐在桌旁。”
	理查离我很近，即使灯光昏暗，我也能看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惊讶。

7
	我们看到火光，听见枪声的时候离三号营地尚有1英里的距离。
	“妈的！”理查骂道。我知道他担心雷吉和J.C.恰好赶上了大屠杀。
	手枪在长长的冰川峡谷下发出奇怪的回声，居然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像是最后几颗玉米在平底锅里噼里啪啦变成爆米花发出的声音，但枪声很快变得密集起来。断断续续的手枪声中突然传出一个声音，听来像是有人正撕扯着一块又长又厚的布。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小声说。
	理查伸出一根手指，示意我不要出声，只管听着。这会儿，我们谁也没有吸氧，在21,000英尺高的地方飞快地跑完一段距离后，嘴里只剩下出气的份儿了。这时，撕扯的声音再度响起。
	“可能是伯尔格曼-斯迈瑟式冲锋枪，”理查终于说道，“如果真是这种枪的话，那些夏尔巴人，包括让-克洛德和雷吉只能自求好运了。”
	“这种枪的速度有多快？”我问道，其实我并不想知道。
	“每分钟能发射450发子弹，”理查，“只有在开枪者装32发蜗型鼓式弹匣时速度才会慢下来。这种体积庞大的弹匣会让斯迈瑟式MP-18/I型冲锋枪携带起来不是很方便，也会影响射击的准确度，但在发射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下，准确度的要求又不是那么高了。只管一通扫射就行了。德国人在壕沟近战时特别喜欢用这种枪。
	“天哪。”我不由得惊叹道。
	“我们快走吧。”帕桑说着开始小跑起来，他的钉鞋在我们头灯光柱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
	“我想……他们……都用不着假扮雪人了。”理查气喘吁吁地说，这会儿，他正跟在那个长腿夏尔巴人身边跑着。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带着30磅重的吸氧装置，背包里还有别的东西。
	“是的，”帕桑同意道，“现在只是单纯地杀人了。”
	我越跑越快，追上他们两个，但喉咙被东西堵住的感觉又回来了，我不时得停下来，弓着身子，双手放在垫得厚厚的膝盖上，咳到呕吐。我再次加快速度，试图追上他们。黑暗中，他们谁都没有等我。
	*
	火焰点亮了整个山谷，连章子峰的崖壁和北坳的冰壁也亮着光。我们现在离三号营地不到200英尺远了。这时，两个黑影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是要挡住我们的去路似的。
	我将手举起，差点儿用那把小卫瑞信号枪对着近前的影子开枪，突然听到理查大声说：“不要！”随即将我手臂打了下来。
	是雷吉，J.C.则紧跟在她后面。
	“这边走。”让-克洛德嘶声叫道，我们跟着他离开布满深脚印的小路，沿大雪覆盖的冰柱和冰塔往北而去。我们踩着嘎吱作响的雪走了不到一会儿，我很快意识到，J.C.从这里离开小道因为这里的冰壳很厚，我们不会在上面留下靴印。
	“我们必须立即前往三号营地。”理查小声说，声音中明显透着焦躁。枪声在几分钟前已经停止了。理查用那只戴手套的手拿着巴赫纳那把只剩下两发子弹的鲁格尔手枪，而不是那把大卫瑞信号枪。
	J.C.和雷吉领着我们在冰钉和冰塔北边约200米的地方走着，然后往东穿过冰块组成的迷宫，终于到了一个可以俯瞰三号营地的地方，将背包中的望远镜拿了出来。
	“妈的……天杀的。”理查小声骂道。
	*
	三号帐篷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夏尔巴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我们借助火焰发出的光数了数，那里至少有九具尸体，那些堆积起来，没被烧毁的板条箱和物资都被斧头砍成了碎片。周围并没有假雪人，但我看到雾气升起的地方，血染的脚印往南进了冰塔丛里。
	我们五个人瘫坐在冰脊下方，面面相觑。
	“我们来得太迟了，没能救下他们，”让-克洛德说，“他妈的全是我的错！”
	“怎么回事儿？”理查问道。
	让-克洛德不知是在哭泣还是在喘气，哽咽着说：“我掉进该死的冰隙里了，我这算哪门子夏蒙尼向导和冰川专家！”
	“你开灯了吗？”我问道。
	“没有。”J.C.沮丧地说。
	“你们将绳子绑在一起了吗？”我问。
	“没有。”他气喘吁吁地叹了一口长气，“之前一直都是由我带路，希望我和雷吉能上到或者至少靠近冰地中的那条小路。突然间，雪裂开了，我往一个25英尺深的冰川掉去，幸亏我头顶的冰镐卡在了冰隙狭窄的部分。我整个人都吊在斧柄上。然后，我借助冰爪往上爬，后来，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扔了一根绳子给我。她在上面拉我，我打了个普鲁士结。不过，我还是花了差不多十五分钟才爬上来，还差点儿将那个重重的背包掉进深渊了。我居然像个菜鸟一样掉进了冰隙里。”
	“这事儿不能怪你，让-克洛德。”理查小声说，“今晚太他妈的黑了，而且我们也都累坏了。星期二在五号营地的时候我们谁也没踏踏实实地睡上一两个钟头的觉。现在已经是星期四午夜时分了。我们星期天、星期一都在27,000英尺高的地方，在高处度过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的水少得都不够仓鼠喝，然后在一天之内下了10,000英尺，今晚，我们又爬了差不多5000英尺。现在我们身体还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已经是奇迹了。”
	“这里的夏尔巴人……”让-克洛德欲言又止，开始哭起来。
	“他们一点儿机会都没有，”理查说，“全是我的错。我是这次探险队的队长，要为所有人的安全负责。现在夏尔巴人可能都死了，但这是我的错，我是指挥者。”
	“我们现在只发现九具尸体。”雷吉小声说，“如果我们将所有挑夫送上冰川后，他们全都安全地从二号营地返回的话，三号营地上应该是14个夏尔巴人才对。”
	“之前那旺・布拉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后来他失踪了，”雷吉继续说，“我们只希望他能够安全离开那个峡谷。”
	“对方使用的可是伯尔格曼-斯迈瑟式冲锋枪和鲁格尔半自动手枪，他手里拿着的却是一把切肉刀。”理查有点儿苦涩地说。接着，他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上次那两个跑过河的怎么死的？”帕桑说。
	“是用远程步枪射杀的，”理查说，“我想枪应该是从我们这里偷走的。”
	“我认识我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带来的猎枪。”帕桑说，“我们两个打猎的时候使用的都是1920年曼利夏手动栓式步枪。你带来的那把是什么枪，迪肯上尉，是改装过的恩菲尔德步枪吗？”
	“是的。”理查说，“装了一个广棱公司生产的瞄准器。因为是手动栓式，望远镜瞄准器往左边偏移了3英寸，须用右眼瞄准，但是实战中也可以换到左眼。我在前线的时候就使用过这种枪。这枪看起来非常笨重，当然，实际上也确实很重，但效果相当不错。”
	“‘一战’结束后，他们还让你留着这把枪吗？”我问。
	“这是非法的，但我还是把它留在了身边。当然，瞄准器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可是理查……”让-克洛德停了数秒，“你不是一名军官吗？你唯一的武器就是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可是你今晚把枪借给塞姆楚比了，不是吗？”
	“说我是军官也行，不是军官也行。”理查低低地说，像是一名天主教徒正在忏悔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似的，“尽管我是一名军官，但我当年自告奋勇，要将自己训练成了一名狙击手。我们的部队在壕沟作战的那几个星期中，我的水平突飞猛进。”
	听到这番话后我不知道自己该作何感想。我只是听说战争结束后，敌我双方的人都恨死了战场上的狙击手，己方的士兵也一样。
	“信奉佛教的狙击手。”雷吉终于打破沉默，“看来我们必须将其中一把步枪找回给你用。”
	“其实我和雷吉已经尝试过了。”让-克洛德说，“雷吉建议我们应该在这边冰塔伏击雪人，就是那些该死的德国登山者假扮的雪人，只等他们回到这条冰川小道上。她的想法不错，我同意了。我们用信号枪袭击那些手里拿着步枪或者斯迈瑟式冲锋枪的家伙，希望能在夜色中趁乱夺下他们手中的一把武器，然后再撤回到这里的冰阵中。”
	“那你们两个都可能送命。”理查说。
	让-克洛德耸耸肩。“我们需要真正的武器，我的朋友。你们拿到那个家伙的手枪了吗？”
	理查拿出了那把黑色的鲁格尔手枪。“可惜只有两发子弹，后膛里一颗子弹都没有。我想巴赫纳压根儿就没当过兵。”
	“是巴赫纳？”让-克洛德说，“是你们去慕尼黑的时候跟西吉尔在一起的那人吗？”
	“谁是巴赫纳？”雷吉问道。
	我小声对她解释着，然后理查打断我的话。“你们看到德国人在三号营地实施的大屠杀了吗？一共有多少袭击者？13个夏尔巴人中有谁逃走了吗？”
	“我们看到至少八个身穿毛皮外套的德国人。”雷吉说，“他们杀完人后甚至没戴雪人面具。他们把帐篷和物资点燃后，便把面具和毛皮背心扔进了火里。”
	“我相信我们的人有些负伤逃进了冰塔丛中。”让-克洛德小声说，“靴印显示德国人顺着他们的血迹，追着他们进了迷宫一样的冰阵，把他们杀了。”
	“我之前还希望有些血是德国人的呢。”我说，“我们的厨师塞姆楚比手中不是还有理查那把左轮手枪吗？我忘了，里面有多少发子弹来着？”
	“只有六发，”理查说，“那是一把双动式左轮手枪。但在转动的时候里面有个自动退壳器，所以，如果有备用的子弹，开枪的人又很擅长使用这种手枪，每分钟能够发射20到30发子弹。”
	“塞姆楚比擅长使用这种枪吗？”J.C.问道。
	“不擅长。”理查有些恼怒地说。
	“他手里有备用的子弹吗？”帕桑问道。
	“没有。”
	“我仍然希望他打中一两个混蛋。”我说。
	“同意。”让-克洛德小声说。
	我们不时探出身子，用望远镜往冰脊那边看去，但是除了即将熄灭的火之外，那边惨景依旧。德国人并没有回来。雪地里的尸体也没有苏醒过来。
	“我们必须下去。”雷吉说。她的声音比我的更冷静。
	“为什么要下去？”我问，“为什么要冒险？”
	“我们需要吃的，需要煤油、普里默斯炉或者乌纳炉，还需要可以烧火的炉条、睡袋、备用的衣服，需要德国人没有损坏的任何有用的东西。”她说。
	“我们还是撤回到冰川上去吧。”我说，“靠近那些火的话太冒险。德国人可能正等着我们这么做。他们可能正等我们上钩。”
	“没错，”理查同意道，“但雷吉说得对。我们必须尽量收集三号营地的东西，大本营、一号营地、二号营地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如果我们想生存下来，就需要食物、燃料和炉子。”
	“你为什么觉得那里会有东西留下来？”即使在我自己听来，我的声音都透着绝望和慌张。
	“你不记得了吗，杰克？”理查说，“我们将一些物资藏在了三号营地，是用油布遮住的，大概在营地西边50码远的地方，也就是在章子峰下参差不齐的砾石那儿。今天下了雪，我们的东西就更不容易被发现了。那些东西离营地很远，德国人可能没有发现，而且，跟大本营和其他营地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到那儿的时候还有日光，而他们今晚到达三号营地后，天已经黑了。”
	“我们要不要先计划下一步做什么，往哪个方向走，该作何计划，然后才去拿那些物资？”让-克洛德说。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了，”我坚持道，“探险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往西边登山，越过章子峰的山脊，经洛拉山口去尼泊尔，或者往东越过东北山脊。不，这个不行，我们还得离开这个山谷，翻过嘉措拉山口，也就是大风口，然后再翻过岗巴拉山口，进入西藏。我觉得这样或许我们还有机会。”
	“等我们找到吃的后再讨论去哪儿，干什么的问题。”理查用命令的口吻说，“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杰克，让-克洛德，我只是没告诉你们而已。首先，我们必须找到个炉子，弄些燃料，只要用得着的东西都要拿上。我们下去的时候还得寻找幸存者。”
	“夏尔巴人还是德国人？”我问。
	“所有幸存者。”理查说，“但我敢用我的左睾丸打赌，我们绝不可能俘虏德国人。”
	“加上我的。”雷吉马上说。
	尽管这个位于冰川小路旁的位置十分凶险，但我们全都笑了出来。等我们终于不再笑的时候，理查说：“谁想跟我一起下去？”
	“我去。”J.C.马上说。
	“我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留在这里。”帕桑说。
	“我也跟你们两个下去。”听到自己这么说，我甚至都挺惊讶的。

8
	我、理查和J.C.还什么没找到，就发现了两具夏尔巴人的尸体。德国人（我们确定那是德国人）并没有像他们在大本营那样，以假扮雪人的方式，用刀刃或者锋利的靶子什么的虐尸，我们借着即将熄灭的火光，发现三号营地的夏尔巴人全都是被枪打死的。大部分都中了好几枪。有些尸体被近距离的冲锋枪打了个稀巴烂。
	塞姆楚比就在其中，他之前想往东边跑，但背后中枪，倒在了现在已被烧毁的温伯尔帐篷后面。不管在他身上还是附近都没有发现理查的那把左轮手枪。我们不知道他死之前是否开过枪。但那把手枪已经不见了。
	我们并没有进入德国人追杀夏尔巴人的冰阵里，而是往北，沿着坚硬的路面往前走去，几乎到了冰墙那儿，然后绕到仍在燃烧的三号营地的脚下。理查猜得没错。我们藏在营地东侧约100英尺远的地方的物资没有被德国人发现。我和理查钻进了防水布下，打开头灯，照着储存的物资，而让-克洛德则在外面放哨。
	我们运气不错，储存的物资包括六个尚未使用的背包、一堆帆布提袋。里面虽然没有备用的吸氧装置，但有个普里默斯炉、两个乌纳炉、12根炉条。我们将那个普里默斯炉和剩下的东西放进一个空背包里，尽管我们早已清楚，普里默斯炉在这么高纬度的地方经常不怎么灵光。但总觉得值得带上这么一个重家伙，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喝到融化的雪水。
	事情即使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仍然觉得没必要登上北坳，现在只能往北边和东边方向去往大风口，也就是嘉措拉山口。四年前，也就是在1921年的探险中，理查最后就是领着马洛里经由这里看到了东绒布冰川。如果我们在到达嘉措拉山口之前避开那些德国杀手，我们就可以一路往东去往卡塔冰川（在1921年的探险中，那里已被仔细绘制在地图中）了，然后我们再往上越过20,000英尺高的岗巴拉山口，进入中国西藏北部，到了那里后，我们可以立即往东，避开凶险的康雄冰川，该冰川一直从延伸（从南侧）至东北山脊几乎垂直的山脚。据说，岗巴拉山口非常危险，会毫无预兆地出现暴风雪，还有恐怖的大风，甚至在仲夏时分都会降雪，所以，英国探险者才没有为了节约时间从北边进入西藏和珠峰区域，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不失为一条不错（而且是快速的）的撤退路线。
	我一门心思想离开这里。如果我能提出一个好办法，我确定自己定能说服雷吉和理查，不管他们藏着什么“事实”，现在还没有告诉我们。关键是那些拿枪杀了大部分或者所有夏尔巴人的凶手现在正在找我们。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回家的路线不用那么凶险（不过在西藏需要长途跋涉），我们可以等到明天早上，爬上东绒布冰川高高的山肩，然后我们往东去往大风口，翻过嘉措拉山口，沿“大城墙”喜马拉雅山底部走数英里，翻过常有人行走的舍波拉山口，往下进入葱翠的提斯塔谷，接着便可进入地势更低的甘托克，从那里直接前往大吉岭。这段路更难走，我不确定是否有白人走过这条路线，但是，这样走至少不用撞上那些手持自动武器的德国杀手，因此更安全。
	其实还有条更为冒险的路线。西侧的洛拉山口离我们更近，那里就在章子峰后面，与东绒布冰川交接，但需长距离横过章子峰，下山时的困难不得而知。然后，又要爬上一个十分险峻的陡坡去往洛拉山口，这样一来，我们几乎肯定会被关在尼泊尔人的监狱里五年，因为我们未经允许进入了别国……尼泊尔从来都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K.T.欧文斯先生是我想到的唯一一个特例。但理查跟那人是朋友，没准欧文斯可以救我们出来。
	就这么决定了，我会据理力争，要么不顾恶劣的天气，前往高高的岗巴拉山口，要么长途跋涉，往东去到相对安全的舍波拉山口，据我所知，这两个地方都在发生大屠杀的大本营的东侧。我努力在我们储存的物资里翻找着，将在那里找到的空背包都塞满了。
	等我们往北转了一圈后回到帕桑和雷吉等待的营地西侧时，帐篷的火已经熄了，现在只剩下灰烬了。还没走到半路的时候，理查说：“把物资都扔在这儿吧。”
	这么做简直太荒唐了。我们就快靠近北坳的冰壁了，之前我们倒是在那里设置了固定绳索，但我们的绳子远在洞穴探险者的绳梯上面。我绝不会再用祝玛装置爬上那些绳子或者绳梯了，即使德国人追在我们屁股后面来了我也不会。那上面根本就是死路一条。爬上北坳意味着死亡，根本就是逃无可逃了，因为南侧是一个几千英尺的绝壁，通往章子峰后面幽深的山谷。往高处攀登不是珠峰就是章子峰，后者我们可从没攀爬过，那里“仅有”24,878英尺高（比我们的五号营地要低），去往那里顶多算是判了“死缓”。于是，我开始抗议，但理查大声说：“相信我，杰克。把东西扔在这儿，相信我，求你了。”
	那30个夏尔巴人不也相信你吗，迪肯上尉，他们现在全都死了。我差点儿就把这句话大声说了出来。但我现在早已经筋疲力尽，终于没有说出来。正是因为我的沉默，我们的友谊（我花了超过六十五年时间才确定我们之间的确存在友谊）才一直十分坚定。
	这个绰号为教会执事的理查・迪肯上尉，曾在四年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给手下发布过无数次命令，刚才居然对我说出“求你了”这样的话。
	纵使有千万条理由，这个时候我也闭口不提，往山口撤退的时候我一言不发，只是把身上携带的东西扔进了雪地里。接着，我们绕过洞穴，上到冰川，跟帕桑和雷吉会合了。
	*
	在要塞营地的时候，为了不让屁股冻僵，我们围坐在背包上，希望商量出一个万全之策。尽管理查命令我们将氧气罐开到2.2公升的流量，吸了三分钟（他还看表了），我们说话的声音还是变得模糊不清，要么像喝醉了酒一样，要么听起来傻傻的。我们现在都快虚脱了。脑中差点儿都没办法组成词语了，我不禁想起我以前看过的一部英国电影，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被迫在越来越低的气压下做算术题，那种情况等同于飞机飞行得越来越高，而我们在这个高度上上下下超过七十二个小时了，所有的飞行员不仅做不出算术题，而且都栽倒在了桌子上。
	但是，我们和他们可没法比，他们有科学家和医生看着，随时准备在他们昏过去的时候恢复密闭舱里的压力。
	而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密闭空间”以外，要么是外太空，要么是一群全副武装的德国疯子。
	我将下巴顶在胸口，轻轻打起了鼾，理查轻轻把我推醒了，J.C.正在说话。
	“杰克说得对，我的朋友。除非这里还有我和他不知道的秘密，现在唯一的合理的做法就是，只要天一亮就爬出这个该死的峡谷，前往进入西藏或者尼泊尔的最近山口。因为我既不想送了命，也不想被人关进大牢，所以我建议我们经岗巴拉山口或者舍波拉山口进入西藏。尼泊尔人对非法入侵者并不友好。”
	“有些事情你和杰克并不明白，我的朋友。”雷吉说，“理查或许不知道详情，但我想他已经猜到了几分……也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其实这话我很难说出口。帕桑也只知道个大概。”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明就里地问道。
	“告诉你们我们今晚攀登北坳的原因。”理查说。
	“这也太荒唐了。”我含糊不清地说，“我现在真的累坏了，除了钻进睡袋，哪儿也不想去。”我们之前在三号营地储存物资的地方又拿了五个鸭绒睡袋，全都绑在了背包外面，而我们愚蠢地将那些背包扔在了北坳山脚，离这里四分之一英里外厚厚的积雪中了。
	“我也同意今晚去爬北坳，佩里先生。”帕桑说，“请允许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迪肯上尉解释。”
	她将那张疲惫的脸转过来，看着这位前步兵上尉，“你来解释好吗，理查？”
	“我不大确定我了解的情况够不够，”他的声音听起来几乎跟我的一样疲惫，“我是说，我知道老板是谁，时间、原因也清楚，但对于整个计划我不大确定。”
	“可你之前承认说你都知道，也大致知道自己是在为谁工作，我们那个朋友签过不少支票，但他喜欢黄金。”雷吉说。
	理查疲倦地点点头。“没错，我大致了解他的计划。”他说，“我有时会为他工作，不，是同他一起工作，有时算他的合作伙伴。”
	我说：“你们他妈的能不能说人话啊。”我也许没打算将话说得那么狠的。
	雷吉点点头。“想必你们都听说过了，我的表弟珀西瓦尔是个败家子，令他家人非常失望。在‘一战’的时候还做出了让他祖国丢脸的事，他没有去参军，也没有去打仗。战争期间，他不是躲在瑞士就是在其他安全的地方，比如，奥地利。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母亲都羞于启齿，珀西表弟只差一点点就成为英国的叛徒了。在我最后一次跟他接触中，我知道英国和欧洲大陆都盛传珀西瓦尔是一名放荡的花花公子，一名性变态者，用现在的新词说，就是同性恋。”
	对这些事情我们不便发表评论，所以，我们都没有说话。
	“但是这些全都是表象。”雷吉说，“都是精心计划的伪装。”
	我看着理查，想听他的解释，也许会告诉我们因为在山上极度疲乏，雷吉得了幻想症，但他那双灰色的眸子只是牢牢地看着她的脸。
	“我的表弟珀西瓦尔以前是一名特工，我是说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和战后都是。”雷吉说，“先是供职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尔后为英国海军情报局工作，最后为……怎么说呢，英国政府一位位高权重者管理的专门情报网服务。”
	“珀西他妈的是间谍？”我说，这个时候我早已筋疲力尽，没劲儿去注意自己的措辞。
	“没错。”雷吉说，“年轻的科特・梅耶也不是他的登山拍档，而是珀西在奥地利最值得信任、最重要的联络人。八个月前，他们在西藏的定日镇，也就是这里的东北方碰了头，当时梅耶正被德国人追杀，他一路往东逃去了，最后进入了中国内地，往南逃到了西藏。”
	“他逃跑的路线可真够长的。”让-克洛德说。
	“后面有一群穷凶极恶的德国人在追他。”雷吉说，“你们今晚也都看到了那些恶魔干的好事。”
	“梅耶到底要在定日镇将什么东西交给了珀西，德国人要这样大费周章地要回来？”理查问道，“这个谜团我一直没有解开。”
	“我也不清楚，”雷吉说道，“我只知道事关英法两国的未来，让-克洛德。”
	“好像不关我这个美国佬和美国的事吧。”我听见自己说。我的声音听起来明显有些生气。
	雷吉看着我。“没错，杰克，的确跟你没关系。你卷入其中真的抱歉，但我不知道如何阻止你跟你的英国和法国朋友前来。不管我们剩下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是谁加入了我，下一步怎么做，我觉得你都应该绕过这个冰川峡谷，往东南方向，前往舍波拉山口，从那里进入印度。这比前往东边两个山口更安全，也更直接。如果运气不错，轻装上阵的话，你三个星期左右就能回到大吉岭。”
	我张开嘴想说点儿什么，但没并没有说出口。
	“德国人不会追你的，杰克。”雷吉说，“他们对你没有兴趣。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他们第二年回到这里，就是因为还没有拿回科特・梅耶给我表弟珀西的东西，而且因为他们还觉得我们五个人或许有机会找到那东西。也许他们自己也能在山上某个地方找到它。”
	“他们杀了30个夏尔巴人，那可是30个活生生的人。”我说，强忍着愤怒和沮丧的眼泪，“他们到底要找回什么东西？难道是某艘无畏战舰的设计图，难道是活塞式飞机上更先进的机枪设计图？不就是这些该死的东西吗？”
	雷吉摇摇头。“这些德国人，不管他们有多少人，我相信去年只有七个人，但他们都听命于布鲁诺・西吉尔，他们的确看到珀西瓦尔和梅耶从这座山上掉下去了，也许是他们害他俩掉下去的。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西吉尔和他手下的人都没有找到梅耶试图交给英国特工，也就是交到我表弟手里的东西。你们要记住，这些德国人并不代表魏玛共和国，并不是代表德国。但总有一天，这些恶魔全都会追随那个叫希特勒的恶魔………不管梅耶想将什么东西交到珀西手里，都会戳到他的痛处，都会伤到他们的头头。我关心的也就是这个。”
	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听懂她在说什么。
	“我只知道，”我说，“如果我们再次登上北坳，就会走投无路，像老鼠一样被他们围住。哪怕只有四五个德国人，可他们手里有枪，我们没有。他们手里有步枪，你那把带有瞄准器的恩菲尔德步枪的有效距离是多远，理查？”
	“超过500码，”理查说，“最大距离在3000英尺左右。”
	“超过半英里了。”我说。
	“没错，”理查说，“但这么长的距离，准确度会大打折扣。”
	我没有理会他的解释。“即使没有狙击手，也不用爬到北坳，都完全可以打中身在北坳上的我们，就别说更矮的北部山脊了。”
	理查耸耸肩。“可能吧。这得看风速和天气状况。”
	“迄今为止，该死的风和天气并没有站到我们这边。”我大声说。
	谁也没有说话。
	良久，让-克洛德对雷吉说：“我也同意杰克的看法，为了那些机枪和无畏战舰的设计图，搭上我们的命不值，将来反正也会被别的间谍偷去。而且，我们现在并没有跟德国人再次交战，在跟德国佬的战争中，我已经没了三个兄弟、两个叔叔和五个表亲，雷吉。你得向我保证，无论梅耶先生从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那里偷来了什么，首先，那玩意儿一定得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其次，那玩意儿得和你我两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有关。”
	雷吉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眼泪都快出来了。“第二件事我没法确定，让-克洛德。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那是什么东西，梅耶都花了大半年时间，试图将它交到我的表弟珀西手里，所以，这东西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去年，珀西瓦尔遇难之前，他也曾向我保证这东西非常重要，并非那种老套的新机枪或者炸弹的设计图。”
	“所以，珀西是去年才向你承认他英国间谍的。”我说，也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是问题。
	雷吉微微笑了笑。“我认识他多年了，杰克。珀西爱我。我以前就跟你说过，我们之间并不像表姐弟，而是更像亲姐弟。我们小时候就在一起玩，长大后，还一起登过阿尔卑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的山麓。他肯定会告诉我并没有背叛英国，当然也不是放荡的花花公子。”
	“可是你并不知道，”我不依不饶地说，“不知道梅耶手里拿的是什么，不知道梅耶跟他一起穿越了整个东欧和中东……一路进入了西藏，对吗？那些东西既然那么重要，既然值得你表弟为此献出生命，可你居然连那个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
	“是的，我只知道那个东西非常方便携带。”雷吉说，“珀西也就跟我说了这个。他本应带着那个神秘的东西……于七月初返回大吉岭。现任孟加拉总督约翰・亨利・科尔爵士和现任反情报局局长兼英国驻印度情报处处长亨利・罗林森，都接到了伦敦方面的报告，至少可以说明珀西瓦尔去取的东西非常重要，这两人现在仍然在等我的消息。”
	“我不明白。”我没精打采地说，“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在珠峰的山坡上进行这样的交易？简直就是疯子。要是有人在那里守株待兔，一旦上山后，甚至都没办法下来。”
	雷吉看着我说：“珀西和梅耶并没有选择在珠峰进行交易，杰克。他们是在定日镇碰头的。但布鲁诺・西吉尔和他的爪牙一直都跟对梅耶穷追不舍。最后，珀西不得借助马洛里探险后留下的绳梯，先是上到北坳。后来，根据嘉密・赤仁的说法，他爬到了更高的地方，有可能甚至上到东北山脊了。他当初肯定祈祷德国人不会爬到那么高的地方，不会跟着他和梅耶上到那么高的山坡上，没准珀西在想，有了诺顿-马洛里探险队留在山上的大量物资，他们可能比下面的德国人更能熬，或者，因为当时季风即将来临，他们还可以趁机溜走。但珀西估计错了。西吉尔带来了德国最好的登山者，他们都是政治狂热分子。就是现在追杀我们这些人，他们又回来了。”
	我们良久没有说话，只有越来越小的风穿过冰墙发出的声音。
	最后，理查对雷吉说：“你现在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拿回你表弟珀西拼了命也没拿回的东西。”
	“是的。”
	“我今晚跟你一起借助固定绳索登上北坳。”理查平静地说，“我们继续登山，直到找到珀西，或者直到……”他不说了，但我们知道他后面想说什么。
	“我也去，”让-克洛德说，“我恨死天杀的德国佬了。我恨不得把他们的眼睛抠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雷吉便说话了：“我没开玩笑，你应该偷偷翻过舍波拉山口，从那里径直去往大吉岭，杰克。你是美国人，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谁说跟我没关系！”我说，“拉斐特战役，我们参与了！贝劳伍德战役、坎提尼战役、第二次马恩河战役、蒂埃里城堡战役、谬司-阿恭恩战役，等等。”我现在已经疲惫不堪，一口气把美国人参加的战役都说完了。“还有蒂珀卡努河和泰勒战役。”我不相干地补充道。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所以这话听来还挺不错的。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我说，“你们拦我试试。”
	没人说话，也没人拍我的后背。也许这个时候大伙儿都太累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克洛德说，“你们觉得自己今晚还有没有精力登上1000英尺高的雪壁，再借助绳梯爬上北坳，然后再经山坳去到四号营地？”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理查说。
	我们下面很远的地方，三声枪响的回声从槽谷的冰塔、冰钉和覆盖着60英尺高的冰柱里传来。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

9
	几年前，也就是1991年冬天，我在科罗拉多这间老年人公寓兼特护养老院写下这个回忆录的时候，那里的经理玛丽・普法尔茨格拉夫星期三叫我以“嘉宾演讲人”的身份，去中庭就我以前的登山经历聊几句。我还真对着养老院的其他六名住户“聊了几句”（我看了表，也就七分钟），演讲的内容大多跟我在安第斯山脉和南极洲夜晚登山有关，我还提到了那两个地方漂亮的星空（南极光在星空的幕帘下闪亮、起舞）。我那些上了年纪的观众只问了两个问题。在玩多米诺骨牌时最喜欢跟我唱反调的霍华德・赫伯特问道：“你左手的两根手指是什么时候没的，杰克？”（我早有预感，他早就想问我这个问题了，但因为出于礼貌，这才没问）“是在阿拉斯加。”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没有提到我在16,000英尺高的雪洞里待了九天的具体细节，九天里，我的两个登山伙伴连命都丢了）接着，海伍德夫人——当时我想她的老年痴呆症肯定已经非常严重了——问道：“你睡觉的时候能爬山吗？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是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直到那天我对1925年5月14日凌晨，也就是星期四那天攀登北坳的前四十五分钟全然没了记忆。我定是在登山的过程中睡着了。
	在冰崖上攀登北坳的时候，我之所以醒了是因为我的头和肩膀突然顶到了厚厚的云层。我感觉像是从海里突然冒出，这才突然醒了。
	天哪，那里真是美不胜收。当时天色已晚，所以我确定那轮残月早已升起，但仍然藏在珠峰赫然耸立的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后面。那是我们最爱又最恨的山峰，到处弥漫着如溅沫般的雪花，然后，在明亮的星光下，背景光是那样的美。即便当年我在哈佛求学那阵，前往远离城市几百英里的地方登山的时候，也从未见过这么明亮的星星。在那么多次登山的经历中，我一次也没见过，即使在阿尔卑斯山的深处，星星也未曾这般明亮过，当时，我在山峰上露营，无数山峰遮住了城市的灯或者农场的提灯发出的光亮。喜马拉雅山的星空前所未见。珠峰之上，银河在星光照耀的白雪上弯成拱形，宛如夜空中坚固的公路桥，地平线附近星星的数量和亮度丝毫未减，只是硬生生地将满天星斗和星光照耀的雪地、冰川和山峰分隔开来。
	风停了。这是这几天头一次没有起风（至少在23,000英尺高的高处是头一次）。远处和近处的山峰，章子峰、卓奧友峰、马卡鲁峰、洛子峰、阿玛达布拉姆峰，洛拉峰——因为我当时早已疲惫不堪，有些山峰我并没有认出来——离我如此之近，宛如带着白色尖顶的金花菊，像是伸手可得一般。
	我们从晃荡的绳梯下来，来到北坳狭窄的冰架上时，我意识到理查并没有跟我们在一起。难道他在我睡觉登山的时候摔下去了？还是被人开枪打死了？
	“他在下面绑那些物资。”J.C.解释说。
	“绑在什么上面？”我说。
	“源源不断地绑在绳子上，绳子则系在连接在自行车上面的滑轮上。”让-克洛德解释说，“你还记得吗，之前在三号营地的时候，你在那里找来的十几样重物都是这样拉到北坳的。”
	我强迫自己清醒过来，记忆也逐渐恢复了。当时，理查说他留在下面，将物资绑好，到时候用自行车的踏板摇上来，我以为他说的是疯话。如果三号营地的德国佬听到绳子和滑轮的声音，只须用强力探照灯或者手电筒一照，他想走都走不掉，很容易用他们手里的步枪将他射杀，但在北坳下面1000英尺高的地方，我什么也没说。当时我只顾着将我的祝玛装置夹在固定绳索上，在J.C.的装置往上滑时释放凸轮，在剩下最后100英尺左右的距离时，还得忙着将我那个已经很重的背包拉到绳梯上，不让那玩意儿在不断出现的冰雾中往后翻跟斗。
	我们穿着冰爪，在明亮的星光下，被冰爪踢起的碎冰发出闪亮的光，我和J.C.、雷吉、帕桑匆匆沿着光滑的壁架朝让-克洛德固定自行车的地方走去。
	*
	一切宛如梦境。翻滚的云层下，理查绑在绳子上的物资很重，我、J.C.、帕桑和雷吉轮番踩着滑轮自行车的踏板，真是累得够呛。而其他两个没有踩踏板的人则要指挥我们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他们得将身子从峭壁上探出去，或者将冰镐挂在重物上，两人合力将东西拉到冰脊上，第三个人则要从连续不断的滑轮绳上解开笨重的物资，然后还要将物资或抬或拉到冰脊的最东边。
	我们就这样折腾了差不多三十分钟，然后两根绳子扯了四下，这是理查事先说好的信号，意味着所有的物资都被拉上来了，他即将从下面割断绳子，然后自己上来。我们将那根长滑轮绳拉了上来，绑在了其中一个装有物资的背包上，又检查了一下背包和别的物资，从而确保它们在我们从冰脊下到真正的北坳时是安全的。接着，我们又回到绳梯的顶端等着。
	*
	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绳子和绳梯终于绷紧了，我们用手试了试绳子，绳子在我们手中晃动，那动静像是有条大鱼上钩了，但周围一片死寂。云雾中，我们无从判断是我们的朋友还是那九个或者十个德国人正朝我们爬来。最后，理查终于从迷雾中出现了，在清澈的空气中爬过最后30英尺的距离，将带在身边一大卷绳子扔在地上，用力翻身上来，我们张开双臂，准备帮他。
	“我们要将你身后的绳梯拉上来吗？”雷吉问道。
	理查已经累坏了，他没说话，只是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在我们让他吸了几口氧气后，他说：“就放在那里吧。我从三号营地拿了一把大斧头和两把短柄小斧，放在其中一个包里。等德国人早上开始爬那条绳梯的时候，我们就先等着，等到他们爬到高处的时候，就将绳梯从这里砍断。”
	这是他将之前我们用来攀附垂直峭壁，尤其是洞穴探险者的绳梯周围那些固定绳索拉上来的原因。如果绳梯突然断了，没有了那根绳子，连个攀附的点也没有。
	“我们整个晚上都得在这里放哨。”让-克洛德说，“德国佬可能随时爬上绳梯。他们也会还会假装在陡坡和冰墙上凿出踏脚处，骗我们上当。”
	“不会的。”理查说。他停了一会儿，调整呼吸，然后说：“我觉得今晚他们不会上来了，过去两天下面的云层特别厚，我甚至都不大确定他们会不会看到绳梯和固定绳索。”
	“但他们应该会顺着我们的足迹找到它们。”帕桑说。
	理查疲倦地点了点头。“没错。但我觉得西吉尔会在白天派人爬上绳梯试探我们。”
	“你确定西吉尔在下面吗？”雷吉问道。
	理查耸耸肩。“要么就是西吉尔，要么那人长得像西吉尔，这个不重要。他们都是登山者，而且是德国右翼政治狂热分子，我现在只希望狂热蒙蔽了他们作为登山者的常识。但是今晚我们不用放哨。我们尽可能将这些装置拉过山坳，到四号营地去，尽可能暖和身子，尽可能睡久一点儿。这样做有风险，如果德国人趁着夜色从冰崖攀登上来，我们就完了，但现在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休息。”
	“可是，如果西吉尔和他的杀手真在今晚爬上绳梯……”我说，这时，理查打断我的话，不过我挺高兴的，因为我自己都讨厌我那颤抖的声音。
	理查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实在太累了，杰克。我们在这么高的地方差不多三天三夜没睡觉了。明天早上，不管天气状况如何，我们肯定会再次登山。我建议我们今晚先睡一觉，明天早上等那些德国人从这里爬到北坳时，我们再对付他们。”
	一时半会儿谁也没有说话，接着，我们一个个点点头。“雷吉，帕桑医生，”理查说，“你能不能将一两袋很重的物资从山坳顶上拉过去，拿到四号营地，请把我们的睡袋也放到那里？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每个包里都有备用睡袋。乌纳炉在那个我用粉笔标记为一号的袋中……我们今晚就应该拿出来，放在帐篷前面，尽管我们要等到早上才用。帕桑，你还要将自行车滑轮上和洞穴登山者的梯栏上几百英尺的绳子卷起来拿走。放在四号营地的帐篷外面，跟你拉上来的物资放在一起。
	“杰克，让-克洛德，”他继续说，“你们两个把那个神奇自行车滑轮装置拿给我，我们将绑在上面的绳子都割下来，然后把所有的支架、支柱都拔出来，再将这个金属怪拉到壁架这头。”
	“为什么，理查？我们已经把滑轮上的绳子割断，卷起来了。为什么还要把那辆自行车拉到这儿来？”
	“因为我们手头上的武器不够。”理查说。

10
	相对而言，我们睡得还好，尽管所有人都患了头痛病，而且我咳嗽得更厉害了。我想我们肯定没梦见德国人手持斯迈瑟式冲锋枪对着我们的帐篷一通乱扫。也许我们该做这样的梦，但我想我们谁也没有。当时，我们太他妈的累了。
	我在冰冷的夜晚醒来后打开阀门，吸了一点儿暖暖的氧气，然后又沉沉地睡过去了。其他人也跟我一样，不过，我相信帕桑不用吸氧气也能踏实地睡一晚上。根据我父亲送我的那块怀表显示的时间，我差不多到早上7点钟才完全醒来。
	帕桑和雷吉将乌纳炉放在帐篷前面热咖啡，用罐子煮东西吃。那天阳光明媚。虽然很冷，但并没有起风。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上的天空蓝得摄人心魄。
	“J.C.和理查呢？”我警觉地问道。
	“他们凌晨4点半就去绳梯顶端放哨了。”雷吉说，“天没亮就去了。”
	“我去看看他们，然后再回来喝咖啡、吃早餐。”我边咳嗽边说，一边忙着绑上冰爪。
	“对了，理查叫你无论之前穿了什么，都得加上你那件芬奇羽绒服。”雷吉说，“如果你一定要穿上沙克尔顿的滑雪衫，你就穿在那件鹅绒外套下。哦，外面还得套上我给你做的那条鹅绒裤子。对了，他还说，兜帽要一直戴在头上。”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雷吉和帕桑医生是这样穿戴的，他们将兜帽竖起来，绑得紧紧的。“为什么？”我说。“理查说我们现在在三支步枪的射程范围内。”帕桑说，“而且他的那把恩菲尔德步枪还有瞄准器。芬奇羽绒服上的气球布是灰白色的，比起灰色的沙克尔顿外套，这种衣服在北坳和北部山脊前沿白雪的映衬下，更难看清楚。”
	“好吧。”我们都穿上了冬天的迷彩服。也不知道今天还会有什么惊喜，我想。“给。”雷吉说，“两热水瓶温度适宜的热咖啡。你可以跟J.C.和理查一起喝。”
	我将热水瓶放在羽绒服的大口袋里，一只手拿着长冰镐，另一只空余的手里拿着那把迷你卫瑞信号枪。我匆匆走过北坳，往冰脊跑去，一直都没忘记低下头。我感觉那种蹒跚走路的姿势挺傻的，但想到自己正成为狙击手的靶子，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J.C.和理查没在冰脊上，而是靠近北坳的冰壁上方，离绳梯的顶端大约40英尺的距离。我扑通一声趴在他们旁边，将热水瓶递给他们。
	“真是雪中送炭，谢谢，杰克。”理查说着拿过一个热水瓶，放在雪地里，另一只手继续稳稳地拿着那个大望远镜。我忘记从四号营地把我的杯子带来了，不过，J.C.把他的杯子给了我。
	“天破晓后他们就开始不老实了。”让-克洛德说，“忙着埋尸体，把帐篷烧成的灰烬撒开或埋起来。”
	“埋起来……”我说，也用望远镜看了看。
	下面的三号营地一片狼藉，一共八个人，脸上不是缠着白色的围巾就是手帕，所有人都穿着白色的户外外套，确实正在拖拉最后几具被谋杀的夏尔巴人的尸体。其他人则将前一天晚上大破坏后留下的灰烬和碎屑铲到大油布上。
	“要是有人能将我那个恩菲尔德的瞄准器拿回来，我愿意给他1000英镑。”理查小声说。
	“他们为什么……”我说。
	“德国人不知道另外一支英国探险队是明年还是后年来这儿。”理查说，终于将望远镜拿了下来，拧开了热水瓶的盖子。让-克洛德已经喝过了热气腾腾的咖啡，递给我他的杯子。“但他们不想留下杀人的证据。”理查继续说，“德国人特别擅长掩人耳目。”
	“他们把那些东西埋到哪里去了？”我小声说，努力地回想所有夏尔巴人的名字。
	“可能埋在冰塔那头，西侧冰碛石边缘那道很深的冰隙里。”理查说，“咖啡的味道不错。”
	“所以他们把证据处理后就来对付我们吗？”我说。
	“几乎可以肯定。”理查说。
	我伸长脖子，看着湛蓝的天空，清新、静谧的空气。珠峰北壁在我们头顶若隐若现，宛如一个难以驾驭的舞台道具。“现在既没有风也没有云，我们的优势不在了。”我不假思索地说。
	“没错，”理查说，“但今天是登顶山峰的好日子。”
	我不大确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并没有笑。
	“除了你的步枪之外，他们手头上还有我们放在大本营的两把猎枪。”我说，“你说你那把改进版的恩菲尔德步枪的有效射程达到550码，最大射程超过1000码。”
	“北坳也就在他们上头1000英尺高的地方。”我生气地说，“这里全都在那把步枪最大射程范围内。即使我们爬上北部山脊，也会在他们的射程内。”
	理查点点头。“但他们并没有很好的角度来瞄准我们，杰克。我怀疑那个拿着我的狙击步枪的德国人现在就在三号营地下面，那也是冰川的制高点，他想在那里瞄准我们。但北坳太高了，他们没法看清楚上面的我们，况且我们也不会站在边缘。所以目前来说，他们在有效射程里看不清我们。只要我们不把头从冰脊线上伸出去，我觉得他们都不会开枪。”
	“可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头伸出去了呀！”我说，有点儿激动了。“我们就像打靶场的鸭子一样把头伸了出去！我是说，他们难道连望远镜镜头上的反光都看不到吗？”
	理查往东边指了指。“没这么快，杰克。太阳仍在东北山脊和山顶那边升起，不是在我们后面就是在我们右边。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得注意使用望远镜的时间和地点。至于你说会看到我们的头伸出去……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和让-克洛德建的那个小冰雪隧道了。尽管那玩意儿让我们的视线受阻，但可以让我们身在暗处，也让他们很难直接发现我们。”
	“你看来相当自信。”我没好气地说。
	“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有信心。”J.C.说，“但我觉得理查说得对，我们不大可能成为他们步枪的靶子，至少在我们开始沿北部山脊的雪地往五号营地爬的时候不会。”
	“既然我们在白天露面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晚上爬山？”我向理查发难。
	“因为，”他说，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恶气，“我们在离开北坳之前想干掉几个德国人。”
	听到这话，我差点儿笑出声来。“怎么干掉？用你那把偷来的鲁格尔手枪，那里面可只有两发子弹，你就想对付八个还是十个德国人？难不成等到他们从我们特意为他们留下的绳梯上来后，用我们的信号枪向他们射击么？”
	“不是这样的。”理查说。
	“那我们要怎么‘干掉几个德国人’？”我说，“朝他们扔石头吗？”
	“你差不多说对了。”理查说。
	我只是傻傻地盯着他。突然间，一个想法让我肚子上的肌肉一下子绷紧了。“你们在冰雪隧道里注意外面的动静，怎么能知道德国佬会不会在冰壁上凿出踏脚处，上到我们东面几百码出的北坳？”这样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如此清晰，我像是已经看到这一幕似的。
	“要是他们在凿踏脚处，我们能听见响声。”让-克洛德说，“而且，他们这会儿正忙着清理犯罪证据，把尸体抬过去掩埋，即使冰隙就在他们旁边，在21,300英尺高的地方干这活也不轻松。他们还要掩盖在大本营杀人的事儿，更别说还要把一号和二号营地的证据收拾干净。我和理查觉得他们肯定到下午才能掩盖那些犯罪证据。”
	“但那个狙击手肯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等着我们现身。”我说。
	“没错。”理查说。
	我径直看着他的眼睛。“如果你是那个狙击手，你会怎么办？你现在会藏在哪儿？”
	理查将烟斗从口袋里拿了出来，叼在雪白的牙齿中间。他没有点燃。我从没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到他抽烟斗。
	“要是我的话会在半夜登上章子峰的山坡。”他冷静地说，“找个隐藏的射击点，或者待在靠近24,800英尺高的山峰上，一直等到破晓，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在北坳上，那里全在他的射程和视线范围里。我的那把恩菲尔德步枪上面安装一个十发容量的弹匣。如果是我，都不用换弹匣就能把我们全干掉。”
	我突然有种想吐的感觉，接着，我猛地抬起头，眼睛紧张地扫视头顶西侧章子峰白雪皑皑的陡坡。
	“你怎么知道那个混蛋现在没在那边瞄准我们？”我问。
	“因为我们是今天凌晨4点30分就到这儿的，一直看着章子峰上面是否有灯光。”让-克洛德说，“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希特勒的手下纵有本事，也不可能趁着夜色爬上这么险峻的山坡。”
	“可现在天早就亮了……”我说。
	“我们一直都在观察。”J.C.说，“什么情况也没有。我们看到了一个德国佬，那人个子很高，拿着理查那把带有古怪瞄准器的步枪，消失在了冰塔里，朝冰川的小路方向走去。其余人则在忙着抬被他们射杀的夏尔巴人的尸体，将灰烬以及我们剩下的帐篷和板条箱铲走、打扫干净。”
	我摇摇头。我从来没当过兵，所以，我不懂得这些策略，更不用说战略战术了。但那一刻我真是怕得要死，即使在登山或者爬上冰壁时，经历的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我也没这么怕过。理查像是能读懂我的心思，或者看懂我的表情似的，再次将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们已经有计划了，杰克。我向你保证。记住，他们是德国人，向来自高自大。他们今天肯定会来对付我们，肯定会从我们留给他们的绳梯上爬上来，他们几乎确定我们没有可对他们造成伤害的武器，所以没什么防范意识。到时候，我们尽可能多干掉那些兔崽子，再战略性地往山上撤。”
	听到这话，我还是笑了。我笑得很惬意，笑得很大声，三号营地那些身穿白色外套、正拖着我们朋友尸体的人没准儿能听见。但这并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笑。
	“怎么啦？”让-克洛德问道。
	我忍住笑声，但仍然咧着嘴。“只有我的朋友理查・迪肯，这位本可成为沃特伯里侯爵和世袭贵族的人，”我说，“才会将攀登珠峰称为‘战略性撤退’。”

11
	那天下午5点左右，德国人果然气势汹汹地奔我们而来。他们在洞穴探险者绳梯下面的陡坡上凿出踏脚处，因为我们已经将固定绳索拿了上来，他们到绳梯下面的时间晚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理查仍然相信他们会匆匆爬上绳梯，用他们带来的步枪和自动化武器压制我们，将我们消灭在北坳上。我们猜想，卡尔・巴赫纳死在冰隙后，应该不会有超过十个穿着白色外套的德国人了。他们会将我们杀光，把我们的营地埋了，把灰烬（以及我们的尸体）埋在最近的冰隙里，然后在天黑之前回到我们三号营地下面隐藏在冰塔中的营地里，正好可以赶上他们吃晚饭的时间。
	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理查说。
	一开始，他们的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六个人在我们之前安放固定绳索的陡坡上凿踏脚处，一直在我们手枪的范围之外，距离这么远，理查可不想浪费那两发宝贵的子弹。不久，六个身穿白色外套的男子都聚在了绳梯下面。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我在山脊东侧约20码的雪脊里挖了几个观测孔，让-克洛德在山脊西侧约20米的地方也挖了几个。现在，我们在东西两侧都有了很好的观测点。至少没有人可以在别处凿出踏脚处，经1000英尺高的陡坡上到北坳偷袭我们了。
	J.C.吹了声口哨，我看到理查戴着白色兜帽的脑袋从悬崖边缘覆盖着白雪的崖径后面探了出来，不过，下面的人自然没办法看到他，就连冰塔里或者冰川上的狙击手都不可能看到，让-克洛德举起两只戴着手套的手，六根手指头一晃，做出攀爬的手势。
	他们终于上来了。一共六个人。当然是全副武装。
	这天，我们五个人可是一点儿也没闲着。帕桑和雷吉正在依照理查的指示行事，或者至少在按照理查那天早上提出的计划行事，他们已经拔了营，将四号营地重要的东西放在五个背包里收拾好了，带上一些很重的物资，其中一个包裹里面装有我们从营地里找到的温伯尔大帐篷，接着便在山坳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冰隙。他们前一天晚上将我们拖上来的包裹从冰隙里放了下去，然后又将紧紧绑好的帐篷和支柱放进了漆黑的冰隙下面，又把雪踢到用来固定的桩子上，遮盖起来。要是顺着我们留在北坳上的靴印努力寻找，这些储存的物资是很容易找到的，但是他们没理由去找——我们设了诱饵，在四号营地留了一个氧气罐和两个米德帐篷，考虑到日耳曼人向来不喜欢拖泥带水，肯定会当即一把火将东西烧掉。
	当我问理查帕桑和雷吉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时，他只是说：“如果我们找到珀西的尸体，再从这边下去的话，我们需要食物、装备、衣服和炉灶。”
	如果？我一下慌了。还要从这边下去？珠峰上还有别的下山路线吗？
	这些问题我还是将来再问吧。
	这个时候，有三把被敌人偷去的步枪正瞄准我们，还听到类似斯迈瑟冲锋枪的枪向我们开火的声音，我只好把脸和身体埋在雪里，因为不能确定我们的确切位置，他们的子弹嗖嗖地打到冰墙和崖径上，离绳梯末端所在的冰脊两端也就60码的距离。还有别的子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
	我惊讶地发现——没人告诉我（我也从没在哪本书里看到过）——子弹近距离飞过时发出的声音像极了夏天农场里白木蜂箱中蜜蜂的嗡嗡声。
	这是生平第一次有子弹向我飞来，尽管子弹离我躲藏的崖径尚有一段距离，但那种身体反应既古怪又有趣：我很想藏在别的什么东西或者别的什么人后面，甚至想躲在我自己后面，我最初的想法是将自己埋在北坳的雪里和岩石堆里，直到完全逃离这里。
	这就是战争的感觉，我想，这就是战争爆发时懦夫的表现。
	我不再往下面钻了，强迫自己稍稍抬起头，望过去。
	我、J.C.和理查这天真是一刻都没闲着：一直盯着下面的德国人。对了，那天上午九十点的时候，帕桑和雷吉来了，我们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一直弓着腰，将我们找到的大冰块往冰脊上的崖径后面推，那里也是马洛里和以前的探险队搭建四号营地帐篷的所在地，现在，我们的绳梯末端就放在那块冰脊上。
	前一天晚上，山谷里云雾缭绕，理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一根10英尺长的奇迹绳绑在绳梯的支柱上，将新的桩子打进山脊后墙附近后，又将旧桩拔了出来。这活儿对于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来说可不轻松，何况还在这么高的地方，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但理查一直都是一个人在搬运、装载、绑系我们用J.C.的自行车装置拉上来的重物。
	这会儿，那六个德国人一只手攀着绳子，另一只手则朝绳梯尽头的崖径和冰脊开枪，我从观测孔里发现他们拿的多为鲁格尔手枪，但也有几把我不认得的半自动手枪。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但有狙击手的掩护，而且他们还不停地用火力压制我们，令我们没办法来到绳梯顶端，所以肯定觉得非常安全。
	我感觉这样的场景很像中世纪敌人的骑兵爬上城墙攻城长梯的情形。北坳现在正是我们的城堡，但从绳梯上爬上来的可不是骑兵，而是德国纳粹。
	让-克洛德对理查、雷吉、帕桑做了做手势，告诉他们德国人爬到多高的地方了，他们这会儿正趴在山脊和绳梯正上方的崖径后面。五个手指头和一个拳头表示50英尺，六根手指头和一个拳头以及八根手指头和一个拳头都各有所指。
	我们的那根洞穴探险者的绳梯一共是115英尺，他们马上就要爬到顶端了，一路爬的时候，只要觉得哪里有动静，他们就会朝哪里开枪。那几个狙击手正用步枪瞄着山脊上绳梯末端附近的崖径。我不知道斯迈瑟式冲锋枪发出的子弹往哪边飞，但子弹不停地在我身边发出嗖嗖的声音，我怕得要命。我听见理查那把狙击步枪正在远处的冰川上时不时放一枪。
	我承认我非常害怕。
	不过，还没有吓到手足无措的地步，理查吹了两声口哨，我很快照他说的做了。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趴在那里，往后面退了好几步，往山坳里面走去，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帕桑和雷吉正在等待的大冰块中间，然后往上朝山脊上面的崖径滚去。
	J.C.还没来到崖径上，就从我们之前挖出观测孔望去。他伸出一个拳头，告诉我们德国人还在往上爬，然后，他伸出八根手指，告诉我们德国人离绳梯的顶端不到20英尺了。
	现在，我真是有点儿六神无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往上一跃，跳过崖径，滚到冰脊上，很快半滚、半爬着朝冰脊的后墙爬去。
	子弹射在了我上面五六英尺高的冰壁里，锋利的碎冰溅在脸上，感觉生痛。更多的子弹击中了我前面的冰脊边缘。但理查说得对，只要我趴低点儿，即使带瞄准器的恩菲尔德狙击手也瞄不到我，当然，我总得离开这个该死的冰脊，我心里想。
	但这也是先前计划好的。
	“快点儿。”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一边挪到让-克洛德那堆大东西后面，其实就是一堆用螺栓拴好的金属起吊装置，那玩意儿还带有自行车座、车把、滑轮、法兰盘、长长的金属支架。“我们只有几秒钟时间。”
	我点点头，我们将绑着冰爪的靴子放在之前练习的地方，背靠在后面的墙上，我们蜷曲着腿，用尽全力往前推。
	那辆带有滑轮的大自行车滑过我们用冰镐挖出的两个导沟中间。我们甚至把之前融化的雪水放在四个热水瓶里，撒在峡谷里做了一个滑道。
	这个用螺栓组装起来的金属自行车有几百磅重，很容易滑出去，在拿走最后一块支撑架时，理查不得不冒着中枪的危险站起来扶着。
	理查刚刚趴下，子弹刷的一下齐射过来，打在冰脊的后壁和上方壁架的雪里。
	我们下方的人发出惨叫声，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远。子弹仍旧嗖嗖地朝我们射来，但现在朝我们开枪的人比之前少了。
	J.C.伸出三根手指。他那辆带滑轮装置的爱车将绳梯连同三个德国人都带了下去。从绳梯上掉落的距离可不短，先是几百英尺的垂直冰壁，尔后则是冰壁下面几百英尺的陡坡。德国人的尖叫声终于停了。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但J.C.刷地又向我们伸出三根手指，意味着至少又有三个德国人朝我们爬过来。除非他们没有用绳梯，我脑中蹦出这样的想法，像是在祈祷，感觉怪怪的。
	让-克洛德从躲藏的地方挥了挥拳头。
	另外三个德国人仍在往上爬，他们攀爬的时候显然将双手都用上了，因为绳梯掉下去的方向已经没有发射子弹了。
	“抓住我的脚踝！”理查说。
	我将冰爪尽可能深地插入壁架，尽量用力抓住理查的脚踝，这么多年的攀岩经历使我的手和手腕变得非常强壮。不过，之前我们在山坳上平坦的冰雪地里练习的时候似乎要容易些，理查就像杂技演员一样往前滑动，他穿着那件灰白色的芬奇夹克，肚皮贴在地上，滑过我们为J.C.的滑轮自行车建立的光滑冰道。
	我尽可能深地将我的冰镐插进后壁和壁架之间的接口处，右胳膊紧紧地抓住冰镐。即使这样，我还是往前滑去，几乎就要从壁架上掉下去。最后，我的冰爪插得更深了，右臂的肌肉和韧带差点儿撕裂，但在我的努力下，理查疯狂的下滑终于停下了，但是，他的整个上半身几乎水平悬挂在了壁架外面。
	他用了两到三秒钟的时间，慢慢用那把黑色的鲁格尔手枪瞄准，我能想象最上面的德国人那张白色的脸，也许他正用一双蓝色的眼睛抬头看着在他上方20英尺高的理查。接着，那把鲁格尔手枪响了，与此同时，步枪子弹击中了理查附近的冰壁。狙击手显然很紧张，生怕射中他们自己的人。现在，绳梯上还剩下两个人，但理查等在那里，那几秒钟像是格外漫长、恐惧似的。他终于将第二发，也是最后一发子弹紧贴着垂直的冰墙，往下射了出去。
	“撤！”他大声喊道，我疯狂地拖着他的脚踝，抓住他长筒羊毛袜下强壮的腓肠肌，接着是大腿和臀部。最后，他终于跟我一起回到了冰壁底下。
	“两个人都掉下去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没过多久，他又大声说道：“雪球！”
	所谓的“雪球”其实只是冰块，但每个至少重30磅到40磅。之前我们在那里等得无聊，于是干脆花了不少工夫去找这些雪球，然后又将这些冰块做成的“弹药”全都滚到了崖径后面。
	我和理查慢慢滚动冰块，尽量减少其对壁架造成的冲击，不过就算冰块掉落我们也不会介意。接着，我们走到笨重的雪球后面，将雪球往冰冻的滑道上踢去。每次我们一吆喝，雷吉和帕桑都会将大冰块往我们这边滚，我们先将冰块固定在滑道上，然后走到后面，瞄准后再踢出去。
	我们在“弹药库”里准备了12个这样的冰块，全都踢出去了。绳梯开始的地方下面有900英尺左右的陡坡，极易造成雪崩。
	让-克洛德飞快地冲了过去，趴在观测孔那儿。那把斯迈瑟式冲锋枪已经不再向理查射击了，这说明这种全自动武器的枪管热得很快，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只有不紧不慢的步枪声偶尔会打破喜马拉雅山的沉寂。
	“又有四个德国人掉下去死了。有个家伙大难不死，没有滑下去，然后又跑到绳子那儿，再次往上爬了。”让-克洛德大声喊道，“他爬得很快，大概已经爬过一半的距离了。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近，差不多爬过绳梯三分之二的距离了。”
	理查点点头，拿起那把他插在壁架后壁下面的消防斧，数到十，刷刷两下，便将两根用来固定绳梯的绳子砍断了。
	下面传来一声长长的尖叫声，听起来让人格外安心。
	“快！”理查大声说，我往壁架的西端跑去，跳入我们之前挖出的藏身所，滚到崖径后面，子弹呼啸着飞了过来。几秒钟过后，理查也跳进了东端的矮沟里。
	我和理查总算躲在高高的崖径后面，跟J.C.、帕桑和雷吉会合了，我们做了个手势，告诉大伙儿，谁也没被枪打中。
	“我一直都在观察，”帕桑医生说，“死了五个人，包括从绳梯上掉下去的那个。还有一个还在翻滚，但我确信他的脊柱肯定断了。其他人也受伤了，那个拿斯迈瑟式冲锋枪的德国人和另一个人迅速从冰塔里跑了出来，帮助他们回到了躲藏的地方。”
	“如果他们跟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一样，有12个人。”理查说，“再除去雷吉昨晚干掉的巴赫那，那五个人中肯定会有人害怕。”
	“你觉得他们会就此放弃、离开吗？”我问道，感觉心脏怦怦直跳，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
	理查看着我，那表情就像我刚才放了个屁。
	雷吉回答道：“他们不会放弃的，杰克。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否找到了珀西和梅耶的尸体，取回了他们身上的东西，但他们不愿像我们这样冒险。如果再次失败，他们也许永远也回不了德国，回不了欧洲。纳粹党会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已经跟死人无异了。”
	“天哪，”我小声说，“梅耶交到你表弟手里的到底是什么，雷吉，难不成是圣杯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杰克。”她说，“但对于西吉尔的政党来说，远比圣杯重要。”
	“德国佬还会再次爬上来的，”让-克洛德说，“最有可能在北坳崖壁的好几处地方同时开始爬。他们现在很可能还不止五个人。今年他们显然全部出动了。那些家伙往崖壁上爬的时候，狙击手会在后面掩护他们。那把步枪相当厉害，再加上还有一个相当厉害的瞄准器，理查。”
	理查咕哝了一声。我知道他在责怪自己不该将步枪留在前进营地。
	“你觉得他们今晚会再来吗，迪肯先生？”帕桑问道。
	“我想应该不会了。”理查说。我们正使用那个特意留在这里的氧气罐，正轮流戴上面具恢复体力。轮到理查的时候，他深吸了几口“英国空气”，再次说道：“在没有到涉足过的冰坡上凿踏脚处，不管他们在哪里凿，都得要好几个小时，那时候天早就黑了。而且他们还得爬上最后100英尺左右的垂直冰壁。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摸黑去爬最后那段垂直的冰壁。”
	“那些德国佬可能不知道理查拿到了巴赫纳那把只有两发子弹的鲁格尔手枪。”让-克洛德说，“你刚才开枪没准儿已经将他们吓个半死了。”
	“正因如此，他们更会趁夜登山。”我说，吸几口氧气，又从热水瓶里喝几口咖啡，如此反复。经历过生平中第一场小规模的战斗后，我承认感觉……很奇怪。我竟然不知道战斗结束后，人会同时感到兴奋和莫名的沮丧。但我知道自己最强烈的反应是什么了——活着的感觉真他妈的好。
	“可是，他们在攀登艰难部分时，肯定会将手电筒绑在脖子上。”理查说。他的声音就跟我的一样沙哑。“要是巴赫纳的那把枪里还有八发子弹，肯定够他们八个喝一壶的。”
	“你的手枪的枪法也很准吗？”雷吉问道，“当时除了胸灯闪烁外，你的枪可是对着一团黑漆漆的地方，而且天气那么冷，你的身子还挂在深渊边缘。”
	“还行吧。”理查说。
	我看到他们的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笑。他们好像在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感觉一丝嫉妒，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
	“那我们还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吗？”J.C.说。
	“是的……除非有人反对。”理查说。
	谁也没反对。
	“要拿到上面去的背包和别的装置都准备好了，是吗？”
	“是的。”雷吉说。
	“那我们现在就带上物资，朝五号营地出发。”理查说。
	我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来，问我是否可以先去上厕所。“天还没黑。下面那个用你那把恩菲尔德步枪开火的德国人枪法还行。他会不会等我们上到北部山脊的雪地上，从冰川上可以看到我们时，一个个把我们干掉？”
	理查看着珠峰将落日遮住的山峰和山脊，“黄色地带”、山顶上的砾石，以及北部山脊都闪着明亮的光。不过，山的其余部分和我们现在所在的北坳都处于阴影下。
	“等我们上到北部山脊的雪坡时，肯定差不多天黑了。”他轻声说，“我们就不需要用绳子绑在一起了，而是要像今天早上商量的那样，采取不同的步调，采用横切方式往雪坡上爬，直到走到固定绳索那儿，不要开灯，甚至连头灯也不要开。”
	“等到了固定绳索那儿又该怎么办？”我问，“我们到时候肯定得使用头灯，那时候天就已经很黑了。可我们不还是在位于冰川上的德国狙击手的射程范围内吗？”
	“没错，我们仍在那把枪的最大射程内。”理查说，“但我们只有到了固定绳索所在的险要地带时才打开头灯，杰克。我们可以借助星光、本能和J.C.的祝玛装置登山。”
	“太好了。”我说。
	“本来就不错，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除了你的咳嗽还没好之外，我们的感觉似乎都不错。现在我们已经适应了——至少适应了这部分的攀登。在星光下登上珠峰肯定是任何登山者梦寐以求的事。”
	“只要不是绝唱就行。”我边咳嗽边说。
	“我还是给你些止咳药水吧，佩里先生。”帕桑医生说，“但不会给你太多了。我们可不想你因为喝了可待因而变得昏昏沉沉。幸运的是，我这里还有颗药丸，可以防止你打瞌睡。”
	“晚上我们可能都需要这种药丸。”理查说。
	“我们要摸黑爬上五号营地吗？”我问，因为咳嗽了一整天，再加上肾上腺素激增，我感觉实在太累了。
	“不是的，亲爱的杰克。”雷吉牵着我那只戴手套的手说，“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到时候会在五号营地搭建大帐篷，休息一下，然后将大帐篷收起，赶在黎明之前上到六号营地。”
	现在我记起整个计划了。真是活见鬼，妈的，我几乎将这话说了出来。但因为有女士在场，而且还因为我是名哈佛毕业生，算得上一名绅士，但主要还因为当时只是1925年，我这才没有大声骂出来。
	我们互相靠在一起，支撑着各自的身体，低着头，踉踉跄跄地朝四号营地以及储存在那儿的物资出发了，我们接下来的登山经历，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12
	1925年6月的一个深夜，我们从23,000英尺的三号营地登上了27,000英尺的六号营地，攀越了位于珠峰山肩的北部山脊。几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独自一人趁着夜色攀登了南极的幽冥山。除了这一个人的登山之夜，就再也没有比那个珠峰的攀登之夜更美好、更让我享受的攀爬经历了。在那个珠峰的夜，所有的美好都极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星光灿烂，美不胜收。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山时我的身体享受到了无限乐趣，而且和我钟爱的朋友们一起登山，我的心中更是无比喜悦。
	当然了，后来我很想知道，帕桑医生给我吃的可待因和苯丙胺是不是对我享受到的美妙感觉产生了什么影响。我隐隐意识到，我依旧感觉喉咙里像是咽下了如我手掌大小的锯齿状金属物，可我的咳嗽已经减轻了，甚至都可以再次轻易使用氧气罩，所以那种奇怪的感觉也就不再那么困扰我了。
	我们并没有用绳索拴在一起，而是各自分散开，依旧没有打开头灯和手电筒，从北坳上方那道山脊处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带脚下开始攀爬，然后恢复成一条直线，并且使用祝玛装置扣牢在固定绳索上。之前，在攀爬途中，我们在所有倾斜石板的陡峭部分都安装了固定绳索。
	我们并没有像登山队在深雪中开路时常做的那样轮流领头攀登，而是轮流殿后。因为最后一个人要承担非常累人的工作，要拉住从带孔眼的桩子上松开的每一段固定绳索，把绳索卷成圈，绕在肩膀上拖拽，一直到需要解开下一段绳索为止。
	“啊……”有一次，我们停下来更换起确保作用的最后一位登山者，让-克洛德说，“防止后面的德国人顺着固定绳索追来，这我可以理解……可一根固定绳索都没有了，我们自己下山的时候不就难了吗？”
	“到了五号营里，在继续往上攀登之前我们会有五分钟休整时间，那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理查说。就我所见，到目前为止，在整个攀爬过程中他一直都没戴氧气罩，也没有打开流量控制阀。我们拿了很多吸氧装备，所以我真搞不懂他为什么现在就要这么节省氧气。
	我们继续推进。现在没有一个人使用罐装氧气，尽管五号和六号营地里藏有备用的吸氧装置和氧气罐。我们似乎已经达成了默契，要尽量节省氧气，反正早晚能派上用场。
	我们听到下方远处的河谷里传来了两次步枪枪响的遥远回音，可我一直都没听到子弹在我们周围的岩石上弹跳起来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令人不安的蜜蜂似的嗡嗡声又一次在我身边飘过，而这嗡嗡声根本不是蜜蜂发出来的。理查“体贴周到”地在他的恩菲尔德步枪上装了望远镜瞄准器，德国人可以用这个来对付我们。即便如此，理查说在夜色下也不可能从垂直1英里的下方，在岩石和脏兮兮的冰雪中找到穿深灰色衣服的人，我们再一次调换了芬奇外套和暗褐色沙克尔顿夹克的位置，把芬奇外套穿在最外面，并且把帆布防风裤穿在羽绒绑腿外面，所以浑身上下都成了灰色的。理查向我们保证，与其担心在这么远的距离被步枪击中，还不如担心闪电、岩崩或雪崩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后两者是对我们的真正威胁，如果我不是因为药物而进入了近乎狂喜的状态，我心里或许真的会七上八下的）
	按照计划，我们在五号营地休息了五分钟，把氧气流量开到了最大，可随后我们在那里又用了十五分钟拆卸雷吉的大帐篷，分成支柱、帆布、防雨罩和铺地防潮布几部分，分别装进我们的背包里。那里的氧气装备太多了，我们背不走，所以我们又花了更多时间费力地把它们拖拽出大约五十码，拉到了北壁的岩石和碎石区，藏在一块巨大的三角形砾石后面。如果下山时我们需要找这些“英国空气”——当然了，假设我们可以活着下山的话——那么这块砾石的奇特形状会是我们唯一的引导物，因为我们不可能用竹竿或旗子来标志位置，白白便宜了那些德国人。
	我们把那里沉重的固定绳索收回，将其中大部分卷起来后和吸氧装置一起藏在那块岩石后面。我们每个人都把150英尺长卷成圈儿的奇迹绳背在肩膀上或放进背包里，虽然在这一段的攀爬中我们依旧没打算用绳索拴在一起，但如果碰上特别难攀爬的地段，我们只能靠这些绳索摆脱困境。
	我们把雷吉的大帐篷的每一部分都打包好，把另外一些不满的氧气罐藏在了北壁上，把放在我们背包里的氧气罐换成满装的。然后以横切攀登方式回到了北部山脊，忙活完这些之后，我们都开始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候我终于把一直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没有了固定绳索，我们怎么下山？”我问理查，“下山的时候，我们要从那块三角形岩石和上面我们所有藏绳索的地方找回那些固定绳索，重新布置起来吗？那样我们八成会被累死。”
	“这算是个解决办法。”理查边吸氧边说。他终于和除帕桑以外的我们所有人一样，开始使用“英国空气”了。“如果德国人放弃了，或者我们能把他们全都杀了，那么我们倒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返回。”
	“我们还可以怎么下山？”让-克洛德问，“从东北山脊不可能返回嘉措拉山口，理查。那里只有一面近乎垂直的刃状山脊，布满了檐板、山脊刃岭、尖柱形石，还有上千英尺的陡坡。下降到北部山脊另一边的康雄冰川也不可能，那里的落差足有10,000英尺。所以，除了摔下去，你有没有考虑其他的下山方式？”
	理查靠在他的长冰镐上，他背负的大量装备比他的头还要高。他对J.C.坏坏一笑。“我正在考虑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他说。在这个神奇的夜晚，只有一丝风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能用正常的声音说话。
	“横切攀登。”让-克洛德说，他先是看了看珠峰峰顶的那面山壁，然后又看看在星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大深峡谷的山壁。“依我看，不能从诺顿的峡谷下山，”他说，“那里下方几百英尺处有一道近乎垂直的陡坡，不过还没到那道陡坡，我们没准就被雪崩卷走了。无论是在北壁上或是在北壁另一边，我们都不可能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下山，理查。”
	“说的没错，”理查说，“可如果采用横切攀登方式，从北峰穿越到南峰，然后下降到南坳，到达马洛里命名的西库姆冰斗，怎么样？”
	听到这个提议，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都陷入了沉默，不过我可以看到雷吉洁白的牙齿在星光下闪着光。处在理查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之间，我突然冒出一种感觉，仿佛我们是被两匹饿狼带到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上。
	“这……太疯狂了，”我终于说道，“北峰和南峰之间的那道山脊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而且从第一台阶到北峰这一面之间的山脊是什么状况我们也不知道。即便我们登上了珠峰的最高峰，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来到了南峰——我想这倒是有可能的，而从南峰下到南坳可以说绝无可能了。从来没有人见过那道山脊，更不用说尝试攀登了……向上攀或向下爬都是一样。”
	“的确如此，我的朋友。”让-克洛德严肃地说。
	“让我们在去六号营地的途中接着讨论吧。”理查说。
	“我看到三号营地有隐约的灯光。”雷吉说。
	“德国人开始摸黑在那道连通北坳的冰壁上开凿踏脚处了，天快亮时他们就会登上来。”J.C.说。
	我很想继续讨论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穿越珠峰顶峰两面山壁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真的没有时间这样做了。我们把背包背好，把一顶倒塌的米德帐篷和另一顶被砸漏的米德帐篷留在原来的雪地上，再一次迈开沉重缓慢的步伐，攀登这座陡峭的山脊斜坡。我们几个人很幸运，在五号营地上方不到200英尺处，我们再一次找到了固定绳索。理查再次殿后，承担起了最沉重的工作，在我们向上攀爬时负责收回固定绳索并将之卷起来，而我们其余人就把祝玛装置钳牢在粗绳索上，开始滑动这个装置，向上攀登，拴在一条绳索上的我们每走四步就要停下来喘粗气。
	我们都在使用理查曾经教过我们的“马洛里技巧”：尽可能深吸一口气——尽管我们心里明白，在海拔8000米以上，压力不足，所以无法吸足氧气——凭借这口气走出四步，然后停下来，喘气，如此往复。
	就这样，在即将到来的曙光中，我们五个人不停地向上攀爬。

13
	在我们的“六号营地”，雷吉搭建了唯一一顶双人米德帐篷。在一路攀爬的过程中，我们连帐篷的影子都没看到，而且我们在北壁之上移动了很远一段距离，甚至已经过了我们印象中的营地所在地，却依旧不见那顶帐篷的踪迹，不过雷吉把我们带到了正确的地方。在似乎是很久以前的星期二，我们在那里留下了备用氧气罐和一点点食物，然后才分散去北壁寻找尸体，而且那里还有星期一晚上用过的两个睡袋。在从北坳出发之前，我们在四号营地融雪煮了热水、茶、咖啡和其他一些不冷不热的饮料，现在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背上。
	“看上去舒服极了。”理查看着那顶小帐篷说。这顶帐篷搭在一块呈40度仰角的砾石顶上，周围有两块更大的砾石。北部山脊上的这段攀登距离位于黄色地带下方不远，遍布填满了岩石的沟壑与迷宫一般的大块砾石。可是，四天之前，不过那仿佛是上辈子的事儿了，雷吉决定把我们的六号营地建在这个距离山脊线只有数百英尺的地方。在山脊之上，连一块近乎平坦的地方都没有。
	曙光逐渐照亮了东北山脊后面的整个天空，此时尚未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之上，过不了多久，阳光就会直射到珠峰顶峰。珠峰顶峰就在我们西面1英里远的地方，比我们高出2000英尺。
	自从离开五号营地以来，我们第一次摘掉背包，瘫坐在上面，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以免背包或我们自己掉下这面如陡峭屋顶石板一般的板岩山壁。我们都累坏了，而且我感觉可待因和苯丙胺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咳嗽回来复仇了。
	现在只有J.C.的望远镜在外面，所以我们轮流使用他的望远镜，轮到我的时候，我拿起望远镜开始寻找今天妄图杀掉我们的那几个人。从北坳到北部山脊，又到更高处五号营地里闪烁微光、还有虽已倒塌却依然清晰可见的绿色帐篷，我们仔细察看了所有能望见的地方。但都没有发现有人。
	“没准儿他们放弃了，打道回府了。”我一边撕心裂肺地咳嗽着，一边说。
	雷吉摇摇头，伸出手一指，手臂直指正下方。“他们正从四号营地出发，杰克。我看到了五个人。”
	“我也看到五个，”理查说，“其中一个似乎背着一个背包，我的步枪挂在这人肩上。这人有可能是西吉尔，除非他带了一个经验更丰富的狙击手来……这还真有可能。”
	“他妈的。”让-克洛德轻声说。
	“这群混蛋。”我说。我意识到理查不再把望远镜对着下面，而是望着北壁另一边和珠峰最高的顶峰，在研究着什么。“在寻找传说中的横切攀登路线吗？”我说，这句挖苦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是的，”理查说，“肯・欧文斯曾经说过，在两面顶峰之间的山脊线上有一道非常凶险的台阶，从他在坤布谷中的居住地提扬博泽，他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一道该死的岩石台阶，就和据说无法攀登的第二台阶一样，而第二台阶就在我们上方的东北山脊那里。不过肯说了，这道山峰之间的岩石台阶只比下坡一侧高出了大约40到50英尺。”
	“在那样的海拔高度，那里根本是无法攀登的，理查。”J.C.说。
	“也许吧，”理查说，“不过我们也不是非要攀爬那里，让-克洛德。如果我们能翻越这一面的顶峰，我们就可以下山。我们只需要使用绳索从那道该死的台阶下来，然后向下爬到南峰，从那里下山就可以了。”
	没有人说话，不过我怀疑其他三个人的想法和我的一样：我连迈步的力气都没有了，更甭提攀登1英里长的东部山脊和两道主要台阶了——据说，在我们右上方的第二台阶根本“不可能攀登”——更不用说陡峭的顶峰三角岩和真正的檐板顶峰了。简直是天方夜谭。
	“用不了多久我们是不是就得担心西吉尔或其他什么人会拿着你的步枪朝我们开火了？”我问，真希望能换个话题。
	“我觉得那个拿着我的步枪的人会精心挑选时间与地点向我们射击。”理查说。
	“这毫无疑问，”我说，“为什么他要这样？”
	“因为他和我们都在寻找相同的东西。”理查说。
	“逃离纳粹狂热分子的魔掌？”我说。
	理查摇摇头。“是梅耶和布罗姆利带在身上的东西。”
	“我相信，一年之前，布鲁诺・西吉尔犯了一个错误，他在错误的地方向梅耶或布罗姆利开枪，也可能他命中了这两个人，我很抱歉，雷吉，可在这个地方，在他们的尸体摔下来或被雪崩卷走之际，西吉尔和他们距离很远，根本不可能把他们拉住。”
	“我同意，”雷吉说，“这很符合去年嘉密・赤仁从三号营地附近使用德国望远镜看到的情形。他认为他看到东北山脊上有三个人……后来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而且他还听到了一声应该是枪响的回声。”
	“所以说我们应该到那里搜索，”理查说，“要沿着山脊线。除了马洛里和欧文，几乎没有人登上过东北山脊。”
	“我的朋友，如果你的推测是正确的，”J.C.说，“这三个人就是西吉尔、雷吉的表弟珀西瓦尔和那个叫梅耶的年轻人。”
	“是的，”理查说，“我认为西吉尔不会再次犯同样的错误，如果真是另一个人拿着我的步枪的话，他也不会允许他的狙击手盲目射杀我们。如果他们在北部山脊或趁着我们以横切攀登方式前往六号营地的途中向我开枪，那我们的尸体极有可能朝着绒布冰川主区摔下去，掉进沟壑里，或者一路坠向下方，滚过北壁，摔到6000英尺之下的东绒布冰川上。在这样摔下去之后，不管他们要找的是什么，哪怕是一份文件，能保存完整的可能性都非常小。”
	“你这说法还真是鼓舞士气啊！”J.C.说。
	“所以说，他们并不愿意向我们开枪，除非他们肯定我们不会摔下很远一段距离。”理查说，他一点儿也没有被他自己的推测吓倒，“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只管一直在这些混蛋上面攀登就可以了。”
	雷吉揉搓着她苍白的额头。我不知道她的头是不是和我的一样疼到了极点。但起码她不像我这样咳嗽得这么厉害。
	“什么意思，理查？”她问，“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我们都累坏了。”
	“我的意思是，不停地爬到天黑。”理查说，一边朝着我们上方的黄色地带和东北山脊看，并且抬高护目镜。狂风沿着那道山脊卷起浪花溅沫般的雪，把飘雪吹离那两道台阶和顶峰三角岩，而那两道台阶和顶峰三角岩看似近在眼前实际却非常遥远。此时此刻，踏足之处都是雪，或者应该说冰爪之下有很多积雪。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异域。在这个异度空间里，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生命存在。
	“我们要么是爬上第一台阶，要么是以横切攀登方式绕过去……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横切攀登方式沿着黄色地带顶端的那道狭窄山脊线绕过第一台阶——然后向山脊线折返，接下来，去征服该死的第二台阶。”理查接着说，“我们就待在这一面的山脊线下方，这样我们就不会把自己暴露给下面的枪手，然后在最后的顶峰三角岩之下，搭建起雷吉的大帐篷，建立史无前例的法-英-美联合七号营地。”
	“这有什么用呢，理查？让不可避免的结局晚来一点点？不需要我提醒你吧，德国人有武器，而我们呢，有的只是信号枪。”
	“首先，”雷吉说，她这是在代替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的理查做解释，“前往东北山脊是能找到我表弟珀西的最佳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知道科特・梅耶花了好几个月偷偷溜出欧洲的原因。这非常重要。这才是我们来这里的真正原因。”
	“可是真正找到他们的概率……”我开口道。
	“你连乔治・马洛里都找到了。”雷吉说。
	我叹了口气。“那块开阔地那么大。说实在的，我可以说是偶然间发现他的。现在我都拿着望远镜观察了十分钟了，可从这里我根本都看不到马洛里的尸体。他尸体的位置我是很清楚的呀。”
	到现在我依旧为我们没有埋葬马洛里而感到难过。
	“哦，或许我们也可以偶然找到梅耶先生或者我的表弟呢。”雷吉说，“如果我们能爬上北部山脊，至少就可以走到嘉密・赤仁最后看见他的地方。可是在第二台阶上扎营，理查……如果突然刮起狂风，我可不认为我的圆顶帐篷能顶得住。而且那里接近29,000英尺，将会非常非常冷。”
	“你们都忘了一件事儿。”我一边咳嗽一边粗声粗气地说。
	“是什么，杰克？”理查说。
	“你和诺顿曾经把第二台阶比喻成一艘战舰的舰首，”趁着没有继续咳嗽，我费力地说出这句话，“那是一块100英尺高的近乎垂直的岩石。人登不上那里，就连马洛里也不行。在那样可怕的海拔高度，没人能做到。而且，第二台阶下的北壁看上去太陡峭了，根本不可能以横切攀登方式绕过去。”
	“你说的不对，杰克。”理查说，“有一个人就可以自由攀登第二台阶的那块垂直岩石。”
	我的大脑不停转动，把欧洲和美国所有伟大的岩山攀登者都想了一遍，琢磨到底谁可以接受挑战，能在这种把人吓得屁滚尿流的高度自由攀登第二台阶，却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就是你，”理查说，“就是你，我的朋友。我们出发吧。”
	他再一次背上沉重的包。我注意到，这一次他把氧气罩戴到了嘴上。我们其余人也都如法炮制。理查把两个我们之前留在六号营地的氧气罐放进他那本就超负荷的背包里，这两个氧气罐是满的，非常沉。然后他率先向上攀登那面砾石散布的山壁，朝着特别陡峭的岩石沟壑攀去。经过了这片区域，我们就可以向上穿越黄色地带，尔后进入遍布更多沟壑与岩石的迷宫区域，在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抵达狂风肆虐的东北山脊了。

14
	穿越黄色地带从而攀上北壁，之后向东北山脊移动，自从我来到珠峰之后，这可以说是最需要攀登技巧的几个地方。虽然斜坡更陡，岩层带来的挑战更严峻，甚至摔下8000英尺陡坡的可能性加大，我们都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有很多条路都可以穿越迷宫般的突出岩石和积雪，而其中大部分都向上延伸到填满冰雪的陡峭沟壑，而且大多数路都通向死胡同，路上还遍布着危险异常的突出积雪和拦住去路的砾石。理查选择了一条路，他认为从那里走最可能到达一道较浅的斜坡，那道斜坡则会通往一道山脊线，而这道山脊线就在第一台阶那块巨大突出岩石的东边不远处。我们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照我看，一来是因为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平行攀登，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不过这可不是个好习惯，二来是因为在向上攀登陡峭沟壑时，我们全都聚精会神地把冰爪前爪踢进山壁，把我们的冰镐用力凿进我们上方的山壁中，吃力地靠在上面，大口喘粗气（我们只是断断续续地吸用罐装氧气，所以变得更迟钝了），然后继续沿着各自的路线，先踢冰爪，再走出令人痛苦不堪的一两步。我们使劲儿踢冰爪，结果大块大块的雪直往下掉。理论上，这样很容易导致雪崩，所以没有人愿意跟在后面。我们全都分散向上攀登，没人真正充当这次攀登的领导者，没有人按部就班地攀爬，就算有人失足开始下滑，也不会牵连身边的人。可不管我什么时候看他们，都能看到理查排第一，处于最上面，他是负责开路的那个人；第二个是让-克洛德，随后是我，接着是帕桑，最后则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她跟在她的夏尔巴人朋友身后向上爬，至少落后于他15英尺。
	就在我们快要攀登到这道雪沟最陡峭部分三分之二高度之际，雷吉跌倒了。
	那一刻，我正靠在我的冰镐上，低着头，视线越过我的靴子，看着正下方，所以我看到她脚下一滑。她穿着冰爪的右脚踢进一块岩石，而这块岩石貌似是雪下一块坚硬砾石的凸出部分，在攀爬这道沟壑之际，很多次我们都用这样的砾石尖来当踏脚点，可事实并非如此。这块松散的石头从雷吉脚下滚落，她的身体一侧重重摔到山壁上，氧气罩嘶嘶响着从她身上掉下，她立刻向下坠去。
	她真是好样儿的，在猛烈的摔落过程中，她紧紧握住她的长冰镐，然后翻滚身体，面部冲下，使身体保持稳定，随后把宽阔的斧刃凿进山壁，开始自我防滑。这完全是一名技艺娴熟的登山者才有的身手，所有动作都在瞬间完成，显得既自信又优雅。
	可那个12爪冰爪真该死，在过去几天的攀登中它的作用是那么大，可此刻在她下滑的时候冰爪陷进了雪中，爪尖陷得很深，使她整个人反转过来，长冰镐从她的双手中飞了出去。
	此刻她正头冲下沿着沟壑向下滑去，而下面则是陡峭的斜坡和尖厉的岩石。帕桑迅即转过身来，开始迈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步沿着陡峭的雪沟向下走去，可他绝无可能截住她。现在她已经摔下了三分之二的距离，正在加速坠向一道100英尺的陡坡，那道陡坡之下，就是那片宽阔的集水盆地的高点，而我正是在那个盆地底部找到了马洛里的尸体。过了那个高点，她就会不停地向下坠落，直至粉身碎骨，可怕至极。
	这时，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做出了惊人之举。
	她并没有像我们大多数人那样，用戴着手套的手无助地去抓冰雪来延缓她越来越快的下跌趋势，而是继续沿着越来越宽的沟壑滑坡旋转下坠。不过不知怎的，在她骤然跌向那道陡坡时，她的背包一直好端端地在她身上。她极为敏捷地把手伸向后面的背包，然后拉出两把J.C.设计的短破冰锤。她之前一直用带子把破冰锤牢牢系在装水瓶的侧袋上方。
	眼看着雷吉就快坠下北壁最陡峭的悬崖，这时候她确定系破冰锤的腕带已经绕在了她的手腕上，然后使用一把破冰锤的尖端使自己旋转起来，从而可以变成头冲上的姿势，接下来，她扬起两条手臂，把镐头深深插进冰雪之中。在像这样快如闪电的三次劈凿之后，她不再旋转了，可依旧向下滑去。
	她又拿着破冰锤劈凿了两次，运用上半身的力量，使破冰锤的尖端深深插进冰雪中，此时她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也都深深插进了冰雪里，就这样，她下滑的速度慢了下来，最后终于停住了，此时她距离下方的那道斜坡只有几码远，而斜坡之下就是整个北壁。
	穿着冰爪的理查和帕桑不停地跳跃着向沟壑下方赶去，情况异常危险，不一会儿他们就下去了，而我们痛苦不堪地爬上来时则用了整整大半个钟头。他和帕桑下到雷吉的身边，她依旧四肢展开躺在那里，脸冲下埋在雪中，冰爪扬起。我和J.C.几乎在同一瞬间转过身，想去找他们，可是理查冲我们大喊，让我们留在原地，因为我们损失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过了一会儿，雷吉坐了起来，帕桑用绑着冰爪的登山靴给她提供了一个搁脚物，让她坐在雪上的时候不致滑倒，很快她就拿着热水瓶喝了点儿理查之前煮的热茶。
	现在依旧没什么风，所以在这道近乎垂直的斜坡上，雷吉在我们下方将近100英尺的地方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和J.C.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真笨，真笨，”她一直喃喃地说，“笨死了！”
	帕桑正给她仔细检查，把手伸进她的外层衣物里，触摸她的手臂、腿和躯干。看他这样子，我真后悔自己不是医生。然后他告诉我们，除了一些擦伤和挫伤，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应该安然无恙。
	“我们得看看你的脚踝。”理查非常担心地说。人从陡坡上滑下来，如果冰爪把人掀翻，脚踝往往就会扭伤或折断，又或者摔断小腿腿骨，就像我们曾经在乔治・马洛里的尸体上清清楚楚看到的一样，而且他死的时候甚至还没穿冰爪呢。正是他那双沉重的登山靴引起了胫骨有创骨折，我们还曾经看到了他白花花的骨头。
	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雷吉站了起来，身体微微晃了晃，抓住帕桑的大手后总算站稳了，然后她说：“很疼，我是说我的脚踝，不过没有扭伤，也没断。”
	就在这时，帕桑跪在她面前，好一会儿都没起来，我以为他这是在祷告呢，然后我意识到他只是在把那位女士的冰爪带子重新绑紧。
	“你的长冰镐找回来了。”理查说着将之交给她。
	雷吉皱皱眉，我靠着冰镐站在斜坡上距离她100英尺的上方，她的侧脸清晰可见，她说：“这不是我的。”
	“肯定是你的。”理查说。“这把长冰镐弹到了距离那道沟壑右边底部约20英尺处的地方，我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雷吉指了指。“我的旧冰镐在那儿，就在这道沟壑的中间位置，半埋在雪里。我居然松开了冰镐，简直笨死了。这是一把新的申克冰镐。”
	“你并没有松开你自己的长冰镐，夫人，”帕桑医生说，“它是自己从你的手中扯掉的。如果你绷紧系住长冰镐的腕带，就像你拉紧系在短破冰锤上的腕带一样，在猛烈的扭力下，你的手腕肯定会断。”
	“是的，”雷吉心不在焉地说，“可这把长冰镐是谁的？看上去像是全新的，可是木杆的颜色比我的还要深。而且木杆上方约三分之二处还有三道刻痕。”
	“三道刻痕？”理查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极了。他从她手里拿过冰镐，仔细地研究了一会儿，然后从背包里拿出望远镜，开始仔细观察我和J.C.所站的那道沟壑右边的一个较窄狭沟。我这么一动不动地静静站着，每多站一秒，就更冷些，脚尤为如此。
	“那里有东西。”帕桑说。
	“是的。”理查说，“一个人。或者说是一具尸体。”
	这两个高大男子各站一边，扶着雷吉，她穿着冰爪走了十几步，然后他们三个人开始平稳地向上攀登，不过并没有朝着那道我们快要翻过的沟壑爬去，而我和J.C.一直站在那里等着他们。我们右边那道更窄、更陡峭的沟壑才是他们的目的地。有个人抑或有具尸体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去一探究竟。

15
	我耍了点儿小聪明，所以我第一个到了另一道沟壑里的那个人身边。我没有像让-克洛德和其他人那样采取明智的做法，先是从我们所处的那道沟壑爬下去，然后再爬上那道相邻的狭沟，而是拼尽仅余的那点儿力气，自由翻过了横亘在我们所处的沟壑与旁边那道沟壑之间9英尺高的砾石岩脊，落到了那里的雪中。我狂乱地摆动双臂，飞快地把冰镐牢牢凿进山壁里，这才勉强稳住了身体。不过我这种不经大脑的冒险倒是让我先于其他人几分钟来到了尸体边上。
	那尸体就在那儿，我立刻就看到它了。而且，虽然在死尸方面我的经验有限，可我还是看出来这具尸体有点儿怪。
	这是一个又高又壮的人，仿佛他曾经坐在一块平坦岩石上，而这块岩石就在他最后安息地的上方几码远处，这之后他终于翻滚下来，呈现出一个僵硬的坐姿。
	这是一位英国登山者，这一点毫无疑问。和马洛里一样，他的背上也没有氧气罐或氧气罐背架，他的诺福克夹克外面套着一件厚外套，现在已经被风撕扯成了碎片，还有几层清晰可见的羊毛衣，在他的脑袋右侧有一些皮摩托头盔或飞行头盔的残片，这些残片非常奇怪地堆积在一起，边上还有大羊毛帽子的碎片在不住摆动。他没有戴护目镜，一张脸露在外面。
	我意识到，我之所以觉得这具尸体的姿势奇怪，是因为已被冰冻的他呈现出一个前倾的坐姿，双手握在一起，手指紧扣，要么是在祈祷，要么就是让双手保暖。他的双手挤按在膝盖中间，两只手靠得如此之近，仿佛那只是被冰冻住的一块东西。
	我咬着牙蹲下来，仔细观察他的脸。
	这是一张英俊的脸，或许还非常年轻，尽管被珠峰高海拔的狂风和烈日侵蚀了至少一年，他的脸已经变得非常怪异了。我依旧可以看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标准氧气罩的挤压下，他笔挺鼻子的鼻梁附近和曾经必定是线条优美的嘴唇的两边都留下了深深的压痕。其实看着他的嘴我就感觉很是不安，因为不管是临死前的呐喊，还是死亡造成的肌腱紧缩，反正他的口张得很大，呈现出奇怪的样子，枯萎的嘴唇向外翻起，距离白色的牙齿很远，棕色的牙龈线裸露在外。
	他的眼皮闭着，双眼似乎深深地下陷，仿佛眼球已经没有了，雪霜积聚在他的枕骨眼眶里。这张曾经年轻英俊的脸的右侧几乎完好无损，只是从他的脸颊、前额和下巴处悬挂着一些非常奇怪的半透明条状皮肤。他左脸上的皮肉被割开了，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他摔下来时划破的，可就在其他人赶来之前，我才意识到那只是乌鸦落在这具冰冻的肉体上，用嘴啄开上面的皮肉，啄食底下更为柔软的组织时造成的。就这样，这个可怜人的左边颧骨、左边脸上的所有牙齿和一道道呈褐色的韧带和肌肉组织就都露在了外面。看上去真像是这具尸体的那侧脸正咧着嘴冲我笑，我得承认，那副景象搅得我心神不宁。
	他的一半额头和头皮并没有挨着移位的摩托头盔和羊毛帽子，我看到那里的头发很短，而且金灿灿的，透过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看出去很像是白色。我把我的护目镜拉上去一会儿，以便能看得更加仔细，这时候我看清了，那依旧向后梳的短发就是白色的，不过这当然是因为一年来暴露在这么高海拔的强烈紫外线之下，他的头发被漂白成了这个颜色。保存完好的右脸上有一层白色须茬，不过背阴处受损的左脸下颚线附近的须茬依旧是金色的。
	我向四周看，想找找有没有背包和摔落时其他被摔成碎片的残余物，不过这具尸体就只背了一个小帆布防毒面具袋，从脖子上垂挂在身前，和乔治・马洛里的情况一样。我挣扎着把突如其来的一阵恶心感压下，再次把氧气罩放在摩托车头盔上，把流量阀调到低挡，吸了几大口氧气，好让我的脑细胞再次活跃起来。
	我的四位登山同伴踢着冰爪爬上了这道沟壑的最后几码，在我身边站定，这时候我从尸体边上退后了几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谁都没说话，与其说这是我们有意在对脚边的这位死者表示哀悼，倒不如说是我们都在呼哧呼哧喘气。可以稍后再哀悼死者……现在，我正如饥似渴地吸着加压氧气罐中的氧气，现在的流量正适合15,000英尺的海拔。然后我用力眨了眨眼睛，希望甩脱在我越来越窄的视觉锥面里短暂跳动的黑点。在这个漫长无尽的星期里，自由攀越位于28,000英尺之上的岩脊可算不上我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儿。
	我把我的氧气罩拉下来。“是你的表弟珀西瓦尔吗，雷吉？”
	雷吉看着我，仿佛觉得我在开玩笑。然后她看出我居然是认真的，便摇了摇头。之前从斜坡上摔了下去，几缕漂亮的蓝黑色秀发从她那个内衬皮毛的皮质飞行头盔里掉了出来。她也把厚重的护目镜抬到眼睛上方，我想她这样做是方便观察尸体，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比以往的颜色更深了，摄人心魄。
	“看起来这人死的时候也就二十岁出头，”雷吉说，“我的表弟珀西去年已经三十四岁了。而且，珀西的头发，我是说珀西生前的头发是深色的，比尸体的头发长，而且他留着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演出《黑海盗》时留的那种稀疏的黑胡子。”
	“那么，这个人是谁？”
	“先生们，”雷吉说，她的声音悲伤至极，“你们眼中所见的正是二十一岁的安德鲁・科明・‘桑迪’・欧文的遗体。”
	让-克洛德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做。
	我把我的氧气罩向下拉，以便可以说出话来。“我不明白了。我是在700还是800英尺的下方找到的马洛里……不过欧文的身上也有根绳索。而且也是在距离尸体相当近的地方断的……”我没有说下去。
	理查四下看看。“你是对的，杰克。”他说。这里高达28,000多英尺，风依旧非常非常小。“马洛里不是从此处掉下去的，并没有滚下黄色地带和那些没有轮廓的山脊及岩石，否则他的尸体的受损程度要严重得多。”
	“当时他们没在一起？”让-克洛德问。他的语气夹杂着不同意的意味，这语气完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夏蒙尼登山向导的语气。
	“我觉得并非如此。”理查说，“依我看来，他们失足落山的地点在此处之下很远的地方，应该是在黄色地带和那道山脊线下方，就在那些岩石沟壑区域中的某个地方。其中一个人先摔了下去，而且难以置信的是，我觉得先摔下去的那个正是马洛里。”
	“理由呢？”我问。
	“因为欧文膝盖上的伤。”帕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倒是没注意到这一点。曾是浅色现在已经变成脏兮兮的绑腿上方的衣物都已经撕破了，上面沾满了干涸的斑斑血迹，裸露在外面的膝盖已经成了一堆粉碎的软骨。
	“这能证明什么呢？”我问，然后把氧气罩放好。
	“证明欧文只摔下去了很短一段距离，而马洛里摔下去的距离较长。”理查说，“不过注意一下，那根八分之三英寸粗的登山绳断裂的地方距离欧文的尸体只有10英尺，和马洛里的情况一样。因此，据我推测，绳子是被尖厉的岩脊割破的，不过他们先是被撞出了内伤，之后绳子才断的。”
	“这就是他们的死因？”雷吉问。
	“不，”帕桑说，“马洛里先生的死因有两个，一是摔伤，二是夜里的温度太低了。不过，正如我们都亲眼得见的那样，我认为，就算不是因为断腿带来的巨大痛苦，就是因为头部受了那么严重的伤，所以他失去了意识，而且他不是在几秒钟之内失去了意识，而是过了几分钟之后才这样的。至于欧文先生，我相信他是从他站的地方被拉下来的，或许是这里下方某处砾石上的保护位置，在并不长的坠落途中，膝盖被摔得粉碎，相当相当疼，顺便说一句，膝盖粉碎可以说是人体能承受的最疼的伤之一。不过，一来绳子断了，二来或许是听到了马洛里先生在长距离坠落过程中的叫喊声和岩石滚落声越来越小，所以欧文先生向上爬了几码甚至几百英尺，来到了这里，然后他在黑暗之中坐了下来，最后被冻死了。”
	“他为什么要上山？”让-克洛德问，“六号营地就在东边山下几百码远的地方。”
	“还记得吗，马洛里先生和欧文先生都没有指南针。”帕桑轻声说，“或许马洛里先生在摔下去的时候，正在领头穿越黄色地带下面的岩石迷宫区域，可在绳子断裂之前，他把欧文先生拽下了他的保护位置，致使欧文先生摔断了膑骨。”
	“膑骨？”J.C.说。
	“就是膝盖骨。”帕桑说。
	“可是，”让-克洛德继续刨根问底，“马洛里已经掉下去了，欧文为什么要向山上爬啊？”
	“或许是因为靠近山脊的这里还有太阳落山前的最后一丝光线，而欧文被冻坏了，认为到这里来会让他多感受几分钟温暖，可以多活几分钟。”雷吉提示道，“先别管别的了，我找到了他的笔记本。”
	她拿出了欧文的笔记本，这个本子在欧文的诺福克夹克胸袋里，而不在那个防毒面具袋中。
	我们都围拢过去。正如我们以前所见，桑迪・欧文的拼写简直糟糕透顶，而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是失读症患者，可在这个本子上，他使用一支钝铅笔写的大多是缩写语句，读起来简直像是在解译德国密码。
	我再次拉下氧气罩。“‘dsdkd 1st btl 3.48 m. in2 asnt aft V jt blw 1st st aft u fl fl 2.2l alwy’是什么意思？”
	回答的是让-克洛德。他辨认桑迪・欧文那些缩写潦草字迹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其余人高超，可关于乔治・芬奇、桑迪・欧文、他自己以及他父亲改良过的氧气罐，他却是行家。“离开五号营地，攀登了三小时四十八分钟后，丢弃第一个罐——氧气罐，”J.C.译解道，不过他还没有翻译完，“丢弃位置在第一台阶之下，”他继续道，“一路上都使用最大流量2.2公升。”
	“应该就是这意思，”理查说，他的声音里几乎带着敬重，“如果那天早晨他们从五号营地开始一路上都把流量开到最大，那么他们就会在快到第一台阶的时候扔掉第一个空氧气罐。”
	“他们带了几罐氧气？”雷吉问。
	理查耸耸肩。“没人能肯定。不过还记得马洛里口袋中那些用精致手帕包裹的信吗，其中一封旧信的边缘有很多数字，根据那个记录，我推测他们最后带了五罐氧气。”
	“我的天，”雷吉轻声说，“有了五个氧气罐，在日出前后出发，他们完全可以登上珠峰峰顶，而且还有足够的罐装氧气供他们至少再次翻越第二台阶。”
	“最后两条记录是什么意思？”理查问。
	“‘M lft R in btfl pls. bf vry prd. acd cnt b hlpd/Mslrp sn. ne hts bt nt as much as bee4. m sbfc hts mr. nt. mny srrs. Btifl. Vry vry cld noiw. Gby M I lv u an F and H nd Au TD. Im sry’.”
	理查想了一会儿，然后他的手指咯咯作响，仿佛是要穿透厚厚的连指手套。“马洛里把露丝的照片留在了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俩非常自豪。出了意外，没有救援……马洛里摔下去了，绳索断了。”
	“最后一部分说的是什么？”帕桑一边问一边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看笔记。他指着“ne hts bt nt as much as bee4. m sbfc hts mr. nt. mny srrs. bfl. vry vry cld noiw”这一行。
	“‘膝盖很疼，可不像刚才那么疼了’。”雷吉翻译道，她已经掌握了弄懂这位死者的缩略法的窍门，“‘我的……’”看到“sbfc”几个字母时她停顿了下来。
	“‘晒伤的脸’？”理查提示道。
	雷吉点点头，叹了口气。“‘晒伤的脸疼得更厉害了。夜里。漫天星斗。美不胜收。现在非常非常冷。’”
	我不愿意尖叫出声，所以只好透过厚护目镜牢牢注视着死者。他的脸没有任何变化。
	“这部分呢？”让-克洛德问，指着最后一部分乱七八糟的笔记：Gby M I lv u an F and H nd Au TD. Imsry.
	理查和雷吉看了看对方，理查点点头，然后雷吉用紧绷却很平稳的声音翻译道：“永别了，妈妈。我爱你、爸爸和休——这是桑迪的哥哥——还有……‘T.D.姑妈’，”雷吉停顿一下，“T.D.姑妈。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了。此人教名为克里斯蒂娜，在茶园吃最后的晚餐时他两次提到了她。接下来就是……‘我很遗憾’。”
	*
	“可是，在他们一路穿越这些壁架和沟壑的时候周围必定是漆黑一片，没有月亮，”理查说，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所以护目镜才会被放在袋子和衣兜里。”
	“这他妈的……全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纯属推测。”让-克洛德说。
	“是的，我的朋友，”理查说，“不过有一点很令人满意，那就是我们或许找到了他们登顶的证明。”
	“是什么？”我问。
	“桑迪・欧文写了，马洛里把他妻子露丝的照片留在了一个美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让欧文和马洛里俩人都非常骄傲。在我听来，这就是在含蓄地宣布他们登顶了。”
	“也没准儿是马洛里把露丝的照片留在了他们登上的最高处，但那个地方不是顶峰，”雷吉说，“那里是他们的折返点……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认为不得不回撤了，否则天一黑，麻烦就大了。只要是在第二台阶上方，所有地方的风景都堪称美景。”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我说。
	理查瞧着我。“除非我们尝试用横切方式攀登双峰，”他说，“并且在更高的地方，在上方的北峰，找到露丝的照片。”
	听了这话之后没有人说话。我意识到我们全都交叉双手站在那里，仿佛是在为桑迪・欧文祈祷。正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肯定会为他默哀的。
	“我真遗憾那些该死的乌鸦吃了他的脸。”我突然说。
	“它们并没有啄食他的这边脸。”帕桑医生说。他摘下两层连指手套，用带着薄薄一层手套的手指着从桑迪・欧文右脸上悬垂下来的奇怪透明线条。“这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因为严重晒伤而剥落的皮肤，”帕桑说，“特别是因为氧气罩深深陷进了嫩肉和晒伤的血肉里，所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天，肯定极度痛苦。”
	“欧文肯定不会抱怨的。”雷吉断然道。
	理查眨眨眼。“我差点儿忘了，去年你在你的种茶场见过他。”
	雷吉点点头。“他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相比乔治・马洛里，我对他的好感要多得多。”她指着他肩膀上的防毒面具袋和超大尺寸的诺福克夹克口袋，“我们应该看看他带了什么东西。”
	“请饶恕我们，桑迪。”理查说。说完他就打开了防毒面具袋的口袋盖，开始把东西一样样翻出来。
	*
	和马洛里一样，他只带了一些私人物品，包括几厅喉糖、一些纸、同样的用来连接氧气罩的皮带，不过还有一个又小又沉的相机。
	“我想这就是乔治・马洛里的柯达袖珍相机了。”理查说。
	“的确是的，”雷吉说，“去年三月，在他们出发前一夜，我在布罗姆利种茶场举行送行晚宴，他曾经给利顿夫人和赫尔迈厄尼的姐姐托妮・内华丝看过这相机。”
	“大伙儿都把护目镜戴好吧，”理查说，“雪太亮了。”他把那架柯达袖珍相机给我们传阅，只说了句“别弄掉了”。
	相机很小，是黑色的，比一盒沙丁鱼罐头大不了多少。欧文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东西放进其中一个超大号衬衫衣兜里，可出于某种原因，他选择把它放在帆布防毒面具袋子里。在对待文物方面，J.C.的胆子可比我大多了。相机上有一个皮腔，连接着可折叠且带铰链的X型金属连接架，他一下子拉开了那个皮腔，相机立马就展开了。这个机械装置如此轻易就被打开了，仿佛它并不曾在珠峰28,000英尺的地方经历过季风肆虐的夏季、漫长无比的冬季和气候恶劣的春季。
	这款相机没有取景器。若要拍摄照片，人只要把展开的相机举到齐胸高，然后低头看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棱镜。快门开关只是一个小小的控制杆。从机械方面来讲，这款柯达袖珍相机就是一部傻瓜相机。
	J.C.依旧把相机举在齐胸高的位置，向身后的山上退了一步，拉开与我们五个的距离，之所以说五个，是因为也算上了桑迪・欧文的尸体。“画面是上下颠倒的。”然后他说：“大家一起说茄子。”
	理查刚说了“不要，我们……”几个字，J.C.便已经按下了快门。
	“可以用啊，”让-克洛德说，“真应该好好表扬柯达公司一番，或许我该给他们写一封宣传推荐信。”
	“在这样的时刻你怎么还能开玩笑。”雷吉说。她的声音很轻柔，可J.C.却耷拉着脑袋，活脱一个刚受完斥责的小孩子。我们谁都不愿意惹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不高兴。
	“如果胶卷格上有画面，”理查疲惫地说，“你或许已经把它二次曝光了，那张照片也就毁在了你的手里。”
	“那倒不会，”让-克洛德说着把护目镜戴好，“我早就注意到那个推进胶卷的小法兰了，并且把它放置好了才去给你们拍照片。这装置居然没被冻住，真是太神奇了。”他冷静地看着理查，“如果这是马洛里的相机，为什么欧文先生会把它放在他的包里？是不是他们俩各带了一架柯达袖珍相机？”
	“根据诺顿和约翰・诺埃尔所说，”理查说，“只有马洛里有一架柯达袖珍相机。在最后的两天里，欧文应该从四号营地带了几架相机，包括诺埃尔的其中一架微型电影摄像机，不过他的衣兜和斜挎包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理查沮丧地摇了摇头，桑迪・欧文的尸体似乎带给了他深深的压抑感，虽然他从不曾见过这个人。然而，他突然又高兴起来，抬起头来，护目镜下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如果想用柯达相机给自己拍照，他会怎么做呢？”他几乎是有些高兴地问道。
	“交给别人给他拍照！”雷吉飞快地给出了答案。（我注意到，虽然现在氧气让我的思维加快了，可雷吉的思考速度还是比我的快。）
	“如果他们登上了顶峰，”J.C.插话道，“那么马洛里肯定会先给欧文拍照，然后把小相机交给欧文，请他给自己拍。当时欧文可能顺手就把相机塞进他自己的包里了。这完全说得通。”
	“我们得拿走这架相机。”理查说。
	“如果我们拿走相机，”雷吉说，“那么我们也要把桑迪・欧文写的临终遗言拿走，交给他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家人。”
	“我们可以做到，”理查说，“但前提是我们找不到珀西瓦尔表弟和梅耶，还有他们的……不管那是什么东西吧……而且我们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对这次探险守口如瓶。不过你还是把笔记本拿走吧，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如果未来几天内我们命大活了下来，并且在一切告一段落之后可以谈论这次探险，那么我还有所有人就都会想知道，马洛里和欧文去年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
	“给你，杰克，”理查说，“我来保存欧文的笔记本。你拿着相机。我敢打赌相机里面有曝光的底片，这可以解答马洛里和欧文去年是否登顶这事儿的所有疑问。”
	“为什么是我？”我说。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要把马洛里的相机放在身上，我就感觉非常不安，仿佛那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因为你背的东西最少，还因为我觉得你会在这次珠峰攀登探险中活下来。”理查说。

16
	结果，真的登上这道山脊后，我们早已累得筋疲力尽，动都不想动了。过了好一阵，让-克洛德踉踉跄跄地走到附近的岩石旁边，将他的氧气罩扯下来，吐得一塌糊涂。帕桑只是盯着南边，好像那儿有什么东西正等着他似的，我们开始休息了，将氧气罐开到2.2公升的最大流量，吸了更多的氧。我、理查，还有雷吉用望远镜往底下看去，想找到那几个正在苦苦寻找我们，要将我们除之后快的德国人。
	“他们在那儿呢，”我指着那边说，“一共是五个人，刚刚朝黄色地带上面的冰缝出口爬，在我们六号营地西北300英尺远的地方。他们只要三十分钟就能到达我们所在的山脊。”
	“看到了吗？”我问。
	“是的。”
	我甚至能看清楚那个领头的登山者了，从他登山的进度和简短停顿的时间判断，那人应该是五个人中最强壮的一个，他的胸前还斜挎着一把步枪。“你觉得那人是布鲁诺・西吉尔吗？”我问理查。
	“我怎么知道，杰克？”理查没好气地说，“他们全都穿着白色的冬季作训服，戴着兜帽，护目镜下还系着白色的围巾，要么就是戴着面罩。这么远的距离，我怎能认出是不是西吉尔？”
	“可是，你觉得会是他吗？”我说。
	“应该是的。”理查说着将望远镜放了下来，那玩意儿在厚厚的皮带上晃荡着。“他是他们的头儿。也是最出色的登山者。他一心只想找出我们，然后将我们干掉。他登山的时候透着一股莫名的杀气。是的，我想应该是他。”
	“有些事情，我仍然不明白，理查，雷吉夫人。”让-克洛德说。他从瓶中喝了一小口水，漱了口，吐到雪地里。“科特・梅耶或者你的表弟珀西瓦尔到底从德国政府手里拿了什么东西，雷吉，以至于那些家伙疯了似的想拿回来。毕竟，现在英法两国跟德国的关系并没有闹僵。”
	雷吉叹了口气。“珀西并非被派去了解现任德国政府的情况……”她说，“魏玛共和国羸弱不堪，缺乏决断力。而我和理查的共同朋友叫珀西瓦尔获得的是极右翼民族极端分子的信息。”
	“现在，德国国内不是极左翼分子就是极右翼分子。”J.C.说。
	“是的。”雷吉说，“但只有纳粹，也就是布鲁诺・西吉尔和他的朋友所代表的党派，才会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对英法两国带来极大的威胁。至少我们那个签过很多支票并喜欢黄金的朋友是这么认为的。”
	“我讨厌你们说话这么神神叨叨。”我一边痛苦地咳嗽着一边生气地说，“那些间谍，即便他们站在我们这边，也都是为政府、特务机关工作的，而不是为哪个喜欢金子的人服务的。你们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一个人怎么有能耐派遣间谍去德国。我们现在都快把命搭上了，当然有权知道这个英国间谍头子是谁。”
	“这次他只是派遣英国的间谍去奥地利，”雷吉纠正道，“将来有一天，你没准会亲自见到这个人，杰克。到时候，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办。那些该死的畜……那些德国人……再过四十分钟左右就能上到东北山脊了，我们得赶紧做决定，否则我们很快又会进入步枪的射程范围了。”
	除了呼呼的风声外，四周一片寂静。之前在峭壁和沟渠的时候，周围十分平静，但在东北山脊狭窄的小径上，狂风呼啸。雪花卷起的飞沫在离我们头顶不到1000英尺的山峰四处飞溅。现在，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彼此说的话，可越是这么做，我本来绷得紧紧的喉咙就越痛。最后，我决定干脆闭嘴得了，让其他人去解决问题。其实，我压根儿就不在乎那个英国间谍头子是谁。事实上，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的死就是拜他所赐，现在，正是因为他，我们很可能也会葬身于此。
	在山脊线下方约100英尺的地方让-克洛德拍拍我的肩膀，说：“杰克，你仍然背着欧文先生的冰镐。”
	是的。之前我们决定最好将桑迪・欧文的尸体留在原处，因为一年后，顶多两年，就会有别的英国珠峰探险队前来。如果我们把他埋了——而且如果我们这次探险出于神秘原因不能曝光，那他们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理查就是这样推论的。但我还是茫然地拿着欧文那把手柄上有三个凹痕的冰镐，来到了第一台阶东侧的山脊线这儿，J.C.提醒我后，我将冰镐小心地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冰镐的金属尖头指着山下尸体所在的位置。这会儿，沟壑里的尸体自然看不见了，明年或者后年，英国登山者应该能找到那具尸体。
	我又怎么会知道？下一支英国探险队直到1933年才再次攀登珠峰，而且找到了我留下的冰镐，却没有再往下行几百英尺去找欧文的尸体。
	“我们必须从第一台阶爬上去，或者登上去。”理查说，“让第一台阶作为我们和德国人之间的屏障。你意下如何，杰克……攀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觉得该爬上去，还是横切绕过第一台阶的下面？如果攀登的话，我们是从那些砾石爬上去，还是从康雄东壁附近、山脊左边的岩石上爬上去？”
	我抖了抖身子，不再幻想。接着，我朝山脊南侧的边缘走了几步。我们早已习惯这样的攀爬方式，就像绕过北壁时我们做的那样，暴露的距离长达8000英尺，但在下面的时候，我们至少在面对垂直的峭壁之前，还能幻想山坡会逐渐平缓。但是在狭窄的东北山脊的南侧边缘，全是超过10,000英尺的垂直峭壁，下面便是如参差不齐的鲨鱼牙齿一样的康雄冰川。我们和冰川之间下面将近两英里处的峭壁上除了咆哮的大风外什么也没有。
	“妈的。”我将身子从南侧边缘探出去的时候骂道。
	“我完全同意。”让-克洛德说。他正站在我右肩处。这个时候我可不希望他站在我后面，不小心推我一把。于是，我往后退去，抬头看着东北山脊第一台阶挡住我们去路的大石头，除了越来越大的风之外，四周一片沉寂，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珠峰的上头涌起一团如同白帽一样的漩涡状卷云，似有不祥的预兆。
	“如果我们按照当初马洛里和欧文采取的方式，自由攀登第一台阶。”我说，全然没想到我的声音听起来会如此权威，“我建议从靠近康雄东壁的左边上去。那边更容易攀爬，攀附点更多。但我们有不错的绳子，还有J.C.的祝玛装置。我觉得让我们中一个人把背包和氧气罐扔掉的话更容易攀爬，从那些更为粗糙的砾石上面爬到右边，然后上到顶端，在那里找个不错的保护点，一路将绳子固定，其余的人则可以借助祝玛装置攀爬。”
	我相信理查一定会叫我攀爬，毕竟在他们当中我算是攀岩好手了，这也是他们带我来这里攀登世界之巅的原因。但他们不知道现在像是有一只爪子锋利的龙虾住在我的喉咙下部和上呼吸道一样，不时地动来动去。那玩意儿每次一动，几乎完全会阻断我的呼吸。
	“我领着大伙爬过第一台阶，然后固定绳索。”理查立即说，“我们还是让杰克留着气力攀爬第二台阶，那里才叫真正的攀岩。”
	我没有争辩。这会儿，我们已经来到第一台阶下沿南侧那堆砾石所在的地方，正在固定绳索。理查将身上的背包拿了下来，脱掉手套。我突然说：“等等！我们不是要去第一台阶的北侧寻找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吗？之前我们不是这样计划的吗？”
	雷吉抓住我的上臂。“我们已经找过了，杰克。只不过找到了桑迪・欧文的尸体。如果搜遍所有的沟壑，得花上好几个钟头，甚至几天，你也看到了，他并没有挂在山脊的南侧。而且，我觉得嘉密说得对，不管他看到的那三个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在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上面的蘑菇石之间出了什么状况，那里就是我们现在要找的地方。等我们通过这个第一台阶再说。”
	“再说了，西吉尔和他的手下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理查说。
	“可是……”我说，话没说完，我又咳嗽了好一阵。
	雷吉将手放在我的后背上。“帕桑，”她冲那个一直没说话的夏尔巴人喊道，“我们的朋友咳嗽得非常厉害，你能给他一些药吗？”
	“不能再吃可待因了，”帕桑医生说，“现在海拔这么高，那东西极易带来催眠作用。不过，如果你想吃药的话，我袋子里还有些古印度人的咳嗽药。”
	“好的。”我说，伸出戴着手套的手，帕桑先是在他的背包里翻找了一会儿，又去翻了翻他的小医疗包。
	帕桑将一小盒史密斯兄弟止咳糖放在我的手心里，那是种新型的薄荷糖，那时候这种药才问世两三年。
	雷吉一边拴绳，一边回头看过来，她笑了笑，但我只管打开盒子，将三粒糖扔进嘴里。
	“我准备攀登了。”理查说着系好绳子，又将更多的绳子卷在肩膀上，“谁来做保护点？”
	“我来。”雷吉和J.C.同时说。两人都将绳子从肩膀上递了过来，让-克洛德将绳子绑在那块最窄的垂直砾石上。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确保完成！”
	理查将绑在他身上用作保护点的绳子抖松了，然后看了看极为陡峭的大砾石，开始攀爬起来，他身材瘦长，活像只大蜘蛛。他的姿势虽然不是很漂亮，但在攀爬的过程中，大多数时候都非常管用。他从一个手点爬到脚点，然后又攀住另一个危险的手点，身后不断放出绳子，他四肢展开，飞快地往上攀登着，只有在几乎没有摩擦力的垂直峭壁上，攀岩者才会这样展开四肢，紧贴在上面。
	我转身拿起望远镜。德国人已经上到东北山脊了，在我们后面不到800英尺的地方，现在他们的高度已经跟我们齐平。我看着他们停顿了很久，想好好喘口气。接着，那个胸前斜挎着步枪的高个子领头者说了什么话，然后做了个手势，五个人艰难地往西，朝我们这边爬过来。
	“快点儿！”我大声冲理查喊道。

17
	即便有理查的固定绳索，但攀登第一台阶的过程也真是够累人的。在28,000英尺的上方，动一动都会耗费大量精力，但是，在我们横过山脊顶端时，终于不见了五个穷追不舍的德国登山者，我们总算长吁了一口气。我们刚将第一台阶上的固定绳索收回，卷好，雷吉已经把氧气罩扯了下来，继续往前走去，我甚至还没来得及透口气。
	“当然，”她说，“如果真如嘉密所看到的那样，西吉尔真在东北山脊的这个地方撞见了珀西表弟和科特・梅耶，那也意味着西吉尔之前也登上过这么高的地方。他可能是登上珠峰最高纪录的保持者，而且尚在人世。因此，他可能知道如何更快地绕过第一台阶。”
	“诺顿上校在攀登大深峡谷的时候到底爬上过多高的地方？”让-克洛德说，“我原以为只是跟我们现在所在的山脊齐平而已……也是28,000英尺高。”
	“诺顿在28,126英尺高的地方，也就是大深峡谷的最高点折回来了。”理查说，“萨默维尔到达了28,000英尺的地方，也就位于泰迪・诺顿所在位置的后下方，只是横切了北壁，应该没有登上大深峡谷。”
	“如果西吉尔和其他的德国人真知道有更快的方式可以绕过第一台阶，这些登高纪录也就不算什么了。”我戴着面具气喘吁吁地说。
	理查没有理会我的回答，只是指着大雪覆盖、岩石嶙峋的北壁。大深峡谷看起来就像黑色崖壁上一道垂直的白色伤疤。“诺顿和萨默维尔之前上到了那里，也就是我们西侧几百码的地方，几乎上到山峰正下方才折回来的。如果我们继续沿这边的山脊往上爬，上到第二台阶的下面，就能打破诺顿的记录。”
	“那里离山峰仅有700英尺的距离。”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他的话几乎淹没在越来越大风里，大风令我们的身体往西侧倾斜着，我们衣服上但凡有点线头、布片什么的，都会像飓风中挂在晾衣绳上的衣服一样，随风狠劲儿地拍打。
	“700英尺。”理查同意道，“但我们要从西侧登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从这里爬上山脊估计需要三到五个小时。快点儿。我看到那块蘑菇石了，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往大风和飞雪中望去，尽管我们脸上几乎遮得严严实实的，但大雪打在脸上暴露的部分仍然生痛。就在我们走到第一台阶和更加险峻、更加恐怖的第二台阶的中间时，一块活像蘑菇一样的低矮砾石出现了。
	“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的山脊线上！”让-克洛德大声喊道，“这里太狭窄、太陡峭。而且风势也太大了。如果德国人已经越过或者绕过第一台阶，我们就完全暴露在他们步枪的射程范围内了。”
	理查点点头，开始横切下到北壁上，试图找到脚点以及通往西侧的大致路线。到达这个位置后，我们分成了两组，理查、雷吉和帕桑拴在第一根绳子上。让-克洛德和我拴在了第二根绳子上。我们排成两个纵队，艰难横切往下之前，我大声冲雷吉喊道：“现在我们要怎样找布罗姆利的尸体？”
	“尽量别摔下去就行。”她大声回应道，“至少我用望远镜看到蘑菇石上有块相对平整的地方。我们先到那里落脚，再寻找别的地方。如果珀西和梅耶真是从东北山脊掉下去的，那他们掉下去的地方肯定是在那里。”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落到山脊线下面，再寻找横切路线。一路都是剥落的岩石，北侧几码远的地方就是皑皑白雪，如同剃刀般锋利的山脊线下方非常恐怖。我能看到正下方的小点，那是下方约5000英尺北坳的帐篷，也就是说，我下面1英里多的地方完全是空的，尽管我不知道那些帐篷是我们的还是德国人的。但我确定，一旦拴在绳子上的我们掉下去，肯定会一路弹撞，被撕得粉碎，到时候我们碎裂的尸体肯定如雨点般落在三号营地东边的东绒布冰川上。
	这时，我们五个人中有三个人将第一罐氧气罐用光了，不得不在不怎么安全的落脚点上停下来换阀门，然后互相帮助将空氧气罐从背包中拿出来，再由他人帮忙解开氧气罐的配件和管子，我们也没在意是否暴露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了。即使雷吉故意将她那个银色的氧气罐高高抛起，从崖壁扔了下去，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安全的。那玩意儿先是砸到了下面200英尺的地方，然后一路哐当着从北壁蹦跳下去，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内。那个该死的氧气罐掉落的声音像是永远都不会消失似的。当时，我总觉得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有虐待倾向。
	我和J.C.也将氧气罐扔了，但我有些不忍地看着我的那个氧气罐不停地往下掉，于是，我别过头去，看着白雪皑皑的崖壁，将戴着皮头盔的额头紧贴在冰冷的岩石上。我和让-克洛德互相帮助，将三瓶氧气罐中的第二瓶的流量设置成每分钟1.5公升的低速率，并确保氧气罩上的调节器是打开的。这段攀岩的过程中我需要氧气。我可不想犯傻，或者变得行动迟缓。我很想把氧气阀开到每分钟2.2公升的流量，但我知道，我必须省着点儿用才行。
	这段横切攀岩过程之所以危险，是因为落脚点都是松松垮垮的，南侧山脊线下方一两百英尺的斜坡都是向下倾斜的石块，松散的碎石非常光滑，整个碎石斜坡看起来像是被经年累月的冻融分解而成的页岩一样。砾石之间显然还有从没踏足过的雪，里面藏有深坑。雷吉称之为“老虎陷阱”，我想她在印度的十几年中，肯定没少射杀、诱捕过老虎。但我怀疑那些高贵的英国王公是否曾将老虎困在雪坑里。要是谁从齐胸高的雪坑里掉下去，同伴要想将他救出来估计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行，危险自不必多说。
	理查一直都用他那把长冰镐开路，避开那些雪坑，他还会用那把冰镐为我们指出雪坑或者特别光滑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掉进雪坑，也没有从崖壁上掉下去。
	但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一个死胡同。
	*
	“妈的。”我听到在我前面40英尺远的理查轻轻骂道。跟这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他说出来的话也被风从西吹往了东边。
	挡住我们去路的并非砾石，而是一块又长又光滑的花岗岩，那块花岗岩从我们上方剃刀一样的山脊延伸至我们攀爬路线下方20英尺的地方。但我立即发现，我们既没办法从障碍物的下面过去，也没办法从上面过去，当然也没办法绕过去。这块光滑的花岗岩往上形成了一个险峻的刃岭，绕过这块致命的花岗岩，那个成锯齿状的尖峰就是北部山脊了。今天，谁也没办法自由攀登上去，至少，从北壁的这个地方没办法上去。
	我们在山脊下沿采取的横切路线，通常都能完美地解决绕过这块光滑的花岗岩的问题，但完美的解决方案通常意味着实施难度大，这次确实不好办了。
	倘若是阿尔卑斯山，登山者会采取盲攀的方式，那里可比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低20,000英尺。登山者绕过光滑的石块时，只能寄希望于将四肢展开，紧贴在岩壁上，保持三到四秒的时间不会掉落下去，他需要几秒钟的时间让脚踩到另一边，因为该死的岩石是弯曲的，登山者自然看不到另一面，所以，他只能祈祷另一边会有手点或者脚点。有时候的确会有。但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从每年阿尔卑斯山登山者的死亡人数就可以判断。
	在阿尔卑斯山采取这种听天由命的登山方式虽然危险，但如果登山拍档有牢靠的保护点，即便掉下去也不怕。
	但我们五个人在这个陡峭、光滑的横坡上，压根儿就没有靠谱的保护点。我们四个人倒可以充当理查的保护点（当然，我们这几个人中，只要谁傻得可以，都可以试试这种盲攀），一旦掉下去，意味着五个人全都会从北壁掉下去。我们的脚下和头顶倒有几快粗短的突出岩石，但所有的石头都不够大、不够坚固，没办法将绳子绑在上面，就连理查的奇迹绳也不行，那些拟作保护点的岩石十分锋利，绳子绑在上面后极有可能断裂。
	“好吧，”我在后面大声喊道，“接下来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到第一台阶，先想一会儿？要么朝那些德国人扔石头？”
	“我们绝对不能回去。”理查大声说。
	他解开跟雷吉和帕桑绑在一起的绳子，脱掉沙克尔顿的滑雪衫和芬奇羽绒服，再将沙克尔顿的外套重新穿上。又将那件羽绒服和两层内里的手套塞进背包里，然后将背包拿了下来，小心递给雷吉，让她将背包垫在她的身体和崖壁之间。接着，他低头看了看那条羽绒裤和硬挺的登山靴，我知道他还想把那双12爪冰爪脱掉。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有脱。
	接着，他将登山绳拿了出来，系在腰间。我以为只有我和J.C.发现他使用的结只是看起来像一个简单的死结而已，其实那是个活结，很显然，一旦理查掉下去，结就会自行打开，绳子不会有任何张力，也不会拉动保护者。我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什么也没说。让-克洛德也没有说话。也许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理查・迪肯是多么勇敢。
	雷吉大声喊道。“不要！让我们为你做保护吧！求你了，理查！”
	理查甚至都没看她。“我系的这根绳子不需要任何保护。”他说，早已盯着那块光滑的大石头，他将采取盲攀的方式跨过去。我感觉他将动作在心里过了一遍，在短短的几秒钟内脑中思索着身体该如何应对。
	“好了。”他说，接着便将右腿尽量伸长，跳到与临近石柱相连的光滑石头上。
	他立即开始滑落，他并没有本能地去寻找着手点，当然找也没用，而是张开手掌。羊毛手套紧贴石头，他的滑雪衫、肚皮、腹股沟、气球布裤子紧紧贴在光滑的岩壁上。接下来他滑行的速度慢了下来，然后几乎停了下来。现在，理查只是靠极微小的表面摩擦力才能靠在岩壁上。从我自己的经验判断，这样的摩擦力根本没办法阻止他下滑、跌落。
	他在往下掉！先是胆战心惊地朝下面的悬壁滑落，然后慢慢地停了下来，接着又不可阻挡地再次滑落。
	理查没有等待。摩擦力和速度是他唯一的武器，其中速度更为关键。他在滑行的时候拼命往右边爬去，仍然伸展四肢趴在岩壁上，手掌、面颊、肚子、大腿、冰爪紧紧地刮擦着岩石，对抗着他那疲劳的身体施加的压力。在他往远端7英尺高的拱形石柱滑去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离开了石头另一边的突出部分，像是确定那边有壁架、脚点，或者手点在等他一样。
	当然，他采取盲攀的方式绕过石柱时，这些东西他统统都看不见。也许那边压根儿又是一块没有任何攀附点的光滑石柱。
	理查不见了，过了许久，一点儿动静都没。但那根绳子并没有抻出去，那个他绑在身上、毫无作用的假结也没有解开。至少现在还没有解开。最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听到他从80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时发出的惨叫声。
	我发现自己居然在想，理查掉下去的时候是否会惨叫。
	良久，石柱的另一侧传来了一个沉稳的声音。“这边有块凸出的壁架，正好可以将保护绳系在岩石上。我觉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往蘑菇石爬了。”
	我们全都长吁了一口气，但是谁也没说话。我的脑子早已疲惫不堪，现在我脑海里只想着一个问题，到时候我们下去的时候可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登山者通常会使用一根或者多根固定绳索。如果是携带金属攀登器材的德国登山者，他也许能找到狭小的裂缝，将岩钉打进去作脚点。
	但我们不能在这里留下固定绳索。这只会帮助追赶我们的人。（我坦白，当时我想——更多是希望，也许有一两个德国人，甚至所有的德国人都会从这个险要的地方掉下去摔死。）
	但显然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如果雷吉的夏尔巴人朋友嘉密没有撒谎，那个德国登山好手布鲁诺・西吉尔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现在由我来做保护点吧。”理查的声音从看不见的石柱那边传来。我和雷吉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想雷吉也应该明白。意味着如果有人滑落的话，理查已经站稳，完全可以抓住绳子，我们剩下几个人就可以不用做保护点，从而免遭被拽下去的厄运了。
	雷吉的靴子倒也往下滑了，但她还是爬了过去，跟理查相连的保护绳绷得紧紧的，他几乎是将她从岩石那头拖过去的，她终于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跟他站在了壁架上。帕桑过去的时候就像一只四平八叉的大蜘蛛一样。让-克洛德则是完全凭借速度和岩壁上的摩擦力攀爬过去的。尽管我咳嗽得非常厉害，但自然也爬了过去。
	这样，我们再次一同站在了另一边真正的壁架上，我看见了理查之前冲我们喊的那条通往上面悬壁的小路。
	“你觉得那条小路能接上壁架跟蘑菇石相连的宽阔部分吗？”雷吉问道。
	“没问题。”理查回答得很干脆。接下来，我们第一次用绳子绑在了一起。理查这次打了一个结实的单环八字结，我们开始往东北山脊上方攀登。我们一个一个踢着冰爪往上攀登，上到了狭窄的山脊线上。
	太阳已经过了最高点。风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珠峰上面那顶像透镜状的帽子一样的云变成了一大团灰色，倾斜压在山顶上，让我想起了桑迪・欧文尸体那顶歪歪斜斜的破羊毛帽。
	即使站在那块奇怪的蘑菇形状的扁平大石头上，我们也无暇庆祝。我知道这种头重脚轻的大石柱是因为风化和地壳形成的，这玩意儿实际上应该叫石脊。但我们对岩石的形成可没有多大兴趣，在极为陡峭、光滑的板岩和砾石上攀爬了数英里后，虽然蘑菇石上面白雪皑皑，但相对扁平，大约有8英尺宽、12英尺长，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就像一个又大又平、十分安全的橄榄球场。
	“这个地方最适合扎营了。”理查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边咳嗽边说，每次咳嗽的时候我都会取下氧气罩，“我们现在可是在28,000英尺的高度。”我们的心脏估计都肿了，肌肉也不听使唤了，肾脏、肚子，以及别的器官的功能估摸着也不正常了。现在，我们的血液肯定非常稠密，估计都快产生大量血栓了。我们的红细胞没有了需要的氧气，大脑也处于缺氧状态，就跟油箱里只剩下几滴汽油残渣的汽车一样。我们即将患上低体温症了，这种病除了会昏睡过去、冻死之外，还有许多可怕症状，其中最突出的是剧烈颤抖，即使挨冻的时候也会将自己的衣服扯掉。现在，我们往南侧走几英寸就会从90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往北侧走几英尺，则会从10,000英尺高的地方坠落。
	但此刻我们非常开心。这会儿，我们并没有瞧见那几个全副武装的德国人，而且我们暂时实现了目标。
	也许理查说得对。这个地方的确适合建立七号营地，有了氧气罐，特别是雷吉那个坚实的防风大帐篷，我们可以相对安稳地睡一觉了，还可以早早地将威尔士矿灯打开，睡上两到两个半小时，再去攀登世界之巅。
	当然啦，除非晚上起风。或者德国人朝我们开枪，或者我们先被冻死。
	但我们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全都躺在蘑菇石北侧这个上面覆盖着雪的坚实小平台上，我们将氧气罐的流量调高，吸了五分钟，然后通过厚厚的护目镜，眼神呆滞地看着四周。只有雷吉没有闲着，不过她接下来做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平台的北缘有块突出的小岩石，跟一个雪檐相连，而那个雪檐的形成即便没有几十年也有几年了。即便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飞檐并不牢固，无论是谁一脚踏上去，都会垂直掉入山脊南边的康雄冰川上。
	但雷吉匍匐着朝大石头的边缘和危险的雪檐爬去。
	J.C.最先意识到我们的这个女性登山拍档即将送命。他扯下氧气罩，大声喊道：“雷吉，不要！你在干什么？停下来！”
	她回头看了我们一眼。扯掉护目镜，我并没有在她的眼睛里看到疯狂的眼神。当然，低体温症患者在临死之前从来都不会看起来疯疯癫癫的。
	“看到飞檐上那块缺口了吗？”她问。声音听起来有些兴奋，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但她的语气并没有表现得有多不理智。
	我们往那边望去，的确看到了，就在那块足以让她送命的岩石跳板左侧6英尺远的地方。
	“那又怎样？”我说，“快回来，雷吉，求你了。快爬回来。”
	“哦，闭嘴，杰克。”她在大风发出的呼啸声和低吼声中说。接着，她指了指那块受风化影响而悬空的雪檐，上面有一块约5英尺见方的缺口。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大约一年前说可能有人从这里掉下去。”帕桑用他牛津剑桥毕业生特有的欢快声音说。
	“如果是一年前掉下去的，”我说，这会儿，我的咳嗽又加重了，“那个雪檐也应该冻在一起了吧。”
	“那不一定。”理查说，“去吧，雷吉。小心点儿。”
	她往前挪动着，爬上那个突出的小岩石，要是我，肯定不相信那块突出的小悬壁能支撑我身体的重量。接着，她将挂在背上的望远镜拉了下来。来回擦了两下镜片，低头看着下面，突然僵住了。
	“他们在那儿。”她说。
	“谁？”我大声喊道。第一想法就是德国人已经偷偷从山脊线南侧爬了上来。
	“梅耶和珀西瓦尔表弟。”雷吉说，语气十分淡然。
	“用这种望远镜你看不到冰川下那么远的地方吧。”让-克洛德说。
	雷吉叹了口气，摇摇头，在呼呼作响的风中喊道，“他们并没有掉到那么远，两人仍被绳子拴在一起。而那条绳子挂在了山脊下方100英尺左右的一块突出的峭壁上。梅耶的尸体头朝下挂在峭壁的左侧，而珀西的尸体则面对风向，头朝上，挂在峭壁的西侧。”
	“他们两人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马洛里的晾衣绳又挂在了锋利的岩石上，整整过了一年时间，绳子为什么没有断？”让-克洛德小声说。
	雷吉并没有在大风中听到他的声音，但理查听见了。“谁知道呢？”他说。接着他又用能让我们所有人都听见的声音大声喊道：“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在那根旧绳子断裂之前，把两具尸体拉上来。”
	我以为德国人拿着枪追在我们屁股后面上来了，他们到达第一台阶了吗？他们也用盲攀的方式翻过那块花岗岩了吗？不管什么情况，他们肯定就在我们后面，理查说布鲁诺・西吉尔绝不会善罢甘休的。那个纳粹手里还有一把鲁格尔手枪和理查的狙击步枪。其他手持武器的法西斯也跟他一起爬了上来。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提德国人了，也不要去想他们了。
	“解开绳子。”理查说，“雷吉，你待着别动。我们来帮你。必须有人下去将绳子绕到那两具尸体上。”
	“我去。”J.C.立即自告奋勇地说，“我体重最轻。”
	理查点点头。
	我想，感谢老天幸亏不是我，然后立即感觉羞愧难当。
	理查和帕桑站在那儿，我和J.C.趴在壁架上，匍匐着朝雷吉和东北山脊北侧的边缘爬去。

18
	将绳子拴在两具尸体拉上来有些复杂，至少对于身处28,000英尺高的地方，脑袋昏昏沉沉的我们来说有些棘手。
	我们首先将四根绳子绑在了蘑菇石的石柱上，石柱的“杆”看起来足够坚固，即使绑几架大钢琴在上面也没有问题。在帕桑和理查的帮助下，其中一根绳子用登山扣绑在雷吉腰间的保护绳上。但是，看着她躺在那块细长的岩石上，头和肩膀下垂得非常厉害，这一幕仍然让人胆战心惊。
	保护绳系在石柱上，两把冰镐则放插在飞檐边缘，防止绳子绷进边缘的冰雪里，帕桑拖着两根打好套索、已经绑好的绳子，我和理查则把让-克洛德从高高的壁架边缘慢慢放了下去。雷吉则充当我们的眼睛。
	“好了……慢点儿……很好……很好……慢点儿……很好……他现在在石脊和两具尸体上面15英尺的地方……很好……慢点儿……停……再往下一点儿……好了！”
	我很高兴不用看我的那位法国朋友在离我们十层楼高的下面那块像是被蛀成木糠一样的石脊旁边晃荡，石脊上还挂着一根八分之三英寸粗、磨损严重的旧绳子，而绑着那两具尸体的棉绳也已经腐烂，在风化的作用下慢慢扭曲了。
	“他示意先绑珀西瓦尔，”雷吉说，“他需要我们再将绳子放松6英尺，而且还需要一根绳子。”
	帕桑快活地走到雷吉旁边的石脊边缘，放下那根用来绑尸体的绳子。接着，他冷静地走到我身边，将绳子递给我。按照计划，理查应该继续为J.C.做保护，而一旦J.C.将旧绳子割断，我就得将布罗姆利的尸体拉上来，一旦绳子系牢，帕桑则要拉梅耶的尸体。当然，前提是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但让-克洛德首先得将两根额外的绳子绑在尸体的头和肩膀上，打上结，紧紧地系在他们的胳膊下面。
	“让-克洛德将脚放在石脊上，几乎呈水平方向探出身子，正在拉珀西的尸体。”雷吉报告道。
	即便光是听到这样的描述也让我点儿反胃。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学会了信任理查的奇迹绳，绳子大多是用在J.C.的自行车滑轮装置上拉那些重物，从来没有断裂过，但谁也没有像J.C.现在这样，性命全部系于这根绳子。包括雷吉在内的四位登山者（不过，并不包括帕桑，因为他的登山技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都曾见识过不少绳子因为拉拽重物，或者掉落带来的压力而被断的情形，比如拴在马洛里和欧文身上的绳子。
	“放低点儿……”雷吉说，这话是对我说的，因为我在理查的右边，正在往下放帕桑给我的绳子，我先放下去100英尺的距离，绳子的一端预先做了个套索。“好了，他拿到了……再放下四到五英尺的距离，杰克……好了，他将绳子套在了珀西的胳膊下面……珀西的胳膊现在不会动了。”
	“是死后僵直造成的吗？”我拿着第二根长绳，小声问站在附近的帕桑。
	“不是，尸体已经超过一年了。”帕桑说得很小声，雷吉在大风中自然听不见他的说话，“布罗姆利冻了这么久，身体早就变僵硬了。”
	“好吧。”我说，感觉我这问题问得实在愚蠢。
	“他已经将绳子套在尸体上了，但很难将活结拉紧。”雷吉说。
	我用眼角的余光瞟了瞟，发现理查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他用来保护让-克洛德的绳子系在了蘑菇石上，但理查用肩膀，现在又用腰承受着所有的重量。他的手套除了最里面一层的薄丝外，全都脱落了，我看到血已经浸透了那层薄丝。
	我承认我有些紧张。不是有个词叫“死沉”吗，现在，我们真在拉一个死人，这个词还真应景。感觉世界上似乎都没有这么沉的东西了。
	“好了，杰克……他将珀西的尸体绑好了……”雷吉说。
	我开始拉绳子，但雷吉大声喊道：“停！”
	我忘记J.C.还得将那根绑在尸体上、悬挂了差不多一年的旧绳子割断。
	“让-克洛德的脚已经离开石脊了。”雷吉说，“他整个人荡了出去，想将靴子重新放到岩石上。”
	我闭上眼睛，试图想象身体被一根绳子绑着，被一个人拉着，在这么高的地方自由晃荡的感觉。
	理查嘟囔了一声，我意识到这声嘟囔可能是拉保护绳勒的，不是对雷吉报告的反应。我开始拉绑着珀西尸体的绳子，让J.C.的双脚离开了石脊，拴在他身上的绳子一下绷紧了，紧紧地勒着理查的手、肩膀和腰。
	“好了，他的靴子再次触到了岩石。”雷吉报告说。
	汗从理查的须茬上直往下滴。我们很久都没吸氧了。现在，我们的背包全都靠在蘑菇石的南侧。
	雷吉还没有叫帕桑上前，他便开始放下第三根带有套索的绳子，用来绑住科特・梅耶。绳子放出大约50英尺后，他匍匐在地，躲过我那根绷紧的绳子，然后又躲过理查放给了J.C.的绳子，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我们三个确保者中最左边的那个。
	“再放一点儿……再放一点儿……现在慢点儿……”雷吉喊道，“好了，他拿到了。再将绳子放松5英尺左右，帕桑。”
	帕桑冷静地照做了。
	“该死的……”雷吉喊道，“现在他单脚放在石脊上也够不着梅耶。他必须将身子荡出去才能抓住他。”
	“啊，天哪。”我小声说。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绳子悬挂在下面，不出事才怪。
	“你需要帮助吗？”我小声对理查说，他早已脱掉冰爪，正全力将鞋底抵在蘑菇石北侧5英尺宽的小石脊上。
	他摇了摇头，豆大的汗珠被渐渐起势的大风吹向了西边。
	“他荡出去了……他又荡出去了……还是没绑到。”雷吉报告道，“现在他几乎成水平方向蹬离了石脊，想要再次尝试。”
	“天哪。”我再次小声感叹道，觉得这次真该祈祷了，我意识到，在用绳子降落，或者做保护点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慢慢相信了理查的奇迹绳，但是，如果让-克洛德还没有将绳套套在梅耶的尸体上，那根磨损了的旧绳子就断了的话，那理查做确保的绳子将绑着两个人的重量。即便绳子的一端拴在了蘑菇石上，我真的怀疑那根绳子是否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
	J.C.的保护绳从来没绷得这么紧过，那根绳子嵌入了飞檐边缘，紧绷着连接在两把冰镐上。我们将多根绳子绕过冰镐，系在别的保护点上，又在蘑菇石的石柱上绕了两根。
	理查嘟囔着，用力拖着J.C.荡出去的身体。手套上的薄丝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梅耶的尸体翻转了过来。”雷吉报告道，“让-克洛德想将他绕到右侧，再往上拖。”
	理查那根愚蠢的奇迹绳在这么大的张力下怎么会不断呢？我再次感到不解。好吧，等一两分钟再看看。与此同时，我站得稳稳的，但还没开始用力往上拉拴着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绳子，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估计成了莱克斯顿第九任侯爵了。
	“他绑到梅耶了！”雷吉大声喊道，“他正套绳子在梅耶的胳膊下面。现在让-克洛德荡回到石脊上了。”
	理查轻轻地嘟囔着。那根混合绳拴得紧紧的，看起来他正紧绷着身子，弓着背，那双沾满血的手像是正试图将一条巨大的枪鱼钓上来似的。
	“杰克，帕桑，准备好，”雷吉大声喊道，“让-克洛德现在正准备割断那根旧绳子。他已经将那把小折刀打开了。”
	我找了一块低矮的砾石，将靴子抵在上面，我一直都穿着冰爪，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是否能够再熟练地绑上去，这会儿，我身子后仰，使出吃奶的力往后拉，尸体慢慢地上来了。
	绳子越绷越紧……但并不用怎么使力，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难道乌鸦将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掏空了，它们不是也将乔治・马洛里那具可怜的尸体的腹腔也吃光了？天哪，看在雷吉的份上，我真希望不是这样的情况。
	“拉！”雷吉大声喊道，这还用你说，我心里想，因为我和帕桑正双手交互，往上拉绳子上拴着的尸体。只有理查仍然被动地拉动紧绷的绳索保护绳。我们决定，等J.C.上到我们拉尸体的山崖那儿，我们再拉他上来，一方面是防止多条绳子失控乱荡，另一方面也是怕J.C.和他的确保绳被自由下落的尸体带下去。
	布罗姆利的尸体终于上了飞檐，当然，现在他的尸体正挂在冰雪悬壁下面。
	“稍微等一下。”雷吉说，现在，她身体的大部分重量都压在那块风化的飞檐上，飞檐已经断裂过一次，看起来相当危险，只见她挥舞着那把长柄冰镐，那情形活像船长的妻子正用鱼叉在船底叉一条大鱼。
	她钩住绳子，珀西的头和肩膀终于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我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力拉着。
	“回到岩石那儿！”理查咆哮道，我意识到他这话是说给雷吉听的。她照做了，不紧不慢地往后面退去。
	现在帕桑准备拉梅耶的尸体了，他轻松地将尸体拉到了东北山脊上，那名德国人的头和肩膀往上滑动，穿过大约一年前他和珀西瓦尔掉落下去砸出的月牙形洞口。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幕——因为那一刻，我所有的感官印象似乎都来自遥远的地方，那条让-克洛德几分钟前从中间割断的旧绳子早已磨损不堪，有好几节仍然挂在两具尸体上。
	尸体拴牢后，我们尽量拖着它们往蘑菇石上面拉过来，同时也给我们自己留了一定的空间。我和帕桑扔掉保护绳，帮理查拉绳子。雷吉还留在石脊上，她的头和肩膀比之前悬挂得更远了。她冲下面的J.C.做了个手势，我们准备要把他拉上来了。
	我知道，奇迹绳的真正考验来了。我希望我们带来了足够的绳子，这样，就能将两根绳子绕在让-克洛德身上，但我们之前用那根200英尺的绳子绑那两具尸体了。
	现在，我们必须慢慢将他拉上来，三个人的步调出奇的一致，看着脆弱的绳子蜿蜒绕过用做锚点，成水平方向放置的冰镐手柄。我们每次拉动的时候，雷吉都会告诉我们还剩多长的距离。
	“40英尺……30英尺……25英尺……让-克洛德的脚接触不到崖面，他又悬在了半空中……”
	我们从理查肩膀和手上的张力可以判断，他仍然承受着让-克洛德身体的主要重量。
	“15英尺……10英尺……5英尺……现在小心点儿！”雷吉不再给我们报距离了，而是俯身下去，抓住克洛德的外套，帮忙将他拉上来，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他的肩膀了。我们三人再次拉着保护绳，他终于爬了上来，手和膝盖撑着飞檐，飞快地爬了过来。等到让-克洛德爬上山脊后，雷吉的身子几乎要往前掉下去，但帕桑伸出一只很大的右手，用力拉她的保护绳，又将她拉回到了石脊上。她匍匐着朝我们爬过来。在我们收回所有的绳子，解开绳结，卷起来，安全地放在蘑菇石下面后，所有人都在尸体旁边蹲成了一个小圈子。
	“这是我表弟珀西瓦尔。”我们听见雷吉在风中大声说。她将手套脱了下来，摸着他胸前那件已经磨损不堪的沙克尔顿羊毛长袍。
	尸体并没有发出腐臭味，两具尸体的手和脸都暴露在外，因为梅耶胸前的衣服撕裂了，所以，他的胸膛有部分也裸露了出来，在紫外线的照耀下，那部分肉几乎被漂成了白色，就跟马洛里后背的颜色一样，两具尸体的皮肤看起来稍微有些风干，他们的眼睛和面颊跟普通的尸体并无二致，都凹陷了下去，但身上的肉并没有被乌鸦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梅耶的左肩膀上有道弹痕，不过应该不是致命伤，但是我们将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翻过来仔细检查后，并未在他身上发现伤口。
	“珀西瓦尔不是德国人杀死的？”我说，沙哑的声音中透着疲惫，有些飘忽，显得很激动。
	“是他们杀死的，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但并不是用枪打死的，他们射中了梅耶先生，珀西勋爵要不跳下去，同样会被枪打中。”
	“戴上手套，雷吉。”理查轻轻地说，我刚看到他将那副羊毛手套戴在了已经血肉模糊的丝绵手套上。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帕桑说，“我们可以帮你搜查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
	雷吉摇摇头。“不用了，帕桑。你能帮我检查下珀西的伤口吗？然后再分析梅耶的枪伤。你们其余人则帮忙搜查梅耶的衣服。”
	“我们到底要找什么？”让-克洛德问道。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雷吉说，“但那东西肯定很方便携带。梅耶可是拿着它走了大半个地球，先是从欧洲到了中东，又去了伊朗和中国。”
	我们搜查尸体的时候动作很慢、很轻，虽然它们完全感觉不到受辱或者受伤。也许是因为雷吉的动作很轻，我们只是学她的罢了。
	尽管梅耶的尸体在珠峰悬挂了差不多一年，尸体已经风化，但我感觉他非常非常年轻。
	“这个德国人多大了？”我并没有特意问谁。
	“我想应该是十七岁吧。”雷吉说。她正全神贯注地搜查她表弟的口袋。
	梅耶和布罗姆利身上都没有背包。我们将他们身上的外套、羊毛裤、诺福克夹克、背心里的口袋都搜遍了。梅耶那件夹克的左边口袋里有一叠用德语写的信——我甚至不认识信封上的德文活字——里面还有护照以及二十个盖了章的边境通行文件。
	梅耶那件夹克衫的左边口袋里还有一大叠钞票。
	“天哪！”我说，“是真钞吗？”
	理查将钞票成扇形展开。那叠钞票仍然扎着带子，上面清楚地印着：伦敦国民地方银行有限公司。
	“真有这么一家银行，是吧，理查？”
	“应该是的。”理查说，“我也在那里存了一点点钱。”他开始数起了钞票，“一共是15,000英镑。”
	“看来你的表弟是想花钱买情报。”J.C.对雷吉说。
	她抬起头，不再看那些口袋了。“很有可能。他的情报就是这样来的，他跟一些愿意冒着自己和家人生命危险背叛奥地利或德国上司的人打交道。珀西倒是跟我提到了一些情况，通常是在吃饱喝足之后，他就会告诉我，间谍就是向那些不受待见的人买情报。”
	“看来，”我指着我们仍在搜查的那具年轻人的尸体说，“这个奥地利人也是个不受待见的人。”
	“应该不是。”雷吉说。她的话几乎淹没在从西边吹来的风中。“你们再看看他的护照，就能大致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了，为了这份情报，他什么都豁出去了。”
	我看着那个奥地利护照和上面的描述，但我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姓名：科特・亚伯拉罕・梅耶。出生日期：1897年10月4日。职业：见习打字员。
	“在这儿呢。”理查说，指着用德国活字标签写的宗教一栏，下面用工整的字体写着：希伯来人。
	“他为你表弟充当间谍就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我问雷吉，但她没有回答。
	她只是将那叠又厚又结实的马尼拉信封从她表弟尸体上那件夹克衫的胸袋里拿了出来。她做得很小心，还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以防大风把信封吹走了。
	大信封里还有五个小信封。每个信封里面看起来都装着同样数量的照片，都是七张。我没看清楚那些照片，因为雷吉仍然弓着腰在翻看那个包裹，但我心里却在惦记着那15,000英镑的现钞，它们可比齐柏林伯爵设计的最新的军事飞艇的照片强得多。
	“啊——”雷吉惊叹道，说话的感觉像是突然气短了，看来有重大发现，“你们想知道珀西和梅耶为什么会死吗，几位？”
	除了帕桑以外，我们全都点点头。帕桑医生这会儿仍在忙着将梅耶尸体上的背心和衬衣割开，检查他锁骨下沿、肩膀上部的枪伤。
	“小心点儿。”雷吉说，“一共有五套一模一样的照片，不过这套这片是有底片的。别让照片吹走了。”她将一叠照片交到理查手里，他看着七张照片，慢慢点点头，然后仔细将照片交到了让-克洛德手里。
	跟理查毫无反应的表情不同，J.C.反应十分激烈，他的头猛地后仰，像是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似的，一边伸长胳膊，将照片往前甩。“我的朋友，这……这……这也太恶心了。”
	我紧张地从他的肩膀上望过去，但只是瞥见了黑色的背景下三个白色的影子。
	“太恶心了。”J.C.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再次小声说，“真他妈的恶心！”
	他转过头来，将照片交到我手上，我双手紧紧地抓住照片，大风呼啸，我低着头，看着那些照片。直到这个时候我才记得自己的雪地护目镜还没有取下来，我手忙脚乱地将护目镜取下，仔细看着七张黑白照片。
	每张照片里都有一个皮肤苍白、身材十分消瘦的男人，年纪大约二十九或三十岁出头，而这个男人正跟四个年轻男子做爱，确切地说应该是四个男孩，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不会超过八九岁。照片拍得非常清晰，在漆黑背景下，照片中的裸露的肌肤很白，只是边角上有些朦胧的灰色。房间看起来像是欧洲廉价的旅馆，考虑到厚重的家具和暗色的墙壁，可能是在奥地利。摄像师肯定用了闪光灯，或者曝光的时间很长，因为在这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扇窗户的百叶窗被拉了下来。每张照片的清晰度和景深近界线都表明照相机的档次很高。每张照片都是五乘七英寸，底片则放在包裹底下的纸套管里。
	虽然一共只有七张照片，但上面的内容却差别很大。我承认，看着这些照片时，我的下巴都惊讶得掉了。我不止一次地仔细看这些照片，看到第一张照片时，我本该羞怯别过头去，但我忍不住想再看一眼，那种情形就跟若干年后，我驾车遇见严重的交通事故后，也会强迫自己再看一样。
	那名成年男性非常瘦，看起来显然是因为营养不良所致，肋骨和髋骨高耸，有些痂痕清晰可辨，照片中的那人头发分向左边，看起来活像一名资本家，他油腻腻的短发显得十分干练，梳得一丝不苟，但在做爱的时候，照片中的头发有些凌乱。在唯一一张嘴唇没有因为激情而张开的照片中，显示那人的嘴唇很薄，表情格外严肃。
	在一张照片中，那人在鸡奸最小的男孩的同时，嘴里还含着那个十三岁男孩僵硬的小阴茎。另一张照片中，一个不过十岁的男孩正帮那个成年男子手淫，而那名成年男子则在把玩两个小男孩的阴茎，而第四个男孩，也是他们年纪中最大的那个，赤身裸体地站在那儿，表情呆滞，像是服用了毒品。
	那个男孩的脸让我感到莫名的熟悉，我像是被电击了一样，他就是科特・梅耶！比他死在珠峰的时候也就小了四岁左右。
	“啊……天哪。”我小声说。
	有张照片几乎很难辨认，照片上的五个白色的消瘦身影全都卧躺在乱糟糟的席子上，恶心地首尾相连、寻欢作乐，让我这个无辜的美国新教徒不忍直视。唯一的一张可以看清楚的脸是那个成年人的。我盯着那张脸，试图不去理会照片中交媾、抚摸的场景，总觉得我以前见过他似的。我肯定见过一次。慕尼黑啤酒馆的海报上有张照片。不知何故，照片上的那张脸年纪更大，也更丰满，纳粹海报上的那人并非三十岁出头，而是三十五六岁了。但两张照片中的黝黑色眸子是一样的，同样蓄着查理・卓别林式的夸张胡子。那一刻，我居然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我将照片放回信封里，抬头看着雷吉、J.C.和理查。“你表弟就是为这个死的。”我气喘吁吁地对雷吉说，“我们的小命都差点儿丢了，就是为了获得这些淫秽的照片？”
	“真恶心。”让-克洛德轻轻地说，避开了我的目光。
	“恶心？”我大声喊道，“简直就是一群疯子！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将来也不想再看到。可是，如果真有哪个德国人跟街边的顽童做出这种离经叛道的事儿，谁会在意？谁他妈的会关心这种照片啊！”
	“他不是德国人，”雷吉说，“他是奥地利人，虽然他在搬去德国的几年前才失去了奥地利国籍。你也知道，他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那是个非常危险的组织，杰克。”
	“他不是在坐大牢吗？”我大声喊道，“去年十一月，我和理查在慕尼黑那个该死的啤酒馆就听说过这事了！”
	“他十二月被释放了。”理查说，“当时我们在伦敦购买靴子和绳索。”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我大声喊道，一边愤怒地在蘑菇石上来回踱步，“谁在意那些该死的社会主义者呀，纽约就有好几千这样的成员，在我生活的波士顿可能也有好几百人。布罗姆利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我指了指脚边的尸体，注意到了“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式的胡须”，以及尸体的面颊和下巴上的黑色短须。有那么一刻我恶心得差点儿昏倒，我猛然记起人死后毛发是会继续生长的。
	“……就是为了获得这个该死的社会主义者这些恶心的照片？”我有气无力地把这句话说完了。
	“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杰克。”雷吉说，“他是纳粹。是纳粹分子。”她一边在背包里翻找着什么。
	“那又怎样？”我不依不饶道，“就连我都知道德国的魏玛就有数百个这样政治狂热分子。就连我这样的人都知道，我可是连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几乎分不清。我们差点儿登上珠峰峰顶，我们这么辛苦才爬上来，结果居然……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结果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恶心的鸡奸者及其受害者的照片。天哪，你们看看，其中一个受害者，房间里的其中一个孩子，居然是小科特・梅耶。他居然将这种垃圾卖给你的表弟珀西！”我简直气坏了，两根手指将照片夹在风中，说：“我要把这种垃圾扔了。”
	“杰克！”雷吉生气地说。
	我低头看着她。她居然双手举着那把12毫米口径的信号枪，正对着我惊得目瞪口呆的脸。
	“如果你胆敢把照片扔了。”她平静地说，“我就用这把信号枪打死你，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的。我爱你，杰克。我们所有人都爱你。把照片还给我，否则我一枪打爆你的脸。你知道我会的。在冰川上的时候，我就用这玩意儿干掉过德国人。”
	那一瞬间，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知道她爱我，是那种姐弟之间的爱，唉，（也许把我当成了她死去的表弟）我也知道如果我把照片扔了，她立马就会开枪。接着，我记起了红色信号弹射中卡尔・巴赫纳张开的嘴中的情形，他眼睛里的液体就跟融化的蜡一样流到了面颊上。
	我仔细将信封里的照片和底片交还给了雷吉。
	“我好奇的是，”理查用平日里谈话的语气说，好像刚才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照片到底是谁拍的。不是……布罗姆利吧？”
	“不是。”雷吉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极其疲惫，“不过，珀西瓦尔会经常装扮成放荡的亲奥、亲德英国逃亡者出入这种场所。拍摄照片的是科特・梅耶。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小照相机，那玩意儿具有延时功能。珀西给他就是为了让他拍这些照片。”
	我们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这具奥地利人的尸体上。他是那样的年轻。我第一次发现梅耶的鼻子下有一道姜黄色的印记，很显然，这个小伙子即将长出胡须了。
	“梅耶也是间谍？”我说，也没期望谁会告诉我答案。
	“是的。”雷吉说，“科特・梅耶也是犹太人。”她说，好像这就把一切给说通了。
	那一刻，我以为她的意思是说，犹太人自然比其他人贪婪，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当然，在哈佛上学的时候，或者在波士顿生活的时候，我从没跟犹太人打过交道，然后我记起纳粹好像非常不待见犹太人，特别是德国或者奥地利的犹太人。但这个叫希特勒的混蛋却跟一群犹太男孩发生性行为，除了那名成年的纳粹外，照片中的所有人都割了包皮。这说不通啊。一切都是那样……淫秽不堪。但我只是摇了摇头。
	“在跟我表弟珀西瓦尔共事的人中，科特・梅耶算得上最勇敢的人。”她说，“珀西跟许多勇敢的人一起并肩作战过，大多数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勇敢，最终都牺牲了。”
	我对这番言论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在这儿。”雷吉说，她已经将那把刚才威胁杀死我的卫瑞信号枪放了下来，继续在她表弟的尸体上搜寻着。
	她拿出一块折好的绿色丝绸布，我的第一个想法觉得那应该是一块上好的手绢，跟乔治・马洛里尸体上的那块极为相像，但是，等雷吉将它打开后，却是一块3英尺宽、4英尺长的旗子，上面绣着一只狮鹫跟老鹰为了争夺一根中世纪的金色长矛厮杀的图案。
	我见过这面旗子，不过我见过的那面旗子更大，我们去拜见布罗姆利夫人的时候，曾见过这面旗子在布罗姆府邸飘扬。
	“你的表弟真的认为他和……这个男孩……能登上珠峰吗？”理查问道。
	“很显然，他们唯一的机会就是不停地往高处爬，逃离追赶他们的纳粹。”雷吉说，她的声音仍然相当尖锐，“有了马洛里和欧文探险队的固定绳索和营地，他们当然有机会。但没想到那些德国人也是登山好手，但珀西还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要是不被西吉尔追上，他们可能从马洛里和欧文的最高营地登上珠峰，不过，珀西的目的并不在于此，他们登山只是为了逃离德国人。”她将那面折好的旗子放在衣服里层，“现在我要登上顶峰，帮他完成这个愿望。”
	“如果我们还不快点儿的话，什么都来不及了。”让-克洛德在呼啸的大风中喊道。
	就在我们只顾看那些淫秽的照片、聊天，发生了内斗的时候，J.C.早从背包里拿出了望远镜，走到东北山脊被大雪覆盖、凶险异常的南侧，往下监视我们来时的路。
	“德国佬刚刚从花岗岩那边过来了。”他冲我们喊道，“只要三十分钟，或者用不到三十分钟他们就能上到这里了，得看西吉尔先生的登山技巧。我们应该当机立断，赶紧离开这里。”
	“去哪儿？”我猛地咳嗽了一阵后说。我知道我必须下山，下到空气不那么稀薄的地方，这样，即使我的喉咙里卡着龙虾壳和咔嗒作响的爪子，我也能够呼吸了。
	理查转过头来，看着右上方向，然后又往上面，也就是离我们不到100米的第二台阶看了看，看似不可征服的第二台阶赫然耸立出现在我们上方。离第二台阶不远的地方——或者至少看起来不那么远的地方大风呼啸，珠峰的峰顶正吐出一道20英里长的溅沫，像是拖着一道长长的尾巴。

19
	第一和第二台阶之间的后半段距离和前半段距离一样，异常凶险，充满不确定性。
	山脊线上有一大片锋利岩石，朝天竖立，滑溜溜的，山脊上还覆盖着冰雪，因此极难攀爬。我们所有人用一根绳索拴系在一起，理查处于领头位置，在那道狂风肆虐的山脊下方10英尺位置，他在冰雪上开路，而这道山脊则在东绒布冰川这一面的北壁和大深峡谷上方。周围越来越光秃，无遮无掩，以至于理查每走一步，雪就会滑下来，在他脚下堆积几英寸甚至几英尺高，然后形成一个并不稳固的平台，刚刚好可以防止他滑倒，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们其余四个人都没有很好的保护位置。
	我们没有回头看那五个德国人，不过我们可以感到他们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在我们几个人为珀西和梅耶先生准备葬礼的时候，J.C.用望远镜看到的最后情况是那队德国人的领头登山者——我们依旧认为此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已经绕过了那块花岗岩，此刻正在为他的四个登山同伙搭建固定绳索。显然，在那五个德国人之中，西吉尔是最强壮的一个，我们很高兴，其他几个人稍稍拖慢了他的速度。
	可这还不够。
	然后让-克洛德回到了我们当中，我们在梅耶和布罗姆利勋爵的尸体边上待了一会儿。
	雷吉说了一小段祈祷文，我非常惊讶地看到理查和她一起念念有词。数年之后，我见识过英国国教式的葬礼和葬礼祷告，并且意识到雷吉经仔细推敲后对祈祷文做了一些改动，可是很显然，理查在战场上给死去的战友念过无数次这些祈祷文，所以他可以跟得上她，一起念那些加以省略和改动后的祷文。尸体躺在那道悬崖北部边缘上方的一道短岩石斜坡上，我们和两具尸体一起坐在那里，祷文听上去倒是很舒服，不过我觉得稍微有点儿长，毕竟德国人正在我们后面攀登北壁。雷吉拿出了她的一块金绿色丝绸手帕，这手帕要比珀西瓦尔携带的那面旗子小，上面还有布罗姆利家族的族徽，她把它盖在她表弟的脸上，然后系好。理查则从衣兜里拿出一块干净的白手帕，盖在科特・梅耶的脸上。
	雷吉垂着头，护目镜依然罩在眼睛上，然后开始吟咏起来：
	
	我将举目仰望群山；那里会给予我救助。耶和华，天与地的缔造者，也会给我帮助。
	他不会允许你移动脚步；他会保护你，不让你睡着。
	看啊，他保护这座高山世界的荣耀，使之休眠或沉睡。
	耶和华本人就是你的守护神；耶和华是你的高台，搀扶你的右手；以至白天烈日不会灼伤你，夜里月亮不会照耀你。
	耶和华会保护你不受所有魔鬼侵犯；是的，他甚至会守护你的灵魂。
	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会保护你，从这一刻直到永恒。
	因此，我们把死去兄弟的灵魂托付给万能的上帝，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是我们连在一条绳索上共同攀登高山的兄弟，我们把他们的尸体交付给大地、空气和寒冰；珀西瓦尔笃信救世主耶稣基督，科特・梅耶敬爱我主耶和华，所以我们坚信，他们会复活得享永生，大地、海洋和高山放弃他们的尸身之际，带着荣耀的威严，基督和耶和华将会到来，评判这个世界。
	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同样也不能带走什么。耶和华赏赐，耶和华收回；愿上主的圣名受赞颂。阿门。
	
	“阿门。”我们其余人都说，然后让-克洛德、帕桑和我推动他们两个穿着登山靴的脚，一直把他们推下石脊的边缘，随后他们的尸身旋转着静静地滚了下去，掉到了差不多两英里之下的康雄冰川，尸体被摔得支离破碎。我们谁都没去看尸体坠落的过程，而是立刻着手重新打包我们的背包，我看到雷吉把装有她那份照片的信封放进了她里面夹克的口袋里，我则把我的照片放在背包背面的一个安全位置，然后我们找回了破冰斧，开始向着第二台阶艰苦跋涉。
	我们在蘑菇石的东侧避风面坐了片刻，感觉阳光暖暖的，可是，我们刚一从山脊线下来，开始采用横切攀登方式前往北壁，从数英里垂直冰雪山壁上吹过来的风就越来越大，把我们身上的暖意吹得一点儿不剩。我们不能停下来，否则就会被冻死。
	*
	在折回第二台阶脚下的山脊线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就算不知道好斗的德国人很快就会从我们后面突然冒出来，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在步枪的射程范围内，眼前的情形依然十分可怕。
	“如果你能带我们爬上那里，杰克，”理查把氧气罩拉下后说，“不是如果，我是说等你带我们登上那里了，就会发现第二台阶的顶端虽然平坦却布满砾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防御阵地，即便对只装备卫瑞信号枪的我们也是一样。”
	我抬头望着那道陡峭的雪坡，只见雪坡向上延伸到一堆不可能攀登的岩石，而尽头则是一面近乎垂直的岩壁。赶快和理查说说吧，你的喉咙里像是堵了块东西，你呼吸困难，我大脑中残存的那点儿理智坚持着。然后他就会承担起责任，亲自去自由攀登这该死的第二台阶。或者叫让-克洛德去也行。见鬼，杰克・佩里，现在就连雷吉和帕桑都比你善于攀登岩石。
	我说：“是啊，那上面就是名副其实的阿拉莫[7]。”
	“阿拉莫是什么？”J.C.问。对于现在的处境他似乎还挺高兴的。
	我又咳嗽起来，于是雷吉三言两语给他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阿拉莫的历史。
	“听起来像是一次伟大的战争。”雷吉大致介绍了那场战争的情况，不过没有说出结局，J.C.听后说道：“结局怎么样呢？”
	我叹了口气。“墨西哥人侵占了那个地方，并且杀光了所有的保卫者。”我一边咳嗽一边说，“我心中的英雄大卫・克洛科特和他的同伴吉姆・鲍伊也惨遭不幸，鲍伊刀就是这两个人发明的。”
	“哦，”让-克洛德说着笑了笑，“那真要谢天谢地了，好在我们要对付的是德国人而不是墨西哥人。”
	我把沙克尔顿夹克和鹅绒外套脱下来，摘掉外面几层连指手套，只剩下一层最薄的丝绸分指手套。
	我们用冰爪踢进山壁，一起攀向这道雪坡上我们所能到达的最高处，前方就是岩石散布的第二台阶脚下。这道石崖看上去有大约有90英尺高，北面绝对无法攀登，不过中间偏左一些的岩石上有一道裂缝，确切地说应该是节理。在那道狭窄裂缝和90英尺高山壁的脚下，J.C.、理查、雷吉和我都忙着搜索一条可以攀登的路线。我把我那个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向上推，以便能看得清楚些。
	这个问题太他妈严重了，根本就解决不了。在登山圈子里，人们给这样的难题起了个有趣的名字：生死挑战。这样的海拔高度令难度更大了。而且让一个喉咙里像是卡了碎玻璃的人解决起来更是难上加难。整个第二台阶都由古老的石灰岩组成，这里曾经是海底，而岩石的磨损速度要比岩石下面的页岩和其他石头的磨损速度慢得多。
	那道90英尺高悬崖的前10码或许倒可以攀登，因为这座6英里高、难以攀登的庞然大物下面三分之一部分遍布着各种崩塌的砾石、喷出岩和较小的裂缝。那些最大的砾石和向东倾斜的崖壁之间有一道沟，如果攀登岩石的技术纯熟，精力充沛，可以进行一连串探险，倒是可以从这道沟一试，可是我只能在那块该死的砾石顶上加大步伐，维持平衡，然后再去尝试攀爬三部分攀登距离中的第二道斜坡。
	如果是在威尔士的彭亚山口附近攀登位于这些砾石和崖壁之间的第一道斜坡，然后不偏不倚地落在位于陡峭雪坡的砾石顶上，可以说是一件极具挑战性却也有趣至极的午后消遣活动，可现在我实在难以想象，身处28,246英尺高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到底需要多少力气。
	不过我一直在不停地观察，试图找出一条最佳路线。如果真有“最佳路线”的话。我身边两个最擅长攀登岩石的人让-克洛德和理查都没有说话，怕打断我的思路。事实上，或许他们谁都提不出行得通的路线。
	从那块巨大砾石最上方30英尺处以及与悬崖连通的地方，陡峭的雪带上有一道很高、很危险的台阶，或者更恰当地说那里有陡峭的锥形积雪，而我正是要从那里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沿着陡峭的斜坡向上攀登，然后折回左边，前往裂缝中部，那里正是悬崖和几乎成直角的山壁的交界处。只有天知道那些锥形雪是不是结结实实地位于悬崖之上，或者雪崩会不会把我从那里卷走。在这之后，如果我折回左边，来到裂缝中央上一个较高的点，那么我就得学着如何像佛教的菩萨那样悬在空中，然后行进到这次攀爬的第三部分脚下，那里是最后一段距离，也是最难以攀登的一段距离。
	那道“裂缝”看上去是那么窄，我想侧着身体过去都不成，而且大部分地方都还没有我的手掌宽。从冰雪覆盖的陡峭斜坡上的一个位置，另外一道小很多的裂缝呈现出树形分散结构，以非常奇怪的角度向上延伸，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利用价值。
	这次攀爬的最后一道垂直斜坡就是一道夺命斜坡，这么说几乎没有一点儿夸张。
	不管按照哪个国家或大陆的攀登难度评级方法，这最后20来英尺陡坡肯定会被列入“极难攀登”等级。到了1991年，也就是我动笔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人们把“极难攀登”等级定位5.9或5.10级。若要攀登这道陡坡，不仅仅要求有卓绝的登山技能，还要有绝对的献身精神。当然可以说那是献身精神，不过简单说，这其实就是在找死。
	而且，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难度等级是攀登海平面的难度等级。比海平面高出28,200多英尺的这里，会被评为几级呢？
	我怎么才能对理查、让-克洛德、雷吉和帕桑他们几个人说出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我不行。不仅是因为我的喉咙被冻住了，像是卡着东西，而且疼得要命，上呼吸系统也被冻住了，吸入的氧气量还不到平常的三分之一，还因为就算在夏天的马萨诸塞州，这面山壁与地面的距离只有10英尺，我身下铺满了床垫，我也不可能登上这最后20英尺的斜坡，更何况是这里距离下面的东绒布冰川有8000多英尺的垂直距离呢。
	没有人能做到。在那一刻，我很肯定乔治・马洛里没有能力登上那里，也没有登上那里。我很肯定马洛里和欧文到了第二台阶后近距离地看了一眼，然后就转身离开了。不管是因为什么耽搁了，以至于他们必须在日落后穿越黄色地带下面的岩架下山，反正在那一刻我绝对肯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先是登上了第二台阶然后从上面爬下来而耽误了。
	绝无攀登可能。
	“你怎么看，我的朋友？”让-克洛德说。
	我咳嗽了一下，清清喉咙。“从三角形雪顶开始，”我说，“那里距离那面山壁和大裂缝有6英尺到10英尺远。先是自由攀越那些砾石，到达那块砾石的中央，然后向上攀登，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爬烟囱的方式，然后跨一大步，登上那片陡峭的雪地。接下来，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折回裂缝中央，然后顺着这道裂缝的上部和其他裂缝向上攀登那一段垂直距离，然后……哦，剩下的路线还是等我到了那里再想吧。”
	这话听上去挺流畅，可实际上我说话时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不得不停下来咳嗽了三次，弯着身体，撕心裂肺地咳嗽，而每一次咳嗽发作都可能是我临终前的最后一次咳嗽。
	“我同意这条路线，”理查说，“不过你感觉你能按照这条路线登上去吗，杰克？你咳嗽得很厉害，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很乐意一试。”
	我感觉自己摇了摇头。时至今日，我都不肯定我到底说了什么，是说了“不，这样的自由攀登根本不可能做到，我打死都不去”，还是“我非要坚持第一个上”？
	显然我的朋友们听到的是后者。
	这时候我脱下了诺福克夹克、羊毛裤和我的薄丝绸手套。其他东西都已经被塞进了我的背包并已绑好。我办了一件蠢事，竟然把我的厚羊毛帽拉得特别低，盖住了我的皮摩托车头盔，因为我把我的护目镜推到了额头上，所以羊毛帽也盖住了我的护目镜。这可以说是一次终极攀登了，我必须看着下方，时刻关注我的双脚。我的氧气罩和护目镜阻挡了我的视线，所以我感觉自己距离这个既狂风肆虐又寒冷无比的世界之巅极为遥远。我把背包、氧气罐、防毒面具包和冰镐都摘掉了，我的背上没什么东西能让我失去平衡。我一直穿着冰爪，因为我已经学会依赖它们来攀爬岩石，但岩石和我的脚之间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我的病、我的累，还有令我软弱无力的恐惧。
	“你们知道的。”我像是聊天那样对理查和雷吉说，漫不经心的语气只是被气喘和咳嗽打断。“我正在琢磨一个好办法，有了这个办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两边都不会再有人死了。”
	理查和雷吉两人都扬起眉毛，等着我说下去。
	“等西吉尔和他的同伙一出现，我们就带着白旗出去，”我一边咳嗽一边说，“到时候我会把照片给他们，或许底片也要交出去。”
	“这就是你的意见？”让-克洛德说。他听上去既震惊又失望。
	“不过我们只给他们四个信封，把第五个藏在这些裂缝和砾石之中，”我急切地说……我的肺疼痛难忍，吸入的氧气这么少，我用最快的速度说道，“我们自己留一套，你们懂的。”
	“而且你还要把底片给德国人？”雷吉问。我看不懂她的表情。
	我耸耸肩，外套脱掉了，耸肩倒是更容易了。可不一会儿我就感觉越来越冷。
	“我对摄影很在行，所以我知道有了相片就可以做出新的底片……我想他们管这技术叫拷贝……”我说道，仿佛这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只不过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这样一来，西吉尔和他那些愚蠢的手下或许会觉得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我们也能活着离开，把全部七张相片交给……不管你们那个神秘人是谁吧，反正就是个喜欢签支票和黄金的人。德国人得偿所愿了，两年来要找的东西找到了，他们也就没理由杀我们了。”
	理查摇摇头，我觉得他有点儿伤心。“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杀掉我们的，杰克。即便他们认为他们拿到了全部照片，他们也不会冒这个险。别忘了，这个星期他们几乎把所有夏尔巴人都杀了，而且他们去年还杀死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奥地利男孩子。他们不会让我们活着回去把这件事公之于世的。”
	“再说了，德国人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让-克洛德说，“他们本性如此。”
	我点点头，仿佛我凭借一己之力弄懂了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早晚都能自己想明白的……起码能明白理查那些话的意思。可这一刻我的思绪依旧围绕着裂缝、砾石、雪地和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壁，冰壁就矗立在我的头顶上方，与我之间的距离差不多有十层楼那么高。似乎根本没有办法能登上那里。
	“不过我们使用那些照片……”我觉得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出来，就算是我的遗言好了。此时此刻，我一边看着我的四个同伴一边说话，“即便会赢得一场战争，或者有助于维系和平……当然现在都只是猜测……使用那些照片、那种东西，去要挟别人……终究不是……我是说不可能是……一件体面的事儿。”
	有那么一会儿，只有狂风吹过岩石的峭壁。
	理查说：“如果像西吉尔先生这样的德国人当政，杰克，还是会打仗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而且，归根究底，战争压根儿就不是一件体面的事儿。不是。相信我，我说的绝对是事实。在战争开始萌芽之际，只可以从两个方面挽救那仅有的一点点体面，一是彻底避免战争，比你和我都聪明的人曾经说过，这些肮脏的照片或许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二是在真正的战争到来之际，表现出最勇敢的一面，即便在每一个清醒的时刻你都感觉害怕，即便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的同伴活下来。”
	“你一直这么做了四年，理查，”J.C.说，“拼尽全力让你的战友活下来。此时此刻，在这座山上，你依然在这么做。”
	理查突出哈哈大笑起来，吓了我们一跳。“我亲爱的朋友，”他说着拍了拍让-克洛德的肩膀，“我亲爱的朋友们。”他说着用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他把护目镜推上去后说出了这番话，他那双灰色的眼睛露了出来，我看到寒风已经把他的泪水吹了出来。“我的朋友们，对于保护我的属下的性命，我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我甚至没能在这次和平时期的探险中保住我们那30位夏尔巴人的性命。在这座山上，他们也是我的属下。他们大多数都死了。我的老天，我连我的步枪都没保住，更不要提凭借聪明机智，保护我们的夏尔巴人朋友免遭毒手了。如果在‘一战’期间我杀掉的好人或者帮忙杀死的好人跟我们来爬珠峰，那他们肯定会从大吉岭排到这该死的珠峰顶峰上来。”他陷入了沉默。
	“哦。”大家在寒风中沉默了良久，然后我说道：“我最好在起风之前开始向上爬。这个保护点相当不错，所以我会一直拴着绳索向上爬45英尺，到那片雪地的左上方。看上去你们其中一个人可以登上那个点，然后在那里拉绳索保护我，起码也可以看到我摔到了何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在雪地上用冰爪踢出一块小平台给你们之中上去的那个人。不过，不行，那个保护点很不安全，如果我从那面山壁上掉下去，我肯定会把作保护的人也拉下去的，所以还是让我帮忙，带你们其中一个人和固定绳索上去，前往那最后一道垂直斜坡脚下的雪地上，然后我会继续自由攀登，只把绳子松垮地绕在身上，这样如果我摔下去，你们还可以尝试拉住我。”
	“等你在砾石上找到保护点，我就爬上去。”理查说。
	让-克洛德这时正在北壁边缘探着身子，使用他的望远镜望着我们的脚印和来时的路线。“德国人正向着蘑菇石那里攀登呢，”他在风中说，“如果我们要准时抵达我们的阿拉莫，我们就得快点儿爬上去了。”

20
	我对坐禅一无所知；每天早饭之前，理查都会盘腿坐着，很明显陷入了沉思中，而据雷吉所说，理查正是在坐禅。我就要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去攀登第二台阶了，所以当然既没时间也没兴趣向他打听这事儿。
	不过我当时怀疑，而且现在已经确定，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登山，一旦失足就无法挽回，与坐禅同等奇怪，却也一样美丽。登山者摒除一切杂念，只关注他计划做出的动作，他眼中所见、所感、所觉和所希望的支撑点，以及牢牢在陡峭或垂直山壁上移动所需的速度。人想象即将做出的动作，准备好伸出哪条腿和哪只胳膊，手指要抓住何处，双脚该踏着何方，以及在没有摩擦力的时候如何创造出能救命的摩擦力。
	就这样，我系上理查的保护绳——虽然只能在这次不可能的攀登前半程系着，开始了攀爬，先向左边朝着那道大裂缝的角落爬去，山壁从那个地方以锐角角度连接在一起，所有重要的山壁连接处都从近乎垂直的山壁相交处下方开始延伸，那是一道真真正正的裂缝，不过到了高处，裂缝就加宽到了15英尺到16英尺，更高处则宽至45英尺。那道裂缝下部布满了岩石和细砾——那是一个接缝处，而且，从下面看，似乎在此次攀登的前半段根本没有任何有利因素。
	事实上，不利因素倒是一大堆。我快速以横切攀登方式向左朝着接缝处附近那面朝南的山壁攀去，随后我的身体整个都被阴影遮住了，突然之间天气越来越冷，冻得我难受极了。在毫无用处的接缝处附近费力攀登，我感觉一刻比一刻冷，情况糟透了。我只好加快速度穿过这片背阴面，否则以后我肯定会失去手指、脚指、脚或手，而且天知道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还会切下我的什么部位。
	我沿着狭窄的沟槽向上爬去，越来越接近峭壁的连接处，然后转向右边，手指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寻找攀附点，我的冰爪爪尖在一道道裂缝上维持平衡，这些裂缝有的还不到半英寸宽。随后又攀爬了一小段垂直距离，在爬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左手深深挤进锥形雪下方的一道垂直裂缝里，疼极了，向左移动，随后又向右移动，在来回移动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了极微弱的附着摩擦力。接下来再次向上攀爬，最后我终于在一块4英寸宽的细长砾石上找到了平衡，咳嗽几声，呼哧呼哧喘着气。在这里，4英寸就算得上是大马路了……简直就是堪萨斯州的大草原。
	这里就是我从底下看到的位于那片雪地上的“高阶”，当时我决定等登上了这里再担心这里的情况。
	哦，我终于上来了。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供我的冰爪揳入，也没有任何支点供我的手抓握，以便我可以跨出大约4英尺，跨到那块被冰雪覆盖的下倾陡峭板岩上（那个地方绝对算不上壁架）。
	在攀登这样的岩壁之际，如果你停下来左思右想，那死神很快就会降临。有时候你必须相信直觉、经验，以及肾上腺素相对于理性思维所具有的一点点优势。
	现在我知道，在攀登那道巨大的台阶之际，如果我掉下去——说跳下去更形象些，理查根本不可能拉住我，而且在我向上推进的过程中，从我的双腿之间看到脚下8000英尺的落差，有那么一瞬间，我很后悔自己把保护绳索拴在身上，即便这段攀登距离比较低，也“比较容易”。在我坠下崖边摔死的时候我真的真的不愿意拉着理查一起和我坠向深渊。
	我把肚子贴在滑溜溜的冰雪之上。现在这道陡峭的岩架已经被太阳晒了好几个钟头了，部分雪地变得又湿又滑……我的手指插进松散的冰雪之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抓握的地方。我拉开肚皮和岩壁的距离，然后滑向右边，朝着那道近乎垂直的悬崖滑了过去。
	这道板岩上的积雪足有六英寸到八英寸深，接下来我在上面来回甩动登山靴，带前爪的冰爪突然间找到了一个带有附着摩擦力的地方。我下滑的速度越来越慢，随后我停了下来。我慢慢地移动，硬挺登山靴前端的冰爪只能碰到冰雪，根本碰不到冰雪之下的岩石，我想方设法用冰爪前部分的四个钢制爪尖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左上方挪动我的身体。最后，尽管斜坡非常陡峭，而且周围无遮无掩的，我还是站在那儿，伸手去够一块更高处的岩石，以便可以站稳身体。
	接下来我向这道锥形雪架左边即北面远处移动过去，找到了一片区域，我在那里踢出了一小块冰雪平台，站在上面，把绳索在我唯一能找到的岩石上绕一圈，而被我当成保护点的岩石其实就是一块向上倾斜3英寸的石头，大约到我鼻子的高度，却比我的鼻子还窄，然后我摇晃几下，让绳索变松，然后拉住松弛的绳索，像往常一样，将其绕在我的肩膀上，接下来喊了声“确保完成”！
	“爬！”理查大喊——有时候他还会用我那根拉紧的绳子，以免他自己从山壁上向后弹飞出去——他效仿乔治・马洛里，四肢展开，朝着我爬上来，如同一只极度兴奋的蜘蛛。
	不出几分钟他就爬到了我身边。我知道我必须动起来了，我们现在身处阴影之中，我意识到，因为没有穿戴鹅绒外套，而且什么手套都没戴，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哆嗦了（也许既是因为兴奋也是因为寒冷），于是我从大裂缝的角落里向上攀登了两三英尺，让理查・迪肯站在我刚才站的位置，也就是我在那个角落里堆积的一块极为平坦的雪地，有一平方英尺大小。（在登山术语中，大裂缝指的是这样一道裂缝，这种裂缝太宽，手或拳头无法在里面找到牵引力，而且更为不适合揳进登山钉，如果你正巧和钢铁侠德国人一样，喜欢用登山钉，但这种裂缝又太窄，根本不可能把整个身体塞进去。实际上，这样的裂缝根本毫无用处，只能当垃圾桶，扔些瓶子和别的东西进去）现在我的一只脚就在那道裂缝里，我只能依靠冰爪踏在石灰岩上的压力和两只伸展开的手臂支撑着，站在两面峭壁相交处的一块角状突出物上，只比理查的头顶高出几英尺。在任何海拔高度，这都是个耗费体力的支撑位置，而且在这么高的地方，我知道我只能坚持短短的片刻时间。
	“不要摘下保护绳。”理查气喘吁吁地说。他艰难地向上攀登着，脸色十分苍白，即便有时候他还要用到我那条绷紧的绳索帮忙。我无法想象自己的脸色如何，不过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从西奈山下来的摩西，而他的两边太阳穴上则长出了两个发光的角。只不过幸运的是我是上山，而不是下山。
	“不。”我说。我一边凭借登山靴、后背和一只张开的手掌牢牢支撑住身体，一边解开拴系在腰上的绳索安全带，把保护绳索在诺福克夹克衣带上绕了两圈，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带着保护绳索攀爬。不过在我从山壁上掉下来的一刻，保护绳索在拉力下就会松掉，然后，趁着我那震颤不已的身体里尚有一丝丝暖意、力气和意志力，我开始向上攀去。

21
	从我开始自由攀登那道凶险异常的第二台阶的那一刻，我就明明白白地知道，不论我是只能再活三分钟——这其中还要算上我跌下1.5英里时留有意识的时间，抑或再活七十年，这都是我最骄傲的一次攀登尝试。
	因为总感觉喉咙里卡着一块锯齿状的压缩物，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可去他妈的吧。我深吸一口28,140多英尺的寒冷空气，效果却差强人意，现在我要凭着吸入的这一口气完成这次攀爬。也许我根本做不到。
	按常识和以往的登山经验，我应该尝试留在那道25英尺山壁的最左端，利用那道大裂缝想想办法。
	去他妈的吧。留在那道大裂缝附近，肯定会没命的，我忍着五脏六腑传来的疼痛琢磨着。于是我通过其中一道向上延伸的较窄裂缝的分支缝隙向右边移动。
	右边最大那些垂直裂缝里布满了松散的小块石块。还是那样，要是登山靴踏上去，手抓握那里，肯定会没命的。所以也不要考虑那里了。
	用手抓握并不牢靠的支撑点，我用最快的速度爬上了这面平坦山壁的头三分之二距离。向下看我一准会大声狂笑出来，自打我们到了第一台阶脚下，地平线就一直清晰可见；现在到了第二台阶，隔着薄雾缭绕的地平线，200英里开外的群山山峰全都若隐若现，喜马拉雅山脉每一座8000米高的山峰现在都在我的脚下，我尽量克制自己不再去看那些美丽风景，而是像只在滚烫岩石上爬行的蜥蜴一样，不停地向上移动。
	只是这块岩石并不滚烫；因为外层空间里的深层寒冷，这块岩石冰冷无比。这块该死的板岩大部分都面向北边，极少能得到阳光的照射，所以全都冷冰冰的。我的双手和我的身体接触到岩石的部位快速地吸收了岩石中的凉气，凉意侵体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我的攀登速度。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的整个身体都能接触到岩石。
	我把我冰冷的双手放在我知道但是看不到的抓握点上。冰爪的钢尖在石灰岩和花岗岩上踢出了火花。
	现在我就快到顶部了——顶部是一块突出的岩石，即便是在夏天的威尔士，这也是一块无法攀爬的岩石，除非有很多普鲁士结，一根用来悬挂身体的坚固绳子，再加上祝玛小装置，才可向上攀登，翻过这块岩石——所以我不停向上爬，让每个冰爪爪尖找到一个支撑点，然后滑向左边，向着那个迄今为止毫无用处的大裂缝移动。
	好吧——就因为那道裂缝在这个位置很宽，我的手或前臂可以伸进去，同时又太窄，容纳不了我的身体，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以一定的角度固定手臂，把我的手肘挤进那道裂缝里。然后，片刻之后，把我的左脚和左腿挤进下面。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计划。
	权当是个计划吧。
	在这道裂缝附近自然没有任何牢固的手抓点和脚踏点，事情绝不会这么顺顺当当的，不过在这样的自由攀爬过程中，摩擦力和速度才是王道，我祈祷自己能利用这两点向上攀登。
	此时此刻，我的肺在燃烧，眼前发黑，裂缝上尖利的岩石划得我的腿钻心的痛，我不去管这些，而是用膝盖抵着岩壁，向第二台阶顶部又爬了几码，这时候我碰到了……另一块悬壁。
	我不由得再一次停下来哈哈大笑。这样做肯定会耗光我肺部的最后一些氧气，不过我的肺里本来就没多少氧气了。
	这块悬壁向我右边延伸出大约6英尺远，于是我尽可能把右腿伸到最远处，用冰爪刮擦，最后我的登山靴碰到了一道壁架，而这壁架大约只有一支折断的铅笔那么宽。我把我全身的重量都转移到这道壁架之上，然后用打滑的右手摸索着，却找不到任何抓握点，就这样，我仅凭左手那个带有摩擦力的抓握点靠在那块板岩的垂直部分。
	在上方3英尺处还有一道岩架，我把左脚登山靴踏在上面，有那么一瞬间，我摇摇晃晃的，真真正正地悬空了。随后我站了起来，我的上半部分身体已经越过了那块突出岩石的边缘，我的右手碰触到了大量的岩脊、岩石和支撑点。我终于到了第二台阶的顶部。
	我奋力攀上去，又向前滚了好几英寸，以便我的头、肩膀或双脚远离那8000英尺的落差。
	我还是气喘吁吁的，好在还可以站起来，于是我站了起来。这里距离第二台阶的崖壁只有几英尺，是一块4英尺长3英尺宽的石灰岩平台，非常棒，这里有一道道波状岩石、岩脊，甚至后面还有一些露出来的矮小岩石，可以把保护绳索系在上面。
	谢天谢地。
	我的喉咙太疼了，一呼哧呼哧喘粗气就疼得更厉害了，我真想大声叫出来，可结果我只是冲下面喊，告诉大家我来做保护，让他们向上爬。后来，帕桑医生告诉我，我的叫喊声很平稳、很平静。我随身携带了120英尺长的奇迹绳，在这块岩石平台和那些矮小突出岩石上套了扁带环之后，我用掉了其中的97英尺。
	理查攀爬得很从容，尝试自由攀登这段路线的主要部分，不过有两三次还是求助于保护绳索的拉力才没有出意外。我对此一点儿也不在乎，而且永远也不会和他提起这事儿。我们又不是在这里比赛。
	除了让-克洛德，每个人都完全利用打结的保护绳索爬上了这段不可能攀爬的距离。开始是我和理查两个人拉绳做保护，然后是三个人在拉，最后是四个人。
	大家都忍不住地从第二台阶的顶端眺望四周的美景。过了这道台阶，还有第三台阶，那道台阶位于远处的东北山脊之上，以及冰雪覆盖的顶峰三角岩之下。不过，这道台阶是一面峭壁，很像一块棉花糖。情况一目了然，如果我们不愿意向上攀登从而翻越那些砾石，完全可以采取横切攀登从那里的雪地绕过第三台阶。
	过了第三台阶——似乎我们从这里扔一块石头就能击中那里——有一道雪坡直通顶峰三角岩，这道斜坡开始一段距离很平缓，越到后面越陡峭。攀登那里时得小心翼翼的，不过没有一处地方像是攀登第二台阶那样有这么多技术上的需要。
	然后就只剩下冰雪覆盖的顶峰和顶峰上危险的飞檐了，天空如水晶一般，阳光明媚，顶峰上的一切清晰可见。之前的荚状云现在已经消散，只留下一点点残云从峰顶飘向西面，不过这并不是那种预示着要变天了、暴风雪即将到来的荚状云。第二台阶顶上的风很大，和往常一样，从西北方呼呼吹来，我们都被风吹得弯着腰，快乐得大喊大叫。
	至少别人可以这样做。
	我终于意识到我根本不能呼吸了。我的四位朋友在第二台阶顶上向西边走了几步，这时候我跪倒在地，然后趴到了这块石灰岩平台的另一边。
	我喘不上气了，我甚至都咳嗽不出来了。我那遭受重创疼痛不已的肺中没有空气出入了。卡在我嗓子下部如龙虾爪一样尖锐的东西堵住了所有的呼吸，现在那东西感觉更像是一大块锯齿状冰冷金属。我要死了。我知道我就快没命了。我的四个朋友大喊着，拍着彼此的后背，在中午的阳光下举目观瞧珠峰顶峰，而我就快死了，在我的眼前，跳动的黑点已经变成了快速关闭的幽黑隧道。
	帕桑医生转过身来，飞快地跨出三大步，朝我走过来。他单膝跪在地上，我漠然地意识到其他三个人现在也围绕在了我身边，真正的死亡与我如此接近，我感觉他们赶过来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全都低头看着我，有点儿搞不清楚状况，雷吉跪在我边上，显然有点儿不知所措。这倒是一点儿不错，瞬间我就想明白了。我们全都是孤零零地死去，不管谁守在边上都是一样。
	“帮我把他扶起来。”帕桑的声音传来，无论是在视觉还是听觉上，他的声音都模糊极了，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人粗鲁地用力把我从岩石上拉了起来，让我跪在地上，扶稳我的身体。
	无所谓。已经有一分半钟到两分钟我不能吸气呼气了，卡在我喉咙里的那个破碎的东西马上就要把我的喉咙从里面切开了。我就要被淹没了。我已经被淹没了。不过既不是我被水淹没的，也不是空气充满了我的肺。我发出了最后一阵呜呜声，然后想要向前倒去，不过有人依旧按着我的肩膀，坚持让我以跪着的姿势死去。我隐隐为我要死了这事儿感觉遗憾，我真想再为我的朋友们尽一点儿绵力。
	不过我已经帮他们登上了第二台阶。这是我最后一点儿有意识的思维。
	帕桑的手掌——我相信那是帕桑的大手——用力地按压我的胸口，他按压的力道这么大，我肯定他会弄断我的肋骨和胸骨。反正也无所谓了。
	与此同时，他又使劲儿拍打我的后背，我的脊柱差一点儿就折断了。
	随着一次强有力的推按——仿佛有什么浑身是刺的可怕生物就要从我的喉咙和嘴里钻出来了——我终于把那块堵在喉咙里的东西喷了出来。
	雷吉终于允许我向前朝着我刚才咳出来的东西倒去，那东西看上去很像我的一部分脊柱，血淋淋的。那没准是一条深红色的超级三叶虫，几天前的夜里，这家伙趁着我在五号营地睡觉的时候爬进了我的喉咙里。不过我才不关心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终于能呼吸了，我高兴得直掉眼泪。一呼吸就很疼，疼痛感真真切切，不过我可以呼吸了。空气从我的身体里进进出出。刚才眼前的一片昏黑不见了，我的视觉渐渐加宽，昏黑不见了。我在灿烂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最后雷吉轻轻把我的护目镜拉回了原处。我爬上第二台阶的时候一直没有戴护目镜，以便我可以看清我的双脚，看清所有的一切，不过我可不想像诺顿上校那样，被雪盲症折磨得死去活来。
	我到底还是活了过来，我头昏眼花地想。我有点儿恶心，吐出了很多东西，更多的血溅到了刚才我吐到岩石上的那块刺状物上。
	“这是什么东西，帕桑医生？”让-克洛德问。
	“这是……这曾经是……他喉咙里的黏膜。”帕桑说。
	“可这东西就像螃蟹一样，很硬，而且又长又尖。”理查说。
	“这东西被冻住了很多天了，”帕桑医生说，“都冻结实了。这东西慢慢变大，一点点地把他的喉咙和食道堵住，直到最后，气道也被堵得严严实实。”
	“没有了这东西，他还能活吗？”理查问。在我听来，他只是对这个问题感觉特别好奇。我在心里记下以后一定要找他算账。
	“当然，”帕桑笑着说，“佩里先生今后几天内呼吸会很疼，我们得尽快带他到下面空气不那么稀薄的地方，不过他很快就会好起来。”
	我很不爽，他们竟然这么谈论我，好像当我不存在似的，好像我已经死了。在别人的一点点帮助下，我挣扎着站了起来，老天啊，朋友们一张张戴着护目镜的脸，令人惊奇的顶峰三角岩，他们身后深蓝色的天空，一座座白色的顶峰，那些顶峰另一边惊人的地平线，这一切的一切简直美极了。我太高兴了，眼看着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都别动。”布鲁诺・西吉尔的声音在我们身后6英尺到8英尺的地方突然响起。我回头一看，刚好见到一把黑色的手枪对着我们，那把鲁格尔手枪被他稳稳地拿在右手中，恩菲尔德步枪则挂在他的左肩上。他站在石灰岩平台的顶上，我的攀登绳索就拴系在那里，他两腿分开，身体纹丝不动，与我们距离很远，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向他冲过去，他稳稳拿着鲁格尔手枪，傲视我们。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如果有人稍微动一动，”西吉尔说，“我立刻就把你们全打死。你们继续活着对我一点儿用也没有了。还要谢谢你，佩里先生，第二台阶可是个不容易搞定的地方，你在上面搭了固定绳索，真是帮了大忙了。”

22
	风猛烈地推着我们的后背。我们在第二台阶的岩石顶上挤成一排，全都遵照布鲁诺・西吉尔的命令面对他。
	巴赫纳的那把鲁格尔手枪仍在理查身上，我仍在痴心幻想。枪的确在他身上。但他把两发子弹都打了，枪里已经没子弹了。而西吉尔的那把鲁格尔里肯定装满了子弹。上次理查说鲁格尔的弹匣里能装多少子弹来着？八发？足以把我们所有人都撂倒，而且，即使重新装子弹也很快，足以给我们致命一击。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没想到却落得一个这样悲惨的结局。这一切全都是拜我那不顶用的喉咙所赐，都是因为我让大家分心了，他们才没有把那根100英尺长的保护绳拉上来，现在，那根绳子仍然绑在第二台阶顶上的石灰岩阶梯上。我的大脑飞快地转动，想着可能的脱身之计，但现在我们已经穷途末路。
	“请告诉我照片在哪儿？”西吉尔说，“你们就别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了，免得我还要搜查你们的身体和背包。”
	“什么照片？”让-克洛德问道。
	西吉尔对着他扬手就是一枪。尽管大风呼啸，枪的爆裂声仍然很大。J.C.倒在了大雪覆盖的岩石上。我看到血从他身体右侧流了出来，但血似乎并不是喷出来的……好像并没有打中主动脉。可我又懂什么呢？我只知道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者在这个高度受了重伤或得了重病，很难活下去。
	我们都朝倒在地上的J.C.走去，但那把鲁格尔手枪晃了晃，我们只得站住了，把手重新举起来。帕桑说：“我可以看看他，帮他治疗吗，西吉尔先生？我是医生。”
	西吉尔冷笑道：“不，你才不是什么医生。你只是个地位低下的印度人，你的手永远都不要碰雅利安人的身体……即便一个死了的法国人你也没资格。”
	我的牙齿磨得咯咯响。但我并没有动。我没有朝离我8英尺远的背包冲过去，掏我那把可怜的、连子弹都没装的卫瑞信号枪。我没有将手放下来。即便只能再多活几分钟，我发现我也很想苟且活着。
	“你们从尸体上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我都用望远镜看到了。”德国人说，“一共五个信封。不要再侮辱我的智商了。”
	“西吉尔先生，”我喘着气说，“我可以吐口水吗？”
	“什么？”他用那把鲁格尔指着我的脸。
	“我口里有血，西吉尔先生。我病了。我可以将嘴里的血吐出来吗？要不我会呕吐的。”
	德国人什么也没说，于是，我将身子转到一边，不希望风将我吐出的血吹到西吉尔或者其他人身上，我将那团堵在我喉咙里的血吐了出来。“谢谢。”我对西吉尔说，“谢谢你没有开枪打我，先生。我真可怜。”
	“你的状况可不好，佩里先生。”西吉尔再次笑着说，“你可能得了肺栓塞。”他用手枪对着我们晃了晃。“所有人都把衣服脱了，扔在脚边，然后让开。可别想逞能，否则你们全都得死。”
	“我先来。”雷吉说着往前走了一步。很快将她的背包放在她伸手可及的位置，然后将那件滑雪衫、芬奇羽绒服和鹅绒裤脱了，风猛烈地鞭打着她的背，她只得用脚踩着衣服。又过了十五秒钟，她将那件看起来像丝质内衣的羊毛上衣脱了。西吉尔看着她，咯咯地笑着，但他手里紧紧地拿着那把鲁格尔，紧盯着大家。如果雷吉想以此转移西吉尔的注意力，让理查或者我有机会冲向他，那这个计划显然行不通。我们之间的距离仍然很长，要是冲过去肯定会被打中。再加之我们两个是并排站立的，没有谁能挡住德国人的子弹。所以，西吉尔用那把该死的手枪能将我们所有人撂倒。
	雷吉脱下衬衣，扔在那堆衣服上，用一只穿着靴子的脚一脚踩住，防止被风吹走。她脱下衬衣里的棉衣和丝质内里。现在，她就只剩了条提灯裤，上半身除了胸罩，什么都没穿。接着，她将手伸到后面，解开文胸。
	我真想哭。雷吉身上娇嫩部位几分钟之内，甚至只要数秒钟可能就被冻伤。让-克洛德仍在大雪覆盖的岩石上扭动着，血往四面八方流去。
	“对不起，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布鲁诺・西吉尔笑道，“可惜我以前见过女人的奶子。英国女人的奶子也见过！而且比你的大。不过，既然你都脱光了，我就最后一个杀你……或许在你死之前还能让我的手下看看，让他们玩玩。”他一下变得面目狰狞，接着咆哮道，“照片呢？你这个英国婊子。”
	“在我的背包里。”雷吉说，“我可以帮你……”
	西吉尔摇摇头。
	就在这时，让-克洛德猛地站起来，连流血的伤口也没捂就冲向西吉尔。
	那名德国人往后退了半步，连开两枪。两颗子弹不是打中了J.C.的胸部就是打中了他的肠子。但他仍然踉踉跄跄地朝西吉尔逼近。
	西吉尔朝左侧的北壁走了两步，但离那片风化脆弱的雪檐仍有几码远。接着，他又开了两枪。第二颗9毫米的子弹穿透了J.C.身体，从仍然放在背包里的氧气罐穿了过去，氧气呼啸着往上蹿，被风吹到了空中，两人顿时被冰晶一样的浓雾包裹住了。
	我们也都往前冲去，但让-克洛德紧紧抱住西吉尔，逼迫那个身形比他大的男人往后退去，一步、两步、四步……
	“不，不，不！”西吉尔尖叫道，一边用鲁格尔手枪黑钢柄使劲砸让-克洛德的头。两人又蹒跚着往后退了三步，踩到了雪檐上。
	“该死的德国佬！”让-克洛德气喘着说，咳了很多血出来，西吉尔那件纯白色滑雪衫的胸前都被血浸透了。即使身上中了五颗子弹，嘶嘶作响的氧气在他们周围形成了冰雾，J.C.仍然用他那满是鲜血的右手使劲捶打着西吉尔身体左侧。
	他们身下的雪檐断了。两人都从雪洞里掉了下去，消失了。除了雷吉，我们所有人都冲到第二台阶北端。西吉尔拖着长长的尖叫声往下坠去，两人纠缠在一起，翻滚着往下落去，尖叫声逐渐消失了。没有哪块峭壁像阻止珀西瓦尔和梅耶一样，奇迹般的将他们两个拦住，而且，西吉尔和J.C.并没有用绳子拴在一起，让-克洛德只是用一只像老虎钳一样的胳膊紧紧地抱住西吉尔。最后，两人终于消失了，在10,000英尺下的康雄冰川下连个点都看不见了。
	我没有听到让-克洛德发出任何一声尖叫。我当时相信，至今仍然相信，他在掉下去之前就已经死了，尽管抱着西吉尔一同掉下飞檐是他之前就计划好的。
	理查低头看去，并没有往掉落的地方看，而是看着岩石边缘，这个时候我才知道，J.C.为什么一直用他那只空余的手一阵乱打了。
	他将理查那把恩菲尔德步枪从西吉尔的肩膀上扯了下来，在他们掉下去前的那一瞬间，扔到了崖边。
	我将枪拾起。“瞄准器掉在岩石上摔碎了。”我呆呆地说。
	“没关系。”理查说着从我手上拿过那把步枪。他咔嗒一声，将那个梯形金属弹匣从扳机护环前面拉了出来，很快子弹倒在手上，数了数那些包黄铜的长子弹。接着，他很快将用大拇指将子弹压进弹匣里。我数了数，一共10发。子弹的铅弹头看起来很重、很尖。
	在帕桑的帮助下，雷吉再次穿好衣服。她冷得不由自主地哆嗦着，嘴唇也冻得发紫。尽管刚才布鲁诺・西吉尔在嘲笑她，但她还是成功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让-克洛德这才有时间冲过去。
	我跟理查走过第二台阶顶端，来到那道90英尺高陡坡顶端的一个石灰岩阶地。他一只膝盖跪在阶地后面，支撑着他的胳膊肘，将步枪放在了石头上。我单膝跪在他旁边，接过他从背包里拿出来的望远镜。
	“你做我的着弹点观察员。”理查说。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理查。”
	“就是告诉我的枪打得低了还是高了，太往左边了，还是太往右边了。”他说，“如果我没有打中的话，告诉我打错的方位，往左边偏多少，往右边偏多少，往上或者往下偏了多少。我会根据你喊出的数据调整。”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我们正在谈论帕丁顿车站的铁路时间表一样。
	“明白了。”我说着将那架分量不轻的望远镜架在眼睛上。
	另外四个德国人刚刚走到蘑菇石和第二台阶之间那一段距离的一半位置。他们刚才肯定在石柱的东侧休息，那个地方正好可以躲避咆哮的大风。而他们中身体最好、爬山技术最好的西吉尔没有休息，就继续往上攀登了。
	雷吉和帕桑还没来得及走到我们身边，理查手里拿着那把左侧的瞄准器已经坏了，只剩下金属瞄准架的步枪，深深地吸了口气，端着枪打出了第一发子弹。枪声吓了我一跳，差点儿没将我的耳朵震聋。
	山脊线上的第一个德国人往后掉了下去，好像有人在下面猛地拽他的腿一样。我透过望远镜发现他白色滑雪衫的胸前渗出了殷红的血，流到了白雪中。
	“搞定。”我说，“一枪命中他的胸膛。”
	另外三个德国人中的两个忘记他们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而且现在仍然跟那个中枪的拴在一起，两人转身要跑。那具被鲜血染红的尸体被两个逃跑的德国人往东拖了几码。如果不是因为伤心，我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儿，那一幕真是像极了电影里启斯东警察[8]滑稽的场景。两个奔跑的德国人倒成了一堆，第三个德国人站了起来，从滑雪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我不知道那是一把鲁格尔还是别的手枪，忙乱地我们的大致方向，连着开了几枪。我听到一颗子弹在远处发出蜜蜂那种嗡嗡声，但其他子弹离我们远着呢。子弹的声音几乎淹没在了风中。
	理查又深吸了一口气，稳稳地端着枪，打中了那名德国人的脸。我哆哆嗦嗦地拿着望远镜，看到那人的血、肉、破碎的头盖骨四处飞溅。手枪从那名死者的手里飞了出去，他瘫倒在地，倒在了覆着雪的岩石上，那双长腿仍然因为神经冲动抽搐着。但是，我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他灰色的脑浆飞溅在了戴着头盔的头后面。
	“他死了。”我说，“一枪爆头。”我不知道这种通告是不是着弹点观测员的工作，但我总得做点儿什么帮助理查。
	另外两个人挣扎着站了起来。一个人仍然朝我们这边望过来，那人歪着头，想知道我们是否在第二台阶的顶端。突然间，那个德国人伸出双臂，举向空中，任何人都知道这是投降的动作。
	理查又朝他开了两枪，两枪都打在了心脏以上的胸部位置。我仍然用望远镜看着他，突然意识到，我真想伸手捂着那人胸膛上血肉模糊的伤口。
	最后一个人将兜帽翻向后面，扯掉氧气罩和巴拉克拉法帽，那张无遮无拦的脸看起来很像德国人，非常年轻，我透过望远镜发现，他下巴上连一点点胡茬都没有。那人趴在地上，像是在哭。我好想说：他只不过是个孩子！
	我没有大声说出来。科特・梅耶也只不过是个孩子。
	理查对着他开了三枪，一枪过后，那名穿着白色滑雪衫的男子在地上不停滚动，两枪过后，那人不再扭动了。
	现在，东北山脊上一片静谧，除了风吹着破烂的衣服偶尔晃动外，无论是人和物都静止了。
	雷吉和帕桑站在我们身后，低头看着山脊。没人说一句话。这时，我们几个好像心有灵犀似的，全都转身朝北侧走了几步，站在了坍塌的飞檐边缘。下面很远的冰川看起来仍然空荡荡的。
	“妈的。”理查轻轻骂道。
	“嗯。”雷吉小声说。
	我们从边缘退了下来，围着背包在低矮台阶的背风面坐了下来，地上散落着七颗铜子弹，理查出于习惯地将子弹捡起，放在外面的一个口袋里，我们剩下的四个人全都盘坐在风中，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

23
	我们弓着身子挤在岩壁顶端的平台东侧，这样才能交谈，但我们先是将氧气罐开到最大的流量，摒弃杂念，狠狠地吸了五到八分钟的氧气。这对我多少有些帮助，吸气或者呼气的时候我都没有咳嗽。
	最后，我们把氧气罩拿了下来，开始谈论下一步的计划。
	“简直不敢相信，让-克洛德就这样死了。”雷吉说。我们朝她靠近了些，想听清她的话，不过，大风似乎小了点儿。像是珠峰也识趣地让我们可以短暂缅怀朋友。
	但是，尽管风势减弱了，但我们仍然许久没有说话。“现在该做决定了。”理查最后说。
	我不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决定？包括西吉尔在内的十几个德国人都死了，对了，还包括被雷吉的信号枪击中，摔下裂缝的那个。现在，谁也不会阻止我们回大本营，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大吉岭了。”对于一个喉咙痛得这么厉害的人来说，我说的话还真是不少了，我的三个朋友不得不听我用这么沙哑的声音说话，让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我相信西吉尔先生今年肯定是有备而来。”理查说，“死了十几个德国人不假，但如果像西吉尔这么狡猾的人不将一两个人留在槽谷的冰川上，或者埋伏在大本营下面，我反倒会感到奇怪了。他肯定采取了措施防止我们逃走。”
	“当务之急就把照片和底片拿回伦敦。”雷吉说，“这样，让-克洛德和所有夏尔巴人才能死得其所，不管我们的那些夏尔巴人朋友知不知道这个计划。”
	理查点点头，然后又点了点，接着又摇了摇头。最后，他抬起头，从我的头顶往西边望去。“我想爬上这座山，但是我以前从未抛弃过身陷危难的朋友，现在也不会这样做，杰克。”
	听到这话我感到十分惊讶。“如果你想爬山，我没事儿，可以跟你一起上去。”我撒谎道。我感觉那只咳出去的嗜血三叶虫好像把我的内脏吃光了——就像乌鸦将马洛里掏空那样。
	“不是，佩里先生，你现在身体状况糟糕，不适宜跟他一起上去。”帕桑平静地说。
	我愤怒地冲他眨巴着眼睛，他有什么资格否决我毕生的梦想？
	他是医生，因为吸了氧气而仅余的一点点理智这样说道。
	“从这里上到顶峰还需要大约两个小时，如果速度稍微慢下来，再加上被顶峰三角岩深雪覆盖的小径阻挡，没准儿需要两个半小时。”理查说，“但我们的氧气足以往返了。”
	“不对，我们的氧气不够了。”我气喘吁吁地说，再次糊涂了，“我们各自只剩下一整罐氧气了。”
	“杰克，你难道没留意西吉尔身上和其他几名被杀死的德国人身上携带的氧气罐吗？”理查说，“他们的氧气装备，包括让-克洛德的我们都可以拿来用。这些氧气罐肯定是德国人在二号营地或者五号营地找到的。他们爬往东北山脊的时候每个人顶多用完一罐……这样，我们至少还剩下八罐氧气，而且都是满的。”
	我明白现在正是我们登顶的绝佳机会，比当初马洛里和欧文最后一天登顶珠峰的机会要大得多。当时，他们每个人背着两到三罐氧气，必须从27,0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一路爬上来。而且，他们带的装备要比我们的重得多。现在，我们已经上了第二台阶，离山顶只有两个小时了，垂直高度也就800英尺了。现在我们不仅有足够的氧气装备，而且我们还把雷吉的大帐篷拿了上来……要是我们突然遇见了恶劣的天气，必须在这里扎营，也可以用得上。以前，探险队在27,000英尺高的地方露营等同于死亡。现在我们有了雷吉的帐篷，有了鹅绒服，还有充足的氧气罐，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这支由理查、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帕桑、佩里和让-克洛德组成的探险队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想到J.C.的名字，想起我们攀爬这座该死的山时他的兴奋劲儿，我不禁泪盈于睫。
	“我也想去。”我用沙哑的嗓音说，“我们一起去，同时登上山峰。”
	“不行。”帕桑说，“佩里先生，你一定得原谅我，先生，你现在咳嗽的时候，喉头处冻坏的黏膜还没有出太多血。但是，要是你继续往上爬，要是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多待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你很可能患上肺栓塞，这还只是最轻的情况。要是在这么高的地方再过一个晚上，甚至可能危及你的生命。”
	“我不怕。”我喘着气说。但我现在总觉得昏昏沉沉的，像是随时可能倒在这白雪覆盖的岩石上似的。
	“我们能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登顶然后返回吗？”雷吉问道，“要不我们或许只能在暴露的地方搭帐篷，比如蘑菇石上面？”
	理查深吸了一口气，摇摇头。“我希望一个人去，而且我没打算返回了。”
	我想大声抗议，但我的喉咙痛得厉害，所以，我只得赶紧吸了一口氧。
	“你爬上这座山难不成是为了自杀吗？”雷吉吼道，“你根本就是个懦夫，原来查尔斯表兄对我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你获那么多亮闪闪的勋章有什么用！”
	理查笑了笑。
	有什么好笑的？我记得自己当时是这么想的。那颗子弹击中J.C.以及他那个金属的氧气罐后，我不停听到氧气发出嘶嘶的声音。当时，那动静就跟让-克洛德的灵魂被迫从他的身体里飘荡出来一样。
	“爬上这座山之后不下来，不是自杀之举，是什么？”雷吉生气地问理查。她像是要揍他一样。
	“你还记得肯・欧文斯来锡金看我的情形吧……”理查问道。
	“K.T.欧文斯！”我依旧用沙哑地嗓音说，“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文斯就决定归隐了，他现在住在尼泊尔，在珠峰南侧下昆布谷有自己的农场。他还是个诗人，只是没有将自己的作品示人而已。而且，他还是个登山家，虽然现在没人听说过他还在爬山了。”
	“你是说，”雷吉十分暴躁地说道，“你的朋友肯・欧文斯已经爬上了珠峰，现在正准备一艘飞艇什么的在山上等你？”
	理查咧嘴笑道：“没这么神，雷吉。但欧文斯肯定侦察过从另一边，也就是南边上山的路线，勘探过那里的山坳和山脊，他答应我，我从昆布冰川的冰瀑下去的时候，会找到一些夏尔巴人朋友在路上留下的标记，以及在冰隙处留下的绳梯。他说那也是整个登山中最危险的路段，就在珠峰南侧靠近大本营的地方。”
	“南侧才没有什么大本营呢。”我沙哑地说，现在，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用长指甲划过黑板的刮擦声。
	“现在有了，杰克。”理查说，“肯・欧文斯上个星期在那边爬山，而且他们还安放了固定绳索，为我在南坳留了帐篷。”他看着雷吉说，“是为我们留下的。”
	“南坳。”我重复道，这会儿，我痛得直打哆嗦，在过去的九个月里，“北坳”这样的字眼儿我听过无数次，也想过无数次，但我总觉得珠峰不存在南坳，也许，这样的地方压根儿就不存在。
	“尼泊尔不允许外国人进入。”雷吉说，“你可能会被关进监狱的，理查。”
	理查最后一次摇头。“肯・欧文斯在那儿有朋友。他在昆布谷的农场雇佣了大约一百个当地人，在那里颇受尊敬。而且他在1919年的时候还皈依佛门了，他可是真正的佛门弟子，跟我这个早上坐禅、下午枪杀德国人的半吊子不同，许多尼泊尔人都把他当成圣人。他会给我安排地方的。”
	雷吉看着他，良久没有说话。“你为什么要放弃所有，理查？为什么要归隐？”
	理查沉重地回答道：“我应付不来这个世界，雷吉。最好的我已经留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再也回不来了。”
	雷吉摸了摸面颊，然后抬头望过理查的头顶，看着闪亮的白色三角岩。“作为布罗姆利家族的成员，我一直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自从我九岁来到印度后，一直都为我是个英国人感到自豪。”她说，“我十四岁的时候接管了种茶场，一直经营至今。正是我们在种茶场的收入才保证了英国布罗姆利庄园的开销。我二十六岁那年，为了获得新的资金，保证种茶场的顺利经营，我嫁给了一个我不爱的老头子。在蒙特福特爵士生前，我几乎都不怎么了解他……而且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了解我。我不想再被责任所累了。”
	“你在说什么，雷吉？”我问。
	“我是说我也想登顶珠峰，也不介意去看看那个封闭了好多年的尼泊尔，杰克。”
	“我也要跟你一起上去，夫人。”帕桑医生说。
	她摸着他的胳膊说：“不行，我的朋友。这次你不要再跟着我了。杰克必须下到大本营，去大吉岭。我们得将照片交到合适的人手里。我从来没有命令过你做任何事，亲爱的帕桑，但我求你在我登山的时候，带杰克下山，返回种茶场。”
	帕桑看了看，好像想要争辩似的，但最后，他只是低着头，黑色的眸子蒙上了一层雾，不过也可能是被风吹的。
	“你知道我把遗嘱放在哪里。”雷吉说，我又吸了一口氧气。“你知道密码箱的密码。遗嘱里，我将种茶场留给你和你的家人了，帕桑。”
	“不过里面有个条款。”雷吉说，“遗嘱的附录规定，如果我死了，或者我消失了，茶园三分之一的利润应该继续交给林肯郡的布罗姆利夫人……直到她去世。然后所有的利润才归你，亲爱的帕桑。”
	他点点头，不再看她。
	“等等，”理查说，“今天下午，谁都别想去登顶，更不用说横穿峭壁，前往肯・欧文斯留下固定绳索、帐篷和物资的地方——除非我们确保在帕桑的陪同下，杰克能够下山。”
	“慢着。”我沙哑地说，“我们可以把雷吉的大帐篷搭在蘑菇石那里，睡一晚，早上再决定。到时候没准我的身体就好了。我们再一起登顶，如果你们两个非要决定做出愚蠢的举动，横切南侧到尼泊尔，我和帕桑从这条路下山就是。”
	帕桑摇摇头。他的声音轻柔，却透着不容辩驳的坚定。“不行，佩里先生。真的对不起。你今天就必须下山。”他说着朝雷吉和理查转过身去。“佩里先生走路的时候还不至于太过依靠别人搀扶。我相信他还能坚持一会儿，特别是下山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再坚持了，我就背他。等我们两个下山，他的呼吸顺畅些后，我就陪他去绒布寺，在那里打点一下，再去大吉岭。”
	“嘿！”我又咳嗽起来，用沙哑的声音说，“难道我就没有发言权吗……”
	我还真没有。
	我们都站了起来。这会儿，风已经小了很多，但那个如透镜一样的云雾帽子重新扣在了珠峰上。
	理查拿出他那把军用卫瑞信号枪，对着天空和远处的山峰发射了一发信号弹。那是一发白色的信号弹，白磷弹爆炸后要比我们的登山信号弹亮得多。
	白色、绿色，然后又变成了红色，我还记得K.T欧文斯在锡金与理查谈话的情形，事情好像发生在一万年前。
	“我相信，”理查说，他的声音透着莫名的伤感和一丝欣喜后的疲惫，“我……我是说我们……”他看了看雷吉，雷吉随即点点头。“……一定能够登顶珠峰，再横切两座山峰之间陡峭的山脊线，然后借助绳索下降到肯・欧文斯告诉我的大帐篷处，找到他和夏尔巴人在南侧山脊上为我们准备好的固定绳索，我们能赶在午夜之前到达那里。如果我们不能借助手电筒和头灯下山，到时候就在南峰那头露营，早上下山把帐篷留在那里，不要了。”
	“简直就是疯子。”我说，“登顶珠峰倒没什么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可你居然要从南侧横切下山，不是疯子是什么？”
	理查和雷吉看着我笑了笑。这个世界本来就已经疯了。
	“帮我个忙。”理查说，“把你们所有的保护绳和备用绳索都收起来，把J.C.的绳索也都收好。不过，你们下山之后，得在第二台阶下面给我们留下100英尺的绳子。如果我们真要从山上返回，会用得着的。可以吗？”
	我默默地点点头。
	理查从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条，说：“这是那人的姓名和他在伦敦的地址，你到时候将照片给他，杰克。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里。而且只能交给他，千万不要弄丢了。”
	我再次点点头，将那张折好的纸条放进衣服最里层那件带纽扣的羊毛衬衣口袋里。我没有打开纸条，也没想着看一眼里面的名字，想着我现在即将下山而不是上山，我感到十分震惊，心情也极为沮丧……之前，我可是为了他们才自由攀爬到了第二台阶！
	但当时我那种突如其来的沮丧心情是因为让-克洛德的突然离世所致，我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我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将来再也见不到我这位来自夏蒙尼的朋友了，再也听不到他的欢笑了。
	“帕桑，”雷吉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时候如果不是杰克，而是你只身前往伦敦交付这些照片，你知道你要见的人是谁，也知道他在哪儿吧？”
	“我知道，夫人。”
	我握着理查伸出来的一只手。仍然不相信我们就要分别了。
	“一定要活着。”我听见自己这样跟他说。
	“我会的。”理查说，“记住，我本该死在艾格尔峰的北壁，而不是珠峰上。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复原的，杰克。”
	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吻了我。她用力吻在我的唇上。然后退后，站在理查旁边，我最后一次看着她那双漂亮的、无与伦比的深蓝色眼睛。
	“别忘了把你的护目镜带上。”我郁闷地说。
	然后我和帕桑借助之前留给布鲁诺・西吉尔的祝玛装置，从绳子上降落，下到第二台阶下面的雪地里，那里仍然十分恐怖。接着，我看到理查从长绳子上爬了上去，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不见了。两个人很快消失了，他们应该爬上了东北山脊宽阔的西端，上到了通往三角岩和顶峰的雪地。
	我则往山下而去。
	我们两个一前一后沿着刀刃山脊，往那几个死了的德国人所在的雪地走去，我像个小孩似的哭起来。帕桑拍拍我的后背，然后捏了捏我的肩膀。“这是窒息造成的创伤。”他说。
	“不是的。”
	我之前并没有听到理查要求帕桑什么，也没听他给什么建议，但是，当我们来到四名死去的德国人身边时，他似乎很清楚该怎么做。我坦白，当时我只是靠在我的冰镐上，试图大口通过我那个像是已经千疮百孔的喉咙呼气，在一旁看着他。
	他先是搜查了每一个德国人，拿走他们身上的一些文件，但主要是将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枪取走，其中一名死者身上的外套里还有一把斯迈瑟冲锋枪，另一个人身上还有理查的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帕桑将那把枪交给了我。我将它塞在沙克尔顿滑夹克下面那件羽绒服的口袋里。帕桑还将四具尸体身上的氧气罐拿了下来，然后还搜查了他们的袋子或者小背包，将里面用得着的东西或者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掏了出来，放在了他自己那个鼓囊囊的包里。他还将一个帆布提袋装满了，把它交到我手上。
	“从现在起我们得背着这些金属氧气罐，佩里先生，将那些更重的背包留下来。”他说，“我们将其他的物品背在背包里。”
	我的脑袋感觉非常迟钝，也没想着怎么做划算，但我确定那三个大氧气罐足以让我们下到大本营，或者至少可以到藏着让-克洛德的新型呼吸装备的地方。我想那些德国人应该没有将它们全部找出来。
	“你同意这个计划吗，佩里先生？”
	我点点头，仍然没办法开口说话。
	我们出发前，帕桑先是将他那个分量不轻的新氧气罐的肩带和几个装备包的肩带背在了肩上。接着，他拿出一把又长又弯曲的小刀，将连接四名死者的绳子割断了，还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拖到山脊北侧边缘，将尸体推了下去。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着内心的麻木。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因为迁怒于四名德国人亵渎了冰川下J.C.的尸体，还是因为看到这四名德国人为西吉尔的罪恶付出代价后而产生的那种原始的、不合时宜的喜悦。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次抛尸的意义。1925年的时候，我们五个人都觉得很快就会再有英国登山队前往这里，也许1926年他们就会来。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料到下一拨探险队直到1933年才来，尽管他们找到了欧文的冰镐，但他们没有想到根据冰镐所指的方向，爬到下面去找到欧文的尸体，1933年的探险队甚至没翻过第一台阶。直到1938年，一支小探险队才终于从北侧登顶珠峰。
	当然，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倘若将德国人的尸体，特别是被英国的狙击步枪所杀的尸体留在蘑菇石那头，肯定会让英德两国大动干戈。没有比将尸体从东北山脊推下去，掉到北壁上更明智的选择了：我们在北壁找到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纯属巧合。要是探险队在那里找到德国人的尸体，那就太不好了。
	我看着帕桑将最后一具德国人的尸体处理掉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喉咙里那个冰冷的东西害得我不停咳嗽，在加上因为黏膜已经发炎数日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现在我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这会儿，我站在山脊上，看着帕桑清理尸体，感觉促使我上到第二台阶的最后一点儿肾上腺素刺激带来的能量终于榨干了。
	帕桑医生说得对。如果我执意登顶，甚至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待上一晚，我肯定会小命不保。当我站在离山峰如此之近的东北山脊的台阶上时，才终于清醒过来，现在我只想下山，只想活过来，为雷吉、理查、珀西表弟和科特・梅耶，为我们被杀害的夏尔巴人朋友，尤其是为让-克洛德。
	活着下山，将照片交到需要它们的英国当局者手里。
	我们从蘑菇石远端的山脊下山时，我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精力绕过嵌入北壁的那块砾石，但我还是能够站着，看着帕桑轻而易举地过去了，他知道另一侧的壁架和攀附点的位置，当然轻松。接着，他为我做好保护点，顺利地帮我也爬了过去，不过，我在跨越最后一步的时候脚底滑了一下，但帕桑还是像拎包一样把我拉到了壁架上。
	我实在太累了，没精力去难为情。我不停往山峰望去，有一次——就在我们抵达六号营地里那唯一一顶帐篷时，我想我看到了两个小点在珠峰下沿，正往白雪皑皑的顶峰三角岩移动过去。
	但那一刻我实在疲惫不堪，没有从帆布包里拿望远镜去看他们。自从那时起，我总是在想，如果在陡峭的三角岩上的真是雷吉和理查，我当时是否能够认出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我和帕桑背着我们在五号营地找到的德国人藏在那儿的新氧气罐，继续往山下走。他倒没有搀扶着我，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走在一起，每当我的身体愈发虚弱的时候，他都会扶着我的胳膊。
	他领着我横过最后一段山脊，然后清楚地记得要从那个裂缝的开口下到低矮的岩壁上。接着，我们便去到了只有一个帐篷的六号营地，那个帐篷仍然屹立在那儿（尽管已经倾斜得非常厉害）。德国人在上山的时候显然没有看到它。六号营地里剩下一点儿吃的：一些巧克力、一罐沙丁鱼、一热水瓶水，都是我们留在那里没带上山脊的，我们将这些吃的全都放在了那几个早就装得满满的提袋里。
	在六号营地的时候，乌云密闭，眼看着又一场暴雪即将来临，我坐在帐篷高侧那边的砾石上，手肘放在膝盖上，用望远镜对准珠峰，就在乌云遮住视线之前的短短几秒，我看到白雪覆盖的峰顶上有绿色和金色的东西摇晃着。
	怎么会是绿色和金色的？他们在仅有27,0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时，上面风势渐大，天气也越来越恶劣，但理查和雷吉绝不会将大帐篷搭建在山峰上。这样做无异于自杀。
	除非他们真想一起自杀，也许两人会将胳膊搂在一起，蜷缩在睡袋里，等到接下来的探险队登顶后发现他们。
	他们在这段旅程中互相爱上对方了吗？我迟钝地想，感到心中隐隐作痛。他们是否早就达成过某个疯狂的决定，要一起死在珠峰顶上？
	接着，我记得雷吉的大帐篷里并没有金色，肯定是那面印有布罗姆利家族徽章的旗子，上面是一只狮鹫和一只鹰为一根金色的长矛厮杀的图案，那个倒是绿色和金色的。肯定是那面珀西带到山上的丝绸旗，也就是雷吉从那具尸体的口袋里拿出的那面旗子。
	山顶上是珀西瓦尔和雷吉的旗子！
	但刚才在白雪盖顶的山峰上闪过几秒钟的织物有一个人那么高。怎么可能是那面小旗子……
	然后我记起来了。我们分开的时候雷吉还将让-克洛德的冰镐拿去了，她将冰镐挨着两把短冰镐绑在了她背包的外面。
	我咧嘴笑了笑，将刚才所见讲给帕桑医生看了。他从我手里拿过望远镜，抬头看去，但现在云层已经越来越厚，我想他应该没机会看到我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在峰顶气流的作用下，那块绿色和金色的织物呈水平方向晃动了短短的三秒钟，那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现在又感觉呼吸困难了，当我将金属氧气罐的带子背到背上，将一些东西放到提袋中时，我在六号营地的砾石旁边站了好一阵，弯腰一阵猛咳，发现自己居然将鲜红色的血溅在了黑色的石头上。
	“我喉咙里又有什么东西结冰了吗？”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后，我用沙哑的声音对帕桑说。
	他让我张开嘴，这样，他就能用雷吉那个威尔士矿工头灯微弱的光帮我检查了。
	“不是，佩里先生。”过了一阵他说，“里面没有阻塞物。但你喉咙的左侧壁非常粗糙，都肿了，有可能完全阻塞你的上呼吸道，除非你赶紧躺下来。”
	“然后……我就会死吗？”我说。我现在已经处于极度疲劳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
	“不会的。雅各布先生。这种情况很正常，我帮你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就可以了……在这儿。”他用一根戴着手套的手指往我的喉管里摸着，“吸氧装置上有不少玻璃管和橡胶软管。”他继而又说。
	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我良久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要是手术失败呢，帕桑医生？”我用沙哑的声音说，痛苦的声音听着像是在哀鸣。
	“然后，为了防止你的肺萎缩，我还要在这里弄个小洞，这样才能让你萎缩的肺再度充气，让你能够再次呼吸。”他说着将那根戴手套的食指放在我左胸上。“那些不同型号的软管和阀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在温度这么低的情况下用沸水给这些东西消毒。”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膛：在上面打个洞，将一根氧气软管伸出来，导入空气，让我萎缩的肺再次充气？
	我将背上那个氧气罐往上挪了挪，系紧带子，戴上氧气罩，用从没有过的坚定声音说：“我可以躺下来。”

24
	登上珠峰往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下到冰川上的营地，很多时候甚至下到大本营却只要几个小时，往往一个漫长的下午就够了。
	但这是有固定绳索的情况。我们之前将大部分固定绳索都拔掉了，就是防止德国人轻易上山。而且我们还将那些可以区分上行和下行路径的竹竿和旗子拔了，这些标记可以防止登山者步入垂直的雪坑里，那可是死路一条，一旦踩进去，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摔向下面的绒布冰川或者东绒布冰川。
	不过，帕桑似乎认识路。那天下午，乌云密布，雪球撕扯着我们裸露在氧气罩外的部分脸颊。我将氧气开到了2.2公升最大的流量，而帕桑大部分时间甚至都没吸氧，但即使这样我都没办法将空气吸入，因为喉咙红肿而阻塞的气管。每次呼吸，我都痛得要命。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还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到达之前的五号营地时——先前，德国人不知何故将最后一个温伯尔帐篷烧了——帕桑让我靠在烧成灰烬的帐篷旁边的一块岩石上，还将我的登山绳绑在了岩石上，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或者藏马，要防止我乱动似的。接着，他朝北部山脊的方向走去，在东侧的砾石那儿花了几分钟时间寻找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也就是那些西吉尔和他的手下没有找到并将之据为己有的东西。
	我坐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氧气罩取下来，拼命想从稀薄的空气中吸入更多的空气和氧气。这时，让-克洛德下到雪坡上，坐在我旁边的砾石上。
	“见到你真高兴。”我沙哑地说。
	“我也是，杰克。”他冲我笑了笑，然后俯身往前，下巴搁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上，双手则放在冰镐的扁斧上。他没有背氧气罐，也没有戴氧气罩，我想肯定是他掉到冰川上后，那些东西都丢了。
	“等等。”我说，努力想保持清醒。我知道这事儿很奇怪，但我就是说不上来。“你怎么还带着你的冰镐？”我终于问道，“我看到雷吉跟理查往山顶去的时候，将冰镐放在了背包里。”
	让-克洛德给我看了那把冰镐的轻木手柄。手柄离刀刃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三个凹痕。“这是我从桑迪・欧文那儿借来的，你当时把它留在了岩石上。”J.C.说，“桑迪说他并不介意。”
	我点点头。这样倒说得过去。
	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人死了是什么感觉，我的朋友？”
	J.C.用法国人特有的方式朝我耸耸肩，又笑了笑，我很熟悉他的耸肩动作。“Etre mort, c&#39;est un peu comme &ecirc;tre vivant, mais pas si lourd.[9]”他轻轻地对我说。
	“我听不懂，你能翻译给我听吗，J.C.？”
	“当然可以。”让-克洛德说。他再次将冰镐的刀刃插在雪里，这样，他面对我的时候就能靠在上面了。“意思是说……”
	“杰克！”帕桑在漫天飞舞的雪里冲我喊道。
	“我在这儿呢！”我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应道，我甚至没感觉喉咙的疼痛了，“我跟让-克洛德在一起呢。”
	J.C.从那件芬奇羽绒服的口袋里拿出他的手表。“我得下去了，为你和帕桑将路线标记出来。我等会儿再跟你聊，亲爱的朋友。”
	“好的。”我说。
	帕桑从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拿出两个新氧气罐，给我们换上，还从另一个帆布包里拿出一袋饮用水和别的物资。
	“我刚才没听清楚，佩里先生，”他说，“你刚才在喊什么？”
	我笑了笑，摇摇头。我的喉咙太痛了，不想重复刚才的话。帕桑将新的氧气罐给我装上，再次打开流量阀门，确保氧气流出。接着，他再次帮我将氧气罩的带子系在我那个摩托车皮头盔上。
	“天越来越冷了。”他说，“我们必须继续赶往北坳的四号营地。你我用绳索绑在一起，相隔15英尺……可以吗？雪这么大，我希望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看到你或者听见你说话。”
	“可以。”我的话被面罩和氧气阀挡在了里面，帕桑估计都没怎听清楚我的回答。他将一根短绳绑在我身上后，我站了起来，晃了晃，在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的帮助下，我总算站稳了。接着，我们左下方陡峭的北壁，而不是北部山脊走去。帕桑拍了拍我的肩膀，拉住我。“也许应该由我领着你走一阵，佩里先生。”
	我耸耸肩，想学着J.C.的样儿，希望像法国人一样优雅地耸下肩，不过，我自然做不到。于是，我站在那里，冰冷的双脚不停地跺着，直到帕桑将一根绳子递给我，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紧跟在他后面往前走去。

25
	北部山脊依旧是全部向下倾斜的石板，上面覆盖着冰雪。我差一点儿忘了。如果雷吉和理查已经横切攀登到南峰并且已经开始下山，用绳索从那块巨大岩石上下山——现在我把那块巨大岩石称为“K.T.欧文斯台阶”（二十九年后，这里被重新命名为“希拉里台阶”，我对此一笑置之）——那么他们俩此刻应该已经下到了珠峰西南山脊了，那里的板岩比较容易攀爬，全都向上倾斜，而后就该顺着那道岩石阶梯向下，向着南坳和南坳下方的西库姆冰斗前进。
	然而这可能吗？他们必须横切攀登位于两面山峰之间的山脊，山脊如刀锋一样尖厉，布满了冰雪覆盖的檐板，在攀爬的过程中，我们在几个有利位置看到了那道位于两面山峰之间的山脊。在那道山脊上，是不是也需要向下攀登，又或者是不是一个死亡陷阱，就像是东北山脊上那道令布罗姆利勋爵、科特・梅耶和让-克洛德丧命的檐板？不，对J.C.而言，那里不能算是陷阱，我心想。他明明知道那块檐板极易断裂，却故意把西吉尔推到了上面，他心里清楚得很，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即便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是体重很轻的小个子法国人。
	可理查和雷吉现在是不是到了西南山脊，下到了欧文斯保证过设有固定绳索的地方？我隐隐记得，在我和帕桑到达我们从前的六号营地之前，曾经看到珠峰顶峰另一边的天空里又升起了两枚信号弹，分别是黄色和白色。三枚信号弹的排列顺序为红色、黄色、白色。
	欧文斯之前说过信号弹的排列顺序。理查传达了什么信息给他的老朋友？难道是把保卫尔牛肉汁放在普里默斯炉上，我们只出去几个小时？
	我想不是。理查一直都不喜欢保卫尔牛肉汁。
	或者理查和雷吉现在已经登上了顶峰，并且做了一件聪明事儿：原路返回了。他们是不是在六号营地中唯一一顶帐篷里？不，等等，我隐隐记得理查一直背着沉重的装备，里面是雷吉的大帐篷，而雷吉则背着一个乌纳炉。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来。
	不过他们有这样做吗？天色很晚了，现在几点了？自从我和帕桑离开第二台阶后已经过了多少个小时了？离开六号营地多少小时了？离开五号营地多少小时了？我摸索着衣服里面，想把我的怀表找出来，却遍寻不获。
	天就快黑了，太阳的光辉很快就会被洛子峰的山峰遮住。云层消散之后，我们迎来一个相当晴朗的下午。我可以看到远处有两顶绿色的帐篷，就在远处下方的北坳之上。
	我看着我的右边，突然注意到，北部山脊的那块角状突出物上方约10度方位的天空中飘浮着三个看上去很奇怪的东西。特别奇怪。
	看形状，那些东西有点儿像风筝或气球，不过这些东西更像是有机生物体。显然是活物。他们飘动的方式像极了水母，帕桑尚未注意到它们，当我们顺着山脊线下山时，这些东西始终和我们保持平衡。三个东西全是半透明的，我可以看到有朦朦胧胧的颜色——红色、黄色和白色——流经它们的身体，特别像在血管里奔腾的血液。其中一个飘浮的物体两边都有近似方形的短小物，有点儿像退化的翅膀。另外一个东西的头部有一块突出物，像是鸟的喙，不过那几乎是透明的。第三个东西的中间部位附近有一个由一连串光束粒子组成的旋风涡，仿佛一场熠熠闪光的暴风雪正在它的体内形成。
	这三个飘浮的东西彼此有规律地跳动着，不过我冷静地观察到，它们飘浮的节奏与我那颗紧绷的心跳动的节奏并不合拍。帕桑带领着我下山，他始终没有转向右边看它们。这时候这三个物体就在山脊线上飘浮，一直跟着我们，它们每一个都是透明的，却又非常奇怪地呈现深色，特别是当云飘浮到它们后面的时候。
	我看向别处。在我把头部转向别处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为了验证我的思维是不是受到了病症和高海拔的影响，于是我看着貌似在我们脚下绵延的群峰，回想起它们的名字和海拔高度，借以测试我是不是正常：北坳那一端是章子峰，海拔24878英尺，卡塔夫峰位于连通哈塔冰川的那座山口的另一边，海拔高度为23,894英尺，我的左端最远处是彭卓日峰的山肩和顶峰区域，海拔23,507英尺，在彭卓日峰的右边，与绒布冰川的连接处是凌特仁峰，海拔仅有21,142英尺。
	我的头脑和记忆似乎并没有失常。
	我又看向我的右边。那三个有机体依旧飘浮着，与我们下山的线路平行，总是位于北部山脊线上方的同样角度，不过它们几个会交换位置：现在是那个长了钝鸟喙的东西位于左边，那个有方形小企鹅翅膀的东西飘浮在最左边，有规律地跳动着，中心部位闪光的那个东西处在最前面，跟随着我们一起下山。
	是灵魂？灵魂是这样的吗？在摆脱了我们的肉体后，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提醒我自己，我根本不相信上帝、天堂、地狱或者任何关于来世的东西，就连条理清晰的佛教轮回转世说我也不信。
	可这三个是什么呢？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这三缕灵魂跟着我们有什么目的？
	让-克洛德。雷吉。理查。
	我把我的氧气罩拉下来，这样不必拧紧流量阀也能说话，可这样一来，我就喘不过气来了，咳嗽个没完没了……或许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帕桑一直在我前面10英尺处小心翼翼地走下板岩，我闹出的动静太大了，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我意识到我的眼泪在我裸露在外的脸颊上都快被冻住了，我只能指着那三个物体盘旋的方向。帕桑扭过头去看。几秒钟之后，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另外一片雪云已经飘了过来。那三个飘浮有机体不见了。尽管之前我也看到其他小片云朵飘到它们前面，挡住了我的视线，可等云飘走之后，它们始终还是在那里，不过这一次我肯定它们彻底消失了。等到那片浮云飘走后，它们果然不见了。
	不管这些……生物……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它们只想与我一个人分享。
	我摇摇头，示意帕桑没什么，我很好，然后把氧气罩戴好。我们吃力地行走，继续这段漫长而危险的下山路程。
	*
	北坳上原来的四号营地附近有三顶帐篷，有我们的两顶温伯尔帐篷和一顶较小的棕褐色德国帐篷。三顶帐篷都是空的。帕桑彻底搜查了那顶德国帐篷，出来时只拿着另外几份文件，然后把它们撕成了碎片。
	他把我们俩连接在一起的绳索解开，冲我打手势，要我坐在一个空包装箱上，他则要去看看我们藏起来的装备是不是还在。我们之前把那些东西悬挂在其中一个冰隙里了。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吸氧气，就坐在那里气喘吁吁，每吸一口气，我的喉咙都疼得要命，每呼出一口气简直就是疼上加疼。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强迫自己去享受帕桑点燃的普里默斯炉产生的热度。
	帕桑直到暮色很深了才回来，他拿回了两个新氧气罐和更多的食物，把这些吃的放进了沸腾的锅中。整个北坳和我们下山经过的北部山脊大部分区域此时都已经被笼罩在越来越深的阴影中。只有一道道山脊的上半部分、北壁最上方的五分之一以及珠峰的真正顶峰依旧在落日灿烂光线的照耀下，闪烁着红色、橙色和白色的光辉。
	峰顶上的雪形成了羽毛状的烟云，延伸向更远的东边，我从来没见过峰顶的雪飘这么远。那上面的风肯定猛烈得很，足以夺去所有生灵的性命，人根本不能在那里活下来。
	我告诉我自己，他们肯定都在西南山脊上，或者是在南坳上，在雷吉的圆顶帐篷里，他们会把睡袋用拉链连在一起，两个人挤作一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这样的猜测。我想象着他们的尸体就在顶峰这一面的高处，抑或顶峰另一面的可怕雪脊上，被冻得僵硬，就像是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一样。又或者他们的尸体悬挂在登山绳索上，就像梅耶和珀西瓦尔的尸体那样。只等着乌鸦找到他们的尸体。
	在那一刻我知道，即便今天我能够活下来，能够活着从这座山上下来，即便有一天我会再次登山，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返回珠穆朗玛峰。
	*
	北坳和下面区域的连接处是一面1000英尺高的山壁和斜坡，我们的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自然没有垂悬在最上面那100英尺的垂直冰壁上，之前我们砍断了梯子的支撑点，几个德国人和梯子一块掉了下去，不过德国人把两个新锚桩深深楔进了北坳边缘冰架上的雪中，把他们的八分之三英寸粗的晾衣绳登山索拴系在上面，借此取代了我们的梯子。
	我和帕桑花时间又凿进了一个锚桩，把一个从四号营地带来的空背包装满雪，尽可能埋进最深处，并把上面的雪踩实。我把一个套结滑行装置和其中一个多余的德国登山扣安在另外两个锚桩边上，从而起到加固作用。
	不过我们依旧不相信他们留下来的那该死的绳索。好在我们每个人都背了120英尺长的理查的奇迹绳来，那是从四号营地藏装备的裂缝里找到的。现在，我们在绳扣上打了八形结，从而把这些绳索和位于腰部的安全带上的绳子拴系在一起，然后我另外又打了摩擦力结，以便在借绳索下降的时候使用。让-克洛德那精巧的祝玛装置我们连一个都没有了。我意识到，在五号营地他停下来和我聊天的时候，我真应该找他要几个才对。
	就这样，我们现在有了两条垂悬的绳索，我们对其中一条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借助绳索从那面山壁上下来。在借绳索下降前，我们做了最后一件事儿，即从那些防毒面具背包里找出了我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又从我们带来的那些小电池中一通摸索，终于找到了几块还能用的电池。
	接下来由我走在第一位，我们拴系着保护绳索，快速向后退到了北坳边缘下面，离开珠峰，走向下面那道900英尺长的雪坡。
	*
	我们讨论着是不是要在过了三号营地才扎营过夜，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睡袋，不过我们都不希望停下来。即便我们以夜间行进的步速推进，用我们的小头灯照路，穿越冰川上的裂缝，我们应该也可以在黎明时分抵达大本营或更远的地方。
	我们刚刚离开空荡荡的三号营地，帕桑就拴系一根30英尺的绳索，领头穿越冰川，这时候我一脚踩塌了覆盖在一道冰隙上的雪，掉了下去。
	帕桑一听到我的叫喊声，立刻就采取了行动，和所有有过登山经验的专业登山者一样专业。他用力把冰镐深深凿进他脚边坚硬的雪中，牢牢支撑住他自己的身体作为保护，所以我只掉下去了大约15英尺就停住了。我一直把我的冰镐握在手里，这会儿我立刻把它揳进我上方对面的裂缝冰壁里，开凿出一个牢固的手抓点，同时我用腾出来的手打了普鲁士结，以便可以向上攀爬。
	可接下来我犯了个错误，我居然用我的头灯灯光照亮，看了看那道裂缝的更深处。
	就在我下方20英尺处，全是一张张蓝色的死人脸，足有好几十张脸孔，还有好几十张张开的大口和好几十双瞪得溜圆的眼睛。死人的手臂和蓝色的手从他们被冰雪覆盖的尸体处向上伸向我的靴子。
	我大喊出来。
	“怎么了，杰克？”帕桑喊，“你受伤了？”
	“没事儿，我很好，”透过我肿胀的喉咙和受损的喉头，我尽可能用最大的声音呼哧呼哧喘着气。“快把我拉上去……快……”
	“在我拉保护绳索的时候你不想借助普鲁士结向上爬了吗？”
	“不了……赶紧把我拉上去……快点儿！”
	帕桑依言行事，不去理会绳索在裂缝结着冰的边缘摩擦后散落下来的碎屑。他非常强壮。我把我的冰镐拔出来，在我被拉上去的时候劈凿出支撑点。我终于从冰隙里面出来了。
	我爬到帕桑所站的位置，一边给他讲我看到的情形，一边急促地喘着气。帕桑一直都没有使用吸氧装置，把氧气罐都省下来给我使用。
	“啊，”帕桑说，“我们摔倒的这个裂缝正好是西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丢弃我们三号营地夏尔巴人朋友尸体的万人冢。”
	我开始发抖，根本停不下来。帕桑从他其中一个塞得满满的防毒面具背包里拿出一条毯子，披在我的肩膀上。
	“你不想去……看看吗？”我问。
	“有可能他们中有人还活着吗？”他问。黑暗中我们的头灯光束在对方的胸口上跳动。
	我想了片刻，回想着我在下面见到的一堆堆蓝色的脸、冰冻的眼和冰冻的手与尸体。“没有。”我说。
	“那我就不去看了，”帕桑医生说，“我相信我们距离正确的路只有几码远了。佩里先生，为了更好地避开冰隙，是不是换你来领头为好？”
	“当然。”我说，然后我把我的氧气罩重新戴上，拴系好绳索，走到了前面。我们大部分的标记竹枝都已经不见了，不过西吉尔的那些德国人在原来那条穿越裂缝的安全路径上留下了清晰可见的脚印。我低下头，用头灯光束照向我前面的路，集中精神辨别路线，努力让自己暂时抛开一切杂念。我知道，如果我偏离了正确的路，让-克洛德就会回来纠正我。
	*
	19,800英尺的二号营地和17,800英尺的一号营地都不见了。不管德国人对剩余的帐篷和贮藏的装备做了什么，反正我和帕桑用我们的头灯找不到任何痕迹。因为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下推进，更因为我走得很慢，所以在假曙光就快出现的时候，我们终于从一号营地下来，距离16,500英尺的大本营曾经的所在地只剩下大约1英里远了。如果像理查担心的那样，有几个德国人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那么我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将会彻底暴露我们的踪迹，不过已经疲惫不堪的我和帕桑发现，只有等到走出这该死的河谷，我们才能停下来。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雷吉和理查孤立无援，也许病了，也许受伤了，被困在了四号营地或五号营地，那里与此处的冰川河谷完全是两个世界，他们被困住了，病了，或许受伤了，等着我和帕桑去救他们。
	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救他们。我就连呼吸都有困难，只能勉强站住，摇摇晃晃地从布满冰碛石的长坡上下来，而斜坡两边都是赫然耸立的冰柱和冰壁。就算只有到了二号营地才能活命，我也爬不回那里去了，甚至我都无法再次攀越冰川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离开冰碛石山脊和尖柱形石，来到了大本营所在地。那里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尸体都被移走了，所有的帐篷踪迹全无，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了。仿佛理查-布罗姆利探险队根本不曾来过这里。
	现在天空越来越亮，黎明前的朦胧光亮驱散了黑夜。不知为何，我和帕桑还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我们围着曾经的大本营中帐篷和石砌矮墙的所在地远远地绕了半圈，然后走到最后几道冰碛石山脊另一边的碎石平地上。我们把头灯关掉，把皮质头灯装备放进防毒面具背包里，搁在吸氧装备的上方。我们把防毒面具背换到后背上背着。我背着四个沉重的防毒面具背包返回这里，里面塞满了各种东西，有一个我们从未使用过的乌纳炉，还有多余的炊具，都被我们一路背了下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忍着疼轻声说，“我能把这最后两个氧气罐摘下来吗？”
	“还不行，佩里先生，”帕桑医生轻声答复我，“你的喉咙发炎红肿，所以你现在的呼吸还是很困难。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我可不想做气管切开手术。”
	“说得对。”即便我轻声细语，听上去也十分沙哑，“接下来我们要走哪条路？徒步11英里前往绒布寺，去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那里得到帮助。我不确定我是否能走到卓布村或协格尔镇。”
	“西吉尔先生可能把他的几个朋友留在了绒布寺。”帕桑说。
	“妈的。”
	“这群混蛋，”帕桑说，“不过我们可以走过这最后的几英里，到绒布寺附近，然后穿上我带来的朝圣者的斗篷，到时候你藏在进路入口处的岩石中，我到绒布寺里去侦察。如果那里没有德国人，我们就可以得到莲花生大师古鲁仁波切的化身、绒布寺的活佛扎珠仁波切的关照和庇护了。”
	“听起来倒是个计划，”我气喘吁吁地说，“不过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
	这时候突然枪声响起，我们被子弹击中。
	子弹首先命中了帕桑的头，在一片血雾之中，他的脑袋突然向前栽倒，鲜血溅到了我的脸上和拉下来的氧气罩上。片刻之后，我感到第二颗子弹打穿了我的背包和吸氧装置，命中了我的背部上方，就在左肩胛带的右上方。
	帕桑已经向前摔倒在我们冰爪下面的锋利岩石上，显然已经没气了。还没来得及张口大喊，我的背部就中弹了。我向前摔倒，躺到了他边上，没一会儿我就失去了意识，根本来不及用前臂阻止我自己不要摔下去。
	我的后背疼极了，喉咙也疼极了，周围渐渐被黑暗笼罩，最后，黑暗笼罩了一切。

26
	过了一会儿，我恢复了部分知觉，只听到两个男人在大声说话。他们就在我们上坡处大约10英尺的地方，处于逆风位置。此时风更大了，咆哮着从绒布冰川河谷吹下来。不过好在这两个人用德语大声地交谈，我在呼呼的风声中也能把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帕桑趴在那里，已经死了，我们俩靠得非常近，我们的脸只相隔几英寸远。他从没有把他的一头黑发梳成分头，不过现在他的皮帽子和外面一层羊毛帽子都已经掉了，一道恐怖的白色条纹出现在他的黑发之上，我认为那是露出的头盖骨或者脑浆从他的头顶流下来的残迹。他的脸上都是血。我努力从身体一侧抬起手去摸他，想要晃晃他，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这时候帕桑突然说了话，沾满鲜血的嘴唇却一动不动。“别动，杰克。”他的声音很轻，与他相隔6英寸的我几乎都没听到，所以我肯定那两个德国人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这两个人正在10英尺开外的地方争吵，而且处在逆风方向。
	“我来翻译。”帕桑说。
	“你的头……”我轻声提问。
	“头皮受伤往往都会大量出血，”他这样轻声答复我，“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会留下头疼的毛病，此外就没有大碍了。他们没有搜我们的身。我来翻译给你听，杰克，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拿出我们外层衣服下面的手枪了。”
	我差点儿忘了，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就塞在我的芬奇外套口袋里，而帕桑把那支装满子弹的鲁格尔手枪放在他的鹅绒外套口袋里。
	令人惊奇的是我认得这两个人的声音，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听到过。那把较为粗重和深沉的声音属于那个右翼德国激进分子的保镖……这个保镖叫什么名字来着？乌尔里希・格拉夫。
	另外一个声音属于那晚坐在那张桌上的另一个人，那人一共没说几句话，不过我还记得他那与咬舌发音差不多的声音，此人正是阿图尔・维曾巴赫。
	此时正说话的乌尔里希・格拉夫，他几乎是在发牢骚了：“SS Sturmbannf&uuml;hrer Sigl……hat gesagt, dass ich sie anhalten soll, und ich habe sie aufgehalten.”
	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帕桑满脸是血，他的眼睛依旧闭着，厚厚地粘着淤积的血液，鲜血几乎遮住了他一张一合的嘴唇。他轻声做着同声翻译。如果我以前知道他会说德语，那现在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西吉尔说了要阻止他们，所以我就阻止他们了。”我要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正在翻译格拉夫刚才说的话，又过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片刻时间，我才意识到被阻止和射杀的“他们”指的就是“我们”。
	“Idiot！”维曾巴赫吼道，“Sturmbannf&uuml;hrer Sigl hat gesagt, dass du sie aufhalten sollst bevor sie das Tal verlassen k&ouml;nnen. Aber nicht, sie zu erschiessen.”
	帕桑轻声翻译道：“白痴！突击大队长西吉尔说的是要在他们离开河谷前阻止他们。不是要打死他们！”
	狂风把乌尔里希・格拉夫的声音送到我们耳边，他的语气很像傻兮兮生闷气的小孩子的声音：“Naja, mit meinen Sch&uuml;ssen ich sie doch angehalten, oder？”
	“哦，我射杀了他们，也就是阻止了他们，不是吗？”帕桑粘满鲜血的嘴唇一张一合翻译道。
	我听到维曾巴赫叹了口气。“Sturmbannf&uuml;hrer Sigl befohlen, sie zu verh&ouml;ren und sie dann nach Fotos zu durchsuchen. Aber keiner von ihnen sieht so aus, als ob wir sie noch verhoren k&ouml;nnen.”
	“突击大队长西吉尔命令我们审问他们，然后搜他们的身，把那些照片找出来。不过这两人似乎都咽气了，还怎么审问啊。”这话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可摔下来的时候，我的右手压在了身体下面，现在只能一点点挪动这只手，先是伸进了我的沙克尔顿夹克，然后伸到了芬奇外套的右边口袋里，韦伯利左轮手枪就在那儿，我的肋骨下部被这把枪挤压得生疼。
	“Was sollen wir jetzt machen？”格拉夫说,“Warten bis einer wieder zu sich kommt？”
	我看到帕桑动了动，意识到他正把他的手伸向羽绒外套，去拿鲁格尔手枪。他轻声翻译着，声音小到连我都几乎听不到。“那我们该怎么办？等着他们恢复意识？”
	发音口齿不清的维曾巴赫模仿德国牧羊人，从喉部发出粗重沙哑的咕噜声答了一句话：“Nein, vergiss das Verh&ouml;r. T&ouml;te sie erst, und dann durchsuchen wir sie. Aber mit Kopfschuss, nicht auf den K&ouml;rper zielen.”
	“不。别再提审问的事儿了，”帕桑飞快地低声翻译道。“先杀了他们，然后搜身。不过要打他们的脑袋，别打身体。”
	听了这话，我便冒险把韦伯利手枪从我的夹克里掏了出来，放在身下。我的手指先是摸到了扳机环，随后摸到了扳机。我的大拇指摸到了击铁上。我记得理查告诉过我，左轮手枪没有保险栓。我可以看到帕桑微微一动，拿出了他的鲁格尔手枪放在身下。
	“Warum denn？”格拉夫问。
	“为什么？”帕桑轻声翻译，我意识到这个傻呼呼的保镖问的不是为什么要射杀我和帕桑医生，只是在问为什么要打我们的脑袋而不是身体。
	“Aamit wir keine Fotos besch&auml;digen, Falls sie welche bei sich haben, du Trottel，”阿图尔・维曾巴赫厉声说。“Sturmbannf&uuml;hrer Sigl kommt bald aus den Bergen zur&uuml;ck. Stell Deine Schmeisser auf einen Schuss ein.”
	他们的登山靴踩踏地面发出嘎吱嘎吱声，表示他们已经向我们的方向走过来了，然后帕桑轻声做了翻译。我其实已经大致听明白了维曾巴赫刚才都说了什么。
	“如果他们把照片藏在身上，这样我们就不会把照片弄坏了，蠢货。”帕桑轻声说，“突击大队长西吉尔应该很快就从山上下来了，所以把你的施迈瑟式冲锋枪调成单发发射，让我们赶紧把事情做妥当……”
	他们居然用施迈瑟式冲锋枪！该死的！就为了不把我们随身携带的淫秽照片打穿，这些纳粹混蛋竟然要拿枪打我们的脑袋。我那份照片放在我的防毒面具背包里，帕桑的照片就在他那件羊毛夹克的大口袋里。几秒钟之内他们就会把我们打死，然后搜我们的尸体，这样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是时候起来了。
	我和帕桑同时滚向对面，然后跪在地上，举起了我们的手枪。
	至于下一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至今依然没弄明白。上一秒那两个德国人还大踏步向我们走来，下一秒就有一团团模模糊糊的灰色东西在他们周围来回移动。那些东西个头儿特别大。只见打着旋儿的雪中都是灰色的皮毛。触目所及都是毛茸茸的东西。
	我看到乌尔里希・格拉夫的脑袋突然间就和身体分了家，飞到了空中。我还看到一个身形巨大的灰色东西在大雪中俯身压向阿图尔・维曾巴赫，他被吓得大声叫了起来。
	然后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脑袋一侧，我拿着韦伯利手枪开了一枪，可我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结果这一枪是瞄准上方开的，什么都没打中。我看到帕桑从他在冰碛石上所跪的位置向前摔去，鲁格尔手枪已经从他的手里掉了下去，他一张脸血淋淋的，双眼再次闭上，然后我再一次面朝下栽倒在岩石上，陷入了黑暗之中。

27
	我躺在一个气味清新的丝绸帐篷里，缠着绷带的脸埋在很多气味不是那么清新的丝绸枕头里。我的手腕被绑在支柱上，这些支柱都被凿进了地里，周围则是很多精致的波斯地毯，而帐篷地面上的大部分空间都铺着地毯。我的头疼得厉害。我的背部上部分特别疼，在我和帕桑第一次中枪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德国人的子弹打在了我身上的某个部位。我向左右两边扭扭头，只见到很多的地毯、高高的帐篷柱、帐篷和枕头，却不见帕桑。或许他已经死了。没准儿我现在也是个死人了。
	不过锥心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没死。我注意到，天这么冷，我居然光着膀子，原来是我刚开始移动身体的时候不小心把身上的毯子弄掉了，不过我的背上有个又大又黏糊的东西。我百无聊赖地琢磨着那颗子弹是不是打中了我的肺或脊柱，又或者命中了我的心脏附近。我的头太疼了，没法儿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听到身后有声音响起，于是我飞快地转过头，结果弄得我的头一阵剧痛，差一点儿就晕了过去。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个长了一张亚洲人脸孔的西藏人，或者说是个长得很像西藏人的蒙古人，这人走进帐篷，手里拿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碗，我看到这个人注意到我醒了过来，然后便匆忙地跑了出去。
	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强盗啊。我只希望这群强盗是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相交甚好的强盗，是那些接受了手枪和巧克力贿赂的强盗。那群人的头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吉米・可汗。谁会忘记这样的名字呢？
	那个长了一张亚洲人脸孔的小个子男人穿过高高的帐篷门走了回来，身穿皮毛衣服的他依旧用手拿着那个直冒热气的碗，帕桑和强盗吉米・可汗走在他身边。帕桑显然已经把他的头包扎好了，脸上的血也洗掉了。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个死人了。我能看到他左边太阳穴上的子弹沟痕末端，在深色皮肤的映衬下，仿佛一道白色疤痕。
	强盗吉米・可汗用藏语说了什么，然后帕桑翻译道：“可汗说很好，你活过来了。”
	根据几个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经历，我还记得吉米・可汗既会说英语也能听得懂英语。“帕桑，为什么要把我绑在桩子上？我是个犯人吗？”
	“不是，”我的高个子夏尔巴人朋友说道，“你昏过去了，杰克。我决定趁你昏迷的时候把子弹从你的背部取出来，只有用绳子把你捆住，才能让你不至于翻身，压到绷带。”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弯曲的小刀，然后割断了绑着我双手的绳子。
	“我的背上中弹了，可我居然还活着？”我说。我的脑袋迷迷糊糊的，疼得厉害。
	“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他的尸体上有他的身份证明——似乎打中了我们两个人。”帕桑说，“那颗击中我的子弹只是撕裂了我的头皮，在我的头盖骨上留下了一个凹槽。我只昏迷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击中你后背上部的那颗子弹呢，据我所知，穿透了你的两个氧气罐，损坏了流量调节器上的一个金属零件，还穿透了你背上防毒面具背包里的乌纳炉和两个锅。啊，子弹还穿透了吸氧装置的铝架，然后才击中了你的身体。杰克，那颗子弹在击中你的身体时，大部分动能已经消失了。我从你1英寸的皮肤和肩部浅层肌肉下面取出了子弹。”
	听了这话我眨眨眼。我的后背很疼，但不像脑袋那么疼。我中弹了！“你怎么知道是格拉夫打中了我们俩？”
	“在我们站立地方附近的一块砾石底部，我发现了擦破我头皮的子弹，那枚子弹已经被碾平了，”帕桑说，“不过还是从你后背上取出来的那颗子弹让我确认了此事。两枚子弹都是9毫米巴拉贝鲁姆弹……总之，好在你是被手枪从远距离击中的，不然的话，你就没命了。”
	“阿图尔・维曾巴赫最后一刻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手里也拿着一把鲁格尔手枪。”我挤出这句话。我真正的想法则是：哪个纳粹朝我们开枪有什么关系吗？
	“的确如此，”帕桑边说边举起一块小铅块，“很明显他们把施迈瑟式冲锋枪的9毫米子弹的子弹头涂成了黑色。我们身中的子弹都有黑色的子弹头。格拉夫的鲁格尔手枪用的就是这种子弹。”
	我在垫子上坐起来，因为头昏眼花，所以身体有点儿晃。“格拉夫和维曾巴赫怎么样了？”我问。我尝试回忆当时的情况，却只记得一团模模糊糊的颤动影像，我举起了韦伯利手枪，还有巨大的深灰色物体在打着旋儿的雪中来回移动，尖叫声不绝于耳。
	“问得好。”帕桑说。他的声音里夹杂着警告的语气，不过我只顾着疼了，没能分辨其中的意味。
	“如果你能站起来，杰克，”帕桑说，“我们扶你到外面，在更多的秃鹫到来之前，给你看点儿东西。”
	“你来解释吧。”吉米・可汗对帕桑说，然后拍了拍我的后背，这一下正好拍在绷带覆盖伤口的位置。我强忍着，才没有呼痛。
	就在我们被远距离伏击的附近，有一块宽大的平坦砾石——显而易见，那两个德国人一直藏在后面，就在去年他们给马洛里、欧文及1922年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树立的三角形岩石纪念碑另一边20来码远的地方——在这块砾石之上，乌尔里希・格拉夫和阿图尔・维曾巴赫被斩下的脑袋被钉在整齐排列的一排短桩上。他们的眼睛瞪得滚圆，似乎正在充满惊讶地盯着我们看，因为死亡，他们的眼睛上覆盖了一层白色薄膜，变得呆滞起来。他们的脑袋边上是四条被撕断的手臂，手还连在上面，两条右臂位于格拉夫头颅的左边，而两条左臂则位于维曾巴赫头颅的右边。
	“我的老天呀。”我轻声对帕桑说。看着站在几码开外满脸堆笑的吉米・可汗，我又轻声说道：“可汗和他的人真的是好好教训了这些可怜的恶魔。”
	帕桑医生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似乎大得很。“可汗先生告诉我，他和他手下的55个人在事发后三十分钟左右到了现场。他和他的人非常惊讶地看到耶蒂对德国人的出现非常愤怒，料理了我们的敌人。”
	“这太荒唐了。”我说。不过我终于弄明白了帕桑语气中的警告意味，看了看他，然后闭上了嘴。出于某种原因，强盗们希望我们相信，是耶蒂在漫天飞舞的雪中杀死了那两个德国人，而不是几个浑身上下穿着皮毛衣服的野蛮强盗骑在马上干了这事儿。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想要我们相信这个故事，不过我终于还是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得紧紧闭上嘴巴。这些强盗已经敲过我的头了。
	狂风从珠峰上吹下来，沿着槽谷吹过砾石，吹乱了揳在桩子上的死人短发。此时秃鹫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啄食那两个人的眼睛，开始了它们的大餐，我连忙别过头。
	“我昏迷了多久，帕桑？”
	“大约五个小时。”
	我看了看我那块依旧嘀嗒运转的怀表。（我父亲从不拿便宜货当礼物）刚过中午，吉米・可汗和他的两个手下走到近处，交叉着双臂，嘟囔着什么，很满意那些被斩断的脑袋、四条被砍断的手臂以及皱缩得很严重的死人手。我第一次注意到，在那巨大的砾石平台后面约15码的地方，有一堆高高的东西，估计是那两人的内脏。我没有看到他们肢体的其他部分。
	“是人熊雪人。”吉米・可汗说，他的两个手下嘟囔着，点头表示同意，“耶蒂。”
	“很好。”我说。我摇摇晃晃地从胜利纪念柱和一大堆残碎肢体处走开，找到一块小砾石坐了下来，“你说什么都行，吉米・可汗先生。”
	“我在他们的头盖骨和其他分离的肢体上没有找到弹伤。”帕桑医生说，仿佛在给强盗提出的耶蒂杀人这个白痴论提供法医验证方面的支持。
	可汗哈哈笑，我看了帕桑一眼，我的眼神本应该很犀利才对，足可以让他吓一跳，但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效果。或许是因为我的头没完没了地跳动着作痛，所以我眼神中的威慑力减弱了。
	“后来呢？”我问。
	“可汗先生和他的同伴允许我搭一顶帐篷，让我把子弹从你身上取出来，并让你休息几个小时，”他轻声说，“不过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帐篷搭在这附近。很明显他们认为古鲁仁波切的化身，也就是绒布寺的扎珠仁波切听说这里发生了这么血腥的事儿后会很不高兴。”
	“我认为那位古鲁仁波切喜欢散布耶蒂在绒布河谷出现的故事。”我说，“还记得绒布寺里那幅相当新的壁画吗？那幅壁画吓得普通人和喇嘛都不敢接近这座山。”
	“哦，可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坚持让我们立刻返回东方，今天下午就启程。他们给我们两个人都准备了蒙古马。”
	“我们不能走，”我惊讶地说，“雷吉和理查……”
	“他们不会下山……至少不会从这条路下山，”帕桑说，“我肯定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和吉米・可汗及他那些友好的强盗一起走，杰克。他们提出要带我们从此处往正东方走，然后再次向南走，翻越舍波拉山口。他们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印度。而且，因为我们轻装简行，如果高山山口的好天气能够持续，我们就用不着像来时那样耗时五个星期才走完那段路程，我们回去时甚至还用不了三个星期。在回大吉岭的这一路上，吉米・可汗和他的人会骑马和我们一起走，保护我们，如果你的伤口疼或头痛，他们就会用轿子抬着你走。”
	“他这么帮忙，肯定有所求，”我没精打采地说，“就连他的老朋友雷吉都要给他上贡才能从他的地盘上过。”
	“我提出，只要我们安全地抵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种茶场，我就会给他1000英镑。”
	“什么？”我喊出来，“我们根本没有1000英镑给这些强盗！我们俩连1英镑都没有。”
	“你忘了吗，佩里先生，”帕桑悲痛地说，“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回不来——我真诚地向我们的救世主祈祷她能回来，而且是很快就能回来——她就把整个种茶场都交到我手上。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她在林肯郡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活着，我就要把茶场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给她。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钱了，不过愿上帝保佑这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考虑到迪肯先生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让你传递回伦敦的消息是如此重要，我认为花1000英镑换取可汗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提供保护和马匹非常值得。可汗的人很少去印度大吉岭这么远，但是可汗先生为人很慷慨。他甚至还会留两个人在大本营附近待两个星期，好看看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从这条路下山。”
	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我抬头看着珠峰，此时的珠峰大都已经被雪云遮盖住了，狂风从北部山脊和北坳上呼呼刮着，然后又看了看砾石上那两个德国人双眼圆睁的头颅。此刻秃鹫忙得很呢。
	“如果我们不打算亲自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消息，”我轻声说，试图理清思绪，“那我们出发前往大吉岭宜早不宜迟。我们去看看他们给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矮种马吧。”

28
	八月中旬的伦敦偶尔会闷热难耐，可现在的空气里却夹杂着一丝寒意，让我想起了十个月前我们去皇家地理学会时的情形。当然了，八月份树叶尚没有变色，不过空气里却包含着些许味道……我觉得那是人们在屋里燃烧煤炭和木柴而散发出的烟味儿。我穿了三件套的厚羊毛西装，我那套最好的定制西装在我出门期间不翼而飞了，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希望这刚刚来到的短暂寒意不会令这套衣服显得那么扎眼。
	那栋大厦已经很有年头了，再加上常年被煤烟熏，现在已经变成了棕色，大堂十分壮观。脚步声在瓷砖和大理石上回响着。我告诉守门的卫兵，我约好了和财政大臣见面，他领我找到一位接待员，这位接待员领我去见了一位文书，这位文书带我去见了这位大人物的助手，这位助手又把我带到了一间贴有壁纸的等候室里，让我坐在一张破烂的皮沙发上，只等了两三分钟后，我就被带到了财政大臣的里间办公室。
	财政大臣。雷吉和理查用隐晦的话谈论这个人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啊，他们说他是“我们那位喜欢签支票的共同的朋友”，还说“我们那位非常喜欢黄金的朋友”。在独自坐船从印度回英国的漫长旅途中，通过看报和向别人打听，我才弄明白他们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指的是这位财政大臣决定要在鲍德温政府执政期间恢复金本位制。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五月，彼时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攀登珠峰，所以我不知道雷吉和理查有没有听说英国真的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不过他们显然知道这个人十分青睐以黄金为基础的经济。在我坐船回英国途中，我还看了关于此次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所有新闻，许多经济学家议论声不止，不认同恢复金本位制度，不认同这位财政大臣。
	那位男性秘书走开，我看着这间宽大房间的另一边，那里有一块很破旧的地毯、一张大书桌和一把椅子，椅子上空荡荡的，一个矮胖的男人正背对着我。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一边抽雪茄，一边透过被煤烟熏黑的窗户看着外面，他的两条腿张得很开，有点儿像拳击手的姿势，他那双短而粗的双手在他的背部紧紧攥在一起。
	在他的秘书或助手（或是别的职务）走了大约一分钟之后，他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我，微微皱着眉头，或许看不顺眼我的羊毛西装，然后说道：“佩里，是吗？”
	“是的，阁下。”
	“你能来太好了，佩里先生。”他冲我挥挥手，示意我坐在一张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同时他自己在桌子后面那张带垫子的大椅子上坐了下来。
	在我们的探险开始前，我一共在伦敦待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我倒是听说过“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名字，不过我不记得是不是曾经看过他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几年前，他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24年他又重新加入保守党，媒体对此一片哗然。我还记得，我们在伦敦的旅店里整理装备时，理查嘲笑《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并且给我和让-克洛德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一旦涉及到丘吉尔，理查就没有任何幽默感了）：“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但若要再次背叛，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显而易见，再次背叛起作用了：丘吉尔现在作为保守党员在埃平拥有一个民选议席，并且在鲍德温保守党政府内身居要职。对于财政大臣这个职务，我唯一了解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丘吉尔因此得到了“尊敬的阁下”这一尊称，以及唐宁街11号一栋免租金的房子，显然这房子就在首相府邸的旁边。
	“你是美国人，佩里先生？”
	这也算是个问题？“是的，阁下。”我说。
	我承认，如果这个人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为之牺牲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很可能前上尉理查・迪肯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因为此人而丧命，他当然很不符合间谍组织首脑这一角色。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和马甲的巨大婴儿，嘴里还叼着雪茄。
	“你们美国人在把我——还有英国政府——往绝路上逼啊！”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对面用深沉洪亮的声音说道。他打开了一盒雪茄，将其从宽大的桌面另一边推过来。“来根雪茄，佩里先生？要么来根香烟？”
	“不用了，谢谢，阁下。”我根本搞不懂他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当然他说的不是即将转交那个信封的事儿。信封被我塞在我那个超大号夹克口袋里，里面装有七张该死的照片和底片。我只想赶快把东西转交，然后离开这间办公室，离开伦敦。
	“我是指战争债务，小伙子，”这个叫丘吉尔的人说，“英国欠你们美国佬多到离谱的一笔钱，足有4,933,701,642英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35,000,000英镑。你们的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一直嚷嚷着让我们还钱。我问你，佩里先生，在法国把战争债款支付给我们英国之前，我们拿什么还呢？天晓得，法国拿到了他们的战争赔款，而且他们也分到莱茵河谷钢材卖的钱，可法国人还钱的速度太慢了，他们就像个租户，每个月的收入不是用来交给房东，而是都用在了买彩票上。”
	我含糊地点点头。在印度和海上待的那几个星期里，我的喉咙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说话时只有一点点磨锉声，从前那种青蛙似的低沉嘶哑的声音不见了，不过此刻我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好。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装有照片的那个信封似乎在我胸口的右上部分烧出了一个洞，而且如果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噼里啪啦地说个不停，一直把雪茄的烟吹向我的方向，那我准会跳到这张超大号的桌子对面，把这个狗娘养的掐死，去他妈的英美关系吧。
	“哦，不是你的错，跟你没有关系，”财政大臣丘吉尔说，“东西带来了吗？”
	我说了一句可能破坏间谍圈子规矩的话：“你是说布罗姆利的照片和底片，阁下？”
	“是的，是的。”他把雪茄捻灭了，短粗的手指交叉在胸前。
	我把信封拿出来，在不站起来的情况下尽量将之放到桌子对面最远处。我很惊讶，丘吉尔甚至看都没看那个信封一眼，就用一只短粗的手把它扫进他脚边的一个红色公文包里。
	“太好了。”他说。
	我觉得他这是在下逐客令，所以我站起来打算离开。
	“今天是星期五。”丘吉尔说，他甚至都没站起来在我走之前和我握握手。我当然知道今天他妈的是什么日子。我就是和他的手下约好了今天见面的。
	“我认为，就取得这些东西的详细情况，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丘吉尔说，“你明天有空吗？”
	明天有空吗？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过去几天，没有了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只能独自一人在伦敦等待着。我从没感觉这么孤独和无助过。这些英国人说话云里雾里的，奇怪得很。
	丘吉尔肯定已经看出我的表情有些茫然，因为他这样说：“我是说一起用晚餐。”
	“有空，阁下。”我回答，一股失望感在我的肚子里盘旋。我真不愿意和这个无足轻重的人打交道，就因为他，我那三个最亲爱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表弟都被害死了。
	“那么明天下午我们会安排你去查特韦尔。”他自顾自说着，仿佛已经订好了似的，“这个周末克莱米不在那里，不过会有好多位有趣的宾客参加晚宴，当然了，孩子们也在那儿。来吃一顿丰盛的大餐吧，佩里先生，你可以在那里过夜，在我们私下里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聊聊。
	“晚宴时要穿正装。”财政大臣继续说道。我曾经从某处看到过，他已经五十岁了，不过看他那矮胖的体形、胖乎乎的红润脸颊，浑身充满活力，所以他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你是不是碰巧带了白色领带、燕尾服之类的衣服来伦敦？”
	“没有，阁下。”我说，喊这位无足轻重的丘吉尔叫“阁下”我已经烦透了，“只有我现在穿的这套西装。”
	丘吉尔明智且果断地点点头，然后按了按他办公桌边一个控制杆。刚才带我进来的那个男秘书仿佛变戏法一样出现在屋内。“泰勒上校，”丘吉尔说，“烦请你带这位小伙子去萨维尔街我的裁缝那里，请他加快速度做一套燕尾服，再做一两套夏装和秋装西服，或许还要一套睡衣、几件衬衫和合适的领带，明天中午就要，劳驾。告诉他们账单由财政部支付。”
	对于他的安排我不知道该有什么想法，所以也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但我只想说：我不需要白色领带和晚礼服，我也不需要你那该死的施舍。于是我对丘吉尔点点头，他点了一根新雪茄，在我还没离开房间之前就读起了文件。
	“等等，”我说着停下来转过身，“有件事儿我想问问。”
	他那张圆脸上露出了一抹天真无邪的微笑，在宽敞的房间对面看着我，等待我说下去。
	“查特韦尔是什么地方，又在哪里？”我听见我自己这样问。

29
	查特韦尔是丘吉尔的乡村别墅，位于肯特郡的韦斯特勒姆附近，距离伦敦25英里远。中午我去裁缝铺取了我的新衣服，试了试，让裁缝把衣服的尺寸改合适了。他们给我选了几件白衬衫，我穿了其中的一件，还穿了他们刚刚给我做好的棕褐色亚麻西装，那位裁缝选择了一条颜色适中的绿色与紫红色相间的领带搭配西装。然后我坐着部门派出的车子，去赶下午1点15分的火车。（至于是哪个“部门”我就不得而知了）另有这样一辆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在韦斯特勒姆火车站接我，把我送到了几英里之外的查特韦尔。
	我本以为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大型别墅，就像布罗姆利夫人的宅邸那样，要不就是我曾经听说过的理查・迪肯战后放弃的那种豪宅，不过查特韦尔庄园更像是马萨诸塞州乡村里一栋很舒服的房子。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相当简单的砖房，始建于19世纪，有很多附属建筑物和糟糕的景观，所以外形极为难看。而这栋建筑物并非几代以来都属于丘吉尔家族，而是不久之前才由丘吉尔买下，而且多多少少由丘吉尔的工匠进行了重建。
	丘吉尔本人也对庄园进行了改造。
	一位仆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我抓紧时间“梳洗一番”，然后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仆走进房间，告诉我丘吉尔先生希望能和我见一面，问我现在是否方便。我告诉他我很方便。
	我原以为我会被带进一间巨大的藏书室，可结果这位高个子、一头灰发的仆人（我之前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句“梅森，先生”）带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一侧，只见温斯顿・丘吉尔头戴一顶男士软呢帽，身穿溅满了灰浆的深色连衫裤工作服，正在那里砌砖。
	“呵，欢迎，佩里先生。”他喊道，一边用抹刀把灰浆抹平，砌上另一块砖。
	那是一面很长的墙壁。
	“在伦敦的办公室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不过这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丘吉尔继续说道。我早就注意到他最喜欢的说话方式就是自言自语。“也就是砌砖和书写历史方面的书。我特别联系了砖瓦匠协会之后才开始砌我的第一面墙。他们吸收我为荣誉会员，不过我依然在交会费。我这个星期的真正工作就是写两千字、砌两百块砖。”
	他把抹子放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肘，领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后面。
	“我管这里叫‘惬意的猪’。”丘吉尔说。
	“哪里，阁下？”我说。
	“哦，当然是这栋房子。查特韦尔庄园。而且如果你是佩里先生，那我就是丘吉尔先生，别再叫我‘阁下’了。”
	“好吧。”我说，生生把“阁下”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们来到一个天井，周围是一片低矮的规整式园林，不过这位财政大臣带我绕过房子去看的并不是这座花园。“这就是三年前我买下这个地方的原因。”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从山顶看到的风景。不管是当时，还是时至今日，这都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是最青翠的太平盛世乡村美景。远处有一片森林，里面有山毛榉、栗树、橡树，绿油油的草地一望无际，还有我所见过的最长、绿草最茂盛的斜坡。
	“惬意的猪共占地80英亩[10]，”丘吉尔说，“不过正是因为峡谷的美景和这一大片肯特郡林地，我才买下了这个地方，虽然克莱门蒂娜[11]说这里太贵了，而且还需要重建，我们负担不起。我觉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太美了。”我说，意识到我自己有些词穷。
	“我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的美及不上珠穆朗玛峰。”这位体格魁梧的小个子说道。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
	“那是一种不同的美，阁……丘吉尔先生，”我说，“珠峰到处都是岩石、冰、刺目的光线和狂风。包括狂风在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冰冷刺骨。一般情况下，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连一点儿绿色都没有，甚至连青苔都没有。除了登山者和稀少的乌鸦外，没有任何生物。没有树、没有树叶、没有草……几乎没有柔软的东西，丘吉尔先生。只有岩石、寒冰、雪和风。这里更……温和、更有……人气。”
	丘吉尔一直在仔细聆听，现在他点点头。“我最好接着工作。修完了那道墙，克莱门蒂娜卧室的露台扩建工作就算完成了，等我砌好了那道墙，我就要去建另一堵堤墙。”他挥动短短的手臂和胖乎乎的手，指向左边，“我还建了那些池塘。看到水和水中生物总是乐趣无穷。”
	那些池塘很美，而且看上去很自然。不过这一次我什么都没说。
	“像你们美国佬爱说的那样，别拘束，就当成你自己的家。”丘吉尔说，“要是你饿了，就告诉梅森或马修斯，他们会给你做三明治。客厅里有酒，你的套房里也有很不错的威士忌，我想在你们那一边池塘[12]，你们管这叫苏格兰威士忌。你的房间里还有书，不过你也可以随意从主藏书室借书。要是你找不到书，那是因为你压根儿不想找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游戏。6点我们会喝雪利酒或威士忌，7点30分吃晚餐，用餐时间之所以定得早一些，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位客人会让带一架放映机来，饭后给我们放电影。或许只给孩子们放。我想你肯定会发现今晚一起吃晚饭的客人非常有趣，其中三位尤为如此，待会儿见，佩里先生。”
	*
	我见到的第一位客人是T.E.劳伦斯。美国记者罗威尔・托马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期称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我刚到楼下参加酒宴，劳伦斯正好也到楼下来。他穿着阿拉伯王子那种裹住全身的长袍，腰带上别着一把弯曲的匕首，匕首的手柄上镶嵌着珠宝。
	“挺傻的，我知道。”我们彼此做了自我介绍，并握了握手，然后他说，“不过孩子们喜欢。”
	没多久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也加入了我们，丘吉尔称他为“教授”。此人是F.A.林德曼教授，后来T.E.劳伦斯小声对我说，1916年，无数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因为无法摆脱那些纸糊似的飞机的水平螺旋状态而丧命，林德曼教授利用高等数学想出了一种机动飞行动作，并称这种方法可以让所有飞机摆脱最严重的尾旋。劳伦斯告诉我——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依旧戴着那条女人气十足的白色棉头巾——英国皇家空军和飞行员都说这种飞行动作不起作用，于是这位教授亲自上阵，展示如何飞行。他在不带降落伞的情况下驾驶一架斯帕德飞机，故意让飞机进入最危险的水平螺旋状态，利用以数学为基础的机动飞行动作，熟练地将飞机从俯冲拉起，此时飞机距离地面只有几百英尺远。显然，秘诀在于让人的手与脚离开控制装置，据林德曼教授说，如果飞行员放任不管，飞机自身便会笔直飞行，与地面平行。他称，正是所有对控制装置的校正和过度校正命令促成了死亡螺旋。劳伦斯说，教授驾驶另一架较旧的双翼飞机进入可怕的螺旋状态，并再次拉起飞机。
	T.E.劳伦斯深信不疑地对我说，在这之后，所有皇家空军飞行员都要学习教授的机动飞行动作。
	那天的晚宴包括孩子们在内约有12人。丘吉尔的女儿戴安娜十六岁，儿子伦道夫，看上去十四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名叫萨拉，还有孩子们的两个表兄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的名字我忘了），这两个孩子的年纪大约和戴安娜及伦道夫的岁数差不多。晚宴期间，丘吉尔向教授“发难”，让他“在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里用浅显明了的话告诉我们量子论到底是什么”。
	丘吉尔从马甲口袋里拿出他的表，开始计时，林德曼教授就开始讲，还余出二十秒时间他就讲完了。所有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真的听懂了。
	参加晚宴的还有一位“特殊客人”，当我第一次看到此人在客厅中接过一大杯冰镇香槟酒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看到的这个人竟是阿道夫・希特勒。我和帕桑医生一起，在种茶场待了一个月养病，我在那里等待着，其实只是希望有一天理查和雷吉会突然出现，在那期间，我经常想到希特勒。在种茶场，在坐船从印度返回的那几个星期航程里，我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希特勒的文字。
	现在希特勒就在这里。有那么一会儿我开始优柔寡断起来（我担心的不仅是我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还担心我怎么才能做到），不过我注意到这人有一头卷发和愉快的表情，脸部骨架微微有些长，而且我还意识到正是这人的假胡子才会使得他和希特勒那么相像，在逗玩孩子们之后、晚餐之前他把胡子摘了下来。根据丘吉尔的介绍，此人是查理・卓别林，他虽然在英国出生，现在却是美国居民。
	那天晚上提早吃晚餐，以及孩子们和我们一起用餐的原因就在于此，卓别林带来了他的最新影片（以及一架便携式电影放映机），要在饭后给我们放他最新的电影，以免影响孩子们休息。
	然而，卓别林这个人虽然很搞笑、很爱笑，可酒还没喝完，我们还没有被带到长长的餐厅之前，他就把主人家惹恼了。卓别林似乎对他的政治主张十分坚定，而且一直逼着丘吉尔解释为什么财政大臣和鲍德温政府要坚持恢复金本位制。“你们的经济会因此受创，你知道的，”卓别林一边喝酒一边咄咄逼人，“最糟糕的是，物价会上涨，穷人就倒霉了。”
	丘吉尔显然很不爽别人指责他做得不对，更讨厌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对这样的争论，所以等到我们都在桌边找到位置坐下的时候，他气得一句话都不说了。
	不过卓别林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从而打破了沉默。“我今天晚上就得赶回伦敦，所以给大家放完新电影之后，我们或许就没有时间聊天了，所以我在餐桌边给大家来一次预演。”他说。他拿出了新电影《淘金记》的拷贝，这部片子六月份的时候在美国首映，此时尚未在英国上映。
	卓别林拿起两把叉子，插进两个小圆面包里。“我的小流浪汉，”这位演员说，“去了阿拉斯加淘金，还要努力博取一位他邂逅的年轻姑娘的欢心。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和她在一起，并且尽全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他这样和她交流。”
	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对政治感兴趣又严肃的查理・卓别林消失了，那个笑嘻嘻又可爱的小流浪汉角色出现了。他用肩膀抵在那两把叉子和小圆面包上，仿佛那两个小圆面包是他的脚，插进小圆面包的叉子是他的腿，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跳了一小段舞，一边跳一边哼唱着，甚至还用叉子和小圆面包做了高踢腿和灵敏的劈叉动作。最后，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行了屈膝礼，并且露出了一个小流浪汉式的傻笑。
	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气氛完全消失了。丘吉尔是我们中间笑得最尽情的一个，他又变得好交际且好客，刚才的火气都不见了。
	晚餐妙趣横生，大家都很开心，其间还出现了另一个有些奇怪的插曲。T.E.劳伦斯前倾身体，俯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卓别林，他那条头巾的丝绸流苏差点儿粘到了果汁冰水里，他对那位电影明星说：“卓别林，卓别林。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先生？”
	卓别林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他把装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当时我们都在吃野鸡肉——对着劳伦斯的方向举起，说：“啊，不是，我出生时就注定我没能享受这一殊荣，劳伦斯先生。”
	稍后，椅子和放映机都已经摆放在长客厅里，孩子们和宾客都涌向那里，我则找借口告辞了，我说我很累，事实上我的确很累。我和卓别林握了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见面。他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他也盼望着那一刻。
	然后我回到楼上的房间睡觉，接下来的九十多分钟里，一楼不断传来阵阵笑声。
	*
	仆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声音轻是轻，可没完没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觉这时候也就是半夜。我父亲的那块表显示此时快到凌晨4点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话，先生，”梅森举着一根蜡烛轻声说，“丘吉尔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刚刚完成工作，现在很想和您谈谈。”
	我当然介意。我介意的不仅仅是他们深更半夜无礼打扰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来潮，三言两语就传唤我去见他，而且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谈话内容十分有趣，能够见到查理・卓别林对我而言更是跟做梦一样，然而，在珠峰之上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的朋友们被派去了那里的原因至今依旧是个谜，所以即使再好的应酬也不能弥补依然在我心中翻涌的愤怒和失望。我难过极了，根本没有心情继续那种诙谐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当地问问这位财政大臣，为什么他有权力浪费别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费那些已经死掉的优秀的夏尔巴人的性命，以及那个年轻的奥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个T.E.劳伦斯，对着他的脸，大声告诉他梅耶正是一位犹太人。还要告诉他，梅耶比我遇到过的那些穿丝绸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国纨绔子弟都要有胆识。
	我到丘吉尔的书房里去找他时，他肯定还紧皱着眉头。虽然心情不大好，可我还是承认，这间位于顶楼的房间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梅森带着我穿过都铎式建筑式样的门口，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装饰叫作模制门窗框，然后他静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样静悄悄地关上了门，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视线无法从房间的上方收回。天花板显然被移走了，成穹状弯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与坚固。这间巨大的房间铺着宽大且褪色的地毯，不过中央部分并没有铺地毯。书架嵌在高高的墙壁内，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书。（我已经见过楼下的那间藏书室了，那里的藏书足以满足任何一座美国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阅读需要）房间四周摆放了很多椅子和几张低矮的书桌，其中一张豪华的红木雕刻的书桌后面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布面椅，可是丘吉尔却站在一张高桌子后面，那张桌子的桌面有些倾斜，用很有年头的木头制成，未加任何修饰。
	“迪斯雷利[13]式书桌，”丘吉尔大声说，“我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就喜欢站着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墨迹斑斑的倾斜桌面，仿佛是在爱抚它。“这当然不是迪斯雷利用过的桌子。是我让本地的一位木匠做的。”
	我站在那儿，还穿着睡袍和拖鞋，感觉自己傻兮兮的。不过我立刻就注意到丘吉尔先生也穿着睡袍和拖鞋。他穿的是一件绿色、金色和大红色相间的丝绸睡袍。他的拖鞋不合脚，所以只要他一走动，拖鞋就嗒嗒直响，就像现在，他用相当大的玻璃杯给我们俩都倒了一杯威士忌，鞋的响声一直不绝于耳。我接过杯子，但没有喝酒。
	丘吉尔注意到我又抬头看高高的椽子和墙上古老的画作。
	“这正好是查特韦尔最古老的部分，”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可以追溯到1086年，也就是黑斯廷斯战役后的二十年。我在这里写作。你知道吗，我是个作家，并以此为生？我写的大都是历史书。通常我都是口述给一位秘书，她的速记水平必须相当高，以便能够跟上我的速度。今天夜里因为我同时写两本书，所以我向两位女士口述了我的内容。我还有两位男性研究员在这里帮我。刚刚在楼梯上你肯定没有碰到他们。”
	我点点头，却始终没有吭声。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丘吉尔抿着他的威士忌。我则一口没喝。
	“你生气了，佩里先生。”他说，威士忌酒杯就抵在他的唇边。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来回闪烁，仿佛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偷偷接近他。
	我冲他耸耸肩，这是在模仿J.C.那种法式耸肩动作，堪称惟妙惟肖。
	丘吉尔笑了。“你生气了，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最让你生气的事儿是什么呢，年轻人？是因为昨天你交给我的那些照片是那么肮脏污秽，还是因为你的朋友们和其他人为了拿到那些龌龊的东西而貌似白白献出了生命？”
	我们走向大红木书桌旁边的两张椅子，却没有坐下来。书桌非常整洁，一看就知道这位作家不常用，因为书和手稿都堆在那张又高又长的迪斯雷利式书桌上。
	“我很想知道，丘吉尔先生，”我说，“一个变节的政客，一个连该加入哪个政党都决定不了的人，从一个政党到另一个政党，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到底为什么他可以决定人们应该为他而死？”
	丘吉尔猛地转过头，看他那副样子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有那么一刻，整栋房子里都静悄悄的，只有三层楼下某个地方的钟表鸣奏了四下。我想我和丘吉尔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更谈不上说话了。
	这位穿着扎眼丝绸睡袍的财政大臣终于开口说道：“你知道吗，佩里先生，我的母亲是美国人？”
	“不知道。”我说，我这话说的不带一丝语气，借此表示我对实际情况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或许就是我一直对美国政治和英国政治都相当感兴趣的原因，就更不要说欧洲大陆上的政治了。你想知道你国家的政治和英国的政治之间主要差别吗，佩里先生？”
	不太想知道，我心想，不过我还是一语不发。
	“我不愿意假装对柯立芝总统几位内阁顾问的身份了若指掌。”丘吉尔说，仿佛我很有兴趣一样，“你们的上一位总统哈丁在加利福尼亚猝死后，或许一开始柯立芝留用了一些哈丁的人。不过我敢保证，佩里先生，在去年击败了毫无竞争力的民主党人戴维斯和那个非常有趣的进步党人拉福莱特，凭借一己之力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卡尔文・柯立芝不仅仅可以做主，现在他身边必定也围绕着自己的亲信。你能理解这个吗，年轻人？”
	“不能。”我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J.C.抓着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西吉尔摔下雪檐，坠下了10,000英尺，氧气从打穿的氧气罐中奔涌而出的画面。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最后看到的雷吉和理查，然后他们就转身向西方，开始攀登东北山脊的最后一段距离，踏着雪地向顶峰三角岩进发。
	“我想说的是，杰克……我可以叫你杰克吗？”
	我依旧一声不吭，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个长了张婴儿脸的大块头。
	“我想说的是，佩里先生，美国政党选举他们的总统，不过改选的时候那些总统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也会随之更换。在哈丁死后，柯立芝总统就更换了哈丁总统选定的一些能力较差的人……他这样做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当家做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
	“我说的是，在英国，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佩里先生。不同的政党赢得选举，不同的首相随着他们的政党走上权力巅峰或远离权力中心，不过政治阶级——你或许会说是政客——的基本核心是一致的，就是要在数十年内持续掌权。到了十一月我就五十一岁了，在我这几十年的公共生活中，我当过贸易委员会主席、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一直到加里波利之战惨败……随后我又随军到前线作战，接下来我回到了权力走廊，当上了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然后是空军大臣，现在我成了财政大臣。”
	我等待着。最后我还是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味道十分浓烈，而且醇和爽口。这酒根本不能缓解我的紧张，也不能浇灭我的怒火。
	“一个像我这样的英国政客需要保持一张朋友关系网，甚至要有一张仇敌关系网，”丘吉尔接着说，“即便在我们不当权的时候也要如此。而且像我们这样的人，在陆军、海军、国家各部门或战争中组织情报工作，或者从我的经历来看，我管理的情报工作涉及到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些关系网。情报就是一切，佩里先生，而且有价值的情报，不管这情报是怎么得来的，都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帝国的存亡。”
	“非常惊人的履历啊！”我说，努力让这句话中的八个字极尽挖苦，“不过，像你这样一个普通公民命令优秀的男女深入险境，去偷一些……肮脏的照片，你的履历和这有什么关系吗？”
	丘吉尔叹了一口气。“我同意，从梅耶先生那里获取相片是一次情报工作，而且是一次非常肮脏的工作，佩里先生。大多数真正的情报工作都非常肮脏。然而，有时候，正是这些生活中最为污秽的因素会成为打赢战争或维持和平最有效的武器。”
	听了这话我不禁哈哈大笑。“你并没有说服我，凭那个德国人的几张照片，那个长着大胡子的小丑和疯子的照片，就能对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未来安全产生任何影响。”
	丘吉尔耸耸肩。这样一个大块头穿着花哨的睡袍做出这样一个动作真有点儿像奥利弗・哈代的姿势。“那些照片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丘吉尔说，他的声音变了。我感觉他和我打起了官腔，就是那种他在电台里说话的调调。他伸手拿起一本书，我进来时他正在看这本书，并把那书封面冲下放在红木书桌边上的一张长台一侧。“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在狱中写了一本书，在你们去喜马拉雅山脉那几个月里进行了改写和文字编辑，而且，总的说来，吸引了数量不多却十分疯狂的读者。我这里有一本预发本。希特勒先生希望给这本骇人听闻——我保证，佩里先生，这本书真正堪称骇人听闻——的书起名为Vierinhalb Jahre Kampf gegen L&uuml;ge, Dummheit und Feigheit，简单翻译过来就是《一场历时四年半针对谎言、愚蠢和懦弱的斗争》。佩里先生，作为作家，我知道希特勒先生给他的书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一本也甭想卖出去。很幸运，只是对于希特勒本人很幸运而已，他的德国出版商简化了书名，于是真正出版的书名就成了Mein Kampf，也就是《我的奋斗》。”
	我本来以为书名会是一句妙语。结果却全不沾边。
	丘吉尔把书递过来给我。“接着这本书，佩里先生。读一读。你可以把它带走。这书几年之后或许才会在英国和美国上市销售。或许几年之后这书在德国会成为必读之物。看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对德国、欧洲、犹太人和整个世界都有什么疯狂的计划吧。”丘吉尔说“纳粹”两字的发音很像是在说“纳集”。
	“我看不懂也不会说德语。”我冷冷地说。我用那只空出来的手拿着这本书，又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我的一部分自己真想把这本书扔回给他，然后转身走出这间房间，打包行李，离开这个地方，即便三更半夜的，在乡下我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车。但我可以步行离开。
	不过我还是犹豫了，依旧手拿希特勒写的那本分量沉重的书，另一只手举着威士忌酒杯。
	“不管怎么说，”我说，“即便你是一个作家，你也应该知道，书无关紧要。人命才是一切。”
	丘吉尔走近一步，他的那双旧拖鞋发出轻轻的嗒嗒声。“那么，在你离开之前，佩里先生，请了解一点。我认识并且十分尊敬理查・迪肯的父亲，而且在战争前后就认识理查本人。他理解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理查・迪肯见识过未加制止的侵略会带来什么样的惨痛代价。
	“你还要了解一点，”他接着说，声调平缓，并无气势汹汹的意味，“雷吉・布罗姆利九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而且非常喜欢她。她的表弟珀西不仅赢得了我的喜欢和看重，而且他还是‘一战’期间和‘一战’结束后我的海军情报网络的核心人物。为了我们的国家，他牺牲了很多，其中也包括他的名誉，佩里先生。而且，我为他们而泣，我真的哭过，这是因为我甚至不能让他的勇气和牺牲为世人所知……不过这就是情报工作，佩里先生。”
	我把空威士忌酒杯放在镶嵌皮革的红木书桌上，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张书桌属于丘吉尔的父亲，不过我没有放下他给我的那本沉重的书。我强烈希望能大骂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说些话让他也尝一尝与那三位朋友有关的回忆灼痛我心时的痛苦滋味，不过我的另一部分自我只是希望能够离开这里，好好思考丘吉尔说过的话。我肯定，到最后我还是不会按照心里的想法，做出过激的举动，可尽管如此，我想想总归是可以的吧。
	“你希望今天早晨——当然是等天亮了——坐一早的列车离开这里，还是愿意在查特韦尔过完这个周末，以便我们接着聊？”
	“离开，”我说，“我去打包，做好准备，早晨8点就走。”
	“我会让人在7点给你准备好早餐，让司机在你方便的时候送你去火车站。”丘吉尔说，“我恐怕不能送你了，因为我会睡到很晚，然后在起床前在床上把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都做了。你会在伦敦待一段时间吗，佩里先生？”
	“不。我会尽快离开英国。”
	“回阿尔卑斯山？”丘吉尔说，他的脸颊红红的，微笑如婴儿一般。
	“不，”我厉声说，“回家。回美国。远离欧洲。”
	“我祝你一路顺风，同时感谢你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做出了杰出贡献和所有的牺牲。”丘吉尔说，他终于伸出了他的手。
	我只犹豫了片刻便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有力，甚至还长了老茧，或许是因为他经常砌砖、挖池塘和建坝墙的缘故。
	*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汽车载着我，几乎是静静地沿着那条长长的车道行驶，远离查特韦尔，远离——他管这里叫什么来着？“惬意的猪”？老天，英国人真是可爱到了极点。汽车驶过古老参天的橡树和榆树、月桂树和修剪过的杜鹃花，然后驶过入口大门附近最后一片茂盛的针叶树。晨光之下，所有的花与树上面都落满了露水，晶莹闪烁，我强忍住那股冲动，才没有回头望去。

30
	1941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还有七个月，美国才会遭遇珍珠港事件，进而加入那场已经在欧洲大陆上打响了将近两年的战争，我则与我的美国医生登山朋友查理及他的新婚妻子多尔卡丝一起去攀登了大特顿山（我们在珍妮湖的联合营地就是查理和多尔卡丝的蜜月套房）。这时候，我了解到鲁道夫・赫斯偷了一架德国空军的飞机飞往英国，跳伞到了苏格兰。赫斯其人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所谓的副元首，地位仅次于希特勒，曾经在慕尼黑的那间啤酒馆里，这个长着两道浓眉的沉默男人和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坐在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布鲁诺・西吉尔身边。
	报纸只是简要介绍了这件事，而且看来根本说不通。
	赫斯驾驶的梅塞施密特BF110D重型战斗机特别装配了可供长距离飞行使用的副油箱，可他却只身一人驾驶飞机。英国的雷达发现了赫斯的飞机，在喷火式战斗机和其他战斗机的拦截下，他开始低空飞行，借此规避雷达和躲避追踪他的飞机，不过他在苏格兰选择了一条不合逻辑的飞行路线：低空飞过基尔马诺克，攀升后飞跃克莱德湾，然后再次在内陆地区倾斜飞行，最后飞越了苏威克沼泽。当时依旧是最高机密设备的英国拦截雷达后来报告称，这单独一驾战机在格拉斯哥南部某地坠毁，不过鲁道夫・赫斯已经在坠机前跳伞逃生，降落在伊格尔沙姆村，着陆时脚踝受了伤。
	赫斯被捕后进了英国的监狱，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信息。
	珍珠港事件之后，我的登山好友查理便入伍了，成为了一名空军军医。当时我已经三十八岁了，没有特殊才能，只有很多旅行和登山经验，于是我被几个兵种拒之门外。不过到了最后，美国一个特设情报机构接纳了我，这个组织的名称OSS是首字母缩略语，全称则是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战略情报局）。在那里，我学会了希腊语，最后跳伞到希腊群岛，这些岛的名字如凯法利尼亚岛、萨索斯岛、科斯岛、斯佩察岛以及我最喜欢的海德拉岛。我在那里做一份并不危险的工作，帮助组织和武装游击队，并且尽我们所能给德国占领者制造麻烦。
	这里我要很惭愧地说一句，所谓的“制造麻烦”，通常就是伏击德国的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并暗杀他们。我还要既羞愧且骄傲地承认一点，那就是我的工作表现相当出色。
	就这样，对于1941年鲁道夫・赫斯孤身驾机飞往英国这一貌似疯狂的举动，二战期间我在战略情报局服役时偶然间发现了更多的资料，这些情报在当时都属机密信息（现在依旧如此）。
	在伊格尔沙姆村被抓后，赫斯首先在吉夫诺克接受了皇家观察团军官的审问，他坚称他带来了“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重要秘密信息”，不过赫斯只会对汉密尔顿公爵吐露实情。
	赫斯被带到了格拉斯哥的玛丽丘兵营，在那里他的确单独见到了汉密尔顿公爵。谈话一结束，英国皇家空军就驾驶飞机把公爵送到了牛津附近的基德灵顿，然后有人驱车把公爵从那里送到了伦敦，到了伦敦之后，他在迪奇雷庄园秘密会见了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还记得当时是不列颠之战中最黑暗的日子。英国军队在向敦刻尔克撤退期间被打得溃不成军，其实已经被逼到了海上，他们的重武器和无数英军士兵的尸体都被丢弃到了海滩之上。1940年夏，法国战败并被占领，德国召集了2400多艘驳船，要运送德军和装甲部队穿越英吉利海峡。德国还发出作战计划，要求数十万德国士兵入侵英国，伞兵会在布赖顿和多佛尔附近降落。几个小时之后，由驱逐舰和德国纳粹空军掩护的驳船和专门的登陆艇就会从布伦出发驾向伊斯特本，从加莱前往福克斯顿，从瑟堡驶向莱姆里杰斯，从勒阿弗尔进军文特诺和布赖顿，从敦刻尔克和奥斯坦德前往拉姆斯盖特。
	然而，据说，那年春天，温斯顿・丘吉尔给阿道夫・希特勒送去了一份秘密的最后通牒，而传递这份通牒的人正是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也为了娶美国一个离过婚的沃丽斯夫人，放弃了王位。1940年，这位前国王当时被世人称为温莎公爵，他和他那位一直闷闷不乐的公爵夫人生活在巴哈马。通过战略情报局的渠道我了解到，英国情报部门和丘吉尔政府都很怀疑这对夫妇亲纳粹，所以在二战爆发之前，他们不允许这两个人留在法国或西班牙。所有的情报部门都知道，即便暂居巴哈马，温莎公爵的朋友圈和他的公务随员中也有很多来自六个纳粹军政机构的德国间谍。
	1943年，我们在特斯波蒂亚岛上，忙着锁定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德国军官，进行暗杀，同时还要除去助纣为虐的卡姆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国家社会主义党。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丘吉尔通过巴哈马的温莎公爵交给希特勒一件证据，表示英政府掌握了阿道夫年轻时的一些照片，照片对他很不利，而且令人难堪，不过只要元首下命令，取消迫在眉睫且不可扭转的对英入侵，他们就愿意克制自己，不把这些照片公之于世。
	我在战略情报局有个熟人，此人刚刚从伦敦、古巴和巴哈马回来，并且认识这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他还说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这次行动的参与者，海明威在古巴做间谍，偶然间听到了行动中的几次谈话，并且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和美国海军情报局的严密监视）。我的这位熟人说，希特勒被丘吉尔的威胁搞得寝食难安，于是秘密派他的心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去执行这次有去无回的秘密任务。据战略情报局控制官提供的消息，希特勒的要求很简单：不公布照片（不管照片上是什么内容），不入侵英国。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丘吉尔接受这一条件的消息是如何传递到柏林的，我的朋友和战略情报局的头儿只知道这次的传递渠道不是住在巴哈马的温莎公爵或公爵夫人，不过消息确实传递过去了。那年夏末，“海狮计划”被取消了，在这个计划中，希特勒精心策划了很多不惜血本的计划，做了后勤安排，筹集了新式武器，以便可以从海上和空中入侵英国，结果全都化为了泡影。英国政府对此给出了官方解释：德国人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皆因为赫尔曼・戈林领导的德国纳粹空军无法战胜英国空军，然而，在希特勒下达取消命令的时候，德国即将在英吉利海峡上建立空中优势，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距离彻底被毁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就这样，不列颠之战那场空战成为了拯救英国免遭德国纳粹铁蹄践踏的关键因素，因而永垂青史，而1921年来自奥地利经由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传递而来的对纳粹不利的七张照片和七张底片则与此毫无关系。
	1943年，我窝在希腊群山中的一个山洞里，笑着流出了眼泪。我举起装有巴斯巴亚尼斯・普洛玛莉・吾尊酒（一种茴香口味的酒，我时常感觉这酒难喝极了）的杯子，敬那三十位勇敢的夏尔巴人、年轻勇敢的奥地利犹太人科特・梅耶、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苏沙恩特・拉宾德拉纳特・帕桑医生、理查・戴维斯・迪肯和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们中的四个人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

尾 声
	1992年4月
	致丹・西蒙斯先生：我想读者肯定知道当高筒靴不再是男装风尚的时候，尾声（epilogue）”——特别是这个词以非常少见地“ue”两个字母为结尾——就已经很少出现在小说中。然而，我的确想要说一说与1925年开始的故事无关的几件事情，与你分享一些很短的题外话。同时我还相信，你应该已经读了我那厚厚一摞笔记本，如果你与别人分享我的故事了，并且发现这篇尾声使人厌烦或毫无意义的话，你会把它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
	1925年秋天，我回到了美国，这之后又过了几年我才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继续登山。当我终于再次登山的时候，我选择留在科罗拉多落基山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西部的山区里，我找了一份开荒的工作，一共干了两年，那里几座最高的山峰位于海拔14,000英尺的山脉之中。随后我去了大特顿山，那里的一座座尖锐山峰或许堪称美国最美的山。我在杰克逊霍尔遇到了查理和他的妻子，要到很久以后，杰克逊霍尔才成了有钱人和名人的度假胜地。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滑雪。
	20世纪20年代，我再次开始攀登美国以外的高山，于是我去了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那里有很多人类尚未涉足的顶峰。如果我想到哪个国家登山，我就会到货船上当一级水手，或者到有钱人的游艇上工作，而且正是因为这个背景，我才找到了那份我们见面时我提到的那份工作，让我和海军上将伯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南极待了两年。
	可就在1929年，我收到了一张来自尼泊尔的明信片。那时，离开珠峰差不多整整四年了。
	首先，我应该说一说，1928年后，要想得到进藏许可或攀登珠峰的许可越发困难了。在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那支探险队之后，第一支成行的英国探险队是1933年由休・拉特利奇带领的。他们攀登到了非常高的海拔高度，找到了桑迪・欧文的冰镐。从前我把那把冰镐留在了第一台阶之下的一块砾石上，不过他们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把冰镐当成一个指向山下桑迪・欧文尸体的箭头。或者在当时，在我们留下欧文尸体——他冰冻的双手依旧交叠着，夹在紧紧冻在一起的膝盖中——的地方，松散岩石又向下滚动了很长距离，或者他的尸体都已经滚下了山。
	不论如何，1933年在休・拉特利奇领导下的第四支英国珠峰探险队甚至都没有攀登到1924年泰迪・诺顿登上的海拔高度。1935年艾瑞克・希普顿领导的探险队走的是与拉特利奇相同的路线，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更多耶蒂的脚印并且拍摄了照片。1936年和1938年，包括艾瑞克・希普顿和比尔・蒂尔曼等人在内许多相同的登山者又回到了珠峰。1936年的登顶尝试就和理查在1925年时给我们策划的一样，只是采用“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不过希普顿、蒂尔曼和他们的人却因为糟糕天气只能止步于低处。
	然而，在西藏对外国登山者关闭的同时，尼泊尔则敞开了大门。
	说回那张尼泊尔来的明信片。小小的卡片上贴着极具异国情调的尼泊尔邮票，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没见过，不过上面贴满了印度和英国邮票，因为这张明信片由新德里和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官员转寄给我，而在明信片的背面有一段简短的手写字迹——
	杰克——
	希望你一切安好。昆布谷的农场十分富饶多产，我们都很开心。小查尔斯和露丝-安向你问好。
	你永远的朋友们
	结尾语的后面没有留下名字。昆布谷的农场？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住在尼泊尔并在那里务农的西方人就是K.T.欧文斯，不过在1925年他来锡金的营地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且当然不会在问候语的最后写下“你永远的朋友们”（还是复数）。
	除了理查和雷吉还会有别人吗？如果“小查尔斯和露丝-安”是我两位朋友在1925年5月末在那座山上消失后生下的孩子，那么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把那个男孩子叫作查尔斯，因为那是曾经在一战中严重受伤的雷吉的表弟，即珀西的大哥的名字。可露丝-安呢？许多年以后，我查找伦敦的旧档案，发现理查・迪肯有一个妹妹，名字就叫露丝-安，这个女孩在1899年出生后的一个月就夭折了。
	因此，我至今都相信雷吉和理查结婚了，又或者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并选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和40年代远离俗世，生活在尼泊尔。可理查真能冷眼旁观与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他已经受够了军旅生涯。
	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还去了很多地方登山，特别是我和我的朋友查理一起去登山。1933年，我到阿拉斯加探险（与另外一位哈佛校友布拉德・沃什布鲁恩结伴而行），攀登了克利伦峰，1934年我又去了阿拉斯加，攀登弗拉基尔峰。20世纪40年代末，我第三次进阿拉斯加探险，和另外四个人在17,900英尺的一个小雪洞里被困了九天。其中两个人因为低体温症而送了命。我很幸运，因为冻伤只失去了左手的最后两根手指。
	在结束与伯德等人的那次南极探险之后，我于1936年第一次返回了喜马拉雅山脉，当然我并不情愿这样做。那是一次对楠达德维峰的勘察探险，楠达德维峰是一座非常美丽的高山，周围是由无可攀登的悬崖峭壁环绕的禁猎区，那是一次令人惊奇的经历，同行的还有我的朋友查理、比尔・蒂尔曼、艾迪・卡特等人。1938年，我还和一些哈佛登山俱乐部的校友勇闯世界第二大高峰——28,251英尺的乔戈里峰，而且，在我看来，这里比珠峰要危险得多。（我相信我曾经提到过，我在那里求学期间，这个俱乐部尚没有正式成立）那一年没有人登顶。
	我还提到过，二战期间我还曾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过，我不会再说更多细节来烦你了，我只想说一件事：我曾经利用机密渠道寻找任何关于雷吉和理查・迪肯的只言片语，或者关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科特・梅耶和布鲁诺・西吉尔的信息，可没有找到丝毫新的线索。
	1953年，我以五十一岁之龄和我的朋友查理踏上了我的最后一次喜马拉雅山脉探险之旅，在他们第二次尝试攀登乔戈尔峰的时候充当登山支援者。那一年也没有人能登顶，相比珠峰，乔戈里峰可以说像是一个更为无情的女子，一直死死守着她的秘密。不过我的确碰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亲眼看到彼得・斯科恩宁用绳索拉住了在陡峭冰坡上失足摔落的四位登山同伴（包括我的朋友查理医生）。据我所知，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保护四个人，并救了他们的性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很不幸，我们的一个同伴阿特・基尔凯在下山的时候受了伤，而在我们把基尔凯抬下山的过程中，穿越一片非常危险的地带时，其他几位登山者——后来被查理称为“绳索上的兄弟”——把基尔凯裹在睡袋里，然后牢牢拴在一道陡峭的斜坡上。可是，要么是因为我们谁都没有听见的雪崩，要么是基尔凯本人（出于未知的原因）从我们拴系他的坚固锚固点滑了下来，反正他最后摔死了。
	以前我就说过，从高山上这样摔下来绝不会一滴血都不流，摔下来的人几乎总是会留下一道道血痕，血肉模糊，衣服被扯破，四肢扯断，脑浆迸裂，等等。在我们下山的那几个小时里，查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他好友的血和支离破碎的肢体，而且这以后他不曾从这次的经历中真正恢复过来。多年以后，查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幻觉症，总认为他汽车前面的高速公路上都是鲜血。在很久很久以后，也就是1992年，他的这种病被医生称为“创伤后精神紧张症”。
	在第二次乔戈里峰探险和阿特・基尔凯死后，我就和喜马拉雅山脉永别了。
	不过我忽略了在那几十年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就是这个命了，只能写写尾声了。
	1948年，我去了柏林，执行战略情报局盘问纳粹军官的任务，有一次我看德国报纸——战争期间我学会了德语——偶然注意到了一篇文章，读过之后，我不禁放下啤酒，出神了好几分钟。
	四位德国一流登山者在冬季尝试攀登艾格尔峰，他们选择的是与海因里希・哈勒第一次成功攀登艾格石壁时的相同路线，也就是攀登异常危险且堪称登山者夺命地的艾格尔峰北壁，北壁上有一个地方被命名为“蜘蛛”，在这个地方的最上方，他们发现了一具孤身登山者的冰冻尸体，这个地方的下面是那片白色网状垂直致命雪地，上面就是冰裂出口，过了冰裂出口，就是这座海拔13,022英尺夺命高山的最后顶峰山脊了。
	这位登山者的年纪在五十五至六十岁之间，似乎对于攀登艾格尔峰而言过老了。很显然这个人碰到了横扫北壁的可怕暴风雪，因此没能登上最后几道斜坡。他独自一人在一道6英寸宽的岩架上露营时，被暴风雪困住了，天气恶劣，他上下不得，最后被冻死。这人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钱包或者其他可以证实他身份的东西，附近的村庄或艾格尔峰北壁脚下山谷里的克莱纳谢德格旅店里都没有人记得此人从他们那里路过。那篇文章还说，那几位德国登山者称，在这位被冻死的中年登山者脸上，有一抹淡淡的笑容。
	1948年的冬天，理查・迪肯五十九岁，在这样的年纪尝试攀登任何危险山壁都是疯狂之举，更不要说是孤身一人去登山，更更不要说攀登的对象是艾格尔峰了。虽然尸体的身份永远也不能得到证实（而且不可能再见到那具尸体，因为在1948年夏末第二次尝试登顶的登山者到达那个高度之前，尸体就已经被雪崩卷走了），而且那几位德国登山者发现尸体时身上也没带照相机，我却可以清清楚楚地想象到理查的脸。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暴风雪令他止步于与顶峰如此接近的地方，低体温症开始出现，那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他必定不会责怪那座山。
	他经常说，他命中注定要死在艾格尔峰北壁。
	理查的那次孤身登顶尝试——如果那人真是理查的话（没有证据支撑这一点，我只是在心里肯定是理查无疑）——是不是在雷吉死后或返回印度后他才出发，又或者是不是她一直在等着他从那座山上返回尼泊尔，我无法肯定。我无法想象她会允许他在冬天一个人去尝试攀登艾格尔峰，而且是在欧洲的那场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不过我同样无法想象，在理查打定主意之后，会有任何人与事能够阻止他。据那几个德国人称，那个人头发斑白，不过他那具冰冻的尸体看上去则是顶尖的运动员体形，那可以说是一具优秀登山者的尸体。
	我最后要说的是，自从我和帕桑医生在1925年分开之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络，并且我两次去印度看他，一次是在1931年，另一次是在1948年的夏天。我第二次去见他主要是为了给他看那年冬天死在艾格尔峰上那名孤身登山者的报道。
	帕桑是全印度平民中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财富。布罗姆利夫人于1935年去世，所以来自前布罗姆利大吉岭种茶场的财富就都归帕桑和他的家人所有了。他有七个子女，而且长大成人后都很成功，包括一名女儿在内的三个孩子都在印度议会里任职。帕桑把他的大部分财富都用于帮助印度百姓，把钱捐给医院、救济院、诊所和奖学金基金会，并且资助怀揣医生梦的年轻印度学子。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研究医院至今依旧享有盛名，长盛不衰。
	帕桑于1973年去世。他的名字和他的遗赠不仅在大吉岭而且在全印度都受人尊敬。
	几十年来我们之间的通信时断时续，却充满了回忆和感情，而且我已经留言把我们之间的通信随着那些笔记本和那个柯达袖珍相机一并寄给你了，丹。
	啊，是的，那架相机。乔治・马洛里的相机。从1925年的珠峰之旅中，我带回了两件重要的东西，一个是理查的韦伯利左轮手枪，二战期间我在希腊群岛和其他地方都用过，另一个就是马洛里的小柯达袖珍相机。1925年5月的那一天，在珠峰27,000多英尺的地方，我们在桑迪・欧文的尸体上找到了那架相机。
	我始终没有把相机里的胶卷冲洗出来，事实上我从来都没有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来。不过几年前，我想应该是1975年，一位柯达公司的研究人员和我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进行简单的攀登，这时候我和他聊了聊，问他如果有这样一架被遗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相机（我只告诉他相机遗落的位置“海拔非常高”，此外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那里面的胶卷是不是还能够冲印出来……胶卷上是不是还有影像。
	“当然可以，”那位专家说，“特别是，相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寒冷干燥的空气中，这就更加没问题了。”然后他神神秘秘地眯起眼睛看着我，说：“我敢打赌，你说的准是乔治・马洛里失踪时带的那架从来都没有人找到过的柯达袖珍相机，对不对？虽然你没说起过，不过我知道你曾经去过喜马拉雅山，你攀登过乔戈里峰，对不对？你想知道如果那架相机能找得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马洛里和欧文在顶峰上的照片……来呀，杰克，承认吧。你想的就是那架相机，不是吗？”
	我不好意思地承认了我的确如此。我并没有说起那架相机就在我在阿斯彭的小公寓里，距离我们当时登山的地方只有一两英里远。
	现在我把乔治・马洛里的柯达袖珍相机交给你，丹・西蒙斯，并且我很遗憾没有让它一直留在28,000英尺、零度以下这种对于胶卷而言更为适宜的环境中。我承认我很好奇冲洗出来的照片会有什么样的影像，不过我又没有特别好奇，所以在我有生之年并没有把它们冲印出来。对于马洛里和欧文是否登顶，我有着自己的看法，正如对于理查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在马洛里和欧文尝试登顶的一年后是否登顶，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样。我一直不喜欢把纯粹的猜想和不争的事实相混淆。
	我很抱歉，我的手稿那么长，在你阅读这几十本笔记本中潦草的字迹时肯定会感觉眼睛十分疲劳。不过我发现，在得癌症和其他方式的死亡判决下达之后，在人生的最后六到八个月里，人们往往能够集中精神辨认出哪些人与事在他们的人生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及哪些人与事无关紧要。我很幸运，因为我这一生有过很多经历，而且认识了很多人，在当时而言很多经历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为总是会有人离我而去，不过那些经历与我结识的那些人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在这些潦草的文字中写到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非常重要，那些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名字的勇敢夏尔巴人也同样重要。
	这篇带点儿外行味道且多愁善感的文字既是“尾声”也是写给你的信，我承认，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感觉非常难过，所以现在我要用简单的文字作为结尾——
<p style="text-align: right;">
	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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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布（杰克）・佩里
<p style="text-align: right;">
	1992年4月28日

编后记
	丹・西蒙斯
	去年，还没读完杰克・佩里最后一本手写笔记本，我就心急火燎地给住在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的小理查德・A.杜巴戈打了电话。差不多二十年前，也就是在1992年，杰克那个装有笔记本和照相机的包裹被误寄给了此人的母亲。
	在电话中小杜巴戈先生非常和蔼可亲，而且非常愿意帮忙，不过我感觉我打扰他看重要的电视节目了，那是一场橄榄球比赛，我听到背景声音了。小杜巴戈先生是不是知道偶然间寄给杰克・佩里的曾侄孙女、也就是他母亲莉蒂亚的包裹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照相机？我这样问道，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照相机应该和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补充道，我听到我自己声音里夹着很强的占有欲，几乎都有点儿着魔了。我并没有告诉这位马里兰州的先生，寄给他母亲的那个相机几乎可以告诉全世界，马洛里和欧文在1924年6月到底有没有登顶珠峰。
	小杜巴戈先生确实记得那架相机被放在地下室的盒子里，和佩里先生字迹潦草的笔记本在一起，那东西可有年头了，他说，很像是那种19世纪的照相机，不过他很肯定那东西已经不在了。2011年那一年他刚刚搬离那栋房子，他的女儿和女婿扔掉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好准备让他搬进“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不过杜巴戈先生基本肯定他的母亲莉蒂亚・杜巴戈在她每周举行的宅前旧物出售时已经把那架旧相机卖掉了，或许就是在他从佩里先生那里收到这件旧物后不久就卖了，而且那可能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儿了。他明确无误地记得，盒子里还有一把很沉的旧手枪——谢天谢地，里面没有子弹——而且他的母亲亲自把枪交给了卢瑟维尔-蒂莫尼姆警察局，好让他们摆脱这可怕的东西。
	不过，是的，现在小杜巴戈先生回想往事，越发肯定他的母亲在宅前旧物出售中把那架古老的相机给卖了，或许就是在1992年的夏天刚收到那个来自科罗拉多州特护养老院的包裹时就卖掉了。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她的宅前旧物出售中买下了那架相机，不过他认为他倒是记得她说过那旧东西卖了两美元。“还能帮到什么忙吗？”
	“不用了，”我说，“谢谢你。”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
	我对杰克提到的前往阿拉斯加、楠达德维峰和乔戈里峰的时间做了一点点调查，结果发现杰克的登山好友，也就是他口中的那位“查理”医生肯定就是查尔斯・休斯顿医生。此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登山家，比杰克・佩里小十一岁，2009年9月去世。1953年，彼得・斯科恩宁在乔戈里峰斜坡上一人拉住了四个人，那次的事儿现在看来堪称传奇，而休斯顿就是四个摔倒的人中的一个。休斯顿和他的探险搭档罗伯特.H.贝茨于1954年根据那次探险写了一本书《乔戈里峰：野蛮高山》（K2: The Savage Mountain），书中惟妙惟肖地描述了那次一人保护四人的事儿，这本书现在看来堪称一本经典著作。
	休斯顿一个人写作和出版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学术医疗著作，内容关于高海拔缺氧症对人类身体和大脑的影响。
	尽管我相当擅长利用信息自由法案从政府获取信息（为了写我的小说《骗子工厂》（The Crook Factory），我收集了很多关于欧内斯特・海明威战时在古巴做间谍时取得丰功伟绩的信息，其中很多信息从前都属于机密信息，一直到我利用信息自由法案将之解禁，它们才被公开），可关于杰克・佩里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在战略情报局工作的那几年，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始终不曾找到任何编纂过的官方报告。然而，正如我完全可以把那位老先生想象成一个刺客一样，我肯定他必然去过他提到过的地方，做过他提到过的事情。
	2012年的秋末，我正在把杰克那许多本笔记本上的文字用打字机打出来，并且加上注释，汇成这份超长的手稿。这份手稿或许会出版，虽然没有几个出版商会碰这样厚的一本书（居然还出自一个外行之手），而且我甚至都不肯定我能不能让我自己的代理人读一读这些文字。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驱车前往德尔塔小镇，去看一看杰克的坟墓。
	雅各布・佩里生前要求不要将他的尸骨埋在德尔塔公墓，而是要求入葬一个较小的偏僻公墓，这个公墓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乌雷小镇，沿着50号和550号高速公路一共行驶48英里即可到达。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那里共有居民924人。那是秋末的一天，科罗拉多州的天空蔚蓝清澈，天气十分寒冷，我抵达了这个偏远的山顶公墓时，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他选择这片长眠之地的原因了。
	那一天，从公墓放眼望去，整个斯内费尔斯山脉的连绵高峰全都映入眼帘；赫然耸立的白色米尔斯峰映衬着蓝色天空，位于最后一点点没有掉落的发黄白杨树叶后面；西边的圣胡安山脉、安肯帕格里峰和整个安肯帕格里旷野清晰可见，令人赏心悦目；不远处就是枭河山口公路，那里有垂直的白云石板和山脊；吉克多山近乎垂直的北壁令人恐惧；引人注目的烟囱岩清晰可见，与一座座拥有白色雪顶的山峰相连，除了安肯帕格里峰和斯内费尔斯峰，这些山峰还有威尔逊峰、埃尔蒂恩特峰、埃俄露斯峰、温德姆峰、阳光峰、红云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这人并不笃信宗教，不过那一天我还是带了一瓶已有二十五年的麦卡伦牌苏格兰麦芽威士忌和两个小玻璃杯。我把两个杯子都倒上酒，一杯放在那块小小的墓石上，那上面只写着雅各布・威廉・佩里，生于1902年4月2日，卒于1992年5月28日，然后我举起了另一杯酒。
	很久以前，只是为了好玩，我背熟了韦吉尔所著《牧歌集》英译本中的几句诗。此时此刻，我把装着苏格兰威士忌的酒杯向着圣胡安山脉的山峰高高举起，在这个秋日里，在小小的布里奇峰另一边，圣胡安山脉的山峰被笼罩在最后一抹斜阳余晖之下，我尽我所能完整地背出了那些诗句：
	“只要河流奔腾入海，抑或阴影笼罩山之陡坡，抑或星辰在苍穹之中凝视，你的荣耀，你的盛名，对你的颂扬都将永垂不朽。”
	我一口喝光了上好的威士忌，把酒瓶和另一个酒杯留在墓石之上，然后向东北方向调转车头，远离那些拥有皑皑雪顶的高峰，向家的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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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西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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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罗拉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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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至201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