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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之魔2
作者：丹·西蒙斯
内容简介
1925年5月2日，星期六 我们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背着我们的装备，在绒布冰川冰床上爬了3英里，来到了一号营地所在地。这或许道出了这里的海拔和严寒状况，没准儿还可以表明我的状态是多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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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峰
	1
	1925年4月25日，星期六
	珠穆朗玛峰依旧在40英里[1]开外的地方，可在喜马拉雅山脉众多白色高峰的轮廓线之中，它依然是最显眼的一座，抬头望向天空，能看到的就是这座高峰。我怀疑理查带了一面英国国旗来，准备将它插到峰顶上。不过现在我可以看到，这座高山已经有了细长三角旗。一片白色的云雾和浪花溅沫般的飘雪，在自西向东的狂风吹拂下，滚滚翻腾着，足有20英里长；在珠峰雪顶的东面，一片白色羽状物在较低的山峰上方从右到左打着旋儿。
	“我的天哪。”让-克洛德低声说。
	算上帕桑在内，我们一行五人在前徒步跋涉，夏尔巴人挑夫赶着牦牛在后，我们几个爬上了庞拉山口东面一座低矮的山峰，帕桑站在我们身后几码[2]远的地方，位于山口高点之下，抓着J.C.那匹小白马的缰绳，庞拉山口上的风太大了，这匹马受了惊。过了庞拉山口，就到了绒布冰川和珠峰。此时我们四个人只能躺在砾石散落的地面上，否则就会被风卷走。
	我们随随便便向右侧躺着，很像罗马人在宴会上躺在长榻上一样，理查离我最远，用右手手肘支撑身体，左手稳稳拿着军用望远镜；他旁边是雷吉，她俯在地上，靴底看起来像是倒转的感叹号，她用双手扶住一个海军式望远镜，抵在她前面一块低矮的砾石上；她的旁边是让-克洛德，他比我们几个坐得都直，眯缝着眼睛透过护目镜看着南方；最后是我，我靠着右手手肘斜撑着身体，处在他们三个人的后面。
	我们几个都戴着宽边帽子，好遮挡阳光，在这样的海拔高度，阳光毒辣得要命，在前几个星期里，我被晒得快着火了，身上直脱皮，难受得不得了，显然桑迪・欧文曾经也受过这罪，我们三个男人把我们脑袋上的帽子尽可能向下拉，以便抵御狂风，而雷吉则戴了一顶非常奇怪的男士软呢帽，左面、前面和后面的帽檐很宽，右边则用纽扣扣住，帽子上有可调节的带子，绕过她的下巴，把帽子系得非常紧。她说她是在几年前去澳大利亚时无意中找到了这款帽子。
	我们一个个叫出群山的名字，像是小孩子在大声说出圣诞礼物：“在西边，那座高山名叫卓奥友峰，海拔26,906英尺[3]……”“格重康峰，25,990英尺……”“那座把阴影投射到珠峰上的山峰是洛子峰，海拔两万七千……我忘了……”“27,890英尺。”“东面那里是珠穆隆索峰，25,604英尺……”
	“还有马卡鲁峰，”理查说，“27,765英尺。”
	“我的老天。”我又一次低声说。人们可以征服美国落基山脉的最高峰，但对于这些有着白色山尖的巍峨高山，他们或许就连山麓小丘都无法翻越。那些山坳，也就是那些鞍状山口，是连接珠峰和其他山峰之间的低点，最低海拔高度也有25,000英尺，比北美任何一座高山都高出3000英尺。
	据雷吉和理查说，一般情况下，前面几支探险队队员在向西前往协格尔镇的徒步跋涉途中都能看到珠峰，特别是如果他们愿意绕道定结县以西的雅鲁山谷，向上爬一段距离，就能把珠峰看得更清楚了，可过去五个星期我们都是顶着厚厚的低矮云层艰苦跋涉，时常还要冒着冻雨和飞雪前进，因此，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庞拉山口顶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那座山。
	雷吉示意我向前，我趴伏在她的身边，身下是发红的泥土和坚硬的岩石，这还真是一个奇异的亲密时刻呢。她把镜筒弄稳，好让我透过望远镜往前看。
	“我的老天。”这似乎是今天我唯一会说的几个字。
	虽然我年纪不大，在锡金的时候我度过了我的二十三岁生日，可我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登山经验，所以我很清楚，一座山从远处看似乎无法攀爬，可到了特别近的地方或者到了山上，就能发现攀登路线，或许还会有极易攀爬的路线呢。可珠穆朗玛峰看上去……是那么巨大、那么高耸、那么白，风是那么大，而且无限遥远。
	让-克洛德爬过去借用理查的望远镜。
	“从这里看不到北坳或东绒布冰川的高点，因为中间有很多山挡住了视线。”理查说，“不过朝东北山脊看，能看到靠近顶峰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吗？”
	“我能看到的只有无边无际的浪花溅沫般的羽雪。”让-克洛德说，“现在东北山脊上刮的什么风？”
	理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深峡谷，他们现在都称之为诺顿的大深峡谷，从顶峰三角岩下方一直向左下延伸。”
	“噢，是啊……”J.C.低声说。
	透过雷吉那个两个镜筒贴得太近的望远镜，我压根儿不可能看清那道峡谷是否填满了雪，是否是个雪崩随时会爆发的夺命之地。
	“春季的狂风真是太好了。”雷吉说，庞拉山口上狂风大作，呼啸着，咆哮着，从砾石之间刮过，她的声音几乎被风吹散了，“风吹走了季风季节和冬季的积雪。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机会找到珀西了。”
	珀西。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赶快去到那座山，开始攀登，几乎把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事儿和我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的表面原因抛到了脑后。一想到这个年轻人的尸体就在那座难以攀登且异常危险的高山上的某个地方，而且令人无法忍受的狂风在那里肆虐，我便不由得浑身发抖。
	帕桑强有力的声音自较低的地方传来。“最前面的挑夫已经快到我们后面的山口顶端了。”
	又是被狂风吹，又是顶着自始至终都毒辣辣的太阳眯着眼看远处的那座山峰，我们疲劳的眼睛开始泪流不止。我们四个人不情不愿地站起来，把一层层沉重的鹅绒和羊毛衣服上的灰尘和石子弹掉，转过身，后背对着从西面吹来的大风，走向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翻越这座鞍状山口。狂风吹着我们的后背，我们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
	*
	锡金遍布着各式温室花朵，有一丛丛杜鹃花，空气浑浊潮湿，呼吸起来十分不顺畅，杂草丛生的山谷里热气腾腾，扎营的空地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空地。漫漫长日里，我们徒步穿越湿漉漉的植被，还要躲开驿站，到了一天结尾的时候，盐分都从我们身体里滤了出来。所谓的驿站就是英属印度设立的小平房，很整洁，每隔11英里（徒步行进一整天才能走11英里）有一个，位于一条很长的通向西藏的主路上，而这条路正好延伸到最近的一个西藏贸易市镇江孜镇。据雷吉和帕桑医生介绍，每一座驿站平房里都有新鲜的食物、床、可以阅读的书，和一名常设仆人，人称守卫。不过我们一队人要么是在驿站前1英里左右的地方扎营，要么是在过了驿站2英里处扎营，从来没有利用驿站之便，尽管这些驿站被设立在那里，就是为照顾我们这样的人。
	“几支英国探险队都住在驿站里。”进入锡金的丛林后不久，我们围坐在篝火边，理查说道。
	“其他几百位英国人也这样，”雷吉说，“还有向北去江孜镇的贸易代表、英属印度的官员、剥制动物标本的人、制图员，外交人员。”
	“可我们不是这些人，”理查说，“看到我们的登山设备，好几英里长的绳子，那些仆从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消息传到西藏。”
	“怎么把消息送出去？”让-克洛德问。
	理查把他的烟斗拿开，浅浅地笑了。“先生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样，我们已经超出了所有地图的覆盖范围。即便是在锡金此地也是一样。英属印度架设了电话和电报线缆，一直向北，翻越那些高山山口，连通了江孜镇。”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们不能离开这条南北主贸易通道，之后我们才能转向西面，向康巴镇前进，进入西藏。不过呢，不去驿站里相对舒舒服服地过夜，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扎营，我想我们唯一要对付的就是那些水蛭。”
	出发时我们先从大吉岭向下前往提斯塔桥。3月26日，那些夏尔巴人在天亮之前就出发了，他们牵着马，背负着装备，我们则带着我们的背包和额外的给养坐在两辆卡车里，一辆由帕桑驾驶，雷吉则是另一辆，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到了第六英里石。在那里我们赶上了这些徒步前行的夏尔巴人，而司机爱德华和另外一个人把卡车开回了种茶场。然后，我们和30名夏尔巴人一起，骑着马，牵着骡子，继续沿陡峭的山路下山，跨过提斯塔河，前往噶伦堡村。
	过了噶伦堡我们就扎营了，因为雷吉不愿意这么快就引起锡金总督弗雷德里克・贝利少校的注意，此人反复无常，专门搞破坏，不让珠峰委员会拿到进藏许可，这样一来，有朝一日他就有机会自己去爬那座山了（这事儿是雷吉告诉我们的）。我们进入锡金境内时遇到了一位边防人员，他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廓尔喀士兵，只有他一个人在此驻守，他认可了雷吉的西藏通行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这位孤零零的边防人员居然冲自己喝令：“右手敬礼！”“左转！”“齐步走！”我们都被逗笑了。后来理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长官或者军士给这些廓尔喀士兵喝令，他们就会非常高兴地把自己命令得团团转。
	我们在锡金境内一共走了六天，途中两次碰到穿警察制服的棕色皮肤男人，他们截住了我们这支由夏尔巴人、骡子和白色小马组成的队伍。不过每一次雷吉都把这些官员拉到一边，私下里和他们说话，而且我猜她还给了他们钱。不管怎么样，在锡金境内没有人阻止我们，连着一个星期，我们呼吸着过分香甜的杜鹃花花香，每每涉水穿过及腰深的潮湿草地之后，就得把水蛭从我们未加衣着的身体部位上拔掉。然后，我们终于接近了加里普山口，过了这座山口，就是西藏了。离开锡金我们一点儿遗憾都没有；那里阴雨不断，没多久我们的衣服就都被浸透了；没有一天能见到阳光，晾干衣袜。我原以为自己是唯一在穿越锡金途中患上轻度痢疾的人，结果我很快发现，让-克洛德和理查也得了这病。唯有雷吉和帕桑似乎对这种令人尴尬不已的疾病免疫。
	在我自己吃了好几天的鸦片铅丸之后，理查终于注意到我生了病，让我去找帕桑医生看看。我不好意思地承认我的肠道出了问题，结果这个大高个夏尔巴人点点头，轻声告诉我，鸦片铅丸对痢疾倒是有一点儿疗效，可夜里吃这药带来的副作用会比这病本身还要严重。他给了我一瓶甜甜的药，不到一天我的肚子就消停了。
	一开始，我都是走在我的白马前面，背着包里大约70磅[4]重的装备，不过雷吉说服我，让我在能骑马的时候就骑马，并且让骡子驮着我的大部分装备。“你得保存体力，到珠峰上去用。”她说，很快我就意识到她说得太对了。
	得了痢疾，我的身体有些虚弱，后来便开始慢慢恢复，这期间我已经适应了我们的探险队一到傍晚便停止前进这个习惯，而夏尔巴人开路小队已经搭好了温伯尔帐篷和用来做饭的大防水布帐篷，我们睡袋也铺好了，只等着我们到来；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和让-克洛德端来咖啡，我习惯一听到他们轻声说“早上好，大人们”这句话就醒来。理查在我们隔壁喝他的咖啡，而雷吉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早起且穿戴整齐，她会和帕桑一起在火边喝早茶，吃松饼。
	一直到我们攀登14,500英尺的加里普山口，我才意识到在锡金患过的那场病给我的身体带来了多大的损伤。几年前，我和哈佛大学的登山好友一起在科罗拉多攀登14,000多英尺的朗斯峰，我可以飞快地登上顶峰，站在宽阔的山顶感觉激情澎湃，而且还能倒立。可现在在向加里普山口顶端攀爬的过程中，既要攀登之字形山路，还要翻越湿滑的岩石，这些石头倒是有点儿像无穷无尽的天然楼梯，我发现自己走出三步便要靠在我的长冰镐上喘大气，然后再走三步。这座山口的制高点还不到珠峰海拔的一半，所以我这个样子可不是个好兆头。
	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的呼吸也有些急促，移动速度比以往稍慢了些，尽管他登顶过许多座14,000多英尺的高山。我们原本的三人组合中只有理查一人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海拔，我注意到，他依旧很难赶上雷吉徒步行进和登山的飞快步速。
	我们到达了西藏的亚东县，西藏和锡金这两个地方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在加里普山口的高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亚东县，在我们向干燥的西藏高原行进的过程中，雪不停下着，狂风不住从西面吹来。走出了姹紫嫣红的锡金丛林，那里有粉色、有浓艳的奶油色，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颜色，不过雷吉和理查认出那些是淡紫色和鲜红色，我们来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色世界，乌云低沉，仿佛就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周围尽是灰色的岩石，唯有西藏当地暗红色的土壤为这片大地增添了一点点色彩。狂风卷起红色泥土，很快我们的脸都变得脏兮兮的，而且冷风吹得我们直流眼泪，粘满泥土的脸颊上留下了一道道泪痕，流下的泪水犹如鲜红的血液。这之后我才意识到，即便是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也应该带上护目镜。
	*
	4月27日，星期一，这是我们徒步跋涉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狂风肆虐的小村庄初东村外过夜，转过天来，我们穿过一条18英里长的山谷，朝绒布寺进发，绒布寺距离绒布冰川的入口只有11英里远，而我们的大本营就应该设在那里。
	“绒布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理查可能不知道答案，也可能心事重重，所以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雷吉给出了答复：“雪之寺。”
	我们在这座暴露于狂风之中的寺院停留了很长时间，请求拜见神圣喇嘛，札珠雅旺滇津诺布仁波切，也就是札珠仁波切活佛，希望他能为我们做一场赐福法式。“夏尔巴人不像藏族挑夫那样笃信这个，”在我们等待期间雷吉解释道，“不过在我们动身前往大本营之前，得到这样的赐福依然是一件好事儿，何况我们还要去攀登珠峰。”
	可我们的愿望破灭了。这个名字听起来像锡罐从混凝土台阶上滚下来时发出声响的喇嘛叫人捎信来说，此时他与我们见面“不祥”。这位神圣喇嘛派来的人说，如果神圣喇嘛感觉他出现给我们赐福是吉祥的，那么札珠仁波切将召唤我们回到绒布寺。
	雷吉对此感觉非常惊讶。她说，不管是绒布寺里的普通喇嘛，还是这位神圣喇嘛，她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不过当她问到一位她认识的喇嘛，为什么札珠仁波切拒绝见我们，这位光头老人回答了她，他说的是藏语，雷吉给我们翻译了过来，意思就是：“占卜结果大不利。那座山上的魔鬼已经苏醒，十分愤怒，更多的魔鬼即将到来。珠峰上的人熊雪人活跃起来，愤怒异常……”
	“人熊雪人？”让-克洛德问。
	“耶蒂，”理查提醒我们，“就是那些无处不在长满毛发的类人怪物。”
	“……你们的布鲁斯准将三年前向我们保证，所有英国登山者都属于英国一个大山崇拜的教派，他们都是来珠穆朗玛峰进行神圣朝圣之旅的，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布鲁斯准将撒谎了。你们英国人并不崇拜那座山。”那个老喇嘛一边说，雷吉一边飞快地翻译。
	她用抑扬顿挫的藏语说了几句话，并鞠了一躬，包括帕桑在内的我们五个人便退出了这位神圣喇嘛所在的地方。那位老人继续转起了祈祷轮。
	我们又回到了外面的大风之中，她呼出一口气：“糟透了，先生们。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能攀登高山的老虎夏尔巴人，都非常非常希望得到这份赐福。我们现在得建好大本营，然后我会回来，努力说服神圣喇嘛，让他相信我们这次登山值得他为我们赐福。”
	“如果那个老家伙不愿意赐给我们他那该死的祝福，那就祝他下地狱。”理查咆哮着说。
	“不，”雷吉说着身体一晃，优雅地跨上了她的小白马，“如果我们没法为我们的夏尔巴人得到赐福，那么该下地狱的人就是我们了。”
	*
	那还是在三月底的时候，过了噶伦堡之后，我们扎了营，这时有一位神秘的陌生人来找理查。
	我注意到帕桑医生领着一位又高又瘦的男人走进营地，雷吉和这个人聊了起来，可除了穿着传统的夏尔巴人尼泊尔式服装外，他还戴了一顶印度人的棕色无檐帽，而且这个陌生人一身棕色皮肤，留着黑色大胡子，我本以为这就是个特别高的夏尔巴人，没准是帕桑的亲戚来这里看我们。我注意到他穿着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不过靴子已经穿得很旧了。
	结果证明，这个人不仅仅是个白人，还是个英国人，而且是个非常有名的英国人。
	在整个营地里开始窃窃私语这个陌生人的身份之前，理查的贴身夏尔巴人尼玛・特仁已经过来请我们的朋友了。“有位先生想见你，大人。”尼玛带着一如既往的灿烂笑容对理查说。
	理查和让-克洛德一直在摆弄氧气罐流量开关，他闻言抬起头看我们的访客，只见此人留着大胡子，穿着尼泊尔农夫的衣服，脚上却穿一双结实的英国徒步旅行靴，他连忙跳起来，慢跑几步握住那人的手。我以为理查会把这个陌生人带到篝火边，介绍给我和让-克洛德认识，结果这两个人却去了附近的河边，那条河将会汇入我们之前横穿的蒂斯塔河，我觉得他俩真是太没礼貌了。透过一排排的树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陌生人像夏尔巴人喜欢的那样，蹲坐在那里，理查则坐在河边一块小砾石上，两人立刻便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
	“那人是谁？”雷吉终于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还想要咖啡，这时候我问她。
	“K.T.欧文斯。”她说。
	我简直惊讶到了极点，就算她宣布那个陌生人是耶稣二度降临人世，我也不会更为惊讶。
	自从我十二岁起，肯尼斯・泰伦斯・欧文斯就是我的文学偶像之一。这位“登山家诗人”是一战前英国最厉害的五位仍在人世的登山家之一，不过他还是一位更为著名的英国自由诗体诗人，与死于一战期间的鲁伯特・布鲁克和其他伟大诗人齐名，这些诗人包括维尔浮莱德・欧文、爱德华・托马斯和查尔斯・索利，也与那些为数不多依然活着书写一战题材诗歌的诗人并称，这些诗人有西格夫里・萨松和艾弗・格尼。
	K.T.欧文斯在战争期间一路从中尉升到了少校，并且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但他没有写下任何关于那场战争的文字。事实上，据我所知，自从一战爆发以来，欧文斯连一篇诗文都没有写过。在这方面，他和理查很像，战前理查写了很多诗，因此名声大噪。但自从战争打响之后，他再也没有出版过一个字，抑或明显写过一首诗。欧文斯也没有像乔治・马洛里和理查（马洛里常常是在理查的陪同下一起登山）那样，再去攀登阿尔卑斯山脉，虽然在一战之前，他就是在那里成为一个如此著名的登山家。K.T.欧文斯凭空消失了。据一些报纸和文学杂志报道，K.T.欧文斯去了非洲，一个人爬上了乞力马扎罗山，并且留在了山上。还有人肯定他去了中国，攀登那些无名高山时不幸被当地的土匪杀死了。而最新的权威消息则说，K.T.欧文斯为了净化他在一战中的经历，造了一艘小帆船，想要环游世界，结果在南大西洋碰到了暴风雨后葬身大海。
	我再一次透过树枝看过去。K.T.欧文斯就在那儿，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干净的破布，黑色大胡子有些部分已经变得花白，蹲坐在那里，正语速飞快地和理查聊天。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我站起来，拿过我的金属水壶，向那条河走去。
	“迪肯先生不希望我们去打扰他。”雷吉说。
	“我只是去打点儿水，”我说，“我不会妨碍他们的。”
	“一定把水煮开了再喝。”雷吉说。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河边，始终保持与这两人之间隔着厚厚的树枝。我一边往我的大金属水壶里灌水，一边把身体往左边的树枝靠靠，以便偷听。我这才发现，理查说话的声音非常小，根本听不清楚，不过欧文斯的声音倒是粗声粗气的，他是个大嗓门。
	“……我去了非常高的地方侦察，发现山脊上有一道非常危险的台阶，是一面约40英尺高的岩壁，就在峰顶山脊之下……在山谷中，我用望远镜就能看到，爬到……山侧凹地上……我又看到了它……”
	什么意思？欧文斯似乎在为第一台阶或第二台阶提醒理查……可能是第二台阶，因为顶峰山脊就在……珠峰东北山脊上。不过我们谁都知道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虽然没有人能登上那么高的山脊去征服它们（特别是更大、看上去更陡的第二台阶），不过马洛里和欧文在他们失踪的那一天可能做到了。自1921年那次探险以来，在历届探险队所拍摄的照片中，这两道台阶都清晰可见。为什么欧文斯现在要劝理查当心这样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呢？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用到凹地这个词来指代北坳，而没有说山坳。对于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以后被命名的各种地貌，没准儿这位诗人登山家有他自己特殊的名字呢。欧文斯是不是一个人去登珠峰，然后因为这些位于东北山脊之上的巨大石阶障碍而不得不退回？这两道石阶是主因，再加上山脊线上狂风大作，诺顿和其他人才不得不移动到北壁之上，尝试攀爬近乎垂直的大深峡谷。
	“……用固定绳索或许……”从理查的轻声答复里我只听到这几个字。
	“是，是，那或许可以，”欧文斯判断道，“不过我无法肯定在……之下有营地或贮藏补给品的地方……”
	理查低声说了几句话。他可能是提醒欧文斯小声说话，因为当他们再聊起来的时候，这位著名诗人登山家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了。
	“……最危险的部分几乎要算是冰瀑了……”欧文斯急切地说。
	冰瀑？我琢磨着。他指的是北坳之下、东绒布冰川最上方的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封雪壁吗？当然了，那里的确很难攀爬，在1922年的珠峰探险中，七名夏尔巴人挑夫就是被那里的雪崩夺走了生命，可为什么那里会是珠峰探险中“最危险的部分”？毕竟两次探险都已成功登上了比那还要高的地方，甚至每天还会把沉重的物资从那面冰壁运上去。那可是登山者和挑夫时常来往的地方。去年，桑迪・欧文临时建造了一架木绳梯，以便挑夫可以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那里。甚至帕桑和雷吉都费力地在那面冰壁上开凿出踏脚处，自由攀登了上去，而且赶在坏天气困住他们之前，他们还到了北坳营地，甚至还向上攀爬了一段距离，当然这些是建立在她的话可信的基础下，而我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带来了洞穴探险者专用绳梯和让-克洛德的新12爪冰爪，还有他那个祝玛小玩意，这样挑夫就能更容易且更安全地攀登北坳了。
	*
	“我排列了顺序，”欧文斯粗声粗气地说，“白色，绿色，红色。确保……让它们到高处，非常非常高，而且……”
	这句话我一个字都没听懂。我一直蹲在河边偷听，突然之间，我的靴子在一块石头上一滑，这时水瓶已经装满了，然后我听到理查说：“嘘，附近有人。”
	我只好红着脸，若无其事地盖上瓶盖，站了起来，尽可能表现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漫步回到了营地，也不知道理查和他那位名人朋友有没有透过长满树叶的树枝看到我。
	这两人向下游走了一点点，走出了我们的视线，来到一片空地之上，没人可以蹲伏在那里还不被发现，他们俩又非常热烈地聊了三十分钟。然后理查一个人回到了营地。
	“欧文斯先生不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吗？”雷吉问。
	“不了，他今天晚上就回去了。希望明天晚上能到大吉岭。”理查一边答，一边非常犀利地看着我，我坐在那儿，那个暗示我偷听的证据，也就是水瓶还在我的手里。在我的脸变得通红之前我赶紧低下头。
	“理查，”让-克洛德说，“你从来没和我们说过你认识K.T.欧文斯。”
	“我们从来也没有说起过这个人啊。”理查说着自在地靠在一个包装箱上，手肘放在穿着羊毛裤的膝盖上。
	“我非常愿意结识K.T.欧文斯先生。”J.C.接着说，我觉得他的语气里夹杂着些许责怪。
	理查耸耸肩。“肯[5]这人不喜欢与人交往。他找我谈些事，说完他就走了。”
	“他住在哪里？”我努力问出这个问题。
	“尼泊尔。”回答问题的是雷吉，“我想是在提扬博泽附近。就在坤布谷里。”
	“我以为尼泊尔禁止白人——英国人——居住。”我说。
	“并非如此。”理查说。
	“欧文斯先生在战后去了那里，”雷吉说，“我想他娶了一位尼泊尔妻子，还生了几个孩子。他得到了当地的接纳。他很少穿越边境到印度或锡金来。”
	理查一言不发。　
	那些白色、绿色和红色的顺序到底是什么？我真想问问理查。为什么那面冰壁，或者说欧文斯口中的冰瀑，会是攀登珠峰最危险的部分？为什么他会说到营地和贮藏补给的地方？在三支英国探险队都没能登上的珠峰北面，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抑或落了什么东西？
	“你是在战争期间认识了欧文斯少校的吗？”雷吉问。
	“是的，那时候我认识他，”理查说，“不过那之前我俩已经相识了。”他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很晚了。我们是不是去找瑟姆楚比做点儿吃的，不然今晚我们就得挨饿了？”
	*
	许多夏尔巴人因为没能得到赐福而怨声连连，在他们的抱怨声中，我们离开了绒布寺，他们一直嘟嘟囔囔，没完没了，结果帕桑医生冲他们大喊了几声，他们这才安静了下来。我们这三十五个人在山谷中吃力地走了2英里，穿过了一条河，朝着绒布冰川的入口走去，然后我们抵达了前三支探险队的大本营所在地，这时候距离日落还有一个来小时的时间。我们在绒布寺空等了一场，结果大喇嘛札珠仁波切拒绝接见我们，我们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我承认，在我们抵达大本营所在地的那一刻，我感觉沮丧不已。前三支探险队都以这里为大本营，这个地方在绒布冰川河谷之内，但南面一道40英尺高的冰碛石山脊正好遮挡了狂风，北面视野开阔，我们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而且这里有平坦的地面，可以搭建帐篷（有些地方甚至连大一点儿的岩石都没有），甚至这里还有一个融化的湖泊，马、骡子和以及我们换来的牦牛可以到那里喝水。附近有一条冰河，周围都是人畜的粪便，只有把河水煮开才能喝，但我们更喜欢用融化干净的雪煮水喝，不过呢，我们可以用河水洗个澡。
	这里也有前三支英国探险队留下来的垃圾和废弃物：破碎的帐篷帆布和破帐篷杆；一片乱七八糟的废弃氧气罐和框架；低矮的石墙，在狂风的吹拂下，有些地方已经倒塌，一大堆好几百个废弃的锡罐，罐子尚未生锈，有些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尚未吃过的美食，现在已经腐烂，都是前几支探险队剩下的；在主帐篷区的左边，一条平整岩石线沿线区域明显是厕所。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沟里无数风干了的人类粪便，诺顿和其他人从这里撤走的时候，既没把这个沟挖深，也没有将之填平。
	还有更让人压抑的呢，在这片遍地垃圾的马洛里大本营的下坡处，有一座高高堆起的石头金字塔，是前一支探险队用来纪念死在珠峰上的亡魂的。最上面的一块圆石上涂着“纪念三次珠峰探险”几个字，这块圆石下面的一块石头上刻着“1921年凯勒斯”几个字，这是为了纪念在1921年那次侦察探险中遇难的一位医生，而理查也是那次探险队的一分子。在这两块石头下面，马洛里和欧文的名字也被刻在了石头上，同样被刻在上面的还有在1922年那次雪崩中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的名字。这座石头金字塔纪念碑似乎把整座大本营变成了一个墓地。
	但不知怎么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是珠穆朗玛峰，它与马特洪峰的叠嶂山峦并不一样，那座高峰依然矗立在狂风肆虐的绒布冰川河谷上方12英里处。只有在偶尔不再飘雪、几乎常年环绕珠峰的云雾片刻散开之际，我们才可以看到珠峰的西部侧腹和山脊在夜色下闪闪发光，可即便在如此遥远的距离，这座山看上去依然是那么奇形怪状、巨大无比。珠峰并不像勃朗峰和马特洪峰一样是一座别具一格的高山，它更像是一排难以逾越的巨牙屏障之中一颗无比巨大的尖牙。从峰顶和山脊刮起的狂风此刻已经吹过了东边的地平线，不仅在附近的凯勒斯峰上方吹拂，还吹过更高而且非常巨大、非常高耸、非常陡峭、非常雄伟、非常遥远的喜马拉雅山脉诸多山峰，而连绵的喜马拉雅山脉就像是诸神建造的一堵墙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可以感觉到理查非常不喜欢在这里扎营，不过在这漫长的一天里，夏尔巴人没有力气背东西再往前走了。理查一直希望我们能在河谷高处距此地超过3英里远的地方建立我们第一个大本营，在之前的几次探险中，那里曾是一号营地或前进营地。不过这片大本营营地已经有16,500英尺高了，虽比难以攀登的珠峰顶峰低了12,500多英尺，但依旧足够高到让我们大部分人在负重60磅时上气不接下气了。根据理查和雷吉所说，一号营地的海拔是17,800英尺，那里是所有珠峰营地中阳光最充足的一个，然而，从珠峰北壁横扫绒布冰川的呼啸狂风却也更为频繁地摧残那里。那里的冰比冰碛石多，而且帕桑医生也曾说过，即便是在比此地低1300英尺的下方，一旦患上了高空病，将更加难以复原。在我们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过程中，晚上扎营时雷吉提出了有力的理由说服了我们，即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立第一条帐篷线，如果有人患上了高空病，就可以退到这里来，而理查似乎不再有兴趣为这件事争来争去。他打算把几乎全部高山攀登装备贮存在二号营地，也就是大本营上方6英里处。
	这时他把一直背着的沉重装备卸下来，从里面拿出一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然后对雷吉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请你监督在这里建好大本营。我要去河谷上方一号营地侦察侦察。”
	“简直疯了，”雷吉说，“你还没到那儿天就该黑了。”
	理查把手伸进那个几乎空无一物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雷吉的电池灯皮头盔。他把头灯打开，然后关掉。“我们可以见识一下这个威尔士矿工的新发明是不是管用。如果不起作用的话，我的背包里还有一个老式手电筒。”
	“你不应该一个人去，理查，”让-克洛德说，“特别不能一个人到绒布冰川上去。黄昏里，有的冰隙你根本就看不到。”
	“我或许不会爬到一号营地那么远，”理查说，“我的外套口袋里倒是有些饼干，不过如果你们留给我一些热咖啡和热汤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他转身离开，身影消失在正渐渐被阴影笼罩的河谷上方。
	雷吉把帕桑叫过来，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把已经疲惫不堪的夏尔巴人挑夫组织起来，把牦牛和骡子身上的装备卸下来，并且做出决定，哪个帐篷应该搭在这片莫名忧伤之地的哪个区域。帕桑指挥着夏尔巴人把一顶温伯尔大防雨帐篷搬到一片倒塌的石墙内，把帐篷帘挂好，并宣布这是医疗帐篷。立刻就有几个夏尔巴人排队咨询和接受治疗。
	我们的山谷已经陷入了黑暗之中，可珠峰却在我们上方很远的地方闪闪生辉，冰冷、强大，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与世隔绝。它太令我震撼了，我不禁望而生畏。
	*
	那是我们留在锡金的最后一夜，然后我们就要翻越加里普山口进入西藏，而这一天，4月2日，正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生日是哪一天，不过肯定有人看过了我的护照，注意到了我的生日，因为他们给我办了一场庆生会。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扎营，村子距离古雅通有十二三英里远，我不记得那座村庄的名字了，或许那里根本没有名字，当然也没有驿站旅馆，不过那里却有被我称为摩天轮的东西，理查管那个东西叫“布莱克普尔摩天轮的缩微模型”，而雷吉则说那是“小型维也纳摩天轮”。那个东西非常粗糙，用原木制成，包含四个“乘客车厢”，只比人们可以爬进的木箱子大一点点。就算是至高处，这个“摩天轮”也无法把一个人的双脚抬高到10英尺的高度，他们哄着我坐到其中一个盒子里，而维持这个东西运转的机械装置居然就是让-克洛德在一边向下拉旁边的车厢，而理查则在另一边向上推另外一个车厢。这个奇妙的装置肯定是给村子里的孩子们搭建的，不过我们进村的这一路上没看到一个孩子，而且在第二天早晨动身之前也没见着有小孩。
	接下来他们把我停在了所谓的高点之上，村子里全部八栋小茅屋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房顶只比我的膝盖高一点点，然后，雷吉、理查、让-克洛德、帕桑和几个会说英语的挑夫唱起了《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伙伴》，随之他们又唱了《祝你生日快乐》，歌声很不齐。我得承认，我坐在那上面，穿着羊毛袜的双腿来回荡着，而我的脸，则涨得通红通红的。
	雷吉带来了做美味蛋糕的所有材料，甚至还准备了糖霜和蜡烛，她、让-克洛德和厨子瑟姆楚比用普里默斯牌便携式汽化炼油炉和石砌炉灶烤好了蛋糕，然后那晚我们每个人都享用了这个蛋糕。理查拿出了两瓶上等白兰地，我们四个人为彼此的健康干杯，一直喝到深夜才罢休。
	最后，所有人都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帐篷中，钻进了睡袋里，而我则东倒西歪地走出了我的帐篷，仰头望向夜空。这是我们待在锡金期间为数不多没有下雨的几个时刻之一。
	我二十三岁了。出于某种原因，相比二十二岁，这个年纪似乎老了很多，却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智慧。桑迪・欧文去年在珠峰遇难时是二十二岁还是二十三岁来着？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是二十二岁吧，我觉得，比那一夜在锡金的我要年轻。白兰地的气味令我头昏眼花，我靠在摩天轮其中一根很不结实的支柱上，眼神越过黑色的树梢，继续望着已经升到丛林上方的一轮半月。这一天是周二，再过一天，我即将踏上偏远的土地，进入西藏的高原荒野。
	我想到了雷吉。她带女式睡衣来了吗？或者她既穿着日常的衣服，也穿着内衣睡觉，又或者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穿宽大的睡衣裤？还是像理查一样裸睡，即便在蜈蚣和蛇经常出没的地方也不例外？
	我又一次摇摇头，希望能把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倩影甩出我的脑海。雷吉最起码要比我大十岁，或许更多。
	那又怎么样呢？我那被白兰地解放了的大脑这样问。
	我望着那弯半月，月光如此明亮，给雨林上部的树叶洒上了一层银光，星辰慢慢悠悠地爬向它们的最高点，可在月光的衬托下，那些星星全都黯然失色，我想象着，在未来的徒步行进和登山过程中，我即将做出各种英雄行为，然后雷吉就会因此垂青于我，那时我俩之间的感情肯定更胜于我们现在的纯友谊，或者起码也是另一种不同的感情。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她早就知道我的生日，费力地运来面粉、糖和罐装牛奶，还在这个村子或者上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鸡蛋，和瑟姆楚比、让-克洛德一起在用来烧饭的露天炉火上把蛋糕烘烤好。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蛋糕可口无比，连巧克力糖霜都那么好吃。蛋糕上还插了23支小蜡烛，一小簇一小簇的火焰燃烧着。
	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在我的初恋中，我删除了让-克洛德和瑟姆楚比对这个蛋糕的贡献，删除了理查真心的演唱和鼓掌，以及他那珍贵的礼物白兰地。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
	在我放声大哭之前，我努力爬回了我的帐篷，脱掉靴子，挣扎着钻进睡袋，努力让自己只想着一件事：她给我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并且希望这是我进入梦境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可在我睡着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想法其实是，现在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我能活到二十四岁吗？
	*
	在珠峰大本营的第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感觉头疼欲裂，还有些恶心。这情况真让我极度失望，一个多月前，我在锡金得了痢疾，帕桑医生给我治好之后，近来我来感觉自己的体力已经完全恢复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年纪最轻，所以我会是此次探险过程中最健康的一个人，可事实证明，我竟然是探险队中身体最不济的那一个。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无法记起今天是哪一天，所以在我爬出我那温暖的睡袋、来到严寒中（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看了温度计，发现最高温度是零下28摄氏度）之前，我看看了我的袖珍日历。这一天是1925年4月29日，星期三。我们穿越锡金的时间落后于诺顿和马洛里所用的时间，不过后来我们一路向西，徒步穿越西藏，前往山城要塞斜格尔镇，后取道南方前往绒布，在长途跋涉过程中，我们走了雷吉给我们指出的捷径，弥补了之前在锡金境内损失的时间。在前几支探险队停留了两夜的村庄里，我们也只停留了一夜。整整一年之前，马洛里、欧文、诺顿、奥德尔、杰弗里・布鲁斯、萨默维尔、比瑟姆和其他高山登山者带着登顶珠峰的希望，在这个地方醒来，迎来了他们在大本营的第一天。
	我发现让-克洛德已经钻出了睡袋，此刻正在活动，他一边点燃我们那个小普里默斯炉，一边向我说早安。他已经穿戴整齐，而且走到距离营地很远的地方取回了干净的雪，将之融化，做我们在这里的第一杯咖啡。此时没有夏尔巴人像在徒步行进过程中那样，一大早端着热饮来到我们的帐篷门前，不过厨师瑟姆楚比大概正在那个圆圆的大试验帐篷里，用最大一个多烤架普里默斯炉子给我们做早饭。这个试验帐篷是雷吉带来的，在大块防水布不足以为我们遮挡越来越恶劣的环境之后，我们便把它当普通用餐帐篷来使用。
	我们这次探险一共带了三种基本类型的帐篷：较为沉重的A形温伯尔帐篷，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帐篷，前几次珠峰探险用的也是这种帐篷，我们计划只在海拔较低的地方用这种帐篷扎营；另一种是很轻但十分坚固的米德式A形帐篷，可用于高山营地；最后就是这种雷吉带来的圆顶试验帐篷。营地运动公司制造的一种特殊框架半球形帐篷就是以这种帐篷为原型，外壳采用双层提花布料制成。我们给这个帐篷起了个名字，叫“雷吉的大帐篷”，它有八根弧形木支柱，每一根柱子都可以从中间折叠，方便托运。这种帐篷的帐篷底防水布是和帐篷缝制在一起的。我曾经见过，在这里的严寒气候中搭建这顶帐篷时，雷吉和帕桑监督夏尔巴人铺了另一块更厚的帐篷底防雨布，雷吉说这块防雨布是飓风工作服制造公司为她特制的。这款特别的圆顶帐篷里不仅有两扇窗户——我们的其他帐篷当然只有系带式出口而没有窗户——还有系带式大门，构造相当复杂，但防风功能很强大。此外，大帐篷装有通风设备或者说是烟囱通风帽，这东西可以朝任何方向旋转，以适应风向。这个帐篷能够容纳四五个人舒舒服服地睡觉，在吃饭时间，我们轻轻松松就能挤进去八九个人。
	雷吉和帕桑在我们徒步行进过程中第一次搭建起这个圆顶帐篷时，理查没好气地说这个精巧的设计还真像是个没有了冬青树枝的圣诞葡萄干布丁。
	然而，事实证明，相比我们的温伯尔帐篷和米德式帐篷，无论是保暖效果，还是防风效果，这个大帐篷都要更胜一筹。在我们留在大本营的头几天，我记下了这一点：未来的探险队应该携带小型半球形帐篷，或许还要搭配四个铰链连接的弧形支柱，而不是八个，可以用来在最危险的营地里扎营，比如山上的四号、五号、六号营地，甚至是七号营地，如果这个较高的营地能够被搭建起来的话，在这些地方，只能从冰雪之中开凿出搭建帐篷的平台，或者费力把可以移动的岩石挪开。这种圆顶帐篷在山上不仅占地较小，而且今天这样的呼啸狂风只能吹过这顶大帐篷，对它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与此同时，A形帐篷已经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发出的巨响像是很多支步枪在同时发射。
	“天气怎么样？”我一边从J.C.那里接过我的第一杯热咖啡，一边睡眼蒙眬地问道。
	“你自己看看吧。”我的朋友说。
	我一面小心翼翼地端着咖啡，一面蹲伏在带子系得很紧的帐篷开口，向外看。
	那绝对是一场大暴风雪。我连附近的帐篷都看不见了，甚至是中央大帐篷也不见了踪影。
	“哦，该死的。”我低声说。我原本觉得我们的帐篷里已经够冷的了，可寒风不断地吹进来，吹透了我的两层长内衣和第三层我睡觉时穿的内衣，险些没把我冻死，“理查昨晚去一号营地那里探路回来没有？”
	如果我们那位经验丰富的登山领队在来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就被暴风雪困住，然后被冻死，那该有多讽刺，多悲伤啊？
	J.C.点点头，抿了口咖啡。“他半夜回来的，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下暴雪了，狂风也更大了。他的贴身夏尔巴人登津・伯西亚说，他的面罩上结了一层冰。而且理查饿坏了。”
	“我也是。”我把我的咖啡一饮而尽。我还是很恶心，头也疼得厉害，不过我相信，只要把肚子填饱了，我就会感觉好一点儿，“我马上穿衣服，如果能过得去的话，我们到大帐篷里吃早餐时见，你说怎么样？”
	*
	4月18日，我们仍在徒步向珠峰行进，这一天，我们与土匪狭路相逢。
	到了这时候为期五个星期的徒步跋涉已经过半。我们在较大的西藏城镇定结县扎营了两个晚上，并且决定不转向雅鲁楚山谷，虽然那里可以看到珠峰，可那里气候恶劣，常年云雾缭绕，雨夹雪、暴雪和狂风天气更是家常便饭。我们沿着主要贸易通道，向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电光火石之间，一群人骑着马咯噔咯噔地冲下山来，把夏尔巴人和他们牵引着的骡子赶到前面，和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把我们团团围住。
	这些骑马的人大约有60个，全都穿着精致的皮革和野生皮毛衣服，戴着长帽檐的帽子。他们的脸、眼睛和皮肤的颜色更像是亚洲人，而不像我们在西藏这两个半星期徒步跋涉途中所见过的村民。这些强盗不是留着大胡子，就是蓄着小撮胡子，而那个土匪头子则是个大块头，胸肌发达，拳头特别大，脸上的毛发和他帽子上的毛发一样多。他们全都拿着步枪，既有看上去很像19世纪毛瑟枪的枪，也有古印度陆军用的后膛枪，更有一战期间使用的现代恩菲尔德式步枪。我知道雷吉和帕桑每个人都带了一把步枪，就在他们的枪套里，是用来打猎用的，而且在利物浦的时候，我偶然间看到理查把一把肯定是他服役期间用过的韦伯利左轮手枪放在了他的背包里，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行动，把他们的武器取出来，而是任由这些土匪飞奔过来，在我们周围踏来踏去，像赶羊一样把我们赶作一团。
	我们的夏尔巴人，特别是那些称不上老虎的夏尔巴人，看上去都吓坏了。帕桑倒是一副倨傲的表情。骡子的日常行程被打破了，不由得一阵骚动，随后安静下来。我的西藏小白马想要脱缰逃跑，可我站稳脚跟，死死抓住马鞍，把马的一半身体拉离了地面，直到马儿平静下来才松手。
	土匪们骑的都是身形较为高大的蒙古矮种马，毛发粗浓杂乱，可鬃毛和尾巴都被精心交错编织在一起，相比我们这些可笑的小马，它们在体形上更为接近真正的欧洲马。
	红色的尘埃终于落定，土匪们把我们分成两组包围起来：绝大多数土匪在包围夏尔巴人挑夫和矮种马，而那个匪首则带着大约12个武装土匪把我、雷吉、理查、J.C.和帕桑团团围住。这许多步枪虽说没有直指我们，但我们依然是土匪们的射击目标。我瞧着这些人，脑海里闪过唯一的念头，我们不知怎的穿越了时空，来到了好几个世纪以前的过去，遇到了成吉思汗和他的一部分游牧部落。
	雷吉走上前去，开始用藏语和强盗头子飞快地交谈，不过用的也可能是某种西藏方言。在亚东、帕里、康巴镇及其他很多我们路过的较小村庄里，雷吉都用藏语和领主及村民说话，主要是为了买食物讨价还价，或是为了在他们的村子附近扎营，可她现在说的这种语言听上去并不太像她之前用的那种藏语。
	这位匪首露出一副坚固的白色牙齿，他说了几句话，结果他的土匪同伙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雷吉和他们一起笑，因此我只好认为那个匪首不是在占她便宜。（没准儿是在拿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开涮。）只要这些土匪不向我们开枪，我对此倒也无所谓，可就在我胆怯地寻思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这些强盗抢走了我们的骡子、装备、氧气罐、帐篷、食物、雷吉的和布罗姆利夫人的钱，那我们的探险也就泡汤了。
	土匪头子咆哮了几句话，依旧像个疯子似的咧着嘴笑，然后雷吉给我们翻译：“可汗说，今年去珠穆朗玛不吉利。他说所有的魔鬼都已苏醒，而且非常愤怒。”
	“可汗？”我傻兮兮地重复了一遍。或许我们穿过了某种时空隧道。不管什么原因，这都不像是成吉思汗的蒙古部落包围了我们。
	“吉米可汗。”雷吉说。她对这位名字古怪的匪首说了几句话，然后转过身，走回一头骡子边上，之前帕桑一直把这头骡子拴在她的白色矮种马后面。她拿着两个比较小的装货箱走了回来。她先是微微鞠了一躬，带着笑容说了几句话，然后便把第一个箱子呈送给了可汗。
	他从皮带里抽出一把比阿拉伯人的半月形刀短不了多少的弯刀，把箱子撬开。箱子里有一些稻草，稻草上放着一个很有光泽的红木小盒子。可汗把装货箱扔在一边，几个他的人连忙驱赶他们的坐骑蜂拥着凑到近处，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些家伙身上散发着足以熏死人的气味儿，有马味儿，人的汗味儿，烟味儿，大粪味儿，还有马汗味儿。
	可汗把刀放回刀鞘，从那个红木盒子里拿出两只美国制西式左轮手枪，枪上装有镀铬自动剥线器，配象牙手柄。子弹盒表面包裹着红色丝绒。其他土匪一齐爆发出一阵惊呼声，听上去像是又羡慕，又生气，又嫉妒。可汗骂了他们几句，他们便乖乖地不吭声了。另外一队包围着我们那些被赶到一堆的夏尔巴人，一直在密切监视他们。
	雷吉用那种西藏方言说了几句话，并把第二个较大的箱子交给可汗。他又一次撬开纸板箱，这次他举起一个盒子，冲他的人喊了几句。
	这个装货箱里堆着一盒盒独具风味的约瑟夫・朗特里牌英国巧克力。可汗开始把这些盒子抛给他的手下。突然之间，绝大多数土匪喊了起来，并开枪，我们的夏尔巴人只能拼命抓住那些马和骡子不松手。我再一次把我那吓坏了的小马前蹄拉离了地面。
	可汗打开了第一个盒子，剥开包装纸，里面是一块精致的椭圆形巧克力，然后美美地吃了起来，而他那些脏兮兮的手指都快和巧克力一个颜色了。
	“杏仁巧克力，”他用英语说，“非常非常好。”
	“我希望您喜欢这些。”雷吉说，这回她也说起了英语。
	“当心那些魔鬼和耶蒂。”吉米可汗说。他开了一枪，用踢马刺踢了一下他那匹毛发粗浓杂乱的马，然后这匹蒙古铁骑便朝着他们来时的东北方向疾驰而去，消失在了一片红色的尘埃之中。
	“老朋友？”我们重新组成了一排长队，再次朝着定结跋涉，这时候理查问道。
	“有时候会有生意往来。”雷吉说。她的脸被那些大马扬起的尘土染成了红色。我意识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都落满了尘土，下起了冰冻毛毛雨，我们身上那一层泥土很快就变成了红色泥浆。
	“吉米可汗？”我听见自己提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名字？”
	“他的名字承袭自他的父亲。”雷吉一边说，一边用力拉她那匹固执的小马的缰绳，牵引着它踏上一条陡峭的小路，向着海拔16,900英尺的定结山口走去。
	*
	我们被困在大本营的前三天里，理查简直快发疯了。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失去了理智，我担心自己就快没命了，因为这该死的高度让我的头一直疼个不停，一天至少呕吐一次，而且胃口尽失，晚上还睡不着觉。每翻一次身，我都不禁气喘吁吁，本就睡得不踏实，一喘粗气就会醒来，只能艰难地喘大气，而我躺在帐篷底下的那些石头上，到了转过天来的夜里，我的身体都对这些石头有印象了。这真是太荒唐了。大本营的海拔只有16500英尺啊。要到了北坳之上，真正的攀登才算开始，那里的海拔几乎比这个低矮大本营高一倍半。16500英尺并没有比我去年嬉戏过的一些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峰高出很多，我不停地对自己这样说。为什么在那里没问题，在这里却问题一大堆呢？
	你通常在那些山峰上停留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呆子，那个有推理能力的我解释道。你可是在这里住下来了呀。
	在这悲惨的三天里，我压根儿就不想听到那个该死的理性自我说三道四。我还拼命不让别人发现我的情况，可让-克洛德和我住在同一个温伯尔帐篷里，不仅听到了我呕吐的声音，我在夜里的喘息声他也听得一清二楚，甚至还看到我手脚撑着睡袋，像条病狗似的气喘吁吁。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在我们在雷吉大帐篷里一起开计划会议的时候，其他人肯定都注意到了我有些无精打采，可他们什么都没说。我能看得出来，雷吉和理查都没有因高海拔而出现不适，在留在大本营的第二天，让-克洛德轻微的高空病就消失了。
	虽然这里极度寒冷，狂风大作，气候也很恶劣，可我们并没有整日蜷缩在帐篷里度过我们在大本营的头几天。在第一个整天之中，暴风雪铺天盖地，气温只有零下29摄氏度，我们还是冒着暴雪蹒跚而行，把我们的全部装备都卸了下来，并且整理妥当。这里没有草给骡子吃，所以几个夏尔巴人把它们赶回了初东村，我们把牦牛拴在了半英里外一个有遮蔽的地方，那里比较靠近我们北面的一条河，这些毛茸茸的可怜牲畜可以把爪子伸进岸边飘动的雪里，寻找到非常少的一些草料。
	我们还在帐篷边上搭建了一个大温伯尔帐篷，给让-克洛德当工作室，他在那里检查氧气罐、装氧气罐的架子、普里默斯炉和我们的装备。他的工具可比一年前可怜的桑迪・欧文用的工具强多了，而那时候欧文就是用那些工具出色地完成了他那些修理和维护工作，临时建造了绳梯，还改造了吸氧装置，可让-克洛德的这套工具依旧相对落后。让-克洛德会金银锡的焊接，却不会铝和钢铁的焊接；在具备合适工具的前提下，可以拆开照相机、手表、火炉、提灯、冰爪和其他东西并把它们重新组装好，可他没有多少备用零件来做替换；他可以把金属恢复原形，可如果某些东西严重损坏到无法复原了，他并不能锻造出新的金属制品来。
	很幸运，经过了两天的测试之后，让-克洛德告诉我们，我们那100个氧气罐中，只有14个漏压了，而这14个中的9个只是部分漏压。而理查告诉过我们，去年诺顿、马洛里和欧文的探险队一共带了90个氧气罐，却有30多个漏压。在抵达斜格尔镇进行盘点之际，他们那30个氧气罐里的大部分氧气都漏光了，根本成了废物。有了桑迪・欧文在去年徒步行进途中重新设计的马克五号吸氧装备，再加上几位天才的进一步改进，包括乔治・芬奇、让-克洛德和他那位曾经是铁匠现在是钢铁制造商的父亲，特别是在垫片、阀门和流量表等几个方面的改进，效果果然十分明显。就算我们此次探险没有成功——甚至就连我们要在珠峰较低处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尸体这个有限的目标也没有实现——也决不会是因为缺乏夏尔巴人口中的“英国空气”而败北。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并没有无所事事。在第二天，我们先是费力地把牦牛和骡子背驮的物资重新装到了挑夫的背篮里，其他板条箱有的放在大本营里，有的被放在一边，留待将来运到一号、二号或三号营地里，然后我们四位大人和帕桑单独在雷吉的大帐篷里开会，敲定我们的策略。
	“我们登顶的日期依然定在5月17日。”这时理查开口道，我们四个人伏下身体看雷吉帐篷中的圆形铺地防潮布上的地形图和手绘地图。我们头顶上悬挂着的一盏提灯不住发出咝咝声。帕桑站在阴影之中，守卫着已经系紧的入口，以免冷不防有人闯进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珀西表弟？”雷吉问。
	理查用那个冰冷的烟斗轻轻敲着他的牙齿——帐篷里的空气太浑浊了，充斥着湿羊毛的气味儿，再加上点儿烟味儿也无所谓——说：“一路上在每个营地我都会安排时间去搜索，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可你的目标依旧是珠穆朗玛峰。”她说。
	“是的，”理查清清喉咙，“如果有必要的话，在登顶小队成功之后，我们可以花时间继续搜索珀西瓦尔勋爵的尸骨，一直到季风季节真的光临此地为止。”
	雷吉笑着摇摇头。“我非常了解人们在这里创造了高海拔攀登记录且没有登顶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在吸氧装置失灵之后，布鲁斯犯了心脏病，出现了外伤性休克，而且被冻伤了。1922年，莫西德、诺顿和萨默维尔的身体都很虚弱，根本不能安全下山，跌向了那块突出的冰石，还是纠缠在一起的绳子救了他们的命，而且马洛里根本不可能用绳索把他们仨拴住防止他们滑落。高山攀登的挑夫不是死于大脑栓塞，就是因为摔断了腿而丧生，其他挑夫则由于严重冻伤而被遣回。去年，因为得了雪盲症，诺顿疼得尖叫了六十个小时……”
	理查挥挥手，打断了她的反驳。“没有人说这座山不会让我们遭受重创。我们可能都会没命。但也有可能，即便我们在5月17日登顶了，我们中有人，或者我们所有人都能在良好的状态下，指挥老虎夏尔巴人去寻找珀西。我们具有前几支探险队都不具有的优势。”
	“愿闻其详。”雷吉说。我看得出来让-克洛德好奇得要命，我承认我自己也相当渴望听一听理查的解释。
	“首先是氧气装备。”理查说。
	“前三支探险队中有两支用的都是类似的氧气罐。”雷吉说。她的声音非常平静。
	理查点点头。“的确如此，可他们的氧气罐远没那么好。而且数量也没有那么多。乔治・芬奇肯定，问题在于，包括我在内，以前大多数登山者使用氧气罐的时间太晚，用量也太少。甚至是在大本营，高空病就已经开始侵蚀我们储备的体力了。我和你能够适应这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可你也看得到，只是17,000英尺的海拔就已经对一些夏尔巴人和……其他人产生影响了。”
	他的目光只是从我身上一闪而过。
	“在北坳之上，”他接着说，“特别是8000米之上，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就会开始衰弱。不只是累了，疲倦不堪，而是真正的衰弱。前几支探险队往往只是到了北坳之上，才少量发放氧气罐，甚至对挑夫也是如此。之后也只是在登山的时候才发放氧气罐。我计划我们从三号营地开始就使用氧气，有需要的时候，老虎夏尔巴人也要用，搭建帐篷的时候也要用。甚至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和帕桑在北坳待了两个星期，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也登上了更高的地方。”雷吉说。
	“整个过程中你是不是非常痛苦？”理查问。
	她低着头。“是的。”
	“晚上的时候，你睡得好吗……或者能睡得着吗？”
	“不能。”
	“即便是还有食物的时候，你有胃口去吃吗？”
	“没有。”
	“在你在那个海拔高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需要融雪做汤或想喝水的时候，你能鼓励你自己去取雪，并且点燃普里默斯炉吗？”
	“不能。”
	“你们是不是几天之后就会脱水、头疼和呕吐？”
	“是的，”雷吉叹气道，“到了珠峰上就会这样，不是吗？”
	理查摇摇头。“这是因为在珠峰将近8000米和以上的高度，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衰弱。虽然在夜里吸几公斤氧气无法阻止这种缓慢的衰弱过程，但它可以稍稍延缓这个过程。让我们在一定的高度多停留几天，想清楚，适当地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发挥作用。”
	“理查，这么说，我们从北坳向上攀登时都要用英国的空气吗？”让-克洛德问。
	“是的。而且在北坳上也得用。我可不想变成傻瓜，女士和先生们，这座山让每个人都变成蠢人，还会让人出现幻觉。至少在冰瀑脚下的三号营地就会出现这些症状。1922年，我和绳子上的第四个人一起爬了两天……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是幻觉。如果能日夜使用氧气，就算流速很慢，也能减少那种致命的糊涂状况。我希望这些氧气足够支撑我们到达顶峰和找到布罗姆利的尸体。”
	我看得出来，雷吉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可她有什么选择呢？她一直很清楚，理查、让-克洛德和我的主要目标就是登顶（不过病了两天，对于实现这个目标，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她只能相信我们将会竭尽全力在上山和下山途中寻找珀西，如果我们能“下山”的话。
	*
	在第四天早晨，暴风雪终于出现了减弱的迹象，我们在大帐篷里重新开会，仔细检查理查的行动计划。“每一支英国探险队都由军人率领是有理由的。”我们俯身围在珠峰地图周围时理查说。他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雷吉的脸上，看我和让-克洛德的次数要少很多，我知道，他这是要做最后努力，说服雷吉。“这种攻顶方式，也就是先到一号营地，然后到二号营地，以此类推，到六号或七号营地，然后尝试登顶，属于经典的军事包围战略。”
	“就像‘一战’期间的围攻战？”雷吉问。
	“不，”理查带着终极结论的语气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为期四年的愚蠢战壕战。为了拿下几码土地，一天内会有数万条性命白白葬送……第二天，在付出了同样的代价下，这几码土地又会得而复失。不，我现在说的是中世纪以来的经典围攻战。就像对约克城康沃利斯将军的围攻，围攻一方是你们的将军，杰克……华盛顿……这一招是他的法国朋友教给他的……”理查冲让-克洛德点点头，“……这人就是拉斐特。在敌人无法撤退的地方将他们包围，那是在一个半岛之上，只要法国军舰能挡住英国皇家海军不去救康沃利斯和他的人，他们就插翅难逃。接下来便是炮轰。在轰炸之下，一码接着一码地向前推进战壕，一英里一英里地前进，一直前进到敌人的防区附近。随后发动最后的快速攻击……必胜。”
	“可你们那些英国将军没有一个在珠峰之上，”让-克洛德说，“把他们的战壕推进到峰顶近处，然后发动最后的成功冲刺。”
	理查点头表示同意，不过我能看出来他有些心不在焉。或许是雷吉那坚定目光的缘故。“1922和1924年的探险队都计划在27300英尺左右建立七号营地，却都没能实现这个目标。马洛里和欧文，以及在他们之前尝试登顶的我们其他人都从六号营地，也就是26800英尺的高度开始攻顶。”
	“这之间不过只有500英尺的差距。”雷吉说着将目光移到绒布冰川和珠峰的地图上。
	“在这样的海拔高度，登上500英尺垂直距离意味着需要半天时间。”理查把玩着他那个并未点燃的烟斗，“这属于无谓的付出。”
	“因为挑夫筋疲力尽了，诺顿和马洛里不是没能建起七号营地？”我问。我听说过这个消息，也看过所有的报道，“他们不能把帐篷运到更高的地方去？”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理查说，“不过那些正式登山者因为在六号营地上方背运物资也全都筋疲力尽了。1922年那次我和芬奇也是如此。再说了，七号营地一直是为了在不带氧气的情况下发动最后的攻顶而准备的。在马洛里决定由他和欧文带着氧气罐进行登顶尝试的时候，再多爬500英尺的垂直距离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
	“可你却觉得区别甚大。”雷吉说。
	“是的。”即便她在讽刺，理查的语气也表示他并没有注意到。他把烟斗柄抵在用墨水画出的六号营地上方、北部山脊与长长的东北山脊相交处下方的一个地方，“问题不只在于那里的海拔，虽然那也足以令人感觉衰弱。越接近东北山脊，那些板岩就越陡峭，可压紧的雪会少很多，也很少有地方能开凿出够搭建一个帐篷的平台，登山者没有足够的体力去挪动石块创造出一个平台来。可最重要的是那里狂风肆虐。六号营地已经够糟糕的了，可越靠近东北山脊，大部风时间都会有狂风。就连登山者都会被卷走，更不用说帐篷了。”
	“理查，你原本就打算从25,300英尺的五号营地快速攻顶的，”让-克洛德说，“我们三个登山者只带着背包、面包、水、巧克力，或许还要带着旗子插在顶峰之上。”
	理查苦笑一下。
	“或许还要带帐篷袋，”我说，“如果我们下山时，在爬下第二台阶或第一台阶的时候，正好赶上日落时分，就用得上了。”
	“啊，有一个困难。”理查边说边搓着他那长满须茬的脸颊，刮擦声清晰可闻，“没有人能在那样的海拔高度露营一夜后还活着。在四号、五号、六号营地，待在帐篷里，带着可正常工作的普里默斯炉，想活下来非常难。所以我才决定我们必须从七号营地发起攻顶，抑或像马洛里和欧文那样，在下面的六号营地进行尝试。但要早一些出发。甚至还要像雷……像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建议的那样，夜里就出发。那些小头灯效果非常好。不过我还没有想出在天亮前或天黑后登山时，怎么不被冻死。”
	“说到求生嘛，”雷吉道，“请允许我离开一会儿……”她走出帐篷时雪吹了进来。帕桑一直待在后面，重新绑好了门绳。
	理查看着我们，可我们耸耸肩。没准儿他说了什么话让她不高兴了。
	几分钟之后她从她自己的帐篷里回来，把雪从她那一头漆黑的长发上抖落，她怀里抱着许多衣服，一开始我们以为她又拿来了几件芬奇鹅绒服。
	“你们三个以前笑话我居然带着脚踏缝纫机徒步行进。”她说。没等我们开口，她接着说道，“不，我听到你们几个发牢骚了。你们说那可是半个骡子的负重。在徒步行进的途中，晚上我在我的大帐篷里缝纫衣服，你们能听到脚踏板的声音。我听到你们窃笑来着。”
	我们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这就是我的工作成果。”她说着把那一大堆体积庞大但十分轻盈的东西递了过来。
	那是三条缝纫好的鹅绒长裤。我心想，所以在种茶场的时候她才会要走了我们三个人的尺寸。
	“我认为芬奇先生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她说，“通过登山者所穿的丝绸、棉和羊毛内衣与裤子，依旧会失去很多身体热量。我做的这些衣服足够我们几个人、帕桑和八名老虎夏尔巴人穿。我不能保证穿上这衣服，我们每个人都能在28,000英尺以上活着露营一夜，但这样我们至少有机会可以在天亮前和天黑后继续行动。”
	“这些衣服会被扯破的。”理查说。我和让-克洛德正忙着脱掉我们的靴子，扭动着身体穿上我们新的鹅绒裤。
	“这些裤子同样采用了芬奇先生制作大衣用的那种气球织物，”雷吉说，“而且，所有的裤子外面我都罩了一层蜡棉。非常轻。比你们穿的芬奇羽绒服还要强韧。请注意看你们所有人的裤子，里外都有纽扣、背带或裤裆开口部位的纽扣。和你们说，裤裆开口部位这些纽扣可是费了我很多额外的功夫。”
	听到这话，我的脸红了。
	“我还用最后一些气球织物做了几件带纽扣的鹅绒兜帽，搭配芬奇做的羽绒服，”雷吉说，“而且我得告诉你们，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使用缝纫机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理查使劲儿咬着冰冷的烟斗，沉着脸，“你到底是从哪里拿到的气球织物？”
	“我牺牲了种茶场的热气球。”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
	*
	我和让-克洛德戴着我们的三层手套，穿着芬奇的外套、雷吉的裤子、沙尔克顿防风夹克、雷吉刚刚做好的扣子鹅绒兜帽，还有非常结实的鹅绒裤蜡棉罩层，顶着飞雪，冒着零下15摄氏度的严寒，在大本营周围溜达了二十来分钟。有了我们的三层连指手套、皮制羊毛飞行员帽子、新的兜帽、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和护目镜，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下，居然感觉异常暖和。
	雷吉全副武装完毕后也出来了。我心想，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她是个女人了。事实上，她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人。
	“我感觉自己真像米其林轮胎先生。”让-克洛德透过内衬羊毛、罩住脸的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口部罩盖哈哈笑。我和雷吉也笑了。我曾见过米其林轮胎先生的海报和广告牌，那是一个矮胖的品牌广告形象，通身都由轮胎制成，自从1898年开始在巴黎推出。
	“再背上氧气罐，”雷吉说，“我们感觉我们像极了火星人。”
	“我们就是火星人。”让-克洛德哈哈大笑。
	当时我猛地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里，我们或许会感觉自己不再是在进行人类的登山活动，不会再与岩石、冰雪和这个世界互动。
	理查从他的帐篷里出来。他拿着他的长冰镐，穿着芬奇的羽绒服，戴着全套手套和护头装备，可腰部以下依然穿着厚实的英国羊毛提灯裤、绑腿和皮制登山靴。
	“反正我们也都出来了，而且看来今天天气会变晴。”他说，“我们三个人运一些温伯尔帐篷到一号营地去，然后查看一下那里的冰川情况，你们说怎么样？这样连冰爪和短冰镐都用不到。”
	“不带老虎夏尔巴人？”雷吉说。
	理查摇摇头。“就让这第一次侦察只有登山者参加吧。”
	我们回去取了更大的背包，一些绳子和长冰镐。在理查的监督指导下，我们每个人都负重40磅到50磅，包括帐篷零件、支柱、更多的绳子、单个氧气罐、普里默斯炉和一些罐头食品，就连雷吉也背了全部负重。帕桑只穿戴着他在大帐篷里时穿戴的棉袍和围巾，双臂抱在胸前站在外面，满脸怒容，一副不赞成的样子，盯着我们四个人顶风冒雪，步履蹒跚地走出我们的岩石屏障，登上了遍布砾石和冰雪的绒布冰川河谷。

2
	1925年5月2日，星期六
	我们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背着我们的装备，在绒布冰川冰床上爬了3英里，来到了一号营地所在地。这或许道出了这里的海拔和严寒状况，没准儿还可以表明我的状态是多么糟糕。
	我们向上攀登，暴风雪渐渐停止了，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登山靴下的冰碛石上只有一两英寸[6]积雪，刚好令我们脚底打滑。这是我们“围攻”珠峰的第一阶段——我在心里觉得，与其说这是我们按原定计划进行的快速攀登，倒不如说是基于南极探险那种在途中建立补给站的方式——我们倒是用不着爬到冰川之上，不过我们确实浪费时间在迂回穿过很多冰冻尖柱上，这些冰柱有50英尺到70英尺高，令人眼花缭乱，人们将之称为“苦行者”：这些东西看上去像极了穿着白色长袍的宗教朝圣巨人。除了这些把冰碛岩石槽谷变成了重重障碍的冰柱，还有数不清的融冰池，池子上面结满了冰，可那层冰往往非常薄，在我们尝试穿过这些滑溜溜的冰面时，一脚下去就会把冰踩裂，靴子也会被浸湿了。
	鉴于我们来到绒布冰川河谷入口处以后，就一直忍受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我们现在这样做似乎毫无意义可言，可这也是珠峰及其周边地区异乎寻常之处的一部分；在河谷里的有些地方，岩壁和冰壁挡住了寒风，在五月初的温暖阳光照耀下，被遮挡地方的温度会达到50摄氏度，而大本营的温度还要高。在绒布冰川之上，气候最为恶劣，可在这第一天里，我们只是待在冰川外围，沿着前几支探险队口中的槽谷，也就是冰碛岩石底部行进，情况倒也不是很糟。
	我的背包要比我之前的任何负重都沉，而且，在我们费力上山的时候，我一直走在理查和雷吉身后，与他们拉开50英尺的距离，以免他们听到我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干呕声。可就因为我现在浑身不舒服，我才意识到，在1921年的夏末秋初，为什么好几个月马洛里和布洛克都没找到那条前往北坳的通道。他们发现绒布冰川主区的主要通道通往珠峰西部山脊下方的洛拉山口，而且这条通路更高的地方根本无法通行。宽阔的喀拉冰川从珠峰东北山壁和北壁向下延伸，而后却一直向正东方延伸到嘉措拉，理查终于把马洛里生拉硬拽到了那里，正是在那个地方，探险队终于发现了真正通往北坳的路，也就是我们所在的东绒布冰川。
	不过东绒布冰川是一个难以捉摸、难以应付的地方，与大本营所在地绒布冰川河谷主要区域相接，而后却又蜿蜒延伸到东方，然后是东北方，接下来直愣愣地转向西北方——和喀拉冰川平行，从一号营地延伸向北坳。1921年的探险队曾经尝试沿着不同山脊登上北壁，可最有可能的一座山脊，即沿着绒布冰川主区东边延伸的一座山脊，却把他们带进了死胡同，他们把那个绝境称为北峰，而我们现在则称那座山为章子峰。
	1921年夏末正是季风季节肆虐最严重的时候，马洛里和布洛克就是不能相信这样一座大冰川竟会孕育出这样一条涓涓细流，就是流经我们的大本营的那条河，而且他们一直沿着北部的各条路来来回回绕圈子，甚至转向更西边和东边，然后又转回了西边，苦苦寻找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或小河，而这样的河一定要配得上一直延伸到北壁或北坳的冰川才行。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河。正如理查在1921年猜测的那样，这条流经大本营的涓涓细流是东绒布冰川唯一的河。为了这个正确的猜测，再加上理查到嘉措拉山口探路，他们不仅在那里新落的雪上发现了耶蒂的脚印，而且还在那里看到了正确的路，我相信马洛里永远也不会与理查真正握手言和。
	今天我们本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因为有很多通道介于五层楼高的冰柱之间，这些通路要么通向冰壁，要么连着冰碛石山脊死胡同。可在我们来到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理查来这里探路的时候随身携带了竹枝，所以沿着雪地里这些不规则的线条，我们始终没有走错路。我们并没有真正到达绒布冰川之上，也没有到有冰隙的真正斜坡之上，所以我们自然没有用绳索相互拴系在一起，可我们还是排成了一条纵队，理查领先，雷吉在他后面，让-克洛德轻轻松松地走在雷吉后面，我呢，则远远落在最后面。有时候，在众多的冰柱之间，我根本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唯有凭借着如薄棉布一般的冰雪上的竹枝印记和模糊脚印，我才知道该在何处转弯。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一号营地，我们四个人赶忙卸下我们背负的东西，气喘吁吁地坐下来，背靠在砾石上。1921年的探险队正是在这个地方扎营，这里和大本营一样，到处都是使用过的痕迹，令人不胜其烦。不过这里的位置同样避风，而且有一条宽阔的淡水河流从冰碛石山脊处流淌出来。前几支探险队没有在这里搭建石砌矮墙，如果在那些低矮的石墙内搭建帐篷或支撑起油布的话，石墙可以起到额外的防风作用，可有些地方的石头已经被移走了，地面也被收拾得极为平滑，所以一眼就能看出前几支探险队在哪里搭过帐篷。
	“我们搭一顶温伯尔帐篷和一顶小帐篷，吃午饭，然后返回。”理查说。
	“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迪肯先生？”雷吉说。
	此时我依旧上气不接下气，就算我想，也没法加入他们的对话。再说我也不想。让-克洛德看上去呼吸很顺畅，他的手肘放在膝盖上，正用刀子切苹果吃，不过他似乎也没兴趣投入讨论。
	“什么，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说，他眼睛睁得老大，假装天真。
	“我们背这么重的装备到一号营地里来啊，根本就是多此一举。”雷吉厉声说，“诺顿和杰弗里・布鲁斯去年都是让挑夫把物资运到一号、二号、三号营地，而英国登山者一直留在大本营里，保存体力攀登北坳和更高的地方。”
	“去年八月你和帕桑不是也把你们自己的装备背到了这个地方？”理查问。
	“是的，可我们有6个夏尔巴人帮忙。而且我和帕桑只背着很轻的帐篷，我们无论到哪个营地都会带着这些帐篷……再有就是背最少量的食物。”
	理查用水壶喝了几口水，没有说话。
	“这是某种测验吗？”雷吉不依不饶，“一个对我、杰克和让-克洛德的低级测验，仿佛我们没有徒步行进350多英里，翻越一座座最高海拔达到19,000英尺的山口？测试我们是不是能够把40多磅的物资背到河谷上来？”
	理查耸耸肩。
	雷吉平静地从她那个超负荷的背包里拿出一瓶沉沉的桃罐头，砸向了理查的脑袋。他赶紧闪避，刚刚好避过。桃罐头从一块砾石上弹了出去，但没有摔裂。
	让-克洛德痛快地哈哈大笑起来。
	理查只是指了指雷吉和让-克洛德的脑袋上方，然后说：“看。”
	这时候雪不仅停了，云也向南边飘去。从我们所处的地方向上，珠峰高处还有9英里的危险冰川和山坳以及差不多2英里的垂直距离。喜马拉雅山脉的空气是如此干净与清新，仿佛我们一伸手，便能触摸到清晰可见的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手指向下即可触摸着诺顿的峡谷，仿佛还可以把手掌按在珠峰那白雪皑皑的尖顶上。
	没有人说话。然后雷吉把她那塞得过满的背包里的东西都倒在地上，站起来，说：“你可以搭起帐篷，把你的罐装食物堆在这里，迪肯先生。我要回大本营了，去把装备分给夏尔巴人，明天要来回两趟搬运装备。”
	然后让-克洛德也把他包里的东西倒出来，风减弱了，只能算是微风，可帐篷布依旧被吹得不住摆动。“我要回大本营指导夏尔巴人怎么使用冰爪和祝玛。”他消失在了下坡处那些冰柱后面，落后雷吉几分钟时间，不过他似乎没打算赶上她。
	我依旧坐在那里，靠在背包上。
	“杰克，把东西倒出来就回去吧。”理查说。他点燃了他的烟斗，“雷吉是对的。这就是某种测验，我错了，不应该让你们三个人遭这份罪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叫她“雷吉”。
	“我在大本营没有事急着要做。”我说。我承认我现在很不爽，不仅因为我们刚到珠峰他就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测试我们，还因为我现在连气都喘不上来了，可那该死的烟斗居然还直往外冒烟。“我帮你把两个帐篷搭起来。”我听到我自己说。
	理查再次耸耸肩，不过他缓缓站起来，目光依旧落在珠穆朗玛峰那越发清晰可见的山峦之上。
	我一边强忍着不要太大声地呼哧呼哧喘气，一边从一大堆东西里翻找温伯尔帐篷那块较大的铺地防潮布。

3
	1925年5月5日，星期二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三号营地区域。我们从绒布冰川下方的槽谷冰柱丛里走出来，第一次真正看到北坳，这时候我不禁感叹道：“天哪，这里可真是个可怕的地方。”靠近直通北坳的那面巨大冰封雪壁的地方，有一堆崎岖的三角形岩石，这里因此变得更加可怕了，我意识到那堆石头其实是一座纪念碑，为纪念1922年雪崩丧生于此处的七名挑夫而设，在那堆三角形岩石边上，堆着七个空氧气罐，气氛因此显得更加悲凉。
	我根本无从得知，终有一天，三号营地不仅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在这里我们的呼吸不会那么困难，并且让我们在克服无法忍受的重重困难之际得到喘息之机，不过这里也对我的耐力进行了一次可怕的考验。
	我和让-克洛德领头，进行了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的第一次攀登，我们的贴身老虎夏尔巴人拉帕・伊舍和诺布・切蒂与J.C.用绳子连在一起，昂・蚩力和巴布・里塔则用绳索与我系在一起，向上攀登。我们在距离真正营地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和之前一样，一看到倒塌的帐篷杆，冰雪覆盖的废弃帐篷上的破碎帆布，以及其他一些探险队留下来的零碎东西，就知道那里是营地了，然后我们看着前方那面1000多英尺高的冰峰雪壁，从这面雪壁上去就是北坳了，而北坳的一边是珠峰的北部山脊，另一边则是章子峰的南部山脊。“Col”是一个威尔士词汇，意思是“鞍状山”，不过这里自然是我亲眼所见的最高一座鞍状山。
	夏尔巴人坐在砾石上气喘吁吁，已经筋疲力尽，我和J.C.就拿着他的望远镜，眺望那面矗立在三号营地另一边的巨大冰封雪壁。我很高兴和我的法国朋友与几个夏尔巴人在一起。今天雷吉还在二号营地，监督第二队夏尔巴人把他们负责运输的装备运到这里的三号营地来，而让-克洛德已经用竹枝标记出了穿越冰川的路线。理查则在大本营，和第三队夏尔巴人往来于一号营地和二号营地之间背运装备。
	“马洛里的冰隙不见了。”让-克洛德说着把他的小型望远镜交给我。
	一年前，马洛里通过一道冰隙，自由攀登上了最后200英尺，到达了北坳之上，就是在那次尝试攀爬那面垂直冰壁的时候，他们放下了桑迪・欧文制造的独具匠心的木绳梯，布鲁诺・西吉尔曾经扯谎，说他的人没有用这条绳梯下山；雷吉也说去年八月，虽然绳梯已经磨损，她和帕桑还是顺着爬了上去。因为有了这架绳梯，去年那只大型探险队中的许多挑夫才能爬上北坳，而不必找人不停地为他们开凿出踏脚处。
	眼下那道冰隙和绳梯都消失了，全都与那面不停变化的冰壁和冰川融为了一体。北坳上有一道岩架，到达那里的最后200英尺垂直距离再一次变成了一面滑溜溜的90度坚硬冰壁，而前两次探险队都把帐篷搭建在北坳的那道岩架之上。可冰壁下面800多英尺的雪坡看上去同样凶险万分。
	“这片通往冰壁的雪地看起来太深了。”我一边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一边说。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之间的最后一段攀爬距离，很短却很艰难。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使用吸氧装置，如果理查坚持他的计划，这就是最后一段我们需要无氧攀爬的距离。而且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和我们一起上来的老虎夏尔巴人全都瘫倒在地，向后躺在他们所背负的装备上，他们太累了，提不起一点儿力气把他们背上那30磅到40磅的装备卸下来。
	J.C.摘下他那个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然后抬起头眯着眼瞧着那面冰壁。
	“千万别得雪盲症。”我说。
	他摇摇头，可他继续把手放在眼睛上方，眯着眼研究这面1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相比冰川上，那里新落的雪更多。”他终于说道，并且戴上了护目镜，“或许情况糟得就像……”
	让-克洛德在尚未想好之前住了口，可我能够读懂他的心思，所以能听到这句话没说完的那部分：或许情况糟得就像1922年时的雪坡状况，那个时候雪崩夺走了7名夏尔巴人的性命。可理查来到此处的三号营地之前，我们无法肯定这一点，不过我怀疑情况就是如此。
	“趁着我们还没有瘫倒在咱们的朋友边上，咱们还是帮他们重新站起来吧，免得大家一块被冻死。”让-克洛德说。他转过身，开始劝那四个疲惫不堪的夏尔巴人站起来，这几个人背着装备，个个萎靡不振。“就剩下几百码了，而且都是下坡路。”他用英语对他们说，他知道他的夏尔巴人诺布和我的夏尔巴人巴布会翻译给另外两个人听。
	我们从绒布冰川脚下一片巨大的冰柱森林蹒跚走向一片冰碛石。今天我们所有人都穿上了冰爪，夏尔巴人穿的是10爪冰爪，我和J.C.则穿了12爪冰爪。即便我们现在准备穿越冰碛石岩石带也依然没有脱下冰爪。这时候，我指着我们前面、距离营地差不多200英尺远的一片开阔地，说：“那肯定是一年前嘉密・赤仁遇到布鲁诺・西吉尔的地方。”
	让-克洛德只是点点头，我感觉到他已经累坏了。
	*
	从绒布大本营到一号营地之间，需要攀爬3英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徒步向上穿越横向冰碛石床，还要穿越成百上千根冰柱之间的薄冰地带。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同样需要向上攀爬3英里，一路上既要跨过冰碛石，也要穿越真正的冰川，不过途中大部分路程都要沿着槽谷而行，从河谷底部的冰柱之间穿行。然而，从二号营地到那面冰壁底部的三号营地，需要向上攀爬5英里，而这难以攀登的一段距离几乎全都是越来越陡峭的冰川。
	而且冰川之上布满了成百上千道冰隙，上面覆盖着新雪。
	J.C.在这些看不见的裂缝中间，弯弯曲曲地踩出我们的行进路线，我跟在他后面已经有两天了，大多数时候，让-克洛德都是在深及大腿或腰部的雪中开路，深深的雪上只留下了我们的脚印，不过我们还用细枝标记了路线，在较为陡峭的地方安装了固定绳索。
	这两天的日头全都高高的，透过我的护目镜，可以看到这片冰川雪原到处都是漂移的雪面波纹和相对应的蓝色阴影，如迷宫一般。其中一些蓝色阴影只是影子。但很多则是薄薄一层雪下的冰隙，不管是谁，如果掉到了这些裂口中去，或许就会跌下数百英尺，一直跌落至冰川的中心。不知怎的，让-克洛德似乎总是知道这些阴影都是怎么回事儿。
	从二号营地攀爬到三号营地的过程中，有两次我们不得不绕到那些特别宽的缝隙两侧寻找道路。第一次是在昨天，J.C.终于找到了一座雪桥，他判断那里能够承受我们的重量。我把我的冰镐深深插进冰层之中，再把让-克洛德身上的绳子拴在冰镐上，然后我拉住绳子做保护，他第一个跨过了那座雪桥，接下来我们把两条及腰高的坚固引导绳和祝玛连接在一起，再把祝玛扣在夏尔巴人新的登山安全带上。
	第二个大冰隙处可没有雪桥，而且若打算向缝缝两边绕行，只能走向无边无际的雪原，那里有更多隐藏的冰隙。最后，我只能用绳子拉着J.C.，而夏尔巴人就用绳子拉着我，然后把另一把短冰镐插在冰隙边缘的另一边，这样绳子就不会绷入雪中了。让-克洛德使用他的新式短冰镐和12爪冰爪顺着那个可怕的裂缝向下爬了60英尺到70英尺，最后他到达了一个位置。在那里，两面冰壁贴合的距离足够近，然后他跨出了一大步（个子不高的人的一大步），把右手里的冰锤使劲凿进对面的冰壁里，又把右脚的冰爪前爪踢进对面的冰壁里。随后他摆动左臂和左腿，越过了这个不断扩大的深渊，深渊底下则是绝对的黑暗，他把两只脚上的冰爪前爪都楔进蓝色的冰壁里，之后一边把两把短冰镐凿进冰中，一边向上爬，而两把冰镐楔进对面冰壁的位置一个比另一个高。
	J.C.一爬出来，站在冰隙对面，我就把一卷结实的绳子扔了过去，然后又把他用来固定绳索的两把长冰镐也扔了过去。接下来我用两把冰镐和几枚长冰锥把绳索固定在我们这一边的冰隙处。J.C.身上穿着我们尚无人在这座山上系过的安全带，然后他把安全带上的扣环扣在一个祝玛上，抬起套着冰爪的靴子，跨过绳子，两臂轮换着，屁股冲着我们，拉着跨越无底洞的双绳，快速朝我们过来，仿佛他是个在游戏场上玩耍的小孩儿。
	“夏尔巴人背着东西可过不来。”我气喘吁吁地对他说，这时候他正解开身上的绳索，从危险的边缘走开。
	让-克洛德摇摇头。他一直在攀登，忙这忙那，而我还在这里气喘吁吁。“现在让他们把背的东西卸下来，放在这里，我们回二号营地。现在雷吉应该已经让她那队九名挑夫把绳梯运到二号营地了。我们可以把两个10英尺长的绳梯捆扎在一起，再用我们过雪桥时用的引导绳，接下来……搞定！”
	“搞定！”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却不像他那么热情。一路上沿着冰川攀登到这里，路程很长，难度很大，而且到处都是危险，到三号营地的这段5英里路程我们已经差不多走了三分之二了，可现在我们竟然还得退回二号营地，去搬运绳梯和更多的绳索回来。和我们在一起的几个夏尔巴人正咧嘴笑着。他们今天搬运东西已经累得够呛了，自然很乐意把沉重的装备卸下来，毫无负担地走下带有竹枝标志的冰川，那里很安全。
	理查提醒过我们，前几支探险队的计划和行程，也包括一年前马洛里探险队的计划和行程，到了最后就是这么变得乱七八糟的，在前往三号营地和北坳途中长11英里的槽谷和冰川上，他们把装备卸得到处都是。他说，这世上所有的军事计划都无法克服这种因为冰隙和人员疲惫而带来的固有混乱状况。
	“反正我们也需要更多的竹枝。”J.C.说。这倒是真的。让-克洛德选的这条攀登冰川的路线冰隙太多了，而且蜿蜒曲折，在我们已经走过的3.5英里路上，很少有笔直的路线。我们其实需要大量竹枝准确标记路线，给后来的挑夫引路，在下暴风雪的情况下竹枝尤为不够用，可我们却低估了所需竹枝的数量。
	然而，到了5月5日星期二的下午1点左右，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装备安全地运到了三号营地。我们把15英尺长、捆扎在一起的木梯子放在无底裂缝上，仅用及腰高的引导绳把我们自己固定在冰爪上，然后穿了过去，我真希望自己再也不会经历这样恐怖的事情了（不过我知道肯定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经历）。我们搭起了我和J.C.共同居住的小米德帐篷，而且因为预计大部队会按照计划搬运物资来到这里，我们还搭起了雷吉的半球形大帐篷。今天晚上，那四位夏尔巴人可以睡在里面。
	*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几个今晚在这里扎营，等着雷吉带领老虎第二队9名夏尔巴人把物资运到这里来，按计划他们会在明天中午之前抵达，然后我们在三号营地继续等待，并乘机适应新环境，一直到第二天，也就是5月7日星期四，理查会带着老虎第三队到来。根据计划，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或许会再整休一天，然后派人尝试攀登那1000英尺高的斜坡和冰壁，从而登上北坳。我心想，之所以这么安排，主要是因为理查不希望任何人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登上北坳，或许他还希望由他来第一个攀登那面斜坡与冰壁。
	在这个周二的晚上，天色尚未变得漆黑一片，我的头就开始剧烈地疼了起来。
	在我们到达大本营时，我就开始头疼了，那里要比此处低很多，可突然间我感觉就像有人每隔30秒就把一根冰锥楔进我的头骨里似的。我看到的一切开始震颤起来，眼前的景物和很多黑点一起乱蹦乱跳，而且开始压缩成一条隧道。我活了这么大，还没有出现过偏头疼，我只记得自己有过两三次严重的头疼，可这次我简直要疼死了。
	我没顾得上穿上我的鹅绒大衣或外套夹克，也没戴手套，便爬出了左摇右晃的帐篷，绕开了我们拴系的另一个较大帐篷，在最近的一块砾石后面哇哇大吐起来。就算我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可是头疼还是令我不停地干呕。没几秒钟，我的手就冻僵了。
	在模糊的意识之间，我意识到三件事：第一，风太大了，之前我和J.C.蜷缩的小米德帐篷此刻被风吹得猛烈摇晃着，发出巨响，如同洗好的衣服被放到飓风之中晾干时发生的声响（我以为这声响是从我那抽痛的头盖骨里发出来的）；第二，狂风不停地吹，温度会继续下降，暴风雪也越下越大，我几乎看不到8英尺之外的大帐篷；第三，也是最后一件事，就是让-克洛德穿着芬奇羽绒外套，穿过帐篷开口处走了过来，正大声喊我回到帐篷里面去。
	“行行好，杰克，到里面去吐吧！”他大叫，“我们可以把盆扔到外面去。要是你在外面再待一分钟，你的冻伤一个月都甭想好！”
	强劲的风呼呼刮着，帐篷布猛烈飘荡着，我勉强能听清他的话。如果我的头没有跳着疼，我的五脏六腑没有忙着向外涌，我倒是会觉得他的第一句话还挺好玩儿的。可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而且我几乎连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没法爬回我们同住的那个被风吹得砰砰直响的帐篷。雷吉的大帐篷就在八九英尺之外，四个夏尔巴人在里面挤作一团，现在我连大帐篷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不过我能听到大帐篷的帆布在风中摆动的声音。处在那顶帐篷和我们的帐篷之间，那声音听上去就像两个步兵营在交火。然后我回到了帐篷里，J.C.摩擦着我那双被冻僵的手，然后帮我钻进我的睡袋里。
	我的牙齿颤抖得厉害，连话都说不出来，不过一会儿之后，我还是挤出了一句话：“我……快……死了……我们……甚至……还没……真正……到……这座……该死的山上……呢。”
	让-克洛德哈哈笑起来。“我才不信你会死呢，我的朋友。你只要吃点儿治高空病的药就能好了，我也在抵抗高空病。”
	我摇摇头，想要说话，结果磕磕巴巴得厉害，最后只挤出两个字：“水肿。”
	我不是第一个在登山途中死于肺水肿和脑水肿的人。我想不出还有别的病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头疼和恶心。
	J.C.听了这话一个激灵，马上从背包里拿出手电筒，在我的眼前用光晃了几晃。
	“我想不是，”他终于说道，“我看这就是高空病，杰克。而且你在经过槽谷和冰川的时候被严重晒伤了。不过我们来给你喂些热汤和茶，然后看看你感觉如何。”
	可是我们做不了热汤了。我们带来的普里默斯炉，就是那个可以供六人使用的较大的炉子，怎么都点不着。
	“他妈的，”J.C.小声说，“再等几分钟，我的朋友。”他开始非常熟练地把这个复杂的机械装置拆开，吹了吹小阀门，检查了那些零件，用手电筒照着看底下那些细长的气缸零件，我的父亲每次擦完步枪后都这样看枪筒里面。
	“所有的零件都在，而且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他终于这样宣布。他飞快地把炉子重新组装好，就像美国海军在拆卸检修后重新组装步枪一样快。
	这该死的东西依旧点不着。
	“燃料出问题了？”我提出了一个可能性。我蜷缩在睡袋里，因为盖着帆布和羽绒，我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即便只是看着J.C.在这么寒冷的情况下竟光着手把活儿干得这么漂亮，我的头都会疼得更加厉害。一阵阵头疼和胃痉挛袭来，我像一条在被飓风掀起的大浪里浮沉的小舟一样来回滚动。我特别不愿意再爬到外面去吐，只要我能躺着不动，我就不会爬出去吐。
	“从二号营地这一路长途徒步过来，我们差不多把水瓶和水壶里的水都喝光了。”让-克洛德说，“没有热的食物我们可以活好几天，可要是没法融雪烧热茶和饮用水的话，在这里被困上几天，我们就有麻烦了。”他穿上了外面几层衣服。
	“你说的在这里被困上几天是什么意思？”我设法透过睡袋结了一层冰霜的开口边缘说，“雷吉和她的老虎队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到了，而且理查和他的夏尔巴人在黄昏之前也能来。到了明天的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会热闹得像纽约中央火车站，到时候食物会有的，燃料会有的，普里默斯炉也会有的，而且多得可以供一支军队使用。”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时速肯定超过100英里的狂风猛地吹向帐篷的北边，从铺地防潮布底下吹过，如果让-克洛德没有扑过去伸开四肢压在帐篷底布上，那么这风很可能就把我们卷向空中吹走了。片刻之后，就在我们会不会成为空中飞人还未有定论之际，我们从原地被狠狠地弹了起来。与此同时，帐篷壁开始不停地来回摆动，噼啪直响，像是重新开始的步枪火力。我猜那几个我们牢牢拴紧的拴系器具都已经断裂了，要么就是桩子都被拔出来了。也没准儿是狂风把那些半吨重的砾石也给吹走了，我们之前把牵索系在这些岩石上，以便可以加固帐篷。
	“或许明天他们来不了了。”让-克洛德大声说，他的声音大得就算在枪炮声中也能听得到，“不过，我们得想办法把雪融化了，在他们来之前煮茶和饮用水。而且我们还得去看看隔壁的夏尔巴人怎么样了。”
	*
	从外面看来，雷吉那顶半球形大帐篷的御风效果似乎比我们那个A形温伯尔帐篷要好，可我们刚一走进去，立刻就看到同住在大帐篷里的四个夏尔巴人可没有这么好的御风能力。我和让-克洛德拿来了一些冰冻罐头食品，还把那个失灵的普里默斯炉也拖了过来，虽然可能性不大，可我们还是盼着某个夏尔巴人能修好它。走进帐篷时，雪片从我们身后吹进来，我们赶紧把入口用带子系紧。
	帐篷内唯一的光源来自一小支印度教徒进行宗教仪式时使用的那种蜡烛，这根蜡烛是用酥油制成的，又短又粗，火焰周围没有遮风物。酥油是一种清牛油，这一小支蜡烛散发出恶臭味，让本来就很恶心的我更加恶心得要命。四个夏尔巴人看上去可怜极了；巴布・里塔、诺布・切蒂、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全都在帐篷中央蜷缩成一团，盖着一件潮湿的芬奇鹅绒外套。其中两个人的一半身体在他们自己的睡袋里，而且这些睡袋也是湿的，可另外两个人连睡袋都没有。帐篷里看不到任何他们背来的装备或食物，甚至连一块多余的毯子都没有。这四个人，这四个早前被当成名副其实的老虎夏尔巴人的人，像是穷途末路的迷失者见到了可能的营救人员一样，直愣愣地瞧着我们。
	“你们的另外两个睡袋呢？”J.C.问。
	“拉帕在二号营地的时候把背包里的一些东西拿出去了，好减少负重。”诺布・切蒂说，他的牙齿咯咯直响，“他把他的睡袋、我的睡袋和另一块铺地防潮布留下了……是无意的，大人。”
	“他妈的！”让-克洛德说，“睡袋是你们的负重中最轻的东西了。你们有没有水？”
	“没有，大人，”我的贴身夏尔巴人巴布・里塔说，“爬到这座营地的途中，我们把瓶子里的水都喝光了。我们一直盼着你们已经融化了一些水给我们。”
	我们几个人挤成一小团，J.C.砰地把难搞定的普里默斯炉放到我们中间，把问题说了出来。巴布和诺布翻译给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听。
	“食物哪去了？”让克洛德问，“汤和罐头食物呢？”
	“我们拿不回我们背运的东西了，”诺布说，“都被深埋在雪下了。”
	“胡说八道，”J.C.厉声说，“我们几个小时之前才把那些东西卸在距此几码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得出去，把食物和背包拿回来，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没准儿还有一个普里默斯炉？”
	“不会，”巴布带着绝望的语气说，“不过我背了很多普里默斯炉四方形油罐到冰川上来。”
	让-克洛德摇摇头。要不是我的头太疼了，我也会摇头的。除非我们能把普里默斯炉点燃，否则这些小罐装煤油根本一无是处。“戴上你们的手套，穿上沙克尔顿外套夹克。”J.C.命令道，“现在雪太大了，而且天也黑了，没法在外面整理背上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得把包裹和行李袋拉进帐篷里。”
	外面的天越来越黑，暴风雪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可视距离只有几码远。我不知道我们这次出来找行李，是不是应该用绳子互相系在一起。这时候，让-克洛德在呼啸的狂风中大声呼喊，让巴布和昂互相紧紧抓住，并且拉紧我，让诺布和拉帕也紧抓着对方，同时还要拉紧他。我们磕磕绊绊地走着，感觉已经离开了大帐篷几码远，来到了我们认为夏尔巴人卸下包裹的区域附近。我和J.C.的背包与行李袋都被压在我们帐篷入口处的岩石之下。当然了，那些背包和袋子都空了，只剩下一些罐头食品，因为我们背来的东西里有两个沉重的帐篷、帐篷杆和那个不能运转的普里默斯炉。所以，我们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们能在夏尔巴人的背包里找到什么东西了。我们原本以为，相比北坳上的四号营地，甚至是相比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上无遮无掩的营地，三号营地应该处在有遮挡的地方，可狂风呼啸着从那道1000英尺高的冰壁和斜坡上猛吹下来，暴风雪是如此之大，真能把我吹倒。巴布・里塔和昂・蚩力忠心耿耿地和我一起栽倒在雪地里。我趴在地上，一通乱摸，希望能在堆积物、冰雪覆盖的砾石和帐篷这一面越堆越高的雪之间找到他们的背包和行李袋。
	“在这里！”我几乎听不到J.C.的声音，可我和两个夏尔巴人还是朝着他的声音的方向爬了过去。
	此时，一大堆包裹上都覆盖了超过10英寸的新雪，我们每个人都抓住包裹一角，开始把它们拖回大帐篷……可大帐篷哪去了？好在拉帕・伊舍没有吹灭他们放在帐篷底布上的那根小酥油蜡烛，不过把点燃的蜡烛放在那里无人看管这事办得可真够蠢的，因为在这些帆布帐篷里，火永远是危险的源头。我们一边拖拉着装备，像猪一样发出咕噜声，骂骂咧咧个不停，一边爬向那微弱的烛光。
	因为不可能冒着风雪在外面把包裹、背包和行李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所以我们只好在帐篷里整理，结果状况简直变得一团糟。
	大量的雪被从外面吹了进来，我们的鹅绒夹克和裤子（夏尔巴人没有穿我们为他们准备的额外羽绒裤）以及两个已经铺展开的睡袋上全都落满了雪，在接触了体温之后，雪很快融化成了水。鹅绒越湿，防寒效果就越差，只有湿到一定程度，鹅绒才会发挥冰冷的湿毛巾所具有的那种防寒效果，才可以保暖。
	我在帐篷底布上找了一块最干的地方把身体缩成一团，我头昏眼花，费尽力气不让自己再次出现剧烈的恶心感，浑身不住颤抖，每一次发抖，头就会更疼一点儿。这时候煤油的恶臭味突然传来，强烈到令人无法忍受，对我的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让-克洛德正在整理包裹和行李袋。他倒是又找到了几罐冰冻罐头食品和密封包装食物。19世纪以来，英国皇家海军都把这种密封包装食物称为“压块汤粉”，却没有找到水。另外还有五个多普里默斯炉油罐。
	现在我们煤油倒是够多的了，足以炸掉一座德国碉堡，或者把北坳那面冰壁烧个窟窿，可那个该死的普里默斯炉压根儿就没法燃烧这些煤油。
	J.C.在帐篷中央清出一块地方，把他的另一件羊毛衬衫铺在上面，当作工作区。他之前从他自己的背包里拿来了手电筒，在那越烧越短的小酥油蜡烛闪烁的蓝色光亮外，增添了一些亮度。
	他把普里默斯炉又立了起来。我们有两个用来煮东西的大锅，每个人都有一个用来喝水的锡杯。J.C.肯定，正如说明所说，油罐子里还有三分之二没用过的煤油，他在炉子燃烧头下面的小酒精杯里点燃一点点酒精，启动油罐泵，用泵加大压力，再次尝试点燃炉子的燃烧头。
	没有反应。
	J.C.用法语滔滔不绝地骂了起来，他用的词太新鲜了，以至于他每骂20句，我才能听懂一句。他开始把炉子拆开，又开始咒骂起来，同时非常小心，以免煤油或剩下的酒精洒出来。
	“为什么会点不着呢？”我蜷缩成胎儿的姿势，忍着抽痛的头疼，挤出了这句话。
	“我……不……知……道。”让-克洛德咬牙切齿地说。狂风一刻不停地猛烈吹动大帐篷的帐篷壁，我们四个人只能死死抓住圆顶的木梁，盼望在我们的体重和逐渐松弛的力量的作用下，大帐篷能够屹立不倒。与此同时，J.C.在外面挥动着他的小钢管仪器，低声低语地把结果告诉帐篷里的我：气压低得吓人，而且还在下降，傍晚外面的气温居然低至零下39摄氏度。我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我们的身体、帐篷和恐惧，狂风从上方猛烈吹向北坳脚下这片“有遮挡”的区域，我们凭借这三个因素以身测试风速，不过这风肯定达到了飓风的速度。有些时候，风速肯定达到了时速100英里，甚至更猛烈。
	我强迫自己坐起来，看着已被拆散的普里默斯炉黄铜零件，只见它们此刻在唯一一个手电筒的微弱光亮和就快熄灭的酥油蜡烛烛光的照耀下微微闪着光。
	我觉得这世上再也没有比瑞典造的普里默斯炉更白痴的机械装置了。
	理查买的几乎全都是1925年的最新款炉子，不过对这些炉子进行了改造，使之适用于高海拔地区，一些改进是根据乔治・芬奇提出的意见做出的，其实这些炉子和1892年时的早期压力炉非常相似。在我们穿越锡金和西藏地区的时候，一直使用储备品里的普里默斯炉做饭吃。从来都没有点不着的时候。
	J.C.再次把炉子燃烧头举高，冲着光亮处，确认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存在，这时候我慢腾腾地摆弄其他零件。
	这个简单的小机器是1925年产黄铜普里默斯炉210型，这种新型炉子有固定的支架。它的点燃程序与多年来我在徒步行进和登山途中用过的其他款普里默斯炉完全一样。在我曾经去过的任何海拔高度，普里默斯炉一直都挺好用。
	首先，人们使用设置在主燃料箱里的抽运机制给燃料箱加压。压力增加了，主燃料箱里的煤油就会顺着连接燃烧头的管道上升。为了给这些喷烧管预热，人们需在环绕喷烧管的内置酒精杯里点燃少量甲基化酒精，也就是普通的酒精。
	从今天下午到现在天都黑了，我们把这套程序做了十几次，结果全是徒劳。
	一旦这些喷烧管达到了足够的高温，就有一股浓烈且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热煤油气体喷雾从燃烧头的中心喷嘴里喷涌出来。当空气和这种气体混合在一起之后，即便是珠峰上的稀薄空气也一样，炉子那简单且结实的出火环就会迫使煤油气体进入火环之中。从技术上来讲，并非是煤油点燃了普里默斯炉的蓝色火焰环，而是煤油喷雾产生出来的等离子煤油气体将之点燃。火焰环燃烧头总是发出特别大的声音，很多登山者和露营者都管它叫普里默斯“咆哮者”。确实，普里默斯炉融化冰雪烧制饮用水，熬制热汤，煮炖食物，还能给设立在高山上冰雪和岩石之中的冰冷帐篷增加热度，这期间炉子会发出阵阵轰鸣声，对于筋疲力尽的登山者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人感觉安心的声音了。
	此时此刻……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以用小酒精炉做些茶，或许还能烧汤，”我说，“再加热一些沙丁鱼。”小酒精炉是专为高山帐篷准备的，主要用来做热茶，不过都是被当作帐篷里的备用炉子。
	“所有包裹里都没有酒精炉。”让-克洛德说。我们交换了一个内疚的眼神，我知道我们都有同样的愧疚感，这是因为，对于我们向着这座高山的第一次真正徒步行进，我们没有仔细监督该带哪些装备，没有监督好夏尔巴人，也没有监督好我们自己。
	“这么说只有普里默斯炉了。”我说。
	我傻兮兮地把那个黄铜罐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却没有找到任何孔洞或泄漏的地方。其实这个圆罐子一旦有裂口，煤油就会喷洒出来，所以这怎么也算不上我所做过的最聪明的分析。仿佛被催眠了一样，我数了数，这个金属罐的一侧居然嵌印着11种语言。现在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只过去了八年，这家瑞典公司就把这种炉子卖到了至少11个国家。如炉子上及附属卡所写，该公司名为斯德哥尔摩B.A.亨杰斯公司。那张附属卡是为了给“普里默斯炉的实用配件”做广告的，比如说带喷嘴的酒精罐：型号1745；清洁针盒：型号1050；当然还有挡风板：型号1601。
	这款普里默斯炉只有一块三角板作为“挡风板”，可每次试着点燃炉子的时候，J.C.都把身体蜷缩在炉子周围挡住吹来的风，所以说挡风板不是问题所在。从技术上来看，按要求，我们只能在帐篷外面使用普里默斯炉，可压根儿就别指望在撕扯着我们帐篷入口的强风下把这东西点燃。
	“没问题啊！”让-克洛德一边检查每一个被拆开来的配件，一边说，这些配件包括用来加热和熄灭火焰的燃烧头喷嘴、储备帽磁头归位轴套、燃烧头收集器套管、出火环、密封腈、燃烧头里的铅封，还有加压泵皮带。
	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嘟囔着，使用带在身边的为数不多的工具——螺丝刀、小扳手和一些探针——把炉子重新组装好，再一次尝试点燃炉子，还是不行。
	“煤油罐里的压力上不来。”他终于说道。
	“怎么会呢？”我使出浑身力气说出这句话。一旦用泵给普里默斯炉加压，压力上升，煤油就会被推入小管子里。我每次这么做都能点燃炉子。
	让-克洛德摇摇头。
	诺布・切蒂充满歉意地小声说：“在攀登东卡拉山口的时候，那里距离康巴镇还很远，那旺布拉把他背的东西掉到了一个陡坡上。大人们一个都没看到，因为那旺和驮装备的骡子一起走在后面。有一个普里默斯炉摔到了大块岩石上，被反弹起来，向山下滚了好几码远。那旺布拉把它和其他东西都捡了回来，重新打包好，没有把这个意外告诉帕桑医生、理查大人或布罗姆利夫人。”
	“那是好几个星期之前的事了，”我说，“那之后，我们肯定有使用过那个……这个……普里默斯炉。”
	“或许没有，”让-克洛德疲惫地说，“在每个扎营地点，我们都习惯使用相同的几个普里默斯炉。这个炉子是从预备在山上使用的储备品中拿出来的，是几个1925年款适用于较高海拔的炉子中的一个。”
	“你能修好吗？”
	如果我们被困在这里几天，那么我们是死是活，就全看他能不能把炉子修好了。热汤和茶极为重要，可现在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就是融雪煮饮用水喝。
	“煤油罐没漏，”J.C.说，“我刚才把加压泵拆开，把加压泵和皮带检查了十好几遍。我看不出任何地方有问题，也没发现有损坏的零件。可是这东西他妈的就是用不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个人一句话都没说，不过这寂静中充斥着飓风越发狂野、越发大声的嘶吼，我们每个人都紧紧抓住帐篷底布或帐篷壁，以免我们被风吹走。
	“桑迪・欧文修好了无数东西，造了方便登上北坳的绳梯，在大本营或者还要往上的地方修好了整个吸氧装置，而且进行了重新设计，”J.C.喃喃自语，“再看看我，一个夏蒙尼的登山向导，一个铁匠兼发明家兼钢铁实业家的儿子，在离开大本营的第二个晚上，连个他妈的一个普里默斯炉都修不了。”
	“除了普里默斯炉或酒精炉，我们有没有其他办法点燃可以控制的火，来融雪烧汤？”我问，“我们有两个锅、有锡杯、还有很多火柴、酒精和煤油。”
	“如果你想的是把煤油倒进杯子里点燃，然后把我们的锅放在上面，那就忘了这个念头吧，杰克。”让-克洛德说，“直接燃烧煤油产生的火焰可不能用来加热东西。要想得到我们需要的蓝色火焰，我们就要……”突然间J.C.不说话了，并且把那个黄铜煤油罐从我手里拿走。他之前已经拉开了压力泵装置，不过现在他正试着拧那个装在上面的螺丝，在开始烧饭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个螺丝向一边旋转，点燃火焰，用完之后，便把螺丝向另一边旋转，把普里默斯炉关闭。
	“这个该死的放气螺钉，”让-克洛德说，“之前每次一拧它就旋转，可这东西现在错扣住了……螺钉打不开，加压煤油喷嘴就升不起来。其实就是这个该死的东西错扣住了，而且弯曲了，所以煤油罐无法持压。这个天杀的放气螺钉！”
	他用扳手和小钳子继续拧放气螺钉，可这东西还是纹丝不动。我看着他用尽结实的手臂和手的力量去旋转这个螺钉。可螺钉动也不动。
	“我来试试。”我说。我的块头比让-克洛德大，我的手比让-克洛德的手大很多，而且我可能还比这位夏蒙尼向导强壮，可是，不管是赤手空拳，还是使用扳手和钳子，都没法让这个放气螺钉向任何一边旋转半分。
	“螺纹完全磨损了，煤油罐不耐压了，坏了的放气旋钉不能增压。”让-克洛德说。这话听上去就像我们的死亡判决，不过我大脑里仅存的逻辑思维提醒我，没有水，我们可以活几天，没有食物，我们可以活几个星期。不过我猜，要是有了大量雪融化的水和一些热汤，我现在的头疼和其他高空病症状就会减轻很多。
	与此同时，这个半球形帐篷的篷壁一直在奋力脱离把它们撑在原地的弧形帐内木支柱。在支起帐篷前，夏尔巴人偷懒没有铺那块较厚的帐篷底防潮布，现在那片薄薄的防潮垫拼了命要在我们身下飞起来，甚至还想把散布在垫子上的我们六个人、沉重的食物、煤油罐一并掀起来。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地震，不过现在的感觉肯定和地震差不多。只是地震没有这么大的声音罢了。我们依旧得冲着彼此大喊，才能听到对方说的话。
	“我和杰克回我们自己的帐篷睡觉，”让-克洛德告诉巴布和诺布，“六个人躺在这里太挤了。尽量睡一会儿，告诉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别担心。到了早晨暴风雪没准就停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会带着她那队夏尔巴人和补给到这里来，或者我们还可以走回二号营地。”
	我们一直穿着登山靴和沙克尔顿防风夹克，所以本可以马上爬出帐篷。可J.C.说了声“等等，杰克”便把煤油罐塞到我手上。他还拿起了那个已经重新组装好却依然不能使用的普里默斯炉。“我们把这些油罐放在你们的帐篷外面。”他对着巴布・里塔大喊。
	可他并没有这样做。J.C.向我打手势，示意我和他一起，把怀中那些小型油罐搬到我们那个可怜的歪歪斜斜的帐篷远端。到了那里，他把他的东西放在一块砾石后面，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做。他把嘴靠近我的耳朵，这样我就能在风中听到他说的话了。“我在山上见过的一些最严重的伤势都是帐篷火灾引起的。如果我们的朋友们渴极了，我可不相信他们不会去点燃那些罐装煤油。”
	我点头，而且非常理解，在风和日丽的白天或晚上，这样的尝试，特别是在帐篷外面进行这种尝试，或许值得冒险一试。可在一个你周围和脚下都左摇右晃的帐篷里就不值得去尝试了。
	我们自己那个7英尺长6英尺宽的小帐篷看上去歪歪扭扭的，可怜极了。J.C.竖起一根手指，告诉我在外面等一会儿，然后他爬到帐篷深处，从他的背包里拉出了一卷理查的神奇绳。他把绳子剪成不同长度的几段，然后我们使用较沉的一根绳子给这个被狂风卷动的帐篷多加了几道拴系保障。在冰川侧碛之上，长帐篷支柱压根儿就不顶用，所以我们又把本就很像蜘蛛网一样的绳索拴在与冰碛石冻结在一起的岩石上，又系在了巨石上，甚至还系在了一根冰柱之上。
	到了这时候，我都已经被冻僵了，我们终于完成了工作，可以爬到低矮的帐篷里去了，这时候我总算松了口气。
	我们钻进依旧干燥的鹅绒睡袋深处，脱下靴子，却把它们放在睡袋里，挨在我们身边，这样到了明天早上，它们就不会被冻得太结实、连穿都穿不进去。在这样的低温下，如果登山者把靴子放在睡袋外面，到了早晨，系靴带的时候带子往往会突然断掉。我是穿着乔治・芬奇的那件鹅绒大衣钻进了羽绒睡袋里，再加上雷吉做的兜帽和米其林轮胎先生鹅绒裤，我本来凉透了的身体，现在很快又恢复了体温。
	“这里，杰克，把这些也放在你的睡袋里。”J.C.一直开着他那个笨重的手电筒，借着光线我能看到他递给我的是一罐冰冻意大利面、一小罐肉糖、一块覆有橡胶膜的“压块汤粉”硬块，还有一盒桃罐头，这就是雷吉用来砸理查脑袋的那盒，我能看到上面的凹痕，感觉仿佛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可其实就发生在昨天。
	“你在开玩笑吧。”我说。这些冰冻罐头贴在我身上，我还能睡得着吗？
	“才没有，”让-克洛德说，“我睡袋里放的罐头是这些的两倍。我们身体的热量或许能把一些食物融化，起码可以把它们变软。桃罐头里面有甜水，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和另外那四个人一起喝，用英语怎么说来着，可以解解渴。”
	现在就打开来喝吧，就我们两个人，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卑鄙的想法。可高贵的品德获胜了。再说了，我还肯定地知道，此时此刻，桃罐头里的液体绝对冻得像砖块一样硬。
	J.C.轻快地关掉了手电筒，以便可以节约电池，不过他惟妙惟肖地模仿理查的声音说道：“好吧，今天的事给了我们什么教训，我的朋友们？”
	几乎每次登山之后理查都会这么问，而且只要登山时遇到了麻烦，他一准儿会提出这个问题，可J.C.把大学导师那口牛津剑桥口音模仿得太像了，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虽然这一笑，我本就很疼的头开始痛得更厉害了。
	“我想，在我们把装备运往更高处的营地时，应该更仔细地检查都带了些什么东西。”我对着狂风呼啸的黑暗说。
	“是的。还有呢？”
	“反复察看确保挑夫没有扔掉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他和他同伴的睡袋。”
	“是的。还有呢？”
	“除了普里默斯咆哮者，或许还应该给每个帐篷里配备一个乌纳炉。”我们为攀登珠峰购买的乌纳炉比普里默斯炉更小更轻，而且燃烧固体燃料，一般在较高的营地上使用，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负重。我十分肯定马洛里和欧文带了乌纳炉去了六号营地。
	“普里默斯炉几乎没出过问题，”J.C.这样回答，“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就带着一个普里默斯炉走了900英里，运到了南极，而且回来路上的大部分时间也在使用。”
	“可瞧瞧斯科特和他的人怎么样了。”我说。
	我们开始哈哈大笑起来。仿佛是在呼应我们似的，从北坳吹来的狂风开始更大声地呼啸着。我感觉我们这顶小小的双人帐篷摇啊摇的，马上就要散架了，虽然我们已经在外面加固了很多绳子，系得像个蜘蛛网似，或许正因为如此，帐篷才快要散架。
	我们没有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开口问：“明天上午晚些时候你觉得雷吉会带着夏尔巴人和额外的补给到这里来吗？”
	良久，让-克洛德都没有给出答复，我差一点儿都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说：“我表示怀疑，杰克。如果暴风雪还是这么大，下个不停，天又这么冷，我觉得冒着这样的天气攀登最后这3.5英里冰川就是蛮拼了。别忘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普里默斯炉坏了。他们准会以为我们有吃的，有喝的，而且会……你们美国人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我还挺喜欢那个词的……静观其变。没错，就是在这里静观其变，耐心等待，就和他们一样。照我猜，一发现暴风雪来袭的迹象，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就会明智地选择从二号营地退回去。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那个营地也非常寒冷，而且暴露于寒风之中。”
	他说得没错。我们原以为二号营地是个很宜人的地方，因为前几支探险队的队员都说，不像一号和三号营地，那里的位置极佳，喜马拉雅山上方的天空里哪怕只有一丝阳光也会照射到那里。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里一直是云雾缭绕、狂风肆虐，冷得要命。唯一的优势在于从那里能够望到凯勒斯峰美丽的风景，这座山峰得名于一位在1921年的侦察探险中丧生的医生。
	“有了我们沿途设置的固定绳索，”我满怀希望地说，“他们或许几个小时之内就能从一号营地，抑或甚至从大本营上来。”
	“我看不行，”让-克洛德说，“今天早晨我们开路时雪已经比膝盖还高了。现在那些脚印都没了，都被吹走了，或者是被填平了。我估计，到了早晨，许多固定绳索也都会被雪覆盖住。这场暴风雪非常大，我的朋友。如果雷吉或理查尝试爬上来，那么他们和那些挑夫就会……你们的话怎么说来着……”
	“踩坑开路？”
	“对，就是踩坑开路，至少是从一号营地上来的路上他们得这样做，途中他们得绕开冰碛石，还要登上冰川。冒着这么大的暴风雪，既看不到路也看不到冰隙，这样做非常累人，而且相当危险。”
	“我们一路上都留下了竹枝标志。”
	“我们必须假设，到了早晨，”J.C.说，“许多标注就都被掩埋或吹走了。”他转而用起了理查那种缓慢、深沉且受过高等教育的英国人的口音，“我的朋友，还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那就是起码要在每隔一个的竹枝标志或木绳路标上插一面红旗。”
	这次我的头太疼了，根本笑不出来。而且我现在有点儿害怕了。
	“如果这场暴风雪明天一整天都不停，我们该怎么办，让-克洛德？”
	“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待在这里，静观其变，一直等到暴风雪停下来的那一刻，”他在帆布帐篷壁发出的枪声般的噼啪声中说，“不过我很担心那两个没有睡袋的夏尔巴人。他们的状态看上去已经不那么好了。我希望今夜他们的朋友能够帮助他们保暖。可如果这种情况再延续超过一天，我想我们就应该尝试回到二号营地去。”
	“不过你也说了，那里差不多和三号营地一样冷，一样狂风肆虐。”
	“可现在那里至少应该有六顶帐篷，杰克。很有可能他们还会留下一个包裹，以便在更高的营地上使用，那里面会有一些食物补给，至少一个普里默斯炉、一个乌纳炉子及固体梅塔燃料。”
	“他妈的……好吧。”我说。
	我翻了个身，正好压在一个冰冻的罐头上，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我还可以感觉到帐篷底下的每一块冰碛石，大部分冰碛石都硌着我的脊椎骨和肾脏。在我们搭这顶帐篷的时候，这片营地里的雪还没有这么多，绝对不会引起雪崩，并且在帐篷底下形成了一个十分舒服的垫子，还可以在上面融化出一个人形。可现在雪大都落在了帐篷顶上，或者积聚在帐篷壁上。
	我翻来覆去，又疼又冷，根本就睡不着，过了一会儿，我睡着了，可还是又疼又冷，睡睡醒醒之间，我听到让-克洛德说：“杰克？”
	“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直接登上那面冰壁，这样甚至都不用接近1922年发生雪崩的那道斜坡。那里的新雪太多了。这样做不容易，可是我觉得我们只能直接登上那道900英尺长的斜坡，一面攀爬，一面设置固定绳索，然后攀登那面几乎垂直的蓝色冰壁，马洛里爬过的冰隙曾经就在那里。”
	他肯定是在开玩笑，我心想。一个带声音的幻觉。
	“没问题。”我说。
	“好，”J.C.说，“我还担心你打算用过去的方法呢。”
	让-克洛德开始打起了呼噜。十秒钟之后我也睡着了。
	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我们觉得那应该是在凌晨3点左右，虽然我已经钻到了睡袋里面，可还是有很多冰球砸到了我的脸上，我立刻醒了过来。我清醒过来，还因为让-克洛德在越来越大的狂风呼啸声中冲着我大声呼喊。
	大风终于撕开了我们这座绝对防风的新米德帐篷北面的整个接缝处，那里的帆布全都被撕碎了。暴风雪正劲力十足地吹向我们。
	“快！”让-克洛德大叫。手电打开，只见我们两个人之间横亘着一面雪墙，什么都看不到。J.C.正奋力穿上他的靴子，然后他一只手抓起背包，手电和鼓鼓囊囊的装着食品罐头的笨重睡袋在他另一只手里，同时还在对着我大喊。
	我根本没顾得上系靴带，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刺痛着我的脸颊，而且我也忘了戴上我的各式手套，一只手拖着我自己那个鼓鼓囊囊装着罐头的睡袋，另一只手攥着几乎是空荡荡的背包，步履蹒跚地跟在他身后，走进了狂风与暴雪的旋涡之中。
	如果雷吉的帐篷也被吹垮了，那我们就都没命了。

4
	1925年5月7日，星期四
	“是时候打包下山了。”在经历了痛苦不堪、漫长无尽、只能待在帐篷里的两个白天，以及两个更为漫长无尽、潮湿、冰冷、无眠的夜晚之后，天色亮了起来，这时候让-克洛德说道。
	我抬起手，抚摸着我脸上正在剥落的条纹，我心想，或许我们的大限已经到了。
	我们的个人装备里并没有镜子。“对我说实话吧，让-克洛德……麻风病？”
	“是太阳晒伤，”J.C.说，“可你的情况很糟，我的朋友。你被晒伤的皮肤变成了红白色的条纹，而且已经开始脱落，可因为缺氧，你的嘴唇和剥落皮肤下面的嫩肉很像是蓝色，我想那是青紫色。”
	“红，白，蓝，”我说，“天佑美国。”
	“或者是法兰西万岁。”让-克洛德说，不过他并没有笑出来。我注意到，他和四个夏尔巴人中除了巴布之外的三个人的嘴唇上、脸上和手上也都现出了淡蓝色。
	昨天，我一直舔食一个罐头形冰冻楔状土豆和豌豆当作早饭、午饭和晚饭。那东西吃起来一股子煤油味儿，夏尔巴人背来的包裹里混杂各种东西，其他东西也都散发着这种味道。我之前爬到外面又吐了一次，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我们把那个桃罐头焐热了，我们六个人都抿了一小口冰冻桃汁。只喝了这么一点点，我们的渴意被撩拨了起来，难受得要命，还不如什么都不喝呢。）
	我快被冻僵了。在第一个晚上，我和J.C.原以为昂・蚩力和拉帕・伊舍能分别和另外两个夏尔巴人分享同一个睡袋，毕竟我们的睡袋是按照欧洲男性的体形设计的，完全可以容纳两个身材矮小的夏尔巴人。这些睡袋缝制得像个茧，既没有纽扣也没有拉链，所以压根儿不能把睡袋打开，像羽绒被那样，一面盖在上边，一面铺在下边。就这样，在第一个晚上，昂・蚩力只好穿着羊毛外套睡觉，他们几个都选择穿这种外套，而没有穿我和J.C.攀登到这里所穿的“米奇林”芬奇鹅绒套装（第一天在穿越槽谷和在冰川之上的时候，天很热，我们不得不把这些衣服脱下来，我就是在这些地方被严重晒伤的）。结果，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的脚指和脚都被冻伤了。J.C.会说英语的贴身夏尔巴人诺布・切蒂在两个晚上都呼吸困难，所以只好把脸露在睡袋外面睡觉；结果，巴布冻伤了脸，生出了一块块白色冻斑。
	因此，昨天晚上我和让-克洛德把我们的芬奇羽绒外套和羽绒裤子让给了昂・蚩力和拉帕・伊舍，因此搞得我整个晚上都没合眼。在新鹅绒外套和裤子下面，我穿的是普通马洛里式羊毛诺福克上衣、毛衣、羊毛提灯裤和袜子，现在就连羽绒睡袋都无法给我保暖了。本来就算身体上难受得要命，我还是可以打个盹儿的，可接下来我就彻底地清醒了过来，可能是因为实在太冷，也可能是因为我感觉有人正掐着我的脖子，要把我勒死。没准儿两者皆有。
	现在做动作感觉好很多，我穿着靴子费力地移动着，然后把高帮毛毡拉普兰德“拖鞋”塞进我那个空背包深处。不过我每动一下，浑身的力气就会被用光，然后只能停下来，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我看到让-克洛德在艰难地系已经冻上的靴带时同样要停下来歇歇。几个夏尔巴人的动作甚至比我和J.C.还要慢，还要笨拙。
	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都打包完毕，穿上了靴子和冰爪，并且把一层层衣服穿好，我和让-克洛德又穿回了我们的芬奇外套，以便下山时御寒。然后J.C.说了句话，搞得我怨声连连，四个夏尔巴人则默默地垂头丧气。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必须也把这顶帐篷、支柱和铺地防潮布打包。”
	“为什么？”我哀怨地说。雷吉的试验大帐篷经历了两天两夜的狂风后依然屹立不倒，可这该死的东西沉得要命。上山的时候我只背了这帐篷的一部分，就差点儿没被压趴下。我心想，现在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们能不能快速下到二号营地或更下面的地方了。把这顶该死的帐篷留在这里吧，给下一支老虎队用，这是我心里的想法，不过我并没有将之大声说出来。
	“我们可能需要它在冰川上遮挡恶劣天气。”让-克洛德解释道。
	我强忍冲动，才没有再次哼哼唧唧。一想到要在开阔的冰川上露营，我就感觉那跟死也没什么分别。可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只能露营……
	我知道J.C.说得对，于是我对巴布・里塔说：“好，你听到他说了。你和昂・蚩力现在就把支柱拆下来。诺布，你和拉帕到外面，把桩子拔下来，然后把拴系器具解开。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千万别把它们弄断了，然后把所有绳子都连在拴系结上别拿下来。”
	如果我们迫不得已只能在冰川上搭起这顶帐篷，我看我们可没有任何力气去拴新绳子，而且周围或许也没有合适的岩石和砾石。
	*
	再一次站在外面，还背着背包，感觉奇怪极了。狂风一点儿也没有减弱，暴风雪猛烈地下着，还是和之前的两天两夜一样大，可让-克洛德那个既是无液气压计也是温度计的便利机器告诉我们，低压随着温度在上升，而气温现在已经达到了非常宜人的零下12摄氏度。
	“冰川上有积雪，正好可以穿冰爪。”狂风不停地刮，怒号声夹杂着J.C.的声音飘入了我的耳朵里。
	*
	情况糟透了。
	我和J.C.惊讶地发现冰川上只积了2英尺新雪，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下了三天这么大的暴风雪，新的积雪会达到4英尺到5英尺厚，可雪面冻得并不结实，所以每走出十几步，我们就会一脚踏空，陷进及膝高或及腰深的雪里。尽管如此，我们倒是从没有一起摔倒过。我们就像六个身体麻痹的盲人一样，向冰川下方走去。
	我们之前已经决定，用理查的奇迹绳互相系在一起，这绳子贵得离谱，是他个人为此次探险的新发明（经费都是布罗姆利夫人出的）。对于在冰川上临时使用的引导绳这类用途，我们上山途中用的都是阿尔卑斯山攀登标准的八分之三英寸棉绳，在我看来，因为在马洛里和欧文生前的最后时刻，有人看到他们攀登这座山时用的就是这种绳子，所以这绳子应该叫“马洛里-欧文登山绳”。不过对于垂直的固定绳索，以及在没把握的情况下互相拴系在一起，理查坚持用他这种混合了棉、马尼拉麻、大麻纤维和其他材料的新型绳索。这几种材料混合在一起，绳索变得更粗更重，达到了八分之五英寸粗，而不是阿尔卑斯山攀登沿用多年的八分之三英寸粗这个标准，因此背运起来更沉，也更难以快速打结，不过理查在登山俱乐部的熟人带着他去了伯明翰一家商业绳索坚固度测试机构：全新且没有任何磨损的八分之三英寸标准棉绳会在承受500磅拉力的情况下绷断。这个数字听上去已经不小了，可一个标准体形的男性自由跌落，同时他身上系着一根30英尺长的拴绳，他自身的体重再加上跌落60英尺后的速度差不多就能把八分之三英寸标准棉绳拉断。“我看我们还是把这没用的东西当成交感巫术的好，绝不能用它们来做真正的安全防护措施。”理查曾经这样说。
	去年冬天，理查让我们在威尔士试验了他的新绳子，那时候他告诉我们，不论是在喜马拉雅山脉还是在阿尔卑斯山脉，太多登山者丧命都是在再次从陡坡下来的时候，而不是在具有真正的安全保障下用绳索下降途中殒命，这种绳子低弱的拉伸强度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测试结果显示，理查的这种新式混合纤维绳——这是他喜欢的叫法——可以承受1100多磅拉力。理查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不过这绳子肯定比马洛里和欧文在他们在世的最后一天所拴系过的八分之三英寸棉“晾衣绳”（理查以前这么叫这种绳子）要结实。理查设想未来制作出一种尼龙混合材料绳索，平均测试拉力强度可达到5000磅，只是他还不知道用1924年到1925年的材料该怎么做出这样一条绳子。
	然而，即便是有了这种改进过的新型绳子，我和J.C.还是得分出下山的先后次序。毫无疑问，让-克洛德应该是打头的那个，可后面呢？当然是我们这另外五个人，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的脚冻伤了，而且肿得老高，连站都站不稳，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俩连靴带都系不上了，还是我和J.C.给他们系好了冰爪，所以，如果让-克洛德突然掉进了隐藏的冰隙内，根本不能指望他们俩能拉住拴绳。而且我或者理查的奇迹绳都没可能拉住三个向下跌的人，就算我能飞快地把我的长冰镐插进雪下的冰川里也无济于事。
	于是我们采用了一个折中办法，J.C.走在最前面，巴布・里塔第二个，在这糟糕的一天里，他是最健康的一个夏尔巴人了，然后是我（我可以拉住前面两个人的可能性很小），昂和拉帕则跟在我后面蹒跚而行，他们两个人互相搀扶，最后是诺布・切蒂，他的脸部冻伤了，全身上下都有冻伤，是我们的最后一棒中坚力量。如果昂和拉帕其中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全都掉进了我后面的冰隙，从理论上来说，我倒是可以拉住他们。
	我们都知道，至少是我和让-克洛德清楚得很，如果到了诺布・切蒂得拉住我们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的地步，那我们的小命就都不保了。
	所以我们跟在J.C.的后面，离开了很快就变得模糊的三号营地残迹，朝东绒布冰川退了回去，然后走下冰川惊人陡峭的斜坡。在没完没了的暴风雪中，让-克洛德是怎么找到路，躲开三天前顶着明媚阳光上山时他辨认出的那成百上千道冰隙的，我一直不得而知。大多数用来标记路线的竹枝不是被吹走了，就是被雪盖住了，不过他偶尔把手伸进雪下，用力拉出来一个竹枝，从而确定我们几个没有走错路。
	我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可在这一天之后，我一直觉得，在觉察冰川的能力方面，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肯定具有诡异但货真价实的第六感。即便是在大晴天，可以通过观察阴影来辨别冰隙，这些裂缝都难以辨认，更不要说在这种什么都看不到的暴风雪鬼天气里了。好几次，他扬起手，示意我们停在原地不动，然后他转过身来，沿着他自己那些在雪中很快就消失的脚印走了回来，带领我们退回上方，绕行，然后向下从冰隙边上走过。在经过这些裂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其余几个人能看到一点点冰隙的迹象，可多半情况下，除了让-克洛德，我们谁都看不到也感觉不到这些缝隙。
	就这样，我们先是花了好几个小时漫长而痛苦的时间穿衣服，绑靴带，穿好冰爪，把帐篷分装到不同的背包里打包好（J.C.负责背运大部分帐篷），又用了四个多小时停停走走地走下冰川，然后我们来到了那道搭有梯子的裂缝边上，周二上山的时候，此处距离三号营地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
	让-克洛德抬起了落满雪的手臂，我们停下来，然后开始慢慢走近那道冰隙。
	用绳索捆扎在一起的两个15英尺长梯子此刻已经滑到了一边。
	“他妈的。”J.C.说。
	“真他妈的。”
	此时雪依旧很大，梯子的远端已经陷入雪中，我们很难看清楚，尽管距离只有15英尺，不过几分钟之后，一阵疾风吹来，雪片被吹散了，我们趁此机会重新评估了一下形势。
	在冰缝的南部边缘有一片塌陷，仿佛一根支撑远端缝隙的冰柱向下移动了6英尺左右。一根奇迹绳绷索不见了，另一根，也就是我们面朝南时处在我们左边的那根绷索，此刻因为绳上冰雪重量的压迫已经陷入了雪中，一看就知道在另一边固定绷索的带洞眼桩子和冰锥已经松了。我们之前曾留下了两套登山装备，那些负载沉重、预计在周三上山来的挑夫就可以穿戴上，走过这个摇摇晃晃的梯子，以保安全，其实就是把安全带上的登山扣钳牢在其中一条绷索上，可现在安全带都没了，不是被掩埋在新雪下，就是掉进越来越宽的冰隙里了。
	我们解开了把六个人连在一起的绳子，巴布・里塔又把绳子系上，这下变成四个夏尔巴人连在一起，而巴布处在第一位。我则和让-克洛德系在一起，他用双手和膝盖支撑身体，爬向梯子和裂缝边缘。
	我借用了昂・蚩力和诺布・切蒂的长冰镐，然后和J.C.拼尽全力把它们深深插进了积雪和硬冰之中，然后把大约30英尺的奇迹绳绕过冰镐，这样一来，如果让-克洛德掉下去，这些冰镐就能成为主要的锚固点。我做手势示意昂和诺布走到冰隙边的冰镐锚固点并倚在冰镐上。我又借来了拉帕・伊舍的长冰镐，把它横放在缝隙边缘，并把弯曲的镐头深深插进冰里使之固定住。如果J.C.掉下去，我希望锚固点的绳子和我拉住的绳子能搭在冰镐平滑的木柄上，而不是绷在裂缝的边缘。巴布・里塔拿着他的冰镐插在我们后面，并把一卷绳子绕过冰镐，以防昂、诺布和拉帕脚下出现裂口。现在他就是他们的保护人。
	接下来我把我自己那把冰镐的钢尖尽可能深深插进冰雪之中，粉末状的雪太多了，所以始终感觉没有真正插牢，然后我一边从冰隙边缘退开，一边放松我留在我和J.C.之间的那30英尺绳子。
	他开始爬上那个此时已经倾斜得非常严重的梯子。我稳住自己的身体，以便能抵挡住在他坠落之际拉绳子时突然产生的冲击力。
	让-克洛德一边爬，一边拿着一把系牢在他背包上的短破冰锤，用力把他前面梯子横档和边缘上的冰雪敲掉，所以他只能用一只手抓住他前面的梯子。他依旧背着全部装备，我们两个不想把我们的决定大声说出来：如果梯子能够支撑得住的话，我们希望夏尔巴人背着他们的背包跨过梯子。现在天寒地冻的，气温不断下降，浪花溅沫般的雪打着旋儿，如果用手把装备送过去，肯定会耗费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只能孤注一掷。
	就在J.C.爬到一半的时候，此时的他正向下爬，双脚和背部要比他的头部高，突然间横亘在缝隙上的梯子又往下面的雪中坠了大约6英寸，我连忙再次稳住身体，做好准备应付他掉下之际我拉住绳子时对脊柱产生的猛烈震荡。
	我预想的危险并没有到来。冰隙远端新延伸出来的冰雪架状突出物足够结实，支撑的时候也够长，所以让-克洛德安全地爬了过去。令人惊讶的是，他依然留在梯子上，把几枚冰锥用力凿进了他爬向的那面布满残冰雪屑的蓝色冰壁上。他拿出两根事先裁好的6英尺长奇迹绳，并将它们一端系在冰锥上，然后把另外一端绕在梯子的两边，一直到绳子绷紧为止。
	这起不到多大保护作用，但聊胜于无。
	现在透过猛烈的暴风雪我几乎看不到让-克洛德了，不过我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这时候他正把他自己的长冰镐从背包里拉出来，并把它深深插进裂缝那一边大约10米开外的地方。他把更长的绳子系在新的破冰锚固点上，而且让人惊讶的是，他又爬回了梯子上，把这些新的支撑绳索系在梯子的中间部分。我把另外两根系在我们自己破冰锚固点上的绳子扔给他，然后他向前移动，把这两条绳子系在梯子靠近我们的这一端。接下来，他并没有站在我们所在的裂缝一边，而是再一次费力地爬到了严重倾斜的梯子上，而且这次是冰爪冲前，倒着爬回去的。
	他站在对面的残冰雪屑上，使用破冰锤和带着连指手套的双手清除了一些残冰雪屑，以便挑夫能更容易地站起来，顺着8英尺长的崎岖垂直斜坡走到冰川上。
	他把他自己的保护绳和最后一卷奇迹绳索从裂缝那边扔给我，然后慢慢退回去，把他那一端的绳子绕在他的冰镐锚固点上，随后做出保护的姿势。
	“好，”我尽可能用最有威信的语气说道，“拉帕第一个。巴布，在我把我和克莱罗克斯大人的保护绳系在拉帕身上时，你要拉住另外两个人。还请你告诉拉帕和其他两个人，要用双手和膝盖支撑身体，爬到梯子那边去，而且劳驾，背包不能取下来，要慢慢靠过去。告诉他们一点儿危险都没有。就算梯子会折断，对这些新绳拴也不会有影响，我和克莱罗克斯先生都会拉住你们的。好了……拉帕先上……”
	有那么一刻，这个已经吓坏了的夏尔巴人并没有走上前来，而且我肯定我们都想撒手逃跑。
	不过到了最后，在我打了许多手势，巴布・里塔用尼泊尔语喊了很多话之后，拉帕终于开始一次向前爬1英寸，向着梯子爬了过去，然后试着把他的膝盖放在梯子那依旧结着冰的边缘上，一次只挪动一只他那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时间漫长无比，好在拉帕终于爬过了梯子，让-克洛德为他解开他身上的绳子。这个被冻伤了的夏尔巴人像个小孩子似的在那一边嘻哈大笑。
	还有我们四个人，我疲惫地想。不过我还是笑了笑，示意一瘸一拐的昂・蚩力趴下，爬到前面来，然后把我们俩的绳子系在他身上。
	良久，四个夏尔巴人都到了冰隙那一边，再次系好了他们自己的登山绳，我使尽浑身力气把深深凿进冰雪中的那三把冰镐拔出来，然后用力丢到了缝隙另一边。J.C.把它们都捡了回来。
	此时只有让-克洛德一个人拉住我了，不过他抛给我的第二根绳子还系在他自己那把依旧作为破冰锚固点的冰镐上。我把一条松散的奇迹绳系在我身上，在我的脚上打了一个普鲁士绳结，以防梯子在我身下断裂。登山者掉进冰隙时，若能凭借自身的力量借助普鲁士绳结爬出冰隙，也就是通过绳结制造出小小的攀登镫索脱困，要比让一个人或几个人在另外一边拼力把他拉上来效果好很多。
	我笨手笨脚地穿过梯子，这时候我居然向下看了看那道裂缝中令人目眩的蓝黑色深渊，这么做简直大错特错。在这架摇摇晃晃、边缘结着冰的倾斜梯子下面，仿佛有一个无底洞，不是仿佛，那真真正正是一个无底洞。人到了梯子上，梯子似乎向前下方倾斜得更加严重了。我感觉血直往头上冲。
	接下来我爬过梯子，好几只热切的手臂帮我站了起来。我把连着所有人的绳子重新系在自己身上，然后回头看了看那架如蛛网一般乱糟糟、临时搭建起来的梯桥，我们几个人刚刚都从那上面爬了过来。这时候疲惫不堪的我因为还活着这个事实不由得感到一阵纯粹的快乐，于是我也像拉帕・伊舍刚才那样，哈哈大笑起来。
	下午的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让-克洛德在前开路，还像刚才那样，我用绳子把自己系在第三位，也就是巴布・里塔的后面，然后我们继续冒着暴风雪缓慢地向冰川下方走去。我看得出来，昂・蚩力和拉帕东倒西歪地走着，仿佛根本感觉不到他们冻伤的双脚带来的疼痛；他们的脚冻僵了行走反而更好一些。
	不知怎的，我始终搞不懂J.C.到底是怎么一直找对路的。我们来到了冰川较低的地方，再一次穿行于令人压抑的高耸冰柱之间，这里的新雪比较少，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竹枝，这些竹枝仿佛被人粗心大意地飞快洒在一张雪白白纸上的墨渍。在这个灰蒙蒙的下午，大雪和天空连在了一起，巨大的冰塔就像穿着白衣的巨人幽灵一样突然从我们前面和周围冒出来。
	然后我们来到了横亘在我们和二号营地之间的最后一个障碍，只要能跨越这个障碍，我们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水、滚热的汤，还可以吃到真正的食物。这个障碍就是在营地上方不到半英里处的最后一道冰隙，这道缝隙上原本有一座又宽又厚的雪桥，我们还在上面系了绷索，这样在穿越雪桥时就能产生一种安全感。
	绷索还在原处，不过因为上面结了冰，所以它们全都陷进了雪中。雪桥连影儿都没有了，全都掉进了那道宽阔的冰隙里。
	我和让-克洛德靠在一起对表。现在是下午4点30分过一点儿。四十五分钟之后，或许还到不了四十五分钟，冰川就会完全被珠峰山脊的阴影笼罩，慢慢变黑。大雪还在不停地下，气温也在持续降低。随后我们分别向左右，也就是裂缝延伸的两个方向走了半英里多的距离，然后认为雪桥才是跨越这道裂缝的最佳方式。就算我们尝试再次横穿冰川，也没有竹枝可以在遍布冰雪覆盖的冰隙中间给我们引路。我们只能等到明天早晨再行动，而且如果老天关照我们的话，明早天气可能会好起来。
	我们看了看对方的眼睛，然后让-克洛德大声地对巴布和诺布说：“我们把装备卸在这里，要距离那道冰隙30英尺远。然后搭帐篷。”他把他的冰镐插进距离冰隙边缘10米远的雪中。
	挑夫们站着不动，想到要在冰川上再过一夜，他们不由得目瞪口呆。
	“快！利索点！趁现在天还没黑，一定要赶在风变得更大之前弄好！”J.C.使劲儿拍他那双戴着连指手套的手，回声折回到我们耳畔，听起来就像是枪声一样响。
	这声响让几个夏尔巴人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我们都使出浑身力气忙活起来，先是卸下两块铺地防潮布，把帐篷搭好，尽可能楔进更多临时弄好的桩子和冰锥。我意识到，如果大风还是和前两个夜里那么大，我们的帐篷还有我们几个的小命很有可能都要交待了。我能想象得到雷吉的大帐篷里和在帐篷里挤作一团的我们六个人在今天夜里是个什么样子：狂风就像个冰球似的，横扫过冰面，不停地吹着我们、帐篷和所有的一切，我们用手指按压，以免自己被风吹得在铺地防潮布上摇来摆去，最后，我们全都被卷进了这个无底的冰隙。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都到了帐篷里面，并且蜷缩在一块儿取暖。我们谁也没尝试去吃点儿东西。我们渴极了，这感觉根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我们六个人不停地咳嗽，在高海拔地区咳嗽起来，那声音简直太可怕了。“就像是豺狂吠的声音。”J.C.曾经如此形容。在他第二次说起这个形容的时候，我就直接问我的朋友，他是不是真的听过豺的叫声。“昨天听了一夜，杰克。”他这么答复。
	这天夜里，我和让-克洛德把我们的羽绒睡袋给了昂和拉帕，而我们则穿着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鹅绒裤子睡觉，同时还盖上了薄毯子。我还把我的靴子放进一个防风雨麻布袋子里当枕头。
	我和J.C.都累坏了，可我们冷得要命，着急得不得了，想装睡都不成。我们努力往对方身上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可我们发现对方都在打哆嗦，牙齿咯咯直响，因此我们本就糟糕的状况似乎更是雪上加霜了。没准儿我们的身体已经停止产生任何热量了。
	这样下去，你们俩都会没命的，杰克。我自己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回荡，这语气令我很不爽。听上去像是它已经放弃了。
	“到了明天早——早——早晨。”让-克洛德小声说。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狂风刮得更猛烈了，“我会拉着固定绳索爬过去，下——下——下到二号营地，尽快带人和我一块儿回来，还会带回梯子、食物和热饮——饮——饮料。”
	“听起来倒是——是——个计划。”我的牙齿直打战，不过我还是挤出了这句话。接下来我说，“或者我今晚可以试一试，让-克洛德。带上手电和……”
	“不行，”我的朋友轻声说，“我觉——觉——觉得那根绳子支——支——支撑不住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重——重量。我的体重比较轻。今夜太累——累——累了，根本不能做保护。明天一早再说。”
	我们又往对方那里靠了靠，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狂风更凶猛了，帐篷帆布又开始噼里啪啦响起来，像是一场机关枪扫射的战斗。似乎感觉到整个帐篷被风吹着向南面的冰隙滑去，可我太疲倦了，而且脱水得严重，所以对此无能为力，我就这么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其他人的身体挤在我边上。
	让-克洛德有个坏习惯，他那缓慢的呼吸声往往会连续停止像是几分钟的时间，这期间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呼吸，一直到我摇晃他，他才会貌似又恢复了呼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后半夜。这么做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在寒冷的黑夜中保持清醒。每次我把他摇晃回尘世，他就会小声说“谢谢，杰克”，然后再次进入那不稳定且半睡半醒的呼吸状态。
	突然之间我在黑暗里坐直身体。肯定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儿了。我能听到J.C.和其他人在一片漆黑中发出的呼吸声，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喘息声，可一些重要的东西消失了。
	风停了。超过四十八个小时了，风声第一次消失了。
	让-克洛德坐在我边上，我们摇晃着对方的肩膀，要么是在默默地庆祝，要不就是都开始歇斯底里了。我四处摸索着，终于找到了那个四四方方的手电筒，然后将之打开照亮了我的手表。凌晨3点20分。
	“我现在就该去试试绳子，”J.C.小声说，“等到日出的时候我就没有力气跨过去了。”
	在我回答之前，就听到帐篷门上传来了抓扒声和撕扯声。我们从前学了一招，就是应该留一部分帐篷门不要系紧，否则帐篷系得严严实实，呼吸就更加不畅了。我开始在幻象中看到明亮的光线照射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在突如其来的光亮下，只见诺布・切蒂的脸颊都已经被冻成了纯白色和黑色。一个巨大且强有力的东西正用爪子抓着帐篷门想闯进来。
	突然间，理查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脑袋钻进了帐篷。我可以看到他们戴着连指手套的手里发出手电光，而且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光，是提灯，好几盏提灯。他们俩人还戴着雷吉的威尔士矿工头盔，在那些光的照耀下，布满讨厌冰屑的帐篷内部以及我们那一张张眼睛睁得老大的脸都被照亮了。
	“你们怎么来了？”我挤出这句话。
	理查笑了。“我们早就准备好，只要暴风雪小了，我们就出发。我不得不承认，这些矿工的头灯还算过得去……”
	“比过得去好很多吧。”雷吉插口道。
	“可你们怎么跨……”让-克洛德道。
	“冰川出现了变化，”理查说，“西面大约600米处，也就是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冰川两边都塌了，那里的底部很浅，所以成了一片碎片区。大约下沉了150英尺，然后又向上集聚，形成了一个斜坡。爬起来一点儿都不危险。我们留了些固定绳索在那里。挪点儿地方，先生们，我们进来了。”
	不只是理查和雷吉挤进帐篷里把帐篷填得满满当当的，连帕桑也爬了进来。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医用包。
	外面的夏尔巴人蜷伏在门口，把装在热水瓶里的保卫尔牛肉汁、茶和汤递了进来，他们自己的头灯亮着，还有至少三盏提灯把大范围的光亮投射到了他们的笑脸上。一个较大的热水瓶装的全是水，我们每个人轮流着痛痛快快地喝了很多水。
	帕桑医生已经检查了诺布的脸、拉帕和昂冻伤的脚。“得让特比和尼玛背他俩走了。”帕桑说。他开始把臭烘烘的鲸油抹到那两个人发黑的赤脚上和诺布的脸上。
	“我们现在就走？”我挤出这句话。我连自己站不站得起来都不确定，不过热水让我体内某些已经消亡的东西又活了过来。
	“现在的时机正好，”理查说，“会有夏尔巴人来帮助你们每个人。我们还给你们都准备了头灯。你们美国人怎么说那个词来着，杰克？就算我们绕道走一条新路穿越那道冰隙，四十五分钟后我们也能回到二号营地，或许还用不了这么多时间。我们已经用竹枝标记了路线。”
	“来吧，杰克，我来帮你站起来。”雷吉说着把我的手臂放到了她的肩膀上。她居然能提起170磅重的我，仿佛我是个小孩子，然后搀扶着我走入了黑暗之中。
	满天的星星亮晶晶的。没有雪，也没有云，映入眼帘的唯有在珠峰峰顶和山脊上猛烈飘浮着的浪花溅沫般的雪，而珠峰峰顶和山脊就在我们上方，与我们的距离只有3英里又10,000英尺远。
	让-克洛德在别人的搀扶下走出了帐篷，他也抬头看着珠峰和星光闪烁的浩瀚夜空。“Nous y reviendrons.”他对着珠峰说。
	也许我说得不对，不过我觉得我学了不少法语了，足以翻译出这句话，他说的是“再会，珠峰”。

5
	1925年5月9日，星期六
	这一天天气说不出地热。
	昨天晚上，我和让-克洛德被从大本营“医务室”里放了出来，而我俩用来睡觉的这顶米德双人帐篷中很闷热，尽管帐篷帆布门向后系着，留了非常宽的开口，可躺在里面还是有种像在撒哈拉沙漠上被灼烤的感觉，包裹着我们的帆布太烫了，散发着一股裹尸布的味道。
	我和J.C.脱得只剩下内衣了，可还是哗哗流汗，这时我们看到理查大踏步穿过崎岖不平的冰碛石旷地朝我们走过来。
	*
	昨天早晨，也就是周五黎明之前，理查、雷吉、帕桑和其他人赶来救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了山下的二号营地，在那里我和J.C.继续喝了一杯又一杯凉水。
	他们帮助昂・蚩力和拉帕・伊舍返回大本营，让帕桑在他建在大本营的医疗帐篷“医务室”里治疗他俩的冻伤，我本以为这期间他们会把我和J.C.留在二号营地，不过理查坚持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回大本营，也包括诺布・切蒂，他的脸冻伤了，现在抹着厚厚一层鲸油和白脱油。喝了大量的水和一些热汤之后，我和让-克洛德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可以和帕桑及另外六个夏尔巴人徒步穿越槽谷，不过昂・蚩力就需要别人用临时搭建起来的担架抬着，拉帕・伊舍则依靠他的一个夏尔巴人朋友在一边搀扶他，一瘸一拐地下山。虽然我们灌下去了这么多杯水，居然没有一个人会憋不住要在下山途中停下来撒尿，由此可见，我们初期的脱水症状是多么严重。
	在21,500英尺高的三号营地困了两天两夜之后，感觉海拔只有16,500英尺的大本营的空气是那么浓，足以让人在里面游泳。而且呀，在帕桑医生的“医嘱”下，我们六个人都从挑夫们背到三号营地的其中一个吸氧装备中吸了一些“英国空气”。周五下午把我和让-克洛德从医务室打发走之后，他把一瓶连接着两个吸氧装置的氧气罐送来给我们，调节器的流量仅为每小时一升氧气，他还清楚而有力地嘱咐我们，到了晚上，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醒来，只要喘不过气，或感觉冷，就要吸氧。
	有了“英国空气”的大力相助，我和J.C.睡了整整十三个小时。
	*
	我和让-克洛德四肢伸开躺着我们的睡袋上，一半身体露在帐篷外面，理查蜷缩在我们身边，酷热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理查上半身只穿了一件衬衣，可下身还穿着厚羊毛提灯裤和高绑腿。
	“哦，我的最后两位病人怎么样了？”他问。
	我和J.C.都坚持说我们感觉好极了，睡得好，今天早晨吃早餐时胃口大开，没有出现冻伤的迹象，也没有“高山疲劳”后遗症，而且我们并没有言过其实。我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再次经过槽谷和冰川前往三号营地，现在，马上，随时都能出发。
	“很高兴你们感觉好多了，”理查说，“不过现在不急着去三号营地。再休息一天。有一个观点我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都赞同，那就是往高处爬，在低处睡。特别是二位老弟连着三天晚上又是挨冻又是被风吹的。”
	“没带我们你就去爬了那面通往北坳的冰壁啦？”让-克洛德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既失望又带着责备。
	“没有，”理查说，“昨天和今天早晨我们一直在加固通往三号营地的路，并且监督夏尔巴人把更多的装备运到那里去。雷……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现在在二号营地，今天一整天我们都要来回搬运东西。我和她都认为到了明天我们就更能适应三号营地的环境了，如果你们两位可以在明天下午晚些时候到达那里的话，我们可以在周一早晨尝试攀登那面通往北坳的冰壁。”他拍了拍让-克洛德的胳膊，“我可是指望你在冰雪中给我们带路呢，老伙计。我向你保证，在你准备好之前，我们决不会登上北坳。再说了，今天北坳上的风太大了。或许到了明天或后天风会变小。”
	“风？”我说。大本营连一丝风都没有。
	理查转向另一边，然后伸出左臂，仿佛是在介绍某个人。“看那里冒烟了。”他说。
	我和J.C.一直都对蔚蓝的天空和珠峰北壁上方炫目的皑皑白雪感到惊奇，不过此刻我们注意到风居然在这么高的地方刮着。山峰上和北部山脊上浪花溅沫般的雪向左边飘去，一直飘向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太神奇了，”我说，“槽谷那里也这么热吗？”　
	“高出20多摄氏度吧，”理查笑着说，“我的温度计显示，在一号和二号营地之间，冰柱中间的温度超过了38摄氏度。冰川上的温度更高。我们一直给挑夫大量的时间休息，还给了他们很多水，就算这样，在他们步履蹒跚地爬上三号营地之后，还是累得站也站不住，东西也吃不下。”
	“他们的负重有多少，理查？”
	“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时，都不超过25磅。大部分只有20磅左右。”
	“这样就得多来回几趟了。”让-克洛德说。
	理查只是有些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今天早晨我们那四位朋友怎么样了？”我意识到我该先问问我们那四个夏尔巴人怎么样了，于是我开口问道。
	“巴布・里塔和诺布・切蒂已经开始再次挑运装备了，”理查说，“拉帕的脚都变黑了，不过帕桑医生说他的脚指或许能保得住。但昂・蚩力的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帕桑说至少要和昂的所有脚指都说再见了，没准两三根手指也保不住。”
	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震惊。周四早晨，在三号营地，我们帮着昂把他那已经变形的双脚塞进靴子里，那时候他的脚就肿得老高，而且被冻得硬邦邦的，变成了白色，昨天，我们几个人全在医务帐篷里，我倒是知道帕桑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治疗这两个夏尔巴人，不过我不知道结果居然是要截肢。
	“其他一些夏尔巴人已经开始给昂准备新的‘大人们的靴子’了，他们在脚尖那里塞入楔形物，以便弥补他那些很快就会失去的脚指。”理查说，“昂的斗志非常高。帕桑可能会在周三切除他的脚指和手指，昂的三根手指看上去糟透了，都变成了棕色，而且已经萎缩、干瘪，样子就像埃及的木乃伊。昂坚持要在下周周末重新开始挑运装备。”
	他说完之后，一阵庄严的静肃随之而来。最后还是让-克洛德开口说：“你肯定不需要我们今天就登上三号营地吗，理查？我和杰克感觉很好，完全可以爬山，而且我们也可以把装备从这里背上去。”
	理查摇摇头。“我不希望你们背装备，即便明天你们上山时也是一样，要登上那座通往北坳的山壁，需要非常大的体力……那道斜坡大部分地方的雪都有及腰深，而且你们也见识过了那面蓝色的冰壁，马洛里心爱的冰隙曾经就在那儿。我和雷吉会把周一早晨开路的任务留给你们两位老兄。我们则跟在你们后面，架设固定绳索和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
	“别忘了我的自行车。”J.C.说。
	理查点头。“明天你可以把自行车和你的个人装备一块背上去，”他说，“反正也不会增加多少重量。”
	我们总共徒步跋涉了五个星期才到达珠峰，在这期间，让-克洛德的“自行车”就是一个调侃的对象，一个真正的奇珍异品。在我们重新打包骡子或牦牛驮背的装备时，只能偶尔瞥见一眼那辆自行车的车座、脚踏板和车把。我知道那压根儿不是真正的自行车，因为根本就没见过自行车轮胎或轮子，而且几个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见到自行车框架上连接着非常奇怪的可折叠金属法兰，不过似乎只有J.C.和理查知道那该死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气能够一直这么美好，”让-克洛德说，“当然了，这可怕的燥热除外。”
	“我肯定，太阳毒辣辣的，今天北坳上的气温会超过38摄氏度，不过至少风停了。”理查说。
	“周二和周三晚上待在三号营地时，”我说，“我们都肯定季风季节已经开始了。”
	“还没有，”理查说，“还没有。”他拍了拍他那穿着羊毛裤子的大腿，在蜷伏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站了起来，“我再去看看昂和拉帕怎么样了，还要和帕桑医生聊几句，然后带几个小伙子跟我一块儿上山。我们会把装备运到三号营地去，今晚日落之后收工。”
	“理查，”J.C.说，“你是不是忘了问我们什么事儿了？”
	理查咧嘴笑了。“噢，先生们，”他说，“从你们这趟运送装备到三号营地的小型探险中，我们都得到了什么经验教训？”
	我和让-克洛德哈哈笑了起来，可没等我们说话，理查就挥了挥一只手，然后大踏步朝医务室帐篷走了回去。

6
	1925年5月11日，星期一
	这一天是个尝试攀登珠峰的好日子。
	很不幸，我们只能从珠峰侧腹发起冲击，尝试在天黑之前登上北坳，并在那里建立脚支点。早晨7点刚过，我们就从三号营地出发了，第一队有四个人，用绳子拴系在一起，让-克洛德领头，然后是我，第三位是理查，最后是理查那位登山能力最强的贴身老虎夏尔巴人尼玛・特仁。第二队由雷吉打头，她后面是总笑嘻嘻的夏尔巴人巴布・里塔，另外三个老虎夏尔巴人在他后面，给这根绳子发挥锚固作用的是理查的贴身大个子夏尔巴人登津・伯西亚。帕桑依旧在大本营里照顾昂・蚩力和拉帕・伊舍。
	事实证明，理查并没有像他承诺我们的那样，在这个周末无所事事。雪很松软，从三号营地徒步行进到那道巨大的斜坡脚下，一路上要穿过及腰深的雪，非常累人，这原本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甚至更多。可理查、雷吉和几个夏尔巴人昨天已经冒着酷热开辟了道路，所以我们只用了三十分钟就来到了真正的斜坡脚下，并且做好了攀爬准备。
	过去的几天里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白天阳光的照耀下，最上面几英寸的雪能融化掉，到了晚上，三号营地之上非常寒冷，这些表面上的雪能够冻硬，可以像冰一样坚固，这样我们就能使用新型12爪冰爪。现在就是进行测试的时候了……我和J.C.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俩不需要再捣蛋了，不需要再像在威尔士时那样，假装自己是真正的喜马拉雅山脉登山者了。让-克洛德新设计的冰爪、破冰锤、祝玛和其他设备，还有理查的奇迹绳（每次我们用这种绳子下山，而不是劈凿出踏脚处下山，都是在用性命当赌注），这玩意儿要么功效神奇，能够免去耗时多日的重复劳动，要么就是被证实是一堆代价昂贵的错误，而且足以致命。有一个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能否赶上理查设定的登顶日期5月17日，就看我们是否可以快速征服北坳。
	最初300英尺那段距离无异于一道陡峭的斜坡，马洛里和在他之前的一些人——也包括理查——都花了整整好几天用冰镐为挑夫在结冰的积雪表面开凿出脚支点。甚至是在那时，那些踏脚处很快就被风吹来的雪和新下的雪填满，因此需要更多时日来进行“维护”开凿工作，在21,000英尺之上，这可是个沉重的活儿。而且为了把挑夫的费力程度降到最低限度，登山者以前还需要按照简单的Z形路线来来回回地在雪坡表面上开凿出踏脚处。
	今天则是另外一番光景。
	让-克洛德言而有信，果然用他的冰爪在这道1000英尺的斜坡上开凿出了一条路，与他右边7名夏尔巴人在1922年的雪崩中丧生的位置成一直线，之间相隔大约100码远。虽然只是在坡底附近，我们还是安装了固定绳索，这道斜坡风险较小，位于较为陡峭的斜坡底部，所以我们用的是较轻的八分之三英寸“马洛里棉绳”，而且每隔大约50英尺，让-克洛德就会停下来，这时候我就会用木槌把又长又尖顶端带有孔眼的支柱凿进斜坡里。我们都背着一卷卷沉重的绳子（背包里还有很多），这种较细的棉绳消耗得很快。
	相比在及腰深的雪中前进、开凿踏脚处，使用12爪冰爪“开路”要容易得多，可纵然如此，没多久我还是听到了让-克洛德沉重的呼吸声。我们所有人全都进入了这样的节奏，走三步，停下来，喘气，然后再向上走三步。
	“现在该用氧气了。”两条绳子上的人排成一条长长的垂直线，在我们再一次停下来的时候，理查喊道。
	这是理查定下的规矩，在22,000英尺之上，所有可能的登顶者都要使用氧气罐。我们登山时并没有使用全套吸氧设备，J.C.给我们五个白人和登津・伯西亚每个人分离出了一罐氧气，我们把这个单个氧气罐及其调节阀放进我们的背包里，没有使用芬奇改进过的金属背物架。那些全套的吸氧装备要留待在北坳之上冲顶时使用。至于其他四个夏尔巴人，则要看看他们能不能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登上北坳。
	“我真不需要英国空气。”雷吉冲上喊。
	“我还好。”J.C.站在我们上方向下喊。
	理查摇摇头。“随便把调节阀调到最低的流量，不过从这里开始，在剧烈的攀爬时我们要一直使用氧气。”
	我假装很不情愿使用氧气，可其实昨天一整天没骚扰我的头疼现在正试图反击，每次短暂停歇时，我大口喘着气，头就会随着我的脉搏一起抽痛，我把吸氧罩置于护目镜之下，罩在脸上，听到氧气输送时发出的轻柔咝咝声，我立马就感觉头疼好多了。流量开关可以设定成每分钟1.5升，这是最低流量，也可以设定成每分钟2.2升。我选择了较低的流量。
	片刻之后，我就感觉好像有人给我注射了一剂强力兴奋剂。那道雪坡的坡度开始大幅增大，也更加危险，第一根绳子上我们四个人之间以及雷吉和她那队四个夏尔巴人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缝，可J.C.攀登的速度还是快了一倍。巴布・里塔和其他三个挑夫神经麻木地负重登山，一开始倒也没问题，不过很快他们就跟不上我们这些用了氧气的人的步伐了。
	果然和我们预计的一样，到了一个位置，那些马洛里式晒衣绳用光了，理查示意我们转而始使用他那种较为沉重的奇迹绳。此时斜坡已经非常陡峭了，我们完全可以借用绳索下降——如果我们学会相信新绳子可以让我们安全地从这种前所未闻的高度下降的话。接下来我们开始把余下的带孔眼桩子凿进斜坡之中。
	我们下一次暂停是在上午11点左右，在我们等着雷吉和她的老虎队赶上来的当儿，我才意识到，在这面1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之上，我们已经攀登了600多英尺了。这里无遮无掩的——从此处望去，三号营地的帐篷显得非常小，而且距离很远——可固定绳索紧紧拴系在每隔一段距离就楔进的冰锥上，12爪冰爪难以置信地紧紧抓牢冰雪，还有那些短破冰锤，这个组合给了我们真正的安全感。
	我们在那面近乎垂直的冰壁下方200英尺处休息，这时候理查打手势示意我和J.C.交换位置。让-克洛德则示意他还有的是力气，可理查只是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手势。就在我和J.C.站在垂直线上交换位置的一刻，我们身上的绳子解开了，也没有人保护我们。现在由我领头了，于是我调了氧气罐调节阀，把1.5升最小流量调到了最大每分钟2.2升流量。氧气应该足够我登上北坳，不过过一会儿我还是会降低流量。我敢肯定，理查还是希望让-克洛德领头攀登那面赫然矗立在我们上方的垂直蓝色冰壁。
	我承认，我现在既兴奋又有些失望，兴奋的是在这次探险中我终于处于领头地位了，失望的是我不是第一个只凭借12爪冰爪、每只手拿一把短破冰锤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攀登冰壁的人。这个荣誉属于J.C.。
	趁着我们在垂直冰壁下方陡峭的斜坡冰面上停住的当儿，我把所有的鹅绒衣服都脱了，把它们塞进背包里，只穿着羊毛衬衫和棉内衣攀登，可我浑身还是被汗浸湿了。此时此刻，有那么一段时间内，东绒布冰川和北坳上方的整个凹地都暴露于阳光的直晒当中；我们下方的三号营地区域与我们有60层楼的距离，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洒满耀眼阳光的盆地。
	雷吉和她的老虎们——我可以看到50英尺开外巴布・里塔正露出白色牙齿笑着——追了上来，这时候一根很沉的奇迹绳被递到了我手里。在我们所有人都休息了一两分钟之后，我紧了紧我的氧气罩，使用冰爪和破冰锤，开始了我自己的攀登。
	就这样攀登了十五分钟之后，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在一座山上感觉自己如此强大过。我的头不疼了。我的双臂和双腿充盈着新的力量，同时我的心里则被一股全新的自信感填得满满当当的。
	这种J.C.说他从顶级德国登山者那里偷学来的新型冰川攀登方式有趣极了。我每隔大约30英尺就停下来，布置和紧固下一段固定绳索，现在这些绳索几乎垂直地悬挂在我们身边，不过我现在不会再每用冰爪楔进冰壁攀登四五步就停下来喘大气了。我感觉好似我可以像这样整日整夜不停地攀爬。
	我第一次开始相信我们这一小群人或许真有机会可以登顶珠峰。我知道，理查一直在考虑从五号或六号营地登上北壁，仿照诺顿上校在1924年尝试攀登大深峡谷的做法，也就是向黄色地带上方，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离开山脊，向右移动，抵达径直向上延伸到顶峰三角岩下方雪原的那道冰雪断崖，如果那道峡谷内的雪能够像北坳这面冰壁上的雪一样冻得这么结实，这个计划就应该行得通。一边吸氧一边攀登，拂晓前便从营地出发，信赖芬奇和雷吉的羽绒衣能够让我们承受住严寒，我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顶，然后在日落之前返回，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那便是登顶时也像今天这样，简简单单地用12爪冰爪和破冰锤就能搞定。
	赶在梦想超越现实之前，我不再胡思乱想。即便是现在，我也还是很清楚，在珠穆朗玛峰之上，没有什么会来得“轻而易举”。我听过理查的讲述，也读过和听过别人的经历，再加上我们在三号营地受的罪，我早就清楚地了解到，这座山可以给予一切，却也可以飞快而决绝地把一切收回。或许大深峡谷会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可我提醒自己，攀登珠峰的过程最终都不会与“简单”二字贴边。
	突然之间我们便爬到了那面垂直的冰壁上。我再一次停了下来，让我下方的理查使劲凿进冰锥，把最后一部分奇迹绳固定好，我喘着粗气，但没有用面罩吸氧，因为信任冰爪的尖头和两把冰镐深深插进冰雪之中的斧尖——我对它们的信任已经超过了今天之前我想象中的程度——然后我向后倚，抬头看着那面闪亮的冰壁，它是我们征服北坳的最后一道屏障。
	那面冰壁似乎无法攀爬。在我右边几码开外的地方，我能看到很多冰隙和翻滚的冰川漂砾，这些都是一年前马洛里自由攀爬过的冰隙的遗迹，我敢如此肯定，是因为我见过那次攀登的一张照片，而且也听过理查的描述。马洛里的移动方式既像蜘蛛也像体操运动员，在垂直的冰面上他可以快速攀爬，即便登山高手紧随其后攀登也模仿不来。那里就是桑迪・欧文的绳梯放下来的地方，不管是挑夫还是后来的登山者，都因为这架绳梯而受益无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带来了木绳结合的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不过我们计划从北坳这块突出的冰架顶端放下梯子，而不是在攀登时固定梯子。
	我冲着理查竖起了我的拇指，意思是说如果他觉得可以，我还可以继续领头攀爬那面垂直冰壁，不过他摇了摇头，然后回头看了看J.C.。J.C.就在理查下方，正处在现在看来极为陡峭的斜坡之上。理查把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掌冲上，这时他在问让-克洛德是不是还有力气可以领导最后的冲锋。我知道，如果让-克洛德做不到，理查会亲自带领我们攀登这面200英尺高近乎垂直的斜壁。这是理查在今天早晨的攀爬中没有领头的主要原因。
	J.C.竖起拇指，然后他把他的绳子和其他负重卸下，交给了在他边上的登津・伯西亚，他的氧气罩、护目镜和皮飞行头盔遮挡住了他的脸和脸上的表情。
	我和他再一次交换了位置，不过这一次更加小心翼翼，因为在这里脚一滑，摔下去可就没命了。在攀登这样的冰冻雪面和真正的冰川时，这些破冰锤效果非常好，可我们并不曾用它们进行过充足的自我防滑练习。
	然后我们再次把自己系在了绳子上，我呼出了一口气，到现在我才注意到自己之前一直屏气凝神来着。这倒提醒我该把我的氧气流量调回到最低的1.5升。
	在雷吉身后的那些夏尔巴人，除了总是笑眯眯的巴布・里塔之外，看上去全都又累又焦急。他们全都穿着我们的试验登山安全带，雷吉还帮着他们每个人把登山扣扣在固定绳索上，不过我注意到每一个夏尔巴人（再次除了值得信赖的巴布・里塔外）还牢牢地抓住那根绳子，他们抓得特别紧，其实仅仅为了得到一些安全感，根本不必抓得这么紧。
	突然间雷吉把她身上连接着夏尔巴人的绳子解开，并快速地把一根30英尺长的奇迹绳系在尼玛・特仁的安全带上。在无绳的情况下，她不停爬上爬下，使用她的长冰镐在冰雪之上为每一位挑夫开凿出更多的碗状坑窝。接下来她向他们说明，通过倒换双手（这样就用不着彻底松开能让他们安心的固定绳索了），他们可以慢慢转过身来，把屁股降低到那些碗状的凹陷里，不过其间要一直把普通10爪冰爪嵌入他们身下的冻雪之中。看着他们坐在这面近乎垂直斜坡上的雪座里，我真高兴我们给老虎夏尔巴人带来了内衣、沙克尔顿斜纹防水布料制成的厚羊毛裤子。美景映入眼帘，巴布・里塔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现在是时候给让-克洛德的新型登山设备和技术来一次终极测验了。
	*
	因为一直伸着脖子看，我的脖子直疼，而且我发现我正以更大的幅度向后倚靠，这或许是因为我太相信我的冰爪爪尖和破冰锤的斧刃了。不过，要想看到让-克洛德的绝技其实并不难。
	正如他在威尔士攀登那些安全得多的冰川一样，在这面近乎垂直的冰壁上，J.C.一边用冰爪踢进冰壁，一边向上攀登，如同在驿站平房的墙上爬行的壁虎。在攀登最初的50英尺时，他身上还系着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绳子，而我和理查都把我们的冰镐整个插进了冰雪之中作为我们的支撑，给他做保护。可这条超长的绳子用完了，他便把一枚冰钉凿进冰壁之中，解开了我们的保护绳索，把他的奇迹绳系在冰锥上作为保护。在攀爬这面200英尺高的冰壁过程中，他每爬大约50英尺就会这样做一次，否则他一旦摔下来，就会是在无绳情况下垂直跌落。而若在垂直跌落了400英尺后，就连理查的奇迹绳也会因为支撑不住他的体重而断裂。
	在那面冰壁上爬了大约三分之二距离的时候，J.C.停了下来，把手伸进背包里摸索，然后拿出了他的氧气罐。我和理查交换了一个愧疚的眼神，本来的计划是要让-克洛德带着新氧气罐爬这面近乎垂直的冰壁，将之开到每分钟2.2升全速流量。可我们都忘了给他换氧气罐了，甚至是让-克洛德自己都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他只顾着赶快开始我们今天攀爬中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
	此时他摘下氧气罩和自由悬垂的调节器与各种管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背包里，同时把空氧气罐拿了出来，用身体把氧气罐按压在冰壁上，这时用那只没有执物的右手拧开了连接处的螺丝。
	J.C.一边喊了声“下面的人当心”，一边把空氧气罐摇摆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用力把它扔到了我们的右边。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做这些动作，既高兴又害怕，在下落1000英尺的过程中，氧气罐一开始先是碰到冰壁弹起，然后又从冰雪上弹起，最后掉到了下面的冰川之上。氧气罐反弹时发出的声响动听极了，最后一次从一块冰雪覆盖的砾石上弹跳时发出的声音尤为美妙。
	理查把他自己的面罩拉下来。“需要更换位置吗？”他冲上面大喊。
	在有风的日子，这样的叫喊声绝对会被狂风的呼啸声淹没，可今天太平静了。我用前臂位置的汗衫把汗擦干，即使现在我们站在垂直冰壁下方的斜坡上，只有一只手臂拉住固定绳索，冰爪的两个前爪和我们左手的破冰锤依然可以支撑住我们。
	让-克洛德笑了，摇摇头，然后抬头看看他上方尚未攀爬的部分。接下来他开始再次移动起来，他停下来的次数多了，移动也更为缓慢，不过依旧在平稳地攀登。
	又过了十五分钟，我们看到他强行直立起身体，完全依靠冰爪爪尖支撑身体，然后伏向北坳边缘，把右手的破冰锤深深插进我们看不到的水平寒冰之中。然后他的身影便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头和肩膀部位重新出现，有一根绳子开始蜿蜒垂下。很显然他在北坳表面上安装了锚固点，并用绳索把身体连接在上面。
	“把梯子递上来！”让-克洛德大喊。
	我们依言行事，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这八个人或坐或站在最后这面垂直冰壁下方的冰崖上，先是为他送上了一阵欢呼。
	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分为好几段，每段长50英尺，全部四段梯子连接到一起，正好可以够到北坳的边缘。因为担心每段梯子之间的连接物不太牢靠，J.C.又爬下这些50英尺一段的梯子，使用剪短的奇迹绳、冰锥和更多的登山钉加固了连接处。这是一项非常费力的工作，等到把最后一段梯子固定好之后，J.C.已经汗流浃背了。这时候他也来到了那面冰壁的底部，和我们待在一起，我们用力拍打他的后背和肩膀，在高海拔的稀薄空气下，我们的声音非常嘶哑，却也充满了庆贺时的喜悦之情。
	理查把他身上和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绳子解开，然后顺着绳梯爬了上去，冰爪咬合住木制横挡，由此向夏尔巴人和我们余下几个人展示他完全信任这些绳梯。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爬了上去，雷吉退到后面，在夏尔巴人都上去之后才爬上来。我则跟在我的老朋友巴布・里塔后面，他像只猿猴似的顺着绳梯向上爬，居然边爬边向下看，还冲着我笑，我不禁替他紧张起来。我真想对上面的他大喊，让他记住三点接触规则，即在登山时务必保证身体的三个部位接触到固定的物体（比如说双脚一手；双手一脚，诸如此类），我得摘掉我的氧气罩才能喊出来，可现在我还享受着“英国空气”带来的好处呢，所以舍不得把它摘下。巴布爬了上去，倒也没出事儿。我们攀爬最后一段距离，从梯子上翻到北坳边缘，因为有些紧张，所以全都有些左摇右摆。巴布把手伸出来，等着我爬上去，然后他用两只强有力的手抓住我的手和前臂，帮着我膝盖着地，然后站起来。
	我走了几步，离开梯子顶端，然后看着这片令人头晕目眩的区域。
	我们已经登上了前几支探险队搭建帐篷的“架岩”，这片区域是北坳北边的一片塌陷区域，较高处的冰脊则形成了一道完美的防护墙。然而，1922年时这里大到可以让探险队搭建几十顶帐篷。到了1924年，这里便收缩成了30英尺宽的冰架，只能搭建很窄的一排帐篷。此时此刻，冰架竟然只有不到10英尺宽了。现在这里太接近悬崖了，而且非常狭窄，根本不能用来搭建我们的四号营地。
	不过这里依然是个整休的好地方，几乎所有人都沿着冰架南壁弯着腰坐着。我走到一行人的最边上，和他们一起弯着腰坐着，过了一会儿，雷吉和最后三位夏尔巴人也爬了上来。她用尼泊尔语和藏语提醒他们现在不要把装备卸下来，因为他们还得爬过这道快要垮掉却被冰脊围绕的冰架，然后她在我边上坐下，把刚才对他们说的话告诉了我。
	狂风和雪崩卷走了冰架上前几支探险队留下来的所有帐篷和使用过的痕迹，只剩下我们脚下一座倒塌的绿色帐篷，帐篷帆布已经被风撕扯成了碎片，一根帐篷杆依旧斜插在冰架上。我用我的冰爪戳着绿色的帆布，对雷吉和让-克洛德说：“想想吧，马洛里没准儿就睡在那里呢。”
	“绝无可能，”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说，“这顶帐篷是去年八月我和帕桑搭的，在这里被困的一个星期中，我们就住在里面。”
	我早就关上了我的氧气阀门，氧气罩垂在胸口，可现在我真希望面罩还在我的脸上；这样就没人能看到我的脸腾一下涨得通红了。良久，我们就坐在那儿，望着眼前难以置信的奇景，大部分东绒布冰川从我们脚下蜿蜒延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号营地），在我们左边，巨大的章子峰直冲天际，右边，突出的珠峰山肩和东部山脊划破天空，延伸成为陡峭的锯齿状群峰。
	让-克洛德看了看坐成一排的我们几个人和夏尔巴人，说：“教会执事哪去了？”
	“你说的是迪肯先生？”雷吉说，“他带着尼玛・特仁和登津・伯西亚以及一大堆竹枝走了，去找更好的地方搭建四号营地。”
	“那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我问。
	我和J.C.费力地站起来，我又把氧气阀打开。我们走到了一道狭窄的冰上，冰的一边是夏尔巴人伸开的腿和冰爪，另一边则是连接冰川的1000英尺高悬崖，然后我们走到了能看到理查和那两个夏尔巴人脚印的地方，跟着我们翻过这片冰架区域，来到了北坳之上。
	来到了真正的北坳之上，我和让-克洛德不由得停下脚步，目瞪口呆地凝视着眼前的景象。整个珠峰北壁现在就矗立在我们面前，仿佛有人把剧场的帷幕拉开了一样。在我们的左边，在最后几座被雪覆盖的巨大冰塔那一边，北部山脊从北坳的这座山口处赫然耸立，北部山脊这道斜坡有4500英尺高，与海拔27,636英尺的东北山脊相接，而理查依旧称之为珠峰东北山肩。从我们上方远处的北部山脊和东北山脊相连处，沿着山脊线向右徒步1英里就能到达真正的珠峰顶峰。从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放眼望去，这座山的北壁，也包括诺顿的峡谷在内，看上去是绝对的垂直，不过我知道，从山脚处看到的山景都很有欺骗性。那道峡谷或许依旧是我们最大的赌注，尤其是狂风大作，我们根本无法登上山脊线。
	用不着拿望远镜，我和J.C.就能清楚地看到我们面前北部山脊大约三分之二高处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些微微倾斜，理查计划把我们的五号营地设在这里。在那片区域之下，北部山脊包含一块不规则的圆形扶壁状凸出岩石，这块岩石并未延伸出很远，便融入进了一座弓形舌状冰雪山壁，而这座冰雪山壁则连通着北坳上我们所处的这座被雪覆盖的低矮山口。
	说来也真够怪的。我们不费力就能看到从顶峰之上刮落下来的浪花溅沫般的雪，在明亮蓝天的映衬下，这些雪末仿佛一条20英里长的白色围巾，更多的雪末从东北山脊和北部山脊较高的地方飞扬起来，这些雪末仿佛被巨风吹起，可在北坳之上，就连一丝风都没有。我还记得理查说过，他、马洛里和其他人在1921年执行侦察任务时第一次到达这个地方，狂风在北坳顶上到处肆虐，风力极为强劲，人就连几秒钟都站不住，可唯独我们后面现已变得越来越小的冰架上连一丝风都没有。当时要想经过我和让-克洛德现在所走的地方肯定必死无疑。我心想，一次是在入冬后和季风季节来临前这之间一段很短的时间节点内攀登珠峰，另一次是在季风季节期间攀登珠峰，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此。
	理查和两个夏尔巴人绑着冰爪的登山靴在雪地里留下了非常清晰的脚印，我们跟着这些印记向西走去，翻过了那道冰架。在我们身后，雷吉已经让巴布・里塔和其他三个夏尔巴人行动起来，不过在23,000英尺的海拔之上，背着装备的他们只能沉重而缓慢地走着。如果有任何夏尔巴人在这个海拔高度生病，按照计划，就要给他们吸氧；如若不然，就只有我们四个高山攀登者在北坳之上使用氧气。
	出于某种原因，我从没想过北坳之上会有张开大口的冰隙。北坳之上当然应该存在冰隙，北坳上的冰不停地开裂，然后坠向低处的东绒布冰川。尽管我看过不止一遍前几次探险队员的叙述，也听理查说起过我们必须穿越北坳顶上的冰隙，可我始终认为北坳顶上应该是一片平滑的表面。
	事实并非如此。顺着那三个人的脚印，我沿着狭窄的山脊穿越极深的冰隙，这时候我意识到我们要再一次穿越冰隙了。我们翻过一座巨大的雪桥，理查几分钟前用插着红旗的竹枝在雪桥上做了标记，我们时而绕行，时而穿过一连串倒塌的巨大冰塔，这些冰塔通往一道向上倾斜的斜坡，那道斜坡比较宽，布满了更多的裂缝，最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理查、尼玛・特仁和登津・伯西亚正搭建营地的地方。那里是一处避风处，位于一片巨大的吹积物和冰塔之间，靠近北坳的南脊，而在那个地方上方，正是北坳与向上延伸的北部山脊冰雪山坡的相连之处。
	我的目光一直向上，定格在了珠峰的北部山脊和北壁上。我能清楚地看到山脊和山壁上那些向下倾斜的黑色花岗岩石板，有些石板只有一部分被雪覆盖，其他石板则闪闪发光，仿佛表面结了冰。大部分阿尔卑斯山攀登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喜欢攀登这种向下倾斜的岩石石板。爬这样的石板，特别像爬一些哥特式教堂的陡峭斜坡，斜坡上的瓦片滑溜溜的，危险至极。有时候，这些石板瓦会在你身下断裂。
	这些冰隙就像迷宫一样，穿行其中的路线只用很少几根插着红旗的竹枝来标记，于是我和J.C.只好用绳子与三个夏尔巴人及雷吉系在一起，排成一条直线，继续迈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向上朝着这个四号营地的新地点走去。
	我们刚一到理查和他的两位贴身夏尔巴人所在的地方，我们的朋友们便立刻卸下他们的负重，瘫倒在雪地之上。这时候先我们到达的夏尔巴人刚好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搭建好了一顶大温伯尔帐篷和两顶较小的米德式帐篷。依靠最后一点儿氧气，我把我自己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包括一个10磅重的米德帐篷和三个睡袋，今天我就是背着这些东西登山的。
	我们带来了很多水，数个装着热水的暖水瓶，还有一些轻便的食物储备：大部分都是巧克力、葡萄干和其他高热量零食。不过我们今天背负的东西主要是搭建四号营地所需的帐篷和睡袋，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用这些东西搭建五号营地。一位夏尔巴人背来了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普里默斯炉，不过，有了我和J.C.在三号营地险些丧命的教训，每一个营地都接到了命令，至少要持有两个酒精炉，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多功能乌纳炉和梅塔固体燃料。理查不想让高处的营地冒险，导致那里的人无法融雪烧饮用水、茶（在这样的海拔高度，喝到的茶都是不冷不热的）和汤。
	在向夏尔巴人讲明把什么东西搭建在什么地方之后，雷吉站在理查身边，相当迟疑地望着那些挡在我们和北部山脊之间的巨大冰塔。“你肯定这些东西能抵挡住狂风吗？”她问。
	理查耸耸肩。他的眼中闪烁着真正的喜悦，在玛特洪峰和其他地方，每当他发自内心地享受登山乐趣时，我就能看到他这个样子。“1921年和1922年，我们常常注意到，在北坳西端这一片周围有巨大冰塔环绕的避风处中，风要小得多。”他说。他的氧气罩垂在胸口上，并未使用。“而且，泰迪・诺顿告诉我，去年的时候，除了那道冰架，他还会选择这里搭建四号营地。”
	雷吉看上去并没有完全被说服。我提醒我自己，她和帕桑被困在北坳之上一个星期，那时候狂风肆虐，苦不堪言，每时每刻都担心他们的帐篷——在冰架上我轻轻碰过的绿色帆布碎布和断裂的帐篷杆——会被巨风卷下北坳。北坳自此便成了她焦虑的根源。
	“从这里很容易就能爬上北部山脊，”她终于开口说道，“而且相比从前设在冰架上的营地，这里比较适宜我们在深夜从五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过来……冰架那里冰隙太多了，天黑之后根本躲不开。”
	理查点点头。雷吉用英语和尼泊尔语给夏尔巴人做了更多指示。她希望帐篷的开口处面向闪闪发光的巍峨章子峰，那一边，正是东方。
	夏尔巴人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这时候我们四个人找了地方坐下来。J.C.和理查坐在卷起来的睡袋上，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向西望着冰塔上方能够看得见的部分北部山脊。我走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
	“今天还要接着攀登吗？”我问。
	理查摇摇头。“今天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我们要返回二号营地，晚上睡个好觉，明天至少要用绳子把夏尔巴人连成三队，把食物和其他补给背到这里来，也包括在更高营地使用的装备。”
	“你是想后天尝试登顶吗？”让-克洛德对理查说。
	他笑了，但是没有回答。
	这时候雷吉开口了。她的声音非常坚决。“你忘了吗，我们必须去寻找珀西瓦尔勋爵。”
	“一点儿也没有忘，夫人，”J.C.说，“我一直把搜寻当成我们此次登山的一部分。”
	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随后我开口说：“北坳之上的那些冰隙怎么样？我们不应该检查一下那里，搜索……搜索……珀西瓦尔勋爵吗？”
	“嘉密・赤仁报告说他看到三个人在东北山脊之上，”雷吉说，“然后就只能看到一个人。我认为，我们只有到达那里，才能发现关于我已故表弟尸体的蛛丝马迹。我知道，去年八月的时候，此处和马洛里的五号营地之间没有任何痕迹。而且去年夏天，我和帕桑把提灯降到了这里所有的冰隙之下。什么都没发现。显然我们没有必要去搜寻那些新出现的冰隙。”
	“这么说，今天我们要做的事儿，”我说，“就是吃完午饭，把四号营地搭建好，然后下山回到二号营地，夜里睡个好觉。”
	“就是这样。”理查说，对于他声音中夹杂着的轻微讽刺语气，我一点儿也不感觉惊讶。
	*
	理查带领我们下山。下山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如果夏尔巴人能像我和J.C.那样——我们完全是在测试奇迹绳——整个下山过程都借助绳索的话，速度会更快。在我们上方北坳的最西端，我们留下了六顶牢牢固定的帐篷，包括两顶温伯尔帐篷和四顶米德帐篷，并把补给品稳妥地放在里面，包括睡袋、毯子、各式炉子和梅塔固体燃料，并把煤油放在了帐篷外。
	我和让-克洛德自告奋勇最后下山，这样就可以测试一下借助固定绳索下山时绳索的坚固度如何（不过我们动了一些手脚，那就是在对方借助绳索下山的时候，我们还是为对方做了保护），而且在那样无遮无拦的海拔高度借助绳索下来绝对是一件惊险刺激的事儿。我和J.C.原以为今天的攀登比较容易，谁都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好玩儿。
	我们终于从较低处那面斜坡的固定绳索上下来，那天早晨我们都认为，靠近三号营地的斜坡最低处大约200英尺距离根本用不着架设固定绳索，因为那里完全是一道相对平缓的雪坡。这时候我们发现巴布・里塔正站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不停地用穿着靴子的双脚踩跺地面保暖，而夜晚的阴影越来越浓重。他已经把冰爪取下来了（冰爪和我们的新硬挺登山靴还有唯一的缺陷，那就是冰爪的带子往往会阻隔血液循环，如此一来，虽然我们在新设计的“硬挺”登山靴中多加了好几层毛毡，还是会感觉双脚冰冷），此时我和J.C.也脱下了冰爪。
	“今天非常棒，是不是，杰克大人，让-克洛德大人？”巴布问，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非常愉快的一天，巴布・里塔。”我说。我们三个人开始向下方走去，每走一步脚都会深深陷进雪中。本来相安无事，可我偏偏心血来潮地说，“巴布，你愿意见识一下真正的登山者是怎样下这样的斜坡的吗？”
	“哦，是的，杰克大人！”
	我先确定我的冰爪牢固地拴系在我的背包外面，而且如果我掉下去或者不得不自我防滑时，拴在这个位置上的冰爪不会刺到我，然后从前面一队人踩踏出来的槽谷中跳出来，把我的长冰镐放在外面，开始从这道长长的雪坡上滑降，我的钉靴在我身后踢出了一条如同雄鸡羽尾的痕迹，而长冰镐带镐头的一端则成了我的方向控制器。
	“看咱俩谁先到！”J.C.喊道，然后他跳上了在阴影下越冻越结实的雪面，“待在这里别动，布巴。当心，杰克！”
	让-克洛德的滑降速度比我快，很快就要超过我了。该死的夏蒙尼登山向导！像障碍滑雪赛那样，我们就这样一路滑向低处，在快到斜坡底部的时候，突然转向躲开为数不多的几块砾石，然后J.C.穿过了平地上那个想象出来的终点线，领先我至少15英尺。
	我俩在冰碛石边缘哈哈笑，使劲儿跺着我们冰冷的双脚，然后转过头，等待巴布・里塔踩坑开路，从那条落有深深脚印的槽谷小路上走下来。
	“我，一样！”那个矮个子夏尔巴人喊道，他离开前面的人留下的脚印，来到了冰冻的雪面上，把冰镐放在他的身后，当成舵杆，然后开始模仿我们滑降下来。
	“不要，千万别！”让-克洛德大喊，可已经太迟了。巴布飞快地从斜坡上滑降下来，像个疯子似的哈哈大笑。
	接下来他把冰镐的镐头或斧尖深深地按压进雪中，这是滑降初学者常犯的一个错误，引导尖端必须轻触雪面才行，结果他的镐头深深嵌入雪中。巴布开始猛烈地颠簸起来，然后他仰面摔倒在地，手臂伸开，后背冲下从斜坡上猛冲下来，速度越来越快，在他向下滑的过程中，他背包里的个人物品都散落了出来。如果说现在和刚才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此刻笑得更厉害了。
	“自我防滑！”我把手围在嘴边做成扩音器，大声喊道，“自我防滑，巴布！”
	他的冰镐已经掉了，不过他还有他的双手，如果把连指手套脱掉，他应该可以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深深插进雪中，从而延缓他的下降速度。我们已经给所有夏尔巴人培训了自我防滑技巧，并让他们进行了练习。
	可巴布现在身体展开，不停地打转儿，先是头朝上，然后头又朝下，双手和脚后跟仅能拍打着表面已经结冰的积雪。他猛冲下来，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一路上他都笑着，笑声越来越大。
	在距离斜坡底部只有50英尺的地方，巴布飞过了一道隐藏的雪坡。“哎哟！”他飞到了8英尺高的空中，此时依旧是头冲下，这时候他用英语喊道。
	然后，他撞到了一个看上去很像大雪枕的地方，撞击时传出了一声奇怪的声响，他的笑声戛然而止。他四肢伸开的身体旋转了最后三圈，在滑降到距离我们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和J.C.此时已经狂奔起来，踩坑开路，奔向那个突然沉静下来的夏尔巴人。我一直在祈祷，他只不过是有些喘不过气来而已。
	接下来，我们注意到皑皑白雪之上留下了长长一道红色痕迹。巴布头冲下撞到的雪“枕头”其实是一块被冰雪覆盖的砾石。

7
	1925年5月12日，星期二
	昨天夜里，也就是周一夜里，我们把已经不省人事的巴布从三号营地转移走。一听到我们的叫喊声，其他人立刻从帐篷里跑了出来，他们原以为会听到他的笑声，想不到听到的却是我们的呼救声。我们一帮人跪在地上，把昏迷不醒的巴布・里塔围在中间，此时的他依旧四肢张开，面部朝上。
	雷吉看了一眼这个夏尔巴人太阳穴上的肿块和一大片瘀伤，便把急救箱扔给理查，然后一边用尼泊尔语给另外两个夏尔巴人下命令，一边给他们指出方向，接下来她和他们一起跑回帐篷，用多余的帐篷帆布和帐篷杆组装担架。理查蹲伏在巴布身边，小心翼翼地扬起他那血流如注的脑袋，飞快地把两个纱布垫放到巴布头皮上大量出血的部位，快速缠绕纱布绷带把纱布垫固定住。他敏捷且淡定地用他的铅笔刀剪断绷带，把绷带打成结。
	“他还好吗？”我问。我的贴身夏尔巴人出意外了，我整个人，乃至我死气沉沉的语气，都表示我内疚无比，我要为这次意外负上责任。让-克洛德看上去同样很内疚。
	“头部创伤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理查说。他一直轻轻抬着巴布的肩膀，小心翼翼地触摸着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脖子和后背，一直向下摸到他的尾椎骨处，“我想他的脊柱没有受伤。我们可以移动他。我们现在能采取的最佳措施就是尽快把他运到大本营，让帕桑医生给他医治。”
	“挪动他真的安全吗？”J.C.说，他很久以前告诉过我，夏蒙尼向导全都接受过训练，对于从山上摔下来的人，只要有丝毫脊柱受伤的可能，或者严重的脖颈创伤，就绝对不能移动伤者。
	理查点头。“根据我刚才触摸后的判断，他的脖子没断。他的背部没问题。我觉得移动他比让他整夜留在这里危险要小。”
	雷吉和尼玛・特仁带着临时搭建好的担架回来了，他们把帆布对折缠绕在两根6英尺长的帐篷杆上，并牢牢扎紧。
	“我们需要人把他抬下山，”理查说，“我看得要六个人。四个人抬担架，另外两个随时替换这四个人。”
	“我们来抬他。”我和让-克洛德带着哀伤和内疚异口同声道。
	理查点点头。“彭巴、铎杰伊、登津、尼玛，你们四个人和两位大人一起下山。”
	雷吉飞快地给三个不懂英语的夏尔巴人进行了翻译。我之前看到雷吉已经取了两盏提灯和两套头灯回来。她一直等待着，最后我们蹲伏在毫无意识的巴布身边，数了三下，极为轻柔地把他从雪地里抬到已经展开的担架上。
	雪地上沾满了巴布的血，他的绷带已经被血染红了。
	雷吉默默地把提灯交给彭巴和铎杰伊，然后把头灯装备交给我和J.C.。“特比！”她叫在一旁守候的夏尔巴人中个子最高的那个。我记得特比・诺盖会说英语。“你来当通信员，先行一步，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告诉二号营地和一号营地的人，我们到达每个营地的时候，可能需要新的志愿者来抬担架。不过不要在这些营地浪费太多时间，你要尽快到大本营，看看帕桑医生是不是能够上山来接抬担架的人。一定要向帕桑医生说清楚巴布・里塔头部的伤势以及他是如何受伤的。大帐篷外还有一盏提灯，出发时拿上吧。”
	特比点了一下头，慢跑着离开了这道雪坡，跑过营地区域内被雪覆盖的粗糙冰碛石时一把拿起了提灯，片刻之间便消失在了冰柱后面，随后登上了冰川上的小路。
	让-克洛德抬起了担架杆的左前端，我则握紧右后端。尼玛・特仁抓住右前端，登津・伯西亚和我一起抬后面。我们再一次数了三下，然后把担架抬到了及腰处。巴布・里塔仿佛没有一点儿重量。
	“我们先在三号营地把明天需要背运的东西整理出来，一弄好就去追你们，”理查说，“告诉帕桑医生，我会带着所有人去一号营地或大本营。”
	向冰川下方行进这段路非常累人，尤其是因为漫长的白天里我们都一直在登山。在我们爬上冰川准备下山之前，雷吉交给彭巴一整套吸氧装置和装在背物架上的三个满氧气罐。她的主意是，如果我们累了，就可以离队，吸一些“英国空气”，同时让彭巴或铎杰伊接替我们。
	可我和让-克洛德都没有中途退出，我们用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山，经过了几个营地，甚至就连夏尔巴人都轮流替换了对方。我俩也经历了非常难熬的时刻，比如说绕道下山来到冰川上，然后向上行进，再次翻越数道陡峭斜坡。在这样的时刻之后，有那么一两次，彭巴把氧气罩先是举到了J.C.的脸上，又举到了我的脸上，我们吸了几口丰富的英国空气，继续抬担架下山。戴着仿羚羊皮棉织物面罩的巴布・里塔看上去就和睡着了一样。
	帕桑医生在一号营地迎上了我们，他让我们把担架放在几个箱子上，借着提灯的光亮，他给巴布进行了初步检查。
	“我想迪肯先生说得对，巴布的颈部和脊柱没有直接创伤，”帕桑说，“不过我们要把他抬到下面去。你们还抬得动吗，得去大本营呢，或者我去找别的挑夫来？”
	我和让-克洛德无论如何都没打算让别人来替我们抬起担架的这两个角。当然了，这态度挺荒唐的，因为这好像是我们在惩罚我们自己。不过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特别是我，的确应该受到惩罚。我至今依然如此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得像两个缺心眼儿的小学生，如果我没有大喊一声“瞧好了”，然后做出那样愚蠢的行为，巴布・里塔现在应该好好地在三号营地，一边吃晚饭，一边和他的夏尔巴人朋友嘻嘻哈哈。
	快到夜里11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大本营。医务室帐篷侧边的帘子掀了起来，这里的夜暖和得惊人。一丝风都没有。医务室帐篷挂着六盏煤油灯，咝咝声不绝于耳，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帕桑医生希望在这里做重要的医治工作，因为这里的空气不那么稀薄，比较暖和，而且光线也比其他营地充足很多。
	和我们一块下来的四位夏尔巴人回了他们的帐篷，我和J.C.则瘫倒在医疗帐篷的铺地防潮布上，与此同时，帕桑开始仔细检查巴布・里塔的伤势。我的双臂累坏了，我感觉我再也不能把它们抬起来了。
	帕桑医生先是清理了巴布的伤口，换上了新绷带，然后给他做了三十分钟检查，包括量血压，测脉搏，还检查了其他生命体征，这之后他一个字都没说。接下来帕桑拿出一个氧气罐，把氧气罩放在巴布的脸上，并把流量开到最大，又把两条毯子向上拉到这个夏尔巴人的下巴下方，然后把刚才用过的其中一盏提灯和两面镜子撤走，这时候我终于开口问：“情况有多坏，帕桑医生？”
	“他气息微弱，脉搏也很弱，呼吸困难，”帕桑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巴布头部撞击到砾石的部位出现了血肿，也就是说，那里形成了血块。”
	“你能治吗？”让-克洛德问。我知道这位登山向导见过很多人在山上死于大脑栓塞，这些人死前都是如此，要么是受了伤，要么是出现了高空病，从而导致肺部或大脑中出现血块。对于我而言，这只是个医疗术语而已。
	帕桑医生叹了口气。“氧气应该能起点儿作用。要是在正规医院，我会尽全力找到血块的准确位置，然后，如果病人无法苏醒，生命体征持续减弱，我或许会进行开颅手术。在这里，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最多能做的就是老式的环钻术。”
	“有什么差别吗？”我问。
	帕桑把他的大手放在巴布头盖骨缠着绷带的部位上。“做开颅手术的话，我会剃去巴布这部分头皮上的头发，然后切开头皮，没有X光机，我只能尽全力去猜测血块的位置以及该从何处切开头皮。接下来，我会在他的头盖骨上钻一个小洞，摘除一块头盖骨……我们称之为骨瓣。然后我会把所有压迫巴布大脑的头骨碎片取走，排出凝固的血块和积聚在一起的血液。如果大脑因为这次受伤出现肿胀，我或许会不把骨瓣复原，如此一来，从技术上来说，手术就变成了颅骨切除术。如果肿胀不严重的话，我就会使用小金属盘、金属线或手术缝合线把那片骨瓣恢复原位。”
	“这听起来挺简单的。”我强忍着顺着喉咙而上的恶心感挤出这句话。
	帕桑摇摇头。“这是现代的手术。在如今这样的情况下，借助我带来的手术工具，我只能做环钻术。”
	“那是什么？”
	帕桑似乎陷入了沉思中。他终于开口道：“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了环钻术。这种手术就是在病人的头盖骨上钻一个洞，露出硬脑膜，从而可以缓解大脑因伤后出血、血块或头骨碎片所导致的压力。我还真带了一个环钻来。”帕桑绕到一个装有手术设备的小箱子边，然后举起一个工具。
	“这不过是个手钻罢了。”我说。
	这位夏尔巴人医生点点头。“正如我所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头部穿孔工具。有时候倒也管用。”
	“你怎么封闭钻洞？”让-克洛德问。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也感觉挺恶心的。
	帕桑耸耸肩。“从理论上说，这样一个洞应该比骨瓣入口大，不过我可以用金属线或缝合线把这块圆形头骨缝合到原处，或者找个大小合适的硬币这种普通东西旋拧在头盖骨上。当然了，头盖骨上是没有神经末梢的。”
	“你要那样做吗？”我问，“我是说，在头上穿孔。”
	“除非迫不得已，”帕桑说，“在这种海拔高度做那样的手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而且这里的卫生条件也不好。况且他的头骨和头皮至少有三个部分碰撞到了那块砾石，所以我不能肯定血块的位置。我可不想在巴布・里塔的头盖骨上钻了三个孔之后还没有找到正确的位置。”
	“对不起，请允许我离开一下。”让-克洛德说着走出了帐篷。我以前还真不知道我这位法国朋友这么容易恶心。
	“我们观察巴布10到12个小时，”帕桑医生说，“如果他能苏醒，那我们就可以照顾他直至他可以乘坐担架出行，那之后就要尽快把他送回大吉岭。”
	我不禁想到了为时五个星期的徒步行进。如果翻越海拔较高的山口，会有近路直接通往锡金北部地区，可这些山口非常高，而且只在夏季中开放很短一段日子。不管是穿越肮脏的西藏山城这种长途行程，还是翻过暴风雪肆虐的危险高山山口这样的近路，似乎都不适合一个脑部受伤或刚刚接受了环钻术的人。
	让-克洛德带了两个大本营的睡袋回来。“我们今夜可以睡在医务室的铺地布上吗，帕桑医生？”他说。
	帕桑笑了。“我们有更好的法子。医务室帐篷后面用帘子遮盖的部分有两个空床，就在昂・蚩力和拉帕・伊舍睡觉的地方旁边。我来帮你们把床搬到这片主区域来。你们今夜可以留在巴布・里塔身边。”
	*
	我很晚才睡着，日出之后才进入梦乡，然后突然惊醒过来，因为我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出事儿了。我从睡袋里向外看，只见巴布・里塔正直挺挺地坐着，双眼睁得老大，咧开嘴笑着。帕桑就站在附近，双臂交叉在胸前。我把睡在我旁边床上的J.C.摇醒。
	“哦，杰克大人，让-克洛德大人，”巴布・里塔喊道，“太好玩了，我从前从没这样过！”
	我费力地向这个夏尔巴人挤出一丝笑容。J.C.只是盯着他看。
	“我太幸运了，死的时候这么靠近敬爱的札珠仁波切。”巴布・里塔接着说，脸上的灿烂笑容依旧，“我希望你们能请求绒布寺的堪布法师来决定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葬礼。”
	“谁都不会死。”我开口说，可随即我就住了口，因为我看到巴布・里塔瘫倒在那张铺着垫子的诊疗床上，一整夜帕桑就是在那里观察他的病情。这个夏尔巴人挑夫的眼睛依旧张着，笑容还挂在他的脸上。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已然没有了呼吸。
	帕桑医生飞快地从他的床边跑过来，在漫长无比的几分钟里，他想尽各种办法让他苏醒过来，可巴布・里塔那饱受蹂躏的身体和高贵的灵魂毫无反应。他死了。
	“我很遗憾。”帕桑医生终于说。他合上了巴布那双睁得圆溜溜的眼睛。
	我不能自已地看着让-克洛德。从他的目光中我看得出来，他也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就因为我们充满孩子气的胡闹举动，就因为我们缺乏常识，我们把这个好人害死了。

8
	1925年5月14日，星期四
	过去两天堪称登顶的绝佳时间。自从珠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以来，这座山峰终于不再“冒烟”了。就连东北山脊上的狂风似乎也减弱了，不再能吹起浪花溅沫般的雪。今天北坳上的气温达到了21摄氏度。狂风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肆虐，把大量的雪从山脊岩石上甚至从大深峡谷上吹落，现在这风仿佛收敛了不少。
	然而，今天我们谁都没在山上。我们所有人，包括全部夏尔巴人、帕桑医生、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J.C.和我，都沿着河谷艰难跋涉11英里，从大本营前往绒布寺，去接受札珠仁波切为我们举行的祈福仪式。
	理查抿着嘴，嘴唇显得非常薄，而且十分苍白，因为压制着情绪，所以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由此可见，因为我们自作自受而错过了本月里两个登顶的好日子，而且说不定这还是这一年里唯一的两个好日子，他简直气坏了。我和让-克洛德都等着理查把他满腔怒火撒到我们身上。
	不过夏尔巴人都很开心，仿佛现在是学校的假期。对于巴布・里塔的突然去世，他们似乎都没有特别难过。我把心中的疑团向帕桑提了出来，这位酋长兼医生说：“他们认为，如果巴布・里塔注定要在这座山上死去，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死在这座山上，因此也就没有特别的理由去哀痛了。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听了这话我不禁摇摇头。“那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急切地从绒布寺的神圣喇嘛札珠仁波切那里得到赐福呢？反正他们的命运都是注定了的，那位堪布赐福与否又有什么差别呢？”
	帕桑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佩里先生，千万别指望我能弄明白所有宗教里都很常见的内在矛盾。”
	*
	昨天，我们用一块我们能找得到的最干净的也是最白的帐篷布把巴布的尸体包了起来，大本营的夏尔巴人把他的尸体放在一个担架上，又把担架绑在一只牦牛的背上，然后由帕桑带领六个夏尔巴人骑马穿越河谷，把巴布的尸体护送到绒布寺。
	我和让-克洛德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受邀参加由札珠仁波切为巴布・里塔选择的葬礼，于是我们只好背起食品和氧气，还有J.C.那个神秘的“自行车”包裹，徒步11英里，穿越槽谷和东绒布冰川，把这些东西背到三号营地去。得知雷吉和理查依旧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我和J.C.便稍稍减轻了我们的负重（在让-克洛德那个超大号背袋里，除了他那个笨重的“神秘自行车”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沿着固定绳索和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登上了北坳。当然我们已经捎信给理查，把巴布去世的噩耗告诉了他，可他传回了一封信，说什么因为巴布的葬礼我们也插不上手，所以他要留在高处的营地里。我们俩对很多事情都感觉内疚，因此并没有商量就决定在攀登那面冰壁的时候不使用氧气，把氧气留待日后给别人使用。有两个夏尔巴人跟随我们一起上山。
	J.C.让那两个夏尔巴人和他一起留在那道冰架边缘，说：“你先走一步，去四号营地吧……我要在这里请铎杰伊和朗杰帮我装配好我的自行车。等我们做好了，我就去找你们。”
	我穿越白茫茫、热辣辣的北坳广阔区域，来到了四号营地。从雷吉那里得知，理查带着包括登津・伯西亚和特比・诺盖在内的四个夏尔巴人登上了北部山脊最低处，选择了一块区域，建起了五号营地，搭建了两顶帐篷。那是北部山脊上不是特别高的一个地方，海拔高度稍稍超过23,500英尺，此时他们是刚刚返回了营地。
	在高海拔太阳紫外线的照射下，理查的脸几乎被晒成了黑色，他对我们笑笑，说：“如果这种风平浪静的天气能够持续下去，我们明天就可以从五号营地开始尝试登顶。”
	一个小时之前，雷吉刚刚带着四个夏尔巴人把更多装备从三号营地背了上来，她听了这话之后看上去有些疑惑。她身后的北坳以及我们周围的区域全都热浪滚滚，闪烁着白色的光芒。我决定要一直戴着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加深护目镜。
	理查狼吞虎咽地吃着他的午餐，包括加热了的土豆汤、牛舌、醇巧克力和可可茶，边吃边建议我们今天下午返回三号营地，明天再回到四号营地来，然后推进到五号营地，周四晚上就在那里过夜。如果周四的天气和周三一样，到处风平浪静，我们就可以在午夜时分从那座高山营地出发，在5月15日星期五进行登顶尝试。
	“这么说我的威尔士矿工头灯终于派上用场了？”雷吉说，语气里夹杂着几丝怨气。　
	理查太兴奋了，所以没心情吵架，他只是又笑了笑，说：“我们今天在五号营地搭建的两顶米德帐篷最多可以容纳四个人。我建议，周五凌晨时分我们连成两条绳索出发，登津・伯西亚和我是第一根绳索，杰克和让-克洛德你们是第二根绳索。我们都使用氧气。调到较低的流量，瓶装氧气应该可以使用十五个半到十六个半小时。这些时间足够我们登顶并在日落之前返回五号营地了。”
	“在这个计划中，我充当什么角色呢？”雷吉问。
	理查只是盯着她看。
	“你承诺过的，一路上山的时候我们会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雷吉继续说，“嗯，我必须跟你们一起去，这样才能确定我们是真的进行了搜索。”
	理查皱着眉继续吃巧克力。“你去登顶始终不是计划的一部分，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可那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迪肯先生。”
	因为没用氧气登山，所以我一直大口喘着气，没有加入他们的争论。我的心思现在不在珠峰上，始终萦绕在我心中的依旧是巴布・里塔死时的脸孔和圆睁的眼睛。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彭巴・谢尔巴一个人艰难地爬了上来，走出冰架区域，沿着标记出来的路线穿越北坳，朝我们所在的这片最西端的营地走来。我们几个一言不发地等着彭巴走到我们近前。
	他带来的这消息太令人错愕了。札珠仁波切捎信来说，让我们所有人第二天，也就是在周四这一天，都到绒布寺去接受他的赐福。据彭巴说，巴布・里塔的葬礼在周五日出之际举行，不过只有巴布的直系亲属才会受邀留下来参加葬礼。
	“妈的！”理查吼道，“现在可是一整年里最他妈好的天气了……我们只差一步就能登顶这座山了……现在的天气比乔治・马洛里碰到的所有天气都要好……那个该死的佛教老堪布居然捎信让我们全都出现在他面前。见鬼去吧。我不去。”
	“我们都要去。”雷吉说。
	“又不是去参加巴布的葬礼，”理查坚称，“不过是另一次该死的赐福仪式罢了，我们还得掏钱，给每个夏尔巴人两卢比，在那个可恶的喇嘛堪布每一次做该死的赐福时，他们就可以把钱给他。这之前我已经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了，我他妈的感觉已经得到了足够多的赐福了，我宁愿趁着好天气去登顶珠峰，也不愿意明天一整天都坐在那座令人讨厌的寺庙里。”
	“我们都得下山去。”雷吉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几乎有些……宽慰。
	“绝不。”理查把他的蒸煮罐扔到一边，锅子撞到小乌纳炉边上的冰发出哐当一声。
	“你要在没有夏尔巴人的支持下去登顶吗？”雷吉说。
	“如果我不得不这样做，那我也别无选择。”理查说。他看着我和J.C.，“我的朋友们，将来我们三个人系在一条绳子上好了，我们明天把吸氧装备和我们袋子里的额外衣物与食物运到五号营地去。”
	雷吉摇摇头。“你这样做，不仅仅是对札珠仁波切的侮辱，迪肯先生，如果你在这位圣僧赐福的那一天去尝试登顶，你就会失去全部夏尔巴人的忠诚。他们一直在耐心等待这份赐福。你如果怠慢这位喇嘛，并且在没有得到札珠仁波切赐福的情况下攀登珠峰，很多夏尔巴人现在就会退出这次探险。”
	“他妈的！”理查说，“杰克，让-克洛德，你们俩会跟我一起去，是不是？”
	在让-克洛德尚未开口前，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不，理查。我们要和雷吉及其他人一块下山接受赐福，并且去纪念巴布・里塔。”
	*
	周四天气好极了，一大早，我们全都离开大本营，沿河谷徒步跋涉11英里，去接受那位喇嘛的赐福。就连冻伤的昂・蚩力和拉帕・伊舍也跟了来，他们坐在骡子上，由他们的朋友牵引着一路前行，他们的脚指和手指截肢手术因此推迟了一天。帕桑医生骑着一匹小马，雷吉骑一匹个头较大的马，他俩并肩而行。理查一个人走着，不费劲儿就与那些迈着缓慢沉重步伐的马保持同样的速度，他阴沉着脸，拒所有人于千里之外，仿佛一座城堡在敌军攻打时紧紧关闭了大门。
	我一踢马肚子，赶上了雷吉和帕桑，向他们打听这座寺庙和这座寺庙的堪布是何来历。
	“札珠仁波切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她说。看到我茫然的眼神，她又说道，“在穿越西藏的途中你一直都有见过莲花生大师的形象，杰克。他是一位长了九颗头的神明。”
	“是的。”
	“绒布寺是西藏境内海拔最高的一座寺庙……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寺庙，”雷吉继续说道，“信徒们不停地到那里朝圣，许多人每隔几码就要跪地伏拜……而他们所走的路程足有数百英里长呢。我们周围的山里遍布着很多山洞，洞里面住着遁世的圣僧。绒布寺的一些喇嘛说，许多年之后，很多圣僧每天只吃三粒大麦就能活下去。而且在这里的严酷冬季之中，他们全都赤身裸体。”
	我转过头看着我们身边的帕桑医生，说：“你相信吗？”
	帕桑微微笑了。“别问我，佩里先生。我是天主教徒，从小就是。”
	他真挺有教养的，假装没有注意到我傻兮兮的惊讶之情。
	雷吉看着我。“你觉得绒布寺有多久的历史了，杰克？猜猜看。”
	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在那里停留了一次，所以我记得这座寺庙非常古老，有摇摇欲坠的纪念碑和其他圣殿。“一千年了？”我大着胆子说。
	“现在这位堪布札珠仁波切于二十四年前才开始兴建绒布寺，”雷吉说，“那时候他三十五岁，当时名叫雅旺滇津诺布。他想方设法从定日镇的商人那里得到资助，还找在尼泊尔坤布地区囊帕拉山口和其他山口中生活和教书的夏尔巴人集资修庙。这里有人称他为桑耶佛、绒布佛。他则选定了札珠仁波切这个名字，他是传说中的莲花生大师的活化身，还是施身法的灵魂导师。”
	我不得不问：“施身法是什么？”
	“是佛家的一种精神修行，”雷吉回答道，“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施身法意思是‘断除’与这个虚幻世界的联系。11世纪的女瑜珈士玛吉拉准第一个在绒布河谷之中修行施身法……女瑜珈士就是某种密宗女术士。七岁的玛吉拉准就被认为是优秀的佛教门徒，她一生都致力于让她的思想摆脱所有大智慧。”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也在做相同的事儿。”我说。巴布的死让我内疚不已，更不用说昂和拉帕即将截肢这事儿了，这一切全都因为我和J.C.的指导才能太差了。我的内疚感与时俱增。
	雷吉用犀利的目光看了我一眼。“玛吉拉准九百年前来到了绒布河谷，凭借她的施身法修行方式打破了所有正统观念。”她说，“她教化人们，唯有可怕恐怖之地才是真正的修行场所，如绒布河谷及其周边冰川，抑或藏骨场、坟地这些荒郊野地，这些地方最恶劣、最崎岖、饱受风吹日晒的环境方能促进灵魂的真正蜕变。”
	我骑在我的小马上，一边随着马儿的身体颠簸着，一边思考着她的话。位于我们前上方的绒布寺低矮屋顶此刻映入了眼帘。
	帕桑说：“玛吉拉准曾写过这样的话，若现实无恶化，人则不享解脱……去到悚然之地和山间荒芜处徘徊……莫因教义和书籍而致心有旁骛……在恐怖和荒凉之境……获得真正之体验。”
	“也就是说，”我说，“要面对心魔，战胜恐惧。”
	“对极了，”雷吉说，“把你的身体当作礼物，献给大山之中和荒野之上的魔鬼。这是毁灭人心中最后一丝残余虚荣与骄傲的最佳方法。”
	“这一点我倒可以证明。”我说。
	“作为绒布寺施身法的灵魂导师，”帕桑说，“札珠仁波切曾让一千多名到这里的山上来寻找大智慧的人去面对魔鬼。大多数人都是有去无回，这些人都被认为是在他们的山洞里和高地上开悟了。”
	“我想我们可以在名单中再加入四个名字。”我喃喃地说。我心中想的这四个人是马洛里、欧文、布罗姆利以及刚刚过世的巴布・里塔。我用更大的声音问道，“札珠仁波切会不会告诉我们怎么对付耶蒂？”
	雷吉笑了。“告诉你一件真事，一位想要成为苦修者的年轻人确实问过仁波切，如果耶蒂光临了他的洞穴，他应该如何应付。这位大师是这么答复他的：‘嗨，当然是邀请它进来喝杯茶了！’”
	想象着那幅生动的画面，我们陷入了沉默之中，默默地朝着绒布寺进发。
	*
	我们在楼下的接待室里一直等了大约九十分钟，可那位大喇嘛手下的高级僧侣居然带我们去吃了一顿午饭，吃的是酸奶、米饭，还有他们常喝的酥油茶。这东西非常浓稠，喝起来有些恶心。寺里的木碗倒是非常干净，可在无数牙齿的磨锉下，筷子已经形成了尖形，关键是这些牙齿没有一颗属于我们自己。他们还给我们吃了用辣黑胡椒腌制过的萝卜，结果吃得我涕泗横流。
	我们终于被领上了楼，我们的夏尔巴人低着头跟在我们后面，然后来到屋顶上一个有点儿像半封闭阳台的空间里，札珠仁波切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他坐在一个金属宝座上，那东西看上去活脱儿就是一个红色铁床架。我们几位大人和帕桑被带领着坐到摆放在这间凹室两边的精致软垫长凳上，可大多数夏尔巴人全都趴在冰冷的石地上，目光和脸都低垂着。这时我才知道不应该直视圣贤的眼睛。
	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盯着他看。
	圣贤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札珠仁波切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头异常大，形状很像一个短粗的大南瓜。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他一直记得这位神圣喇嘛那迷人且令人愉快的灿烂笑容。这位圣贤那张宽大的脸上依然挂着灿烂的笑容，不过看上去从理查上次见过他之后，他似乎掉了几颗槽牙。
	仁波切的声音十分低沉粗哑，像是因为长时间诵经而变哑了，我突然间意识到，他现在并没有在念经，而是在问理查或雷吉问题，没准他的疑问是针对他们两个人的。无论如何，雷吉把问题翻译了过来：“札珠仁波切想知道，之前已经有很多登山者大人和夏尔巴人送了命，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你可以告诉他……‘因为它就在那儿。’”理查建议雷吉。我们这位来自英国的朋友依然表情严肃。
	“我是可以，”雷吉说，“不过我不认为我会这么说。在我给出我的答案之前，你有没有别的答案要说？”
	“悉听尊便。”理查怒气冲冲地说。
	雷吉转过头看着那位神圣喇嘛，欠欠身，然后用音调优美的藏语飞快地说了起来。仁波切笑得更灿烂了，并且微微低着头。
	“你只是告诉他，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你的表弟珀西瓦尔的尸体，还要纪念他一番。”理查指责道。
	雷吉瞪了他一眼。“迪肯先生，我知道你懂藏语。如果你不想我来回答，那么别用我的翻译，你自己和大师说啊。”
	理查只是摇摇头，脸色比刚才更难看了。
	仁波切又说话了。雷吉冲他一点头，然后翻译给理查、J.C.和我听：“法师提醒我们，珠穆朗玛峰高处异常寒冷，对于那些不遵循圣路的人来说，充满了危险。他告诉我们，除了佛教修行，否则到那里去没有任何意义。”
	“赶快说点儿好话，请求他的赐福和保佑吧。”理查说，“然后向这位法师保证，留在绒布冰川期间我们不会杀害动物。”
	雷吉依言行事。仁波切点点头，好像他很满意，然后问了一个问题。雷吉没有和理查商量，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喇嘛再次点点头。
	“我没听明白。”理查低声说。
	“法师说，他和其他喇嘛未来两个星期里要在寺中做一场影响力甚大的成圣仪式，并且提醒我们，这种仪式往往会唤醒这座山中的魔鬼和愤怒的神明。”
	“烦请感谢他的提醒。”理查说。
	雷吉把理查的谢意转告给仁波切，他开始滔滔不绝说了起来。雷吉认真聆听，低着头，用悦耳的藏语简短地回答神圣喇嘛的问题。
	“什么意思？”理查说。
	“法师在夸奖我，”雷吉说，“他说，他每次见到我都会越发肯定，我是11世纪密宗女术士玛吉拉准的化身。他还说，如果我能使我的施身法修行达到化境，我就能成为珠穆朗玛峰及其邻近山脉与山谷的女主人。”
	“你怎么回答的？”理查问，“我只听懂了一个藏语词，意思是‘不够格’。”
	“是的，我说我可没资格让他做出这样的对比。”雷吉说，“不过我倒是承认一点，施身法修行现在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正如我之前说过的，现在世事对我诱惑太多。”
	“我能问问题吗？”让-克洛德轻声说。
	“我看就一个吧，”雷吉说，“如果我们要在晚餐时间赶回大本营，现在就要进行祈福仪式了。”
	“我就是想知道，”J.C.小声说，“是不是像诺顿上校和其他人说的那样，‘珠穆朗玛’真的指的是‘尘世圣母’。”
	雷吉笑了，把这个问题翻译给长着一颗硕大脑袋的仁波切听。这位老人——年逾花甲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又笑了笑，用音调优美的诵经式声音回答了这个问题。
	“根据仁波切所说，事实并非如此。”雷吉说，“而且法师很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对于这里各个圣地的名称，尊贵的大人们往往只会选择他们喜欢的译法，根本不在乎它们真正的名字。他说，珠穆朗玛这个名字被曲解为‘尘世圣母’倒也无可厚非，可他说对于他们这些生活在这座山附近的人来说，这座山更常用的名字用藏语说来就是康珠穆朗，它的意思更加接近于‘鸟国白雪’。
	“不过他还说，珠穆朗玛峰的藏语名字这么翻译起来还是过分简单了。”雷吉继续说道，“法师说，珠穆朗玛这个名字比较好的翻译是‘一座可以从九个方向同时望到的高峰，靠近时无法看到它的顶峰，一座高耸的大山，所有的飞鸟飞越峰顶之后就会立刻变成盲鸟’。”
	我和让-克洛德不由得面面相觑。我想我们都认为这位法师绝对是在耍我们。
	札珠仁波切再一次用他那低沉的声音喃喃说了起来。雷吉翻译道：“法师已经决定明天拂晓时分举行我们死去的朋友巴布・里塔的葬礼。神圣喇嘛问这里有没有巴布・里塔的直系亲属愿意留下来参加葬礼。”
	雷吉用尼泊尔语翻译了这个问题，可夏尔巴人始终低垂着眼睛。很显然，他们谁都不能算作巴布的家人。
	既没商量也没看对方一眼，我和让-克洛德就齐刷刷站起来，走上前去，我们低着头以示敬意。“求你了，”我说，“我和我的朋友都希望能被视为巴布・里塔的家人，如能蒙准留在这里，参加明天早晨他的葬礼，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能听到理查牙缝里传来的咝咝声。我还能听到他的想法。又一个用来尝试登顶的早晨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这一天算是白费了。可我才不在乎呢，而且我肯定J.C.也无所谓。巴布无谓的死深深地撼动了我。
	雷吉翻译了我的话，法师欣然准许。然后雷吉让既通藏语又谙英语的诺布・切蒂今晚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帮我们翻译。
	札珠仁波切点点头，又说了起来，雷吉道：“现在该进行赐福仪式了。”
	*
	其实给我们所有人的赐福仪式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就完成了，我们几位大人和夏尔巴人都接受了赐福。札珠仁波切喃喃地说了起来，音调十分优美，我始终没搞清楚他是在说话还是在诵经（或者他既是说话也是诵经），然后其中一个大喇嘛做手势示意将要被赐福的人走上前来接受赐福。雷吉和理查被同时请上前去，那位神圣喇嘛示意赠送礼物给他们俩：每人得赠一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画像和一方丝绸，那块丝绸太短了，当围巾都不行。雷吉和理查都深深地鞠了一躬，可我注意到，他俩都没有像夏尔巴人那样，跪地伏拜。雷吉拍拍手，便有四位夏尔巴人呈上了她送给仁波切的礼物：四袋调制好的水泥。扎珠仁波切再一次灿烂地笑了，我知道这些水泥将被用来修缮寺庙的纪念碑和其他相对较新的建筑，这些建筑物因采用泥土、石块、唾液和良好的愿望建造，现在早已破败不堪了。这四袋水泥是我们徒步跋涉途中一只骡子的全部负重，理查和雷吉为此也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大师和那几位高级喇嘛看到这礼物这么高兴，总算是值得了。
	我接到示意，走上前去，仁波切用一个看上去像是白色金属胡椒粉盒的东西碰触我的脑袋，此时我深深地鞠了一躬，J.C.曾经告诉过我，那东西也是一种转经筒。没多久我们几位大人就都接受了赐福，下面该轮到夏尔巴人了。他们接受赐福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俯卧在冰冷的石地上，慢慢爬到仁波切身边，接受他的赐福，他们既没有抬头，也没有接触那位圣贤的目光。
	只有一个人觉得今天他要是接受了赐福，就会天诛地灭，这个人就是帕桑。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的一切活动，虽说脸上一副看热闹的表情，却也十分恭敬，没有喇嘛示意他上前接受赐福，显然他已经提前谢绝了。札珠仁波切似乎一点儿都不介意。
	赐福仪式终于结束了，夏尔巴人陆续退出，他们一直是面向仁波切和其他高级僧侣，慢慢退出去的。然后札珠仁波切说了些话，雷吉翻译道：“死者的家人可以留下来参加明天早晨的葬礼。”然后这位大师也离开了。
	我们走出寺庙主殿，和雷吉、帕桑及理查道别。夏尔巴人已经开始了长途跋涉，返回大本营。
	“选择留下来参加葬礼，你们俩会后悔的。”理查只对我们说了这一句话。
	我问我们为什么会后悔，不过他没搭理我，而是抽了一下他那匹小马，马儿先是慢跑起来，然后开始飞奔，去追赶那些夏尔巴人。
	“给我们讲讲那位莲花生大师的事儿，就是仁波切是他的化身的那个大师，”让-克洛德对我们的高个子医生说，“他是人还是神？”
	“两者都是。”帕桑说。
	“八世纪，莲花生大师把佛教带到了整个西藏。”雷吉补充，“他用佛法真理征服了珠穆朗玛，然后击败了所有山间妖魔、神明和女神的邪恶力量，使他们成了佛教护法。空行母女王是所有邪魔和神明之中最邪恶和最强大的一位女神，她化身成了珠穆朗玛纯白的山峰，她的裙裾一直延伸到了此处的绒布河谷。”
	让-克洛德轻声说：“如果莲花生大师已经打败了这里所有的神明和魔鬼，还把他们变成了佛教护法，那为什么扎珠仁波切还说他们非常愤怒，并且将为我们求情？”
	雷吉跳上她的白色小马，笑了笑。“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些遵循圣路的人来说，这座山上的神明、女神和魔鬼一点儿危险也没有，杰克，”她说，“还有那些精通佛法的人也不会出事儿。不过非佛教信徒和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可就危险重重了。你们确定要参加葬礼？”
	我和J.C.点点头。
	雷吉对又高又瘦的夏尔巴人诺布・切蒂说了几句话，然后策马而行，急匆匆去追夏尔巴人和理查那队人。夜晚临近，他们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灰蒙蒙的天色中。帕桑医生冲我们点点头，然后大踏步赶去和其他人汇合。“暴风雪就要来了”，这是他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天黑了。又一次，乌云凝聚，暴风雪降临，气温至少下降了16摄氏度。
	“季风？”我说。
	J.C.摇摇头。“这风的前沿是从北边吹来的。季风都是从南方和西方刮来，不停地吹向喜马拉雅山脉，直到最后，狂风肆虐各个峰顶，如同海啸卷过低矮的防浪堤。”
	这时有两位喇嘛来到外面，对诺布・切蒂说了什么。
	“这两位喇嘛要带我们去睡觉的地方。”我们的夏尔巴人说，“他们还为我们安排了一顿便餐，有米饭和更多酸奶。”
	*
	那两位年老的喇嘛——这俩人一共只剩下大概五颗牙齿了——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没有窗户（通风却好得不得了）的小房间里，根据诺布所说，我们一整夜都得在这里待着，等到睡醒之后去参加在日出之际举行的巴布・里塔的葬礼。我们只有一根蜡烛，三碗米饭，装在一个公用碗中的酸奶，一些水，以及已经铺在石地上的三条毯子。
	在离开之前，这两位喇嘛在一面嵌在深色壁龛里的墙边停了下来，然后举高蜡烛，让我们看清那里的壁画。
	“我的天。”我轻声说。
	只见一群长着分趾蹄的魔鬼把登山者扔进了深渊之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但丁的赤焰地狱，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遍布白雪、岩石和寒冰的炼狱。这幅壁画上画着一个不停旋转的旋涡，很像是暴风雪，旋涡卷着不幸的登山者一直向下，向下，向下。这座山显然就是珠峰，山的两边有很多只正在咆哮的狗在守卫，狗身体的比例巨大。不过壁画中最令人不安的一部分是一个躺在珠峰山脚下的人，此人躺在那里的姿势就像是一个人祭躺在祭坛之上。这个人是个白人，有一头黑发，显然是位大人。他的身体被刺穿了，一根矛竿依然插在他的身体上，长着角的魔鬼围绕在他身边。我和J.C.走到近前，只见那个白人被开肠破肚了。他还活着，可内脏和肠子都涌到了雪地之上。
	“真不错。”我说。
	两位喇嘛笑笑，点了点头，随后便拿着他们的蜡烛离开了。
	我们坐在冰冷的石头上，把毯子裹在身上，努力把米饭和酸奶咽下肚。狂风越来越大，吹拂着整间庙宇，风咆哮着，风声如同一个女人在发出恐怖的叫声。太冷了，而且越来越冷。
	“不知道这些壁画有多少年了。”让-克洛德说。
	“是去年秋天画上去的，先生们，”诺布・切蒂说，“我听其他几个喇嘛在说这幅壁画。”
	“那是在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之后，”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诺布・切蒂拨弄着他的米饭。“在这座寺里，定日镇，还有其他村庄都流传着一个传闻，说是大人们在较高山上的营地里留下了很多食物，有米、油、糌粑，很多很多食物。”
	“糌粑是什么东西？”我问。
	“就是用大麦粉烘烤成的食物。”诺布・切蒂说，“反正河谷里的一些村民和牧人都攀登上了东绒布冰川，想要把那些丢弃的食物据为己有，可就在理查大人搭建我们三号营地的那个地方附近，七个耶蒂突然从它们藏身的冰川山洞里跳了出来，追赶那些年轻的牧人和村民，一直追着他们离开冰川，跑出了河谷。所以扎珠仁波切找人画了这幅壁画，警告贪婪和愚蠢的人，不要随着那些外国来的大人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
	“太棒了。”我说。
	我们蜷缩在各自的毯子里，可依旧冷得要命，根本就睡不着。绒布寺里回荡着各种声响，附和着狂风的呼啸声，既有远处传来的喇嘛凉鞋踩踏石地面时发出的啪啪声，还有偶尔传来的一两声令人沮丧的诵经声，更有转经筒不停转动时发出的嗖嗖声。
	我们并没有和对方商量，就决定一直点着那根蜡烛，把它隔在我们和壁画之间。

9
	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凌晨4点30分左右，一位高级喇嘛来找我们，可不是他“叫醒了我们”，因为我和J.C.一整夜都没合眼。诺布・切蒂倒是选择到外面冒着严寒和狂风去睡觉，这也不能怪他。这位喇嘛拿的蜡烛和绒布寺里的许多其他蜡烛一样，就是一个小碗里放的酥油。那股子味道简直太难闻了。
	经过了慢慢长夜，我终于意识到，这个据说是圣地的地方里的一切味道都让我讨厌至极。我倒不是嫌这里脏，绒布寺可以说是我在西藏所见过的最干净的地方之一，我讨厌的是各种各样的混合在一起味道，人体常年不清洗散发出一种模模糊糊的怪味儿（一年之中这里的人往往只在秋天洗一次澡），酥油灯冒出的强烈气味儿，那是一种强烈的麝香味儿，而且建造这座寺庙建筑的石块也散发着一股味道，那似乎是一股铜的气味儿，就像是刚刚喷溅出来的血液的味道。我不由得为这最后一个念头骂了自己两句，这里的藏传佛教徒根本和暴力两个字沾不上边儿。在附近的贝鲁尔山谷中，世代以来，动物们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理查曾经告诉过我们，未受驯服的山羊会跑进你的帐篷里，野生天鹅会飞过来啃咬你的手，而且据说喜马拉雅山脉的白狼不会在那里猎杀它们的猎物。所谓的贝鲁尔，就是几个世纪之前，法术高强的莲花生大师用佛法的力量变出的圣谷。
	一位喇嘛出现在昏暗的天色中，我们跟着他和他那盏闪烁的酥油灯穿行于许多如迷宫一般的房间。在另一位喇嘛来找我们的时候，诺布・切蒂依然用指关节揉着双眼。
	我本来以为葬礼会在绒布寺内举行，结果喇嘛们带着我们走出后门，沿着一条石块铺成的小路走去。我们几个人默不吭声地穿过了一大堆如迷宫一般高大的砾石，然后开始向上攀爬。不管这次葬礼要在何处举行，至少已经距离绒布寺有半英里远了。
	最后我们停在了一片开阔地上，那里有四个藏人，这几个人破衣烂衫的，一看就知道很穷，他们正站在一块非常奇怪的平坦石头边上等待着。在这块巨大的石头祭坛（我觉得这石头就是祭坛）后面，矗立着很多更高的砾石，上面好像还雕刻出了很多巨大的怪兽塑像。
	第一位来找我们的喇嘛说话了，诺布・切蒂翻译道：“这位喇嘛说这四个人是阿旺丹曾一家祖孙三代，祖父、两个儿子和孙子，他们是巴布・里塔的死亡使者。喇嘛还说葬礼期间你们可以坐在那里。”诺布・切蒂指了指一块长长的平坦砾石，然后转身就走。
	“等等！”让-克洛德说，“你不留下来参加葬礼吗？”
	诺布扭过头来说：“不了。我不是巴布・里塔的家人。”他一直走进了黑漆漆如迷宫一般的砾石之间，和两位带我们到这里来的喇嘛一起走远了。
	此时东方现出了隐隐的光亮，可今天肯定是个乌云密布、冰冷无比的日子。夜里我把特地带来的一件毛衣也穿上了，可不管是这件毛衣，还是我的法兰绒衬衫，抑或是那件薄薄的诺福克上衣，都没法让我暖和起来。我真希望也把我的芬奇羽绒外套塞进背包里带了来，而不是只带了几块巧克力和那件毛衣。我看到J.C.也被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冲阿旺丹曾一家人点头致意，那个应该是祖父的老人有一张布满皱纹的脸，脸上都是花白的粗短须，那两个非常胖的中年男人一共只有两道眉毛，而那个像电线杆一样瘦的小男孩只有十几岁，不过看上去非常小。阿旺丹曾一家人对我们的点头致意毫无反应。似乎还有什么人要来。
	终于又有四个喇嘛从砾石迷宫里走了出来，这几个人的级别很显然比刚才带我们来这里的两个喇嘛要高。绒布寺在我们身后的山下，现在连影儿都看不到了。出于某种原因，我倒是希望扎珠仁波切本人能够来主持这次葬礼。可很明显，这个给白人大人打工的夏尔巴人不够格，所以那位莲花生大师化身的神圣喇嘛不会来为他主持葬礼……
	我和J.C.站在那儿，这时候下起了一阵毛毛细雨，虽然时间不长，却冷得要命。
	葬礼结束了。让-克洛德点点头，我们离开了，从绒布寺周边绕了一大圈，默默地走下山，找到了诺布・切蒂，他正牵着我们的三匹马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一言不发，一夹马肚子，驱赶着它们朝大本营奔去。
	之前，骑我们的小马从绒布寺到大本营只需要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今天暴风雪打着旋儿，什么都看不到，再加上狂风劲吹，严寒无比，我们回去的路程居然用了三个多小时。
	在返程的前半部分路途中，我和J.C.都没说话。
	还差一个小时就到大本营了，刚好到达距离冰碛石和大本营下方不远的那条河，一半河水已经冻上，这时候J.C.对我说：“我想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大部分西藏的土地一年中有十个月都被冻得结结实实的。”
	“你说得对。”我说。不过我有些言不由衷。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让-克洛德转过头看着我。在确定走在前面的诺布・切蒂听不到我们的话之后，他轻声对我说：“如果我在这座山上挂了，杰克，你一定要保证把我埋进冰隙里，或者就让我留在我死的地方。行不行？”
	“我保证，”我说，“你也会这样对我的，是不是？”
	J.C.点点头，之后我们一路无语，骑着小马冒着暴风雪又走了十五分钟，回到了大本营。

10
	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我们在中午之前回到了大本营。那里差不多成了一片废弃的营地。
	当然了，帕桑医生还在那里，他那两位被冻伤的病人还在他们的帐篷里养病。昨天所有人从绒布寺回来之后，帕桑进行了截肢手术：昂・蚩力的十根脚指都没了；拉帕・伊舍则失去了四根脚指和右手的三根手指。帕桑告诉我和J.C.，正常情况下，他会再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做手术，可从昂・蚩力的脚指开始，溃烂已经扩大到了整只脚，坏疽也在威胁拉帕的右手和左脚。
	我和让-克洛德去看望他们俩：昂・蚩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试试放在他登山靴脚指位置的木楔，看看在没有真正脚指的情况下走路是什么样子。我和J.C.都产生了一个想法，却没有大声说出来：一个夏尔巴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中穿着凉鞋走路，并不会穿英国制造的登山靴。可很显然昂倒是不在乎这其中的细微区别。
	拉帕遭受的创伤没有昂严重，却要沮丧得多。他们两个人的脚上都缠着绷带，红黄色的碘酒浸透了绷带。拉帕轻轻捧着他那只现在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右手，一边流眼泪，一边叨叨。据帕桑翻译，他是在说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来到帐篷外，我和J.C.说起了昂・蚩力的高昂斗志，帕桑则轻声说：“永远不要怀疑在术后使用一点点鸦片带来的效果，那东西可以令人精神振奋。”
	大本营里只有大约五个夏尔巴人，帕桑告诉我们，昨天雷吉和理查给大部分夏尔巴人都分配了背运任务，把装备都背到“高处的营地”去，即在最后一道冰坡底部的三号营地和北坳之上的四号营地。帕桑还说，今天有人捎信下来，山上狂风大作，暴雪特别大，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北坳下面，只有理查、雷吉和两个老虎夏尔巴人上去了。而且据帕桑猜测，现在就连他们这四个人或许也退回了三号营地。至少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有很多顶帐篷、睡袋和食物，可以供多人住进去或整休。
	帕桑对我们说，他自己也很着急要到更高的营地去，只要他的两个病人病情见缓，他就动身。当然了，他能不能恢复自由，还要看有没有人再受重伤，以至于他只能把伤者送回大本营医治。照我猜测，帕桑只是不愿意和他的雇主，也就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分开这么久。
	我和让-克洛德决定要把装备背到今天我们所能到达的最高营地去，虽然我们从大本营出发的时间比较晚。我看我俩都太需要来一次洁净的登山之旅，把装备背上去，一扫黎明时分的阴霾。我知道我会做到。
	很多吸氧装备已经被夏尔巴人运去了较高的营地，我和J.C.尝试搬运两套装在背物架上的整体氧气罐，这六罐氧气几乎无一渗漏，我们缩身套上了安全带，准备在夜幕降临之前把这两套吸氧装置背上我们所能登上的最高处。
	把欧文和芬奇改良过的吸氧装备背在背上——今天我们不会吸一口英国的空气，所以面罩和阀门都塞在金属框架里——我们背运的东西就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理查规定的负重标准上限25磅，不过我们还是背了一些个人物品，以备在哪个高处营地停留之用，或许我们要在那里一直待到尝试登顶的一刻呢。于是，我们用了两个卡肩式前背包，这东西其实是一战期间用来装防毒面具的袋子，是理查买来的（可没买防毒面具），很便宜，他买了很多。这种背包好用极了，可以塞进我们的个人物品，包括额外一些衣物，剃须工具包——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用这些东西了，因为我挺讨厌用冷水刮胡子——照相用具，卫生纸，等等。高处的营地里可能有多余的睡袋，不过我和J.C.都不想冒险：我们把睡袋紧紧地卷起来，罩上防水保护套，然后绑在了氧气管框架的外金属杆上。
	我们带上了那些尺寸不一的奇特冰镐（只把长冰镐放在外面，不和其他东西系在一起）和两个J.C.的祝玛，并穿上了12爪冰爪，用带子将之绑好（虽然去二号营地的大部分路途都要在冰碛石上穿行）。今天冷得要命，雪也非常大，我们穿上了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羽绒裤子，外面套上了沙克尔顿夹克和滑雪裤。
	我们离开时和帕桑握了握手，随后穿越肮脏的冰碛石壁和偶尔出现的几根冰柱，一路登上了布满岩石的河谷。天气依旧十分恶劣，可视距离只有15英尺。这里的风要比绒布河谷的大，落下来的雪似乎并没有积得很厚，坚硬的雪粒如同大号铅弹一样，刮到我们的脸上，弄得我们生疼。
	我俩用一根4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系在一起，肩上还悬挂着更多的绳子，由我打头，我和让-克洛德一路向上穿越12英里长的河谷和冰川，向北坳进发。
	*
	我和J.C.先是登上了槽谷，随后攀上了二号营地上方的冰川，在这段漫长的徒步跋涉中只在必要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我们分别陷入了各自的思绪中。
	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为我们的胡闹而白白丢了性命，我对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内疚。此外，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发生在登山时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对这些死亡的反应。对于登山时的突然殒命，我并不陌生。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哈佛登山俱乐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当我于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学期间，每逢假期和闲暇时间，在春天和秋天里我们几个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场登山，到了冬季则会去征服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脉。在登山圈子里，我们几个人称“哈佛登山四人组”。
	大学讲师亨利・S.霍尔是我们的非正式领队，我们这支特别登山队就在他家里开会，正是此人于1924年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乐部。我们这个小队的另外两名成员是特里斯・卡特（与我同岁）和艾迪・贝茨，贝茨比我们小一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堪称顽强的登山者。个子不高，他登山时会使用膝盖、手肘和快速移动的脚后跟，登山技术异常娴熟。
	霍尔教授和他那些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登山伙伴专门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脉，不过攀登后者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初秋学校放假，我们四个人去爬了加拿大亚伯达的神庙山，登上了东部山脊——现今这座山脊的攀登难度评级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断了一根60英尺长、连接着他、特斯里和我的绳子，不幸摔死了。我们并没有做保护，艾迪摔下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绳子断了，我和特里斯肯定会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
	当然了，艾迪的死令我们非常哀痛，我们用年轻人怀念同龄死者的特有方式表达悲伤。艾迪的父母来哈佛收拾他的遗物，我很想和他们说说话，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眼泪。开学之后，我开始翘课，就坐在我的房间里沉思。我肯定我再也不会去登山了。
	这时候霍尔教授来看我。他告诉我，要么去上课，要么就退学。他说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只是在浪费我父母的钱而已。至于登山嘛，霍尔对我说，只要下第一场雪，他就会带学生登山者去登华盛顿峰，还说我应该自己做决定，以后是不是要继续登山——他觉得我的登山技能倒算是可圈可点——还是从此与登山一刀两断。“但是，死亡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霍尔教授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很不公平，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用绳子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朋友或伙伴死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登山，杰克，你必须学会说句‘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
	我从没听过哪位老师或教授说这三个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同样令我醍醐灌顶。
	可在过去几年的登山经历中，我还是学会了说“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这么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参加了不少于五次营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难。诚然，遇难的登山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我逐渐了解，人从山上掉下来，一定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张开，骨断筋折，摔下去的过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岩石扯破，血流各处，头骨被撞碎，或者身首异处。从高处摔死决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巴布・里塔并没有从山上掉下来，他只不过是跟着两个傻瓜从一个斜坡上滑降下来。下雪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一座市政公园里，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带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里往往不会有藏在雪下的砾石。
	“他妈的，”我听到自己轻声说，“继续前进。”
	*
	狂风呼呼吹过槽谷中的冰柱，一登上冰川，我们就要挖出固定绳索，在穿越冰隙之际确保安全，不过那些插着旗子的竹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赶在天色开始发暗之前来到了三号营地，可雷吉和理查不在那里。三号营地里有六顶帐篷，其中两顶是超大号的米德帐篷，可我们却看到八个夏尔巴人都蜷缩在较小的米德帐篷里睡觉。彭巴呻吟着说他们都感觉很不舒服：全都得了“高山疲劳症”，1925年，我们都这样叫高空病。没有睡袋的人就裹着厚厚的毯子。彭巴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理查大人都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里，特比・诺盖和登津・伯西亚与他们在一起。据彭巴说，那里的风太大了。
	我和让-克洛德退出这个臭烘烘的米德帐篷，商量了一下。天已经晚了，等我们到了四号营地时，天就该黑了。不过我们带了威尔士矿工头灯来，我的防毒面具袋里还有一个手电筒，我们俩都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气，而且没有耐性等下去。
	说来也真够奇怪的，攀登最难的一部分竟然是从三号营地踩坑开路，向着那道雪坡脚下进发，然后在斜坡上徒步跋涉200英尺，来到第一根固定绳索开始拴系的地方。暴风雪和昏暗的天色遮掩住了害死巴布的那块砾石，可我还是不禁想象着，新落的雪下有一层冰冻的鲜血，就像是白面包下方涂抹的薄薄一层草莓酱。我们来到了斜坡比较陡峭的部分，固定绳索就在那里，我们只能用冰镐挖开新堆积的雪，找到固定绳索，并把它们从雪里拽出来。接下来，我们从帆布袋里找出了头灯装备，又拿出了那个小登山装备，让-克洛德按照他小时候养的一只狗的名字给这小装置取名为“祝玛”。他好像就是这么说的。
	J.C.仔细做了检查，确保我已经把祝玛牢牢钳在理查的奇迹绳上，我说：“真是你发明了这个小装置？”
	我的朋友笑了。“的确是我，不过是与我父亲合作的成果，那时候他帮一个名叫亨利・布鲁诺的法国年轻人打造一种装置，这个人希望能借助这个装置攀登山洞里自由悬挂的绳索。因为这东西是给一个人做的，所以我父亲没想着去申请专利，布鲁诺也没这个打算，他把他那种较大的洞穴探险绳索上升设备称为‘猴子’。我决定改良一下，把这东西做得更小、更坚固，从而增加安全性，并且采用较轻的金属打造，又增加了一个弯曲把手和把手防护装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伸进去了。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凸轮扣在绳索上，这样就不用害怕失足或绳子断裂了，瞧，就是这样！”
	“不过‘祝玛’真的是你的狗的名字吗？”
	让-克洛德笑只是回报给我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随后开始使用这个机械装置登山，我琢磨着应该把使用祝玛登山的方式称为祝玛式登山了。
	*
	一年前，不管是马洛里、欧文、诺顿，还是其他人，都用了四五个小时才能登上这面连接北坳的冰壁，尤其是遇到了我和J.C.碰到的这种打着旋儿的暴风雪的时候。在攀爬这面冰壁时，大部分时间马洛里差不多都是弯着腰，尽心尽力地用冰镐在冰雪之上开凿出新的踏脚处，因而累得筋疲力尽。我和J.C.把新冰爪的前尖刺进冰雪之中，同时借助祝玛向上攀登，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就登了上去，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还在半途休息了一下，悬在绳子上吃了几块巧克力。我们确实用到了长冰镐，可只是在向上攀登的途中用它来插进冰雪之中，以便在左手占用的情况下保持平衡，抑或用它来敲掉我们上方几码固定绳索上的冰雪。
	暴风雪太大了，从冰架穿越北坳，前往位于北坳西北角高大冰塔之下的四号营地，这一段路程令人胆战心惊。可理查和其他人已经为我们打好了非常棒的基础，即便狂风肆虐，暴风雪侵袭，他们还是布置了稳固的竹枝和红色三角旗。如此一来，穿越这条路线简单得就像走在一条8英尺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虽然遍布着很多数百英尺深的冰隙，可这些缝隙都已经被标记分明了。
	现在四号营地建起了一顶中型温伯尔帐篷，这顶帐篷是拆分开背运上来的，还建了RBT，也就是雷吉的大帐篷，以及两顶较小的米德帐篷，理查计划把运往更高营地的装备放在这两顶帐篷里。等这些东西被运上五号和六号营地之后，夏尔巴人在上下来往于理论上的补给线时就可以住在这些米德帐篷和温伯尔帐篷里。
	我们走进温伯尔帐篷门，理查和特比・诺盖吃惊地抬头看着我们。我俩先是在小前区抖去外衣上的雪，然后到里面找他们。我想我俩现在的模样肯定非常可笑，羽绒兜帽高高系紧，皮飞行头盔罩住了整张脸，头灯亮晃晃的，护目镜上结了一层冰，沙克尔顿夹克的肩部积了很多雪。这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会有人来，他俩正靠在一个乌纳炉边，梅塔燃料燃烧着，一个大锅里正煮着什么东西，在23,500英尺海拔之上，气温特别低，我们用乌纳炉和梅塔燃料来煮东西吃。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沸点为77摄氏度左右，而在海平面上则需要达到100摄氏度。77摄氏度听起来似乎很烫了，可等到冷空气一吹，我们“煮沸”的热饮就会降到人体体温的温度。
	我们露出了脸，这时理查说：“晚饭立刻就好，先生们。我们做了很多炖牛肉。”
	我和J.C.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显然，在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徒步跋涉和登山之后，早晨的阴霾已经自动消失了。
	我原以为理查会因为巴布・里塔的死指责我，结果他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个尖锐的问题都没问。我知道理查・戴维斯・迪肯也非常喜欢巴布・里塔。
	“你有什么登山计划，理查？”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点儿炖肉和重新加热的饼干，抿着不冷不热的咖啡，这时候J.C.问道。
	“到了早晨，除非天气变得更糟，否则我们就去尝试登上北部山脊，前往五号营地。”他说，“几天之前我们在那里建了两顶米德帐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它们没有被风刮走，也没有被雪崩卷到下面的冰川上。”他指着我和J.C.放在帐篷一角的吸氧装备，“你们上来的路上用了吗？”
	我们摇摇头。
	“很好，”理查说，“不过在四号营地还存有其他吸氧装备，而且我建议你俩夜里用一个氧气罐……用那个双人吸氧罩。如果你们感觉冷，或者真的感觉不舒服，1.5公升流量的氧气会让你们好起来。如果明天早晨去登山，我们都需要睡个好觉。说到这个，你们有没有带多余的电池和矿灯来？”
	我点头。
	“很好，”他又说了一遍，“我所说的‘明天早晨’，指的是凌晨3点半或4点左右。”
	我本想说，啊，你终于听从雷吉的建议了，不过我还是决定把这句话咽下去，只是问了句：“雷吉和登津・伯希亚呢？”
	“在大帐篷里。”理查说。突然之间他笑了起来，“今天早晨，在三号营地，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无意中听到我和几个夏尔巴人在那里讨论RBT，她就跑过来质问我。她听好几个人说过这个RBT，所以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这代表‘雷吉的大帐篷’，并因为冒昧使用她的名字向她道歉，结果她只说了声‘啊’，脸还腾一下红了。我真搞不懂她到底以为我们在说什么。”
	我想了足有一分钟，然后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雷吉的大帐篷[7]……”这下子轮到我脸红了。我赶紧灌下去几口咖啡，掩饰我那张红彤彤的脸。
	狂风猛吹着温伯尔帐篷的帐篷壁，不过此时倒不像一个星期之前在三号营地那样，感觉帐篷要塌了。而且，就算这顶帐篷被吹垮了，我们还有两顶没用过的米德帐篷和雷吉的大……帐篷……可以当作这场暴风雪中的救生艇。
	当然了，除非在拴系结和桩子被狂风卷起来时，我们来不及从帐篷里跑出去。如果是那样的话，赶在这顶帐篷尚未滑向边缘掉进无底冰隙或垂直坠到1000英尺之下的冰川上，我们只能尝试用手抓破帐篷帆布逃生。
	我们钻进睡袋里，依旧抿着最后一点儿咖啡，这时我把随身携带的一本书拿了出来。这是一本非常流行的战时英国诗选《人类的精神》，然后开始给其他人高声朗读一首丁尼生的诗，这时候理查突然开口道：“打扰一下，杰克。我能看看这书吗？”
	“当然了。”我不再朗读，把书递给他。
	理查站了起来，依旧穿着靴子的他套上羽绒外套，卷起了他的睡袋，抓起他自己的背包，走出帐篷，走进了猛烈的暴风雪之中。
	我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只好对自己笑笑，心想这就是个玩笑罢了，没准儿是他拿书当卫生纸了，虽然我们都随身携带了一些卫生纸来。我把头和肩膀伸出温伯尔帐篷，刚好看到理查把《人类的精神》扔进其中一个较深的冰隙里。然后他消失在了打着旋儿的暴风雪中，朝着其中一顶堆满装备的米德帐篷走去。
	我合上帐篷门帘，瞧着J.C.和特比。这两个人看上去和我一样，都挺惊讶，而且搞不清楚状况。
	我晃晃脑袋，想说点什么，又琢磨着是不是这么高的海拔让我们这位年纪较大的英国朋友患上了暂时性失心疯，这时候帐篷帘的带子突然解开了，雷吉走了进来。她并没有穿羽绒外套，不过她倒是把它们拿了过来，一起拿来的还有她的羽绒睡袋和可充气睡垫。
	“我能进来吗？”她问，其实这时她早就已经进到帐篷里来了，正在重新系好帐篷门。
	“请……是的……欢迎……当然。”我和J.C.连声说。特比一直瞪眼看着，我这才想起来他只懂一点儿英语。
	我们挪出地方，雷吉把她的睡垫和睡袋铺好，解开靴带，把靴子脱下来，然后钻进睡袋里，不过她并没有躺下，还坐在那儿。她飞快地用尼泊尔语对特比说了什么，然后这个夏尔巴人点点头，穿好靴子，卷起他的睡袋，又抓起他的背包，走到了外面的暴风雪中。
	“我就是告诉特比，今夜我要在这个帐篷里睡觉——如果你们两位没问题的话——还说登津・伯西亚在我的圆顶帐篷里一个人挺孤单的。特比明白了我的暗示。我们现在有更多空间躺着睡觉了。”
	今晚在这里睡，我头昏昏地想。接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真够可笑的，居然像个老古板似的对此感觉惊讶。除了木乃伊式的睡袋，我们三个人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着好几件棉、羊毛和鹅绒衣服。我想起了在英国听说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在南极的一件事儿。很显然，在地位和社会阶级方面，斯科特是个相当保守的人。据说，他们在海岸附近搭建了一栋大型简陋屋，在里面一个大房间里，他居然挂了一张毯子，把士兵和军官隔开。可在向极地行进初期——此时其他几个人返回了那栋简陋屋，从而逃过了一劫，没有在那次探险中丧生——有人非常谦恭地问斯科特，晚上到外面冒着严寒回应自然的召唤去解手时，为什么他用的时间要比别人长。“大致来说，”据称斯科特这样说，“难就难在要把3英寸长的东西从7英寸厚的衣服里弄出来。”
	换句话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今夜和我们在一起非常安全。当然了，就算我们三个人都裸睡，她一样不会受到任何侵犯。
	“我出去上厕所时正好看到理查先生把一本书扔下悬崖，然后匆匆去了那顶米德帐篷腾地方睡，而那顶帐篷中的一半地方都放着为更高营地准备的物资。”
	听到这里我不禁愣了一下。上厕所？在这样的暴风雪下大小便，就连我们这些男性登山者都不会离开帐篷，只是使用被我们称呼为“尿瓶”的东西，我们可不像斯科特那样对这种事儿特别挑剔。等天气好了，我们就把那些东西倒在外面，可我从来都没想过，一个女性登山者在……“上厕所”时会遇到的麻烦。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她是不是在冰隙边上摇摇晃晃，而且也很担心她会冻伤。
	我绝对不会承认我的脸又红了，不过我的的确确别开了脸，一直到我恢复了泰然自若，才转过头来。
	“那是本什么书？”雷吉问。我意识到J.C.也在等着我的答复。
	“哦，是罗伯特・布里吉斯编纂的英国诗选《人类的精神》。”我连忙回答道，“我听说乔治・莱・马洛里曾经在四号营地给帐篷里的人大声朗读书中的诗歌，所以我觉得或许……挺合适……去……”我把话吞了回去。
	雷吉点点头。“我知道为什么迪肯先生会把书扔到山坳下面去了。”
	我看看J.C.，可他看上去和我一样，都是一头雾水。海拔这么高，理查疯了不成？我们应不应该认为他到现在还在生马洛里的气，抑或还嫉妒他？似乎哪一点都说不通。
	接下来雷吉问了一些问题。她的话简直令我难以置信。
	“你们有谁见过你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的裸体？”她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我和让-克洛德再一次面面相觑，可我们谁都无法给出回答，只能冲她摇摇头。
	“就知道你们没看过，”她说，“我看过。”
	我心想，我的老天，自从我们在大吉岭遇到她的那时起，她和理查就开始谈恋爱了。他们气呼呼地争来吵去只不过是在放烟幕弹而已。
	J.C.问了一个重要问题。或许法国人对这种事儿更加开放。“请允许我问一问，你在何时见过他的裸体，夫人？”
	雷吉笑了。“就在你们在大吉岭种茶场里待的第一个晚上。不过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让帕桑故意在迪肯先生的白兰地里放了一剂吗啡，好让他睡得沉一些。然后我和帕桑只借着蜡烛光检查了他的身体。很幸运，气候温暖，你们的迪肯先生正好是裸睡的。你们了解的，这并不涉及隐私。纯粹是出于医疗上的必要。”
	这个时候对于这件事儿压根儿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什么都没说。这事儿不仅疯狂，而且非常放肆。不涉及隐私？还有什么会比有人把你迷晕，然后趁你赤身裸体时检查你的身体更侵犯隐私的事儿？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那天晚上她和帕桑是不是也检查了我们两个的身体，我倒是记得那夜我睡得很香。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和J.C.都没有大声地把那个问题问出来，不过雷吉倒是自己给出了答案。
	“你们有谁在战前就认识迪肯先生？”
	我们都摇摇头。
	“你们有谁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里就认识他了？”
	我们再一次示意否定的答案。有时候我都忘了，让-克洛德只是比我先两个月认识了理查并和他一起登山的。
	雷吉叹了口气。“‘一战’期间，R.D.理查上尉在不少于14次公文中被传令嘉奖，”她轻声说，“你们知道这其中的意义吗？”
	“这是说理查是一员勇将？”J.C.犹豫不决地说。
	雷吉笑了。“英勇无畏往往与杀人无数脱不开关系，”她说，“能在四到五份公文中被通令嘉奖说明这个人非常优秀。在七到八份公文中得到提名的往往只有那些胆量非凡的人，而这些人往往都会在战斗中牺牲。至于迪肯上尉，你们知道的，他有很多次机会被晋升为少校或上校，可他都拒绝了。他参加过蒙斯的那场混战，那时候，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他们把英国远征军安插在前线上的坑洞里，他去过伊普尔……很多英国军人都会把这个地名念成伊皮尔。1915年他参加过发生在罗斯的阿托奥伊斯战役。1916年2月，他去索姆作战，刚刚第一天，早餐时间还没到，英军就损失了5.8万人；还参加过梅西纳战役，在那里的弹坑里待过。最后，1917和1918年，他分别参加过帕斯尚尔战役和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一部分信息来自于我已故表兄查尔斯，”雷吉说，“大部分消息都是珀西瓦尔表弟告诉我的。”
	“我一直以为珀西瓦尔，也就是小布罗姆利勋爵，并没有参加过‘一战’。”让-克洛德说。
	“珀西瓦尔是没有在那场战争中上阵杀敌，”雷吉说，“至少没有像戴维斯上尉和查尔斯那样，穿上军装当个军人。可珀西瓦尔和英国政府以及美国陆军部的联系……姑且说是……非常密切吧。”
	“可在你得知理查要来执行这次探险任务的时候，你的表弟珀西已经死了。”J.C.刨根问底。
	“是的，”雷吉说，“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打着珀西瓦尔的旗号确实为我打开了某些大门……或者我应该说，打开的是装有文件的抽屉。”
	“我就不明白了，”我说，我语气中的不满情绪清晰可闻，“到底为什么理查那些令人称羡的作战记录，能够证明你和帕桑给他下麻药、在他睡觉时检查他的裸体是正当的行为？”
	“我已经做了安排，要在今年春天去珠峰探险，寻找珀西瓦尔的尸体，”雷吉说，“有三位瑞士登山向导符合我的要求，将和我一起回来攀登这座山。后来我听说迪肯先生要带着你和让-克洛德一起来——而迪肯先生只不过是趁机利用伊丽莎白姑妈的钱资助你们登山——而且你们已经动身到了加尔各答。我必须确定迪肯先生的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登山。”
	“他的身体好得很。”我说，丝毫不掩饰我的愤怒，“你也见识过他是怎么徒步行进和登山的了。他可以说是我们当中最强壮的一个。”
	雷吉微微耸耸肩，不过这并不足以表示她很抱歉或感到后悔。“从查尔斯表兄那里，以及通过查尔斯和珀西瓦尔为我搞到的美国陆军部秘密档案，我了解到，迪肯上尉的受伤次数不少于12次。他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他自己像乔治・马洛里那样，被作为伤员送回英国。在前线的时候，马洛里一直在前沿阵线后方的炮兵部队里服役。在索姆的第40次围攻战中，马洛里官拜少尉，当看到别人在他身边被打死时，马洛里少尉连一分钟都没有耽误就到前线上去作战，与身在步兵团的理查・迪肯有天壤之别。后来，马洛里被当成伤员送回英国接受手术，其实那只是一次战前受过的踝关节旧伤而已，我认为那是在某个采石场攀登岩壁时摔下来导致的结果。1917年4月8日，他以伤员的身份离开法国，转过天来，就发生了阿拉斯战役，4万英国士兵战死。在这场战斗中，迪肯上尉第15次受伤。乔治・马洛里在上面有熟人——这么说没有讽刺的意思——所以他在英国度过了之后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在培训基地里一边养伤一边工作。在他感觉身体恢复得不错的时候，他还告疗养假，和朋友一起去威尔士登山。后来，帕斯尚尔战役爆发，战事惨烈，马洛里接到命令，让他返回所在的炮兵营。可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返回，因为他在英国又受伤了。他在温彻斯特骑摩托车时出了意外，这次伤到了脚和拇指。你们或许会说，如果这些事情是真的，那么乔治・马洛里少尉还真是经历了一场轻轻松松的战争呢。”
	“另一方面，迪肯上尉虽然多次受伤，可每一次都是返回了前线。他绝不允许自己被当成伤员遣返回英国。据我所知，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从没有回过英国，对于一个军官而言，这非常非常不同寻常。从前线回伦敦或者回家只需要一天，而且军官们只要一有假期，就会回去。通过那些公文和他受的伤，我还了解到，迪肯上尉至少两次直接接触了芥子气。”
	“他的肺很健康，”我说，“他的眼睛也好得很。”
	“啊！”让-克洛德说，仿佛他终于有所领悟似的。
	雷吉摇摇头。“你不了解，杰克。芥子气不只是会伤害人的眼睛、肺部和黏膜组织，比如说可怜的查尔斯表兄遭受的那些伤害。当芥子气直接喷洒到人体之上，毒气的黄色粉末就会直接侵蚀伤口的肌肉。在此之后，这些伤口就永远都不会愈合了。芥子气受害者身上的伤口会出血和化脓，余生每一天都要重新包扎。我亲爱的查尔斯表兄身上就有这种化脓的伤口。你们有谁还记得约翰・德・瓦斯・哈泽德这个名字？”
	“哈泽德是去年探险队的成员，”让-克洛德说，“正是此人把四个夏尔巴人留在了北坳上，当时正下着和现在一样猛烈的暴风雪，最后还是让马洛里、萨默维尔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三号营地登上那里把那几个夏尔巴人接了下去。”
	雷吉点点头。“哈泽德先生在战争期间获颁了十字勋章。这种勋章不同寻常，只颁发给在执行任务时涌现的战斗楷模或受伤的人。理查先生在战时赢得了四枚这种勋章。哈泽德先生去年参加了珠峰探险，他身上有很多伤口，固体芥子气造成的伤口尤为严重，而他的后背上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大腿和臀部则留下了机关枪造成的伤口。在这里登山时哈泽德的伤口开裂了。在羊毛和棉衣服之下，这个可怜人身上不停地出血。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成了最无能为力的那个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又说了一遍这句话。
	“我的表兄弟查尔斯和珀西有很多关系，”雷吉说，“而且我本人也和泰迪・诺顿上校长期通信，去年秋天你们在皇家地理学会见过此人。”
	“这么说，”J.C.说，“你觉得你必须做一次核实……我想核实这个词儿是英语中的法律用语……核实理查・迪肯的身体状况，所以趁理查在你的种茶场里因为喝了吗啡而沉沉睡去的当儿，你就让帕桑去检查他的伤口？”
	“没错。”雷吉说。她的语气里一丝挑衅的意味都没有，可也没有丝毫羞愧感夹杂其中。
	“你有什么发现？”让-克洛德问。
	我扭过头瞪了J.C.一眼。
	“你们或许可以想象得到，他身上疤痕组织多达十几处。”雷吉答，“因为受过机关枪伤，左小腿已经没有肌肉了。他的躯干上至少有三处贯穿伤，在这些部位，弹片或子弹穿透了迪肯上尉的身体，显然没有伤到致命的血管和器官。在赤身裸体的情况下，你们的理查・戴维斯・迪肯上尉浑身前后都是疤痕，看上去就像一只蜘蛛在他的肉体上编织了一张白色的网。”
	“像那样监视他是一件相当无礼的事儿。”我说，虽然是对一位女士说话，我依然用了最为严厉的声音。
	雷吉点点头。“确实是。这几乎是对迪肯先生的隐私无可饶恕的侵犯。可我必须了解清楚。当时，我联系的那三位瑞士登山向导已经从欧洲坐船出发了，要来帮我寻回珀西瓦尔的尸体，如果我不让他们三个人参与，而是和你们三位一起攀登珠峰，那么我就要给身在科伦坡的他们发电报。”
	“理查过关了吗？”J.C.听起来一点儿都不生气，只是有点儿糊涂。我真不肯定，如果雷吉检查的是一丝不挂的他，他还能不能用这样的语气说话。细想想，没准儿他还真能这样心平气和。
	“通过了，”雷吉说，“可帕桑告诉我，因为一些旧伤的位置不好，而且非常严重，所以你们的迪肯先生必定始终都在忍受疼痛。”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很多世界级的登山家都在忍痛登山。”
	“或许他们都不如迪肯先生那么痛。”雷吉答，“而且我很抱歉对你们所有人说谎了，我说我亲爱的表兄查尔斯在你们来印度的时候医治无效身亡。可事实是，他自杀了。我的伊丽莎白姑妈说，也就是布罗姆利夫人，在勇敢地忍受了7年多伤痛折磨后，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听了这个消息，在漫长的几分钟里，我们一言不发。
	“我只是好奇，”让-克洛德终于说，“你雇用的那三位瑞士登山向导是谁？”
	雷吉说出了他们的名字，让-克洛德不禁吹了声口哨，要么是因为敬畏，要么是因为尊重，反正他的眼睛睁得溜圆。“简直不可思议，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你居然让他们回去了，反而和我们一起去登山。”
	雷吉笑了。“浪费了他们的时间，我补偿了这三位瑞士向导一些钱，在他们从科伦坡返回的时候，我寄给了他们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可我的姑妈已经开始支钱给你们三位了。我的姑妈从大吉岭的种茶场得到她的收入，而我从十四岁开始便负责经营种茶场。和你们三个人一起来这里，再加上帕桑和老虎夏尔巴人，貌似是最省钱的做法。不过我必须了解迪肯先生的伤势……确定他的身体是否适合在这里登山。你们知道的，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乔治・马洛里去年失踪的时候也是三十七岁。”我傻傻地说道。没有人接着我的话说。
	让-克洛德扭动手臂和肩膀，把上半部分身体钻出睡袋。他得把双手弄出来才行。不用手比画他就没法认认真真地说话。
	“可是，夫人，你刚才问我们是不是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就认识理查・迪肯了。那段时间与你对我们这位朋友领导才能的关注有什么关系吗？”
	“你们知道迪肯先生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日子里都在干什么吗？”雷吉问。
	“只知道他去了瑞士和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脉，大部分时间都在登山。”J.C.说。
	雷吉点头。“迪肯先生的母亲在战争开始前的几年就过世了。他的父亲于1917年死于心脏病。迪肯先生还有一个哥哥，名叫杰拉尔德，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快到1918年时他也去世了。如此一来，两套豪宅、伯爵头衔、世袭贵族以及上议院成员的位置就都归理查・戴维斯・迪肯独享了，而且较大的那栋房子名为荆棘馆，和这幢房子一比，我伊丽莎白姑妈住的那栋布罗姆利宅邸看上去就成了窝棚。”
	“迪肯伯爵？”我说。
	雷吉哈哈笑。“我喜欢美国人。不，迪肯先生本可以成为第九代沃特斯伯里侯爵。”她用英国人那种含糊不清的发音说出了沃特斯伯里几个字……听起来有点儿像沃茨布里。
	“本可以成为？”J.C.说，此时他的手掌向上摊摊手。
	“迪肯先生宣布放弃了这些。拒绝了。”
	“我不晓得还会有人……不想……当伯爵。”我说。
	“在英国，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如此，”雷吉说，“可迪肯先生就这么做了。我知道，他的远亲全都在争夺这个头衔，可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在1918年，我相信迪肯先生是从法国把他的两栋豪宅、2.9万英亩[8]土地以及财产收入都捐赠给了英国政府。他建议他们把他那栋已有九百年历史的祖宅荆棘馆改成疗养院。战后他再也没有回去那里。他现在有一份十分微薄的收入，依我看，战前他以各种笔名创作了很多小说，现在可以不时得到一些版税。而且，自从1918年来，他几乎一直待在阿尔卑斯山。”
	“你是想说理查・戴维斯・迪肯是个疯子吗？”我问她。
	雷吉直直地看着我，一双朱红色的眼睛眯缝着。“并非如此，”她尖锐地说，“我只是在解释为什么你们的朋友会拿走你的诗集，并把它扔下悬崖。”
	“我不明白。”我说。
	“迪肯先生知道，1914年9月，彼时与德国的战争刚刚开始，新成立的机密机构战争宣传局召集一些英国著名作家和诗人召开秘密会议，会议地点就在白金汉门大街惠灵顿馆战争宣传局所在地。托马斯・哈代和H.G.威尔斯先生均在受邀之列……”
	“《世界大战》[9]！”我叫道。
	雷吉点点头，继续说道：“与会的还有拉迪亚德・吉卜林，约翰・梅斯菲尔德，天主教作家G.K.切斯特顿，阿瑟・柯南・道尔……G.M.特里维廉，J.M.巴里……”
	“《彼得・潘》[10]！”我兴奋地说，“不好意思，雷吉。请接着说吧。”
	“迪肯先生当时是一位相当受尊敬的诗人，所以他也在受邀之列。”她轻声说，“一同受邀的还有他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布里吉斯。根据要求，他们在战争期间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去服兵役，而是利用他们的文学天分来为打赢这场战争增加砝码，就连像迪肯先生这些年纪较轻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持英国公众的高昂斗志，而且永远……永远……都不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战争有多么残酷。”
	“可理查还是入伍了。”让-克洛德说，此时他的手指交叠在一起，仿佛是在祷告。
	“的确，”雷吉说，“可是他的诗人朋友罗伯特・布里吉斯留了下来，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没有再写一个字。相反，布里吉斯编辑了一本鼓舞人心的英文诗选，就是乔治・马洛里在四号营地里读过两次的《人类的精神》，也就是你今晚想要读的那本书，杰克。”
	我有点儿糊涂了。“可那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英文诗歌，”我说，“是经典。书里甚至还收录了一首理查早期创作的诗歌。”
	“可无论战争是什么样子，书里都没有提到一个字。”雷吉说。
	“对极了，”我说，“那些诗歌囊括了很多主题，可没有一首关于战争的英文诗歌。而且……”
	我突然间住了口。我想我开始明白了。
	“报纸也是宣传攻势的一部分，”雷吉说，“当然了，他们必须这么做，不是吗？死亡名单不得不在报纸上登出，可真正战争中的那些恐怖之处向来没有被详细写出来……一次都没有。所有的报纸都受到战争宣传局的控制。我的查尔斯表兄1917年写信告诉我，劳合・乔治对《曼彻斯特卫报》的C.P.斯科特说过一句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说的是‘如果人们真正知道’，他指的是法国和比利时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战争明天就会停止’。”
	在我再次开口说话之际，我的声音变得非常缓慢、非常谨慎，仿佛我的话要绕过那些冰隙一样。“这么说……《人类的精神》……也是战争宣传局……宣传攻势的一部分……只是为了将战争继续下去，即便牺牲再多人命，也在所不惜。”
	雷吉什么都没说，甚至也没有点头，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现在会思考了，她很为我骄傲。我不太习惯做课堂上的笨学生，但我还是很自豪，因为我挺聪明的，还知道我是不是笨学生，以及我在哪些时候笨得要命。
	让-克洛德看上去一副不解的样子。“雷吉，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狂风呼呼吹着帐篷壁，砰砰声不绝于耳，他只好大声说话，我们才能勉强听清楚，“把理查那些惊人的个人履历告诉我们，你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一点儿不错，”雷吉说，“我很清楚你们三个人都一心盼着用我姑妈的钱来攀登珠峰。可是我确信，理查・戴维斯・迪肯先生没打算活着离开这座山。”

11
	1925年5月16日，星期六
	在偷了我的书扬长而去之前，理查有一个计划：我们在午夜时分起来，借着咝咝响的提灯把茶加热，穿戴整齐，离开帐篷，在凌晨4点左右登上五号营地。所以在J.C.、雷吉和我都钻进那些木乃伊似的睡袋里睡觉时，我把我的怀表设定好，以便它可以在凌晨3点30分把我唤醒。这块表非常漂亮、价格不菲，是我从哈佛毕业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而且不管在珠峰之上发生什么事，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这块表受损。这表有一个极具独创性的小功能，可以给表设定时间，到了设定的时间，嵌在表背面的一个小金属杆就会持续震动，悄无声息地通知你时间到了。
	我把这块表放在背心口袋里，到了凌晨3点30分，我的心脏上方传来了一阵疯狂的震动。虽然累得要命，可我还是马上就醒了过来。
	说来也够怪的，在这有限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里，我居然睡得还不赖。只有一次让-克洛德把我摇醒，轻声说了句“你喘不上气了，杰克”，然后我就从放在我们之间的氧气罐里吸了一口英国的空气，可除此之外，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在这么高的地方睡得最好的一次了。在三号营地的时候，光是费力翻身就会让我气喘吁吁地醒过来，因为用力而上气不接下气，可我还不停地翻身，越是翻身越是喘不过气，而且被冻得要命，心里直窝火。可这里的海拔要比三号营地高1500英尺，我居然睡得像个婴儿一样安稳。
	哦，这一天凌晨我们并没有出发前往五号营地。帐篷壁依旧飘动着，噼啪直响，我能清楚地听到无数雪粒撞到帆布上发出的咔嗒咔嗒声。又有一天可以睡觉和休息了，我一边感激地想，一边钻回睡袋里，这时候我仅余的理智告诉我，在这样的海拔再待一天绝非好主意。
	1925年还没有“死亡地带”这个词儿，可在英国对珠峰进行了三次探险之后，人们也渐渐对这个词的含义有了基本了解。
	在四号营地这里，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受到高海拔的侵蚀了。在前面的讲述中，我已经说过，不管高度如何，空气里的氧气含量都和海平面上的氧气含量是一样的，确切说来就是20.93%，可因为气压持续下降，我们的肺和身体无法获取这一珍贵资源。在海拔只有17800英尺的一号营地，那里的气压为海平面气压的一半，因此我们的肺可以吸入的氧气量也只有海平面上的一半。如果我们真的登上29000多英尺的峰顶，那里的气压只有海平面上的三分之一，能正常吸入的氧气量根本不足以让人保持清醒，而会出现头疼、恶心和其他严重的“高山疲劳症”。从一个登山者的角度来看，最危险的三种症状就是神志不清、幻觉、判断力削弱。
	因此，8000米上方——24,000多英尺，那里比我们今夜在北坳睡觉的地方高出500多英尺——就是真真正正的“死亡地带”，绝不可以在那里多作停留。在8000米及以上的地区，人的身体会受损，真真正正地受损，在那样的海拔每多待一分钟，受损的程度就会越发严重，相关的技术术语为“坏死”。帕桑医生曾经说过，在氧气匮乏的危险境况中，不仅仅会有成百上千万脑细胞死亡，大脑其余部分也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甚至我们的血液会变稠，血液循环速度会变慢，主要器官开始肿胀（这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的心脏早已开始发胀，甚至连夏尔巴人都不例外），那是真真切切的肿胀，直至器官胀破，或者停止运转，不再工作。
	我们的平均心跳早已加快到每分钟140多下，因此，每向上攀登一步，或每做一个简单的身体动作，都会变得困难无比。在徒劳无功地给我们的肌肉和大脑输送更多氧气的过程中，我们的血液就已经在血管中急剧变稠，因此，在这样的海拔停留的每个时刻，或者登上更高处的时候，我们患上中风和血栓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从而一命呜呼。而且讽刺的是，我们血管中的血液因为缺氧变成了暗红色，这样一来，脸颊、嘴唇和四肢就呈现出青紫色。
	唯有偶尔吸一口“英国空气”才能有助于我们避开这些较为严重的问题。
	而且，我们依旧在珠峰顶峰之下5500英尺的地方。
	我心里琢磨着我们得赶快上山，可想归想，我还是钻回我的羽绒睡袋去补眠了。我承认，我先从氧气罐里吸了一大口氧气。我冰冷的双脚和脚指瞬间便暖和了过来。
	接下来有人或有什么东西闯进了帐篷门，我猛地醒了过来，想要坐起来。三次尝试之后，我总算坐直了身体。
	原来是雷吉出去了。去上厕所？我琢磨着，可接下来我就注意到她的睡袋也不见了。
	进来的人则是理查，阵阵雪花随他一起飘了进来，而且他还带进了一阵冷风。如果不是他早前绑在鹅绒外套手臂位置的红带子，我根本就认不出来面前的这人是理查：他身上落满了雪，还结着冰，飞行头盔、巴拉克拉法帽和护目镜边缘都是冰锥，他用带着巨大连指手套的手把冰弄掉，寒冰破碎的声音不绝于耳。他背着覆盖了一层冰的氧气装备，可他的脸上并没有带着氧气罩，我肯定调节阀被关闭了。
	“今天早晨真冷啊。”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把表拿出来。早晨7点刚过。
	“你去哪儿了，理查？”我注意到J.C.把他的胡子整理得比我的好看多了。我的须茬好像都长出来了，而且痒痒的。
	“就是去看看北部山脊是不是适合攀登，”理查回答，“看来不行。”
	“是雪的缘故吗？”我说。
	“是风，”理查说，“风速肯定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20英里。我试着去爬那些石板了，可在我攀爬的时候，我被风吹着，身体前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我的鼻子差不多都贴到了花岗岩上。”
	“你一个人去登山？”让-克洛德说，他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指责，“你一直都不建议我们这么做，理查。”
	“我知道。”理查摸索着把乌纳炉放到温伯尔帐篷主区外的前部区域里，用他那冻僵的双手尝试在主区内点燃火柴，然后去点乌纳炉。可是风一来就会把火吹灭。“他妈的。”他说。然后他把炉子拿到了主区内，这个举动彻底违反了防火安全协议。我替他点燃了梅塔燃料，他把一大锅雪放在小前厅区内风最小的地方。
	“我看我们去不了五号营地了。”他说着拉开了外层衣服的拉链，仿佛帐篷里的温度没有达到零下，而是像热带一样暖和。
	“我把头钻进帐篷里，把他们都叫起来了，”理查继续说，“雷吉之前已经醒了有一会儿了。一看就知道特比和登津・伯西亚感觉不舒服。她在给他们吸英国的空气。不过几分钟之后她就会过来，参加作战会议。”
	“谁向我们宣战了，我的朋友？”J.C.问。
	理查笑了，露出一口白牙，新长出来的胡子上依旧摇晃着悬挂的冰锥。“我想是这座美丽的大山向我们宣战了，我的朋友。或许是上帝，或许是神明，或许是命运，也或许是机遇，反正他们认为我们有能力迎接这个挑战。”突然间他摘掉了里面一层连指手套和丝绸手套，猛地把赤裸的青紫色右手伸向我，“杰克，昨天晚上我把你的书拿走扔掉了，现在我为我的白痴行为诚挚地向你道歉。我这样做真是不可理喻。等这次探险结束，我们一回去，我就买一本新书给你，或许还可以找布里吉斯签上名。”
	自从1913年以来，罗伯特・布里吉斯就成了英国的桂冠诗人，因此我觉着这倒也不失为一个还不错的提议。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好握住他伸出来的手。真像是抓住了一块冰冻牛肉哪。
	雷吉走了进来，把她身后的帐篷门系好。她穿着我们给她的鹅绒外套。看她身上这副打扮，唯一不适合攀登这座山的就是那双高帮拉普兰德毛皮靴了，在晾干登山靴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比较喜欢穿这种靴子在营地里活动。拉普兰德毛皮靴的靴底相对较软，不适宜用来攀登近乎垂直的积雪、岩石和寒冰。
	“登津・伯西亚病了。”既没有打招呼，也没有任何前奏，她便直截了当地说道，“六七个小时以来他一直在呕吐。我们得送他下去……至少要去三号营地，可最好到更下面的营地去。”
	理查叹了口气。我们现在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了。如果我们留在北坳的四号营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可这里的位置很好，如果天气好转，我们就可以冲向北部山脊的五号营地。然而，可能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好天气。可如果我们选择下去，就非得耗时、耗力背运装备不可。位于那面冰壁脚下的三号营地已经住满了夏尔巴人，每个帐篷里都有人。有些人可能已经患上了高山疲劳症，还可能必须把他们转移到山下的大本营去。我们的装备都分布在一号到四号营地之间，其中包括预备背上五号、六号营地的装备，还有用来在那里搜索珀西瓦尔尸体的装备，而且现在让夏尔巴人轮流背运装备的精心安排也泡汤了。
	我知道，迄今为止的每支珠峰探险队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管计划多么周详，不论挑夫的队伍多么庞大，均无一例外，现在我们处在海拔23,500英尺，在一顶随风摆动的温伯尔帐篷里挤作一团，感觉束手无策。
	“我把登津送下去，”让-克洛德说，“而且我会带着特比・诺盖。”
	“特比感觉还好，”雷吉说，“只是有点儿累了。”
	“我们三个用绳索连在一起，他可以帮我照顾登津，”J.C.说，“而且如果有必要，我们俩还可以帮登津下到二号营地或一号营地。”
	理查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如果我们现在都下去，就得把六个夏尔巴人挤出三号营地的帐篷。”
	“我们只剩下三个你设计的祝玛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跟着你们下去，或者在更高的地方设置固定绳索，就得用它们来扣住固定绳索下山或上山。”我说。我感觉我的头脑像是被毛茸茸的羊毛裹住了似的。
	“我还知道怎么打摩擦力结。”雷吉说。
	我真想用力弹我的脑门。我们这么快就依赖于那些新装置了。相比J.C.造出来的那个机械装置，下山时在固定绳索上打摩擦力结或许要安全得多。是不太方便，可绝对稳稳当当。
	“哦，我们三个人，杰克，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我，还得决定我们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理查带着结冰的胡子说，“睡觉时我们可以用氧气罐，到了夜里，如果我们感觉无力，氧气也可以助我们缓解这种状况，可留在这里把英国的空气用光绝对是一场不能取胜的比赛。那意味着还得背运更多的吸氧装置上来，留待我们在五号和六号营地进行实际工作时使用……更何况尝试登顶或不停寻找珀西瓦尔勋爵和梅耶时也得用氧气……我们准备的数量只有那么多。关于我们三个人下一步要做什么，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简直大吃一惊，理查居然会让我们对这事儿各抒己见，或者说貌似他有此意。无论是出于他的从军背景还是个人品性，在任何情况下他往往都会充当领导者的角色。而且在大吉岭上我们早就都同意了，在此次探险中，但凡涉及登山的事儿，都由他来做主，就连雷吉都赞成这一安排。
	短暂的沉默过后，让-克洛德说道：“我觉得今天我可以把登津送到他所需的最低营地里去，然后在天黑之前返回四号营地。我还可以让人给帕桑和其他人接力传达命令，告诉他们，一旦天气稍微好转，就由那些人通过接力方式把装备运上来。”
	“暴风雪这么大，狂风这么猛烈，”雷吉说，“你真能下山之后再爬回来吗？”
	让-克洛德耸耸肩。“我想可以。在阿尔卑斯山的时候，在类似的天气下我就这样做过……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我们现在在那面冰壁和冰川上布置的固定绳索。我会带几块新电池，好用威尔士矿工头灯在天黑之后攀爬最后一段路程。”
	“好吧。”理查说，“我建议我们按照让-克洛德的计划行事，今天由他把登津送到所需的最低营地里，让特比到下面去，这样就有额外的地方给下一队夏尔巴人，这些人将负责把装备从这里背运到五号营地去。不过只限时24到36小时，我们四个人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这个限制。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又让我们各抒己见，我再一次感到惊讶。我告诉我自己，这表示理查是多么尊重我们的意见。
	“我同意。”雷吉说，“现在是周六早晨。要是到了下周一早晨，风雪还不停，或者依然不见减弱到足够的程度，我建议我们那时就全都下山，至少要到二号营地去。夏尔巴人肯定会给我们让地方，或者他们也可以去大本营。”
	“明天是周日，也就是5月17日。”让-克洛德小声说。
	理查只是盯着他看，没有出声。
	“那是你计划中的登顶日期，理查。”
	理查唯一的回应就是用那只赤裸的手捋了捋他那潮湿的胡子。大部分冰还挂在上面，可有些已经融化了。
	J.C.开始穿外套。“我现在就去找登津和特比，带他们下山。雷吉，怎么决定还是看你，但我建议你搬到这顶温伯尔帐篷里来，等到更多的人上山来，登上北坳之后，你再作打算。哪怕是一点点身体的热量都能帮助你熬过这段时间。等我回来，就我们四个人住在这里。我带回来的夏尔巴人可以住在另一顶帐篷里。”
	“我同意。”她说，“我去拿我的东西，并且告诉登津和特比知道你要带他们下山，让-克洛德。我马上就回来，而且……啊……我会带本书回来看……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我想这书是安全的，不会被搜查和没收。”
	理查只是一边后悔地笑着，一边摩挲着他的湿胡子。
	*
	凌晨3点30分，小小的铜表锤头在我的心脏上方有规律地振动着，我猛地醒了过来。我立刻意识到有什么东西消失了……不对劲儿。
	原来是风停了。一丁点儿声音都没有，只有其他几个人粗重的喘息声。因为我们的呼吸，帐篷内壁结了一层霜，可帐篷壁一动不动。天气非常非常冷。我更加仔细地聆听，可既没听到风声，也没听到从前风吹雪撞击帐篷帆布发出的持续不断的背景声音。
	我穿好靴子和鹅绒外套，尽量不弄出动静，爬出睡袋，努力在不吵醒任何人的情况下悄悄溜出帐篷门。让-克洛德是在天黑之后回来的，那时候已经将近晚上10点了。他说他已经把登津交给了二号营地的四个夏尔巴人，他们肯定会顺利地把他送回大本营。我们给他留了满满两热水瓶的水，他几乎把这些水都喝光了，然后还没来得及把整个身体都钻进睡袋就睡着了。
	来到外面，我伸伸四肢，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远离四周堆满积雪的帐篷。我走出了很远，肯定已经进入了冰隙区域，或者来到了北坳的边缘。等我确定所在的地方安全后，我便站定身体，上下左右地张望。
	好一副壮丽奇景啊。
	月亮并非满月，介于半圆和四分之一圆之间，月光却分外明亮，在银色月光和满天星光的照耀下，我身后的章子峰及我上方的珠峰雪坡和顶峰闪烁着晶莹的白光，仿佛是它们自己散发出了冰冷的苍白清辉。在我的北面，在北坳之下，被月光照亮的厚重积云在乳白色的光线下翻滚着，浓稠得一如翻腾的牛奶，向着北坳最上方200—300英尺范围内汹涌奔腾。三号营地和下面的一切全都被云雾遮盖住了，不过这里上方的天空布满了星辰和明月，因此明亮无比。在北方远处，云雾升腾，仿佛闪光的巨大蜥蜴类动物生着羽翅的脊柱，我可以看到一座座8000米以上的冰雪顶峰延伸向西藏深处。
	“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景，不是吗？”
	一个轻柔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好险我没跳到山坳下面去。原来是理查。
	“你上来多久了？”我轻声说。
	“一会儿。”
	“下面是刮季风吗？”
	理查的身形黑乎乎的，他摇了摇脑袋。“别忘了，季风是从西方和南方吹过来的。那一直困住我们的暴风雪，是从北方形成的。在西面的季风来临之前的一个星期到十天内，会出现从北方形成的各种气候。这一个来星期内的气候就是一年中最适合攀爬珠峰的气候。”
	他从一个热水瓶中倒出了什么东西，然后递给我一个杯子。我大口小口地喝了起来：原来是不冷不热的阿华田即饮饮料。
	“你觉得现在是出现好天气的最佳时机吗？”我轻声说。
	“说不准，杰克。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向五号营地挺进。”
	我抿着我的饮料，点点头。“我是不是要去叫醒其他人？”
	“算了，还是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理查轻声说，“让-克洛德累坏了。我知道雷吉睡得不是很好……不停地吸氧。我去给你们几个登山的人做早餐，一个小时就好。你可以睡到5点再起来。”
	“你们几个登山的人？”我重复了一遍他的话，“你今天不去五号营地了？”
	“不去了。”他对我说，可他的目光却一刻不停地掠过笼罩在月光之下的北部山脊、东北山脊和珠峰顶峰，“我们在那里搭了两顶米德帐篷，如果运气好，现在它们依旧好端端地在那里等着你们。你、雷吉和让-克洛德可以住在里面，为搜索珀西瓦尔勋爵做准备。依我看，如果要进行有效搜索，我们还得尽可能在最靠近27,000英尺的地方建立起六号营地。你们三个一开始攀登，我就会到下面去，今天晚些时候带着帕桑和最强壮的老虎夏尔巴人上来。我们会使用让-克洛德的自行车装置把沉重的装备运上北坳，然后重新打包食物、吸氧装置以及至少一顶帐篷，留待在最高营地使用，明天早晨，也就是周一，把这些东西送上去给你们。”
	“今天是登顶日，”我低声说，“17日。”
	我可以看到理查的牙齿在月光下闪着微光。“如果没有搜索任务，或许可以。我们四个人一路向上，尝试登顶，天黑时返回五号营地。”
	“可你不打算这么做？我以为我们三个人要向顶峰发起冲击，然后才去搜索。你为什么会变卦？”
	那个瘦削的身影摇了摇戴着兜帽的头。“我可以向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撒谎，说我们会在从顶峰下来的路上搜索她表弟的遗体，可我之前已经上去过26,000英尺了，杰克。一旦冲击过珠峰的最高山脊，这座该死的大山就会让你油尽灯枯。前一天你的肾上腺素暴涨，准备好征服这座山的顶峰，上刀山下油锅都在所不辞。转过天来，就得要夏尔巴人帮助你摇摇晃晃地下到大本营去，你的力气消失了，心脏膨大，双眼半盲，脚指和手指都冻伤了。我真想今天就向顶峰发起冲击，可我答应了那位女士，我们要去寻找珀西瓦尔，我们得用几天时间来做这事儿，然后再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有力气去尝试登顶。”
	我抬头看着在我们上方耸立的北部山脊，那里无比陡峭，白色的冰雪覆盖着鲸背状的黑色岩石。我没有带吸氧装置出来，所以我发现自己正喘着大气，以便可以在这里屹立不倒。我有一点点因为这个暂缓计划而松口气，我可不愿意像去年的马洛里和欧文一样，消失在那样的海拔高度，可我更多的是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或许我们的登顶梦要就此告终了。为什么理查会在最后一天改变主意。我们的目标始终都是登上这座该死的高山的顶峰啊。
	“那意味着要在8000米之上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我终于大声说道。
	“或许吧。”他似乎承认了他的决定会使我们错过登顶珠峰的最佳时机，可他没有告诉我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尤其是关键时刻才放弃的原因。我可以看到，东北山脊在我们上方远端犹如一条布满钻石的大道在闪烁微光，一直延伸到顶峰。以往那种夺命狂风现在彻底消失了。
	“你认为找到珀西瓦尔勋爵的机会大吗？”我终于挤出这句话。
	“不，”理查说，“我猜连百分之一的概率都没有。可我们已经承诺过我们会尽力寻找。我们拿了布罗姆利夫人的钱。”
	对此我没有发表意见。我把空杯子递给他，他把它放到热水瓶的顶端并将之拧紧。
	“再去睡会儿吧，杰克。吸几口英国空气，保保暖，如果可以的话，就睡一会儿。等我用乌纳炉把早餐热好，就去叫醒你们。”
	在慢慢走回帐篷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充满了魔力的景色：珠峰及其相连的较低山峰在星光下闪烁其华，云雾聚集于北坳之下汹涌翻滚，唯有微微可见的浪花溅沫般的飞雪飘带从那座终极山峰的顶峰处飞扬下来，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即将向着那里攀登。自从我们离开英国以来，我的一部分自我第一次感觉到，今天我们原本真的可以登顶这座该死的高山，而且这一次我是有了真真正正的信心，而不是那种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张声势。如果我们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去寻找一个死人，那么未来几天内我们仍有机会登顶。确有可能。

12
	1925年5月17日，星期日
	结果，今天只有我和雷吉迈着沉重的步伐去攀登那面花岗石板岩侧壁，前往五号营地。
	让-克洛德承认他有点儿不舒服，“有点儿没精打采”，他借用理查的英国说法这么说，然后我们一致认为他应该和理查一块到下面去，帮助组织把装备运到北坳上来，明天再背运到五号和六号营地。
	“这倒有机会让我的自行车大显身手了。”J.C.说。
	我想我还没有花篇幅描述过这个新奇的装置，让-克洛德把它拆分开，一路穿越西藏运到这里，并在我们登上北坳的第一天便把它尽职尽责地组装了起来。这个新发明的确由自行车零件组成，包括自行车座椅、脚踏板、齿轮和自行车链条，不过这东西还有个软垫靠背（因为使用这个新发明的人需要一边躺着一边踩踏板，过程中膝盖要比头部高）和向四个方向延伸出6英尺的金属支柱，让-克洛德用冰锥、登山钉以及蛛网一般的绳索把每一根支柱牢牢固定在那道冰架之上。那个自行车式小装置绝无可能从那道狭窄的冰架上掉下去，除非北坳上的冰川自己出现大面积崩解。
	脚踏板上方大约一米处有一个9英尺长的金属臂，J.C.将之拆分成三节运送而来，每一节长3英尺，组装在一起之后就变成了非常结实的水平法兰面，这东西也用多种拴系工具加固了，上面放有第三个自行车齿轮和滑轮组件。
	在周五的暴风雪来临之前，我们只来得及运了两包装备来检测这个装置的性能，不过这个自行车装置虽然做工粗糙，效果却好得不得了。在1924年的珠峰探险中，夏尔巴人曾把绳索放下去，把装备拉上马洛里的冰隙（马洛里曾攀上了冰隙的最后200英尺冰壁），不过那些装备要相当轻才行。用腿和脚踩踏这个装置的踏板，通过减速齿轮获得的杠杆作用就能把装备拉上来，要比使用背部和手臂的力量提拉装备省力得多，而且拴系在连续循环的400英尺长理查奇迹绳上的装备最多可达到50-60磅。在23000英尺之上，踩自行车可以说是一项剧烈运动，这一点无可否认。可我们每个人都试了试，发现只在两个人的合作下，一个人踩脚踏板，另一个人在装备升上冰架时把它们从绳索上解下来放好，就完全可以把数吨重的物资运上北坳，再也用不着夏尔巴人排成没完没了的长队背运装备了，他们再也不必气喘吁吁地一次又一次停在绳梯或固定绳索上休息了。
	“如果我能运一个汽油发电机来该有多好啊！”让-克洛德说。
	可今天J.C.病了，要到下方的营地恢复，所以在这个风和日丽的周日早晨，只有我和雷吉朝着日出的方向，去攀登那面板岩山壁，前往五号营地。在我们从营地出发前，雷吉一个人站在距离我们几码远的地方，专心致志地把咝咝响的吸氧装置上的流量调节阀调好，趁着这个当儿，让-克洛德轻声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我的朋友，理查、登津和特比只在五号营地里搭了两顶双人小帐篷。如果我运气好的话，我可以一个人睡在其中一顶帐篷里。”
	*
	我和雷吉并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原因是什么我也不太搞得清楚。照我看呢，这是因为从北坳向上攀登那片几百码的雪原只能算是踢冰爪练习，过了这片区域之后，就到了那些该死的黑色花岗石板岩上了，我们几乎只能迈大步向上攀登这些高大的岩石障碍物。在沿着山脊线攀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为数不多的山脊刃岭和可怕的突出岩石，不过我们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移动到北壁同样向下倾斜的花岗岩石板上，然后向上攀登，绕过那些突出的岩石，然后向左移动，返回宽阔的山脊线，由此便可以轻易地避过这些地方。
	这并不是说从北部山脊——或者说是东北山肩（对照上方远处那面直通顶峰的东北山脊而言），理查偶尔就这么称呼那里——摔下来不会死人。
	在这个黎明前的清晨，风断断续续地吹着，与理查和他的两个夏尔巴人在周五遭遇的持续狂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次的狂风已经达到了飓风级别，理查他们三个人被吹得只能向前弯曲身体，以至于他们的头比他们的膝盖还要低，而且他们的鼻子几乎触到了他们面前的岩石石板。我和雷吉现在则可以稍稍向前弓着背走路。我听说过，在索姆河战役中，在顶着敌人的机关枪火力冲锋的过程中，法国和英国步兵都身体前倾，仿佛被风吹得直不起腰一样，我们现在的样子就和他们差不多。只不过偶尔会有狂风从后面猛吹我们的后背，把我们吹得摇摇晃晃，不停摆动手臂来保持平衡。在这里向后摔倒绝对会被摔成一摊烂泥。我们沿着山脊爬着，突然之间风仿佛从四面八方同时向我们猛烈吹来。雷吉被吹得只能向前倒下，带着连指手套的双手在她前面结冰的石板上一通乱摸，寻找抓握点，她并没有让风吹得向后摔倒，否则等待她的就只有万丈深渊。
	我们真应该用绳索拴系在一起的。我知道，我的每一点登山感觉和登山经验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那样做的，可出于某种原因，我愣是没有向她提出这个建议，或者坚持这样做。也许是我觉得这样做太亲密了吧。
	我头一次充分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理查和他的两个夏尔巴人，还有在此之前的几支英国高山探险队，他们在寻找合适营地的过程中都遇到过这样的困境。在我们的右边即西面，这道陡峭山脊的边缘和北壁都暴露在从西北方向不停吹来的狂风之下，威力十足的大风在那里肆虐。帐篷在该处连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住。可在北部山脊的西面就连可供搭建一顶帐篷的平地都没有，甚至一顶小帐篷都没地方搭。
	在我们的左边，也就是东面，山脊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挡住了狂风，可在山脊的那一面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一道道无遮无掩的陡峭斜坡。而这些峡谷的尽头则是5000英尺落差的悬崖，下面就是绒布冰川主区，这些峡谷里星星点点地遍布着如混乱迷宫般的巨大倾斜岩石，身在其中，登山者立刻就会迷失方向，坏天气时尤为如此。
	理查和马洛里在1922年以及马洛里在1924年都很担心下山的登山者会转错方向，误入这些具有垂直落差的峡谷死胡同。出于这个原因，我和雷吉今天早晨带了很多带红旗的竹竿，把它们深深插进主要线路沿线，而我们选择做标志的地方都是有人顶着暴风雪下山时可能会转错方向走向死亡的地方。
	我们继续朝着阳光的方向攀登，用克罗克斯眼镜玻璃制成的护目镜依旧放在罩着皮头盔的额头上。在我们走出那片雪原、摇摇晃晃地登上北部山脊后不久，珠峰顶峰就一直金光灿灿。此时章子峰、马卡鲁峰、珠穆朗卓峰和附近其他高峰的山尖都闪烁着光辉，就连我们北边远处的高山雪顶也开始迎接早晨的到来。我殷切盼望着晨光能够照射到我们所处的山脊线海拔较低处，因为这里太冷了。即便穿着新羽绒服和毛毡靴也无济于事，只有不停地运动才可以使身体不至于在这样的海拔持续丧失核心热量，而不断地运动压根儿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儿。
	理查曾经对我们所有人演示过他和马洛里的高海拔深呼吸技巧，深深吸一口气，吸气的时间要比自然吸气时间长，然后迈一步，停下来，把气呼出，然后再深深吸气走下一步。但我和雷吉都在吸氧气，设定为较低流速每分钟1.5升，因此我们没法像理查曾经教给我们的那样做出那么大幅的动作。调节器根本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尽管如此，我和雷吉还是松开氧气罩，松开的时间足以让我们走完整整二十步，然后停下来一动不动，呼哧呼哧大口喘气，不过，不论是在雪坡上，还是这样的石板上，我们能做到的最好方式就是走完13步短步后就停下来。而且，每登高100英尺，我们停下来喘气的时间就越长，也越发频繁。
	我不停地向下看，向四周看，而不是看我应该看的双脚。我就是忍不住要这样做。我始终钟爱所有高处的风景，而且在我的经历中，在我这短短二十几年的生命中，我所见的风景没一个能比得上在我们接近25,000英尺时从珠峰北部山肩看到的壮阔美景。我们身后建有一号到三号营地的东绒布冰川河谷之上依旧乌云密布，暴风雪徒劳地尝试把充满水汽的乌云卷向北坳，云层翻滚着，奔涌着，扑向彼此。在那些云雾之上，这里的空气是如此澄澈，而50英里开外的一座座顶峰看上去仿佛我们向下或向后一伸手就能触摸到。我深深地弯下身体，把穿着羽绒和细帆布裤子的双腿叉开成V字形，透过露出的缝隙就能看到北坳上的四号营地：在这座被白色冰雪覆盖的鞍状山上，一顶顶绿色帐篷已经成了黑色斑点。
	在理查和J.C.的迫切要求下，我和雷吉都穿上了12爪冰爪，在整个攀爬过程中都要穿着它，没完没了地徒步攀登这些石板时也不例外。一开始，穿着冰爪攀登岩石，脚下没有坚硬的靴底，让我紧张到不行，而且每迈一步，都得思考怎样抬起双脚，一旦走神，前爪尖就很容易被勾住，从而导致失足，可在向上攀登了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便清清楚楚地了解到了站在冰爪上的好处。冰爪与岩石的真正接触点和钉靴的一样多，不过穿着冰爪向冰雪覆盖的岩壁过渡要容易得多：可以把前尖踢进冰雪中，同时以与攀登光秃岩石相同的速度向上攀登。而且，真正光秃的岩石其实并不多。虽然狂风大作，大部分岩石上的积雪还是冻成了光滑的薄冰层。冰爪可以刺穿并深深插进这些冰中，安全保险，任何靴钉都无法企及。
	我们当然也用到了长冰镐，每走13步我俩都会停下来，把身体深深弯下，倚在冰镐上急切地让吸氧装置把嘶嘶响的空气送入我们受尽苦头的肺中。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三个氧气罐，并计划在前往五号营地的途中每人只使用一个，不过我们登山时用的并不是金属氧气罐背架，而是让-克洛德改装过的特殊背包。尽管需要多花几分钟时间才能把这种背包准备好，氧气管和调节阀必须穿过几个位置巧妙的孔洞，随后用带子紧紧地绑在一起，不过背袋里还可以放额外一些食物、衣物和其他几样东西，而这些东西原本只能强塞进垂在我们胸前或肩膀上的防毒面具包里，非常不方便。我当然知道三个氧气罐以及配套的阀门、软管和齿轮有多重，不过多亏欧文先生和克莱罗克斯先生的改装，所以即便算上我们背负的额外一些东西，总负重量也不超过30磅。而那些东西中就包括另一顶10磅重的米德双人帐篷，我们把帐篷分拆开，各背一部分。
	阳光照射到我们身上。我意识到我身边的米其林轮胎先生正在做手势，示意我把护目镜拉下来。她的护目镜早已经戴好了。我很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这种特殊的眼镜会扭曲颜色，而且，戴上这东西和那该死的氧气罩，我就感觉自己被锁进了另一个世界里，就像个身上穿戴着沉重的金属头盔和潜水服的人。不过她是对的。此时我们身处向上倾斜的石板和低矮的岩石尖峰之上，这片区域很长，周围没有一点儿雪，但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我们还是有可能患上雪盲症。如果攀爬时间太长，光是紫外线就会令人致盲，在深色的岩石上同样如此。我和雷吉都把小型军事望远镜放在了第一层衣服沙克尔顿夹克下面。望远镜并非攀登珠峰的必要工具，却有助于我们寻找她表弟珀西瓦尔的尸体。她并没有把望远镜拿出来，而且我也没看到我右边的北壁上有任何线索，值得我掏出我的望远镜。趁我们停下来掰开巧克力放进嘴里嚼的当儿，我问她是不是已经开始寻找了。
	“山脊的两面都要找。”她嚼着巧克力气喘吁吁地说，“不过……别忘了……去年八月……我和帕桑……在登上……五号营地……的途中……仔细……找过了。当时……两边……都没有……一点儿线索。”
	我差一点儿就忘了，对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来说，前往五号营地的这段攀登线路可以算是驾轻就熟了。可对我来说还是头一遭。
	我们曾经问过理查，我们从北坳到五号营地需要多长时间，他给出了一个准确数字：五小时零十分钟，这真够有趣的。不过和所有迪肯式的事情一样，他真的检查了1922年和1924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使用氧气从四号到五号营地攀登时间的记录，从而得出了这个准确时间。
	在攀登了五小时十二分钟之后，在我们上方几十码远的地方，我们终于看到了理查搭建在新五号营地上的两顶小帐篷。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肯定是在开玩笑。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营地。事实上，这里根本就算不上营地。那里是一处稍稍变宽了一点儿的山脊，在一片区域内，理查、登津・伯西亚和特比・诺盖搬来了很多岩石，搭建了两个倾斜得厉害的平台，比建在它们上面的帐篷还窄，而且这片区域只有一部分有遮挡，不会受到崩石和从高处岩脊处吹来的狂风的影响。
	那两顶小米德帐篷甚至都不在同一高度上。一顶位于我们攀登线路的右方，明显倾斜，边上就是悬崖峭壁。另一顶帐篷的位置甚至更为岌岌可危，比第一顶帐篷要高出差不多30英尺，位于我们攀登线路的左边。第二顶帐篷真真正正悬浮于虚空之上，边上就是有5000英尺落差的悬崖，悬崖下就是绒布冰川主区。有那么一刻，我以为这只是理查和他两个夏尔巴人开的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玩笑而已。我们根本不可能在这里过夜，我心想。这他妈的根本不可能。
	然而我可以理解理查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对于较低的那顶帐篷而言，这道石脊是一道很棒的保护屏障，而理查他们用粗绳结成了一张网，把那顶看上去更为暴露在外的较高帐篷连接在它边上的三块砾石上。每顶帐篷的迎风面都有新的积雪，但没有一顶帐篷倒塌或被吹走。
	就算如此，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们就要把性命托付给这个位于石板斜坡之上、选位疯狂的营地，真真正正闭上眼睛睡觉就更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可是，透过我的厚护目镜仔细察看这道山脊和山壁，我压根儿就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地方来建营地。
	雷吉转过身，坐在较低帐篷边上其中一块向下倾斜的大石板上。她把氧气阀关掉，摘下氧气罩。我也如法炮制。得不到充足的氧气，无法充分地呼吸，溺水的感受立刻袭来，恐慌感也随之浮现。好在我们克服了这种感受。
	如同我之前想象过的海底潜水员一样，雷吉缓缓地解开了帐篷门上的带子，俯身朝里面看。这顶帐篷的入口面冲石壁，并没有面对陡峭的悬崖。
	“睡……袋……和……这里的其他东西……都还在……理查……和那两个人……放置……的地方，”她一边呼哧呼哧喘着气，一边说，“乌纳炉和……梅塔燃料砖也是。可是……有很多……飘雪。落在……睡袋……里面……我们的身上可能会变湿。”
	他妈的。哦，好在我们带了自己的睡袋来。此刻阳光是如此明媚，处在避风的地方，还有点儿热。我把外面一层羽绒服的拉链拉开。
	“小……扫帚。”我一边说一边轻拍背包左边的一个外袋。
	雷吉点点头，找回了那把小扫帚，然后她不知打哪来的力气，斜靠在帐篷上，把大部分积雪都扫了出来。她把那些睡袋从内向外翻转过来，拖到了阳光下，用石头压在上面起保护作用，以免偶尔吹来的一阵狂风把睡袋卷走。
	接下来，她从里面的衣袋里拿出了一个高海拔气压表看了看。“25,250英尺。”她边说边喘粗气。这时候我意识到她正指着我们左下方的什么东西。
	我花了一分钟才看清那是什么。一块冰雪覆盖的陡峭岩石上有两块已经撕烂了的绿色碎帆布。“1922年的……五号营地……”她说。
	得知我们比1922年那支探险队的铁人高出200-300英尺建立营地，我不由得感觉非常满意，自信油然而生，不过这也挺傻的。
	“1924年的……帐篷……在……哪儿？”我问。
	雷吉耸耸肩。她以前说过，去年夏天她和帕桑爬上了1924年的五号营地，所以我猜她的确知道那个营地在哪里，不过此刻她太累了，所以没法告诉我。
	一想到要冒着狂风待在这些岌岌可危的高处，我的阴囊就不禁一缩。因为曾经看过理查、诺顿和其他人的报告，所以不管我们选择哪顶帐篷过夜，我都很清楚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要怎样打发。
	首先，我和雷吉得准备一小张必需品清单，这里已经有一架乌纳炉了，我们得留着它，明天到更高的营地再用，然后我们就可以钻进睡袋里，在温暖阳光笼罩的帐篷帆布下，尽情享受那份并不真实的温暖。我们太累了，根本做不了任何有建设性的事儿，所以我们就躲在各自的睡袋里，睡上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小时，或许还可以吸几口英国的空气，借以驱赶已经在我们头盖骨里搅动的头疼，这疼痛真如同远处在东绒布冰川河谷翻涌的厚重云层一般。
	接下来，我们中的一个——但愿是雷吉——使出浑身力气爬出睡袋，在此过程中她肯定会频频停下来休息，并且不断呻吟，然后爬出我们的日间帐篷，穿过十分陡峭的斜坡，找到距离我们最近的净雪。这样的地方距离这顶帐篷大约有10步远，而距离我们左上方那顶悬空于悬崖之上的帐篷只有四步远，然后用尽最后一点儿力量把两个大铝锅装满雪。
	随后，我们就要轮流哼哼唧唧着一起点燃该死的烧梅塔燃料的火炉，再打开一些食品罐头和包装袋——在这样的海拔高度，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花两个小时做一顿难以下咽的晚餐，或许是干肉饼，也可能是罐头牛肉（理查打包了很多这东西带来，所以他肯定很喜欢），然后“煮”一些不冷不热的茶，加大量糖和炼乳进去。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琢磨着，或许我可以睡上一天一夜，我们的热水瓶里还有水，够我喝到明天的，也可能到不了明天我就没命了。随便吧。
	雷吉说了一句话，让我吃惊得够呛，而且吃惊二字都不足以描述我的感受了。她说：“去……六号营地……你说……怎么样？”
	“今天？”我几乎是尖叫着说出了这两个字。
	她一面点头，一面从拉链拉开的芬奇羽绒服里面拿出了一块精致的女式手表，说：“还没到中午呢。理查说了……他们从五号营地……到六号营地……只用了……四个半小时。到不了天黑……我们就能到那里。”
	有那么一刻我肯定这纯粹只是说说而已，雷吉不可能是认真的，可随后我看着她那张已被晒黑的脸，看着位于拉低的氧气罩和抬高的护目镜之间的她那双明眸，我就知道她绝对没开玩笑。
	“他们是在……早晨……开始……攀登的，”我说，“而且是在休息过后才动身的。”
	雷吉摇摇头，我见到她那头蓝黑色的长卷发从鹅绒帽兜下的羊毛帽里掉了出来。“在这样的高度……你不能休息。身体会……受损伤。睡……也睡不着。今晚……我们或许也能……再向上攀登……1700英尺。明天一早……开始寻找……珀西。然后下山。”
	“理查和J.C.希望我们留在这里……留在……五号营地。”我勉强说出这句话。
	雷吉耸耸肩。“我会给他们留个字条。”她从内袋里拿出一个小皮本和一小截铅笔。
	我的老天，我心想。她来真的！
	我只好使出王牌。对此她很可能无言以对。这会救了我们的命……至少我的小命会因此保住。“那里……根本没有……六号营地。”我说，努力假装出非常遗憾的语气。“我们都不知道该在哪里……搭建营地。天黑之前……我们不可能……建立起营地。无遮无掩的，我们肯定会没命的。”
	“噢，这不成问题。”雷吉说。她起劲儿地写着她的字条。随后她把半干的睡袋推回倾斜的帐篷里，先给我看了看字条，然后把它放在最近一个睡袋上面，用一块石头压住。那张简短的字条（我肯定这玩意儿绝对是我们的死亡判决书）上是这样写的：中午抵达五号营地。二人皆好。决定去27,000英尺左右建立六号营地。明天会在山壁上开始搜索。雷吉。
	她把帐篷门系紧，我们不住哼嗨着，气喘吁吁地站了起来。有那么一秒钟我有些头昏眼花，好悬没头朝下摔下2000多英尺，掉到北坳上，我连忙摇摆手臂，乱摆的手臂就像不会飞的鸟儿那已经退化了的翅膀。如果我真的向后摔下去，这里和我们下方的陡坡都阻止不了我下滑的趋势。我继续摇摇欲坠，东倒西歪，摇晃着手臂徒劳地寻找平衡，接下来我感觉到雷吉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上臂，把我的身体拉正。
	我终于找到了平衡，貌似恢复了正常呼吸，这时候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等第一个氧气瓶……空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丢掉。”她说，然后拉上了氧气罩，“或许在第二阶段……的攀登时……我们应该……少用一些氧气。更多的……留到……明天用。”
	“当然。”我气喘吁吁地说道，我的氧气罩就放在我的嘴唇下方，“你说什么……都对……夫人。”
	我们转过身，面对滑溜溜的黑色花岗岩石板和冰雪，那里特别陡峭，既十分凶险又难以攀登，并准备迈出我们的第一个13步。刚到下午，天气寒冷无比，阳光越拉越低，在我们上方差不多6000英尺之处，冰雪覆盖的珠峰顶峰三角岩西壁开始闪光。浪花溅沫般的雪再一次被狂风卷着，向东南方向延伸出好几英里。我开始想象着27,000英尺上狂风大作的情形，我们的目的地就在黄色地带下方几百英尺处，而黄色地带则是最后一道有形的地标和分界线，从那里向上，便是东北山脊和那道直通顶峰的笔直——虽然这几乎有些不太可能——山脊线路。不过我只能叫停我的想象力，不然的话，我一准儿会找块砾石坐下来，开始像个小孩子似的哭天抹泪。
	我们迈出了第一个13步。

13
	1925年5月18日，星期一
	“杰克，”雷吉轻柔地说，“要是你没睡着，出来看看这个吧。”
	我当然睡不着。我们的“六号营地”只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笑话罢了。一顶10磅重双杆小米德帐篷被搭在了一块极端陡峭的石板上，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脚抵在帐篷向下倾斜的一端拴系的砾石上，倾斜着睡觉，好家伙，感觉就像是斜立着身体一样。在我们把帐篷搭建在山的这一面并加重帐篷的时候，好在我想着把另一块毯子系紧在那块石板的平坦表面上，如此一来，一整夜，在这个27,000英尺的异度空间中，彻骨的寒冷并没有完全从冰冷的岩石上钻进我们体内。
	在黑暗之中我睡了几分钟。我还隐隐地意识到，尽管身在茧状睡袋里，可我和雷吉依旧可以说是依偎在一起，我们俩真像冬日里坐在伦敦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车厢里的两个乘客，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这辆车倾斜得严重，而且车厢里塞满了人。好在夜里的风不那么大。如果一直提心吊胆，等着在高处被风卷走，恐怕我连那片刻的半睡半醒状态都不能享有。
	“好。”我说着坐了起来，痛苦不堪地穿上外面几层衣服和靴子，一整夜我都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睡袋里。对于讲卫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背包里最后一双干净的棉袜穿上。就算不顶什么用，起码能在心理上略感安慰。
	我从帐篷较高的一边爬出来，真挺像向上爬出一条挂满白霜的隧道，或许更像是出生之后居然发现自己身在月球之上。
	在我们这个位于27,000英尺的快乐小家的另一边，阳光的光带渐渐下沉，我意识到，一段时间以来我听到的咝咝声根本不是下雪的声音，那是乌纳炉和梅塔燃料在可怜兮兮地接连融化一小锅又一小锅雪时发出的声响。这炉子烧水的时间肯定有一会儿了，因为雷吉已经装了三暖瓶……不冷不热的东西了。干这些活儿的时候她一直穿着所有的衣物，坐在卷起来的睡袋上，靴子抵在一块石板的脊梁上，以免从这座山上滑下去。
	我努力回想水在27,000英尺上的沸点，是91摄氏度？还是90摄氏度？反正不久之后这个温度就会变得非常低，如果我们不停地向上攀登，似乎就算没有炉子加热，锅里的水也会开。
	事实上，我隐约记得乔治・芬奇说过，如果我们人类设法去到宇宙空间，完全在大气层之上，我们血管和大脑里的血液就会沸腾，即便我们身体背阴一面的体温或许会低于零下200华氏度也是一样。“当然了，”为了让我们感觉好过点儿，芬奇只能做出补充（当时我们正在那家四星级的苏黎世餐厅里吃甜品），“你们倒是不必担心你们的血液会在外太空里沸腾，因为你们的肺和身体早就已经爆炸了，就像那些我们偶尔从深水中捕捞上来的可怜深海生物一样。”
	听了这话，我忍不住把满嘴的布丁都喷了出来。
	我把我的睡袋从倾斜的石板上拉上来，打算坐在雷吉身边。我想把睡袋塞到屁股底下，这时靴子突然一滑，而我并没有穿冰爪，因为我的手指根本绑不了带子，在我的脚后跟触到另一块楔形岩石支撑住我身体其余部分之前，雷吉再一次伸出了强有力的手，把我扶稳。之前我们不得不在北壁攀爬不长的一段距离，这才找到了这片差劲儿的营地，而去年马洛里和欧文的六号营地现在根本连影儿都没有了。傍晚阴影很长，岩石如迷宫一般，雪花打着旋儿，也可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而且这里的山壁毗邻北部山脊，就处于黄色地带之下，貌似并没有特别陡峭，可真要是脚底一滑，便会摔到6000英尺之下的东绒布冰川上。少年乔治・马洛里曾经攀登过一座坡度为35度到40度的石板瓦屋顶，那次攀登举世皆知，或许这里的山壁和那个屋顶可有一比。
	“你感觉怎么样，杰克。”我意识到她并没有用氧气，所以我很高兴我也没有把夜里使用的氧气罐拉出帐篷。
	“好极了。”我没精打采地说。如果说在五号营地那样的海拔，我的脑袋里装的都是羊绒的话，那么在六号营地这里，我感觉我的大部分大脑都已经变得空空如也了，唯有头疼一直萦绕不去……思考或说话都可以让头疼跳出来折磨我一番。
	“你整夜都在咳嗽。”雷吉说。
	这我倒是知道。我持续不断地咳嗽着，有时候我真以为会把内脏都咳出来。照我看，这咳嗽一准儿是因为在这样的海拔之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干燥已经蔓延到了肺部最小的囊泡，并使得喉咙里的黏液都干涸了。　
	“就是太冷了。”我说。事实上，我感觉有个坚硬的东西卡在了我的喉咙里。一想到这个，我就感觉很恶心，我赶紧把这个念头甩脱。
	雷吉张开双臂。“我想你或许乐意看看日出。”
	“哦……是的……谢谢。”我含糊地说。
	我的老天，那简直美极了。我那一部分失灵的大脑和渴望温暖的灵魂都依稀感受到了眼前的美景。片刻之后，我眼中所见的真实美景和冉冉升起的太阳带来的些许温暖便开始进入了我的躯体，只是我的躯体现在有些行动迟缓，快被冻僵了，咳嗽起来没完没了，而且在瑟瑟发抖。
	在这一刻，毫无疑问，我和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是这个地球上触及太阳光芒位置最高的人。我看向我的左边，伸着疼痛不已的脖子抬头凝视珠峰峰顶，它是如此接近！却又无限遥远！此时此刻，它就在我们上方2000英尺处，这2000英尺的距离几乎无从攀爬，而从我们西边的山脊线前往那里只有不到1英里的距离，太阳把光辉洒向顶峰的红色岩石上。在连接顶峰的最后一段山壁下方，顶峰三角岩上一片闪烁光辉的雪地看上去宛如仙境，根本不属于这个尘世。
	我没精打采地想，这样的海拔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人类命里注定与这里无缘，也不会逐步进化以适应这里的环境，我忍受着在我身体里搅动的轻微疼痛感琢磨着。与此同时，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想法冒了出来——命中注定我来到了这里。我倾尽一生等待的就是要来征服珠峰。
	约翰・济慈怎么评论消极能力来着——一个人在心里同时怀有两种对立的想法，不需要竭尽全力使这二者和谐一致？这可问倒我了。或许这话压根儿就不是济慈说的……没准儿是叶芝说的，也可能是托马斯・杰斐逊或爱迪生也说不定……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给你，喝点儿这个。”雷吉说着把其中一个暖水瓶交给我，“不是很烫，不过里面有咖啡因。”
	喝了这些不冷不热的咖啡，我险些没吐出来，不过我转念一想，在这个世界之巅，雷吉天还没亮就起来了，给我加热咖啡，供我早晨享用，把咖啡吐到身上可不是什么感谢她的适当方式。
	我注意到雷吉不时用悬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仔细观察我们下面的一道道斜坡。
	“看到什么了吗？”
	“北壁上的雪太多了……乍一看……雪下面的每块岩石和砾石都像是人的尸体。”她把望远镜放下，“没有。什么都没看到。只能看到两个人径直朝我们爬过来了。”
	“什么？”我说着把她的望远镜拿过来看。就算有她的指点，我还是过了一会儿才看到了她说的人，因为这两个人完全像是两个灰色的斑点沿着山脊在灰黑色的岩石上慢慢移动。只有在他们在偶尔出现的雪地前方移动时才能真正看出这两个斑点是活的，而且是在向上攀登。
	“理查打头？”我说。
	“让-克洛德呢？”
	“他不在，连在绳子上的第二个人个子很高，不是J.C.。肯定是一个个头儿很高的夏尔巴人，理查叫来的……等等！是帕桑！”
	她把望远镜拿了回去。我看到她的脸上闪着快乐的光芒。天空碧蓝，天气越来越温暖，云在我们下方远处的河谷上方盘旋，看得见的壮阔冰川蜿蜒延伸向没有低矮云层的地方，许多海拔20,000英尺的高峰在太阳光线的笼罩下一个接着一个地竞相闪光，像是一连串金色蜡烛被逐个点燃。不知怎的，有了美丽的她，眼前这个世界就完美了。
	这两个人又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我们近前，在攀登最后一段距离时，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穿过迷宫一般的沟壑向上攀爬，这些峡沟起始于黄色地带下方约1000英尺处，并且向我们上方的山脊线延伸，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他们，正因如此，他们可以说是突然之间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和雷吉一边等着我们的朋友爬上来，一边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包括一些英国饼干、几块巧克力、几勺只解冻了一半的通心粉，然后又加了点儿巧克力和咖啡。这期间我和雷吉并没有开口交谈。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在我在巴黎见过那个叫海明威的家伙之前，至少还怀揣着这个梦想），而那些作家或许会将我和雷吉之间的沉默描述为“惬意”。于是我逐个叫出那些正闪烁光华的群峰的名字，借此让我昏昏沉沉的大脑恢复正常，也让我可以满足一下：那里当然是珠穆朗玛峰的悬崖峭壁和北峰；东边远处的肯定是干城章嘉峰的雪顶；西边是卓奥友峰；南边的洛子峰刚刚开始被笼罩于阳光之下；在阳光的照耀下，更为遥远的詹卡山脉缓缓地褪去了模糊的影子，坚硬的花岗岩越来越清晰可见；在很远很远的西藏中部，有一座非常高的高峰，它正在清晰可见的地平线上方凝视着我们。我叫不出它的名字。
	然后理查和帕桑到了，俩人依旧用一根6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拴系在一起。我和雷吉见状不禁看了彼此一眼，一是高兴，二是因为我们犯了错。在昨天的攀登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用绳索拴系在一起，就连我们登上北壁后，或者不得不爬过沟壑，在陡峭的地方使用双手攀登时也没用。我真搞不懂，这只不过是我俩共同分享的一个小秘密而已，我居然会这么高兴。
	“现在还不到早上7点呢。”雷吉说，“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出发的？从哪儿出发的？”
	自打我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帕桑以来，他的氧气罩就没放在脸上，而是悬垂着。我怀疑他已经把氧气用光了，因为我可以看到两个氧气罐的顶部从他的背包里伸了出来。那些氧气罐足够他从北坳登上这里，即便开大流量也没问题。这当然不像是帕桑医生在炫耀。没准儿不需要瓶装氧气，他也可以比我们欧洲人登得更高。不管事实是什么，反正理查一直带着氧气罩来到我们所在的石板处并站稳脚步，不过现在他关上了流量阀，拉下氧气罩，站在那里喘大气，好一阵子之后才回答了雷吉的问题。
	“凌晨2点……刚过……就出发了，”他挤出这句话，“五号……营地。昨天……下午……到了那里。”
	我瞧着他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强挤出一个笑容。这两套头灯依旧捆扎在他们的鹅绒帽兜下面，羊毛帽子上面。乔治・芬奇的鹅绒外套，J.C.的冰爪和其他各种发明，理查的新绳子和精心安排的后勤保障，还有我的闯劲、勇气和热情，有了这些，我们确实为这第四次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小的一次珠峰探险带来了一些特别元素。然而，或许还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奇特矿工头灯和不论满月与否均从午夜开始登山这个主意，才能真正决定我们此次可能攀登的最高高度。
	“你们的速度很快。”雷吉说。她把她的睡袋铺开，放在理查脚边，“坐会儿吧，先生们。不过先要确保你们的靴底和脚后跟牢牢抵住什么东西才行。”
	帕桑咧开嘴笑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转过头看着眼前的景色，随后又转过头看着黄色地带，东北山脊以及珠峰的顶峰三角岩，它们赫然耸立在我们上方，貌似与我们非常接近。理查非常小心谨慎地摘掉背包，一边缓缓地坐下来，一边把背包搁在他身后的两块小块砾石之间。他曾经告诉过我们，1922年，在海拔26,000英尺，霍华德・萨默维尔放背包时一个不小心，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背包掉到了9000英尺之下的绒布冰川主区上。他们俩都没有带护目镜，理查的脸被高海拔的阳光晒得黢黑，他和帕桑看上去像哥俩儿似的。
	“我们……之所以……速度快，”理查终于说道，“是因为……一些考虑非常周到……的人在陡峭的……地方……拴系了……数百英尺……固定绳索，”他冲着我们的方向点点头，以示感激，“沟壑内……带有红旗的竹枝……也帮了很大的忙。”
	“反正一路到这里来我们能做的似乎只有这个。”雷吉说，脸上又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你们……提前一天……建立营地……做得很好，”理查说，“这样我们就有一整天的时间去搜索北壁了。”
	“我们不会搜索整个北壁，是吗？”雷吉问。我知道她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理查微微笑，指向下方。我注意到他的嘴唇已经干裂出血了。
	“我们按照计划……假设东北山脊下方……是一片巨大的梯形区域……这片区域以北部山脊和第一台阶相交的地方为始。”他非常笨拙地转过身，抬头望着第一台阶，从他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第一台阶的顶部，他说，“我的老天，从这里似乎能够登得上去，是不是，杰克？不过第二台阶……”
	雷吉把她的望远镜交给他，就像我之前一样，理查仔细观察了第二台阶。“攀登那里的岩石倒是有一点点难度，”他说，“不过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带你来的原因，杰克。在岩石上，你是我们的先锋。”
	“‘攀登那里的岩石倒是有一点点难度’！”我大声惊呼，“在我欣赏日出的间歇……我举着望远镜……观察了大半个钟头……这该死的第二台阶……就和诺顿或者别的什么人在皇家地理学会描述过的一样。第二台阶是个庞然大物，垂直的‘舰首’高100英尺，他妈的绝对会把人吓得尿裤子。”我停下来喘了几口大气，“真抱歉我说粗话了，雷吉。”
	“可以理解。”她说。
	“无论如何。”理查一边继续说道，一边摘下外面一层连指手套，张开带着手套的双手，指向在我们下面延伸的陡峭岩石，“按照我们之前的决定……我们会去搜索那片梯形区域，不过从这里的六号营地开始找起，要比从五号营地……攀登上来再搜索简单得多。”
	“你们还有力气今天去搜索吗？”雷吉问。
	帕桑又笑了。理查露出一副苦瓜脸。
	“我们还剩下两个满装氧气罐，”理查说，“你们俩呢？”
	“每人两个。”我确认道。
	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他把刚刚耗尽的那个氧气罐从背包里拉出来，拆下阀门和橡皮管。他刚要小心翼翼地把氧气罐放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之间，雷吉就阻止了他。
	“我和杰克昨天晚上丢我们的第一个氧气罐时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儿。”
	理查微微扬了扬眉，他的矿工头灯就在他的眉毛上方。
	雷吉从他手里接过了氧气罐，用两只带着手套的手将之高高举过头顶，用力掷了出去，氧气罐从此处山壁向外飞去。
	氧气罐撞击到了下方60英尺处的斜坡，又弹起了50-60英尺，之后再次撞到了岩石上，不断地向下猛冲，在明媚的晨光中变成了一个窄小的模糊影子，撞击发出的铿锵声不绝于耳，仿佛回响声永远都不会停止。随后氧气罐消失了。
	理查摇摇头，不过还是笑了笑。“如果那东西掉到1英里之下的北坳上，砸到我们其中一个夏尔巴人朋友身上，我可不负责任。”他说，“这倒提醒了我。那道陡坡从这里的山壁向下延伸，最低处比我们正下方的五号营地低不了多少，一直连通到大深峡谷。我们的搜索区域……就以那里为最低边界。”
	“我还是那句话，”雷吉轻声说，“那依旧是数百英亩的面积。而且还是直上直下的。”
	“还是有些坡度的，”理查说，“感谢老天。”他把手伸进拉链已经拉开的羽绒外套，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纸展开之后，我看到了一张更为正式的图表，这图表是他画的，在穿越西藏的徒步行进过程中我们一直就此进行讨论，到了大本营又继续讨论。
	那是一幅珠峰北壁的简图，这座北壁大致从此刻位于我们东边的北部山肩一直延伸到我们西边几百码远处的大深峡谷，在这幅图上，理查用四种不同颜色的墨水画出了四条自左至右呈之字形的横线，随后又从右向左折返画线，这些线条横贯了简图上的珠峰北壁。
	“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理查正式地说，“迄今为止你是我们最好的登山者，所以如果你能继续向上攀登400英尺，前往这片凹地上方的黄色地带的底部，沿着黄色地带各条沟壑下方的山脊从东到西进行搜索，那就最好了。我认为……你不需要爬进……任何一条沟壑。使用望远镜眺望就可以了。那里的岩架逐渐断绝，到不了诺顿的峡谷，所以请不要超过那个地方。你可以把山脊上方的第一台阶当成一条山脊线……过了那里之后，向西不要走出太远就返回。”
	雷吉点点头，不过还是说道：“你让我去黄色地带底部，因为那里是最宽阔、最安全也是最容易以横切方式攀登的岩架，是不是？”
	“恰恰相反，”理查说，他的表情十分严肃，“我要你去那里，是因为那条搜索路线有最长的一段落差。而且……”此刻他的严肃表情消失了，换上了淘气的神态，“……因为要到那里就要向上攀登，而我们其余人则要下山搜索。帕桑医生？”
	“是？”帕桑说。这是今天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没有半点儿而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反而如同在海平面上聊天。
	“烦请向下几百码，到那块不太好形容的岩石侧壁处……”理查不再说话，给他指出了方向。所谓的“侧壁”还真的是难以形容，我们花了好几分钟才看清楚，不过照我猜测，去年，诺顿创下了世界最高攀登纪录28,600英尺，那时候诺顿和萨默维尔就是从大深峡谷退到了这面可翻越的“垂直山脊”上。当然了，这只是已知的最高攀登纪录而已，因为没有人晓得马洛里和欧文在殒命前到底登上了多高。
	“只要那里足够结实，你就尽可能向西移动，然后向下爬几百英尺，沿一条最佳线路朝北部山脊向东折返。”理查接着说。他抬头看着这个大个子夏尔巴人，“帕桑，今天早晨攀爬过程中你没用氧气，好样的，不过在部分搜索过程中你或许想要吸一口英国的空气。只是让你保持警惕而已。”
	“好吧。”帕桑说。他正手搭凉棚低头看着下方远处陡峭如屋顶的石板，这一大片宽阔区域正是他的搜索范围。
	“我来负责这一大片凹地区域，位于帕桑医生负责的所谓难以形容的侧壁和五号营地之间。”理查说。
	“那片区域太大了，”雷吉说，“而且非常陡峭。根本无遮无掩。”
	他耸耸肩。“所以我会非常小心的。别忘了不要摘下你们的护目镜，我的朋友们。即便身在深色的岩石上也是如此，切记……”
	“诺顿上校。”我说。
	“正是。”理查说，“我们每人使用一个氧气罐，把第二罐留起来今夜用，不过到下午两点我们应该一起回到五号营地。我相信昨天晚上我们谁都没睡好，而且如果有办法……我不希望……还有人出现高海拔健康问题了。”他看着我，“你的咳嗽严重了，杰克。”
	我暴躁地摇摇头。“继续吸瓶装氧气就会好的。”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仍然感觉喉咙里像是卡了块鸡骨头似的，可我不愿意争论，也不愿意发牢骚。
	理查点点头，显然不相信我的话，然后打开了他的背包。“我有东西给各位。”他说着拿出了三个很像手枪的东西，“这东西很短，用黑色金属制成，枪筒很宽。”
	“决斗用的手枪？”雷吉开玩笑地说道。我是唯一一听了这话嘻哈笑的人，不过很快我的笑就变成了干咳。
	“我不知道卫瑞信号枪还有这么小的。”帕桑说。理查摆出卫瑞彩色信号弹，这东西比霰弹大不了多少。这些信号弹和信号枪比我见过的所有航海和军事方面的装备都小得多。我曾经见过理查在伦敦把这个词儿写在了一张清单上，当时也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做，而且出于某种原因他拼写的是“卫瑞”（Verey），显然这是英国拼写方法，不过我倒是一直知道这种信号枪的名字应该是“卫瑞”（Very），取自信号枪第一个设计者的名字。
	“我在战争中使用过威百利-史考特马克三号信号枪，那是一种老式的大口径短枪，”理查说，“黄铜做的大家伙，喇叭状的枪筒。可以发射一枚1英寸口径信号弹，杰克，你可能见过那种1英寸口径卫瑞信号枪。不过一些德国科学家设计了这种枪体较小的12毫米口径卫瑞信号枪，用于夜间巡逻。我们缴获了一些。”他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他那把较大的英国造卫瑞信号枪，借以向我们展示二者的区别。这把枪和配套信号弹比放在我们面前岩石上那些较小的德国造的要大上两倍。尽管枪身较小，样子丑了吧唧的，可这些玩意儿为黑色金属枪身，功能完备，而且一看就是德国造的。
	“这么说。”我说。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于27,000英尺的珠峰北壁，我偏偏开起了玩笑，“军队让你带走了三把较小的德国信号枪和你自己那把较大的英国造卫瑞信号枪？真够大方的！”
	“我承认我确实拿走了这把大信号枪，”理查说，“压根儿没人想着把它要回去，而且我也没有提醒他们。复员期间这样的事儿多的是。给你们的小枪是我在厄玛-爱尔福特公司倒闭之前从他们那里邮购的。另外，让-克洛德的那把我昨天已经给他了。”
	“该怎么用呢？”雷吉问，这才是现在应该关心的事儿。她早就拿起了一把信号枪，并且用力打开那个弹匣缺口确定里面没装信号弹，一看就知道她对枪支十分在行。她用手指触摸那些用颜色编码的较小12毫米口径信号弹，这些信号弹就放在理查手边一块平坦的岩石上。
	“你们也看到了，这些信号弹有三种颜色，红色，绿色，以及在战争期间被我们称为白星色的颜色。”理查继续说。我不得不承认，他听上去一点儿都不像在做讲座，只是在给他的朋友们做讲解罢了。“我建议我们使用绿色来示意我们有发现，而其他人则应该过去找你。红色表示你碰到麻烦了需要营救。而一看到白色，就代表所有人该回五号营地了。”
	“这么说，如果我掉到山下了。”我说，现在我依旧有些头重脚轻的感觉，而且有那么一会儿，我糊里糊涂地居然把搜索这个严峻的目标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应该在摔下去的过程中发一枚红色信号弹？”
	另外三个人盯着我看，好像我长了两个脑袋。
	“这倒也无妨，杰克。”理查终于说。
	接下来我们都忙活了一阵，背好我们的背包，把卫瑞信号枪和信号弹放在背包外面的口袋里，就算不摘下背包也可以够到，而且远离我们的氧气罐，十分安全。
	“杰克要负责搜索山壁较低的区域。”我们都把东西背好站起来时，雷吉说道，“你真觉得珀西瓦尔会从东北山脊上，或从北部山脊延伸出来的那面山壁上，摔下这么远的一段距离？”
	理查没有耸肩，不过他那轻柔的声音里倒是夹杂着耸肩传达的不屑意味。“一旦人体从这种坡度的斜坡上摔下来，雷吉……往往就会持续滚落很长一段距离。如果如西吉尔所说，他是因为雪崩才摔下去的，那么珀西和梅耶的身体从跌落之初就会以垂直速度下跌。”
	“这么说他们的尸体根本就不可能在这面山壁上了。”雷吉说。
	理查没有回答，不过我们都能听见那句无声的“或许不会”。突然间在我们下方急坠2000英尺，那就是说他们总共垂直跌下了8000多英尺，光是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
	“布鲁诺・西吉尔说你的表弟和梅耶是因雪崩而丧命，可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理查补充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他对这件事儿的判断。
	“可如果珀西和梅耶是从我们上方东北山脊的另一面，也就是南面掉下去的……”雷吉道。
	“那就找不到他们了，”理查干脆地下了结论，“跌落12,000多英尺，几乎垂直坠向康雄冰川。即便我们沿着……东北山脊攀登这座山……马洛里曾说他会这么登山……也没有理由去搜索南面。在那样的海拔高度，我们根本分辨不出尸体，抑或尸块。特别是一年来那里又落了不知多少雪。而且那里必定会有悬雪，打死我也不会接近这样的地方。”
	“那我呢？”我问。
	“你什么？”理查说。
	“我搜索的区域啊？”
	“哦，”理查说着指了指搜索网格地图上最边上那条蓝色墨水线，“我分派给你的是最危险的一片区域，杰克。那是最靠近陡坡的一段区域。我想你不必一路搜索到五号营地下方太远的地方，也无须下降到斜坡边缘。因为，从东北山脊跌下这么远的一段距离，我们人类的身体早已经四分五裂了，或者至少已经血肉模糊了，成了乌鸦的盘中餐……那是一种生存在高海拔地区的乌鸦，甚至可以飞到这样的高度来。啊，我很抱歉，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
	“为何这么说？”雷吉冷静地问。
	“我的话有些过分了。”理查说。他低下头。
	“先生，我曾经见到过高山上的尸体，”雷吉说，“而且我也很清楚，即便是在这样的海拔高度，如果梅耶和我表弟的尸体依然在这座山上的某个地方，那么食腐动物肯定能找到他们。”
	“可是……”理查说。之前说了刺耳的话，他本来想说些好话弥补，可他几乎懵然不知现在又说错话了，“处在这一海拔高度的北壁可谓是一座高地荒漠。虽然只过了一年，尸体也应该变成了干尸。”
	我感觉有必要改换一下话题，说些更高兴的事儿。我伸着脖子抬头看那个大高个儿夏尔巴人，说：“帕桑医生，我真惊讶你能不顾你的病人们爬到这里来。登津・伯西亚怎么样了？”
	“他死了。”帕桑说，“是肺栓塞，高海拔引发了血块，血块移位后堵住了肺部主动脉。就算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在北坳的帐篷里，我也无能为力，救不活他。在从一号营地转移到大本营的路上他就已经死了。”
	“天啊。”我轻声对自己说。
	雷吉看上去明显有些颤抖。“阿门。”她说。

14
	1925年5月18日，星期一
	理查为了去他的搜索区域进行搜索，要和我一起，下降到黄色地带下位于北壁的集水盆地中间区域，所以他建议我们在共同下降时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我立马就答应了。
	我又一次想起，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固然有很多登山者丧命，但下山时丧命的人更多。我还想到，在马特洪峰上，下山时一个人要面冲外，而不是面冲山壁靠在上面，所以在陡峭但算不上垂直的斜坡上，登山者下降时不会像他们往上登时那样使用双手，而且你已经是向着地心引力的方向移动了，不管你在向下移动的过程中有多慢、多仔细都是一样。这面陡峭的石板雪坡在那片“难以形容的岩石带”下方延伸，理查曾经请帕桑去察看了一番，发现那里并不像马特洪峰那样陡峭。正是在马特洪峰的那部分山体上，爱德华・温伯尔第一次胜利登顶时，他四位同伴失足摔死了。可这块向下倾斜的花岗岩依旧滑溜溜的，相当危险，而且，相比爬下轮廓较为清晰、坡度小很多的北部山脊，从北壁的这个地方爬下去要困难得多。
	我们之前采用横切攀登方式折回了东边，向着北部山脊的方向攀爬，所以我意识到理查确实希望始终按照他为我们画出的搜索模式东西、折回东面、再向西进行搜索。
	我们抵达了东边最远处山脊线附近的那道陡峭斜坡，那里比北部山脊低几百英尺。在这里，六号营地里唯一的帐篷被我们上方的巨石挡住，已经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号营地的帐篷（现在那里有三顶帐篷，昨天晚上，理查和帕桑在比另外两顶帐篷高出约80英尺的砾石上搭起了雷吉的大帐篷）。理查的搜索区域从这里开始，我们解开连在一起的绳索，我把我那部分绳索打成环状，放进背包里，小心放置以免绳子和输氧管缠绕在一起。从开始下山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吸英国的空气，此时理查拉下了他的氧气罩，把护目镜抬了起来。
	“在那里的时候千万当心，杰克。千万不要失足。”在我们下山的时候，一股劲风吹来，这风几乎把他的声音都吹散了，不过我一直透过厚护目镜仔细看着他的嘴唇变化。我只是点点头，然后向山下移动。我的搜索区域从五号营地的三顶帐篷所处高度开始，不过覆盖范围一直到西边的北部山脊。
	在到达了我觉得是指定给我的海拔高度时，我便朝着大深峡谷的方向折返，开始小心谨慎地采用横切攀登方式移动，我用负责登山的左手握住长冰镐，始终先是牢牢地把长冰镐楔入山壁，才会迈出下一步。如果一个人时刻关注自己的双脚，准备迈出下一步，那么就很难去搜索死尸了。
	我又穿上了冰爪，虽然冰爪上的带子会阻断血液循环，让我的双脚变冷的速度加快。在过去两天的攀爬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穿着冰爪攀登岩石和碎石几乎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再也用不着使用登山靴带平头钉的鞋底登山了。北壁上依旧有很多冰雪，所以每隔几码的距离，冰爪就能派上用场。
	我偶尔会停下来，弯腰，靠在我的冰镐上，伸着脖子往上面看，确认我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好。一来是因为距离太远，二来是因为岩石和冰雪混杂在一起，所以好一会儿之后我才能看清那三个人形在他们的搜索区域内来回移动。雷吉的位置最远，她的身影在黄色地带的反衬下显得最为醒目。地理学家奥德尔在他给登山俱乐部的报告中将这片700英尺高的岩石带称为“一片中寒武纪含有透辉石和绿帘石的大理石区域，被风化成了与众不同的黄棕色”。这话的意思就是，中寒武纪时期，喜马拉雅山脉处于远古海洋的海底，无数小海洋生物石化，融进了大理岩石中，在这里堆积起来。上大学时我的地理课成绩只得了C，可我也知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我可以看到在上方远处，雷吉沿着黄色地带下的那条山脊线移动，不时尽心尽力地停下来，用她的望远镜向上观察位于她上方如迷宫一般的沟壑。这些沟壑在真正的东北山脊下方不远处形成了一道道迷宫，而从理论上讲，我们要从东北山脊前往顶峰（马洛里和欧文也视东北山脊为前往山脊的理论通道），而且，如果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从山脊上掉到这里，即北面，那么就应该到这些沟壑所在区域寻找他们的尸体。如果是她第一个找到她表弟的尸体，我将会感觉非常难过。
	或许和我一样，雷吉停下来用望远镜观察，就是为了找个借口喘息一下。即便带着吸氧装备，做这样的横切攀登也非常累人。我突然间非常高兴理查坚持搜索和返回五号营地的过程一定要在一瓶氧气用光之前完成，也就是说时长为四个半小时。我感觉自己可以睡上一个星期，可我也知道，在冷冰冰布满突出岩石的五号营地，这根本无法做到。或者说，在8000米之上的任何地方，这都是妄想。我开始意识到，在珠峰之上，疲劳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疲劳程度不断提高，直到人因此丧命，或从这座山上下去。
	我再次移动起来，然后突然意识到我已经非常接近大深峡谷了。第一台阶在我上方远处，于东北山脊上赫然耸立，我现在就处在第一台阶的极西区域，并且几乎已经到了可怕的第二台阶下方。我的搜索区域到这里为止。如果再向着这个方向前进，我就需要在诺顿峡谷的极深雪中和无遮掩的陡峭区域内跋涉。我转过身，向斜下移动，做横切攀登返回东方和北部山脊，我们那些倾斜的帐篷就在那里。
	我下方100英尺左右的位置有一道陡坡，它带给了我一股挥之不去的威胁感。只要脚一滑，瞬间我就会尖叫着从边缘滚下去，没人能来救我。现在我真后悔刚才开了那个愚蠢的玩笑，说什么跌下去的过程中发射红色信号弹，摔向下面冰川的过程肯定会成为我这一生最糟糕也是最后一段有意识的时刻。我想不到比这更恐怖的死法了。
	人在向下跌落数千英尺的过程中，脑海里会闪过什么念头呢？
	我努力不去想这个问题，而是假设我肯定先是撞到岩石上，被撞得失去意识，然后才从这道悬崖的边缘摔下去，继续向下坠，最后摔死。想到这里我倒是高兴了点儿。不过我真不相信这个假设。我的大脑因为海拔太高而变得傻兮兮的，可一部分大脑还在做算术，计算在自由跌落的过程中，我的有意识状态会持续几分几秒。
	“见鬼去吧。”我大声说，然后集中精神注视着我的登山靴以及我前面冰雪覆盖的山坡。
	在我搜索了大约三十分钟之后，我发现自己挺希望理查给我们的是个人无线电装置，而不是这些丑了吧唧的信号枪。当然了，每个无线电装置的重量达60多磅呢，在这样的海拔高度背这东西挺累人的，而且那些易坏的真空管需要进行大量的填料工作和精心呵护才不致损坏。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东西连接着大约300英里长的电线，我们每个人得在身后拖着这些线去……
	我停了下来，晃晃脑袋，希望自己不要再犯糊涂了。山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晃动，很像是灌木丛的树枝在摇晃，或是丝绸碎片在风中飘扬。也可能是什么鬼怪幽灵在向我挥手，冲我招手示意呢。
	就在前下方那片我看到有东西在动的雪地里，我还看到了一个绿色的东西。
	真够奇怪的，我那迟钝的思绪缓缓地转动着，在这么高的海拔，我的脑子已经变成了一摊糖浆，不过现在我的大脑正在换挡。我可不觉得这么高的地方还能生长绿色植物。
	等等。它们不会在这么高的地方生长。
	我停下来，举起望远镜。我的双手直哆嗦，所以只好蹲伏下来，险些失去平衡，然后我把冰镐插进山壁，把望远镜架在上面。
	只见一具尸体面朝下趴在那道陡峭斜坡上，而那个“绿色植物”其实是尸体右脚上穿的绿色皮靴，尸体的手臂伸到身体上方，仿佛他依旧在奋力阻止他自己的下滑趋势。左脚上没有穿鞋子，只剩下了破破烂烂的袜子。那“一小片雪”压根儿就不是雪，而是尸体的衬衣和裤子破了洞，从而露出来了大理石白的肉。所谓动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大的狂风吹动了什么东西的残片（或者是人肉在动？）。
	我那昏昏沉沉的脑袋产生的第二个想法是：这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还是梅耶，或者那是不是理查、帕桑，甚至是雷吉？会不会是我的一个朋友摔下来了，而我没看到也没听到？我完全有可能注意不到这样的意外，因为我穿着一层又一层皮衣和鹅绒衣，戴着氧气罩和护目镜，每呼吸一次，调节器就会给我输送氧气，咕嘟咕嘟直响，声音清晰可闻。就算一个行进乐队在我身后摔下来，我也听不到或看不到。
	理查或帕桑今天都没有穿绿色皮靴，雷吉更没有。而且，即便相隔几百英尺，我现在也可以看出，这具死尸在那里已经好一段时间了。我注意到那些呈波浪形的碎石——这一片北壁区域大部分都布满了这些小块的松散岩石——早已滑下来盖住了死尸的一部分头部。
	我更加小心地移动起来，我很清楚卫瑞信号枪就在我的背包袋里，不过在靠近观察之前，我并不打算发信号。我不再看那个离奇出现的东西，而是专心看着脚下，开始下坡，朝着那具死尸和死尸另一边的恐怖斜坡移动过去。

15
	1925年5月18日，星期一
	我终于还是发射了绿色信号弹，信号弹似乎并没有升得太高，而且只燃烧了几秒钟便呈弧形落到了我上方的斜坡之上，最后发出几声咝咝声便熄灭了。我瘫倒在尸体边上。我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不过我搞不清楚这是因为我太兴奋了，还是就快筋疲力尽了。
	这具尸体不是布罗姆利就是科特・梅耶。几秒钟之前，我站在这个死人边上，低头看着它，得出了这个肯定的结论。不过现在我注意到尸体小腿上有破烂和松开的绑腿，所以我意识到这肯定是个英国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从不穿绑腿登山。
	我居然找到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
	就在这个时候，我拿着信号枪开了一枪，开枪的时候我不得不摘下两层连指手套，这样还险些把包着绿色外皮的12毫米口径信号弹弄掉了，就像挨冻一样，我震惊得连手指都不会弯曲了。把信号枪放到一边，我这才注意到我的膝盖酸软，或许我最好坐一下。
	我的背包里有两个氧气罐和一些易坏的东西，所以我并没有按照平常坐在山坡上的方式坐下来。不出几分钟，珠峰北壁这一片花岗岩的深层凉气就浸透了我那一层层丝绸、棉、羊毛和鹅绒衣服，钻进了我的屁股，随后又钻进了大腿。没过一会工夫我就被冻了个透心凉。现在，我不仅辨认出这具尸体上绑着英国绑腿，还留意到尸体有破碎的羊毛提灯裤和诺福克夹克，所以我更加肯定此人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了。在我透过望远镜观察的时候，此人是面朝下趴着，双臂扬起，没戴手套，被太阳晒黑的修长手指深深陷入头上方的冰冻碎石之中，而他的头和脸都被半埋在松散的碎石下。
	现在我可没兴趣看一看这个死人的脸。我之前说过，我在山上见过不少死尸，不过除非必要，我并不急着一睹此人的真面目。雷吉看到我的信号弹之后几分钟之内就会下来，不得不面对她亲爱的表弟现在这副样子，一想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讨厌。
	那种讨厌的感觉之中还夹杂着几分尴尬。大部分尸身上还有衣服，而且尸身尚算完整，只是右边小腿断了，腿骨露了出来，我觉得登山靴上部就容易造成这种断裂伤。而且此人后背异常宽阔，布满肌肉，后背上的衣服破了几个洞，可乌鸦已经光顾了他的臀部，所以他的臀部现在都暴露在外。我认为这些乌鸦其实是高山红嘴山鸦的变异物种。这些鸟已经吃到了可怜的布罗姆利的直肠部位，开始掏他的内脏吃。我考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夹克盖在尸体触目惊心的伤口上，就像有人在伦敦或纽约的街头暴毙，别人就会拿东西盖住死者的脸一样，可我冷得直哆嗦。我太需要这件羊毛夹克了。我还知道我最好把冰爪解开，站起来，用力跺我那已被冻僵的双脚，恢复血液循环，然后来来回回地走一走，以便可以稍稍暖和一点儿。
	等等。
	这具尸体的双手看上去像是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褐色，那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深棕色。有那么一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腐烂的结果，可随后我意识到，这就是皮肤在高海拔阳光照射后变成的深棕褐色，我们用了五个多星期徒步穿越西藏，又来回穿梭于珠峰之上的槽谷和冰川背运装备，J.C.、理查甚至是雷吉和我的皮肤也都被晒成了这种颜色。高海拔的紫外线甚至可以非常快地把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皮肤晒成深棕色。我还注意到，死尸曝露在外的皮肤上没有一丝冻伤痕迹，就连因为衬衫和诺福克夹克从中间扯裂而裸露在外的背脊和肩膀处都没有冻伤。那真是强有力的肩膀啊。我还真不知道珀西瓦尔表弟是个这么身强力壮的人。
	死尸不会被冻伤，杰克。只有活人才会遭那样的罪。
	这我当然知道。我的大脑还在转动，只是慢腾腾地，想法来得就像远处发生了爆炸一样，最开始的火光冲天过后很久，减弱了的爆炸声才会传来。
	布罗姆利的左腿就压在右腿小腿可怕的断裂处上方，腿断之处白色的骨头和半干瘪被撕裂的韧带残余物都露在外面。
	我这才明白，当他摔到这里的时候尚未断气。至少还可以把他的好腿放到断腿之上，期望借此减轻痛苦。
	一想到这个，我就感觉很不舒服，连忙用力扯下氧气罩，准备随时吐出来。不过呕吐感很快就过去了。我意识到我还真够幼稚的，如果我的年纪相当，在一战期间到美国兵团中服兵役，见到了这样的场面，我该怎么办啊？那些军人大半年里都要泡在及膝深的腐烂尸体和死人堆中。
	那又怎么样呢？我那意识较为清楚的部分大脑里浮现出了一个答案。在这里我只需要面对可怜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一个人的尸体而已。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军人的，杰克。
	透过诺福克夹克上的一个破洞，我看到小布罗姆利穿着七八层衣服：最外面是一件防寒夹克衫，因为一年来的冷风侵蚀，这衣服已经变成了碎布，还有诺福克羊毛夹克，至少两件毛衣以及几层棉质和丝绸衣服。一开始我透过望远镜以为看到了裸露的棕色头骨，其实那只是皮摩托车头盔，和我戴的这种薄飞行头盔很相似。这个死人的皮头盔有些地方已经扯破裂开了，我觉得挺奇怪的，怎么布罗姆利露在外面的一丛头发的发根处很接近铂金色，其余部分则是深棕色。男人也像女人那样染头发吗？
	我没在他半埋在碎石下的脸侧发现护目镜带子。
	他显然挣扎过一阵子，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他的下滑趋势，并没有从我们下方约20码开外的陡坡掉下去，而且他的双臂呈现出典型的手指抓挖式自我防滑姿势，如果一个登山者失足滑落，并且丢掉了冰镐，那么这就是自救的最后一招。我抬头看着这道陡坡，并没有发现布罗姆利的冰镐，也没有看到他左脚上不见了踪影的靴子。
	最先吸引我注意力的那个摆动的东西是一张用八分之三英寸宽绳索结成的绳网，我们三个人十分轻蔑地把这种绳子称为晾衣绳，虽然在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时候我们没少用到它。这绳子系在布罗姆利的腰上，被拉得非常紧，并且纠结缠绕在他的左肩，断掉的一端——我可以看到绳子断裂处已经磨损和伸展开的线头——随着越来越大的狂风不停摆动。这就是刚才我看到的“摆动”动作。
	布鲁诺・西吉尔曾经说过，在雪崩把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卷走的时候，他们两个是用绳索拴系在一起的。看来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个德国人到底还是说了真话。
	然而，在雪崩或是猛烈的摔落过程中，绳子已经断了。只有老天知道科特・梅耶最终摔到了何处。我再一次仔细观察上方的斜坡，既没有看到德国人的死尸，也没有看到我的三位朋友到下面来找我。
	我是不是应该把另外两枚信号弹也放出去？没准儿他们没看到绿色信号弹呢。那东西只燃烧了一会儿就灭了。
	我决定还是继续等一等再说。我的双手到现在都还没暖和过来呢。
	电光火石间我看到有人在移动，不过那可不是从上面下来的人，来人是个小个子，穿着沙克尔顿夹克，以横切攀登方式从东面直接穿越这面陡峭山壁朝我移动过来。
	那肯定是科特・梅耶，我心想。不知怎么回事儿，反正这人摔下来后没死，一直在等待有人来找他和布罗姆利。
	也可能是梅耶也死在了这里，现在是他的木乃伊尸体正赶过来和我聊聊天。还有可能那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的鬼魂也说不准。
	是我呼哧呼哧的喘息和不停的咳嗽让我意识到我太久没吸英国的空气了，可不是那些幻象让我想起来的。我戴好氧气罩，把流量调到每分钟2.2升。我的脑袋因此立刻变得清醒起来。
	在这个戴着护目镜、穿着厚厚登山服的人来到我身边之前，我就认出了他：是让-克洛德。在氧气的帮助下，我只用了30秒钟就想起了理查说过的话：今天J.C.会带一队夏尔巴人登上五号营地，向高处的营地背运装备。他肯定是看到了绿色信号弹，所以过来瞧瞧出了什么事儿。
	我站了起来，身体微微有些摇晃，然后费力地靠在我的冰镐上。让-克洛德小心翼翼地绕过尸体，先是拥抱了我一下，然后拉下氧气罩，转过身，这样我们就都可以低头看着那个死人了。
	“我的天啊。”风势渐长，他说道。
	我把我自己的氧气罩拉低，以便说话。
	“这绝对是布罗姆利，”我解释道，“看见绑腿了没有，J.C.。绝对是个英国人。你看他的右腿断了。可能还有其他伤，不过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不到。可我认为他可能不是从东北山脊上摔下来的，你知道……否则不会像现在这样留有全尸。而且肯定不是从北部山脊坠落的，这里是正西方，距离那里太远了。他生前沿着这道山脊线向上，可能快到达第二台阶了。那里没有雪崩。”
	我说得太多，呼吸得太少，所以刚一开始干咳，我就把氧气罩放回原位，弯下身子，一直到不再咳嗽才站起来。
	“他的右腿也是在别处折断的，杰克，”J.C.说，“而且你看他的右臂肘关节，似乎也断了……或者也是严重脱臼了。照我看，这个可怜人的尸体正面在摔落过程中受损最严重……”让-克洛德停了下来，手掌搭在眼睛上方，仔细研究我们上方的那道斜坡。而且他把护目镜抬高，以便能看清楚些，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做呢。“不过你是对的，”他说，“这道连接东北山脊的斜坡足有1000多英尺长。这人不可能摔下这么远。他没准儿是从黄色地带下面的岩石处掉下来的。你的大部分法医分析都正确无误，不过恐怕有件事你错了，我的朋友。”
	“是什么？”我说，接着我的唾沫就喷了出来，因为我忘了摘下氧气罩了，而且面罩里那个简单的再呼吸小装置根本不能变换功能，把人的话传送出去。我只好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摘下来，又说了一遍，“什么事？”
	J.C.想说什么，却停了下来，指着上面。
	三个用绳索连在一起的人映入眼帘，帕桑打头，雷吉居中，理查处于保护位置，他们使用长冰镐凿进山壁，慢慢走下坡来。他们就在20多码开外的地方。我早该料到，在回应我的信号弹前，处事谨慎的理查肯定会花时间把他们几个人用绳索拴系在一起，而不是贸然让所有人独自冲下山来。
	“我错在哪里？”我问，想继续和J.C.刚才的话题。他只是摇摇头，在我们的三位朋友到我们身边时，他从尸体边上退后一步，缓缓地绕过尸体，以尸体为中心，向下坡处绕了半圈，以便让他们更容易地观察尸体。我立刻感到非常抱歉，因为我没有脱下哪怕是我的沙克尔顿夹克，去盖住珀西瓦尔勋爵被乌鸦啄食过的臀部和自下部身体被掏出来的内脏。现在可怜的雷吉正俯身向前，不得不亲眼看到这可怕的一幕，这人曾经和她一起长大，几乎就和她的亲弟弟一样。
	我的氧气罩依旧放在嘴下。“我很抱歉，雷吉。”我说，我意识到在我发绿光的厚护目镜下，泪水正奔涌而出。或许就是冷风把眼泪吹出来了而已。
	她摘下她自己的氧气罩，充满疑惑地看着我。她把护目镜抬高。上午快过去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她的脸色十分苍白。
	“我很遗憾你不得不看到你的表弟变成了现在这样。”我又一次表示了我的悲伤之情。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不要让我做第一个找到他的人。
	她摇摇头，看了看另外三个人，然后目光又落在我身上。现在他们全都在盯着我看。
	“这不是珀西瓦尔。”雷吉说，风越来越大，寒冷无比，她不得不抬高声调才能让我们听到她的话。
	出于本能反应，我又向后退了一步，我的冰爪在什么东西上一滑，所以我只好靠在冰镐上，不然就会摔倒。我提醒我的身体，我们距离那道近乎垂直的陡坡只有几码远啊，摔下去小命就没了。我真糊涂极了。这个登山者明明是个英国人啊，我敢肯定这一点。如果不是她的表弟……
	“我认得这人宽阔的肩膀和那双绿色登山靴。”雷吉说，“珀西瓦尔瘦得多，他的上半身没有这么发达。而且他从来都没有绿色登山皮靴，杰克。我肯定你找到的是乔治・莱・马洛里。”

16
	1925年5月19日，星期二
	午夜过后，我们五个人——理查、帕桑、雷吉、让-克洛德和我——坐在雷吉的大帐篷中我们各自的睡袋里。大帐篷搭建在五号营地的倾斜石板上，每个人都紧紧抓住帐篷内的一根支柱，奋力不让越来越大的狂风把帐篷帆布撕裂，或者把我们抛到山下。我们特别特别累。
	我感觉很难过，那天下午我们并没有花时间埋葬乔治・马洛里。我看了看表，这才意识到那已经是昨天下午的事儿了。现在是5月19日，距离理查计划中的登顶日已经过了整整两天。狂风越来越大，夜幕降临之后，一整个早晨都在珠峰峰顶盘旋的荚状云已经下降到我们头顶之上，带来了打旋儿的暴风雪。如果我们继续和马洛里的尸体留在北壁之上，那么就得再用一两个小时劈砍冰冻的岩石，得到足够的石块掩埋他的尸体。暴风雪就要来了，即便是最薄的一层石冢，也会比平常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时间。因此，我们仔细地检查了马洛里的尸体，记录下他跌落的位置和周围的特征，并且记下了地标，以便在必要之际我们可以找到马洛里的最后安息地。做完这些之后，理查就宣布是时候自西向东以横切攀登方式长途跋涉回五号营地了。我表示反对，说虽然天快黑了，风也越来越大，可马洛里当然值得被妥善埋葬，这时候还是雷吉说了句话：“在大雪、烈日、月亮和星辰之下，他已经在这里躺了差不多一年了，杰克。再多等一夜也无妨。我们明天再回来。”
	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说到做到。
	为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可结果证明我们的返回绝对是明智之举。到了下午2点，狂风已经大到掀翻了五号营地一顶小米德帐篷的部分系泊索具的程度。在陡峭的山坡上，只剩下了乱糟糟一大堆倒塌的绿色帐篷帆布及折断的帐篷杆，帆布上还覆盖着冰雪。我们本应该把这顶帐篷重新搭建起来，或许要使用冰镐当支柱，可我们懒得费力气了。另外一顶米德帐篷被掉落下来的小块岩石砸破了，这些落岩就像是榴霰弹一样，把帐篷壁和顶部都砸裂了。要是那些岩石跌落的时候有人待在帐篷里，肯定当场就没命了。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要在漫漫长夜里忍受越来越大的狂风和更多从山上疾速滚下的岩石。
	就这样，我们五个人全都挤进了雷吉的大帐篷。昨天（我更正，因为我想起来现在已经过了午夜，所以应该说是周日），理查和帕桑背运装备到五号营地，他们在一块倾斜的砾石顶上搭起了大帐篷，不过边上两块更大的砾石形成了一道崩岩保护屏障。理查和帕桑不仅用大块石块压住了帐篷边缘，把德国钢制岩钉凿进坚硬的岩石里，作为帐篷桩，而且把整个帐篷拴紧了，他们用20码长的高强度新绳索以Z字形来来回回地绕在帐篷圆顶的顶尖，然后把绳索拴系在比帐篷低的大块砾石上和上坡处的大巨石上。
	雷吉的帐篷大得很，足能容得下我们五个人一起坐着吃饭，可是躺下睡觉就是个难题了。
	尽管没有时间开凿被冻住的岩石埋葬马洛里，可我们还是冒着严寒，在北壁之上簇拥在他的尸体边上一个小时。即便我们在他的衣服里找到了标签，上面写着“G.马洛里”，可理查还是希望确认这个死者的身份。尸体的左边被冻住了，于是我们三个人用小刀把这一边的碎石一点点拨开，最后我们终于可以把他抬起来一点点，看到了尸体正面和脸部。
	抬起尸体的过程真像是抬起一根经过漫长寒冷的冬天被牢牢冻在地上的木头。
	最后，还是理查躺下来，一点点接近尸体，挪到被抬起来的僵硬尸体下面，并且停留了很长时间，以便可以看清这个死人的脸。
	“是马洛里。”理查说。
	“你还看到了什么？”帕桑问。
	“他的双眼闭着。脸颊和下巴上长着须茬，但胡子没有长长。”理查的声音非常疲倦。
	“我是说有没有明显的伤痕。”帕桑说。
	“右边太阳穴上有一处可怕的刺伤，贯穿了他的眼睛。”理查说，“或许在跌下来的途中他撞到了石头上，也可能在他自我防滑的时候，冰镐的镐头发生了反冲，刺到了他。”
	“那个伤口有没有贯穿他的头骨？”帕桑问。
	“是的。”
	“我们现在能把他放下来了吗？”我一边喘粗气一边问。为了执行搬尸任务，我们几个人都把氧气罩拉了下来。仅仅是费力搬抬一具部分内脏已被掏空了的尸体就差不多让我受不了了。
	“是的。”理查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然后从尸体身下滑了出来。然后，他用几近耳语的声音说道，“永别了，乔治。”
	*
	我们检查了马洛里的口袋，拨开了他挂在胸前的一个帆布袋。正如我说过的，这具尸体上没有背与氧气罐配套的金属吸氧装备，也没有背包，只有一个小手提袋被压在他的胸前和一只手臂下，他的口袋里卡着几样东西。
	在他的诺福克夹克口袋里有一个测高仪，和我们带来的这种仪器差不多，最高可测量到30,000英尺，不过这个侧高仪的石英玻璃表面在坠落过程中已经摔坏了，指针也不见了。
	“真糟糕，”雷吉说，“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和欧文是不是登上了顶峰。”
	“我想他们肯定带了几架相机，”理查说，“泰迪・诺顿告诉过我，马洛里本人就带了一部柯达袖珍相机。”
	在可以伸进手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小袋子向外拉，我用只戴着内层手套的手摸索了一番，摸到了里面一个硬邦邦的金属物件儿。“我想我们找到相机了。”我宣布。
	可那并不是相机，而是一大块坚硬的东西，包括一大盒天鹅维斯塔斯牌火柴和装在金属锡罐里的肉糖锭。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回了原处。我们在马洛里的口袋里找到的其他金属物都是各种个人日常用品，仿佛马洛里只是在冬日里出门到海德公园里散步：一小截铅笔、一把剪刀、一个安全别针、一个小金属剪刀套、一条可分离皮带，用于连接氧气罩和他的皮摩托头盔。我之所以认识最后这个东西，是因为当时我的下巴底下也系着这样一个带子。
	我们把肉糖锭、火柴和其他东西都放回他的袋子和口袋里，继续把别的东西翻出来：一块非常旧的素色手帕，似乎是擦鼻涕用的，手绢里面有一管凡士林膏（我们知道这凡士林是用来涂抹在皲裂的嘴唇上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一管来，连牌子都是一样的），还有一条更漂亮的手帕。这块软绸手帕上有精致的交织字母印，印着G.L.M.[11]三个字母，有蓝色、深紫红色和绿色的图案，还包着几张纸。理查仔细看看这些纸，不过这似乎都是私人信件，除了信封上的致敬语和其他字迹他没看其他内容（其中一封是寄给乔治・莱・马洛里先生的，由西藏雅隆英国贸易代表转交）。这些只是私人和探险事务基本信函，没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不过在一封信的空白处，有用铅笔潦草写下的一串奇怪数字，这封信并不是他妻子写给他的，而是来自于某位女士。
	“这是氧气压力度数，”让-克洛德说，“或许记的就是最后一天凭借氧气他们可以走多远。”
	“这里只有五组氧压度数，”雷吉说，“我想他们离开四号营地的时候带了不止五罐氧气。”
	“确实如此。”理查说。
	“这么说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死因了，”雷吉说。
	“或许吧。”理查说，他把每封信都重新折叠起来，放回相应的信封里，用那块有交织字母印的手帕将它们整齐地裹好，又把手帕放进死者的口袋里。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拿，我依旧感觉自己像个盗墓的。我以前可没翻过尸体的口袋。理查做这样的事儿似乎驾轻就熟，我意识到，在西方战线上，他当然这样做过，或许都做了几百次了。
	我们在马洛里的其他口袋里只找到了他的折叠小刀和护目镜。
	“这非常重要，”雷吉说，“他的护目镜还在他的口袋里。”
	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白个中原因，那时候我正忙着咳嗽呢，可让-克洛德说：“没错。他们摔下来的时候要么是黎明时分，要么就是天黑之后……在马洛里出发的前一天，他已经见识过了诺顿的雪盲症。所以他绝对只会在太阳落山之后才摘下护目镜。”
	“不过，在他们其中一个或两个人都掉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在向上攀登，还是在下山？”帕桑问。
	“我觉得是在下山。”理查说。
	“他们带手电筒了吗？”雷吉问。
	“没有，”理查说，“奥德尔在他们六号营地的帐篷里找到了手电筒，并带了下来。他们并没有带上他们唯一的手电筒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他们是在日出之后离开六号营地的。还说明乔治・马洛里是个健忘的人。”
	“请不要说死人的坏话。”我一边咳嗽一边说。
	“这可不是坏话，”理查说，“这是事实。在前两次我和他一起参加过的探险中，乔治这人总是丢三落四的，他的袜子、剃须工具、帽子、卷装厕纸等等。他这人就这样。”
	“可是……”我说了这两字，然后发现接下来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理查把手掌搭在眼睛上方，在打着旋儿的暴风雪中尽可能望向斜坡高处。自从我们头顶上乌云密布以来，我们全都摘下了护目镜，以便能看得清楚。“没有手电筒、提灯或蜡烛等任何照明装置，在黑暗之中，从黄色地带下方第一台阶这一面下的沟壑区域下来非常困难。”
	我们都抬头看这面山壁低处上方远处的岩石山脊和沟壑。“鉴于他的身体完好无损，而且在快要停下来时他显然还有意识奋力自我防滑，所以，马洛里并不是从东北山脊这么高的地方跌下来的。”理查说，这确认了我刚才的猜想，“而且也不是从黄色地带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很可能他是从其中一道沟壑或者更下面比较接近我们这里的较小岩石带上跌落的。”
	“这么说，桑迪・欧文的尸体或许就在上面‘等’着我们呢。”雷吉说。
	理查耸耸肩。“没准是欧文第一个掉下来的，把马洛里拖下了他的立足点。除非我们也找到欧文的尸体，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法知道真相如何。”
	你的意思是，在这之后，我们还要接着搜索？疲惫不堪的我心里琢磨着。
	就在这个时候，理查生硬地命令我们，暴风雪已经来了，趁现在狂风尚未变得更大、能见度尚未继续降低，立刻返回五号营地。
	*
	“所以说，在乔治・马洛里的尸体上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他和桑迪・欧文到底有没有登上顶峰，”雷吉说，“马洛里的手表和侧高仪都摔坏了，指针也没了。”
	“或许正是失落的东西给了我们最好的线索。”理查说。
	我从肮脏的鹅绒睡袋深处微微抬起头。“柯达相机？”
	“不是，”理查说，“是一张马洛里妻子露丝的照片。我和诺顿及其他几个人聊过，他们都说马洛里从四号营地开始就带着那张照片，他曾经答应露丝，他会为了她把那张照片放在顶峰之上。当然了，没有人在四号营地找到过那张照片，在更高的两个营地里也没有。”
	“也可能是在他们回转之前落在了某个高处的地方呢，只有老天知道这地方在哪儿。”J.C.说。
	理查听了这话点点头，咬着冰冷的烟斗杆。
	“照片没了，也不能证明他登顶了。”雷吉说。
	“当然，”理查表示同意，“或许只是他把它丢在什么地方了。或许正如让-克洛德所说，放在了他回转之前的最高处……谁知道那是哪里呢。”
	“那个丢失的相机最吸引我。”帕桑说。他深沉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轻柔与从容不迫。
	“为什么？”我问。
	“什么时候一个人会把相机给别人？”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问。
	“在请别人给他拍照片的时候，”雷吉说，“在顶峰上，给欧文拍照后，马洛里或许把柯达相机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纯属推测而已，”理查说，“如果有希望可以明天继续搜索，那么我们有的或许就不是推测了，也许我们能发现真相。我们现在得睡一会儿了。”
	“说得容易，”我边咳嗽边说，“在这该死的海拔高度，我就是没法睡得着。”
	“注意你的措辞，杰克，”理查说，“现在可有女士在场。”
	雷吉翻翻白眼。
	“我带了安眠药来，”帕桑说，“吃下去，至少可以睡上三四个钟头。”
	所有人突然之间都安静了下来，我以为大家都在想我正在琢磨的事儿：在狂风把我们的帐篷卷下悬崖的时候，我们几个没准儿都还在呼呼打呼噜呢。
	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可雷吉抬起手掌，示意我噤声。“嘘，大家都不要出声儿，”她轻声说，“有人。我听到有人在尖叫。”
	我的前臂上起满了鸡皮疙瘩。
	“是风吧？”理查说，“不可能有人在叫。四号营地在我们下面，距离太远了，而且……”
	“我也听到了，”帕桑说，“有人在黑暗之中尖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