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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课：最精妙的骗局
作者：弗·福赛斯
内容简介
 名画鉴定师本尼天赋异禀，他发现了惊世名作却惨遭暗算被解雇。他的老板则与画廊老板串通，瞒天过海拍得了这幅巨作，名利双收。得知真相的本尼忿忿不平，于是，他在黑客女友的帮助下联络到画作的原主人一位职业龙套演员。三个小人物因为蒙受欺骗而聚到一块儿，酝酿出一环套一环的精妙复仇骗局。 在这本书里，国际悬疑大师弗福赛斯手把手教你如何谋划、设局，在日常生活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破案、复仇、设局、应对突发状况，或者是用天花乱坠的故事蛊惑人心。这一次，间谍小说行家将他的卓越谋略技能融入五个平凡人的故事，让你在摄人心魄的情节里随主角一起化身无冕特工，从容应对生活里出现的种种危机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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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精妙的骗局
    <h4 >十一月</h4> 
下雨了。雨水像一道缓慢移动的幕墙降落到伦敦市内的海德公园，在轻微的西风的吹拂下，又像一道下落的水帘，飘向公园小径和分隔南北向车道的狭窄的悬铃木绿地。一个湿淋淋的忧郁的男人站在光秃秃的树下观察着。
格罗夫纳豪斯酒店的舞厅入口在弧光灯和连续不断的照相机闪光灯照耀下，如同白昼一般明亮，里面温暖、舒适、干燥。门前的雨篷下只有一片受了潮的人行道，穿制服的看门人站在那儿，熠熠发光的雨伞拿在手里随时准备待命；豪华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驶上前来。
每当一辆被雨水打湿的轿车在雨篷下停住时，就会有一个看门人跑上前去，为低头弯腰的电影明星或名人撑起雨伞，为他们在汽车到遮篷的几步路上遮风挡雨。然后他们便可以挺直身体，把面孔转向镜头，绽放出训练有素的微笑。
狗仔队们站在雨篷两侧，浑身湿漉漉的，还要尽力保护他们那些珍贵的采访设备免受雨淋。他们的叫喊声越过马路传到了树下那个人的耳朵里。
“这里，迈克尔。这边走，罗杰。笑得灿烂些，夏奇拉。真可爱。”
电影界的名人和要人们朝溜须谄媚者和蔼地点点头，对着照相机和摄像机镜头，同时也对遥远的影迷观众露出笑容。他们没理会那几个身穿带帽防水夹克、流露出恳切目光的奇怪而又执著的签名收集者，如同轻风一般飘进了酒店。在那里，他们将被引到预留给他们的桌前。他们会不时停下脚步，面带微笑与熟人打招呼，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1]的颁奖仪式。
树下的小个子男人继续观察着，眼里饱含壮志未酬的渴望。他也曾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许会加入其中，成为一位电影明星，或至少为自己的同行所知晓。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了，太晚了。
三十五年以来，他一直是演员，演的几乎全部是电影。他扮演过一百多个角色，从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开始，转而扮演微不足道的跑龙套的小角色，但从来没有演过真正的大角色。
他曾经是与彼得・塞勒斯[2]擦身而过的旅馆行李搬运员，并在银幕上出现了七秒钟；他曾经是军用卡车司机，让彼得・奥图尔搭车进入开罗；他曾经手持一把古罗马长矛，立正站在距麦克・帕林咫尺之遥的地方；他曾经是飞机机械师，帮助克里斯托弗・普卢默爬进一架“霹雳火”战斗机。
他曾经扮演过服务员、行李搬运员，以及从《圣经》到二战时突出部战役里每一支军队中的战士。他曾经出演过出租车司机、警察、同席的客人、过马路的人、推着小车的叫卖小贩和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角色。
但情况总是相同：在拍摄地待上几天，在银幕上出现十秒钟，然后是老朋友再见。他曾经在赛璐珞胶片里与每一位已知的明星仅仅相隔咫尺距离，曾经见过好人与坏蛋，见过遵守纪律的和爱耍脾气的演员。他知道他可以绝对令人信服地出演任何角色；他知道他是人类里的变色龙，但没有人认识到他坚信自己所具有的那份天赋。
因此他在雨中注视着他的偶像们纷纷下车进入晚会大厅，并在此之后返回他们入住的那些豪华气派的高级公寓和套房。当最后一位名人进去之后，灯光暗淡了下来，他步履艰难地顶着风雨，走回位于马伯拱门的公交车站。在公共汽车上，他站在走道里，雨水一直从他身上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淌。下车后，他又步行了半英里路，才回到位于白城区和牧羊人森林地区之间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
他脱下已被雨水淋透了的衣物，用一条从西班牙的旅馆里拿来的旧毛巾睡袍裹住身子（当时在拍摄由彼得・奥图尔主演的电影《梦幻骑士》，他在影片中牵着马），然后打开了一台单管取暖器。湿衣服里的水汽会在夜里蒸发，到第二天早晨，就只剩下一些潮气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穷困潦倒，一无所有。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找到工作了；这个职业即便对于矮个子的中年男人来说，竞争也相当激烈，而且前景黯淡。他的住宅电话已经停机，所以，如果他想与他的代理人联系，只得亲自找上门去。这事他已做好决定，明天就去。
 
他坐下来等待。他总是坐着等待。这是他生活中的片场。终于，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他认识的一个人走出来。他跳了起来。
“你好，罗伯特，记得我吗？我是特鲁比。”
罗伯特・鲍威尔[3]吃了一惊，显然记不起眼前的这张面孔。
“《意大利任务》，都灵。当时我驾驶出租车，你就坐在后排座位上。”
罗伯特・鲍威尔一贯的幽默反应救了这个场面。
“哦，是的，在都灵。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怎么样，特鲁比？过得好吗？”
“还好。不太坏，没什么可抱怨的。突然来到这里，就是想看看你的熟人是不是有什么活可以让我干。”
鲍威尔注意到对方的衬衫和旧防水风衣袖口已经磨损。
“我会让他留心的。很高兴再次见到你。祝你好运，特鲁比。”
“也祝你好运，老朋友。振作起来，对吗？”
他们握手后分开了。代理是一个好心人，可是没有工作能让特鲁比干。一部古装戏要在谢珀顿开拍，但演员都已选定。这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唯一的动力是保持乐观并相信明天会轮上一个大角色。
回到公寓后，特鲁比绝望地盘算着。每星期可以领到几英镑的社会救济金，但伦敦物价十分昂贵。他刚刚与房东科扎基斯先生又进行了一次交涉。科扎基斯再次催讨拖欠的房租，并称他的忍耐并不像他故乡塞浦路斯的阳光那样没有限额。
情况很糟；实际上，没法更糟糕了。当暗淡的太阳钻进院子对面的高楼后消失时，这位人到中年的演员走到碗柜前，取出一件用麻布包着的物品。多年来，他常常自问，为什么要保留这件讨厌的东西。毕竟这不符合他的品位。是感情用事，他猜测。三十五年前，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还是一个被剧团认为将来会成为明星、聪明而又渴望成功的年轻演员时，他的米莉姑奶奶留给他的。他打开了包裹着的粗麻布。
这是一张不大的油画，不包括镀金画框在内的话，约十二英寸见方。多年来他一直没拆开过包装，但即便在他刚得到的时候，油画就已经很脏了，布满了污垢和积尘，使得画中人物成了模糊的轮廓，只比影子稍微清楚一点。尽管如此，米莉姑奶奶在世时，总是声称它也许值几个英镑，但这很可能只是老太太的美好遐想。至于它的来历，他一无所知。实际上，这幅小小的油画还真有一个故事呢。
一八七○年，一个会说点意大利语的三十岁英格兰人，怀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带着他父亲的一小笔赠款，移民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那时是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的顶峰时期，女王的沙弗林金币很是吃香。相比之下，意大利则处在其习以为常的混乱之中。
五年之内，这位极富开拓进取精神的布莱恩・弗罗比舍先生做成了四件事。他在基安蒂山区发现了一种美味的葡萄酒，于是开始用大木桶把它们出口到他的故乡英格兰，以较低的价格与传统的法国葡萄酒抢生意，由此奠定了滚滚财源的基础。
他购置了一套漂亮的连排别墅，还添了马车、雇了马夫。他娶了当地一位贵族的女儿为妻，为新房置备了许多装饰，还在韦奇奥桥附近码头边的一家二手商店购买了一幅小油画。
他并不是因为这幅油画很有名或摆放得很显眼才买的。它积满灰尘，而且几乎是藏在店铺最深处。他买下这幅画是因为他喜欢。
三十年来，他成了英国驻佛罗伦萨的副领事，成了布莱恩勋爵，这画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而且三十年来，每一天的晚上，他都会在油画下抽一支饭后雪茄。
一九○○年，一场流行性霍乱横扫佛罗伦萨。病魔夺走了弗罗比舍夫人的生命。葬礼之后，这位六十岁的商人决定返回他先辈的故土。他典卖家当，回到英格兰，在萨里郡购置了一座漂亮的庄园，还雇了九个佣人。最低级别的是一个当地村庄的姑娘，名叫米莉森特・戈尔，她是位用餐女侍。
布莱恩爵士一直没有续弦。一九三○年，他在自己九十岁的时候过世了。他曾经从意大利带回来差不多一百只木条箱的物品，其中一只箱子里装的是一幅现在已经褪了色的小小的镶金框架油画。
因为这是他送给夫人露西亚的第一件礼物，而且她一直都很喜欢，所以他又把画挂在了书房里。在那里，烟尘和污垢把曾经鲜亮的色彩熏黑了，画中人物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又结束了，战争使这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因为投资在俄国皇家铁路的股票在一九一七年化为泡影，布莱恩勋爵的资产所剩无几。一九一八年以后，英国也发生了一场新的社会变革。
佣人们四散离去，但米莉森特・戈尔留了下来。她从用餐侍女升为管家助理，一九二一年以后又升为管家和室内的唯一佣人。在布莱恩勋爵生命中最后的七年时间里，她像护士般照顾着体弱多病的主人。在他一九三○年去世前，他没忘记她。
他留给她一座小屋的终身租赁权和一笔信托资金，据此，她可以过上不愁吃穿的小康生活。他的其他房地产通过拍卖兑换了现金，但有一件物品除外：一幅小小的油画。她为这幅画感到自豪，因为它来自于一个陌生的地方：外国。她把画挂在她那座小屋的小客厅里，离一口敞开的柴灶不远。在那里，油画变得越来越脏。
戈尔小姐终身未嫁，忙于村里和教区的工作，于一九六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她的哥哥结过婚，育有一子，儿子又生了一个男孩，是这位老太太唯一的侄孙。
她过世时没留下什么遗产，因为小房子和那笔基金属于她恩人的不动产，但她把油画留给了侄孙。又过去了三十五年，这幅肮脏的、沾有污渍和尘垢的艺术品，才在伦敦牧羊人森林地区的一套破败单室小公寓里被拆开，重见天光。
第二天上午，油画的主人来到享有盛名的专门从事美术品拍卖和估价的达西大厦前台，他将一件用麻布包裹的物品紧紧抱在胸前。
“我知道你们可为公众提供艺术品估价服务。”他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士说。她也注意到了顾客身上穿着的衬衫和防水风衣已经破旧磨损。她给他指了指标有“估价”字样的一扇门。室内的装潢没有前厅那么豪华，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和另一位姑娘。这个穷演员重复了一遍他的询问。姑娘伸手取出一张表格。
“姓名，先生？”
“我的名字叫特鲁平顿・戈尔。嗯，这幅画……”
“地址？”
他报出地址。
“电话号码？”
“呃，没有电话。”
她瞟了他一眼，似乎他刚才说的是他少了颗脑袋。
“是什么东西，先生？”
“一幅油画。”
慢慢地，有关该艺术品的具体情况从他口里被套了出来，而她的表情也越来越厌烦。年份？不知道。流派？不知道。时期？不知道。画家？不知道。国家？估计是意大利。
估价室的这位女子对“经典酒会”里的一位年轻人十分动心，而现在是半晌午，正是去街角乌诺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如果这个带着拙劣图画的矮男人能够离开，她就可以和女伴一起溜出去，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抢到阿多尼斯[4]旁边的那张桌子呢。
“最后，先生，你自己对此估计多少？”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带它过来。”
“我们必须要有顾客的估价，先生。保险起见，我说一百英镑怎么样？”
“好的。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有消息吗？”
“到时候会通知你的，先生。储藏室里有大量艺术品等待鉴定。要花时间的。”
显然，以她个人的观点，那样的东西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老天，有些人把破烂货放到她案头，他们还以为发现了稀世珍宝呢。
五分钟之后，特鲁平顿・戈尔先生已经在表格上签好字，取走了他的那一联，把麻布包裹留下后，他便踏上了骑士桥附近的街道。他仍然赤贫如洗，只能步行回家。
用麻布包裹的那幅油画被放进了地下储藏室，在那里，它被标上写有“D 1601”的识别标牌。
    <h4 >十二月</h4> 
二十天过去了，“D 1601”仍然包着麻布倚靠在地下储藏室的墙边，特鲁平顿・戈尔仍在等待消息。得到的解释很简单：工作大量积压。
与所有著名拍卖行一样，达西大厦拍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油画、瓷器、珠宝、佳酿、猎枪和家具，都是他们知道来路并已经过核实的。出处或来源的提示常常出现在预售目录中。“一位绅士的财产”是一件珍品的常见介绍。“来自于已故的某某的遗产”也很寻常。
有人不赞成对公众开放免费估价业务，其理由是，这样会带进来太多浪费时间的破烂货，而达西真正希望拍卖的物品又太少。但这一业务是其创始人乔治・达西爵士想出来的，已经成为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偶尔也有个别运气好的人，发现其爷爷留下来的一把旧银制鼻烟壶原来是乔治时代的珍宝，但这样的事毕竟不常有。
在早期绘画大师作品方面，鉴定委员会每两星期召开一次会议，由打着领结、生性挑剔的部门主管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主持，并由两位副手协助。离圣诞节还有十天时，莫特莱克决定清理所有积压下来的鉴定工作。
这次清理的结果是连续开了五天的会，最终把他们全都搞得筋疲力尽。
莫特莱克先生很看重画作送过来时所填写的厚厚的表格。他最喜欢艺术家的信息已经写明的作品，这样至少可以为最终的目录编写者提供一个名字和大致日期，这样作品的信息自然一清二楚。
他选定的可进行拍卖的作品被放置在一边。秘书会写信给作品的主人，询问其是否愿意按建议的估价出售。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原先的表格上就会设定一个条件：该画作不得被挪往别家。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作品的主人就要把该艺术品取回，不可拖延。放在这里是要钱的。一旦选定，并且在收到主人的出售授权后，莫特莱克就会挑选作品，放入即将到来的拍卖会，并据此准备目录。
那些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认为勉强可以通过的，由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创作的名不见经传的作品，简介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词语：“有吸引力”，意思是“如果你喜欢这类东西”；或者“不同寻常”，意指“一定是吃饱了没事干才创作这个的”。
在鉴定了大约三百幅画作后，莫特莱克和他的两位评估助手对没名气的作品的鉴定工作已经进行了大半。他只选了十幅，其中有荷兰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5]画派的一件惊人作品，不是阿德里安本人所创作的，是一位学生的作品，但可以接受。
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从来不会为达西大厦选择拍卖价格低于五千英镑的物品。骑士桥的著名拍卖行是不经手便宜货的，而且，低于此价出售时，拍卖人所得的佣金也微不足道。小拍卖行也许会受理起拍价为一千英镑的油画，但达西大厦不会。而且，定于一月下旬举行的下一次拍卖会已经有了许多拍品。
在第五天临近午饭时，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伸伸懒腰，揉了揉眼睛。他已经鉴定了二百九十份破烂货，什么宝贝也没找到。看来，十件“可接受”物品是极限了。他对员工说：“我们要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我们不是慈善机构。”
“还有几件，本尼？”他扭过头去问身后一位年轻的助理估价师。
“只有四十四件了，塞贝。”年轻的本尼回答。他用的是大家互相熟悉的名字。莫特莱克十分坚持，为了营造亲密友好的工作氛围，在他的专业工作小组里，大家都要这么称呼彼此。即便秘书也要直呼他的名字；只有搬运工的称呼是用姓的，而他们都叫他“老板”。
“有宝贝吗？”
“恐怕没有。都没说明归属、时期、年代、画派或出处。”
“也就是说，都是业余的家族收藏。你明天还来吗？”
“来的，塞贝，我想我会来的。要整理一下。”
“好的，本尼。那么，我要去参加董事会午餐了，然后就回郊区的家去。你帮我处理剩下的那些，好吗？你知道套路。写一封有礼貌的信，一封象征性的评估报告，让女秘书迪尔德丽录入电脑，打印出来，然后把信全都寄出去。”
在欢快地说了声“各位圣诞快乐”后，他就走了。几分钟之后，两位参加鉴定会的助手也跟着离开了。本尼把经过鉴定（且已被淘汰）的最后一批画放回储藏室，并把余下四十四幅带到灯光更为明亮的鉴定室。下午他要来鉴定一批，其余的留待第二天处理，之后回家过圣诞节。做完这些，他从口袋里取出几张午餐券，朝职工食堂走去。
那天下午，他设法完成了三十幅“没名气”作品的评定，然后回到位于伦敦北部拉德布罗克丛林路的公寓里。
二十五岁的本尼・伊文思能够进入达西大厦工作，其本身就是坚持不懈努力的成果。前沿的办公室职员，即要与公众实际打交道的那些人，都是衣冠楚楚、谈吐优雅的人物；相应地，内勤工作人员则由年轻漂亮的女士所组成。
介于他们中间的是那些穿制服的门卫、招待，以及承担着把艺术品挂上摘下、搬来搬去的穿工装裤的搬运工们。
在这些门面和花瓶之后的是专家，其中的精英就是估价师，没有他们的专业技能，整幢大楼就会坍塌。他们具有敏锐的眼光和惊人的记忆力，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辨别出平庸中的精华、赝品中的真迹以及精品中的糟粕。
在高级管理层里，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那班人可谓大人物，因为累积了三十年的丰富工作经验和业务技能，他们有权拍板做主。本尼・伊文思则与众不同，敏锐的莫特莱克发现了他身上的闪光点，因此把本尼招进了达西大厦。
他看上去不像是搞这一行的。要成为伦敦艺术圈的一分子，必须首先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他没有文凭，没有气质，头发乱糟糟的，东一撮西一簇地歪在脑袋上，要是他光顾杰明街上的理发店，恐怕连资深理发师也对此束手无策。
在他抵达位于骑士桥的达西大厦时，他那副破损的塑料眼镜架上还缠着胶带。他根本没有必要在星期五穿得随便一些——因为他平常就已经这样穿了。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兰开夏郡口音。面试时，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曾不可思议地盯着他看。直到他考完本尼关于文艺复兴的知识时，才不顾其外表和同事们的反对，坚持录用了他。
本尼・伊文思来自布特尔一条小街上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名工厂工人。他在小学里并不突出，初中毕业时也成绩平平，此后没再受过更高等的教育。但在他七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使得其他情况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的老师给他看了一本书。
书里有许多彩色图片，不知什么原因，那孩子看得入了迷。书中有年轻女子的图片，每个人都抱着婴儿，身后都有长着翅膀的天使飘浮在半空中。来自布特尔的这个小男孩第一次看到由一位佛罗伦萨画派艺术大师创作的《圣母和圣婴》。此后，他的胃口变得贪得无厌。
他经常去公共图书馆，整日研读乔托[6]、拉斐尔、提香、波提切利、丁托列托和提埃坡罗的作品。他消化起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作品来，就如同他的小伙伴们大口咀嚼廉价汉堡包。
少年时代的他洗过车、送过报纸，还替富人遛过狗，有了积蓄后，他搭便车去欧洲大陆游览乌菲兹美术馆和彼提宫[7]。参观完意大利，他又去研究西班牙风格，搭车到托莱多，在大教堂和圣多美教堂里花了两天时间钻研埃尔・格列柯[8]的大作。然后他沉浸在了德国、荷兰和佛兰德斯画派里。到二十二岁时，他仍然身无分文，但却成了古典艺术方面的活字典。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是在带领这个年轻求职者在大厅旁的画廊里参观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但即便是这位浮华而又聪明的莫特莱克，也还是忽视了某个因素：直觉。你要么有，要么没有。这位来自布特尔小街的衣衫褴褛的男孩有这方面的直觉，但是没人知道，即便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第二天又来工作，还剩下十四幅画需要鉴定，这时的大楼几乎已是空荡荡的了。严格来说，拍卖行仍然对公众开放，保安仍在门口值班，但只有极少数人还在上班。
本尼・伊文思走进鉴定室，开始鉴定最后那批艺术品。它们的尺码和包装类型各不相同。倒数第三幅画用麻布包裹着。他不经意地看到上面标着“D 1601”。当他看到画时，对它的状况吃了一惊：原先的人物形象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污垢。要辨明很困难。
他把那幅画翻了个面。木头，一块木板。很少见，更为少见的是，它不是橡木。北欧人如果在木头上作画，主要用的是橡木。意大利的土地上没有橡木。难道这是杨木？
他把这幅小油画放到台面上，打开一盏明亮的灯，努力透过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烟尘和煤炭熏烤而造成的污渍，察看画面内容。画中有一位坐着的妇女，但没有孩子。一个男人弯腰面对着她，而她在仰视他。女的有一张樱桃般的小嘴，男的有一个圆圆的鼓起的前额。
由于灯光的刺激，本尼感到眼睛生疼。他改变灯光角度去研究那位男士。有什么东西轻轻触动了他的记忆：那姿势、那身体语言……男子在说着什么，还用双手打手势，女的则一动不动，听得全神贯注。
关于手指弯曲的样子，他以前没见过那样弯曲的手指吗？但最关键是脸部。又一张抿紧的小嘴，还有眼睛上方三条细微的竖向皱纹。他以前曾在哪里见过前额上竖向而不是横向的细细皱纹？他以前肯定见过，但想不起是在何时何地。他看了一眼交进来时所填写的表格。一位名叫特・戈尔的先生，但没留电话号码。该死。他把最后两幅画作为不值钱的破烂货处理后，带上那些表格去找本部门留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后一个女秘书迪尔德丽。他口授了表示遗憾的一般格式信件，并把表格交给她。每张表格上都列着一件交进来然后被回绝了的画作的估价，以及主人的姓名和地址。
虽然共有三十四封信件，但在电脑里只是每一件作品的名称和估价不同，其余内容都是相同的。本尼饶有兴趣地看了一会儿。他对电脑只知皮毛，只会开机和在键盘上敲打，其他的具体操作就不行了。十分钟以后，迪尔德丽已经在打信封了，纤纤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着。本尼祝她圣诞快乐后就离开了。与往常一样，他搭乘公交车到了拉德布罗克丛林路的小区。看天色，似乎要下雨夹雪了。
睡醒时，床头旁的小钟告诉他，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他可以感觉到睡在身旁的女朋友苏茜那性感而又温暖的身体。在睡觉前他们做了爱，那通常能带来一个无梦的夜晚。但这次他却醒了，脑海在翻腾，好像心灵深处的某种念头把他从睡梦中踢了出来。他努力思索，除了苏茜之外，在三小时前入睡时曾经想过什么事情。那幅麻布包裹的画出现在了他的脑海里。
他的脑袋从枕头上抬了起来。苏茜在睡梦中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声。他坐起身来，朝漆黑的卧室吐出一句话。
“讨厌，见鬼去吧。”
第二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他又回到了达西大厦。这一次，拍卖行是真的关门了。他从一扇边门走了进去。
他要去的地方是绘画大师资料室。进门处有一块电子键盘锁，他知道密码。他在里面待了一小时，出来时手上拿着三本参考书。他把书带到鉴定室。那件麻布包裹的物品仍在他之前放着的高架子上。
他又开亮了功率强大的聚光灯，还从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的抽屉里取来一面放大镜。在书籍和放大镜的帮助下，他把那个低头弯腰的男人的面孔与参考书中艺术家画笔下的其他面孔作了比较。其中一个人物是一位僧人或圣人：棕色衣袍，脑袋剃得光光的，有个圆鼓鼓的前额，眉心的正上方，有三条因为担忧或者陷入沉思而形成的细微的竖向皱纹。
完成鉴定后，他独自坐在只有他一个人的世界里，就好像一个人被石头绊倒，却发现了所罗门国王的宝藏。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也还没有得到证明。他有可能搞错了。画上的污垢十分严重。但他至少可以提醒他的领导。
他把画作重新用麻布包好，留在了莫特莱克的书桌上。然后他来到打字室，打开迪尔德丽的那台电脑，试着弄明白如何操作。不到一小时他便动工了，用手指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键入，打成了一封信件。
完成之后，他要求电脑打印两份。电脑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在一只抽屉里找到信封，一个写上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的名字，另一封写给董事会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佩里格林・斯莱德。他把第一封信连同那幅画一起，放到了部门领导莫特莱克的办公桌上，又把第二封信塞进了斯莱德先生已经上了锁的办公室门缝底下。然后他便回家去了。
佩里格林・斯莱德在距圣诞节这么近的时间里回到办公室不太寻常，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就住在街角上，他的妻子埃莉诺几乎一直生活在汉普郡，现在肯定是被她那些讨厌的亲戚们围住了。他告诉过她，他要等圣诞夜才能回到汉普郡。那样就能缩短圣诞假期，减少作为主人去招待她那边令人头痛的亲戚的时间了。
除此之外，还要去打探一下资深同事们的一些情况，这需要秘密进行。他从一个小时之前本尼・伊文思离去的那扇边门进入了达西大厦。
大楼内温暖如春——毫无疑问，在放假期间供暖系统是会关闭的，而且有些部门装有先进复杂的防盗报警器，包括他的办公套间。他关掉自己办公室的警报系统，穿过现在空荡荡的普里西拉・贝茨小姐的外间办公室，进入他自己的内部私室。
在这里，他脱下西装，从手提包里取出他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上主网络。他看到有两封新电子邮件，不过可以等会儿再处理。在此之前，他想喝点茶。
这事通常当然是由秘书贝茨小姐为他效劳的，但现在她没上班，他只得自己动手烧茶。他在她的碗柜里寻找水壶、格雷伯爵茶、骨瓷茶杯和柠檬。他找到了他所要的水果和一把刀。然后，在为水壶寻找电源插座时，他看到了门后地毯上的一封信。烧水时，他把信件扔到了自己的书桌上。
泡好茶之后，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阅读了那两封电子邮件。两条信息都不重要，完全可以等到新年以后再处理。输入一串密码之后，他开始浏览各部门头头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的数据库文件。
浏览好这些信息，他的思路转到了自己的个人问题上。虽然薪水很高，但佩里格林・斯莱德并非富人。作为一位伯爵的儿子，继承的也仅仅是名号，没有拿到任何遗产。
他娶了一位公爵女儿为妻，可那女人从小娇生惯养、爱耍脾气，深信她有权获得在汉普郡的一座大庄园，包括周围的一块地皮，还有一群名贵的马匹。迎娶斯莱德夫人绝非易事，但她使他很快获得了进入上流社会的入场券，这对于事业常常有所助益。
他还锦上添花地在骑士桥添了一套漂亮公寓，他对此的辩解是，这套屋子方便他去达西大厦上班。他凭借岳父大人的影响在达西得到工作，并最终爬上了副董事长的职位，仅次于刻板尖酸的董事长盖茨黑德公爵。
精明的投资也许已经带给他财富，可他坚持自己操作，而这也是他作出的最糟糕的决定。外汇交易市场最好留给懂行的怪才去操作，对这点毫无认识的他，把重金投到了欧元里，并眼睁睁看着欧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下跌了三十个百分点。更糟糕的是，他是大量借钱投资的，而他的债权人已经明确表示，要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总而言之，他债台高筑。
最后，还有他在伦敦的情人。这是他犯下的最见不得人的错误，是他所不能摆脱的一个习惯，开销也极其惊人。他的眼光落到了那封信上。它装在一只达西大厦信封里，因此是一封内部信件。信是写给他的，但信封上的笔迹他不认识。那家伙难道不会使用电脑或者没去找秘书？它肯定是今天出现的，要不然贝茨小姐在头天晚上就会见到。他感到好奇。谁在通宵达旦工作？谁在他之前来过？他撕开了信封。
写信人显然对文字处理软件不太在行。段落的输入格式都不太正确。抬头“亲爱的斯莱德先生”字样是手写的，落款处签名是本杰明・伊文思。他不认识这个人。他瞟了一眼信头：绘画大师鉴定处。
肯定是某个心怀不满的职员在发牢骚。他开始阅读，最后，第三段文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我相信它不是一幅很大的祭坛画打破之后的一块碎片，因为其形状和木板边缘不像是从一幅更大的画面中分离出来的。
它有可能是一张单幅的虔诚画作，也许是一位富商为其私宅定制的。即使经过几个世纪的积尘和污染，它似乎仍与一位绘画大师的已知作品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佩里格林・斯莱德看到名字时，他猛地呛了一下，把满口的格雷伯爵茶喷到了他的苏尔卡领带上。
 
虽然要花些费用，但我认为应该采取措施，把画作清理干净，恢复原貌，画面清晰以后，可请求科伦索教授研究一番，以增加权威性。
 
斯莱德把那封信又读了三遍。在骑士桥旁边的这栋大厦里，他办公室里的灯光孤独地刺破黑暗，他一直在思考他可以做什么。他用自己的电脑查阅客户记录，想搞清是谁把它送进来的。特・戈尔。一个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电子邮箱的男人。只有一个位于贫民区的廉价单室户公寓的真实地址。所以，是一个贫民，而且肯定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那就剩下本杰明・伊文思了。嗯。信件内容结束了，在签名下面有这么一行字：抄送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佩里格林・斯莱德站起身来。
十分钟后，他从绘画大师鉴定处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只麻布包裹和抄送的信件。后者可在以后烧毁。这绝对是副董事长该做的事情。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佩里？”
他立即听出了那个声音。他嘴里发干，声音拘谨又沙哑。
“是的。”
“你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是的，玛丽娜。”
“你说什么？”
“对不起。是的，玛丽娜小姐。”
“这还差不多，佩里。我不喜欢你把我的抬头省略掉。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我真的很抱歉，玛丽娜小姐。”
“你上次来看过我以后，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嗯？”
“圣诞节前夕工作很忙。”
“这段时间你变得很淘气呢，是吗，佩里？”
“是的，玛丽娜小姐。”
他的胃液似乎在搅动，手心也在出汗。
“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有所作为，你说呢，佩里？”
“听你的，玛丽娜小姐。”
“好，听我的，佩里，听我的。七点整，小伙子。别迟到。在我失去耐心的时候，最讨厌等人了。这个你是知道的。”
电话挂断了。他的双手在颤抖。她老是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即使是电话里的嗓音也是如此。而那嗓音，以及之后在教室里发生的事情，才是重点。
    <h4 >一月</h4> 
“我亲爱的佩里，我真的感到既荣幸又好奇。为什么要安排如此丰盛的午餐，而且是在刚过完新年这么早的时候？我倒也不是在抱怨。”
他们在圣詹姆斯街旁佩里格林・斯莱德的俱乐部里。这天是一月四日，自我放纵的英国人刚刚结束新年假期开始工作。斯莱德做东，客人雷吉・范肖是庞特街上的范肖画廊的业主。这时候，范肖正赞许地看着餐桌上斯莱德所点的龙船庄葡萄酒。
斯莱德微笑，他摇摇头表示旁边桌子上就餐的人离他们太近了，现在还不方便说。范肖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使我越发感兴趣了。现在我必须等待，按捺住好奇心，等到喝咖啡的时候。”
他们二人去楼上的书房喝咖啡。斯莱德简明地解释说，六个星期前，一个陌生人从街上走进来，带着一幅他认为也许会有些价值的脏得难以形容的旧油画。碰巧，由于绘画大师鉴定处工作量过大，只有一个人审查了这幅画，一个年轻但显然很聪明的助理估价师。
他把伊文思的鉴定报告从桌面上推向那位美术馆业主。范肖开始阅读，一边放下手中那杯珍藏的波尔多，唯恐把酒打翻，然后说：“上帝呀。”唯恐上帝没有听到，他又重复了一遍。
“显然你得听从他的建议。”
“那倒未必。”斯莱德说。他仔细解释了心中的打算。范肖的咖啡冷了，他的葡萄酒也一口未喝。
“显然还有一封同样的信。塞贝・莫特莱克会怎么说呢？”
“那封信已被烧毁。塞贝在前一天去了乡下。”
“那电脑里还有记录。”
“已经没有了。昨天我请来一位电脑专家。数据库中的那部分内容已经被删除了。”
“那幅画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我的办公室，已经被安全保管起来了。”
“告诉我，你们下一次绘画大师作品拍卖会安排在什么时候？”
“二十四号。”
“这个年轻人，他会注意到的，他会向塞贝・莫特莱克抗议。塞贝也许会听信他。”
“如果让他待在苏格兰的北方就不会了。我在那里有一位朋友，我可以去打电话安排。”
“但如果这幅画没遭到拒绝，没返回它的主人那里，应该要有一封评估报告。”
“有的。”
斯莱德从口袋里取出另一张纸递给范肖。画廊老板开始读这封捏造的报告，其内容是关于一件美术作品，很可能是佛罗伦萨画派的早期作品，画家不详，题目不详，没有出处，价值在六千至八千英镑。范肖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举起酒杯表示祝贺。他评论说：“我在学校里教你的几招已经起作用了，佩里。你能浑水摸鱼了。很好，就按你的主意办。”
两天后，特鲁平顿・戈尔收到一封信。信纸上印有达西大厦的信头。下面没有签名，但盖有绘画大师鉴定处的印章。信中要求他在一份所附的表格上签字，授权拍卖行拍卖出售他的油画，该油画的估价为六千至八千英镑。里面还附有一只贴上了邮票的回邮信封。而他有所不知的是，回邮信封上的地址可使信件原封不动地到达佩里格林・斯莱德的办公桌上。
他欣喜若狂。即便只有六千英镑，也可让他再支撑六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肯定能够找到演戏的工作。夏天适合电影的外景拍摄。他在授权表格上签上名字，把回信寄了出去。
当月二十日，佩里格林・斯莱德打了一通电话给绘画大师鉴定处主管。
“塞贝，我有件尴尬的事情，不知道你能否帮我一下。”
“哦，力所能及的话，我一定帮忙，佩里。是什么事呢？”
“我在苏格兰有一位很要好的老朋友。他有点丢三落四，显然忘记了他的藏画的保险已经到期。续保要从月底开始，但保险公司的那些家伙坚持公事公办。他们要等重新估价完成之后才肯签发新的保险单。”
为保险目的而对大量或少量的艺术收藏品估价，是伦敦所有著名美术机构通常会提供的一项服务。这种服务当然能够赚取一笔可观的收入。但人们通常很早就会提出预约。
“这事不好办，佩里。我们自己在四天内就有一项大型拍卖活动，现在我们这里人手紧张，已经忙得团团转了。能留待以后再办吗？”
“恐怕不行。嗯，两年前你招进来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怎么样？”
“本尼吗？他怎么啦？”
“他有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处理这事？藏品不是很多。主要是詹姆士一世时期的作品。他可以替我们去作评估，只是为了上保险。”
“嗯，好的。”
二十二日，本尼・伊文思搭乘夜班火车，动身去苏格兰北方的凯思内斯。他要去一个星期。
达西大厦二十四日的拍卖会斯莱德是肯定要参加的。那天早上，他提醒莫特莱克，还有一件额外的作品没包括在目录里，是后来加上去的。莫特莱克被搞糊涂了。
“什么额外的作品？”
“一幅拙劣的小图画，有可能是佛罗伦萨画派的。是你的年轻同事伊文思估价师负责处理的一幅没有名气的油画。在你离开这里去过圣诞节时，他审查了一下。”
“这事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我还以为那些画全都退还原主了呢。”
“都是我的错。我忘了，他肯定也忘了。圣诞节前夕，我碰巧来这里处理一些杂事，在走廊里见到他。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你要他审查最后的四十多幅画。”
“是的，我是这么要求的。”莫特莱克说。
“嗯，有一幅画他认为也许值得拍卖。我从他那里接过来看了一下，没太大兴趣，就留在了我的办公室，后来忘记了。”
他向莫特莱克展示了声称是来自本尼・伊文思的简单估价，上面当然有他的签名，让绘画大师鉴定处主管看了一下后就收了回来。
“可我们得到画主人的授权了吗？”
“嗯，是的。昨天我看到那件该死的东西还在我的办公室时，我打了一个电话给画的主人。他很高兴，昨天晚上把授权书传真过来了。”
那天上午，塞贝・莫特莱克要干的事情有许多，而且都比一幅匿名、没有出处、只与他的底薪五千英镑差不多价值的拙劣油画重要得多。他看中的是一幅委罗内塞[9]的油画，还有一幅罕见的米歇尔・迪・鲁道夫作品，和一幅萨诺・迪・彼得罗的画作。他咕哝了一声表示同意，然后就匆匆赶回拍卖厅去监督那里的准备工作了。上午十点，佩里格林・斯莱德登上台，拿起木槌。拍卖会开始了。
他喜欢参加最重要的那些拍卖会。坐在台上，主持会场，控制局面，朝着著名商人、投标人，以及来自伦敦美术品界的圈内老友们频频点头，还有不动声色地辨认出场内那些谁都没有机会见到本人的亿万富翁的代理人。
这天的拍卖会很成功。价格拍得很高。委罗内塞的画作以超出估价两倍的价格落入一家有名的美国画廊囊中。米歇尔・迪・鲁道夫的作品在报价升至估价的四倍时，在座的人纷纷倒吸了一口气。
拍卖会进行到最后二十分钟时，他注意到雷吉・范肖溜到了后排他们之前商量好了的一个靠边的座位里。当目录中最后一件艺术品被一槌敲定时，斯莱德朝着已是空荡荡的大厅宣告：“还有一件编外的艺术品，没包括在目录里。是在目录付印后添加的。”
一名搬运工默默走向前方，把一幅裱装在缺了口的镀金框里的脏油画放在一只画架上。有几个人伸长脖子，试图透过覆盖在图案上的污垢，看清它所具有的内涵。
“有点玄乎。很可能是佛罗伦萨画派的，是在木板上使用蛋彩画法创作的，内容是某类虔诚的场景。画家不详。有人愿出一千英镑吗？”
会场内一片寂静。范肖耸耸肩并点点头。
“已经有人同意一千英镑了。有超过一千的吗？”
斯莱德的目光扫过大厅，在范肖就座的遥远的另一头发现了个信号。其他人没有看到这个信号，因为它并不存在，但因为眨巴一下眼睛就可以构成一次投标，所以没人感到奇怪。
“有人出了一千五，超过了你，先生，是左边的那个人。”
范肖又点点头。
“两千英镑。有超过……两千五百……三千……”
范肖对着那个虚构的对手投标，并以六千英镑敲定了这笔买卖。作为知名的画廊老板，他的信誉良好，于是，他带着那幅画走了。三天之后——非同寻常的迅速——特鲁平顿・戈尔先生收到了一张金额刚刚超过五千英镑的支票，是拍卖定锤价减去佣金和增值税后的数额。他很高兴。到了月底，本尼・伊文思回到伦敦，对于能够离开一月严冬里的凯思内斯，以及那荒凉且冰雪封盖的古堡，他感到十分欣慰。他从来没向塞贝・莫特莱克提过那幅肮脏的油画，以为莫特莱克的沉默表示不赞同，而且那种沉默还暗示着斥责。
    <h4 >四月</h4> 
月初时，一件新闻震惊了艺术界。范肖画廊的橱窗全部被黑色丝绒装饰了起来。一幅小小的油画，已经卸去了它那缺了边的镀金框架，正单独陈列在玻璃后面的小架子上，上方有两只射灯明亮地照射着，旁边还有两名身材魁梧的保镖日夜守卫。
这幅杨木蛋彩画就如同画家刚完成时的样子，油彩就像是五百年之前刚刚调和时那样鲜艳。
圣母玛利亚坐在画面里出神地仰视着，报喜天使加百列为她带来了喜报：她将很快怀上上帝的儿子。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锡耶纳画派权威古伊多・科伦索教授已经在十天前毫无疑议地宣告，这幅画是真迹。没人会对科伦索的判断说三道四。
画作下面的一张小纸条简简单单地写着一行字：“萨塞塔，一四○○至一四五○”。斯特法诺・迪・乔瓦尼・迪・康索罗，人称萨塞塔，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油画巨匠之一。他创立了锡耶纳画派，并影响了整整两代追随他的锡耶纳画派和萨罗伦萨画派绘画大师。
虽然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且主要是比较大的祭坛画，其价值却比钻石还要贵。因为第一次发现由这位大师创作的《圣母领报》单件作品，范肖画廊一举成为世界级艺术品藏家。
十天之前，雷吉・范肖通过一份秘密协议，敲定了以超过两百万英镑的价格出售该画作。分成是在苏黎世悄悄进行的，二人各自的财务状况都得到了改观。
艺术界被这一发现震惊了。本尼・伊文思也是如此。他查阅了一月二十四日的拍卖交易目录，但没有记录。他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才获悉是最后添加进去的拍品。达西大厦的内部气氛充满了敌意，他遭遇了许多指责的目光。事情传开来了。
“你本应该把它带来给我。”丢了面子的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厉声说，“什么信？根本没有信。别对我说那个。我看了你给副董事长的报告和估价。”
“那你肯定看到了我提到科伦索教授。”
“科伦索？别提什么科伦索。是范肖那家伙征求了科伦索的意见。听着，小伙子，你看走眼了。这确确实实是一件宝贝。范肖发现了，而你却错过了。”
楼上，董事会正在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刻薄的董事长盖茨黑德公爵坐在主席的位子上，而佩里格林・斯莱德坐在被发落席上。其他八位董事散坐在会议桌周围，都在认真审视自己的手指头。没人提出异议，实力强大的达西大厦不但失去了大约二十五万英镑的佣金，而且把已经到了手的一幅萨塞塔真迹，以区区六千英镑的低价拱手让给了一个慧眼识货的人。
“这事是我处理的，责任由我来承担。”佩里格林・斯莱德静静地说。
“这我们全都知道，佩里。在得出结论之前，你能不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斯莱德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知道现在是在为自己的生涯说话。要找一个替罪羊。他不想让自己成为替罪羊。但他知道哀诉和喋喋不休的埋怨很有可能产生最坏的效果。
“你们肯定都知道，我们为公众提供免费的鉴定服务。每次都这样，这是达西大厦的一项传统，有些人赞同，另一些则不然。不管人们的观点如何，事实就是，这样做很费时间。
“有时一件真正的珍宝确实是由公众带进来的，在得到鉴定、经过认证后，卖得好价钱，我们当然也能得到一大笔佣金。但人们拿来的大多数物品都是破烂货。
“繁重的工作负担，尤其是圣诞节前夕人手严重不足，这意味着，那些最破烂的玩意儿将由从业经验不足三十年的初级评估员作出鉴定。这就是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讨论的这幅画作，是由一个根本没拿它当回事的人交进来的。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画，要不然他是决不会拿来的。它当时处于一种很吓人的状态，脏得连污垢下面画的是什么都快看不清了。而且它是由一位资历非常浅的估价员鉴定的。这是他的鉴定报告。”
他把那天深夜由他亲自在电脑里操作并打印出来的、估价为六千至八千英镑的报告复印件分发出去。九位董事神情严肃地开始阅读起来。
“你们看到了，本尼・伊文思先生曾认为它也许是佛罗伦萨画派的，创作年份大约是一五五○年，画家不详，所以定了一个谨慎的估价。唉，他搞错了。那是锡耶纳画派，是由一位大师在一四五○年左右创作的。他被表面的污垢给蒙蔽了。也就是说，他的鉴定非常草率，简直是不加考虑。然而，现在在这里向董事会引咎辞职的，却是我。”
有两个人在专心致志地凝视天花板，但有六个人在摇头。
“我们不接受，佩里。至于那个工作马虎的年轻人，也许我们应该把他留给你去处理。”
那天下午，佩里格林・斯莱德把本尼・伊文思召到他的办公室。他没有让这位年轻人就座。语气十分轻蔑。
“用不着我解释你也知道，这次事件对我们达西大厦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新闻媒体已经吹得沸沸扬扬了。人们全都在说这个。”
“可我不明白，”本尼・伊文思表示不服气，“你肯定已经看到了我的报告。我把它塞进你的门缝里了。我写到了我怀疑它也许是一幅萨塞塔的真品，也写了要做清理工作和保存的建议，还有关于要请教科伦索教授的提议。这些我全都写进报告里了。”
斯莱德冷冰冰地递给他一张印有信头的信纸。伊文思不明就里地阅读起来。
“可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写的报告。”
斯莱德气得脸都变白了。
“伊文思，你工作马虎已经够糟糕的了，可我没法容忍你满口胡言。任何胆敢这样对我撒谎的人，在这座大厦里都没有立足之地。去找外间办公室的贝茨小姐。一小时内清理完办公桌走人。就这样。”
本尼试图找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谈谈。这位仁慈的部门主管听了几分钟，然后带他去到迪尔德丽的办公桌旁。
“请查找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的估价报告文档。”他说。电脑顺从地显示出那个时段的一系列报告，其中一份是关于“D 1601”号物品的。它正是本尼・伊文思刚才在斯莱德办公室里见到过的那份报告。
“电脑不会说谎，”莫特莱克说，“你走吧，小伙子。”
本尼・伊文思也许成绩不好，也许对电脑所知不多，但他绝不是傻瓜。当他踏上人行道时，已经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是怎样发生的了。他也知道人人都在对他指指点点，而且今后他再也不能在艺术界工作了。
但他仍然有一位朋友。苏茜・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而且她那朋克青年的发型和涂成绿色的指甲，使得有些人不是那么看得惯她。但本尼喜欢，而且她也喜欢他。本尼对苏茜讲了一个小时，详细地解释了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是怎样发生的。
苏茜对美术品几乎一无所知，但她有另一种天赋，正好与本尼相反。她是一位电脑天才。要是把一只刚孵出壳的小鸭子扔进水里，它立即就会游泳。念书时，第一次接触电脑和网络的苏茜便有小鸭子来到水里的感觉。如今她二十二岁了，她运用电脑的技艺，已经堪比耶胡迪・梅纽因[10]之于斯氏琴般出神入化。
她在一家小公司工作，老板是一个改邪归正的电脑黑客。他们设计安全系统，以保护计算机免受非法侵入。如同要开锁最好是找锁匠一样，要入侵一台电脑最好是求助于设计防护系统的人。苏茜・戴就是设计那些防护系统的人。
“那么你想怎么办，本尼？”当他讲完时，她问道。
本尼也许只是来自小城布特尔市井的无名小卒，但他的曾祖父曾经是“布特尔青年队”的一名队员。小伙子们于一九一四年奔赴征兵站，当上了兰开夏燧发枪团的战士。在佛兰德斯的战场上，他们英勇抗战，许多小伙子壮烈牺牲了。在开赴战场的两百名年轻人里，只有本尼的曾祖父和另外六个人回来了。祖宗的基因是顽固的。
“我饶不了斯莱德那个狗杂种。我要让他一败涂地。”他说。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时，苏茜有了一个主意。
“这事肯定还有一个人与你一样愤恨难平。”
“谁？”
“油画原先的主人。”
本尼坐了起来。
“你说得对，姑娘。他被骗走了两百万英镑。而且他大概还蒙在鼓里呢。”
“他是谁？”
本尼努力回想着。
“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下递进来的表格。好像是个叫特・戈尔的人。”
“电话号码？”
“没填。”
“地址？”
“我没记住。”
“地址会登记在哪里？”
“数据库里。卖主记录或存储清单里。”
“你能访问吗？你有个人密码吗？”
“没有。”
“谁可以？”
“资深职员吧，我想。”
“莫特莱克？”
“当然。塞贝可以查阅他所需要的任何资料。”
“快起床，本尼。亲爱的，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苏茜花了十分钟登录到达西大厦的计算机数据库里。她提出询问。数据库要求询问者提供身份识别码。
苏茜身边放着一张清单。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到底用的是什么名字？他是用“S”“Seb”还是“Sebastian”的全称？是用小写字母、大写字母，还是大小写字母混合？在名与姓之间，用的是一个点、一个连词符号，还是什么都不用？
苏茜每一次都试用一种不同的格式，但都不对，数据库拒绝了她。她祈祷系统里没有对输入错误设置次数限制，不会在超出限制后向达西大厦发出警告继而关闭该账户。幸好设置这套系统的信息技术专家考虑到达西的工作人员大多是老学究，知道他们电脑知识相当粗浅，很可能会忘记自己设的名字。连接渠道依然通畅。
在第十五次尝试后，她成功了。绘画大师鉴定处主管使用的是“seb-mort”，全是小写字母，名字和姓氏都缩短了，中间是一个半字线。达西大厦的数据库接受了“seb-mort”的登录，并询问了密码。
“大多数人使用对他们来说较为接近或亲近的名字或数字，”苏茜告诉本尼，“妻子的名字，宠物的名字，自己生活的城市，他们喜欢的一组数字。”
“塞贝是个单身汉，独自生活，没有宠物。他只为名画而活。”
他们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尝试，然后转向荷兰/佛兰德斯画派，接着是西班牙大师。凌晨四点十分，当春天的阳光照进窗户时，苏茜搞定了密码。是戈雅[11]，莫特莱克使用的是“seb-mort”和“GOYA”。数据库询问她要什么。她要求查阅编号“D 1601”的储存品的所有者信息。
位于骑士桥的计算机筛选了一遍存储器，然后告诉她：特・戈尔先生，W.12.白城切森特花园三十二号。苏茜删去她侵入过的所有痕迹并关闭电脑。他们抓紧时间睡了三小时。
那地方只有一英里远，他们坐着本尼的速可达摩托穿越正在苏醒的城市。那里原来是一室户小套房组成的破败街区。特・戈尔先生住在地下室里。听到敲门声，他穿着那件西班牙旧浴袍来到门边。
“戈尔先生吗？”
“是的，先生。”
“我叫本尼・伊文思。这是我的女朋友苏茜・戴。我是……曾经是达西大厦的。去年十一月份，你是不是拿来过一幅框架有缺口的小小的旧油画供出售？”
特鲁平顿・戈尔似乎有些慌张。
“是啊。没问题吧，我猜？它在一月份的拍卖会上被卖掉了。不是赝品吧，我猜？”
“哦，不，戈尔先生，它不是赝品。恰恰相反。外面有点冷。我们能进来吗？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好客的特鲁比与两位不速之客分享了他那壶早茶。自从三个月前得到五千多英镑的意外收获后，他再也用不着把袋泡茶泡两遍了。两位年轻人坐下来喝茶时，他开始阅读本尼带给他的占据了《星期日时报》一整个版面的那篇报道。他的下颚拉长了。
“这是真的吗？”他指向萨塞塔作品的那张彩色图片。
“是真的，戈尔先生。你的那幅旧油画曾用一块棕色的麻布包裹着。经清洗和恢复后，被鉴定为非常稀有的萨塞塔真迹，是锡耶纳画派的，创作年份约为一四二五年。”
“两百万英镑呢，”穷演员大叹道，“啊，天哪。要是我早知道的话，要是达西早知道的话。”
“达西是早就知道了的，”本尼说，“至少他们当时就已经怀疑了。我曾经是那幅画的估价人。我提醒过他们。你被骗了，而我则被毁了前程，遭到了和这家画廊相勾结的一个奸人的暗算。”
他从头说起。当初交进来的艺术品数量浩大，一位忙得焦头烂额的部门主管撒手去乡下过圣诞节了。当他讲完时，那位演员凝视着报纸上的那张《圣母领报》图片。
“两百万英镑，”他喃喃地说，“要是有这笔钱，我可以舒舒服服过我的下半辈子了。当然，法律……”
“法律顶个屁用，”苏茜说，“记录上会说是达西犯了个错误，判断失误，而且范肖装扮得卑躬屈膝，但到头来是赢家。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奈何不了他们。”
“请告诉我，”本尼说，“当初你在表格的职业栏里填了‘演员’。这是真的吗？你是演员吗？”
“这一行我干了三十五年了，年轻人。几乎在一百部电影里出现过。”
他克制着没有提及，在这些影片中，他大多只出现了几秒钟。
“我的意思是，你能装扮成某个人而不被识破吗？”
虽然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旧浴袍，但特鲁平顿・戈尔自豪地在椅子上挺直了腰杆。
“先生，我扮谁像谁，与随便什么人在一起都不会被识破。这是我的专业特长。实际上，我干的就是这类事情。”
“听着，”本尼说，“我有一个主意。”
他说了二十分钟。在他说完后，那位穷得叮当响的演员在心里打着算盘。
“复仇，”他喃喃地说，“最好是应该冷静看待。是的，事情是已经告一段落。斯莱德不会再提防我们了。本尼小伙子，我想我愿意加入你们。”
他伸出手去，本尼握住了。苏茜也把手搭在他们的手上。
“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我们齐心协力。”
“好，我喜欢这样。”本尼说。
“达达尼昂[12]。”特鲁比说。
本尼摇摇头，“我对法国印象派从来就知道得不多。”
四月余下的日子都很忙碌。他们把资金合并在一起，完成了计划的制订。本尼在获得了佩里格林・斯莱德的所有私人电子邮件后，还需入侵其私人通讯录。
苏茜选择通过斯莱德的私人秘书普里西拉・贝茨小姐进入达西大厦的计算机系统。贝茨小姐的电子账户很快就查到了。她在数据库里的登录名是P-Bates，问题在于她的密码。
    <h4 >五月</h4> 
特鲁平顿・戈尔像影子般尾随着贝茨小姐。每次跟踪他都以不同面目出现，她根本没有察觉。确定了她居住在奇姆市的地址后，本尼在夜里去翻找了她的垃圾箱，并用塑料袋装走了满满一袋垃圾。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贝茨小姐为人正直，生活无可指责。她是一位老姑娘，独自居住。她把自己的小公寓收拾得干干净净。通勤时，她搭乘火车和地铁到骑士桥，最后五百码距离则靠步行。她订阅《卫报》——他们试图把《卫报》的英文名字“Guardian”当作密码，但没有成功，她还与妹妹和妹夫一起，去弗林顿度假。
他们是在垃圾里的一封旧信件中发现这一情况的，但“弗林顿”（Frinton）也不是密码。他们还找到了六个伟嘉猫粮的空罐子。
“她有一只猫，”苏茜说，“它叫什么名字？”
特鲁比叹了口气。这意味着他又要跑一趟奇姆市了。知道她星期六上午会在家里，他选在那时出现了。这一次，他装扮成宠物用品推销员。令他惊喜的是，她竟然对猫抓板很有兴趣，要是不用猫抓板，无聊的猫咪会把沙发套刨成碎布。
他站在门口，戴着假龅牙和厚重的眼镜，一只花斑猫出现在了贝茨小姐身后的客厅里，轻蔑地注视着他。他热情地赞美这只小动物，称它为“小猫咪”。
“过来，阿拉曼，到妈咪这里来。”她唤道。
阿拉曼：一九四二年在北非打响过的一次战役。在她还是个一岁婴儿的时候，她父亲战死在那里。在伦敦市拉德布罗克丛林路的住宅区里，苏茜这次登录成功了。达西大厦的数据库里，佩里格林・斯莱德的私人机要秘书普里西拉・贝茨小姐的用户名和密码是“P-Bates”和“ALAMEIN”。而且她有查看她老板所有私人电子邮件的权限。苏茜假冒贝茨，下载了一百多封私人邮件。
本尼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才选定目标。
“斯莱德在《观察家报》艺术部门里有一个朋友。有三份邮件都来自于那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利・道森。有时候，道森会打探佳士得或苏富比拍卖行的动态，并把消息透露给斯莱德。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苏茜利用她的电脑专长，编造了一份由查利・道森发给佩里格林・斯莱德的邮件，留待以后使用。本尼则在研究达西大厦下次要举办的一场大型拍卖会的目录。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拍了拍报纸上那幅小小的帆布面油画的图片。
“就这张。”本尼说。苏茜和特鲁比注视着它。这是一碗树莓的静物画：一只荷兰代尔夫特白釉蓝彩瓷碗，旁边是几枚贝壳。一个古怪的组合。那只碗被放在一张破了边的旧桌子边缘。
“柯尔特是什么人？”特鲁平顿・戈尔问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许多人都没听说过他，特鲁比。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十七世纪中期荷兰米德尔堡画派的，不过只画些小巧的静物画，全世界只有六十几幅。所以……很珍贵。他总是画一些类似的物品：草莓、树莓、芦笋，有时候还有贝壳。单调得很，但也有欣赏他的人。看看估价。”
目录上的建议价是十二万至十五万英镑。
“那为什么要选柯尔特呢？”苏茜问。
“因为有一位做啤酒生意的荷兰亿万富翁对柯尔特非常着迷，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收集他同胞的艺术品。他不会亲自来这里，但会派代表来，还会带着一张空白支票。”
五月二十日上午，达西大厦内人声鼎沸。佩里格林・斯莱德又将亲自主持，秘书贝茨小姐注意到有封他的电子邮件时，他已经去了拍卖大厅。这时是上午九点，拍卖会将于十点开始。她读了发给她老板的这条信息，认为事情也许很重要，于是她用激光打印机打印了一份。她拿着这张打印纸，锁上办公室门后匆匆赶去拍卖大厅。
她找到斯莱德时，他正在台上检查位置、测试话筒。他谢过她后看了看那封邮件。这是查利・道森发来的，很可能极有帮助。
 
亲爱的佩里，昨晚饭局上，我听说有一个叫马丁・盖蒂的人进了城。他与朋友们住在一起，希望能保持低调，继续隐匿身份。
你很可能知道，他在美国肯塔基州有一处很大的种马饲养场。他还有一些非常私人的、从没展示过的艺术收藏品。我认为，他此次进城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并致问候，
  
查利
 
斯莱德把信件塞进衣服口袋，来到大堂的接待桌旁边。除非是拍卖人所熟知的客人，一般来这些拍卖行投标的人按照惯例必须填写一份表格，并领取一块“牌子”，即一张上面标有号码的塑料卡片。
人们可以把牌子举起来以示投标，但更重要的是，这块牌子能证明夺标者的身份，因为当人们举着牌子，工作人员就会注意到卡片上的号码，而这意味着姓名、地址和开户银行。
时间还早，才九点十五分。到现在为止只有十份表格，没有一份是马丁・盖蒂的。但光是那个名字就足以使斯莱德垂涎的了。他与桌子后面三位可爱的女接待员简短交待几句后，回到了拍卖大厅里。
九点四十五分时，一位个子矮小、并不特别英俊的男子走到接待桌前。
“你是来投标的，先生？”其中一位姑娘说，一边把一张表格拿到了自己面前。
“是啊，姑娘。”
美国南方人慢吞吞的口音甜美得如同灌了蜜糖。
“姓名，先生？”
“马丁・盖蒂。”
“还有地址？”
“这里的，还是家里的？”
“家里的详细住址。”
“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比切姆种马场。”
详细情况填写完毕后，美国人领好牌子，漫步来到拍卖厅。佩里格林・斯莱德正要登台。他刚刚走到最底层的台阶时，感觉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他扭头朝下看去。一位女接待员明亮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马丁・盖蒂，矮个子，灰头发，山羊胡子，衣冠不整。”她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坐在倒数第三排，中间走道边，先生。”
斯莱德欣喜地微微一笑，继续登上台阶，走向他的位置。拍卖会开始了。第十八号克莱斯・莫勒纳尔[13]的作品卖了一个好价，台下的工作人员记录了所有的细节。搬运工把名作、重点作品和一般作品，一件一件地搬过来放到主席台旁边和下面的画架上。那个美国人没有投标。
托马斯・黑雷曼斯的两件作品敲定了价格，科内利斯・迪海姆的一件作品经过激烈竞争后涨到了估价的两倍，但美国人还是没有投标。斯莱德至少认识在场三分之二的人，他还认出了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年轻买家扬・迪霍夫特。但那位美国富豪到底想要什么？穿着寒酸，确实。他以为可以愚弄他面前的专家——德高望重的佩里格林・斯莱德吗？阿德里安・柯尔特的那件作品是第一百○二号。它在十一点十五分登场了。
刚开始时有七个人参加投标。当价格拍至十万英镑时，五个人退却了。然后那个荷兰人举起了牌子。斯莱德得意洋洋。他知道迪霍夫特代表着什么人。亿万财富来自于泛着泡沫的啤酒。在拍至十二万英镑时，又有一个投标人退出了。剩下的一个伦敦代理人，继续与不动声色的荷兰人竞争。但迪霍夫特击败了他。他的衣袋里装着更大额度的支票本，而且他知道自己能获胜。
“十五万英镑，还有更高的吗？”
美国人抬起头并举起了牌子。斯莱德凝视着。他要把柯尔特的作品添加到他在肯塔基州的收藏中去。很好，好极了。盖蒂与范登博世的一次对抗。他转向荷兰人。
“向你挑战了，先生。走道那边有人出价十六万英镑。”
迪霍夫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的身体语言几乎是轻蔑的。他朝走道边的那个身影瞟了一眼并点点头。斯莱德内心一阵窃喜。
“我亲爱的荷兰小伙子，”他想道，“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与什么人抗衡。”
“十七万英镑，先生，还有……”
美国人晃动牌子并点了点头。竞拍价持续上升。迪霍夫特因囊中羞涩而失去了他那傲慢的神气。他皱紧眉头感到紧张了。他知道他的主顾说过“把它买来”，但价钱当然是有限度的。在竞拍到五十万英镑时，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小小的手机，输入十二位号码，低声而又诚恳地用荷兰语开始交谈。斯莱德耐心等着。没有必要给别人制造尴尬。迪霍夫特点点头。
在涨到八十万英镑时，大厅肃穆得像一座教堂。斯莱德以每次两万英镑的幅度往上拍。迪霍夫特进入大厅时就脸色苍白，此刻他的脸活像一张白纸。他偶尔对着手机咕哝几句，并继续投标。当拍上一百万英镑时，阿姆斯特丹人终于被理智打败。美国人扬起头，缓慢地点了点。荷兰人则摇摇头。
“按一百一十万英镑拍卖出售，牌号二十八。”斯莱德说。大厅里的人群不约而同地舒出了一口气。迪霍夫特关掉手机，瞪了一眼美国肯塔基人，随即快步走出大厅。
“一○三号作品，”斯莱德以他自己也没有感觉到的冷静口气说，“安东尼・帕拉梅德斯[14]的风景画。”
众目睽睽之下的美国人现在起身走出了大厅。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跟在他身后。
“干得好，先生，你胜利了。”她奉承说。
“差不多整整一个上午呢。”肯塔基人慢吞吞地说，“你知道男士洗手间在哪里吗？”
“哦，厕所。好的，朝前走，右边第二扇门。”
姑娘看着他走了进去，仍带着他那只整个上午一直没有离过手的大手提袋。她在外面守着。当他出来时，她就会陪同他去财务部办理具体手续。
在洗手间里，特鲁平顿・戈尔从大手提袋里取出一只牛皮公文箱，并拿出一双黑色的中跟牛津鞋。不到五分钟，他那撮山羊胡子和灰色假发就不见了，淡黄色休闲裤和旧的外套也不见了。这些物品都被装进了大手提袋，大手提袋又被扔出窗户，落到下面的院子里。本尼及时拾取后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派头十足的伦敦商人出现了。他那稀疏的黑发拢到了脑后，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他的身高增加了两英寸，身着裁剪得体但其实是租来的细条纹西装，还有名牌托马斯・品克衬衫和军团条纹的领带。他转身径直从门口等待着的姑娘身边走了过去。
“拍卖会真讨厌啊，对吧？”他忍不住发起牢骚来，“眼睁睁看着美国佬把他喜欢的宝贝搞到手了。”
他朝身后的门点点头，继续迈步前行。那姑娘继续盯着洗手间的门。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捅了大娄子，但这个时候，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经再三询问后，盖蒂家族给出答复：虽然成员众多，但他们家族里没有一个叫马丁的人，而且谁也没在肯塔基拥有一个种马饲养场。当消息传开来时，达西大厦，尤其是佩里格林・斯莱德本人，成了人们的笑柄。
这位不幸的达西大厦副董事长试图说服老头子范登博世的代表——当初竞拍失败的扬・迪霍夫特——以一百万英镑成交。但根本没可能。
“要不是你们这出了骗子，我原来可以以十五万英镑拿下，”荷兰商人迪霍夫特在电话里告诉他，“所以我们应该以这个价格成交。”
“那我与卖主去商量一下。”斯莱德说。
这幅画是一位新近过世的德国贵族名下的资产。这位贵族曾经是党卫军装甲部队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随军去过被占领的荷兰。这种不幸的巧合，总是给“他当初是如何得到这份收藏品的”这个问题投下阴影，但老头子在世时一直声称是在战前得到荷兰大师的作品的，还巧妙地伪造了相关发票充当佐证。如果没有变通，艺术界就无法运作了。
但代理德国老贵族所有财产的是斯图加特的一家律师行，和佩里格林・斯莱德打交道的是他们。德国律师发起脾气来样子可不好看，而身高六英尺五英寸的律师行资深合伙人伯恩德・施利曼即使在开心的时候，模样也很吓人。那天上午，在获悉了他当事人的财产在伦敦所发生的详细情况以及十五万英镑的提议后，他勃然大怒。
“不，”施利曼对着电话听筒，朝派过去谈判的同事咆哮起来，“不，门都没有。[15]把画作撤回。”
佩里格林・斯莱德一点也不傻。半小时后，终于有一位男同事闯进洗手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这事让他起了疑心。那姑娘详细描述了从里面出来的唯一一名男子的外貌。但这样一来应该是有两个人，二者的外表完全不同。
查理・道森在受到责备时被完全搞糊涂了。他没有发过邮件，也从没有听说过马丁・盖蒂。斯莱德给他看他发的电子邮件。身份识别显示，邮件出自他的电脑，但负责达西大厦整个计算机系统安装的承包商承认，一个真正的电脑高手可以伪造邮件的来源。就是在这个时候，斯莱德才确信自己被玩弄了。但这是谁干的？又是为什么？
他被叫去董事长盖茨黑德公爵办公室的时候，刚刚下达完指示，要求达西的电脑系统得像诺克斯堡[16]般坚固。
他的领导也许不像施利曼先生那样狂暴，但怒火也同样旺盛。佩里格林・斯莱德听到“进来”的指示，踏入办公室，这位领导正背对门站着。董事长正透过窗户凝视五百米之外的哈洛德百货公司的屋顶。
“不开心，我亲爱的佩里。”他说，“一点也不开心。生活中，有些事情人们是不喜欢的，其中之一就是被人嘲笑。”
他转身走向办公桌，张开五指，把手掌按在那张乔治时代的桃花心木书桌上，身体稍稍前倾，蓝色的双眼恶狠狠地瞪着他的副手。
“一个人走进俱乐部，被人公然嘲笑，你难道不明白吗，亲爱的老伙计？”
亲切的口吻如同阳光下的匕首。
“你是在责怪我无能。”斯莱德说。
“难道我不应该吗？”
“这是故意破坏。”斯莱德说，并呈交了五张纸。公爵微微挺直身体，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眼镜，迅速看了一下。
一封是伪造的来自查利・道森的邮件。第二封是道森发誓从来没有发过这封邮件的证明。第三封是专门请来的一位顶级电脑专家的陈述，其大意是，一个计算机技术天才可以编造这封邮件，并把它塞进斯莱德的私人电子邮箱里。
第四和第五份材料是那天在拍卖室里的两位姑娘写的，其中一位详细叙述了那个假冒的肯塔基人是如何自我介绍的，另一位姑娘描述了他是如何消失的。
“你有没有关于这个骗子身份的线索？”公爵问道。
“还没有，可我打算去查清楚。”
“哦，你去查吧，佩里。立即去调查。等你抓到了他，得确保让他蹲够大牢。即便没坐牢，也要保证用这种口气让他知道，再也不准出现在我们周围一英里之内的地方。与此同时，我还要去努力平息董事会的怒火——又一次。”
斯莱德正想离开时，他的领导又补充了一番。
“之前是萨塞塔事件，现在又是这件事，我们需要采取一些专门措施来恢复形象。留心注意这种机会。如果失败了，再加上这次假冒事件，那么董事会也许不得不考虑作一番小小的……调整。就这些，我亲爱的佩里。”
斯莱德离开董事长办公室时，那个在心理压力十分巨大或在情绪高度激动时常会出现在左眼附近的神经性痉挛的部位，现在如同风中的油灯般疯狂地颤动了起来。
    <h4 >六月</h4> 
斯莱德并不像他佯装的那样失去了主见。有人已经对达西大厦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他思考着动机。得利？可这事无利可得，除了柯尔特作品现在转向了另一家拍卖行。但竞争对手会干这种事吗？
如果无利可得，那就是复仇了。谁对他恨之入骨，又有足够的了解，会猜到范登博世的代理人将携带巨额支票来到拍卖大厅，把柯尔特作品的价格抬到一个荒唐的数字？
他怀疑过本尼・伊文思。这小子既怀恨在心又具有专业知识。但他见到过的“马丁・盖蒂”不是本尼・伊文思。但那人了解情况，只是静静地坐着，直至那幅画落锤定音。所以……是一个同谋。仅仅是一个雇来的帮手，还是另外的仇人？
六月二日，斯莱德来到了林肯律师学院，那是英格兰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在接待室里，律师西德尼・艾弗里爵士放下那份诉书，捏了一下鼻梁。
“你的疑问是，这个人是否触犯了刑法？”
“正是。”
“他乔装成某个并不存在的人？”
“是的。”
“可是，这样做并不违法，除非是为了骗取钱财。”
“这次乔装打扮还使用了一封显然是伪造的介绍信件。”
“确切地说，是通风报信，但的确是伪造的。”
西德尼爵士私底下觉得这种骗局非常滑稽。这类事情常在伦敦律师协会的食堂饭桌上提起，但他的表情则仿佛眼前发生的是大屠杀。
“他有没有——在任何时候——声称是财大气粗的盖蒂家族的成员？”
“确切地说，没有。”
“那么是你以为的了？”
“我想是的。”
“他是否打算带走这幅荷兰名画，或者任何其他的油画？”
“没有。”
“你一点也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
“你是否能回想起，有哪个心怀不满的前职员会动这种坏脑筋？”
“只有一个，但在大厅里的不是他。”
“你把那个雇员开除了？”
“是的。”
“什么原因？”
斯莱德最不愿意谈及的就是萨塞塔骗局。
“能力不够。”
“他是计算机天才吗？”
“不是。他用都不太会用，但对于绘画大师，他却是一部活字典。”
西德尼爵士叹了一口气。“我很抱歉给你泼冷水，可我认为警方根本不会管这事。检察院也不会立案。问题是证据，你懂吗？你的那个演员家伙刚刚还是留着山羊胡子、长着灰头发、穿着寒酸、带有美国口音的肯塔基人，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身着条纹西装、说话干脆利落、军人出身的商务人员。不管你要追踪的是谁，你能证明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否留下了指纹，或者清楚的签名？”
“一个潦草的签名。”
“就是嘛。他可以全盘否认，而且警察也没有办法。那个被你除名的活字典，只要他声称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那你照样没办法。没有丝毫证据。而且，在他幕后似乎有一位电脑高手。对不起，我爱莫能助。”
他站起来伸出手。“我要是你，就忘掉这件事算了。”
但斯莱德不想忘掉。当他进入到伦敦四所律师学院之一的院子里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西德尼・艾弗里爵士使用过的一个词。他以前在哪里见到或听到过“演员”这个词呢？
回到办公室后，他查阅萨塞塔油画的卖主。答案找到了：职业，演员。他从伦敦最隐蔽的私家调查机构雇了一个侦探小组。该小组由两个人组成，原先都在伦敦警察厅当过督察。为了加快追查速度，斯莱德给了他们双倍报酬。一星期后他们来汇报了，但没调查到什么情况。
“我们对嫌疑人伊文思跟踪了五天，但他似乎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他正在低三下四地找工作。我们的一位年轻同事和他在一家酒吧里搭上了话。他显然对荷兰油画事件毫不知情。
“他和朋克范的女朋友一起居住在原来的地方。那女的头发染得怪模怪样，脸上的脂粉厚得足以弄沉一艘巡洋舰，很难跟你说的电脑专家挂上钩。
“至于那位演员，他似乎已经蒸发了。”
“现在是二○○○年，”斯莱德表示异议，“人是不可能随意蒸发的。”
“我们也这么认为。”私家侦探说，“我们可以追查任何银行账户、信用卡、汽车相关的记录、驾驶执照、保险单、社保号码——只要你列出来，我们都可以查到所有者的地址。但这个人不行。他穷困潦倒，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嗯，他领取失业救济金，或者说，他曾经领取过，但后来不领了。社保处登记的他的地址，和你提供给我们的一样。他有演员工会会员卡，地址也相同。至于其他，现在每个人的身份情况都电脑数据化了，但这个特鲁平顿・戈尔先生并没有。他已经从系统的某道裂缝中钻出去消失了。”
“我给你们的地址。你们去过了？”
“当然去过，先生。是我们查访的第一站。我们装扮成市政府的公务员，询问有关欠税的事项。他已经搬走了。那套单室的公寓里现在住着一位开出租车的巴基斯坦人。”
就这样，斯莱德这次花费昂贵的追踪行动结束了。他推测，在裤兜里装进五千英镑之后，那位未曾见过的演员去了国外，这就是私家侦探所调查到的，或者说，所没能查到的详细情况。
实际上，此刻特鲁平顿・戈尔正在两英里之外波多贝罗路边的咖啡馆里，和本尼、苏茜在一起。这三个人都在担心。他们逐渐明白，一个有钱有势的愤怒的人可以采取何种程度的报复行动。
“斯莱德肯定是盯上我们了。”本尼说。他们端着三杯廉价的家酿葡萄酒。“几天前在一家酒吧里，有个人来跟我搭话。他跟我年龄差不多，但十足的私家侦探派头。他试图扯到在达西拍卖大厅发生的那件事。我装作一无所知，算是骗过去了。”
“我也被两个人跟踪了，”苏茜说，“他们交替出现，我只得两天不去上班。我觉得他们已经离开了。”
“你怎么知道已经把他们甩掉了？”特鲁比问。
“最后我转身面对年轻的那个，提议只要二十英镑就可以为他吹箫。他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溜烟就不见了。我想这能让他们相信我根本不是搞电脑的。搞电脑的人很少会去做那种生意。”
“恐怕我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特鲁平顿・戈尔喃喃地说，“两名私家侦探来到了我的破屋子，说是市政府的。我施展演技，扮演了一个开出租车的巴基斯坦人。可我想，我最好还是搬家。”
“除此之外，我们的钱也快用完了，特鲁比。我的积蓄已经告罄，房租也到期了，而且我们不能再花你的钱了。”
“孩子，我们已经得到了乐趣，实施了一次痛快的复仇，也许我们应该结束了。”
“对，”本尼说，“但鬼家伙斯莱德还在那里，把我的职业生涯和你的百万英镑坐在屁股底下。听着，虽然难度是有一点，可我有个主意……”
    <h4 >七月</h4> 
七月一日，达西大厦英国当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品部门主管艾伦・利-特拉弗斯，收到了一封显然出自一位十四岁男孩之手的措辞礼貌的信件。男孩解释说，他正在为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而研究美术，对拉斐尔前派[17]尤其感兴趣。他请教哪里在公开展示罗塞蒂、米莱和亨特的杰作。
艾伦・利-特拉弗斯是一位讲究礼节的人，他当即口述了一封回信，完整地答复了年轻人的疑问。当信件打印出来后，他签上自己的名字：你诚挚的，艾伦・利-特拉弗斯。
伦敦市内研究、识别和鉴定美术作品最负盛名的学术机构，毫无疑问是科尔伯特学院。在它的地下室深处，有一个科学实验室，那里安放着一排排强大的研究用技术仪器。那里的首席科学家是斯蒂芬・卡彭特教授。他也收到了一封信，好像是一位正在准备论文的女研究生写来的。
写信人解释说，她选定的题材是二十世纪艺术品欺诈阴谋，以及科学如何发挥其在揭露骗子时的积极作用。
卡彭特教授很高兴地作了回答，并建议她阅读他写的有关这个题材的书——可在学院门厅的书店买到。他也亲自在复信上签了名。
到七月七日那天，本尼・伊文思已经有了两份真实的手写签名样本。
苏茜・戴知道，她的老板在坐牢之前，曾是全国有名的技术高超的电脑黑客，出狱后改邪归正、创办公司，开发防止非法侵入客户电脑的保安系统。
一天吃午饭时，苏茜问他，在他落难蹲监狱期间，是否遇到过另外一种类型的诈骗犯。他爱莫能助地耸耸肩，装作根本不知道，可是，他有着淘气的幽默感和惊人的记忆力。
三天后在办公室里，苏茜・戴发现她的电脑键盘上贴了张纸条。纸上只写着“画家彼得”，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其他一个字也没有。
七月十日，特鲁平顿・戈尔进入达西大厦的后门，也就是从装卸货物的后院进去的那扇门。这是一扇自动关闭的门，由装在外面的一块电子键盘控制，不过本尼仍记得开门的那组密码。他以前常从那里进进出出，为的是抄近路去一家价格便宜的咖啡馆吃午饭。
这位演员身穿一件胸袋上有达西标志的浅棕色防尘罩衣，与其他所有搬运工极为相像，而且他还带着一幅油画。这时候是午饭时间。
一位穿着防尘罩衣的搬运工，捧着一幅画在艺术品拍卖行的廊道里走过，这堪比雷雨时落下的一颗雨点，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说了若干次对不起后，特鲁比花了十分钟找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他走进去返身锁上门后，直接翻找写字台抽屉。当他原路返回时，还带走了两张印有信头的信纸和两只印有商标的信封。
四天以后，他以一名游客的身份去参观科尔伯特学院，记下了那里的工作人员穿的防尘罩衣，之后他又以科尔伯特的搬运工面目出现，做了同样的事情。根本没有人曾回头打量过他。
七月底时，画家彼得只索要了一百英镑，就为他们写了两封精美的信件和一份实验室报告。
在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本尼一直在查找他多年前听说过的一个人，一个令艺术界闻之色变的人。使他大为欣慰的是，那个老人仍活着，在戈尔德斯格林过着贫困的生活。在艺术品欺诈的编年史上，科利・伯恩赛德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
多年前，他以一个具有天赋的年轻艺术家的身份，挤进了波西米亚战后社交圈——缪丽尔・贝尔彻[18]开办的殖民地俱乐部，以及在皇后大道的艺术家聚会处和贝斯沃特画室。
他认识了俱乐部里的那些年轻人：弗洛伊德、培根、斯宾塞，甚至还有小男孩霍克尼。后来他们都成名成家了，但他没有。不过，他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被忌讳的才能。他不能创作出人们愿意掏钱购买的他自己的作品，却能够仿制出别人的作品。
他研究了几个世纪之前的作画技术、颜料的化学成分、蛋彩画中蛋黄的作用以及茶水和葡萄酒可使画作变得经世般陈旧的技巧。不幸的是，他虽然放弃了喝茶，却开始嗜酒。
在那个时代，他把从委罗内塞到范戴克[19]的一百多幅帆布油画和木板油画，推销给了那些既贪心又容易上当的人。甚至在他被捉住之前，人们都认为，他在午饭之前就可以为你迅速赶出一幅相当漂亮的马蒂斯[20]画作。
午饭之后就有问题了，原因出在他口中的“小朋友”身上。科利爱上了这种液体红宝石，而且通常是产自法国波尔多山坡上的那种。因为试图把午饭后所画的作品推销给他人，他捅了娄子。
又羞又恼的艺术界坚持要将他绳之以法，于是把他送进了铁窗后面的一座灰色大楼里。在那里，他成了深受狱警和囚犯们喜爱的大叔。
艺术界的人们花了好多年时间才搞清楚，他们墙上挂着的画作，有多少幅是伯恩赛德仿制的。他自己在全盘招供之后，得到了减刑处理。出狱后，他渐渐被人们忘却，靠为游客画速写过着清贫的日子。
本尼带着特鲁比去见这位老人，因为他认为他们可以合作，而结果也确实如此。二人同是被艺术界拒之门外的天才。科利・伯恩赛德倾听着，高兴地品味着本尼带来的法国上梅多克葡萄酒，这比他平常喝的从乐购买来的廉价智利梅洛葡萄酒要好得多。
“太邪恶了，孩子，邪恶透顶了。”在本尼讲完事情原委，特鲁比证实自己损失了两百万英镑之后，伯恩赛德喷着唾沫星子说，“他们还说我是骗子，可我根本没法和他们相提并论。但是过去的那种事情，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年纪太大，不中用了。”
“会有报酬的。”特鲁比说。
“报酬？”
“百分之五。”本尼说。
“什么东西的百分之五？”
本尼俯身向前，在他耳边一阵低语。科利・伯恩赛德那双湿乎乎的眼睛发亮了。他仿佛看见了在火光下闪耀着深红色光芒的拉菲红酒。
“为那种报酬，孩子，我可以为你制作一幅杰作。不，不是一幅，而是两幅。科利的最后一击。先生们，让他们见鬼去吧。”
有些绘制在旧木板上的画，虽然极为古老，但因为损毁严重，原先的颜料几乎消褪殆尽，因此不怎么值钱。只有那旧木板尚有一些价值。本尼在造访了上百家声称出售古董但实际上只卖旧破烂的古玩店之后，买来了这样一幅破烂画。
在一家类似的商场里，他用十英镑买到了一幅非常丑陋的维多利亚时期油画。画中有两只死鹧鸪挂在一只钩子上，还有一把双管霰弹枪倚在墙边。画的名字是《猎袋》。科利・伯恩赛德用不着费多大劲就可临摹出来，但他必须努力使自己表现得如同原作那样缺乏灵气。
七月的最后一天，一个留姜黄色胡子、口音浓重的苏格兰人，走进了位于萨福克县圣埃德蒙兹伯里的达西大厦分部。这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但分管东英吉利亚的三个郡。
“姑娘，”他对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位女士说，“我带来了一幅价值非凡的作品。是我的祖父在一百年前创作的。”
他自豪地向她展示了那幅《猎袋》。姑娘不是专家，但她也认为那鹧鸪看上去像是被车撞过了。
“你想对它估价吗，先生？”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
伯利的办公室没有估价所需的设备，只能送到伦敦去评估，不过她接下了这幅画并记录了卖主的详细情况。卖主哈米什・麦克菲声称住在萨德伯里。这一点，她没有理由去怀疑。实际上，这地址属于一个小小的报亭，但经营者同意让麦克菲先生作为通信地址暂时使用并代为保管往来信件，为此他每月能获得十英镑外快。这幅拙劣的维多利亚时期油画由下一班货车运往了伦敦。
在离开达西分部的办公室之前，麦克菲先生注意到，他祖父的真迹已被标上储存标记：“F 608”。
    <h4 >八月</h4> 
八月像一股麻醉剂般横扫并弥漫在伦敦西区。大街小巷到处是熙熙攘攘的外地游客，而在市区居住和工作的本地人则试图逃出去。对于达西大厦的高级职员来说，他们有若干目的地可选择：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度假别墅、法国多尔多涅的庄园、瑞士的度假小屋和中美洲加勒比海的游艇。
艾伦・利-特拉弗斯是一位狂热的游艇业余爱好者。他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有一艘双桅小帆船，不出海时系泊在特雷利斯岛后面的一个船坞里。他打算在为期三周的假期里出海往南方去，一直到格林纳丁斯群岛。
佩里格林・斯莱德也许以为他已经使达西大厦的电脑系统变得像诺克斯堡那样坚不可摧，但他错了。他请来的那位信息技术专家使用的其中一个系统是由苏茜的老板开发的，苏茜曾经协助其完善了系统内的某些细节。开发系统的人要比系统本身更高明。她战胜了系统。本尼需要达西大厦所有八月份度假者的名单、目的地及应急联系地址。这些她都在自己的电脑里完成了下载。
本尼知道利-特拉弗斯将去加勒比海泛舟，而且他留有两个联络号码：他的全球通手机号码和他在游艇上的无线电接收频率。苏茜把这两个号码都改了一位数。虽然利-特拉弗斯先生并不知道这回事，但他将完全不会受到电话的打扰，度过一个真正平静的假期。
八月六日，那位留有姜色胡子的苏格兰人风风火火地闯进伦敦达西大厦，要求取回他的那幅油画。他的要求没有遭到拒绝。他报出了油画的储存标号。十分钟之后，一名搬运工把它从楼下取来，交给了他。
夜幕降临后，苏茜注意到电脑里的记录显示，那幅画是在七月三十一日交到圣埃德蒙兹伯里作鉴定的，但在八月六日由其主人取回。
她修改了最后一部分内容。新的记录表明，根据安排，那幅画被科尔伯特学院派来的一辆面包车提走了。八月十日那天，从没听说过、更没见到过《猎袋》的利-特拉弗斯先生，离开伦敦希思罗机场飞赴迈阿密，继而转机去圣托玛斯和比夫岛，他的那艘双桅小艇就在那里等着他。
佩里格林・斯莱德属于那些不想在八月份出游的人。以他的观点，道路、机场和名胜古迹到处人满为患。但他也不想待在伦敦；他回到了汉普郡首府所在地。他的妻子埃莉诺要出门去朋友在意大利埃尔科莱港的别墅做客，所以他可以单独住在家里，与温水游泳池、大片的草地和数量虽少但足以使唤的几名佣人待在一起。他的联系号码也在清单上，所以本尼知道他会去哪里。
八月八日，斯莱德离开伦敦去了汉普郡。十一日，他收到了一封信，手写的，寄自于伦敦希思罗机场。他立即认出了笔迹和签名：这封信来自艾伦・利-特拉弗斯。
 
亲爱的佩里，我是在候机厅里匆忙写就这封信的。为了度假，以及为使本部门九月份的拍卖会有序进行，临行前琐事繁多，有一件事情我忘了向你提及。
十天前，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幅画带到伯里的办公室要求鉴定。当画作抵达伦敦时，我看了一眼。坦率地说，这是一幅丑陋的后维多利亚时期作品，画面上是两只死鹧鸪和一支枪，根本没有什么才气，而且通常是会直接退回去的。但画中的某个方面引起了我的兴趣。
你知道，后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品，既有画在木板上的，也有画在帆布上的。这幅是画在一块木板上的，而且看上去极为陈旧，属于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
我以前见过这种木板，通常是在塞贝的那个部门。但不是橡木，所以我来了兴致。它看上去有点像杨木。因此我认为，也许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破坏分子在一幅更早年代的作品上进行了涂鸦。
我知道这要进行一番研究，如果到头来是在浪费时间，那我说一声“对不起”。但我已经把它送到科尔伯特学院去了，请斯蒂芬・卡彭特看一下并进行X射线扫瞄。因为我要出门，而斯蒂芬说他也要外出，所以我请他直接把报告寄到汉普郡给你。月底见。
  
艾伦
 
佩里格林・斯莱德躺在游泳池旁的一把躺椅上，一边啜饮着当天第一杯粉色杜松子酒，一边把这封信读了两遍。他也来了兴致。英国艺术家，即使他们在木板上作画，也从来不会使用时隔几个世纪的杨木。北欧人使用橡木，意大利人使用杨木。而且一般来说，木板越厚，年代越久，因为古时候的锯木技术几乎不可能把木板锯得特别薄。
利用他人的旧画在上面绘制新画其实很常见，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在美术史上，曾有一些毫无天赋的白痴在早期的真迹作品上作画。
现代技术可以确定一小片木头、帆布或颜料的年代和日期，不但可鉴定其原产地，有时甚至能判定是来自哪个画派，还可用X射线看清表层画面之下的模样。
利-特拉弗斯这么做是对的，以防万一。斯莱德本打算第二天去伦敦，与玛丽娜进行一次令他极其痛苦的会面，他想，也可以顺便去一次办公室，核查一下那份记录。
记录确认了寄自希思罗机场的信件中所说的一切。一个叫哈米什・麦克菲的人闯进伯里的办公室，留下一幅题为《猎袋》的维多利亚时期静物画。它已被标上“F 608”的储存号码。
储存记录显示，那幅油画在八月一日抵达伦敦，并于八月六日被送往科尔伯特学院。斯莱德关掉电脑，尽管从未曾谋面，但他满心期待着传奇人物斯蒂芬・卡彭特的鉴定报告。
他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伦敦的下午六点钟，在加勒比海是下午一点钟。他用了一个小时时间，试图通过利-特拉弗斯的手机或他船上的无线电联系上他，但一直发现自己是在与别人通话。最后，他放弃了，转而去赴与玛丽娜的幽会。
八月十八日，一个身穿科尔伯特学院防尘罩衣的矮个子搬运工穿过达西大厦正门，来到前台边。他携带着一幅用气泡布包装着的小油画。
“早上好，亲爱的，科尔伯特学院按计划送货来了。”
柜台后面的年轻女士被搞得一头雾水。送货员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看了一下。
“达西储存编号‘F 608’。”他念道。女士豁然开朗，她在身后的电脑键盘上输入号码。
“等一下。”她说。查阅电脑后她得知，这件物品已经提离储存仓库，送去让科尔伯特学院作鉴定了，下指令的是正在度假的英国当代和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品部门主管。现在，物品送回来了。她打电话叫来自己单位的搬运工。
在她签收了科尔伯特学院送货人的回执单后，这幅有防护包装的油画回到了储存处。
特鲁平顿・戈尔走上外面热烘烘的人行道，心里想道：“假如我在那栋楼里再待下去，我就要付他们房租了。”
八月二十日，斯蒂芬・卡彭特教授的鉴定报告以创纪录的速度，抵达了佩里格林・斯莱德位于汉普郡的庄园。佩里格林・斯莱德在泳池里畅游一番后，在吃早饭时收到了这封信件。读信时，他那盘鸡蛋变凉了，咖啡的表面也结了一层膜。这封信件说：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
我敢肯定，你在眼下一定知道了，在艾伦・利-特拉弗斯出发去度假之前，曾请我鉴定一幅维多利亚后期的小油画。
我不得不说，这项任务原来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最终结果令人相当振奋。
这幅标题为《猎袋》的图画，粗看之下，似乎相当丑陋、缺乏优点，大约是一百年前某位业余庸才的涂鸦之作。但画作的木板引起了艾伦的注意，因此我也对其重视了起来。
我把木板从其维多利亚时期的框子中取出，潜心研究了一番。毫无疑问，它是杨木，而且相当陈旧。在它的边缘，我发现了古代乳香脂或胶水的痕迹，这表明，它很可能是一块碎片，是一幅比这大得多的画作——比如祭坛画——锯开之后的其中一部分。
我从木板后面取了一点小碎片，以测定其年代和可能的原产地。你也知道，树木年代学不适用于杨树，因为这种树与橡树不同，它没有能显示所经历的岁月的年轮。然而，现代科学还有其他方法可对其进行测定。
我已经可以证明，这片木头与十五和十六世纪那些意大利的木材相一致。用分光显微镜进一步观察后，发现了锯木工使用的十字锯锋口留下的微小裂口和切口。锯条锋口上的一处细微的不规则状态，和在该时代、该地区其他作品上所发现的痕迹相一致，这也与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作品有共同之处。
两只死鹧鸪和一支霰弹枪的这幅维多利亚时期作品，毫无疑问是在更早时期的画作之上创作的。我从颜料中取了一小片，测定了其下面的颜料不是油，而是蛋彩。
从蛋彩中取下更微小的一块后，我对它进行光谱分析，发现了其中有那个时期的若干位大师们使用的混合调料。最后，我对这幅画进行了X射线扫描，搞清楚了下面到底是什么。
底下是一幅用蛋彩调和颜料绘制的油画，由于那个不知名的维多利亚时期破坏者的厚重涂抹，使底下的油画无法更清晰地呈现。
远景是那个时期的一处乡间风景，包括几座平缓的山丘和一座独立的钟楼。中景似乎有一条从浅浅的山谷中延伸出来的土路。
近景只有一个孤单的身影，显然是可在《圣经》中找到的那一类，眼睛直直地盯着观赏者。
我无法给出该作品的确切作者，但你现在手头上所拥有的被遗漏的杰作，也许正是契马布埃[21]、杜乔或者乔托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作品。
  
你诚挚的，
  
斯蒂芬・卡彭特
 
佩里格林・斯莱德呆坐着，信件摊放在他面前的小桌子上。契马布埃……噢，天哪。杜乔……耶稣哭了。乔托……糟糕。
他左眼附近的那个部位又因为神经性痉挛而开始跳动。他用一根手指去按住那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想起苏富比拍卖行最近的两项发现（对他都是相当程度的打击）。在苏福克海岸的一个庄园内，他们的估价师在一只旧衣橱里发现了一块木板，认出它出自一位名家之手。那结果是契马布埃的作品，是其中最稀有的，最后卖了几百万英镑。
就在近期，另一位苏富比职员对霍华德古堡的内部进行了评估。在一个漏看的装满低档画作的文件夹里，他发现了一幅画有一位双手抱头的悲痛妇女的作品，于是要求对此作出更专业的鉴定。这幅未曾引起注意的作品完成于三百年前，原来是由米开朗基罗创作的。询问价格？八百万英镑。而现在，在伪装成两只死鹧鸪的画作之下，他似乎也拥有了无价之宝。
显然，再与雷吉・范肖联手制造一次骗局是行不通了。把初级技术人员本尼・伊文思甩掉是一回事，艾伦・利-特拉弗斯则完全是另一种人。机场寄出的那封信，即便艾伦没有留过副本，董事会还是会听信他。不管怎么说，再也不能用范肖了。艺术界不是那么容易受骗上当的。
但他想使、也能使自己出名并树立信誉，还能让达西大厦恢复往日的荣耀。如果这都不值一份六位数的圣诞奖励，那就没有东西可以比得上了。不到一个钟头，他已洗漱完毕、穿戴整齐，坐进宾利跑车向伦敦疾驶而去了。
画作储藏室里空无一人，他得以静下心来慢慢找，直到他找到那份标号为“F 608”的物品。透过气泡布包装，他依稀能够分辨出挂在一只钩子上的两只死鹧鸪的形状。他把画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作进一步检查。
在办公室里注视着它时，他内心想：天哪，这实在是丑陋。但在它的下面……显然，不能把它拿到大厅里去拍卖，应该先由达西大厦把它买下来，然后再“偶然”发现它。
问题在于卡彭特教授，他是一位正直的人，肯定会把自己的报告留一份副本存档备查。如果一位不幸的平民——即那幅涂鸦画的原主人——在受到某位佩里格林・斯莱德的欺骗时，教授一定会愤怒到拍案而起。
另一方面，教授也没说藏在内层的画肯定是一幅杰作，只不过是也许。没有什么法规禁止一家拍卖行搏一把。赌博有风险，没有永远的赢家。所以，考虑到其中还存在不确定性，如果他向画作主人提供一个公平的价格……
他在电脑里查询卖主记录，追查到了在萨福克郡萨德伯里的哈米什・麦克菲，还有一个地址。斯莱德写了一封信，贴上邮票后寄出，愿向那位悲惨的麦克菲支付五万英镑以购买他祖父那幅“最有趣”的作品。为使这事保密，他还附上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作为联系方式。他坚信那个傻瓜会同意，这样他将亲自把支票送往萨德伯里。
两天之后，他的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是一个操浓重苏格兰口音的人，而且听起来，他深深地受到了冒犯。
“我的祖父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斯莱德先生。他在世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梵高那时候也一样。如今的我相信，这个世界在见到他的作品时，会承认这位真正的天才。我不能接受你的报价，我要报出我自己的条件。我祖父的作品应该出现在下个月初你们的维多利亚时代杰作拍卖会上，不然我就把它撤回来，拿到克里斯蒂拍卖行去。”
斯莱德放下电话时浑身颤抖。梵高？那人有毛病吗？但他别无选择。维多利亚时代杰作拍卖会已定于九月八日举行。目录已经付印，再过两天就印好了，要修改已经来不及了。可怜的鹧鸪画作只能之后添加上去，这也不是不寻常。不过，他留有自己的信件副本和给麦克菲的报价，还把最近的那通电话录了下来。以五万英镑的报价去使卡彭特教授让步是远远不够的，但达西董事会将最大程度地支持他去对付今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指责。
他不得不“为达西大厦”购买这幅画作，那意味着，大厅里要有一位投标人，其一举一动都要确切地按吩咐去做，但看上去又不能像是达西的高级职员。他打算用伯特伦，那是搬运工的头头，马上就要退休了。工作了四十年，他绝对忠心耿耿，虽然有点爱拍马屁，但足够服从命令。
在电话的另一头，特鲁平顿・戈尔已经放下听筒，转向本尼。
“亲爱的小伙子，你是否真的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五万英镑可是一笔巨款呢。”
“相信我。”本尼说。他的语气听起来相当自信，但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向愤世嫉俗的早期绘画大师之神祈求：斯莱德会因为过于贪心而对正直诚实的卡彭特教授隐瞒自己的打算。
到月底时，达西大厦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返岗了。秋季主要拍卖会的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九月八日的维多利亚时代杰作拍卖会。
    <h4 >九月</h4> 
佩里格林・斯莱德打定注意要对那天将要完成的这件事保持沉默。他欣喜地发现，艾伦・利-特拉弗斯也是守口如瓶的典范，甚至根本没提起过那件事。尽管如此，他们每次在走廊相遇时，斯莱德都会向他露出灿烂的笑脸。
利-特拉弗斯开始担心了。以前他常常认为这位副董事长是位花花公子，他也曾听说过，中年男士因婚姻单调乏味，偶尔会在外面搞同性恋。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由衷希望斯莱德没有看上他。
九月八日上午，达西大厦拍卖大厅响起了熟悉的激动人心的嗡嗡声，那是肾上腺素激发的冲动，是对身处艺术界为鉴别糟粕而辛勤劳动的一种补偿。
斯莱德已经关照受人尊敬的搬运工头头伯特伦早点来，并向他交代了所有细节。在为达西大厦服务的岁月里，伯特伦已经见证了达西大厦所有权的五次更替。作为一名刚从部队转业的年轻人，他继承父业当上了一名搬运工。他参加过达西家族最后一位继承人——达西老先生的退休送别派对。达西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即使是当时刚入职的搬运工，也被邀请来参加派对，但这是最后一次全体参加的活动。后来的管理层再也没有这样款待过他们这些普通职员。
伯特伦是达西大厦最后一位戴着黑色圆顶硬礼帽工作的人；他曾经在大楼内搬运过总值几十亿英镑的艺术品，从来没对这些东西动过坏脑筋。
现在他坐在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穿过他那海象般的大胡子，把一杯又一杯的茶送进嘴里。他接到的命令很简单：他要穿上一套蓝色哔叽西服坐在大厅后方，手里拿一块投标牌子，而且他只为一件作品投标。他已经看过挂在钩子上的两只死鹧鸪，这样他就不会错误地为其他静物画投标。他也已经被告知，要记住作品的题目是《猎袋》，斯莱德先生会在台上清楚地念出那个名字。
最后，保险起见，他还被告知，要注意斯莱德的脸部表情。如果斯莱德要他投标，而他还在犹豫，斯莱德会快速地眨巴一下左眼。那是要他举起手中牌子的暗号。伯特伦又去泡来一杯茶，然后去上了第四次厕所。斯莱德要求的最后一件事，是要他的托儿在关键时刻离开现场去洗手间。
艾伦・利-特拉弗斯已经选定了一份颇具价值的油画清单。最耀眼的是两幅前拉斐尔派的画作，一幅是米莱的杰作，来自于一位最近过世的收藏家；另一幅是霍尔曼・亨特的作品，已有多年未与公众见面了。紧随其后的是另两幅同样重要的油画，两幅出自约翰・弗雷德里克・赫尔林之手，另一幅则是詹姆斯・卡米克尔创作的怒海征帆图景。
拍卖于十点整准时开始。投标很勇跃，大厅里坐满了人，甚至还有人倚靠在后墙边。斯莱德有三幅静物画，题材都与猎物和猎枪有关，他决定把那幅苏格兰作品作为这一批次中未列名的第四幅进行拍卖。谁也不会感到惊奇，事情可在几分钟内解决。当他与挤满大厅的人群打招呼时，表现得极为和蔼可亲。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伯特伦坐在拍卖大厅后方，眼睛凝视着前面，牌子放在膝盖上。
在台上，当一批批拍品在接近或超过高位估价卖出时，佩里格林・斯莱德表现得相当幽默，甚至笑容可掬。他能够认出大多数投标人，但也有十几个是他不认识的。他偶尔会看见天花板上的电灯反射在厚玻璃镜片上的一道光芒，那属于坐在倒数第三排的一个穿深色西服的人。
在工作人员搬走一幅图画、把另一幅放置于画架上的短暂间歇里，他示意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到他身边来。他俯身向前，轻轻咕哝了一句：“坐在倒数第三排左边的那个日本人是谁？”姑娘走开了。
在下一次更换画作时，姑娘回来，把一张小纸条递到他手里。他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展开那张纸条。他看到的内容是：
“山本义弘先生，大阪画廊，东京和大阪。他带来了由东京银行签发的金额为十亿日元的一份信用证汇票。”
斯莱德绽开了笑容。十亿日元相当于两百万英镑呢。没有问题。他确信以前听说过或读到过山本这个姓氏。他没记错，那是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他不可能知道，这个同姓的日本人这次是来达西大厦搞一次类似的偷袭行动的；他也不会知道，东京银行的那份信用证汇票是苏茜用电脑完成的杰作。
山本先生在一些寻常作品的拍卖初始阶段投了几次标，但没有坚持不放。在画作最终拍定成交之前，他撤出来让给了其他投标人。尽管戴着难以看透神情的厚眼镜片，他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一位真诚买主的形象。
四幅静物画中的第一幅拿上来了。那三幅列上目录的画都是由相对来说不太出名的艺术家创作的，分别以五千至一万英镑的拍卖价售出了。当第三幅画被搬走之后，斯莱德用一种淘气的幽默口吻说道：“还有没包含在目录里的第四幅静物画，是后来加上去的。一幅很不错的小画作，由来自苏格兰高地的艺术家科伦・麦克菲创作。”
科利・伯恩赛德没能抵挡住诱惑，他还是把自己姓名——至少是名字的一部分——放进了那位艺术家的称呼里。这是唯一一个能认出他的地方。
“标题是《猎袋》，”斯莱德清晰地说道，“有投标的吗？一千英镑有人要吗？”
伯特伦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后面有人同意一千英镑。有超过一千的吗？”
另一块牌子举了起来。那人肯定是近视眼。其余投标人、交易人、收藏人、代理人和画廊主都难以置信地盯着看。
“向你挑战了，先生，出价两千英镑。”斯莱德说着，眼睛盯住伯特伦。他闭了一下左眼皮。伯特伦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三千英镑，”斯莱德说，“有出四千的吗？”
大厅内一片沉默。然后日本人点了点头。斯莱德迷惑了。他能够看见那人厚重的黑发中夹杂着白丝，但那杏仁色的眼睛被啤酒瓶底般的厚镜片遮盖得不可捉摸。
“你这是投标吗，先生？”他问道。
“嗨。”山本先生说着又点了一次头。他的声音像是电影《大将军》里的三船敏郎[22]。
“请你把牌子举起来好吗？”斯莱德说。日本人清楚地说：“哦，好的。”他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四千英镑。”斯莱德说。他依然很镇静，但他绝对没有想到会有任何人出价高于反应迟钝的伯特伦。在接到暗示后，伯特伦又举起了牌子。
大厅里最迷惑的人莫过于此刻倚靠在后墙上的艾伦・利-特拉弗斯。他从来没看见过或听说过《猎袋》，要是他见过或者听说过，这画早就在回萨福克的货车上了。目录已经印成之后，要是斯莱德想在拍卖时添加一件作品，他应该会提起。还有，麦克菲是谁？他从来没听说过。也许是斯莱德打猎时的同伴的先人。现在价格已经超过了五千英镑，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也没有关系，任何物品都可以获得一个体面的价格，对这件破烂货来说，这已经是个奇迹。赚取的佣金可使董事们喝上一阵名贵红葡萄酒了。
在此后的三十分钟时间里，利-特拉弗斯开始感到不安。他能够看见后脑勺的那个日本人一直在点头，口中说着“嗨”，而坐在更靠后部，在柱子后面、在他视野之外的某个人，一直在与他咬价。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这是一幅丑陋的烂画，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拍卖大厅已经陷入了沉静。价格已经上涨到五万英镑。
利-特拉弗斯拖着脚步沿后墙走过去，走到柱子旁边才抬头看。他差点心脏病发作。看在上帝的份上，神秘的投标人原来是伯特伦。那只能意味着，斯莱德想把它买下来，为达西大厦。
脸色灰白的利-特拉弗斯遇上了大厅另一头的斯莱德的目光。斯莱德微微一笑，又向他挑逗地眨了眨眼。这就明朗了。他的副董事长一定是疯了。他匆匆走出大厅来到了分发牌子的姑娘们那里，抓起一部内线电话打到董事长办公室，要求盖茨黑德公爵接听，因为他有急事要汇报。
在他回到大厅之前，价格已经拍上了十万英镑，而且山本先生仍然不想退出。斯莱德现在正以一万英镑一次的加价往上拍，心里已经非常着急。
只有斯莱德一个人知道，两只死鹧鸪下面是一幅价值几百万英镑的杰作，但日本人为什么还在出价？难道他也知道一些内情？不可能，这幅画是在无意间闯进圣埃德蒙兹伯里分部的。难道卡彭特教授在远东的某个地方说漏过嘴？同样不可能。难道是山本先生独独钟情于这幅画？难道他一点品位也没有？难道他认为，东京和大阪的那些大亨会涌向他的画廊，用昂贵的价格买下这幅破烂画？
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什么问题呢？他不能拒绝山本先生的出价，更何况是当着整个大厅人群的面。但因为知道鹧鸪下面是什么，他也不能暗示伯特伦停止投标，让这幅作品流向日本。
其余竞拍人意识到眼前出了怪事。这种事情他们以前谁也没见过。台上展示的是一幅极为丑陋的作品，一般也就只能在地摊上看到，而现在两个投标人却把它的价格抬上了天。一个是蓄着海象般大胡子的古怪老头，另一个是寸步不让的日本武士。他们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有内幕。
他们全都知道，美术界不适合胆小鬼涉足，和这个行业里的某些诡计比起来，科西嘉的杀手看上去简直像是牧师。在场的每位专家都记得那件真实发生过的事：两个艺术品商人去一座残破古旧的庄园参加展卖会，其中一人发现了一幅画有一只死野兔的静物画，这幅画就挂在楼梯井旁，甚至没有参展，但他们基于第六感把它买了下来。死野兔原来是一代大师伦勃朗记录在册的最后一幅油画。谁能肯定卧病在床的伦勃朗不会画出眼下这幅那么难看的鹧鸪呢？于是他们现在睁大眼睛盯着看，寻找隐藏在其中的天才手笔，但什么也没有发现。拍卖仍在继续。
在拍至二十万英镑时，门口有一阵骚动。人们让出一条通道，脸色阴沉的盖茨黑德公爵走了进来。他靠在后墙边，像是一只随时要啄食活肉的秃鹰。
拍上二十四万英镑时，斯莱德的自我控制开始崩溃。一层细密的汗珠出现在他的前额上，在灯光的照耀下特别显眼。他的音调已经高了好几个八音度。他内心有个声音正在尖叫，想让这场闹剧停下来，但他没法停住。他那精心编写的剧本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在二十五万英镑时，他左眼周围又因为神经性痉挛开始跳动。大厅的另一头，老头子伯特伦看他不停地眨眼就继续投标。这个时候，斯莱德想要他停下，但伯特伦知道他所接到的命令：一次眨眼，一次投标。
“超过你了，先生。”斯莱德朝日本人发出粗砺的叫声。一阵长时间的停顿。他祈求这场噩梦能够就此结束。山本先生以清晰的声音说道：“嗨。”斯莱德的左眼飞快地颤动起来，于是伯特伦又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在达到三十万英镑时，利-特拉弗斯愤怒地在公爵耳边说了些什么，秃鹰于是果断地从墙边朝他的雇员伯特伦移动。静悄悄的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日本人身上。他突然起身，把牌子往座位上一放，朝佩里格林・斯莱德恭敬地鞠了一躬，然后走向大门。人群让出一条通路，就像红海为摩西让路那样。
“一，”斯莱德有气无力地说，“二。”
他的槌子敲在台子上，整个大厅沸腾了，一如每次不堪承受的紧张局面过去之后，每个人都想和邻座说点什么。斯莱德有点恢复过来了，他擦拭脑门，把余下的拍卖工作交给利-特拉弗斯后走到台下。
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伯特伦走向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准备去泡一壶好茶。
公爵转向他的副董事长，厉声道：“我的办公室。五分钟内，劳驾。”
“佩里格林。”当董事长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俩时，公爵开始说话了。没有叫他“佩里”或是“老伙计”。连表面的友善也不见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刚才是在干什么？”
“主持拍卖。”
“别对我装疯卖傻，先生。两只鹧鸪的涂鸦画，那是垃圾。”
“初看时是这样。”
“你想把它买下来。为达西大厦。为什么？”
斯莱德从胸袋里取出那两页信件，以及科尔伯特学院的卡彭特教授出具的那份报告。
“我希望这能够解释一切。原本最多五千英镑就能拿下。要不是那个发了疯的日本人，我早就到手了。”
盖茨黑德公爵在窗户前的阳光里仔细阅读了报告。他的表情变了。他祖先靠杀人抢劫成了名门望族，与本尼・伊文思一样，祖宗的基因是顽强的。
“情况不同了，老家伙，情况完全不同了。还有谁知道这事？”
“没了。我是上个月在家里收到这份报告的，一直亲自保管着。斯蒂芬・卡彭特、我，现在还有你。就这些。我认为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那么原主人呢？”
“一个白痴苏格兰人。原先我向他报价五万英镑，但那傻瓜回绝了。我留着那封信和他拒绝时的电话录音。现在嘛，当然，我希望他当时就同意了。可我没法料到今天上午那个疯狂的日本人会来这么一出。该死的，他差点把宝贝从我们手中夺走。”
公爵想了一会儿。一只苍蝇在窗玻璃上发出嗡嗡的响声，如同寂静时响起的电锯声一样。
“契马布埃，”他喃喃地说，“杜乔。天哪，我们达西大厦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们的作品了。七百万？八百万英镑？听着，立即与这画的主人结清账。我会批准的。你希望谁来负责修复呢？科尔伯特学院？”
“那是一家大机构，人多嘴杂。我想把任务交给爱德华・哈格里夫斯。他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而且他单独工作，口风很紧。”
“好主意。就这么办吧。由你负责。修复工作完成后告诉我。”
爱德华・哈格里夫斯确实是独自工作，他生性阴郁、行踪隐秘，在哈默史密斯开了一家私人画室。在修复以及去除名画表面图层方面，他无可匹敌。
他阅读了卡彭特的报告后，想与这位教授进行一次面谈。但要是卡彭特教授获悉一笔可观的佣金落入别人的腰包，也许会勃然大怒，于是哈格里夫斯决定保持沉默。但他知道科尔伯特学院的信纸、信封和教授签名的权威性，所以他以这份报告作为他自己的工作基础。在斯莱德亲自把这幅苏格兰静物画送到他的画室时，他对这位达西大厦的副董事长说，他需要两个星期时间进行修复。
他把画作放在朝北窗户下的画架上，头两天里，他只是盯着它看。必须极为细心地把上面那层维多利亚时期的厚重油彩去掉，这样才不会损坏底下的那幅杰作。等到第三天，他开始工作了。
佩里格林・斯莱德在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接到电话。他已经等不及了。
“嗯，怎么样，我亲爱的爱德华？”
“工作已经完成。静物画下面的作品现在已经完全显露出来了。”
“色彩怎么样？与画上去的时候一样鲜艳吗？”
“哦，这是毫无疑问的。”线路上的那个声音说。
“我派车来接你。”斯莱德说。
“也许我该带着这幅画一起来。”哈格里夫斯谨慎地说。
“好极了，”斯莱德绽开笑容，“我的宾利车半个小时内来接你。”
他致电盖茨黑德公爵。
“干得好，”董事长说，“让我们来揭开它的面纱。我的办公室，一千两百点钟[23]。”
他曾经在冷溪近卫步兵团[24]当过兵，在与部下讲话时喜欢加一些军事术语。
十二点差五分时，一名搬运工在董事长办公室支起一只画架后离开了。十二点整，爱德华・哈格里夫斯在佩里格林・斯莱德的陪同下，用软毯子包裹着那幅蛋彩颜料的木板画，走进房间。他把画作放在了架子上。
公爵已经打开了一瓶唐培里侬香槟王。他为每位客人倒上一杯。斯莱德欣然接受了。哈格里夫斯犹豫着没有接受。
“那么，”公爵绽出笑脸说，“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杜乔的作品？”
“呃，这次不是。”哈格里夫斯说。
“给我个惊喜，”斯莱德说，“是契马布埃的作品？”
“确切地说，不是。”
“我们等不及了，”公爵说，“来吧，揭开毯子。”
哈格里夫斯照办了。该画显然确如科尔伯特学院的来信所描述的。画面精美，是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画派的风格。
背景是中世纪的风景，有平缓的山丘，远处还有一座古钟楼。近景是唯一的活体。那是一头毛驴，或者说，是《圣经》中的驴子，正绝望地凝视着观赏者。
它的生殖器官软绵绵地垂向地面，就好像不久前刚被彻底拉了出来。
中景是浅浅的山谷，还有一条土路朝下通往中央。在土路上，从山谷里出现的，是一辆虽小但完全足以辨认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
哈格里夫斯盯着房间里的某个地方沉思着。斯莱德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于心脏病发作，接着，他变得希望自己立刻就能死去，然后开始害怕，怕自己没能立即死掉。
在盖茨黑德公爵的内心深处，五个世纪的教养在努力控制住自我。最终，教养占了上风，他一言未发地走出了房间。
一个小时后，佩里格林・斯莱德被永久性地请出了这座大楼。
    <h4 >尾声</h4> 
九月份余下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事。
在回答日常电话询问时，萨德伯里的那位报亭老板确认了第二封印有浮雕图案的信件正在等待麦克菲先生。特鲁比装扮成留着姜色胡子的苏格兰人，坐火车去取那封信。信封内有一张来自达西大厦的支票，金额为二十六万五千英镑。
他使用由苏茜精心制作的电子文件，在海峡群岛根西岛的圣彼得港的巴克莱银行开了个账户，那里是英国领土中最后的免税天堂之一。支票过户并兑现之后，他当天坐飞机返回伦敦，在街边的一家加拿大皇家银行，又以特鲁平顿・戈尔的名字开了另一个账户。然后他又去巴克莱银行，把哈米什・麦克菲先生名下的整笔款项，转到了伦敦市区戈尔先生的账户上。巴克莱银行的副总经理对于这个苏格兰人的开户和关户速度之快甚为惊奇，但没有反对。
加拿大银行对英国大陆的税法不屑一顾。特鲁比从那里支取了两张银行支票。
一张支票的金额为一万三千二百五十英镑，寄给了科利・伯恩赛德。老头子余生都能沉浸在佳酿红葡萄酒中了。
特鲁比提取了一千七百五十英镑现金作为他自己的基本生活费。第二张支票是给本尼・伊文思和苏茜・戴的，金额为十五万英镑。余下的十万英镑由乐于帮助的加拿大银行建立一项长期高收益的基金，在特鲁平顿・戈尔的余生中，每月支付给他约一千英镑的生活费。
本尼和苏茜结婚后回到了本尼的故乡兰开夏。他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小的画廊，苏茜则成了一名自由职业的电脑程序员。一年之内，她的头发褪尽了过氧化物染色剂，脸上也卸去了厚重脂粉，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婴。
特鲁比从海峡群岛返回家中后，收到了来自永世制片公司[25]的一封信。信里说，他曾经在其中出演过一个小角色的《007之黄金眼》，该片的男主角皮尔斯・布鲁斯南希望他能够在下一部邦德影片中出演一个大角色。
有人把情况透露给了查利・道森，而他在卡彭特教授饶有兴趣的帮助下，把这桩艺术界的丑闻掩盖了起来。
警方继续搜寻哈米什・麦克菲先生和山本先生，但苏格兰场对破案并不抱有很大希望。
玛丽娜把她的回忆录卖给了《世界新闻报》。埃莉诺・斯莱德夫人随即与伦敦最负盛名的离婚律师菲奥娜・沙克尔顿召开了漫长的会议。她与佩里格林・斯莱德先生达成协议，后者净身出户，没能得到任何财产。
斯莱德离开了伦敦。人们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是说他在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经营着一家名声不怎么样的酒吧。而盖茨黑德公爵，则再也没法像从前那样风光了。

老 兵
    <h4 >第一天，星期二</h4> 
街角上一家小便利店的老板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至少，他声称看到了。
当时他在店里靠近橱窗的位置，正在重新布置，好让陈列的商品看起来更怡人。他抬起头时，看见一个人正在过马路。那人毫不引人注目，要不是他走路有点跛，店主肯定很快就会把目光移开。店老板之后作证，当时街上没有其他人。
那天天气炎热，空气似乎凝固了，让人感到闷热难受。在一层薄薄的灰云笼罩下，这条名字极其可笑的天堂路一如既往地荒凉、破败，位于充斥着涂鸦、毫无生气、滋生罪恶的一片住宅区的中心，玷污了莱顿、埃德蒙顿、达尔斯顿和托特纳姆之间这一带的风景。
三十年前，在盛大的开盘典礼上，青林园小区被誉为“为劳动人民提供的新型经济适用型政府公房”。光是小区的名字就够让人起疑的了。这里没有青草、没有树林，且自中世纪起就没有见到过果园。实际上，它是由崇尚世界共产主义的市政委员会规划，并由那些其实喜欢住在乡间小别墅里的建筑师们设计的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古拉格。
此后，青林园走下坡路的速度比比利牛斯山上的环法自行车赛选手还要快。到一九九六年，那些连接着阴森住宅区的拥挤的走廊、地下通道和小巷子到处都是污痕和尿渍，只有到了晚上，这里才显得有些活力，流氓地痞、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在自己的地盘上徘徊漫游，与当地的毒品贩子进行肮脏的交易。
那些相当受人尊敬的退休工人们试图保卫自己年轻岁月里的旧品德，整日守在防盗门后，唯恐遇上外面的流氓团伙。
这个街区的楼房都有七层高，楼门前都有一条露天通道，两头都有一座油腻的楼梯井，楼房之间曾经是青草地。几辆锈迹斑斑的废弃汽车已被掏空了内部零件，匍匐在横跨公共娱乐广场内的几条小路上。穿过这几条狭窄的通路，就是天堂路。
曾几何时，这条购物街的商铺也有过繁荣兴旺的时期，但偷盗行窃、恶意毁坏，被砸碎的窗玻璃和因种族歧视而滋生的欺凌行为，把店主们搞得筋疲力尽，大多数商店后来都关门停业了。半数以上的店铺门面上都覆盖着被涂满了涂鸦的胶合板或卷帘门，少数仍在苦心经营的商店都装上了护栏网。
街角上，维吉・帕特尔先生仍苦苦支撑着他的店面。十岁那年，因为再也无法忍受伊迪・阿敏[26]的暴政统治，他跟随父母亲从乌干达移民到这里。英国接纳了他们。他十分感激，他热爱他的第二祖国，遵纪守法，努力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九十年代道德水准的持续堕落退化困惑不已。
有块地方被伦敦警察厅称为东北象限，陌生人晃到那里去很不明智。那个跛脚男子就是个陌生人。
在他距那个街角只有十五码距离时，两个男人从两家钉上了板条的商店之间的一条水泥路面小巷里冒了出来，走到他面前。帕特尔先生僵住了，继续注视着。他们长得不一样，但都来势汹汹。他对这两种人都很了解。其中一人很壮，剃了个光头，长着张猪脸。即使相隔三十码距离，帕特尔先生也能够看见他左耳垂上闪着光的耳环。他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衫，硕大的啤酒肚垂在他的宽皮带上。他在陌生人面前摆好了四平八稳的架势，陌生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停下脚步。
第二个人的身材较为苗条，穿着淡色斜纹裤和灰色的拉链开襟防风衣，长而油腻的头发贴在耳后。他溜到陌生人背后守着。
大个子举起右拳，伸向将遭抢劫的那个人。帕特尔先生看见拳头上有金属的反光。他听不见他们的交谈，但他看到大个子嘴唇张合，在对陌生人讲话。在这种时候，被害人应该交出钱包、手表以及身上带着的所有值钱物品。运气好的话，抢劫的人夺得战利品后就会跑开，受害者说不定可以幸免于皮肉之伤。
陌生人可能太傻了才会这么做。他在数量和重量上，都敌不过对手。根据他的灰白头发可以推断，他已经人到中年，加上跛脚，他显然无法行动自如。但他反击了。
帕特尔先生看见陌生人的右手从身侧提上来了，动作相当快。他似乎稍稍摆动了一下臀部，并转动双肩以增加打击力度。这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大个子的鼻梁上。即使隔着玻璃墙，帕特尔先生也能听到，原先如哑剧般的沉默被一声痛苦的尖叫所打破。
大个子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用双手捂住脸。帕特尔先生看见，那人的指缝间隐约淌着血。后来在录口供的时候，这位老板不得不停顿一下，以便更仔细地回顾当时及之后发生的事。长头发从陌生人背后出手，一记重拳打在他腰上，然后又在中年人的腿凹这儿踹了一脚。这就够了。受害人倒在了人行道上。
在青林园住宅区，人们穿的鞋子，要么是运动鞋（可以快速奔跑），要么就是皮靴（可以踢人）。这两个行凶者都穿着皮靴。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像胎儿般蜷缩着身体以保护要害部位，但有四只皮靴向他身上轮番踢来，那个一只手仍捂着鼻子的大个子歹徒，还朝他的脑袋踢了上去。
据这位店主估计，他们踢了差不多有二十几下，也许更多，直到受害者停止了扭动和翻滚。长头发弯腰拉开陌生人的夹克衫，把手伸向内袋。
帕特尔先生看见那只手伸出来，拇指与食指间夹着一只钱包。然后那两个人都直起身来，转身跑回那条水泥路小巷，消失在了住宅区那迷宫般拥挤的小巷子里。在离开之前，大个子从牛仔裤里拉出T恤衫，捂住鼻子里流出来的鲜血。
店老板帕特尔先生看着他们消失，然后走到他放了部电话的柜台后面。他拨了999报警电话，因为女接线员坚称，报警者表明身份后她才能召来应急服务机构，他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完成这些手续后，帕特尔先生要求接线员派警察和救护车来。然后，他回到了橱窗前。
那人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没人去照料他。这里不是人们喜欢凑热闹的那种街道。帕特尔先生很想穿过马路去提供帮助，但他不懂急救知识，担心在搬动那人时反而会帮倒忙，也担心自己的小店，担心歹徒会折返。所以，他只好原地等着。
警车首先抵达，花了不到四分钟时间。车内的两名巡警在接到电话时，碰巧正在半英里之内的公路上巡逻。他们都知道这个小区以及天堂路的位置。春季种族骚乱时，他们也都在当班。
当警车“吱”的一声停下，警笛声渐渐减弱时，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察下车朝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跑了过去。另一名留在方向盘前，用无线电确认救护车已经出发。帕特尔先生能够看见，两位警察都在察看街对面他的商店，核实拨打999报警电话的门牌号码，但他们都没有朝他走来。这事可留待以后做。当救护车闪烁着灯光、鸣着喇叭从街角转过来时，警察们都把视线转了过去。目瞪口呆的路人已在天堂路两头聚集起来，但人们都保持着距离，没有走近。警方之后会找他们要目击者的证词，但那无疑是浪费时间。在青林园小区，人们只看热闹，从来不帮助警方。
车上下来两名专业而又经验丰富的急救人员。对他们来说，对警察也同样，程序就是程序，必须照规矩办。
“看起来他被抢劫了，还被打了一顿，”跪在受害者身旁的那位警员说，“好像被揍得挺厉害的。”
急救人员点点头，开始工作。没有外伤需要止血，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固定脖子。对遭受冲撞或重击外伤的受害人而言，如果颈椎已经受损，再被外行人的胡乱搬动进一步伤害，很可能会当场死去。这两个人迅速给受害者安上一只半硬质的护颈以防止脖子左右摆动。
下一步是把他抬上担架，以固定颈椎和脊椎。这工作在人行道上便可完成。在此之后，才能把那人放到担架车上，再抬上救护车。急救人员动作麻利，效率很高。不到五分钟，他们就准备好可以出发了。
“我和你们一起去，”人行道上的那位警员说，“受害人也许要录一份口供。”
应急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都十分清楚谁干什么和为什么。这可以节省时间。急救人员点点头。救护车是他的岗位，负责的人是他，但警察也有工作要做。他已经明白伤员开口说话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只是轻轻地说：“离得远一点。这可是个重伤员。”
警员爬上救护车，坐在靠近驾驶室的安全隔板那儿。司机“砰”地关上车尾的门，跑向驾驶室。他的同伴俯身察看担架上的伤员。高音喇叭一经拉响，那些瞪着双眼的旁观者便让开一条路。不消两秒钟，救护车就飞驰过天堂路，驶上交通堵塞的公路。警员仍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正在工作的急救员。
气管，气管必须畅通。气管如果被血液和黏液阻塞，就会使病人窒息，致死的速度几乎与被子弹击中一样快。急救员用一只小吸泵吸出少量黏液，差不多是一个吸烟者体内会有的量，不过没什么血。气管畅通后，呼吸还是较浅，但足以维持生命。安全起见，急救员把与氧气袋连接的一只氧气面罩盖在了肿胀的脸上。快速的肿胀使他忧虑，这种迹象他知道得太清楚了。
脉搏检查：正常，但非常快，这是颅脑可能损伤了的另一种迹象。人脑的意识状态按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来说，最高为十五。完全清醒、意识清晰时是十五比十五。指数表明，伤员现在的昏迷指数是十一比十五，而且在不断下降。数字三是重度昏迷，再下降，就是死亡。
“去皇家伦敦医院，”他高声喊道，盖过了救护车的警报声，“急诊室，还有神经外科。”
司机点点头。其他轿车和卡车都已经靠边停下了车，于是他闯红灯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然后转向白教堂疾驶而去。位于白教堂路上的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设施先进的神经外科。离救护车位置较近的那家医院没有神经外科，不过，如果需要神经外科治疗，多开几分钟路程很有必要。
司机与控制中心通话，报出他在南托特纳姆的确切位置以及预计抵达皇家伦敦医院的时间，要求急诊室的抢救小组做好准备。
坐在救护车里的急救员是对的。头部重伤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之一，尤其是在遭到袭击之后，是整个脸部和头部的软组织会迅速隆起，变成一张面目模糊、巨大而又肿胀的滴水嘴兽[27]的脸。这个伤员还躺在人行道上时，面孔就已经开始发肿；当救护车驶入皇家伦敦医院的急诊室停车道时，他的脸已经肿得像一只足球了。救护车后门被迅速打开，担架放下来，传到了抢救小组的手中。医学顾问卡尔・贝特曼先生手下有三位医生：一位麻醉师，两位初级医生；另外还有三名护士。
他们围住担架，把伤员（仍躺在担架上）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担架车上推走了。
“担架要还给我。”急救员喊道，但没人理他。他不得不第二天再来取回担架。警察也跳下车来。
“我应该去哪里？”他问道。
“去那里，”急救员说，“但别挡路。”
警员顺从地点点头，从旋转门进去了。他仍想着能从伤员这里得到口供，但他唯一听到的话来自一位高级护士。
“坐在这里，”她说，“别碍事。”
不到半个小时，天堂路已是人声鼎沸。在当地被称为“多佛尔监狱”的多佛尔街警署派来一位穿制服的督察负责侦查工作。案发现场的街道两头已经被条纹带隔离开来，十几名警察在那里忙碌，集中查访沿街的商店及其上面的六层公寓。案发现场对面的公寓楼尤其受重视，因为如果从那里朝下看，也许能看到犯罪的全过程，但这工作收效甚微。老百姓的反应从真诚的抱歉到断然否认和勃然大怒。挨家挨户敲门查询的工作还在继续。
那位督察很快便致电刑事调查局的同级警官，因为这显然是侦缉人员的工作了。在“多佛尔监狱”，正在食堂里悠闲地喝茶饮酒的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被艾伦・帕菲特侦缉警司叫去，艾伦要求他接手天堂路的抢劫案。杰克声称正在处理一系列窃车案和一件交通肇事逃逸案，而且第二天上午要去法院。他的申诉没有成功。人手紧张，没有办法。八月，讨厌的度假月份，他很不高兴地离开了。
他与搭档卢克・斯金纳侦缉警长差不多和警方搜查顾问同时抵达现场。警方搜查顾问团队从事的是一份极不愉快的工作。他们身穿厚厚的连体工作服，戴着防护手套，任务是在犯罪现场寻找线索。但线索通常不是马上就能找到的，所以工作程序是搜集、装袋，之后再去分拣、辨认。这工作又脏又累，还得手脚并用，在一些令人讨厌的场所爬着进行。青林园就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地方。
“他们偷走了一只钱包，杰克，”已经与帕特尔先生谈过话的那位督察说，“而且其中一名袭击者的鼻子被打破了。他逃跑时，撩起T恤衫用下摆捂住了脸。也许有血洒到了地上。”
伯恩斯点点头。警方搜查顾问们手脚并用地在发臭的水门汀路面上寻找物证，穿制服的警察们则努力在找其他的目击证人。这时，杰克・伯恩斯走进了维吉・帕特尔先生的商店。
“我是伯恩斯探员，”他自我介绍，并出示了证件，“这位是斯金纳警官。我想，你就是拨打999报警电话的人？”
帕特尔先生给杰克・伯恩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恩斯是德文郡人，加入伦敦警察厅已经三年了，一直都待在“多佛尔监狱”。在他的家乡德文郡，人们随时随地愿意尽力帮助警察，但伦敦东北地区则完全不同。帕特尔先生使他想起了德文郡。帕特尔先生是真心想提供帮助。他的证词详细、清楚、准确。在斯金纳做的冗长笔录中，他确切地解释了所看到的一切，清楚地描述了袭击者的衣着。杰克・伯恩斯很喜欢这样的人。如果在安特布和埃德蒙顿地区发生的所有案子，都有像维吉・帕特尔那样的证人就好了。当他在斯金纳警长的手写笔录上签名时，黄昏开始降临青林园小区。
“如果你愿意，先生，我想让你到警署来看一些照片，”伯恩斯最后这么说，“你也许能指认这两个人。如果我们能够确切知道应该找的是什么人，那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帕特尔先生表示抱歉。
“今天晚上不行，请你们谅解。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而我晚上十点才关门。但明天我弟弟会回来，他去度假了。你们也知道，八月份是度假的季节。明天上午我可以出来。”
伯恩斯想了一下。明天上午十点半去法院，有个犯人要取保候审。这事只能交给斯金纳了。
“上午十一点钟怎么样？你认识多佛尔街警署吗？到了前台找我就行了。”当他们穿过街道走向他们的车时，斯金纳说：“这种事情不是经常能遇到的。”
“我喜欢这个人，”伯恩斯说，“当我们抓住那些狗杂种时，我们也许会有一个结果。”
在驱车返回多佛尔街的路上，伯恩斯督察通过无线电话了解到那个伤员被送到了何处，以及是哪位警官在照管他。五分钟之后，他们联系上了。
“我要他身上的所有东西——衣服、财物，全部都要装袋送到警署，”他告诉年轻的警官，“还有身份证。我们现在还是不清楚他的身份。你拿到所有这些后，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派人来接替你。”
卡尔・贝特曼大夫并不关心躺在担架车上的伤员的名字和地址，也不关心是谁把他打成了这个样子。他关心的是如何让他活下来。担架车从停车道直接被推入了急救室，抢救小组立即开始工作。贝特曼大夫确信那人多处受了伤，但规则很清楚：首先要对付致命的，然后再治疗其他。于是，他按照ABCD程序开始了抢救。
A是气管（Airway）。急救员做得很好。尽管有一些轻微的喘息声，但气管是畅通的，颈部已经被固定住。
B是呼吸（Breathing）。顾问医生撕开伤员的外套和汗衫，用听诊器检查胸部和背部。
他发现有两根肋骨骨折了，但如同左手指关节粉碎性骨折或嘴巴里的牙齿缺损了一样，都不会危及生命，因此可以先放一边。尽管肋骨骨折，但伤员仍有规律地呼吸着。如果伤员停止呼吸，施行骨科大手术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倒是脉搏使他担忧。脉搏已经超过正常的八十次，上升到了一百多次。太快了：这是可能有内伤的一种症状。
C是循环（Circulation）。还不到一分钟，贝特曼医师就备妥了两根静脉留置针。通过其中一根抽取了二十毫升血，立即送交化验。接着，在其他检验的进行过程中，通过伤者的两条手臂把一升晶体液输入他体内。
D是伤残（Disability）。这方面情况不好。伤者的脸和头已经不成人形，而格氏昏迷指数现在是六比十五，而且还在不断下降，非常危险。伤者的大脑受了重伤，卡尔・贝特曼不止一次地感谢那位不知名的急救员，幸亏他多花了几分钟时间把伤员送到了设有神经外科的皇家伦敦医院。
贝特曼大夫打电话给扫描室，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他马上把伤员送过去。然后，他又打电话给他的同事——资深神经外科医师保罗・威利斯大夫。
“我这里有一个颅内积血的伤员，保罗。格氏指数现在是五，而且还在下降。”
“拍完片子后立即送到我这里来吧。”神经外科医生说。
当初被打倒在地时，那人穿着袜子、鞋子、内裤、领口敞着的衬衫，系有一条皮带的长裤、夹克和一件轻便防水外套。腰部以下的裤子和鞋袜不成问题，已经直接被脱掉。为防止颈部和头部的震动，外套、夹克和衬衫则被剪去了。然后，所有这些衣物连同口袋内的物品都被装进塑料袋，交给了在外面等待的那位警员。不久，当接替警员抵达后，他带上这些物品返回多佛尔街警署，呈交给一直等待着的杰克・伯恩斯。
头部扫描证实了卡尔・贝特曼最为担心的事情：伤员有脑出血。血液正在压迫大脑，这种压力足以致命，而且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
晚上八点十五分，这位伤员被送进了脑外科手术室。扫描清楚显示了颅内受压迫的部位，主治医师威利斯大夫根据扫描结果来寻找，他知道，从某个点进去可以径直抵达出血处。他在伤员的脑壳上钻了三个小孔，然后按照标准脑外科手术的方法，用锯子把孔连起来，锯出一块正三角形的颅骨。
移去这块三角形的颅骨后，造成压迫的积血被抽去了，造成血液漏入颅脑的动脉血管裂口被结扎了起来。血块去除后，压力随即消除，大脑又能充分地扩张至其原有的范围之内了。
把三角形骨片放回去后，将头皮缝合起来，随后扎上厚实的绷带，直至两者都自然结合并痊愈。尽管伤势较重，但威利斯先生仍充满希望地认为手术很及时。
人体是一套很不可思议的古怪装置。它可以因小小的蜜蜂的叮蜇而死去，也可以经受大面积创伤而存活。当血肿被清除、大脑完全恢复其内腔尺寸后，病人可在几天之内恢复知觉和神志。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由于麻醉药仍未消退，没人知道手术的效果。到第二天如果还没有恢复，人们就会有所担心了。威利斯先生用消毒药水清洗双手和双臂之后，换掉衣服，回到了在伦敦郊外圣约翰林地的家中。
“屁都没有。”杰克・伯恩斯说，他的眼睛盯着那些衣物和个人物品。后者包括半包香烟、半盒火柴、几枚硬币，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和一把拴着红线的钥匙，显然是在某地的房门钥匙。这些物品是从裤袋里取出来的。夹克衫里则一无所有。不管那人还带着其他什么东西，肯定是放在了钱包里。
“这是一个整洁的人，”斯金纳说，他一直在查验衣物，“皮鞋不值钱，而且修补过，但擦得很亮。裤子也不值钱，已经穿旧了，但裤缝笔挺。衬衣，领口和袖口已经起毛了，但也被烫过了。这个人一贫如洗，但尽力保持着仪表的整洁。”
“嗯，我倒是希望他在裤子的后袋里放着一张信用卡，或者是写给他本人的一封信。”伯恩斯说。他在按要求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目前，我只得暂时称他为UAM了。”
美国人称这种人为“约翰・多伊”，伦敦警察厅则称之为UAM，即“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Unidentified Adult Man）。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仍然使人感到炎热。两位刑警把文件资料柜锁上，在回家之前还有时间到外面去喝上一杯。
在一英里之外，那个整洁的人仰面躺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他的呼吸浅显，但有规律，夜班护士每隔一段时间为他检测脉搏，还是太快。
杰克・伯恩斯喝了一大口啤酒。
“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自言自语地抱怨着。
“别担心，伙计，我们很快就能查清楚。”卢克・斯金纳说。但是他错了。
    <h4 >第二天，星期三</h4> 
对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来说，这是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日子。这一天有两项收获、两个失望和一大堆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过这在破案过程中也稀松平常。如同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那样手到擒来的案子，刑警们极少遇到。
他的第一次成功要归功于帕特尔先生。这位烟杂店老板在十一点整来到了警署的接待室，一如既往地渴望提供帮助。
“我想让你看一些照片。”当他们在一个像是电视屏幕的东西前坐下来之后，伯恩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刑事档案室的入案照片是夹在一大本或者好几本相册的塑料薄膜里的。伯恩斯仍喜欢这种老式的方法，因为证人可以前后翻动，直到他们作出选择。但这种过程现在已经电子化了，歹徒的面孔都出现在了荧光屏上。
首先出现的是一百张照片，是警方认定的伦敦东北地区的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倒不是说仅限于这一百个，实际上要多得多，但伯恩斯从“多佛尔监狱”所熟悉的那些先开始。维吉・帕特尔先生是刑警们梦寐以求的帮手。
当第二十八张面孔在屏幕上闪现时，他说：“这个。”
他们凝视着的是一张残忍的面庞，还含有相当的愚蠢和同等的邪恶。身材粗壮，剃着光头，戴着耳环。
“你能肯定吗？以前从没见过他？比如说，以前从没到过你的店里？”
“没有，以前没见过。但他就是鼻梁上挨了一拳的那个人。”
图片说明中显示，该人叫马克・普赖斯，下面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当第七十七张面孔闪现时，帕特尔先生作出了第二次指认。那人长着一张灰黄色的长脸，一头直发垂在两侧的耳后，名叫哈利・科尼什。帕特尔指认这两张面孔时都毫不迟疑，对于其他面孔，他审视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两秒钟。伯恩斯关掉机器。刑事档案室会有那两个人的全套档案。
“当我追踪并抓住这两个人后，要请你来参加列队辨认。”伯恩斯说。店老板点点头。他很愿意。在他离去之后，卢克・斯金纳评论说：“哇，伙计，这样的人真是难得啊。”
在等待刑事档案室的电脑调出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全套资料期间，杰克・伯恩斯把头探进了刑事侦缉科的警卫室。他要找的那个人俯身在一张写字台上填写表格。
“查利，能跟你说一句话吗？”
查利・库尔特比伯恩斯年长，但仍然是一名侦缉警长，他已经在“多佛尔监狱”干了十五年。对于当地的歹徒，他了若指掌。
“那两个吗？”他哼了一声，“十足的畜生，杰克。不是本地人，大约是三年前搬来的。犯的都是低智商的小案子。行凶抢劫、小偷小摸、打架斗殴、足球流氓，加上一些人身伤害什么的。两人以前都蹲过牢。怎么了？”
“这次是严重的人身伤害，”伯恩斯说，“昨天把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踢成了昏迷。有他们的地址吗？”
“手头上没有，”库尔特说，“最后听说的是，他们合住在公路旁一座抢占来的空房里。”
“不是在青林园里吗？”
“应该不是。那里通常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一定是偶然经过那里。”
“他们背后有没有帮派？”
“没有。他们都是单干的。只是会一起出没。”
“是同性恋吗？”
“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估计不是。科尼什曾犯过一次猥亵罪，对一个姑娘。但后来让他给逃脱了。女的改变了主意。很可能是受到了普赖斯的恫吓。”
“吸毒吗？”
“这方面不知道。更像是酒鬼。酒吧斗殴是他们的专长。”
这时，库尔特的电话响了，于是伯恩斯就走开了。刑事档案室的资料送过来了，上面记载着那两个人的地址。伯恩斯去见他的上司——艾伦・帕菲特警司，让他批准自己的请求。下午两点钟，地方法官对那处列名的房产签发了搜查令。两位有持枪证的警官从枪械室里领取了随身武器，加上伯恩斯、斯金纳与其他六名警官——其中一名扛着一把砸门用的冲击锤，组成了一个十人搜查小组。
突击搜查安排在下午三点。那座房子既陈旧又破败，一旦某个房地产商获得了该地块的开发权，肯定会把它拆掉。在过渡时期，门窗封上了板条，水电和煤气也已经被切断。
油漆斑驳的房门在轻推之后没能推开，于是警官用冲击锤把门锁撞落，一行人跑上楼梯。两个歹徒各自住在楼上肮脏、简陋的房间里。两个人都不在家。两位武装警官把手枪收进枪套。搜查开始了。
搜查小组在寻找一切可疑物品。钱包及其原先的内容、衣物、靴子……他们可不客气。如果说他们到达时这里还算一处花哨俗气的抢占住房，那么当他们离开时，它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温馨的家了。但他们只获得了一份战利品。那是团起来塞在旧沙发后面的一件污秽的T恤衫，前襟沾有血渍。它被装进塑料袋，并做上了标记。所有其他衣物也被同样处理了。如果取证科的人员能在这些衣物上找到肯定是从受害人衣物上掉下来的织物纤维，那就能证明这两个歹徒当时确实在现场，而且曾与跛脚男子有过肢体接触。
当搜查员们在屋内寻找物证时，伯恩斯和斯金纳来到了街上。邻居们大都见过那两个歹徒，谁也没说他们的好话，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半夜三更酒醉后吵吵嚷嚷地回家，况且，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八月的一个中午会在什么地方。
回到警署后，杰克・伯恩斯开始打电话。他要求全面搜寻这两个不见了的人。他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咨询皇家伦敦医院的急救外科医师卡尔・贝特曼大夫，然后分别致电了另三家医院的急救室。圣安妮路医院的一位初级医师为他带来了好消息。
“明白了。”伯恩斯搁下电话时喊了一声。一位优秀的侦探具有猎人的直觉，证据正慢慢拼凑到一起的良好感觉引起了肾上腺素的飙升。他转向斯金纳警长。
“去圣安妮路。找急救科的梅尔罗斯医生做一份详细的笔录，再让她签个字。带一张马克・普赖斯的照片去作辨认。把昨天整个下午的急救医疗记录本复印下来。然后把所有这一切带回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斯金纳问，他注意到了伯恩斯说话的语气。
“与普赖斯描述相符的一个破了鼻子的男人，昨天去了那里。梅尔罗斯医生发现他的鼻子伤了两处。在我们找到他时，那只鼻子已经被重新矫正过并扎上了厚实的绷带。而梅尔罗斯会作出确凿的指认。”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你猜猜。刚好五点，昨天下午。”
“天堂路袭击事件之后三个小时。这案子我们快要得到结果了。”
“是的，小伙子，应该是的。快去那里吧。”
斯金纳离开后，伯恩斯接到了警方搜查顾问团队的警长打来的电话。消息令人失望。前一天太阳下山前，他们手脚并用爬遍了犯罪现场的每一寸土地，对那里作了彻底的检查。他们已经爬进了每一个角落和裂口，检查了每一条胡同和小巷，采集了每一块污秽的草皮和滑溜的排水沟。他们已经搬移并倒空了能够找到的仅有的五只公用垃圾桶。
他们找到了一些使用过的安全套、肮脏的注射器和油腻的食品包装袋等这种地方典型的生活垃圾。但他们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找到钱包。
科尼什肯定是把那只偷来的钱包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等到有空时再去检查里面的钱物。现金他会拿走并花掉，其他物品则扔在某个地方，但不会是青林园小区里。而且他居住在半英里之外。那是很大一片地方，会有太多垃圾箱、太多条巷子、太多废铁桶。钱包可能在任何地方，但也有可能——要是幸运的话——仍留在他的口袋里。他和普赖斯可不是参加《智多星》[28]的料。
至于普赖斯，他用T恤衫捂住流血的鼻子，以防鼻血落在人行道上，直到离开这个小区。不管怎么样，一位优秀的目击证人，以及袭击之后三个小时在圣安妮路医院治疗鼻子创伤的证据，对于一天的侦查工作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他的下一个电话是贝特曼大夫打来的。消息也有点让人失望，但还不是灾难性的。他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则令人鼓舞。那是库尔特警长打来的，他对该地区比其他人都熟悉。库尔特在电话里告诉他，科尼什和普赖斯正在达尔斯顿打桌球。
伯恩斯下楼梯时，卢克・斯金纳刚好步入前厅。他从圣安妮路医院的梅尔罗斯医生那里获得了一份完整的证词，还有身份证明和医疗记录的复印件，普赖斯是用真名挂号就医的。伯恩斯让斯金纳锁上这些物证，然后与他一起坐车出发。
当警察抵达时，那两个歹徒仍在玩桌球。伯恩斯尽量长话短说，公事公办。他有一辆警用面包车和六名穿着制服的警察作为后援，现在他们把守着所有的门窗。打桌球的其他人只是用幸灾乐祸的神色注视着。
普赖斯用他那双猪眼睛狠狠盯着伯恩斯，他的鼻梁上裹着一大块石膏。
“马克・普赖斯，昨天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你涉嫌参与了在埃德蒙顿对一名不明身份的成年男子的恶性人身伤害。我现在逮捕你。你可以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拒不回答以后你要在法庭上据以陈述的问题，那么对你的辩护是非常不利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普赖斯慌乱地看了被视为主脑的科尼什一眼。科尼什轻轻地摇了摇头。
“滚开，该死的。”普赖斯说。他被转过身来，扣上手铐后押解出去。过了一会儿，科尼什也跟着出来了。两个人都被带上了警方的面包车，与六名警官坐在一起，随这支小小的车队回到了“多佛尔监狱”。
手续，总是需要办理手续。在返程的车上，伯恩斯请部队医疗警官立即赶到警署。他不想在以后受到投诉，指责警方粗暴地对待疑犯的鼻子。而且他还需要一份血液样本，以便与T恤衫上的血迹进行比对。如果T恤衫上沾有受害人的血迹，那将是有力的证据。
在他等待昏迷病人的血样送来的时候，他就右手拳头询问了贝特曼大夫，得到了令他失望的答复，陷入了沉思。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逮捕是在下午七点十五分，这给了他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此后，要么他的上司能再给他十二个小时，要么地方法官让他延长二十四个小时。
作为一名实施拘捕的警官，他必须再写一份报告，签好名，附上连署人的姓名。他需要医疗警官的证词，以证明那两个人的身体状况都适合接受审问。他还需要他们所有衣物和口袋里的物品，以及他们的血样。
卢克・斯金纳一直像老鹰一般盯着那两个人的举动，确保自他们从桌球房被带出后押上警车起，没从口袋里往外扔过东西。但没人能阻止科尼什向警方提出现在就想要一位律师的请求。在此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其实，这个要求他不是说给警察，而是说给他的同谋听的。普赖斯清楚地听明白了这话的意思。
办理手续花了一个小时。黄昏开始降临。医疗警官离开了，他留下了证词，即这两个人都适合受审，还有关于拘留时普赖斯鼻子的状况。
两个歹徒被分开囚禁起来，都穿上了纸质的连体囚服。两人都喝了茶，之后还会有食堂做的英式早餐。照规定来，一切都照着规定来。
伯恩斯把目光转向了普赖斯。
“我想简单了解一下案情。”普赖斯说，“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科尼什也同样。他只是微笑着坚持要律师来。
当班的律师是卢・斯莱德先生。他的晚饭被耽搁了，但他坚持说要在上床就寝前会见他的当事人。临近九点时，他抵达了多佛尔街，见到了两个当事人，并在会见室里与他们二人待了半个小时。
当他出来时，他对伯恩斯说：“如果你愿意，那么你可以在有我在场的情况下审问他们了，侦缉督察。但我不得不说，我的当事人不会招供。他们否认这项指控。他们说，事件发生时他们不在那里。”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处理过类似的案子。他已经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并且一个字也不相信，但这是他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伯恩斯说，“但这个案子很清楚，而且证据确凿。如果他们承认，我也许会相信受害人是在倒向人行道时把脑袋跌伤了。根据他们的前科记录……也许要在‘维尔’待上两年吧。”彭顿维尔监狱在当地被称为“维尔”。
私下里，伯恩斯知道那位伤者的身上多处被踢伤，而且斯莱德也意识到他知道了。
“该死的家伙，伯恩斯先生。我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他们想否认。根据规定，我需要你所得到的一切证据。”
“会及时给你的，斯莱德先生。我也需要及时得到不在场证明。你跟我一样清楚那些规定。”
“你能把他们拘押多长时间？”斯莱德问。
“到明天晚上七点十五分。从我的上司那里得到额外的十二小时还不够，明天我肯定还要从地方法官那里申请延续拘押，晚上最后的听证会大约是下午五点左右。”
“我不会反对。”斯莱德说。他知道不应该浪费时间。这是两个歹徒，已经把人打得半死。地方法官毫无疑问会同意延长拘押。“至于审问，我想你们是坚持要进行的，但根据我的意见，他们是什么也不会吐露的。”
“恐怕是这样。”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回家去吧。明天上午九点钟怎么样？”
这样约定之后，斯莱德回家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在拘留所里过夜。伯恩斯还有最后一通电话要打。他接通了皇家伦敦医院，找重症监护室的值班护士。那个伤者也许，只是也许，已经苏醒过来了。
那天晚上，保罗・威利斯大夫也工作得很晚。他为一位年轻的摩托车手动了手术，那人从阿奇韦山冲下来时似乎想打破陆上速度记录。这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心里明白，摩托车手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在值班护士放下听筒后，他接听了伯恩斯的电话。
二十四小时的麻醉药效已经过去了。既然药效过去了，他希望能见到苏醒的迹象。在回家之前，他再次去查看了那个跛子伤者。
没有变化。监视器显示了有规律的心跳，但血压还是太高，这是大脑损伤的一种迹象。根据格氏指数，伤者仍在三比十五上下波动，处于深度昏迷状态。
“再观察三十六小时，”他告诉值班护士，“我原先指望到周末能够脱离危险期，我星期六上午再来。如果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我就不来了。情况好转时，你留个信息让我知道，留在这里也行，留到我家里也行。如果到星期六上午九点仍没有变化，我就需要重新扫描拍片。请为我做好预约。”
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吃饱喝足后，在“多佛尔街监狱”的拘留室里发出了如雷般的鼾声。受害人仰卧在有暗淡的蓝色灯光照明下的病房里，他的身上连着三台监视仪器，他的思绪则漂到了遥远的地方。
威利斯先生暂时抛开他脑中的病人，在他那位于圣约翰林地的优雅住宅里，开始观看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一部意大利式西部片。卢克・斯金纳警长及时赶上了与汉普斯特德学校戏剧系的一名漂亮学生的约会，他们是一个月前在戏院酒吧里遇见的，当时他们都去听了一场贝多芬音乐会。这种（听贝多芬的，不是和姑娘约会的）情调是他在“多佛尔监狱”的食堂里断然不会提及的。
杰克・伯恩斯督察回到了他卡姆登镇的家里，给吐司配上了一些烤豆子作为晚餐。家里空荡荡的，他希望妻子珍妮和儿子们能从他的家乡德文郡萨尔科比度假归来。他曾指望能及时赶过去与他们一起度假。八月份，他想，讨厌的八月份。
    <h4 >第三天，星期四</h4> 
对普赖斯和科尼什的审问一无所获。这不是杰克・伯恩斯无能；他是一位老练而又经验丰富的审讯官。他知道普赖斯是两个人里比较笨的那个，于是先提审他。审讯室里，卢・斯莱德律师静静地坐在他的当事人旁边，伯恩斯开始了。
“听着，马克，我们已经知道你有权保持沉默。但这案子有一位目击证人，他从头至尾全都看到了，而且他会出庭作证。”
他等待着。没有回应。
“说明一下，我的当事人拒绝陈述。”斯莱德律师轻声说。
“那么，他击中了你的鼻梁，马克。砸破了你的鼻子。怪不得你发火了。为什么老家伙会那么做呢？”
普赖斯也许咕哝了一声“我不知道”，或“愚蠢的老家伙”。那是陪审团所希望听到的话。他承认了自己在犯罪现场。普赖斯瞪着双眼，但保持着沉默。
“然后还有你的血，马克。从受伤的鼻子上流下来的。我们已经得到了血样，小伙子。”
他很仔细，没说明血样仅仅是从T恤衫上，而不是从人行道上得到的，但他也没有说谎。普赖斯朝斯莱德投去了惊慌的一瞥。斯莱德也显得焦虑不安。私下里，这位律师知道，如果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了他当事人的血样，通过DNA化验证明是普赖斯而不是其他人的血，那就无法进行辩护了。但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有时间改为抗辩。根据公开原则，他将坚持要求伯恩斯把获得的全部证据呈交出来，并将延迟开庭预审。所以他只是摇摇头，于是普赖斯继续保持沉默。
伯恩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每一个被告身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宣告结束。
“我要申请延长警方的拘押。”普赖斯和科尼什被押回拘留所后，他这么告诉斯莱德，“今天下午四点如何？”
斯莱德点点头。他将会到场，但不会说什么。没必要说。
“而且明天上午我要在圣安妮路安排两队人员供辨认。如果我得到两个结果，我将正式提出指控，然后是拘押等待预审。”他补充了一句。斯莱德点头后离去了。
在驾车返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斯莱德律师认为，事情并没有照着他当事人的意愿发展。伯恩斯干得很好：仔细、彻底，不会犯下辩方所指望的愚蠢错误。私下里，他也认为他的当事人绝对有罪。他已经看过他们的案底；地方法官在那天下午也会看到这些材料。不管神秘的目击者是谁，如果他是一个受尊敬的人，而且坚持他的证词，那么普赖斯和科尼什将会在铁窗后面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多年前，警方曾在警署里安排列队辨认。新办法是在市里的不同地点进行辨认。与“多佛尔监狱”最近的地点是在圣安妮路上，离梅尔罗斯医生工作和普赖斯曾去治疗过鼻子的那家医院不远。这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每一个地点都配有最新的列队平台、灯光和单面透视镜用于辨认，证人不会被疑犯看见，不会发生疑犯用目光威胁证人保持沉默的事情。这些场所还有一系列随时听候召唤，外貌、肤色和身材、体型各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可在短时间内组成一支供辨认的队伍。这些志愿者每出场一次可得到十五英镑的报酬，在队列中站立一会儿，然后就可以离开。伯恩斯要求安排两排人，并仔细说明了疑犯的身材、外貌，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
卢克・斯金纳留下来对付新闻媒体，因为伯恩斯对媒体颇为反感。反正，斯金纳能应付得更好。他是那种相当稀有的人，是接受过公学教育的警察，在食堂里饱经冷嘲热讽，但在有些场合很有用。
所有的媒体询问都要通过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有一个新闻处，专门处理公众事务；现在他们要求一份简短的声明。这仍然是一个没怎么引起公众兴趣的案件，但重伤的被害人仍身份不明，可以从这个角度来陈述。斯金纳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关于受害人的完整描述，而且肯定没有图片，因为伤者头部肿大且裹着绷带，无法为之画像。
于是斯金纳只能求助于公众，自星期二以来，在托特纳姆或者埃德蒙顿地区，有没有离家或离开工作单位后就此失踪的人。一个走路时明显跛脚的男人，年龄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一头短短的灰发，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八月是一个没什么新闻的月份；媒体也许会发表这篇报道，但不会作为重点新闻。
但有一份报纸也许会对此大肆宣染，因为他有一位熟人在那家报社。他与《埃德蒙顿和托特纳姆快报》的一位记者一起吃了顿午饭。这是覆盖着与“多佛尔监狱”管辖范围相同的本地报纸。那位记者做了笔记并答应尽力去办。
民事法庭也许会在夏天休庭度长假，但刑事法庭从来不会停止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违法事件是由地方法院审理的，执法工作差不多一星期七天，全年每星期都在进行。日常的许多工作是由非职业治安法官承担的，他们不拿报酬，而是作为履行公民义务来工作的。他们处理大量的轻量级违法事件——交通违章、签发拘留令或搜查令、饮酒执照延长、小偷小摸和公共场所的打架斗殴。还有批准警方提出的延长拘留，以及还押监狱等待开庭的要求。如果地方法庭遇到严重违法案件，现代的惯例是由一位领薪的地方法官——即一位合格的律师，来进行审理。
那天下午，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三号法庭是由三位非职业治安法官负责的，庭长亨利・斯佩勒是一位退休的校长。案件非常简单，只花了一点点时间。
审理结束后，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走，用车送回了多佛尔街。杰克・伯恩斯向帕菲特警司进行汇报。
“这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杰克？”多佛尔街警署刑事调查局警司问道。
“遇到了挫折，先生。开始时发展得很快、很好，有一位目击者声称从头到尾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是马路对面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店主，一位好公民，对指认身份毫不犹豫，并准备作证。我还缺少从受害人那里偷走的钱包，以及普赖斯和科尼什当时在现场的证据。我已经知道了普赖斯鼻子受了伤，以及三个小时后在圣安妮路治疗鼻子的情况。这与证人的陈述完全相符。”
“那么，你遇到了什么挫折呢？”
“我需要得到能与恶棍联系起来的钱包，需要取证工作加快速度，还需要了解受害人的身份。他现在依然是一个UAM。”
“你准备指控他们吗？”
“如果帕特尔先生明天能在队列中指认他们，我是想指控的，先生。他们休想逃脱这个案子。他们两人都有罪。”
艾伦・帕菲特点点头。
“好吧，杰克。我会尽量催促取证小组。有情况随时告诉我和皇家检察院。”
在皇家伦敦医院，黄昏又降临了，但重症监护室里的那个人没能看见。手术之后已经过去了四十八个小时；麻醉的效力早就消失了，但他一动也不动。他的思绪依然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h4 >第四天，星期五</h4> 
报纸上刊登了那篇报道，按卢克・斯金纳的要求，安排在了一个较好的版面上：头版第二条新闻。记者为文章起了一个很好的标题：“警察询问：神秘的跛脚男子——他是谁？”该报道还附有对袭击事件的描述，并提及两位当地人“在帮助警察查询”。这与医院发布的公告差不多，常常把极度痛苦的人描述成为相当“舒适”，其实恰恰相反，而且人尽皆知。
记者详细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体型、短短的灰白头发以及明显的跛脚，然后用黑体大写字母的询问作为结束：“有人见过这个跛足的男人吗？”斯金纳警长抓起一份报纸带着去食堂吃早餐。他对报道的内容相当满意。一条小小的侧边栏提及了对疑犯的拘留更新并延长了二十四个小时。
十一点钟，普赖斯和科尼什乘面包车去到圣安妮路上的身份辨认场所。伯恩斯和斯金纳与帕特尔先生一行也随后抵达。辨认安排了两个队列，各有一名疑犯和八名长相类同的群众。由于普赖斯鼻子的伤情，他所在队列里，其他八个人也在鼻梁上敷了石膏。
帕特尔先生毫不犹豫。在二十分钟时间内，他成功指认了那两个人，并再次确认，愿意为自己的证词出庭作证。伯恩斯很高兴。两个歹徒都没有看见他，都没有帮派同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帕特尔先生不会受到恫吓。
他们驾车把帕特尔送回他的小商店。志愿者们得到报酬后离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关进了囚室。伯恩斯打算回去后对他们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纳刚走进警署准备安排起诉事宜，前台的一位值班警长叫住了他们。
“杰克，有人打电话找过你。”他看了下记事本，“阿米蒂奇小姐，一位花商。”
伯恩斯感到糊涂了。他没有订购过鲜花。不过话说回来，妻子珍妮再过一星期就要回来了。一束鲜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气氛。好主意。
“是关于一位跛脚男人的。”警长说。
伯恩斯拿起地址，与斯金纳一起回到了车上。
阿米蒂奇小姐还有个孪生姐妹。她们在上高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一半商品摆放在店堂里，另一半陈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面对着川流不息的去往南方海伯利或者北方工业区的车河，承受着如波浪般翻滚而来的汽车尾气。
“也许是那个人，”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说，“他似乎与描述的相符。你们说是星期二上午，对不对？”
伯恩斯督察与她确认，星期二上午没错。
“那人买了一束鲜花。不是很贵的那种，实际上，差不多是店里最便宜的花。六枝法兰西菊。从样子上来看，他没有多少钱，真是个可怜的人。现在报纸上说他被打伤了。”
“受了重伤，小姐。他不能说话，处于昏迷状态。当时他是怎么付费的？”
“哦，他付的是现金。”
“是硬币吗？从裤袋里掏出来？”
“不。他拿出了一张五英镑纸币。从一只钱包里。我记得当时他把钱包掉在了地上，是我替他捡起来的，因为他脚不太利索。”
“是什么样子的钱包？”
“便宜货，塑料的，黑色。然后我就还给他了。”
“你看见他把钱包放在哪里了吗？”
“放进他的口袋里了。夹克衫口袋。内袋。”
“你能让我看一下法兰西菊吗？”
他们返回多佛尔街警署食堂吃午饭。伯恩斯因为失望而显得忧郁。信用卡是会留下记录的：姓名，还能从信用卡公司获知地址或银行账号。但是现金……
“在八月份的一个下午，手里拿着一束鲜花？会去干什么呢？”他问斯金纳。
“把花献给女朋友？送给母亲？”
两个人都把盘子推到一边，对着茶杯皱起了眉头。
“先生？”
这是一声羞怯的呼唤，来自于长餐桌的另一头，是由一位刚从培训学校毕业的非常年轻的女警官发出来的。杰克・伯恩斯朝桌子那一头看去。
“嗯？”
“我有个想法。请问你们是在谈论那个跛脚男人吗？”
“是的。我正需要别人能给个好主意。你有什么想法呢？”
她脸上一片绯红。年轻的新警察通常是不会去打断资深刑警谈话的。
“先生，如果他是在那个地方，那么应该是走向前方五百码远的公路和公交车站。而他身后五百码处，有一个墓地。”
伯恩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问那姑娘。
“档案分类，先生。”
“那可以留着以后再做。我们去墓地看一看。来吧。”
与往常一样，斯金纳开车。出身当地的这位女警察指引方向。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地，排列着几百个墓穴。墓地由当地市政府所有，但疏于管理。他们从一个角落开始，一排排墓碑逐个巡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姑娘先找到了。
当然，花已经凋谢了，但确实是法兰西菊，在一潭污水中淹淹一息。墓碑上显示，里面埋葬着梅维斯・琼・霍尔的遗骨。上面还标有生卒年份、日期以及“安息吧”的字样。死者是一位老妇人，去世时已经七十岁，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年。
“看她的出生日期。一九○六年八月。上星期二是她的生日。”
“但她与跛脚男人是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他母亲吧。”
“有可能。那么他也许是姓霍尔。”伯恩斯说。
回去时，他们在经过阿米蒂奇的花店时停了下来。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证实那些法兰西菊应该是从她的店里购买的。回到多佛尔警署后，斯金纳与失踪人口调查局联系，要求查找姓霍尔的人。失踪的霍尔有三个，但其中两个是女的，另一个是小孩。
“肯定有人知道这个家伙。可为什么没人报告他的失踪呢？”伯恩斯怒气冲冲地说。现在的挫折是一个接着一个。
那位聪明漂亮的女警察回档案室了。伯恩斯和斯金纳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的羁押室。这两个歹徒已被正式起诉恶意伤害一个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四点差一刻，两位警察出发去海伯利科尔内法院。法院的书记官长已经努力在最后一刻把这个案子排上了日程。这一次，两个歹徒不会返回到多佛尔街了。照伯恩斯的意思，他们应该在一个星期的在押候审后，被关进一座真正的监狱。很可能是彭顿维尔监狱。
法院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他们被安排在一号法庭，被告席设在中央，面对着法官席，而不是在角落里。这次的地方法官是乔纳森・斯坦，他是一位领薪的法官，经验丰富，审案老练。
普赖斯和科尼什再次坐警方面包车抵达，但另有一辆标有“英国皇家监狱管理服务部”字样的面包车候在一旁，准备把他们送进大牢。卢・斯莱德先生坐在面向法官席的桌子边，而检察院方面，一位年轻的律师将提出候押申请。
多年前，一直是由警方充当公诉人到各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的，而且许多老派人都喜欢那种方式。但后来，从初次出庭到最后的审判，所有的起诉事宜都移交给了统一的公诉机构：皇家检察院。他们的其中一项工作，是评估警方准备的案子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是否具有定罪的实际可能。如果检察院没有认可，则案子就要被撤回。已经有不止一个心怀不满的刑警，在经过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之后，眼看就要把真正的歹徒推上被告席，案子却遭撤回，因此，他们把皇家检察院（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缩写名字CPS戏称为“罪犯保护院”（Criminal Protection Service）。双方的关系并不是一直都很好。
皇家检察院的一个大问题是经费不足、摊子太大、薪水不高。可以预见，有时候该机构只是被当作垫脚石，年轻人和经验不足的生手在这里干了一阵子后，跳槽去民营的律师行挣大钱。
检察官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聪明又漂亮，是她出生于斯里兰卡的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也是第一次接手大案，但这案子应该不成问题。
还押将是一个手续。法官斯坦先生不会同意让普赖斯和科尼什假释的。他们两个的暴力前科很是吓人，斯坦法官现在已经把他们传唤到了面前。还押期只能有一个星期，所以在辩护方选定、准备和备妥之前，还会有几次还押。然后是收监的过程，在指控证据全部呈交后，地方法官会把这两个歹徒送交刑事法庭，由法官和陪审团出席审判。到那时候，森德兰小姐将会协助一位由检察院选定的经验丰富的律师——甚至是王室的法律顾问——竭尽所能给嫌疑人定罪。她要做的无非是装装样子。这是程序，只是程序。
在斯坦法官点头之后，森德兰站起来，看着笔记，简要地提出了指控。被告律师斯莱德站了起来。
“我的当事人否认指控，而且到时还会准备进行全面抗辩。”他说。
“我们要求一个星期的还押羁留，法官。”森德兰小姐说。
“斯莱德先生？”地方法官是在询问斯莱德先生是否打算保释。斯莱德摇摇头。斯坦法官冷笑了一下。
“很好。还押一个星期。我将会……”他从半月形的眼镜上方瞟了一眼两位律师，“在下星期五上午再次听取你们的意见。”
整个法庭内的人全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他将会听取并同意再还押羁留一个星期，并依此类推，直至控方和辩方都做好了上刑事法庭的准备工作。
普赖斯和科尼什仍戴着手铐，但现在是被狱警押着，朝着彭顿维尔监狱的方向去了。斯莱德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等到星期一上午，应该就能得到他的司法协助申请的答案了。他的当事人没有财产支付辩护费，他不得不从伦敦的四个法学院中，找到一名可以以极低的报酬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
他心里已经有了几个人选，那些神通广大的书记官长会考虑这个案子，但他也有可能去找一个刚刚获得资格、正需要积累经验的新手，或者是一个想赚点钱的老行家。这都无所谓。在一个暴力犯罪不断增多的社会里，一宗严重的人身伤害案是不会激起太多浪花的。
杰克・伯恩斯回到了多佛尔街。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卷宗。为使工作不致积压起来，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关于这个跛脚男人的案件，他还有些问题要解决。
    <h4 >第五天，星期六</h4> 
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大夫按照承诺，于星期六上午九点钟来到了病房。他的病人没有任何变化，这让他很担心。再次扫描拍片之后，这位外科医师仔细审视了检查结果。
肯定没有新的脑出血导致持续的昏迷。经他结扎的血管也没有损伤。没有淤血在压迫大脑。大脑已经很迅速地充分扩张到了原来的体积。其他部位也没有新的出血形成压迫。
然而颅内的压力依然偏高，血压也是。他开始害怕神经外科医生的噩梦会成真。要是踢打造成了灾难性的弥漫性轴突损伤，那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即使扫描拍片也无法察觉。但如果脑干或大脑皮层遭到了无法自我修复的损伤，病人会变成植物人，直到生命维持系统关闭，或者直接死掉。他决定过了周末做脑干测试。现在，他的妻子正等在楼下的汽车里，热切盼望去牛津郡，与他们在希腊科孚岛认识的那帮人一起参加午餐会。他又看了眼躺着的病人，然后就离开了。
 
游击队在靠近旧石头堡垒的射击死角出现了，人数很多。以前与B中队一起参加这场悲惨而秘密的战争时，他见到过他们，但当时他们在远处的棕褐色山丘那儿，而且是单个或两个一组零星出现的。这次则是大规模的全线进攻，狂热的游击队员们正蜂拥而来。
他和他的同伴只有十个人；来自北方的土著兵、当地的宪兵和一些征集来的未经训练的士兵混合组成的队伍，加起来则约有五十个人。他自己的人员中，有两名军官、两名中士、一名准下士和五名士兵。而游击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两百，正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
他趴在培训队营房的屋顶上，用SLR自动步枪准星瞄准了三个游击队员，他们在弄明白子弹是从哪里飞过来以前，就被击倒了。这并不奇怪，因为迫击炮弹的爆裂声和轻武器的射击声一直没有间断过。
一个小时之前，当反抗军冲向杰贝阿里的哨所时，要不是一声枪响，他们早就完蛋了。枪声的警告使他们获得了一些宝贵的时间，赶在涌向铁丝网的袭击者的第一轮进攻之前，占据了有利位置。但是寡不敌众的形势正在把他们逼入绝境。
他朝下看，只见一名土著兵的尸体脸朝下俯卧在被当做主街的一条泥路上。拉巴拉巴下士是一位勇敢无畏的斐济族人，他的半边下颚已被子弹撕裂，仍在用一门老式的二十五磅型野战炮，在开阔地面上与近距离蜂拥而至的部落成员正面交火，麦克上尉则试图穿越四百码距离去救他。
两个包着头巾的人从堡垒后面探出头，他把他们一一击毙。又有三个人越过低矮的山脊，出现在他左边。他们试图撂倒正在开阔地面上左右躲闪着前进的麦克上尉。他把弹匣里剩余的子弹全向他们扫射过去，击毙了一个，吓退了另两个。
他翻过身去换弹匣，这时，从卡尔・古斯塔夫火箭筒发射出来的一枚火箭弹从他头上呼啸着掠过。如果火箭弹再低十英寸，他就会被炸成肉泥。在他躺着的屋梁下，能听见自己的军官正用无线电与基地联络，要求他们不要理会低云，赶紧派“攻击手”喷气机前来支援。换上新弹匣后，他发现开阔地面上另有两个游击队成员，他赶在他们偷袭麦克上尉之前，把他们全都击毙了。上尉趁此机会与卫生员托宾一起躲进掩体里，准备去搭救那两个斐济人。
当时尽管不知道，但他以后会获悉，勇敢无畏的拉巴拉巴刚刚中了第二颗子弹，这一次子弹穿过了前额，他没能活下来；他也不会知道，托宾刚为战士泰伊包扎好便遭受了致命伤，而泰伊中了三颗子弹，却竟然幸存了下来。他凑巧看见了正在操纵那枚差点炸死他的火箭筒的恐怖分子，那个游击队员在铁丝网撕裂处附近的两座沙丘之间。他把一颗镍铜合金衬套的7.62毫米北约标准弹准确地射入对方的喉咙。火箭炮沉默了，但游击队使用的迫击炮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沉闷爆炸声仍在继续着。
最后，“攻击手”喷气机飞过海面、穿破云层，来到一百英尺的低空，终于出现在眼前。倾泻的炸弹和扫射的机枪最终摧毁了部落人的斗志。进攻变得犹豫不决，随后分崩离析。他们带上伤员和大多数尸体，开始撤退。他以后才会知道，原来他和他的同伴击退了对方三四百人，并把其中大约一百人送上了天堂。
当枪炮声静寂下来时，他卧在屋顶上轻松地大笑了起来，他不知道梅姨现在会怎么看待他。
 
在皇家伦敦医院的重症病房里，跛脚男子的思绪依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h4 >第六天，星期天</h4> 
杰克・伯恩斯的乐趣不多，其中一样是星期天上午睡懒觉。那天，他没能睡成懒觉。电话在七点十五分响了起来。是“多佛尔监狱”的值班警长打来的。
“一个大清早去遛狗的男人刚刚来到这里。”警长说。
伯恩斯睡眼惺忪，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他恨死这个警长了。
“他拿着一只钱包，”警长继续报告，“说是他的狗在荒地上发现的，离住宅区大约半英里。”
伯恩斯很快清醒过来。“是便宜货，黑色的塑料钱包？”
“你看见过？”
“把他留住。别让他走。我二十分钟之内赶到。”
遛狗的是一个退休人员，罗伯特・惠特克先生，他穿戴整洁，直挺挺地坐在一间会客室里，手里捧着一杯茶。
惠特克先生做了一份笔录，签上字后就离去了。伯恩斯打电话给警方搜查顾问团队，请脾气粗暴的组长对那块半英亩的荒地进行彻底搜查。他要求在日落时见到搜查报告。已经有四天没下雨了，但天空阴沉灰暗；他不希望钱包里的物品被雨水打湿。
最后，他仔细检查了钱包。能够看到狗咬出来的几道浅痕和一溜唾沫的痕迹。但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他用镊子夹起皮夹，放进一个塑料证据袋里，然后打电话给指纹技术专家。是的，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天，他一再说明，但这件事很紧急。
这一天，搜查队从那块荒地和曼德拉路边的枯草堆里捡来的垃圾，装满了八个垃圾袋。他们对这些物品进行检验，一直忙到夜里。
但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来自那个钱包。如惠特克先生的口供，以及伯恩斯所确认的那样，钱包空空如也。
    <h4 >第七天，星期一</h4> 
他蜷缩着身体躺在一片黑暗中，心里充满恐惧。房间尽头一盏摇曳闪烁的夜灯，把怪模怪样的运动着的影子投射到了天花板上。从这座孤儿院宿舍的另一边，传来了其他男孩睡梦中的呓语和偶尔因为做噩梦而发出的呜咽。现在爸爸妈妈都走了，他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也不知道将来怎么办。他只知道，在这个新的环境里，他很孤独，也很害怕。
他大概就要睡着了，但房门被打开时，他又醒了。从外面的廊道里投进来一片椭圆形的光。然后她朝他弯下腰来，用柔软的手掖紧了他周围的床单和毯子，还把他那被汗濡湿的头发从脸上拂开。
“小伙子，还没睡着吗？要像乖孩子那样睡觉，上帝和天使会照顾你的，明天早上梅姨还会来的。”
他感到很舒服，于是慢慢进入到了无尽夜晚的漫长而温暖的黑暗之中。
 
是皇家伦敦医院重症监护室的那位值班护士发现情况的。她已经打电话到“多佛尔监狱”去过，还好伯恩斯之前在重症监护室留了自己的住宅电话号码，以防出现紧急状况。
“是伯恩斯侦缉督察吗？我是皇家伦敦医院的。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你关照的伤员，就是那个重症监护的身份不明的男人，已于今天上午六点十分去世。”
杰克・伯恩斯搁下电话，又有一天要忙了。他手上的这个案子现在成了谋杀案，至少应该获得优先处理。要进行一次尸体解剖，而且他必须参加。关在彭顿维尔监狱里的那两个畜生，必须被押回海伯利法院重新接受指控。
那就意味着必须通知地方法官的书记员，还有辩护律师卢・斯莱德。手续，更多的手续，但这些必须得办，而且不能出差错。聪明的律师钻技术性细节的空子使普赖斯和科尼什获得无罪释放也不是不可能。伯恩斯要让他们遭受长久的牢狱之苦。
皇家伦敦医院有一个小小的停尸间，还有一个病理科。中午时分，在内政部病理学家劳伦斯・汉密尔顿先生的带领下，尸体解剖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私下里，伯恩斯认为法医病理学家都是一些古怪的人。他们从事着的工作，使他感到恶心。有些人兴高采烈，边把尸体切割成碎块，边轻松愉快地说着笑话。另一些人显得更有学究气，对他们的发现充满孩子般的热情，好比昆虫学家发现了一只新奇的蝴蝶。还有些人阴沉严肃，说话单调冷漠。汉密尔顿先生属于第一类。对他来说，生活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他的工作也再精彩不过了。
在刑警生涯中，杰克・伯恩斯参加过几次尸体解剖，但是乙醚和福尔马林的气味常常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当圆盘锯插入头盖骨时，他转过身去看墙上的图表。
“天哪，他被人殴打过。”汉密尔顿说。他们审视着仰卧在解剖台上的遍布淤痕的苍白尸体。
“是上星期二，被踢死的，”伯恩斯说，“在医院里躺了六天才死。”
“不过，‘踢死’不会是我要作出的结论。”汉密尔顿和蔼地说。他开始解剖，把他的发现一一口授给一位女助手，后者将连着录音机的话筒递到在解剖台周围移动的汉密尔顿的面前。
尸检花了整整一小时。尸体身上有许多伤。汉密尔顿先生检查了旧伤，右股骨和臀部在多年前粉碎性骨折，接上了钢条，是这些伤导致了那个人在余生岁月里成了一个跛子。
“看上去他似乎被卡车撞过，”汉密尔顿说，“很严重的伤。”他指向那些疤痕，骨头曾穿透那部分肌肉，外科医生曾切开那里以治疗创伤。
还有其他许多伤是上星期二才有的：左手粉碎性骨折，摔在人行道上，门牙脱落，三根肋骨开裂，颧骨破裂。伯恩斯检查了一下右手，卡尔・贝特曼大夫是对的。右手没受伤，很奇怪。
“死亡原因呢？”他最后问道。
“嗯，伯恩斯先生，这一切都会写在我的正式报告里的。”当然，他还将作为控方的一名主要证人出庭。“可我告诉你，致死原因是颅脑大面积轴突损伤。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不可能发现这个。这在扫描拍片时是看不出来的。虽然单一伤都不足以致命，但由于多处受伤，合起来后就产生了叠加效应。我会把尸身缝合起来转交给亲属的。他有亲属吗？”
“我不知道。”伯恩斯说，“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整个下午，伯恩斯在办理第二天工作所需的所有手续：给地方法官的书记员的，还有彭顿维尔监狱的。卢・斯莱德适时表达了遗憾。他的法律协助已获同意，整个上午，他一直在试图找个能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与伯恩斯一样，他也遭受了八月综合征；他致电过的半数的人都外出度假了。但他认为，内殿律师学院的某位年轻人会接手这个案件。至少，谋杀案会使他产生更大的兴趣。凡事有利也有弊……
“我还得为他们辩护。”他说。
“不用太卖力，斯莱德先生。”伯恩斯说完后搁下了电话。
那天下午有坏消息传来，但之后又被好消息所取代。在侦缉警司帕菲特要求加快进度的催促下，取证小组汇报了查验结果，普赖斯和科尼什衣物上没有任何血迹或纤维样本可以证明他们与死者有过身体接触。T恤衫上的血迹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衣服的主人普赖斯。
伯恩斯以理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如果他们有过身体接触的搏斗，那么就会有衣物的纤维从一个人身上沾到另一个人身上。普赖斯和科尼什那么笨，不可能知道二十年以来的司法取证技术先进了多少。现代的侦查技术是年轻时在佩恩顿当片警的伯恩斯根本预料不到的。
但跛脚男子是被一拳和踢在腿凹的一脚给撂倒的。在地上时，与他身体有接触的部位只有脚尖而已，而且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从普赖斯和科尼什脚上脱下来的皮靴经过又一天的步行和磨损，因此没能检测出可以作为有力证据的痕迹。
但指纹技术专家打来的那通电话则令人振奋。那只钱包上有狗的唾液和三组指纹。一组是死者的，毫无疑问他是钱包的主人。一组与惠特克先生相符，这位先生录完口供后顺从地留下了他的指纹。第三组是由哈利・科尼什留下的。伯恩斯兴奋得跳了起来，手里抓着电话听筒。
“你有把握吗？不会搞错吧？”
“杰克，要使结果完全相符，我需要十六个相同点。现在我已经获得二十一个相同点。这超过了百分之一百。”
指纹技术室的这位专家在庭审时也将是一名重要证人。伯恩斯谢过他之后搁下电话。
“逮到你了，混账。”他对着一棵盆栽植物说。
还有一个问题仍在困扰他。死者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来到埃德蒙顿？只是为了把廉价鲜花放到一个早已死去的女人坟墓前吗？他有家庭吗？家人也像他自己的妻子珍妮那样去海边度假了吗？他有工作、有同事吗？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失踪了？他是如何只用一拳就打破普赖斯的鼻头而指关节却丝毫没有留下淤青的？而且他为什么要反抗呢？就为了保护里面只有区区几张纸币的那只破钱包吗？
卢克・斯金纳提出了一个主意。
“抵达现场的第一个警察。他弯腰去看那个人时，在脸部开始肿大之前看清了他的面孔。还有第一位急救员，就是在人行道和救护车上照料他的急救员。如果我们把他们请来，再请上警方的一名肖像专家……”
伯恩斯在伦敦急救中心追踪到了那位急救员。那人在获悉伤者已经去世后，同意提供帮助。第二天他上早班，但下午两点钟以后就有空了，他很乐意到时过来。
那个警察就在多佛尔街警署，通过值班记录和案情记载也查到了。伦敦苏格兰场的一位经验丰富的为警察画素描的艺术家，同意第二天下午两点钟赶过来。
在与艾伦・帕菲特详细讨论完之后，伯恩斯结束了这一天。侦缉警司核查了伯恩斯呈交给他的每一份证据，最后他同意了。
“这案子我们会有一个结果，长官。我们有帕特尔先生的证词，帕特尔对他们身份的辨认，鼻梁上的伤，三小时后由梅尔罗斯医生对鼻子的治疗，以及钱包。我们能把他们打入大牢终身监禁。”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帕菲特说，“我会支持你的。明天我要到皇家检察院去见一位上面的人，我认为我能说服他，让这个案子畅通无阻。”
证词，证词，更多的证词。卷宗已有两英寸厚。尸检科和指纹技术室的详细报告还要等送过来了再加上去。但这两位警官都同意了案子的起诉，而且帕菲特认为，他肯定能就这个案件说服皇家检察院。
    <h4 >第八天，星期二</h4> 
第二天，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带到了海伯利科尔内法院一号庭的被告席上，案件由斯坦法官审理。森德兰小姐代表检察院出席，她的双亲面露微笑，站在玻璃隔板后面看她处理她的第一宗刑事案件。斯莱德先生则显得有些阴郁。
斯坦法官工作效率很高，他审理得简短扼要。书记员宣读了对案件的新起诉：谋杀。斯莱德先生站起来再次说明，他的当事人否认该项指控并保留他们的辩护权。斯坦法官朝森德兰小姐扬起了眉毛。森德兰要求再羁留一个星期。
“斯莱德先生有什么意见？”斯坦法官问道。
“没有保释请求，先生。”
“那就同意了，森德兰小姐。听证会安排在下星期二上午十一点钟。把他们带下去。”
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向监狱的囚车。森德兰小姐现在有了完整的卷宗，对此她感到由衷高兴。早在办公室里时，她就已经得知这个案子肯定会进行预审，而且她会参加。最好这个卷宗能够在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由检察院转交给斯莱德先生。然后，辩护准备工作就可以开始了。
“讨厌的辩护。”即使在案子的初始阶段，斯莱德也是这么认为，“我需要一位聪明的律师，使被告得到无罪释放。”
肖像画的绘制进行得很顺利。急救员与警官对于一星期前在人行道上的那个男子的大致模样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于是画家开始工作。这是一项需要集体配合的工作。画家画了擦，擦了画。一张面孔呈现了出来。眼睛的特征、短短的灰白头发、下颚的线条。这两位只看见过那人闭着眼睛。画家让双眼睁了开来，于是一个人在望着他们，这个人曾经存在过，现在已是遍体鳞伤，成了躺在一格冰柜里的一堆尸肉。
卢克・斯金纳警长接过画。他在苏格兰场的宣传处里有一位熟人，他要求《标准晚报》第二天把它刊登出来。那天夜晚，他们两个去会见了首席刑事记者。他们都知道八月是特殊的月份，新闻很少。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刑事记者采纳了。他拟好了标题：“被殴打致死。你知道他是谁吗？”除了肖像草图，还会配上一份详细描述，重点说明其曾经遭到过粉碎性骨折的右腿和右臀，以及走路时明显跛脚。斯金纳知道，这是他们的一个机会，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
    <h4 >第九天，星期三</h4> 
《标准晚报》是伦敦唯一的晚报，发行范围遍及伦敦和大部分东南地区。斯金纳运气很好。那天晚上新闻不多，所以《标准晚报》把瞪着眼睛的那个人的草图画像刊登在了头版。“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图像上面的标题这么询问，然后是一条说明，让读者转到其他版面去阅读详情。
该报道大致描述了那人的年龄、身高、身材，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袭击当时所穿的衣物，推定那人先前曾去过当地的一个墓地，把花束放在梅维斯・霍尔的坟墓前，然后在走回公交车站的路上遭到了袭击。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约二十年前粉碎性骨折的那条大腿，以及走路时一瘸一拐的特征。
伯恩斯和斯金纳一整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但没人打电话来。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还是没有。希望渐渐破灭。
验尸官法院正式开庭并很快地休庭。验尸官拒绝市政府在一个无名墓穴里进行埋葬的请求，担心死者的亲属可能会来认领。
“这种现象既奇怪又悲惨。”在走回警署的路上，斯金纳对伯恩斯说，“你可以居住在伦敦这样一个讨厌的大城市里，周围有几百万人口，但如果你不与别人交往，就没人会知道你的存在，跛子肯定是那样的。”
“总会有人知道，”伯恩斯说，“某位同事、某位邻居。也许外出了。八月，讨厌的八月份。”
    <h4 >第十天，星期四</h4> 
尊敬的英国皇家法律顾问詹姆斯・范西塔特站在办公室的凸窗边，凝视着窗外花园远处的泰晤士河。他今年五十二岁，是伦敦律师协会中最著名、最有成就的人之一。在年仅四十三岁时，他就已经身披绸袍，成为皇家法律顾问了，更不寻常的是，他在伦敦律师协会的时间总共只有十八个年头。但运气和他自己的才能一直在关照他。十年前，他还是一位年长的皇家法律顾问的助手。老顾问在处理一个案子时病倒了，而法官不想中途放弃该案或留待以后重新开始，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即在他的领导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皇家法律顾问团冒了一次险，结果大获全胜——被告被宣判无罪。律师协会认为，是范西塔特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卓越的口才改变了陪审团的意见，而之后表明被告无罪的证据，则已经无关紧要了。
第二年，范西塔特要求加入皇家法律顾问团的申请，基本上没遭到当时由保守党政府任命的大法官办公室的反对。他的父亲埃森顿伯爵是上议院的保守党组织委员，他很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律师协会和圣詹姆斯俱乐部里的人们普遍认为，约翰尼・埃森顿的二儿子是个合适的人才。这种意见很巧妙，但对他的成长并没有起到实际的帮助作用。
范西塔特从窗户边转过身来，走到书桌旁按了一下内部通信器，找他的书记官长。麦克・克里迪以钟表般的精准度管理着事务所三十位律师的事务，而且他已经这样干了二十年。年轻的范西塔特刚来协会不久就被克里迪发掘，后者还说服协会主席邀请这个年轻人加盟。他的判断没有错，十五年之后，原先的助理当上了协会的副主席，还成了司法界的明星。一位迷人而有才华的画肖像画的妻子，一座在伯克郡的庄园，和两个在哈罗公学念书的儿子，构成了范西塔特家庭的完美画面。门打开了，麦克・克里迪进入了这间装饰优雅、墙壁上排满了书籍的房间。
“麦克，你知道我是很少接手法律援助案子的，对不对？”
“就我所知，很少，先生。”
“有过多少？大概一年一次吧？为的是做做表率、给公众留个好印象吧？”
“平均差不多是一年一次。再多就没意思了，范先生。”
范西塔特笑了起来。克里迪主管着协会的财务，他认为协会平时财源滚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他的”律师们接报酬极低的法律援助案子。怪念头归怪念头，总得放纵一下。不过不能经常这样。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克里迪问道。
“我听说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有一个案子。两个年轻人被控抢劫和杀害一个路人。他们声称自己没干过。或许是真话。他们的名字叫普赖斯和科尼什。你去查一下他们的律师是谁，并请他等我的电话好吗？”
一个小时后，卢・斯莱德坐在办公桌旁凝视着电话机，似乎突然间它变成了镶有钻石的黄金。
“范西塔特吗？”他轻轻地说，“是詹姆斯・范西塔特找我吗？”
他随后镇静下来，并对着话筒重新开始交谈。线路的另一头是麦克・克里迪。
“是的，没错。嗯，我很荣幸，说实话，也很惊讶。好的，我等着。”
过了一会儿，电话被转接之后，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来接听了。
“斯莱德先生，你能接听我的电话真是太好了。”
说话声轻松、自信、优雅、彬彬有礼。可能是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毕业生，斯莱德想。
这是一次简短的交谈，但该说的都说了。斯莱德很高兴地把女王诉讼普赖斯和科尼什的案子介绍给范西塔特先生。是的，他已经有了起诉案卷，是上午刚刚送到的，他愿意到位于圣殿的律师会馆，与他当事人的新律师进行第一次有关策略事宜的探讨。会面定在下午两点钟。
范西塔特确实是斯莱德所期望的那种人：大都市派头、举止优雅、彬彬有礼，用骨瓷茶具盛着茶招待客人，在发现对方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的一抹淡黄色之后，他递过去一只装有巴尔干寿百年香烟的银制烟盒。斯莱德欣喜地点上一支。范西塔特盯着卷宗，但没打开。
“告诉我，斯莱德先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案子的？就给我说个大概吧。”
这些不经意间的举动让斯莱德感到荣幸。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他从吃晚饭时被召唤到“多佛尔街监狱”时说起，粗略地讲述了过去八天内的这起事件。
“那么，看来帕特尔先生是一位关键人物，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证人。”在斯莱德讲完后，范西塔特说，“其余是侦缉技术或细节性的东西。所有证据都在这里了吧？”
“是的，都在这里。”
斯莱德已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了一小时检察院的起诉材料，又在出租车里看了一个小时，但证据已经足够了。
“可我认为这案子相当清楚。而且除了他们自己互相证明之外，当事人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们的证词里说了，要么是躺在抢占来的房间内的床上，要么就是一起在街上闲荡。”
范西塔特站起身来。这使得斯莱德放下才喝了一半的茶，掐灭烟头，也跟着站了起来。
“你能亲自过来真是太好了。”在把斯莱德引向门口时，范西塔特说，“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打算一起工作，尽早会面是最好的。我也很感激你的忠告。”
他说他计划在晚上看完整个文件，并在第二天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斯莱德。斯莱德解释说，整个上午他都会在法院里，于是打电话时间定在下午三点钟。
    <h4 >第十一天，星期五</h4> 
范西塔特的电话在三点准时响起。
“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啊，斯莱德先生，你说呢？情况是很清楚，但也许并不那么无懈可击。”
“是够清楚了，如果帕特尔先生的证词能够成立的话，范西塔特先生。”
“这正是我的结论。告诉我，关于钱包上的指纹，或是抢劫发生三小时后治疗破鼻子的情况，我们的当事人是否做过什么解释？”
“没有。他们只是重复说‘不知道’和‘记不清了’。他们没那么聪明。”
“哦，这倒也是。可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有正当解释。我感觉我们的第一次协商很顺利。我想到监狱去看看他们。”
斯莱德跳了起来。事态发展得太快了。
“恐怕星期一我整天都在法院里。”他说，“星期二是继续还押羁留的听证会。我们可以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会面室里，在他们被带走之前见一面。”
“呃……好吧。我原指望在星期二干预一下。最好能在此之前了解清楚我要接手的事情。我不愿牺牲别人的周末，但明天怎么样？”
斯莱德又一次跳了起来。干预？他没想到一位飞黄腾达的皇家法律顾问竟然会提出一次正式的还押更新申请。他们商量好，在彭顿维尔监狱的会面定在第二天上午十点。斯莱德会与监狱当局去作安排。
    <h4 >第十二天，星期六</h4> 
肯定是哪里出了差错。九点差一刻时，范西塔特先生就来到了监狱。在探监接待室的狱警面前，他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坚持说明他的探监时间是九点，不是十点，而且他是一个大忙人。斯莱德律师毫无疑问会晚一步过来。经请示上级之后，狱警请一位同事把这位律师引到了一间会面室。九点零五分，两个囚犯被带了进来。他们怒视着这位律师，但范西塔特并没有慌张。
“对不起，斯莱德先生要稍微晚点才能来。”他说，“但毫无疑问，他肯定会来的。另外，我的名字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你们的辩护律师。坐下来吧。”
陪同的狱警离开了房间。那两个人在范西塔特对面的桌子前坐下。他自己坐下后取出了起诉文件。然后他把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推到了桌子对面，两个人都贪婪地点上了烟。科尼什把剩余的香烟都装进了口袋。范西塔特朝他们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你们两个年轻人在这里遇到了点麻烦。”
在他们两人透过烟雾观察他的时候，他翻动着案卷。
“科尼什先生……”他抬头去看长着直头发的哈利・科尼什，“我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是那只钱包。显然，在上星期天上午，它被一个遛狗的人发现了，躺在一块废弃地上，陷在青草丛中，就在曼德拉路边的篱笆后面。毫无疑问，它是属于死者的，上面有他的指纹。不幸的是，也有你的指纹。”
“我可不知道。”科尼什说。
“不，嗯，人们在忙碌的时候，记忆力是会衰退的。但肯定有一种清白的解释。现在，我推测，你打算告诉我，在星期三上午，也就是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你正沿着曼德拉路行走，想去咖啡馆搞一顿午饭吃，这时候你看见水沟里躺着一只钱包？”
科尼什也许是头脑简单，但还不至于愚不可及。不管怎么说，他的眼睛发亮。
“对，”他表示同意，“是那么回事。”
“如果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那么，我当然会相信这种说法喽。而且毫无疑问，你的陈述是，如同其他人一样，你看到水沟里的钱包会好奇，所以你弯腰捡了起来，于是在钱包上留下了你的指纹。”
“对，”科尼什说，“我就是那么做的。”
“但不幸的是，钱包是空的，对不对？里面什么也没有。所以你想也没想，就像扔一张扑克牌一样把钱包扔过篱笆，然后钱包掉进了篱笆后面的荒地上，落在了草丛中，后来一条狗发现了它。大致上是不是这样？”
“是的。”科尼什说，他有点兴奋。聪明的老家伙。范西塔特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纸，快速写就了一份证词。
“喏，我已经做了这个解释的笔录。请从头到尾看一遍，如果你同意上面写的就是实际发生的事，那么，这就是一份相当好的辩词。然后你就可以签名了。”
科尼什阅读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他还是潦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鼻子，普赖斯先生。”
石膏已经被取下，但鼻子还是又肿又疼。
“诊疗记录上显示，在那个不幸的人在天堂路上遭袭击的当天下午五点钟光景，你到圣安妮路上的医院去包扎鼻子了。控方会就此大做文章。”
“嗯，可是鼻子受伤了呀。”普赖斯说。
“你们两人会外出喝啤酒吗？”
他们点点头。
“那个星期一晚上出去了吧？”
他们一脸迷茫。然后科尼什点了点头。
“去了法罗街的国王啤酒馆。”
“你们在那里饮酒，其他人看到了，包括酒保？”
他们又点点头。
“是星期一晚上，也就是袭击发生之前的那天晚上？”
点头。
“嗯，你们可以这样告诉我，普赖斯先生比平常多喝了几杯。于是，在你们回家的路上，他要到水沟边小便，但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撞在了旁边停放的一辆轿车上，在倒下去时跌破了鼻子？”
科尼什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普赖斯。
“你应该记得，马克。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鼻子就破了，一路上流着血。所以，你脱下T恤衫捂住脸直到回到家，那时流血也止住了。然后，因为喝得酩酊大醉，你倒头就睡，直到星期二中午才醒过来？”
科尼什微笑了。
“是这么回事。没错吧，马克？”
“但从那个时候到去医院还有五个小时的间隔。毫无疑问，你打算告诉我，你不想显得大惊小怪，不知道鼻子也许已经破了，而且因为鼻子一直疼痛不止，最后是你的同伴说服你去诊治的。所以，大概在五点钟左右，你去那家医院检查治疗了。”
普赖斯热切地点点头。
“但那当然是午饭以后的事情。也许你们在某个地方的小店吃了一顿快餐，在餐馆里从一点钟坐到了两点半？在桌子上看到一份《太阳报》，于是翻阅了一下报纸上登载的新闻，诸如此类？记不起那家小吃店的名字了，对不对？”
他们都摇头表示记不清了。
“没有关系。那里有许多这样的便民小吃店。但这一整天你们肯定没去过青林园附近，对吧？”
“没有，”科尼什说，“我们只是去了那家小吃店，吃了些鸡蛋和薯片，一直到两点半左右。”
“不是你们平时吃午饭的地方，对吧？”
“不是。只在那条街上徘徊了一阵子。记不清名字了。”
“好，这样似乎很有说服力。陪审团应该会信。只要你们能坚持这种说法。不要变动。保持简短扼要。明白吗？”
他们点点头。范西塔特根据普赖斯关于鼻子的说法，写成了第二份证词。普赖斯识字不多，但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律师把两份证词都装进了胀鼓鼓的卷宗里。卢・斯莱德满脸疑云地走了进来。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亲爱的斯莱德先生。非常抱歉，我搞错了时间。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九点钟呢。但没有关系。我们的当事人和我刚刚结束了会面。”
他转向普赖斯和科尼什，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我们星期二法庭上再见，但届时我们不会交谈。对于同一个牢房里的人，无论是谁都绝对不要说什么。他们中有些人是警察的眼线。”
他让满脸不高兴的斯莱德律师搭乘他的宾利汽车回家去。斯莱德在路上阅读了那两份新的证词。
“好。”他说，“好多了。两份非常有力的辩词。我倒有些奇怪，他们原先没告诉我这事呀。这就使帕特尔……”
“哦，对，维吉・帕特尔先生。一位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或许诚实得足以承认，他也许，仅仅是也许，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
斯莱德先生自有他的疑虑，但接着他想起来，在交叉询问方面，范西塔特先生有着仅次于乔治・卡门的声誉。他的前景看起来更明亮了。而且那位大律师打算星期二在海伯利科尔内法院露面，出其不意的举措应该会使某些人坐立不安。斯莱德露出了微笑。
    <h4 >第十五天，星期二</h4> 
有些人确实坐立不安了。当詹姆斯・范西塔特进入法庭，在辩护律师的座位上就座时，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正坐在几英尺远的一张长条桌旁。她的眼睛眨巴了好几次。那律师朝着她友好地点点头并致以微笑。
在法官席上，乔纳森・斯坦法官一直在做前面一个案子的记录。多年的锻炼使他养成了遇事不动声色的习惯。卢・斯莱德坐到了范西塔特的后面。
“把普赖斯和科尼什带上来。”书记官长叫道。
两个暴徒戴着手铐，被带入被告席，两侧是狱警。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尊敬的法庭，我叫詹姆斯・范西塔特，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的助手是路易斯・斯莱德先生。”
他坐了下来。地方法官若有所思地打量着他。
“范西塔特先生，我明白这次意见听取会是为了使被告继续还押一个星期。”
他差一点就要使用“仅仅”这个词语。范西塔特点点头。
“确实如此，先生。”
“很好。森德兰小姐，你可以开始了。”
“谢谢你，先生。检察院就马克・普赖斯和哈利・科尼什的案子申请再还押一个星期。”
乔纳森・斯坦法官偷偷瞟了一眼范西塔特。他肯定不会建议什么吧……
“不申请保释，先生。”大律师说。
“很好，森德兰小姐。同意了。”
斯坦法官搞不明白了，现在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但辩方愿向法庭提出另一项申请。”
“好的。”
“辩方希望知道，阁下，控方是否还有事项要进一步调查，或者，控方根据公开原则提交给辩方的指控，现在是否已经完整？”
他坐下来凝视着森德兰小姐。她保持镇静，内心却忐忑不安。她已经习惯于法学院教过的按部就班的既定工作方式。现在，有人刚刚把这种处事方式给搅乱了。
在她身后，杰克・伯恩斯侦缉督察俯身向前，在她的耳旁说了一番话。
“我明白，阁下，死者的身份还未查清，有关这方面的查询仍在进行。”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尊敬的法庭，辩方并不否认一个人已经悲惨地死去。所以，他不可能死而复生为本案提供任何证据。他的确切身份也因此变得不是十分相关了。辩方必须因此而重复这个问题：检察院是否准备好了进入审判程序？”
法庭内一片静寂。
“森德兰小姐？”斯坦法官温和地询问。
森德兰像是一名飞行学员在初次单独驾驶飞机。飞机的发动机刚刚发生爆炸，而且有人在问她打算怎么办。
“我相信检方的案子已经完整了，阁下。”
范西塔特又站了起来。
“这样的话，地方法官先生，我想申请在本周内进行全面的审判程序。我们双方都明白‘正义的延误就是正义的否认’这句谚语。我的当事人到现在已被羁押两个星期，为的是一项他们声称没有犯下过的罪行。既然控方和辩方现在都已做好准备，我们要求不能再继续延误了。”
乔纳森・斯坦法官陷入沉思。范西塔特正要实行的是高风险的策略。在羁押期间，地方法官的工作不是去发现被告没罪还是有罪，而是要判定一个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是否存在，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把案子呈交给中央刑事法院，即著名的“老贝利”进行全面审判。一般惯例下，资深律师要到那个时候才会出庭。如果这位皇家法律顾问范西塔特已经决定屈尊在海伯利法院出庭，看来他似乎要进行一次“无辩可答”的战术。
“那就同意了，”他说，“这个星期。”
“先生，辩方将会请求，不是现在请求，届时控方要带来其所有的证人，以进行交叉询问。”
那么，这要成为一次实打实的彩排了。当辩方律师交叉询问时，他将揭示被告讲话的要点。照理来说，该由控方把其掌握的证据向辩方展示，而辩方则保持其战略的机密直到审判阶段。辩方突然出示一项使警方没有时间去核查的不在现场证明，只有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
“同意。森德兰小姐，请在本星期内准备好你们的证人，然后把他们带到法庭上来。”
    <h4 >第十六天，星期三</h4> 
普拉芭妮・森德兰心烦意乱。她带着恐惧去见皇家检察院的一位上司。
“先生，下星期二，我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的指导。我对付不了范西塔特。”
“普拉芭妮，你必须去对付他。”她的部门领导说，“我手下的一半人手仍在外地度假。现在是讨厌的八月份，这你是知道的。其他人也都忙得焦头烂额呢。”
“可是，先生，那个范西塔特。他会折磨控方的证人。”
“听着，这只是一次审讯。一个手续。他要进行一次战略冒险，这风险太大了。法庭的审理笔录能使我们了解他的整个辩护过程。好极了。我倒希望这种事情能经常发生呢。”
“但如果斯坦法官否决指控呢？”
“你听着，普拉芭妮，你扯得太远了，而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斯坦不会否决的。他看到这个案子时，就知道这是一个确凿的案件。我们已经获得了帕特尔先生的指认以及他磐石般坚定的口供。如果他能出庭作证，斯坦就会把案子呈交到刑事法院。不管怎么说，没有帕特尔，我们就赢不了这个案子。现在去做准备工作吧。”
那天下午，事情变得更糟。地方法院的书记官长来电话了。工作计划出了问题，星期五整整一天没事情，书记官问她是否同意安排在星期五，普拉芭妮・森德兰快速思索了一下。除了证人帕特尔先生和遛狗的惠特克先生，她那边的其他人全是专家。他们肯定会同意。她要求给她一个小时，并开始到处打电话联系。四点钟时，她致电书记官答应了这项变动。
詹姆斯・范西塔特在五点钟接到电话。他也同意了。彭顿维尔监狱也被通知到了。庭审被安排在一号法庭，时间是星期五上午十点钟，由乔纳森・斯坦法官主持。
    <h4 >第十八天，星期五</h4> 
检察院方面有十一个证人，首先由那位第一个抵达犯罪现场的警员作证。他证实，在那个星期二下午刚过两点时，他与一位同事在一辆停在路边的警车里，这时候控制中心打来电话，要求他们去天堂路，那儿的人行道上有一位遭到袭击的受害者。于是他们去了，在接到电话后四分钟内赶到。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照料倒在人行道上的那个人，而他的同伴则打电话请求支援。不到五分钟，一辆救护车抵达，把受害者送去了医院。之后的十五分钟时间里，一位穿制服的督察到达后接管了现场。
詹姆斯・范西塔特朝这位年轻人露出笑脸。
“没有问题。”他说。完成任务的警察回到位于法庭后方的位置。第二名证人是那位穿制服的督察。他的陈述过程也是由森德兰小姐引导的。最后，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督察，在你抵达现场时，街上是否已经聚集起了一些人来？”
“是的，先生。”
“是否有其他警察与你在一起？”
“是的，先生。总共有十位警察在场。”
“你是否为找到可能目击了袭击事件的目击证人，派他们和每一位在场的群众面谈？”
“是的，先生。”
“你是否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要求你的十位同事查访了有可能看到该现场的每一套公寓和每一座房屋？”
“是的，先生。”
“在深入到该小区，沿着歹徒逃走的巷子追踪时，你的同事们是否继续查访以期找到目击证人？”
“是的，先生。”
“总的说来，在这项工作上花了多少时间？”
“黄昏降临时，我让他们收工了，大概在八点钟左右。”
“这么说来，你的十名警员在小区里截住行人，并且挨家挨户查访了将近六个小时？”
“是的，先生。”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是否找到了袭击案的目击证人，或者只是看到与我的当事人相符的两个人在小区内跑过的证人？”
“没有，先生。”
“那么，经过了一百多次查访后，你们是不是没有找到丝毫证据可以把我的当事人与该时间、该地点联系起来？”
“没有，先生。”
“谢谢你，警官。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一个是杰克・伯恩斯。在他的冗长证词中，他从食堂里接到的第一通电话讲起，一直到最后对普赖斯和科尼什提起谋杀指控。然后范西塔特站了起来。
“你已经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调查，伯恩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先生。”
“没有一丁点儿遗漏的地方？”
“我是这么认为的。”
“警方搜查顾问团队有几位警官？”
“大约十二位，先生。”
“但是，他们没有在犯罪现场及其附近发现普赖斯先生的血液痕迹？”
“没有，先生。”
“受损那么严重的一只鼻子，血流如注，但血液一滴也没有滴落到那里的人行道上？”
“没有找到，先生。”
伯恩斯不会被一位律师所诱导。
“你是明白的，伯恩斯先生。我的当事人会说，他的血迹没在那里被发现，那是因为他不是在那个地方搞破鼻子的，因为星期二那天他根本没去过那里。嗯，伯恩斯先生……”
范西塔特在问题的核心处一带而过。他知道，陪审团不在场，用不着去施加影响。他是在向地方法官乔纳森・斯坦陈述。地方法官毫无表情地看着他，拿着笔做笔记。森德兰小姐在快速潦草地做记录。
“在该地方搜寻时，你们的警方搜查顾问团队是否寻找了其他的也许是歹徒留下的物品？”
“是的，先生。”
“那么他们装满了几只垃圾袋？”
“二十只，先生。”
“里面的内容是否经过了最仔细的检查？”
“是的，先生。”
“在二十袋物品中，是否有任何证据可把我的当事人与当时当地联系起来？”
“没有，先生。”
“但是，第二天中午，你们却积极地寻找普赖斯先生和科尼什先生，为的是逮捕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时，我已经确定了二人的身份。”
“是从刑事档案照片中得到的吗？”
“是的，先生。”
“是由当地的一位小店老板维吉・帕特尔先生指认的吗？”
“是的，先生。”
“告诉我，警官，帕特尔先生查验了多少张照片？”
杰克・伯恩斯查阅了一下手头上的笔记。
“七十七张。”
“为什么是七十七张呢？”
“因为他指认第二十八张照片是马克・普赖斯，第七十七张照片为哈利・科尼什。”
“七十七张照片是伦敦东北地区受到警方注意的所有白人年轻小伙的总数吗？”
“不是，先生。”
“数字其实比这个大吗？”
“是的，先生。”
“那天上午在你手头上有多少张照片，伯恩斯先生？”
“大约四百张。”
“四百张。但你却在第七十七张时停止了。”
“目击者指认时非常肯定。”
“但帕特尔先生从来没有机会查看剩余的三百二十三张？”
法庭内一阵长时间的静寂。
“没有，先生。”
“伯恩斯侦缉督察，只看颈部以上的话，我的当事人普赖斯先生是一个壮实的、理着光头的二十五六岁白人小伙子。你能告诉法庭，在你的四百张照片中没有其他人与其相像吗？”
“这我不知道。”
“我认为有许多。当今时代，脑壳剃得光光的年轻壮实小伙子比比皆是。然而，帕特尔先生却从来没有机会把普赖斯先生的照片，与你的四百张照片里余下部分的相似面孔去作比较？”
沉寂。
“你必须回答，伯恩斯先生。”地方法官温和地说。
“没有，先生，他没有。”
“在后面的照片里，也许会有另一张面孔与普赖斯先生十分相像。但帕特尔先生没有机会去比较，没有机会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凝视两张面孔，然后作出选择？”
“也许会有。”
“谢谢你，伯恩斯先生。没有其他问题了。”
这对控方造成了损害。理光头的年轻壮实小伙子“比比皆是”的说法给斯坦法官留下了印象。他也在电视里看到过，看球赛的许多足球流氓都剃着光头。
卡尔・贝特曼大夫纯粹是技术性的陈述。他简单描述了那个昏迷的人到达医院的情形，以及他对那人所尽的最大努力，直至伤员被转到神经外科。但当他讲完时，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贝特曼大夫。你是否检查了伤员的右拳？”
贝特曼皱起了眉头，他感到迷惑。
“是的，我检查了。”
“在收进来的时候还是之后？”
“之后。”
“是在某个人的要求下才这样做的吗？”
“是的。”
“那么，是谁的要求？”
“伯恩斯侦缉督察。”
“那么伯恩斯先生是否要求你寻找指关节的损伤？”
“是的，他要求了。”
“那么有没有损伤？”
“没有。”
“你在抢救室工作多久了？”
“十年。”
“一位经验相当丰富的医生。你肯定看到过许多使用拳头的暴力袭击的结果，即对人的脸部以及对拳头本身造成的结果？”
“是的，我相信我看到过。”
“当一个人的拳头以那么大的力度实施打击，以致把另一个强壮的人的鼻梁打断时，你难道没有想到会有指关节上的损伤吗？”
“我也许想过。”
“那么，发生这种损伤的概率是多少？百分之八十吗？”
“我想是吧。”
“指关节皮肤的挫伤？手背上腕部与指关节之间细长脆弱的掌骨头的青肿？”
“更像是掌骨青肿。”
“与拳击运动员的损伤相似？”
“是的。”
“但是现在已经惨死的那个人，他的右拳上没有那种损伤？”
“没有。”
“谢谢你，贝特曼先生。”
卡尔・贝特曼不可能知道的是，跛子在打破普赖斯面孔时，没有使用握紧的拳头，而是一次更危险的打击。他使用的是手掌的硬缘，从腰部向上发力，自下而上砸在了对方的鼻子上。假如普赖斯没有牛一般的力气，不经常打架斗殴的话，他会被打翻在地并失去知觉。
脑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大夫作证完毕后离开了证人席。他没有遇到范西塔特的询问，但圣安妮路医院的梅尔罗斯大夫就不同了。
“告诉我，梅尔罗斯医生，在那个星期二下午五点至五点半，当你检查普赖斯先生的鼻子时，鼻孔里有没有血？”
“有，出血了。”
“已结块还是仍是液态？”
“两者都有。鼻孔底部附近有血块小片，但再往上的血呈液态。”
“而且你发现鼻梁有两处骨折，软骨被推向了一侧？”
“是的。”
“所以你矫正鼻骨、矫正鼻梁并把鼻子固定住，为的是让它自然痊愈？”
“是的，我是这么做了。”
“假如伤员在去医院之前，曾经不顾疼痛，愚蠢地试图自行矫正鼻子，那是否会引起新的出血？”
“会的。”
“那样的话，在看到那个鼻子时，你能说它是几个小时之前遭受的损伤？”
“数个小时之前，当然了。”
“嗯，是三个小时？十个小时？还是更长时间？”
“这很难说。说不准确。”
“那我给你一种可能性。星期一晚上，一个年轻人出门去，在酒吧里喝得烂醉，在回家路上想在水沟里小便。结果他被一块不平整的街沿石绊了一下，脸朝下重重地倒向停在路边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的后板上，因此摔破了鼻子。那样的话，是否能造成你所看见的损伤？头天晚上的？”
“有可能。”
“嗯，梅尔罗斯大夫，是或者不是？是可能的吗？”
“是的。”
“谢谢你，大夫。没有其他问题了。”
范西塔特现在是在对乔纳森・斯坦法官说话，照本宣科，但清楚响亮。他说的是：这就是我的当事人所讲述的确切情况，而且如果他不改口，我们双方都知道控方是不能推翻的。
在法庭后方，杰克・伯恩斯不由得暗暗叫苦。梅尔罗斯为什么不坚持那损伤不可能在治疗的四个小时之前造成？这没人知道。认真诚实的医生真是讨厌。
保罗・芬奇先生是取证室的头头。他不是警官，因为多年来伦敦警察厅都根据合同让平民科学家承担司法取证工作。
“你从被告合住的那套公寓里收集了大量衣物？”范西塔特问道。
“是的，我收集了。”
“还有受害人遭袭击时所穿戴的每一件衣物？”
“是的。”
“而且你应用最先进的技术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检查，为的是想在一处衣物里发现来自于另一处衣物的任何纤维？”
“是的。”
“那么有没有这种痕迹？”
“没有。”
“你还收到了一件沾有干涸血迹的T恤衫？”
“是的。”
“还有来自我的当事人普赖斯先生的一份血样？”
“是的。”
“它们是否相符？”
“是的。”
“T恤衫上是否还有其他人的血液？”
“没有。”
“你是否收到来自天堂路地段人行道或者青林园小区的血样？”
“没有。”
“你是否收到来自法罗路上的一辆建筑工程卡车下面或者附近的血样？”
芬奇先生完全被搞糊涂了。他朝那把长凳看了一眼，但没能得到任何提示。伯恩斯侦缉督察把脑袋埋在双手里。森德兰小姐看起来也爱莫能助。
“法罗路？没有。”
“很好。没有其他问题了。”
汉密尔顿法医用他那欢快而又自信的语气叙述了尸体解剖的报告。死亡原因，他说，是由于脑部被皮靴多次踢打，导致脑干严重受损。
“在解剖时，”詹姆斯・范西塔特问道，“你是否检查了尸身上的每一处？”
“当然了。”
“包括右手？”
汉密尔顿先生查看了一下笔记。
“关于右手我没有提到。”
“是因为右手没有损伤吗？”
“原因必然如此。”
“谢谢你，汉密尔顿先生。”
与专业人员不同，那位遛狗的年长的惠特克先生有点紧张。他的服饰是精心挑选的，运动衣上挂着皇家炮兵部队的徽标。他有这个权利：在部队服役时，他曾经是一名炮手。
当初在老人俱乐部里，听说他要为一桩谋杀案的预审出庭作证时，大家曾十分激动，而且对立下大功又感到迷惘的米奇也倍加宠爱。
他向以森德兰小姐为首的控方人员描述，他是如何在黎明刚过时带米奇进行每日一次的散步的，后来由于担心要下雨，他又是如何穿过一个缺口进入到有墙隔开的那块废弃地，抄近路回家的。他还解释了自由奔跑的米奇是如何叼着一件物品跑回到他身边的。那是一只钱包，所以，在回忆起星期五报纸上登载过的请求时，他带着钱包去了多佛尔街警署。
当他讲述完后，另一个人站了起来，是那个身穿高档西服的人。惠特克先生知道他代表着站在被告席上的坏人。在惠特克的年轻时代，那些坏人是会被绞死的，他们是社会的渣滓。所以这个人是敌人。但他非常友善地示以微笑。
“夏日早晨的最好时光？凉爽、安静，附近没有人吧？”
“是的。所以我很喜欢。”
“我也是。我以前也常常带着我的杰克罗素梗去散步。”
他又微笑了，真的很友好。毕竟不是一个很坏的家伙。虽然米奇是一条杂种猎狗，但惠特克先生以前当公交车司机时，也曾有过一条杰克罗素梗。那个金发男人可能也不是那么坏。
“那么，你在穿越那块荒地时，米奇在自由地奔跑？”
“是的。”
“那么，它就是在那个时候突然回到你身边，嘴里叼着一件东西？”
“是的。”
“你是否确切地看见了它是在什么地方发现那个物品的？”
“没有确切看见，没有。”
“是否有可能，譬如说，在距篱笆十码处？”
“嗯，当时我在那块地的二十码纵深处。米奇从我身后过来。”
“那么，它有可能是在距铁皮篱笆十码处发现了钱包？”
“是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谢谢你，惠特克先生。”
这位老年人被搞糊涂了。一名引座员向他招手，让他离开证人席。怎么回事？他被引到法庭后方并找了个座位坐下。
指纹技术也是伦敦警察厅承包给平民专家的一项工作。其中一位专家是克利夫・亚当斯。
他描述了交给他的那只钱包；他发现的三组指纹；他如何消除了发现者——惠特克先生的那一组，和属于已经死去的钱包主人的那组指纹，以及第三套指纹与哈利・科尼什的指纹是如何精确匹配的。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有任何污渍吗？”
“有一些。”
“污渍是怎样造成的，亚当斯先生？”
“嗯，一枚指纹覆盖到另一枚指纹上会造成一处污渍，那就不能作为证据。与另一处表面相摩擦也会造成污渍。”
“如同衣袋的内面吗？”
“是的。”
“哪些指纹最清晰？”
“惠特克先生和科尼什先生的。”
“这些指纹是在钱包的外面？”
“是的，但科尼什的两枚指纹在里面，内表面。”
“那么，当惠特克先生拿着钱包的时候，他的指纹留在了钱包的塑料面上，而且没有被塞进过绷紧的口袋里，因此没有被弄脏过？”
“应该是这样。”
“那么，科尼什先生的指纹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留下的，而且也保留得相当清晰，因为此后钱包没有与衣袋的内袋发生过摩擦？”
“应该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在逃离抢劫现场后打开钱包，抽去里面的所有内容，然后塞进他的牛仔裤后袋里，这样会在钱包的塑料外表面上留下他清晰的指纹？”
“是的，会留下。”
“但是那种斜纹布织物、绷紧的牛仔裤口袋和奔跑的运动，会在——譬如说——半英里距离内，使得指纹变模糊吗？”
“也许会有那种作用。”
“那么，这个人在奔跑了半英里后，为了扔掉钱包，用食指和拇指从屁股口袋里把它抽出来，他只会留下被你所发现的食指和拇指的指纹吗？”
“是的。”
“但是，如果冒出来一个发现钱包的人，并在钱包的塑料表面留下他自己的指纹，他不会污损上述食指和拇指的指纹吗？”
“我认为他也许会污损。”
“你看，你的报告中说，指纹有些污渍，被新鲜的指纹所覆盖，那有可能来自于另一只手。”
“它们只不过是污渍。污渍下面的指纹也可能是钱包主人的，或者是科尼什的。”
在法庭的后方，杰克・伯恩斯一阵慌乱。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她曾经在花店的地上捡起过这只钱包。
“亚当斯先生，这只钱包是半个月前的星期二下午刚过两点时，从死者的衣袋里被掏走的。星期三相同时刻或此后不久，科尼什先生被警察拘留了。他一定是在那段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把指纹留在了钱包上？”
“是的。”
“但钱包在星期天上午才被发现。它肯定在那片草地上躺了四天半到五天半。然而指纹却相当清晰。”
“没有发现水渍，先生。在晴朗干燥的条件下，那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你能否确切说明，科尼什先生的指纹是在星期二下午还是在星期三上午留在钱包的塑料面上的？”
“不能，先生。”
“星期三上午，两个年轻人沿着曼德拉路行走，这时候他们看见一只钱包躺在水沟边。在常人都会有的好奇心的驱动下，其中一人停下脚步，把它捡了起来。他打开钱包看看有什么。但里面一无所有，既没有钱，也没有纸片。那是一只廉价的钱包，一文不值。他举起钱包，高高地扔过了分隔曼德拉路与某片荒地的铁皮隔离栏；它落在了大约十码之外的青草丛中，直至星期天上午被一条狗发现。可能吗？”
“我认为应该有可能。”
“是或不是，亚当斯先生？当时的指纹是否与你所发现的指纹相符？”
“是的。”
又是一条给乔纳森・斯坦法官的信息。哈利・科尼什打算坚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他那套关于把自己的指纹留在钱包上的解释是完整的。乔纳森・斯坦法官若有所思地低头做着笔记。
剩下来的证人是维吉・帕特尔先生。他的两份指认和证词毫不含糊。森德兰小姐一步一步地引导他的证词。在后方，伯恩斯放松了。他将会获得胜利。范西塔特站起身来。
“帕特尔先生，你是一位诚实的人。”
“是的。”
“一个人，假如他认为——仅仅是认为——他也许犯了一个错，那么他是不是会骄傲自大到否认犯错的可能性？”
“我希望不会。”
“你在证词中说，你相当清楚地看见了普赖斯先生，因为他正面朝着你。”
“是的。他在我的右边，透过商店的玻璃，大半个面孔朝着我。”
“但他也是面朝着受害人。也就是说，受害人是背朝着你。所以你后来无法帮助辨认他的脸部。”
“是的。”
“你还说，第二个抢劫者——对此你认为是科尼什先生——正站在受害人的身后。他肯定也是背对着你的？”
“嗯，是的。”
“那你怎么能看见他的面孔？”
帕特尔先生看上去有点担心。
“当时我没有看见。直到后来他们围着倒在地上的人，绕圈子开始踢他。”
“帕特尔先生，假如你用脚踢地上的某个人，你的眼睛会看什么地方？”
“嗯，当然是那个人了。”
“也就是说，朝下看？”
“是的。”
“请法庭宽容，先生。科尼什先生，你可以站起来吗？”
哈利・科尼什在被告席上站了起来，把他铐住的狱警们也跟着站起身来。斯坦法官看上去显得惊讶，但范西塔特没有停顿。
“科尼什先生，请你看着自己的脚。”
科尼什照着做了。他那一头直发垂落下来形成了一道屏风，从法庭内的各个角度都无法看清他的脸部。庭内一片寂静。
“请坐，科尼什先生。”范西塔特说。然后，他相当温和地对小商店老板开始说话。
“帕特尔先生，我假设，你在三十码距离外见到了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第二天，当你看到一个留着齐耳长发、脸色灰黄的瘦个子男人的照片时，你便以为那肯定是同一个人。是那么回事吧？”
“我想是吧。”维吉・帕特尔咕哝着说。伯恩斯试图去捕捉他的眼光，但没有成功。他不敢与别人对视。他已经受到了恫吓，伯恩斯绝望地想。有人已经向他发过警告了，半夜里，一个静静的声音提醒他要为老婆孩子着想。哦，天哪，这种事情又来了。
“现在，关于普赖斯先生。你去海布里看过阿森纳队的比赛吗，帕特尔先生？”
“没有，先生。”
“嗯，在那个悲惨的日子，你从马路对面看过去，看到的是一个剃着光头、身材粗壮的白种年轻男子，不是吗？”
“是的。”
“而如果你去海布里看阿森纳队的比赛，你会看见上百个那样的人。在伦敦北部的公路上，每天那百分之五十的追逐着其他司机的白色面包车里，如果你透过这些汽车的挡风玻璃看，又会有上百个那样的人。而且你知道他们是怎样穿戴的吗，帕特尔先生？蓝色牛仔裤，通常很脏，还有宽皮带和沾满尘土的T恤衫。这差不多是一种制服了。那样的人你以前见到过吗？”
“见到过。”
“伦敦市内满街都有吧？”
“是的。”
“在电视里，看到外国警察在对付英格兰足球流氓的镜头时，我们全都感到羞辱，是吗？”
“是的。”
“帕特尔先生，受害人不可能是像你所描述的那样拳打袭击者。那会使他的右手手指关节擦伤，很可能会造成他的手部骨头青肿。我猜你见到他举起了右手，很可能是为了挡开他认为是朝着他来的一次袭击。那是不是你所看到的？”
“是的，我想那有可能。”
“但如果你会犯下这种差错，难道你不会也犯了在三十码距离处看不准人脸的差错吗？”
伯恩斯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不管是谁对这位吓坏了的小店老板吩咐了什么，都做得相当成功。帕特尔并没有从警方撤回所有合作，不然他将被当作一个敌对证人。他只是把“绝对”改为“可能”，把“确切”改成“也许”。“也许”是不够的；陪审团不能靠“也许”去认定有罪。
当可怜的帕特尔先生离开证人席后，森德兰小姐对斯坦法官说：“这是检察院起诉的案件，先生。我们将按谋杀指控向刑事法院申请囚禁。”
地方法官朝詹姆斯・范西塔特扬起了眉毛。这两个人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法庭内静得连一枚针掉落也能听见。
“地方法官先生，我们都知道法律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你必须具有足够的证据，据此，如果没有自相矛盾的话……”范西塔特拖长最后一个单词的语调，为的是强调这是极不可能的，“……一个公道的陪审团，在正确的引导之下，才能公正地定罪。
“而这里并非如此，先生。控方曾有三件真正的证据。帕特尔先生、受伤的鼻子和钱包。帕特尔先生显然是一位完全诚实的人，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把两个仅仅是长相相似的人，认作是他那天下午见到的人了。
“那就剩下普赖斯先生的破鼻子，以及科尼什先生留在一只被扔掉的空钱包上的指纹了。先生，虽然今天在这里的你并不会特别介意在另一个日子另一个法庭里会如何判定，或者确实不会介意辩方在本案中的明显的观点，但根据你的经验，肯定相当清楚，关于鼻子和钱包的指控将会遭到广泛且强烈的驳斥。
“对于受伤的鼻子和钱包有完全符合逻辑的解释。我认为我们两人都知道，陪审团不能万无一失地作出判定。我必须请求撤销起诉。”
是的，乔纳森・斯坦想，而且陪审团会看到你的当事人打扮得潇洒整洁、西装革履；陪审团永远看不到这两个杀人犯的记录。你们将会被宣判无罪，并浪费大量的公众时间和金钱。
“虽然无奈，但我只能同意范西塔特先生。本案撤销。释放被告。”他说。由于对自己刚才不得不说的话感到十分厌恶，他随即离席而去。
“全体起立。”书记员喊道，但有点晚了，大多数人已经冲向大门。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被卸去手铐，他们试图从被告席与范西塔特握手，但他昂首阔步从他们身边经过，走向廊道。
从三楼到一楼要花些时间：几部电梯通常都很忙碌。杰克・伯恩斯刚好随着第一批人群走了出来，他阴郁而愤怒地瞪着双眼。
普赖斯和科尼什已获得自由，他们昂首阔步从一部电梯里出来，嘴里骂骂咧咧、狂呼乱叫，一起走向大门。伯恩斯转过身来。他们在相隔二十英尺距离时面对面。
两个歹徒不约而同地举起僵硬的中指，挑衅地朝这位刑警上下乱比划。
“你完蛋了，臭狗屎。”普赖斯尖叫。他们趾高气扬地结伴走出大门踏上海伯利路，朝着他们占据的屋子走去。
“不愉快吧。”他身边一个静静的声音说道。伯恩斯见到了那头柔顺的金发、那双慵懒的蓝眼睛和那种优雅而自信的举止，心头涌起了对范西塔特及其一举一动的厌恶。
“我希望你感到自豪，范西塔特先生。他们杀害了那个善良的老人，就和我们现在站在这里一样，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托你的福，他们现在逍遥法外了。直到下一次再行凶。”他现在已是怒火中烧，甚至顾不得礼节了，“上帝呀，难道你为伦敦的阔佬们赢的官司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你还要为蝇头小利来这里提供法律援助，让那两个十恶不赦的歹徒逃脱法律的制裁呢？”
范西塔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没有讥讽的神色，更像是同情。然后他做出了奇怪的举动。他俯身在伯恩斯的耳边轻声说话。刑警闻到了一股高贵而稀有的香水味。
“这也许会使你惊讶，伯恩斯先生，”那声音耳语着，“但这与正义的胜利有关。”
然后他就离开了，通过旋转门走了出去。恰好在这个时候，一辆宾利轿车驶了过来。范西塔特把公文包扔进轿车后座，随后钻了进去。宾利汽车起动加速，从视线里消失了。
“呸，胜利个屁。”伯恩斯怒吼道。
正是午饭时间。他决定步行两英里回警署去。走到半路时，他的传呼机响了起来，是警署在呼他。他用手机回电。前台值班的一位同事接听了。
“有位老家伙在这里等着见你。他说他认识死者。”
那人原来是一位年老的退休人员，而且是个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伯恩斯在一间接待室找到了他：在一块“禁止吸烟”的警告牌下正安静地抽着香烟。他们立即交谈起来。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克拉克，“但大家都叫我诺比。”
伯恩斯和诺比・克拉克面对面地坐在桌前。这位侦缉督察翻开笔记本。
“为作记录，请告诉我你的全名和地址。”
在记载诺比居住的城镇时，他停下了。
“威尔斯登？那有几十英里远呢。”
“我知道它在哪里，”那位退休人员说，“我就住在那里嘛。”
“死者呢？”
“当然也在那儿。那就是我们相遇的地方，不是吗？”
他是那种喜欢在陈述句后面加上一个不必要的疑问词，把句子变成疑问句的伦敦人。
“你远道而来为的是告诉我关于他的事？”
“似乎这样才对，他已经死了。”诺比说，“你们应该去抓住打死他的那些歹徒。把他们关起来。”
“我抓住他们了，”伯恩斯说，“法庭刚刚把他们放走了。”
诺比・克拉克大吃一惊。伯恩斯从抽屉里找出一只烟灰缸，老头子把香烟掐灭了。
“真是无法无天。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将来怎么办。”
“不止你一个人这么觉得。好吧，谈谈那个死者。他叫什么名字？”
“彼得。”
伯恩斯记了下来。
“姓什么？”
“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
伯恩斯默默地等了一会儿。
“我们认为，那个星期二他大老远来伦敦东部，为的是把一些花放到本地公墓的一座坟上。那是他母亲的吗？”
“不，他没有双亲。自幼就没了双亲，是个孤儿。在巴纳多孤儿院里长大。你说的肯定是他的梅姨了。她是他的监护人。”
伯恩斯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男孩，以及一位和善的妇女努力使他重新建立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在她去世二十年后，他依然在她生日时把鲜花放到她的坟前。十八天前的这次献花，要了他的命。
“那么你是在哪里遇见这位彼得的？”
“俱乐部。”
“哪个俱乐部？”
“社会服务管理局。我们坐在一起，每星期都那样。他们给我们椅子。我有关节炎，他有条瘸腿。”
伯恩斯能想象出他们坐在社会服务管理局里，等待其他领取的人群渐渐退去。
“那么在你们坐着等待的时候，你们聊天吗？”
“是的，聊了些。”
“可你从来没问过他姓什么？”
“没有，他也从来没问过我，不是吗？”
“你去那里是领取养老金吧？他去那里干什么？”
“残疾抚恤金。他可以领取百分之三十的残疾抚恤金。”
“是那条腿。他有没有说起过腿是怎样弄残的？”
“当然说过。他当过兵。在空降兵部队。有一次夜间空降，遇上大风，把他摔向一堆岩石。降落伞拖着他在乱石堆里翻滚了半英里。当战友们找到他时，他的右腿已经粉碎性骨折了。”
“他失业了吗？”
诺比・克拉克不屑一顾。
“彼得？从来没有。不属于他的钱，他一分也不会拿。他是个守夜人。”
当然。孤身居住，孤身工作。没人会上报他的失踪。而且碰巧他工作的那家公司在八月份放假歇业了。讨厌的八月份。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报纸。他的死讯刊登在了《标准晚报》上。”
“那是九天之前登载出来的。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
“八月份。八月份我总是要去怀特岛的女儿家住上两个星期。昨晚才回来。真高兴回到城里，海上的大风差点要了我的老命。”
他轻轻咳了一声，又点上一支香烟。
“那你是怎么会看到九天前的一张报纸的？”
“土豆。”
“土豆？”
“马铃薯。”诺比・克拉克耐心地说。
“我知道土豆就是马铃薯，诺比。但土豆与死者有什么关系？”
作为回答，诺比・克拉克把手伸进夹克衫侧面的口袋，取出一张撕破了的旧报纸。那是九天前的《标准晚报》的第一版。
“今天上午我去一家蔬果店买土豆。回到家，打开土豆的包装，他就在厨房桌子上盯着我。”
一家老式的蔬菜水果店。用旧报纸包装土豆。从这张沾有泥土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跛脚男子脸朝上凝视着。在背面，即第二版，就是那篇详细报道，包括“多佛尔街监狱”伯恩斯侦缉督察的联系方式。
“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不是吗？”
“让你搭车回家好吗，诺比？”
这位退休职员高兴了。
“有四十年没坐警车了，告诉你，”他慷慨大方地补充说，“那时候我们曾经有过真正的警察。”
伯恩斯打电话给卢克・斯金纳警长，让他带上从死者口袋里取出来的那把拴有红丝线的钥匙，并把汽车开到前面来。
在了解了当地社会服务管理局的详细地址后，他们把诺比・克拉克送到了他的家门口，然后驱车去管理局。那里快要关门了，但办事员很通情达理。伯恩斯晃了晃他的警察证件，要求找主任说话。
“我在找一个人。名叫彼得。姓氏不详。中等身高、中等身材、灰白头发、年龄在五十到五十五岁之间。以前常常坐在……”他打量了下周围。墙边有几个座位。“那里，与诺比・克拉克一起。有印象吗？”
管理局不是闲聊的地方，至少隔着柜台和铁栅的办公室职员与外面领取年金的人是不太会闲谈聊天的。最后，一位女职员回想起是有那么一个人。彼得・本森？
余下的工作交给了电脑。管理局主任在键盘上输入彼得・本森的姓名，查到他的档案。由于骗取社保的事情常有发生，因此多年来申请人一直被要求附上照片。现在，电脑荧屏上出现的是一张小小的证件照，但这已经足够了。
“地址？”伯恩斯问道。斯金纳把它记了下来。
“他差不多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来这里了，”办事人员说，“很可能去度假了。”
“不，他死了。”伯恩斯说，“你们可以关闭他的档案了。他再也不会来了。”
“你能肯定吗？”主任问道，显然是在担心谣传，“我们必须得到正式通知。”
“不可能的。”伯恩斯说，“忘了他吧。”
翻阅伦敦黄页并询问了几位邻居之后，两位刑警找到了那个地址。它在另一个住宅小区里，是位于四楼的一室一厅小公寓。电梯已经坏了，他们踏上楼梯，进入公寓。
这是一套破旧的公寓，但很整洁。室内已经积了三个星期的灰尘，窗台上有几只死苍蝇，但没有腐烂发霉的食物。洗涤过的盘子和杯子搁在水槽旁边的滴水架上。
床头边的一只抽屉里有一些零星的部队纪念品，其中还有包括军功勋章在内的五枚奖章，那是授予战斗英雄的。书架上的图书都是翻旧了的平装本，墙上的装饰画也是些印刷品。伯恩斯最后在客厅墙面上的一张镶有镜框的照片前停下了脚步。
照片里有四个年轻人，对着照相机镜头微笑着。背景看上去像是沙漠里的一条壕沟，一边还有一座古旧的石头堡垒。照片下面印着“米尔巴特，一九七二年”。
“米尔巴特是什么？”斯金纳问，他已经走过来站在了伯恩斯身后。
“一个地方，一个小村庄。在佐法尔省，位于阿拉伯半岛最东端的阿曼。”
年轻人都穿着沙漠伪装服。其中一人戴着一条格子的阿拉伯布头巾，用两条黑带子扎着。另三个人戴着沙色贝雷帽，帽子上有帽徽。伯恩斯知道，如果手头有放大镜，他就能够分辨出帽徽里带翼匕首图案上面的三个字母，和下面三个简短的单词。
“你是怎么知道的？”斯金纳问。
“女王曾来过一次德文郡。当时我在皇家警卫团值勤。特别空勤团部队派了两个人来协助我们。警卫值勤会有长时间的等待。我们都谈起了往事。他们告诉了我们关于米尔巴特的事件。”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一次战役。那里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秘密战争。南也门的恐怖分子跨过国境进入阿曼，想推翻阿曼苏丹。英国派去了陆军训练团。一天，一支由三四百名恐怖分子组成的武装力量，向米尔巴特的那个村庄和要塞发起进攻。守卫在那里的是英国特空团的十名官兵和来自当地的一群应征士兵。”
“谁赢了？”
伯恩斯伸出一根手指指向照片。
“他们赢了。当然。损失了两名战士，在打死、打伤一百多个恐怖分子之后，突出重围转移了。”
照片中三个人站着，第四个人单膝着地蹲在他们前面。这是二十四年前，在一个被遗忘了的沙漠村庄的合影。前面的人是士兵；他后面是一名中士、一名下士以及他们的年轻军官。
斯金纳走上前，用手轻敲蹲着的士兵。
“是他，彼得・本森。可怜的家伙。经历了那么多场枪林弹雨，却在埃德蒙顿被踢死了。”
伯恩斯已经辨明了这个士兵的身份。他正凝视着军官。柔软的金发上面戴着一顶贝雷帽，一双傲慢的蓝眼睛因阳光的照耀而眯缝了起来。而这名年轻的军官，正打算退伍回家去上法学院，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成为一位全国著名的大律师。斯金纳已经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他在伯恩斯耳边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明白，”这位侦缉警长说，“歹徒踢死了他的战友，他还千方百计把他们放走。”
伯恩斯似乎能够感觉到回响在他耳边的那种公学毕业生的细语声。
“这也许会使你惊讶，伯恩斯先生……”
隔着几十年的岁月看这四位年轻勇士的面孔，杰克・伯恩斯这时候才明白，说话故意慢吞吞的大律师并不是在谈论“旧贝利”（刑事法院）的正义，而是《旧约》里的正义。
“杰克，”在他身边依然感到迷惑的年轻警长说，“现在普赖斯和科尼什重新获得了自由，要是中士和下士遇到他们，会发生什么呢？”
“别问，小伙子。你可不会想知道。”
    <h4 >第二十四天，星期四</h4> 
在赫里福德基地附近，特别空勤团在其专用的一块土地上举行了一次葬礼。一位老兵的遗体入了土。在场的军号手吹响了《最后岗位》；墓穴上空还鸣响了礼炮。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次葬礼，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大律师。
那天晚上，人们在伦敦东部旺斯特德沼泽地附近的湖边发现了两具尸体。它们被认出是马克・普赖斯先生和哈利・科尼什先生。负责验尸的法医病理学家认为，那两个人都是被勒死的，而且凶器极不寻常，好像是钢琴丝。该案件的调查随即展开，但永远都没有结案。

奇 迹
    <h4 >锡耶纳[29]，一九七五年</h4> 
太阳像一团火球挂在天空，把赤热洒向托斯卡纳地区的这座围有城墙的古城，洒向城里一簇簇屋顶和中世纪的瓦片上。在烈日下，这些瓦片有些呈粉红色，但大多数则在长时间的阳光烘烤下，变成了红棕色或灰白色，在炎热的空气中闪着微光。
突出的房檐排水槽在窗户的上部投下夜晚一般的阴影，但在阳光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那些抹了灰泥的墙壁和古老的砖块则反射着灰白的热光。木制的窗台开裂了，油漆也已剥落。在锡耶纳老城区狭窄的铺有鹅卵石的小巷深处，还有一些阴凉的休憩处，偶尔有几只想打盹的猫在寻找避暑的场所，但当地的居民却不见踪影，因为这一天是赛马节。
在其中一条这样的巷子深处，在比成人肩膀宽不了多少的圆石小路的迷宫里，一位美国游客在匆匆赶路，脸被晒得像牛肉一样发红。汗水淌下来浸透了他的短袖棉质衬衣，身上的薄夹克感觉如同挂在肩膀上的一条毯子。在他身后，他的妻子因为平底凉鞋不合脚，走得踉踉跄跄。
他们曾试图在城里订旅馆，但在这个季节，他们订得太晚了，最后终于在卡索莱德尔萨订到一个房间。租来的那辆汽车因为发动机过热跑不动了，后来他们在城墙外面找到一个停车场，把汽车停在了那里。现在，他们从奥维勒门匆匆奔赴他们的目的地。
没过多久，他们就在这些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小巷子里迷失了方向，步履蹒跚地在滚烫的卵石上行走，脚下像是着了火。这位来自美国堪萨斯州的牛仔不时地朝人声鼎沸的方向竖起耳朵，试图往那里赶。他那穿戴齐整的妻子只想着赶上丈夫，一边用一本旅游指南手册作扇子扇风。
“等等我。”她叫道。现在他们正在穿越城内两幢住宅之间的又一条狭巷，这些房子曾见证过美第奇家族[30]的科西莫[31]耀武扬威地进城，但即便是那时候，这些房子也已经很古老了。
“快点，亲爱的，”他回过头说，“我们要错过游行了。”
他说得对。在四分之一英里远处，聚集在田野广场[32]上的人群正努力挤向前去，想抢先看到游行队列。临时演员们穿着曾经统治和管理这座城市的锡耶纳十七个主要同业公会的服装，正拉开一场中世纪式的古装游行。根据传统，十七个堂区中的十个要在那天进行赛马比赛，获胜的一方可以为他们的会馆赢得象征荣誉的锦旗。这就是赛马会。不过，首先是游行。
头天晚上在旅馆的房间里，这位美国人已经把旅游手册里的内容念给他妻子听了。
“锡耶纳的堂区或市区，是在十二世纪末叶与十三世纪初叶之间建立的。”他大声朗读。
“那是在哥伦布之前。”她表示反对，就好像在伟大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帕罗斯起航、沿着力拓河进入大海后西行前，在他被人遗忘或是获得荣耀以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对。那是一四九二年。是在哥伦布之前三百年。这里说，开始时有四十二个堂区，三百年后减为二十三个，后来到一六七五年时只剩下十七个。我们明天去看游行。”
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庆典队列中几百名第一批服饰鲜亮华丽的鼓手、乐师和旗手开始进入田野广场。广场周围的十六座宫殿挂满条幅、彩旗和标识物，窗户前和阳台上挤满了有钱人，四万名群众正聚集在赛道的圈子内热烈欢呼。
“快点，亲爱的。”他朝身后叫道。前方的喧闹声变得响亮起来。“我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看这个。我终于能看到那座塔楼了。”
确实如些，曼吉亚塔楼的尖顶已经出现在了前面的屋顶上方。就在这个时候，她被绊倒了，她的脚踝因为鹅卵石和鞋子而扭到了。她叫了一声，随即坐倒在石头路面上。她的丈夫转身朝她跑来。
“哎哟，亲爱的，你怎么回事？”他朝她俯身，关切地皱起眉头。她攥着一只脚踝。
“我可能扭到脚踝了。”她说完哭了起来。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很顺利，现在却万事不顺。
她丈夫朝巷子两头打量，但这些古旧的木门全都上着锁、上着闩。相距几码远的高墙上有一道拱门，从一旁围住了这条巷子。阳光从门洞照进去，那里头好像有一处露天空地。
“我扶你到那儿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说。
他把她从鹅卵石路面上拉起来，搀扶着一瘸一拐的她走向那个拱门。原来那里是一个铺着石板的院子，里面有一盆盆玫瑰花。谢天谢地，墙边的阴凉处还有一条石头长凳。美国人把他的老婆扶到凉爽的石凳上，她如释重负地坐了下去。
远处，游行队伍的尾巴还在主教座堂广场[33]时，打头阵的人们已经进入了田野广场，市民判官们已经在对旗手的人员、举止和舞旗水平进行品评。之后赛马时，不管谁赢，装备最精良的堂区参赛小组将获得“Masgalano”——一只精工雕刻的银盘。这件奖品很重要，而且在场的观众都知道。美国旅游者弯腰察看妻子的脚踝。
“需要我帮忙吗？”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美国人吃了一惊，转过身去。陌生人背对太阳站在他的上方。游客站直身子。那人细高个子，有一张神情冷静的脸。他们年龄相仿，五十五六岁，不过陌生人头发已花白。他穿着褪了色的帆布休闲裤和牛仔衬衫，看上去像是流浪汉，或是已不再年轻的嬉皮士。他说起英语来很有教养，但有点口音，也许是意大利语。
“我不确定。”美国人狐疑地说。
“你夫人跌倒了，伤了脚踝？”
“是的。”
陌生人跪到院子的石板上，脱去他妻子的凉鞋，轻轻按摩受了伤的脚踝。他的手指很温柔，手法娴熟。美国人在旁边盯着，准备在必要时挺身而出保护他的妻子。
“脚踝没有骨折，但恐怕是扭伤了。”那人说。
“你怎么知道？”丈夫问。
“我确实知道。”那人说。
“是吗？你是什么人？”
“我是园丁。”
“园丁？这里的吗？”
“我种养玫瑰花，打扫院子，保持清洁卫生。”
“但今天是赛马节。你没有听见吗？”
“我听见了。伤处需要包扎。我有一件干净的T恤衫，可以把它撕成布条。还要用冷水敷，以免肿胀。”
“赛马节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从来不看赛马。”
“为什么？人人都去看了呢。”
“因为是今天这个日子。七月二日。”
“这个日子这么特殊吗？”
“这也是解放日。”
“什么？”
“三十一年前的今天，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的第二天，锡耶纳从德军的占领下获得了解放。而且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事，就在这座院子里，一件重要的事情。我相信这是奇迹。我去取水。”
美国人吃了一惊。这位来自堪萨斯州托皮卡的美国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做弥撒和忏悔，他相信奇迹——罗马主教认可的那些。他这次的意大利夏季之行主要是去罗马，锡耶纳是后来加进行程里的。他朝这座空荡荡的院子打量了一番。
院子三十码乘二十码这么大，两边围有高墙，至少有十二英尺高，其中一面墙体上开有一个门洞，两扇大门敞开着，他就是从那个门洞进来的。另两边的墙更高，五十多英尺，墙上除了一些裂缝外，一片空白，墙头有屋顶，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大型建筑的外墙。在院子的最远端，嵌在大楼墙体里的，是另一扇门。它不是木板做的，而是由一根根木梁用螺栓固定而成，以阻止外人进攻。木门紧闭。门的木料与城市本身一样古老，因为长年累月暴晒在阳光下，除了几处污渍外，早已被晒得泛白。
在院子的一边，从一头到另一头，有一条长长的柱廊，斜屋顶由一排石柱支撑着，在屋檐下形成一个幽深而凉爽的避荫处。这时候，园丁取来了布条和一杯水。
他又跪下来，把布条绷带结结实实地扎到受伤的脚踝上，又把水浇上去浸透布条，当作冷敷。美国人的妻子松了口气。
“你还能去看赛马会吗？”丈夫问道。
妻子站起来，试着走了几步，脸立即扭成一团。脚踝仍在疼。
“你觉得呢？”游客问园丁。对方耸耸肩。
“这些巷子路面不平整，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又非常闹腾。而且，没有梯子和高台的话，你们什么也看不见。但庆祝活动会持续一整晚，你们可以在那时候看露天盛装庆祝，每条街上都有。或者，八月份还有一次赛马节。你们能等到那时候吗？”
“不行。我要养牛。下星期必须回家。”
“哦。那么……你夫人现在能走路了，但得走慢些。”
“我们等一下好吗，亲爱的？”她问道。
游客点点头。他朝院子四周打量了一下。
“是什么奇迹？我没看见有什么圣殿。”
“这里没有圣殿。没有圣人。现在还没有。可有一天会有，我希望。”
“那么，三十一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了什么？”
    <h4 >园丁的故事</h4> 
“你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吗？”园丁问。
“那当然。美国海军。太平洋战区。”
“不是在意大利这儿？”
“不是。可我的弟弟是在这里。他曾与马克・克拉克将军[34]一起战斗。”
园丁点点头，似乎在回忆往事。
“整个一九四四年，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半岛边战斗边向前推进，从西西里岛朝北到达奥地利边境。那一年，德军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是一次漫长的撤退。一开始他们是意大利的盟国，但在意大利投降之后，他们成了占领军。
“在托斯卡纳这里，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陆军元帅凯塞林[35]统帅着德军。与他对峙的，是由克拉克上将率领的美军、亚历山大上将[36]指挥的英军和朱安上将[37]统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到六月初时，西部战线已经抵达翁布里亚北界和托斯卡纳南方。
“南部这里，地形崎岖不平，群山连绵不断，山势陡峭险峻，山谷里溪涧成百上千。盘山而上的公路是车辆通行的唯一道路。公路上很容易埋地雷，还能从对面的山坡上用机枪朝路上扫射。隐藏在山上的侦察兵还能指挥他们身后的炮兵把炮弹准确无误地朝敌军砸去。双方都伤亡惨重。
“锡耶纳成了繁忙的医疗中心。德国陆军的医疗队在这里建起了几座野战医院，而且常常满员。后来实在容纳不下了，便征用了几座修道院。而同盟国军队的战线还在向前推进，凯塞林元帅下令把所有轻伤员送到北方去。德军救护车队昼夜不停地驶向北方，但有些伤员无法动弹，只能留下来。许多士兵因伤重死去，被埋在郊外，床位紧张的压力暂时得到缓解。但到了六月下旬，战斗变得空前激烈，已接近尾声。在六月下旬的十多天里，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德国外科医生来到了这里。他没有临床经验，只能在一旁观看，边学边做。用来睡觉的时间很短，供应也严重短缺。”
夏日的天空中传来一阵欢呼，在视野之外，游行队伍的最后一部分进入了田野广场。每一个堂区的参赛小队都在铺着圆石的宽大沙土赛道上绕行一周。一辆中世纪战车入场了，牛拉着的战车上载有象征盛典与赛马节的锦旗，人群中传来一阵更为响亮的欢呼声。
“锡耶纳这里的德国守军是第十四集团军，指挥官是利默尔森上将[38]。别看报纸上把他们吹得很厉害，因为连续几个月作战，其实许多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且兵员不足。第十四集团军的主要分遣队是施勒姆上将[39]的第一空降军部队，施勒姆把他从海上得到的所有部队和装备都布置到了锡耶纳南方的山区里。这是利默尔森上将的右翼部队。在左翼内陆更深处的，是已经疲惫不堪的德国陆军第九十装甲掷弹兵师，他们设法挡住哈蒙将军的美军第一装甲师。
“在马克・克拉克上将的美军第五集团军的中央，面对着锡耶纳城的是朱安上将的自由法兰西部队，两翼是他自己的阿尔及利亚第三步兵师和摩洛哥第二步兵师。六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这五天的激战中，这些就是被德军拖住的同盟国部队。然后美军的坦克部队插入到德军的装甲兵阵地，锡耶纳遭到了两面夹击，先是东侧的美军，接着是西侧的法军部队。
“后撤的德军连队退了回来，带来了他们的伤员，有掷弹兵、装甲兵、空军野战师和伞兵。六月二十九日，这座城市的南面发生了最后一次激战，随后同盟国军队突破了防线。
“战斗打得激烈残酷，最后演变成白刃战和肉搏战。德军担架兵在夜幕的掩护下进入，尽最大努力救治数百名伤员，既有德军的，也有同盟国军队的，最后把他们带回了锡耶纳。眼见两侧受敌，而且在锡耶纳，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兵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利默尔森上将请求凯塞林元帅同意拉平他的防线。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于是伞兵们撤回城内。锡耶纳到处是当兵的。伤员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连古旧的女修道院大墙下的这个院子，也被征用为临时掩蔽所和野战医院，以供最后抵达的大约一百名德军和同盟国军队的伤员使用。新来的年轻外科医生被指派去负责这里的医务工作。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
“这里？”美国人问，“这里曾经是野战医院？”
“是的。”
“可这里没有设备，没有水，没有电。条件肯定很艰苦。”
“是很艰苦。”
“我当时正搭乘运输舰回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疗养院供伤员使用。”
“你算幸运的。在这里，伤员就躺在担架兵把他们放下的地方。美国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有一百多名德国重伤员。他们确实是躺在这里等死。最后，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人。”
“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呢？”
那人耸耸肩。
“哦，他开始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上级军医派来三名勤务兵协助他。他们去附近的民居里找来床垫、草褥和任何可以躺卧的用具。他们还到处去偷床单和毯子。床单都被用来当作绷带。锡耶纳城里没有河流穿过，但许多个世纪前，锡耶纳人已经建造了错综复杂的地下供水渠网，把山里的溪水引到城内的街道底下，让人们可以从井里打水。勤务兵在最近的一个井上安装水桶、链条和辘轳，把水接到了院子里。
“从附近房子里抬过来的一张巨大的厨房桌子放在这里，就在院子中央的玫瑰花丛之间，作为手术台。药品相当缺乏，卫生就更不讲究了。整个下午到黄昏，他一直全力以赴做着手术。夜幕降临时，他跑到当地的部队医院讨煤油灯。在煤油灯照明下，他继续做手术。但这样还是无济于事，他知道会有伤员死去。
“许多伤员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没有止痛药了。有些伤员就在与战友相隔几步远的地方被地雷炸中，另外一些伤员体内嵌着炮弹或手榴弹的弹片，还有一些人的手臂或者腿被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天黑后不久，姑娘来了。”
“什么姑娘？”
“就是一个本地姑娘，一个意大利姑娘，他猜想。姑娘很年轻，也许二十岁刚出头，模样很奇特。他看到她在盯着他看。他点点头，姑娘微笑了，他继续动手术。”
“为什么说模样奇特？”
“鹅蛋脸、肤色苍白，看起来相当平静。一头短发，但不是当时流行的波波头，而是发梢有点内卷的童花头。相当优雅，不是非常轻浮的那种发型。穿的则是一件淡灰色的棉布衬衣。”
“她来帮忙了？”
“不，她走开了。她在那些士兵之间静静穿行。他看见她拿了一块布，在水桶里浸了一下，然后去擦拭他们的额头。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放上了那张手术台，他仍在工作。即使知道是在浪费时间，但他还是继续工作着。他才二十四岁，刚刚成为一个大小伙子，却正在承担一份大人的工作。他累得筋疲力尽，尽力不出差错。骨锯用渣酿白兰地[40]消毒一下就用来截肢，家用的棉线涂上蜂蜡就开始缝合伤员，吗啡快用完了，不得不实行定量配给。伤员们痛得尖叫起来，啊，他们叫得多么……”
美国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天哪，”他轻声说，“你就是外科医生。你不是意大利人。你就是那位德国外科医生。”
那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就是那个外科医生。”
“亲爱的，我感觉脚踝现在好一点了。也许我们还能看到表演的结尾呢。”
“安静点，亲爱的。就几分钟时间。后来发生了什么？”
在田野广场，游行队伍离开了竞技场，参赛者已经面对着宫殿各就各位了。沙土赛道上只剩下各堂区派出的一名鼓手和一名旗手。他们的任务是用旗帜和编队来展示各自的技巧，随着鼓乐的节拍编排出复杂的图案，在比赛开始之前向人群致以最后的敬礼，这也是为他们各自堂区赢得银质圣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h4 >外科医生的故事</h4> 
“我彻夜做着手术，直至黎明。勤务兵跟我一样累了，他们把伤员一个接一个地抬到桌子上，而我在尽最大努力。黎明前，她走了。那姑娘走了。我没有看见她的到来，也没有看见她的离去。
“太阳升起前有一段空闲。从拱门进来的担架在减少，最后停止了。我有时间去洗手，并在伤员中清点夜间死去的人数，以便安排埋葬事宜。”
“死了多少人？”
“没有。”
“没有？”
“没人死去。那天夜晚没人死去，七月一日早晨太阳升起时也没人死去。那边的角落里有三个阿尔及利亚人，胸部和腹部受伤，还有一个人双腿粉碎性骨折。我是在下半夜对他们动手术的。他们都是很坚强的人，仰面静静躺着，也许回想起了来这里为法兰西战斗并牺牲以前，在马格里布荒凉和干燥的山丘间的各自的生活。他们知道自己会死，正等着真主来召唤他们。但他们没有死。
“就在你夫人坐着的地方，曾躺着一个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小伙子。抬进来时，他双手交叉按着肚子。我把他的手掰开。他是想设法把肠子塞回被撕裂了的肚子里去。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肠子放回原来的位置并把腹部缝合。他失血很多，可我没有血浆给他输血。
“黎明时，我听到他在哭，在呼唤母亲。我估计他能撑到中午，但他没死。黎明过后，虽然阳光还没从屋顶上直射进来，但气温已经升高了。当阳光直射时，这个地方将成为火炉。我设法把那张手术台搬到廊柱下的阴凉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希望了。他们能够熬过失血和昏迷，但也没法对付毒辣辣的阳光。
“在廊道下面的那些人很幸运。那里有三个英国人，全都来自诺丁汉。其中一人向我要过烟。当时我英语水平很差，但香烟这个单词全世界通用。我告诉他，肺部被弹片撕裂的话，香烟是万万不能抽的。他笑着告诉我，当亚历山大将军到来时，他至少可以敬他一支烟。真是疯狂的英式幽默。不过，他们很勇敢，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但还是不忘开玩笑。
“担架手从战场上返回时，我留住了三个。他们累坏了，态度也很粗暴，但谢天谢地，传统的德意志纪律起了作用。他们接替了工作，原先的三名勤务兵在角落里蜷缩起身体，马上就睡着了。”
“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游客问。
“这一天是这么度过的。我命令新助手们去周围的房舍里寻找绳子、带子和更多床单。我们在院子两头拉起绳子，把床单搭上去并用衣夹夹住，形成一片小小的阴凉处。但温度还是在上升。水是关键。伤病员们呜咽着要水喝，勤务兵用提桶从井里取来水放到院子里，一杯一杯地递送过去。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道谢。
“我祈求来一阵凉风或者太阳快点下山。没有凉风，但曝晒了十二个小时后，太阳西下，温度也随之降了下来。下午三四点钟时，利默尔森手下的一名年轻上尉意外地走进院子。他停住脚步，凝视着，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吐出一句‘我的天哪’就跑了。我在他身后追赶，大声喊‘我这里需要帮助’。他回过头来说‘我会尽力的’，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也许他确实做了些事情。一个小时以后，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送来了一推车的药品。有止血包、吗啡、磺胺药物等等。太阳下山后，最后一批伤员来了，这次全是德国兵，约有二十人，加上他们，我们这里的伤员总数达到了二百二十名。黑暗中，她回来了。”
“那个姑娘吗？那个奇异的姑娘吗？”
“是的。她出现了，如同头天晚上那样。城墙外面，炮声似乎终于停止了。我猜同盟国军队是在准备他们最后的突破性进攻，以摧毁锡耶纳的防线。我祈求我们能幸免于难，尽管希望渺茫。到最后，除了伤员因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哭声和偶尔的尖叫声，院子里很静。
“我听到她的衣袍靠近我时发出的窸窣声，当时我正在为一个来自斯图加特的装甲掷弹兵动手术，他失去了半边下颚。我转过身，她就在眼前，正把毛巾浸到木桶里的清水中。她笑了笑，在躺在地上的伤员间穿行，跪在他们身边，擦拭他们的额头，轻柔地触摸他们的伤口。我叫她别去碰敷料，但她没理会。”
“那是同一个姑娘吗？”美国人问道。
“是同一个姑娘。没有其他人。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了头天晚上没有发现的细节。她穿着的不是棉布衬衫，而是某种表示宗教级别的服装，那是见习修女的衣服。然后我意识到，她一定来自锡耶纳市内的某个女修道院。而且那件衣服上有个图案，深灰色盖在浅灰色上面，是基督的十字，但有点不同。十字的一条横杠断裂垂下来，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夹角。”
来自大广场的另一声欢呼越过屋顶传了过来。旗手们已经完成表演，之前关在市政官宫殿院子里的十匹马放了出来，来到沙地赛道上。因为这是无鞍赛马会，它们身上配有缰绳，但没有马鞍。赛马会的旗帜在裁判的看台前升起，人群中掀起一阵更响亮的欢呼声。
院子里，游客的妻子站起来试了一下她那受伤的脚踝。
“我觉得我能这样慢慢走。”她说。
“再等一会儿，甜心，”她丈夫说，“然后我发誓，我们一定赶过去看热闹。那么第二个晚上呢？”
“我为最后二十个，也就是最后那批德国伤员动手术，然后我用新到的设备和药品，去给头天晚上的伤员作进一步治疗。我现在有吗啡和抗生素，对于那些最痛苦的危重伤员，我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得平静些。”
“有人死去吗？”
“没有。他们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没人死去。那天晚上没有。整个夜晚，那位年轻的修女一直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言未发，微笑着，用清凉的井水擦拭他们的脸，触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向她表示感谢，想去拉拉她的手，但她微笑着轻轻走开了。
“我二十四小时咀嚼安非他命提神，但下半夜，药品用完，我已经无事可做，勤务兵们也已经在墙边睡着了。我的罩衣、手上和脸上沾满了其他年轻人的鲜血，我坐在那张锡耶纳居民曾经用来吃饭的手术台旁，脑袋枕着双臂睡了过去。太阳升起时，我被一名勤务兵推醒了。他一直在寻找食物，带回来满满一罐正宗意大利咖啡，那一定是战争开始时就贮藏起来的。这是我一生中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那个姑娘，那个年轻的修女呢？”
“她走了。”
“那么伤员们呢？”
“我很快巡视了遍院子，俯身检查每一位战士。都还活着。”
“你肯定很高兴。”
“太高兴了，高兴得难以置信。这根本不可能。设施那么简陋，这里的条件那么艰苦，战士们的伤势那么严重，我的经验又是那么少。”
“这天是七月二日对吗？解放日？”
“对。”
“那么同盟国军队最后攻进来了？”
“错。他们没有进攻锡耶纳。你听说过陆军元帅凯塞林吗？”
“没有。”
“以我的观点，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被低估的指挥官之一。他在一九四○年获得元帅军杖，但在当时，任何德军上将都能在西线打胜仗。而在节节落败时，要在抗击具有优势的敌军过程中撤退则比较难。
“有一类将军能够乘胜前进，另一类将军能够制订边战边退的计划。隆美尔属于第一类，凯塞林属于第二类。他边战边退，从西西里退到奥地利。到一九四四年，凭着绝对的空中优势、先进的坦克、无穷无尽的燃料和供应品，以及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同盟国军队本应在仲夏时就已横扫整个意大利，是凯塞林让他们步履艰难。
“但与某些人不同，凯塞林不是野蛮人。他富有文化涵养，钟爱意大利。希特勒命令他炸毁横跨台伯河的罗马市内桥梁。那都是建筑瑰宝。凯塞林拒绝执行命令，这帮助了同盟国军队向前推进。
“那天上午我捧着咖啡坐在院子里时，凯塞林元帅命令施勒姆上将不放一枪一弹，把整个德军第一空降军团撤出锡耶纳。没有任何东西遭到损毁或破坏。我还不知道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41]请求过夏尔・戴高乐，在他的自由法兰西部队奉命占领城市时，不要破坏它。至于利默尔森与朱安之间是否订立过秘密协定，这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他们谁也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都已去世，但他们都接到过相同的命令：保住锡耶纳。”
“没打一枪？没发一炮？没扔一颗炸弹？”
“没有。我们的伞兵在中午之前开始撤出。整天都在撤兵。下午三点钟光景，外边巷子里响起一阵皮靴走路的脚步声，第十四集团军的军医出现了。冯・斯特格利茨军医总监在战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在总医院时，他连续几天都在做手术，也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他站在拱门下，惊奇地凝视着四周。和我在一起的有六名勤务兵，其中两名在负责取水。他打量我那沾满血迹的白大褂，以及那张已被放回亮堂处的厨房餐桌。他打量放在角落里的那堆散发着异味的肢体：手掌、手臂和腿，有些脚上还套着皮靴。”
“‘这地方怎么像一个藏尸所啊，’他说，‘这里就你一个人吗，上尉？’
“‘是的，长官。’
“‘伤员有多少？’
“‘约二百二十人，将军。’
“‘国籍？’
“‘一百二十名是我们的同胞，约一百名是同盟国战士，长官。’
“‘死了多少个？’
“‘到目前为止，没有，长官。’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然后大声说：‘Unmöglich’。”
“这个德语单词是什么意思？”美国人问。
“意思是‘不可能’。然后他朝一排被褥走去。用不着询问，只要看上一眼，他就能知道伤势的类型、轻重和存活概率。跟随他的随军牧师就跪在那里，为那些在太阳升起前即将死去的伤员进行临终祈祷。军医总监巡视完毕回到原来的位置。他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我身上乱七八糟的：倦容满面，浑身血迹，臭哄哄的，而且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吃饭了。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人，’他最后这么说，‘你在这里完成的任务是无法想象的。你知道我们正在撤出吗？’我说我知道。消息在败兵中传得很快。
“他对身后的军人下命令。一队担架兵从巷子里进来。只抬走德国兵，他告诉他们，把同盟国士兵留给同盟国军队。他在德军伤员中徘徊，只挑选那些能够经受颠簸旅程、翻越基安蒂山抵达米兰的伤员，到那里后，他们才能得到一切最好的待遇。那些被认为完全没有希望的德国人，他让担架兵把他们留了下来。在他下达命令后，七十名德军伤员被抬走了。于是，剩下了五十个德国人，还有同盟国军队的伤员。然后他回到我这里。太阳已经钻到屋后，快要下山了。空气正慢慢变凉爽。他的举止不再粗鲁，看上去只是又老又弱。
“‘得有人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
“‘我愿意留下来。’我说。
“‘那意味着要成为战俘。’
“‘我知道，长官。’我说。
“‘好了，对你来说战争毕竟短暂。等到回国以后，希望我们能再次相会。’
“其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他走进那个门洞，转过身来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你能想象吗？将军向上尉敬礼。我没戴军帽，所以没法回敬。然后他便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六个月后，他死于空袭轰炸。我独自被留在这里，与一百五十名伤员相伴，如果救援不能很快到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会死去。太阳下山，黑夜降临，我的几盏灯已经耗尽了油。但月亮升起来了，我开始给伤员们分发水。等我转过身时，她又回来了。”
此时，田野广场上传来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十名骑师全是长得矮小精干的职业选手，他们已经跨上马背，都手持短柄马鞭，这鞭子不但用于抽打自己的坐骑，还用来抽打靠得太近的其他马匹和骑师。搞破坏是赛马会的一部分，这不是一项适合胆小者的活动。赌注是什么无所谓，胜利才是最激动人心的，而且一旦踏上沙土跑道，什么事都会抛到九霄云外。
被当作起跑线的一条粗绳后面有十匹马，它们按照抽签得出的顺序进行排列。每一位骑师都身穿代表自己堂区的鲜艳盛装，头戴帽盔，手握马鞭，缰绳勒得紧紧的。骏马预先来到绳索后面各自的位置上。最后一匹马就位后，发令员抬头看地方行政长官，等他点头便放下绳子开始比赛。人群如同草原上的雄狮一般发出响亮的吼声。
“她回来了？第三个晚上？”
“第三晚，也是最后一晚。我们干起活来配合默契，像是团队合作。有时候我说话，当然是用德语，但她显然没有听懂。她微笑着，但一句话也没说，即便是意大利语。我们从来没有过肢体接触。她照料着伤员们。我取来更多井水，还换了几次药。军医总监留了新的药品和敷料给我。到黎明时，这些补给品全都用完了。
“第三个晚上，我注意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但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的双手手背上各有一块很大的黑斑，大概有一美元硬币那么大。我没去细想这事，直至多年以后。黎明之前，我转回身时，她已经走了。”
“你再也没有见过她吗？”
“没有，再也没有。太阳升起后，我看见那边的所有高窗上都飘起了旗帜，没有第三帝国的鹰旗，再也不会有了。锡耶纳人缝制了同盟国军队的旗帜，尤其是法国的三色旗。它们在城内四处飘扬。大概七点钟时，我听见外面巷子里的脚步声正渐渐逼近。我很害怕。我从来没见过荷枪实弹的同盟国士兵，但希特勒曾向我们宣传过，他们全都是杀人犯。
“过了一会儿，五名士兵出现在门洞里。他们皮肤黝黑，军装上沾满了尘土和汗水，很难判定他们来自什么部队。然后我看到了洛林十字。那是法国的。只不过，他们是阿尔及利亚人。
“他们对我喊了几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法语和阿拉伯语我都不懂，只好微笑着耸耸肩。我在国防军衬衣和长裤外面套着沾有血迹的罩衫，但他们一定看到了罩衫下面的皮靴，是非常显眼的国防军军靴。他们在锡耶纳以南遭受了重大伤亡，此时此地的我，无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走进院子，大声喊着，在我面前晃着他们手里的步枪。我以为他们要向我开枪了。这时，角落里的其中一名阿尔及利亚伤员轻声叫唤。战士们走过去听他讲了一番话。当他们回来时，语气变了。他们取出一支味道很难闻的香烟，作为友谊的象征逼着我点上火。
“到了九点钟，城里到处是法国人。狂热的意大利居民夹道欢迎他们，姑娘们更是送上热吻。而我则留在这里，与捉到我的人在一起。
“后来，一名法军少校出现了。他会说一点英语，我也一样。我解释说，我是一名德国外科医生，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中有些是法国人，大多数是同盟国军队的。他询问躺在地上的士兵，了解到其中有二十名他的同胞，其他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于是他跑到巷子里，大声疾呼要求援助。不到一个小时，所有伤员全被转移到了现在几乎空荡荡的总医院里。我与他们一起过去了。
“我被羁留在护士长办公室里，由一名持枪士兵看守着。与此同时，一名法国上校军医在逐个检查伤员。这一次，他们全都躺在了铺有干净的白床单的病床上，由意大利护士轮班照料着，帮他们擦洗身体并喂他们能够吃的营养品。
“下午，上校军医来到护士长办公室。跟他一起来的是一位法国将军，名叫蒙莎贝尔，会说英语。‘我的同事告诉我，这些人里有一半原本是会死去的，’他说，‘你是怎样医治他们的？’我解释说，我只是用我已有的设备和药品竭尽全力救治。
“他们用法语交谈。然后将军说：‘我们必须为亲属保留记录。那些死者，不管什么国籍，他们的身份识别牌在哪里？’我解释说，没有身份牌，送进院子的伤员没有一人死去。
“他们又交谈了一番，上校军医不时地耸耸肩。然后将军说：‘请你向我宣誓决不逃脱，留下来协助我的同事。有许多工作要做呢。’我当然服从了。我能逃到哪里去呢？德军撤退的速度比我行走的速度还要快。如果我跑到乡间，游击队会杀死我的。之后，由于缺乏进食和睡眠，我就地躺倒睡着了。
“经过一天一夜二十小时的睡眠，洗了澡、吃过饭，我又有足够的精力工作了。在过去的十天里，由法国人治疗的所有法军伤员都已被转移去了南方的佩鲁贾、阿西西和罗马。在锡耶纳这家医院里的伤兵，几乎全都是从院子里转移过来的。
“伤员们的断骨要接好复位并敷上石膏；伤口的缝线要拆开来，里面的损伤要进行妥善修补。然而，原本会发炎并由此致命的伤口却出奇的干净。被撕裂的动脉似乎已经自行愈合了；出血也已经被止住了。上校是来自法国里昂的一位名医；他主刀动手术，我做他的助手。我们一刻不停地动了一天一夜的手术，没有人死去。
“战争的潮水涌向北方。我被允许与上校军医住在一起。朱安上将来医院视察，并为我对法国伤兵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此后，我被派去专门照料五十名德军伤员。一个月后，我们都撤离到了南方的罗马。没有一个德国兵还想再打仗，经由红十字会的安排，他们被遣送回国。”
“他们回家了吗？”美国人问。
“他们全都回家了。”外科医生说，“美国陆军医疗部队把他们的小伙子用船舶从奥斯蒂亚运回美国去了。弗吉尼亚人回到了谢南多厄河谷。得克萨斯人回到了孤星州。那个哭着喊妈妈的奥斯汀小伙子返回得克萨斯，他的内脏仍在体内，腹壁也已经愈合了。
“法国解放后，法国人也把他们的伤员带回了家。英国人带走了自己人，也带走了我。英军亚历山大上将曾来罗马的医院巡视，听说了在锡耶纳这个院子里的事情。他说如果我再次发誓不逃走，就可以去一家英国医院工作，继续照顾这些德国伤员，直到战争结束。于是我做出保证。德国毕竟已经战败了。一九四五年德国最终投降，和平来临了，我经许可回到已经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故乡——德国汉堡。”
“那么，三十年后你来这里干什么？”美国游客问道。
清晰的尖叫声从田野广场传来。一匹马倒下了，断了一条腿，骑师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余下的九匹马在继续比赛。尽管铺了沙子，但底下的卵石还是会把骨头震得生疼，赛马步伐狂乱，人仰马翻经常发生。
那人耸了一下肩膀，朝四周慢慢地打量了一遍。
“这座院子在那三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是一次奇迹。但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名年轻而热切的外科医生，仅此而已。这与那个姑娘有关。”
“赛马会以后还会有的，”游客说，“跟我说说那姑娘。”
“好的。我在一九四五年秋天被送回了德国。汉堡处在英军占领下。开始时，我在英国人的一家大医院工作，后来转到了汉堡总医院。一九四九年，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非纳粹国家——联邦德国，我也转到了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发展壮大后，我成了合伙人。我娶了一名当地姑娘，我们生养了两个孩子。生活好起来了，德国也繁荣富强了起来。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诊所，用财富去创造新的财富，并由此成了富人。但我永远忘不了这座院子，也永远忘不了穿着修女衣袍的那位姑娘。
“一九六五年，结婚十五年后，我的婚姻宣告结束。孩子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当然很痛苦，但也表示理解。我有了自己的钱，也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一九六八年，我决定回到这里找她，只是为了说一声谢谢。”
“那么你找到她了吗？”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找到了。已经过去二十四年，我猜想她应该有四十多岁，跟我差不多。我假定她仍是一名修女，或者，要是她还俗了，那么应该是一名有了自己孩子的已婚中年妇女。所以我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来到这里，在帕特里齐亚租了一间房，开始寻找她。
“首先我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女修道院。共有三座，全是不同的宗教团体。我雇了一名翻译，查访了每座女修道院。我询问了那里的院长嬷嬷。其中的两座在战时就存在了，第三座是后来建的。当我描述了我在找的那位见习修女后，她们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们还找来了院里最年长的嬷嬷，但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修女，从来没见到过。
“特别之处是她穿过的那种衣袍：浅灰色，胸前缝着一只深灰色的十字。没人认得它。这些女修道院里都没有浅灰色的衣袍。
“我把网撒得大一些。也许她来自锡耶纳以外的宗教团体，在一九四四年德军占领的最后那个星期里，她是在锡耶纳探亲访友。我在托斯卡纳地区闲逛，寻找她所在的女修道院，但一无所获。在我的翻译失去耐心以后，我研究了从前到现在各个修女团体的着装，共有好几款浅灰色的衣袍，但没人见过钉有一条折断了的横杠的十字标志的款式。
“六个星期之后，我意识到希望渺茫。没人听说过她，更不用说见到过她了。二十四年前，她连续三个晚上走进这座院子。她擦拭过濒死士兵们的面孔，还安慰过他们。她触碰过他们的伤口，而且他们没有死去。也许她天生具有通过触摸就能使伤口愈合的能力，但她消失在战火纷乱的意大利，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祝她安好，不管她在哪里，但我知道，我永远找不到她了。”
“但刚才你说你已经找到了。”美国人提醒道。
“我说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外科医生纠正道，“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仍做了最后一次尝试。这座城市有两份报纸，《锡耶纳快报》和《锡耶纳报》。我在两份报纸上各刊登了一份四分之一版面的寻人启事。同时见报的还有一张画，是我画的她所穿过的那件棉衣的式样，这张草图连同文字一起刊登了出来。启事中还许诺，提供相关线索的人将得到奖励。在我准备离开的那天早上，这份启事上了报。
“我在房间里收拾行装，这时候服务台打电话来，说有人在找我。我带着行李下了楼，预约的出租车将在一个小时内抵达，可我再也不需要那辆出租车了，我也错过了那天的航班。
“在大厅里等待着的是个满头银色短发的小老头，僧人打扮，深灰色的衣袍，腰上围着腰带，脚上穿着凉鞋。他手里拿着一份《锡耶纳报》，翻在登有我的启事的那一版。我们转移到大堂咖啡厅坐下。他会说英语。
“他问我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刊登那则启事。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位锡耶纳的年轻女士，她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前帮助过我。他告诉我，他叫弗拉・多米尼科，属于一个信奉禁食、祈祷和学习的宗教团体。他自己毕生的研究课题是锡耶纳历史及其中的各种宗教团体。
“他看起来既紧张又激动，要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是如何在锡耶纳遇到一位衣袍上有这种特殊图案的年轻女士的。这事说来话长，我告诉他。我们有的是时间，他回答，‘请告诉我一切’，于是我告诉了他。”
一匹赛马以半个身位的优势越过终点线时，广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九个堂区的会员发出绝望的抱怨声，而第十个，也就是被叫作“豪猪”的堂区会员，则迸发出欢乐的尖叫声。那天晚上，输掉了比赛的九个同业公会免不了在各自的公馆里喝上几杯，佐以颓丧的摇头叹息和惆怅的空想；而在“豪猪”的会馆里，庆祝活动将是一场狂欢。
“说下去，”美国人催促道，“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对他说了一切。那正是他想知道、他坚持要了解的。从头至尾，所有细节情况，我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出租车来了，我没理会。但我忘了一个细节，直到最后才想了起来。那双手，姑娘的双手。最后我告诉了他，在月光下我看见的姑娘手背上黑斑的具体情形。
“那僧人的脸色变得如同他的头发一般雪白，他开始用手指拨动念珠，双眼紧闭，嘴唇默默翕动。那时我还是一名路德教教徒，不过后来改变了信仰。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
“‘我在祈祷，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为什么，兄弟？’我问道。‘为我不朽的灵魂，也为你的。’他说，‘因为我相信，你已经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然后我请求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于是他向我讲述了关于仁慈凯瑟琳的故事。”
    <h4 >弗拉・多米尼科的故事</h4> 
“‘你知道锡耶纳的历史吗？’他问。
“‘不知道，’我说，‘几乎一无所知。’
“‘锡耶纳历史悠久，经历了许多个世纪。有些世纪繁荣太平，但大多数世纪充满战争、鲜血、暴政、世仇、饥荒和瘟疫。但最可怕的，是一三五五年到一五五九年那两个世纪。
“‘在这两百年里，锡耶纳城内外掀起了连绵不断、毫无意义且无利可图的战争。整个城市不断遭受着可怕的雇佣兵的掠夺和袭击，软弱的政府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城民。
“‘你一定知道，那时候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只是一些公国、侯国、小小的共和国和城邦国，这些地方的统治者经常想攻占其他人的领地，有些甚至真的打起仗来。锡耶纳是一个城邦共和国，时常受到佛罗伦萨公国的觊觎，最终，我们被归到了美第奇家族科西莫一世的掌控之下。
“‘但那件事发生在最糟糕的时代，一五二○年至一五五○年，那就是我要说的那段时间。在被称为蒙蒂的五个宗派的统治下，锡耶纳城邦国的政府处于混乱状态。蒙蒂集团内部相互之间争斗不断，最后毁掉了这座城市。一五一二年之前，锡耶纳一直在潘多尔福・佩特鲁齐[42]一个家族的统治之下，他们施行暴政，但至少局势得到了稳定。潘多尔福死后，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之中。
“‘市政府本应该是巴利亚，那是一个由地方行政官组成的永久性的委员会，佩特鲁齐是巴利亚的主席，老练而无情。但巴利亚的每位委员同时也是互相竞争的蒙蒂集团的成员。他们没有为管理城市通力协作，而是忙着倾轧相争，结果把锡耶纳给毁了。
“‘虽然潘多尔福本人已死，但该家族仍统治着巴利亚。一五二○年，佩特鲁齐家族的一支旁系生了一个女儿。女孩四岁时，佩特鲁齐家族失去了对巴利亚的控制，于是蒙蒂集团的其他四个宗派便肆无忌惮地争斗了起来。
“‘女孩长大后既美丽又虔诚，颇为她的家族增光。他们全家都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座庞大宫殿里，远离街上的贫困与混乱。其他富家娇生惯养的姑娘们变得即便称不上放荡，也十足任性、邪恶，而凯特琳娜・佩特鲁齐[43]却仍然端庄、娴静，心思都放在宗教事业上。
“‘她与父亲的唯一隔阂是婚姻问题。当时，女孩子十五六岁出嫁司空见惯，但年复一年，凯特琳娜回绝了一个又一个求婚的小伙子，这让她父亲十分恼火。
“‘一五四○年，灾难降临锡耶纳，也波及了周围的乡村地区；饥荒、瘟疫、骚乱、农民暴动和内部派系斗争，把这个城邦国家搅得一团糟。因为有宫殿围墙和父亲的卫兵保护，再加上时间都用来在家看书、做女红和上家庭小教堂做弥撒，凯特琳娜本应该是能幸免于难的。但在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去参加一个舞会，却永远没能抵达。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因为她的告解神父用拉丁语写过一份文件留存了下来，老神父是佩特鲁齐家族的精神导师。那天，她带着一名侍女坐上马车，因为街上很危险，同行的还有六名卫兵。
“‘半路上，她的马车被斜停在街上的另一辆马车挡住去路。她听到了喊声，一个男人在痛苦地尖叫。她不顾身旁伴媪的反对，撩起窗帘朝外看。
“‘另一辆马车属于蒙蒂集团里的一个敌对家族，好像有一名老乞丐在街上跌倒了，使得拉车的马匹受惊后转向。坐在马车上的是一位性格暴戾的年轻贵族，他勃然大怒，跳下马车夺过卫兵手中的棍子，残忍地抽打起乞丐来。
“‘凯特琳娜也毫不犹豫地跳下马车，泥泞的地面弄脏了她的丝绸绣花鞋，她朝那人大喊，要他停下。男子抬起头，她看到那是她父亲希望她与之结婚的一个年轻贵族。对方看到她马车门上的佩特鲁齐盾形标志，停下手里的棍棒，回到自己的马车上。
“‘姑娘蹲在泥地里，扶住老乞丐污浊的身躯。他被打得快要死了。虽然这样的人身上有寄生虫，而且又脏又臭，但在他死去时，她还是用双臂挽着他。传说里是这么讲的：当她俯视着那张精力耗尽、痛苦不堪、沾满泥水和血污的面孔时，她认为她看到了基督临死时的面孔。我们的古代编年史书上说，耶稣在死去前轻声说，照顾好我的人民。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目击者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我们只有一位老教士多年后在一座孤独的修道院里写下的文字。但无论发生的是什么，那些事都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回到家里，在宫殿的院子里烧掉了自己所有的衣物。她还告诉父亲，她要远离尘世，遁入空门。父亲当然没有同意，断然阻止了她。
“‘违拂父亲的意愿，这种事情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她去到城内每一座尼姑庵和女修道院，要求当见习修女，但她父亲派出的信使跑在她前面，于是她到处遭到谢绝。她们全都知道，佩特鲁齐家族余威仍在。
“‘如果她的父亲认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她，那他可错了。她从家里拿走自己的嫁妆财宝，又与蒙蒂集团里的一个敌对家族秘谈，商定了某座庭院的长期租赁事宜。这院子不大，是圣则济利亚修道院的地方，与修道院仅一墙之隔。僧尼们已经不用这块地了。它大约有二十米宽，三十米长，一边有一排廊柱，立在高高石墙下的阴影之中。
“‘为进行更彻底的分隔，院长神父在修道院通往院子的唯一一座拱形门洞里装上了一扇用橡木做成的厚实木门，并用粗大的插销锁住。
“‘在这个院子里，年轻的女士为大街小巷的穷人和贫民们建立起提供庇护的避难圣所。如今，我们称之为贫困救济所，但那时候，当然是没有这种机构的。她剪去飘逸长发，穿上一件普通的灰色棉布衬衣，赤着脚穿行在穷人中间。
“‘在这座院子里，穷人、社会弃儿、跛子、乞丐、贫苦人、流浪汉，因怀孕而被逐出大户人家的女佣人、盲人，还有病人，都找上门来。
“‘他们躺在院子里，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与老鼠和跳蚤为伴。她为他们擦拭身体，照料他们的伤口和脓疮，用她剩余的嫁妆买来食物，为了维持这项事业，还到街上讨钱。当然，她的家庭已经与她划清界限。
“‘但一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人们开始称她为仁慈凯瑟琳，这个院子开始收到来自富人和罪人的匿名捐助。她的名声越过高墙，传遍城内大街小巷。另一个年轻女子放弃优裕的家庭，加入她的慈善事业。然后又有两名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到了第三年，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都听说过她。她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
“‘你肯定知道，先生，那时候是天主教会最可怕的时期。即使我也不得不这么说。由于长期享有特权和财富，天主教会开始贪污腐败。教会的许多主教、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过着君主般的生活，骄奢淫逸，追求肉体欲望的满足。
“‘这已经影响到了人民群众，他们在寻找新的指引。这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北欧，情况甚至更糟糕。马丁・路德[44]掀起宗教改革，英格兰国王已经与罗马分道扬镳。在意大利这儿，关于真正的信仰的争议炸开了锅。在仅仅相隔几英里的佛罗伦萨，布道的僧人萨佛纳罗拉[45]遭到严刑拷打，人们要求他认错并放弃新教信仰，之后，他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但即便他死了，反抗的声音仍在继续传播。
“‘教会需要改革，但不是分裂，然而许多当权者看不清这种形势，锡耶纳的主教鲁多维科就是其中之一。他最担惊受怕，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宫殿变成了一个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场所。他包庇纵容富人，以此换取他们的财富。然而在他的城里，差不多就在他眼皮底下，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士以自己的行动做出榜样，使他蒙受羞辱，而且人们全看在眼里。她没有像萨佛纳罗拉那样进行宣讲或煽动群众，但鲁多维科还是感到害怕。’”
在田野广场的裁判台上，赛马会优胜奖被颁发给了获胜的堂区领导人。饰有“豪猪”图案的旗帜得意洋洋地狂舞着。他们即将高歌欢呼，奔赴胜利的宴会。
“我们全都错过了，亲爱的。”美国人的妻子说。她又试了一下受伤的脚踝，发觉现在好多了，“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
“故事只剩一点点了。我答应你，我们等会儿去看所有的庆祝活动和盛装表演，这些会一直闹腾到黎明呢。那么她后来怎么样了？仁慈的凯瑟琳后来怎么啦？”
“‘第二年，主教的机会来了。那年夏天特别热。大地被烤焦了，河流也干涸了，大街上躺满了人和牲畜的尸体，老鼠大量繁殖。然后，一场瘟疫降临。
“‘那是可怕的黑死病，成千上万人病倒死去。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淋巴腺鼠疫，是由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但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愤怒的神明显灵，降难于世，要安抚愤怒的神，得有一个牺牲品。
“‘当时，为使自己和三名助手与城里的其他修女有所区别，凯特琳娜设计了一个图案，绣在她们四人所穿的衣袍上：耶稣的十字架，但有一条横杠折断了，以表示上帝为他的子民以及他们的行事方式感到悲痛。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这一情况，是因为那位年迈的告解神父在多年以后写下了这些回忆。
“‘主教宣称这个图案代表异教，并煽动了一伙暴徒，其中的许多人从他那里得到了报酬。他宣称，这次瘟疫来自那座院子，是由晚上睡在那里但白天聚集在街头的乞丐们传播的。人们愿意相信该有人对他们的病负责。暴徒们于是向这座院子奔去。
“‘年迈的记录者现已作古，但他声称，自己从多个来源听说了所发生的事。听说暴徒们冲过来时，三个助手把破毯子披在棉衣外头，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凯特琳娜留了下来。暴徒们破门而入，殴打了在那里的男女老少，把他们赶到城墙外，任凭他们在乡野中挨饿，自生自灭。
“‘然而，暴徒们把愤恨都发泄在了凯特琳娜身上。她必定是处女，但他们按住她，对她多次施暴。暴徒中一定有主教卫队的士兵，蹂躏完之后，他们把她钉在了院子尽头的木门上，她最后死在了那里。’
“就这些，”德国人说，“七年前弗拉・多米尼科在酒店咖啡厅里就告诉了我这些。”
“没有了？”美国人问道，“他没有再说别的吗？”
“还有一些情况。”德国人承认道。
“告诉我，请告诉我所有情况。”美国游客请求说。
“嗯，根据那位老僧侣所说，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在谋杀发生的当晚，城里来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山丘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天黑得使太阳，乃至后来的月亮和星星，全都失去了光辉。然后就开始下雨了。那场雨前所未有，它凝聚了极大的力量和愤怒，似乎整个锡耶纳城遭到了高压水枪的喷淋。暴雨下了整整一夜，并持续到第二天上午。然后雨过天晴，云开日出。
“‘锡耶纳已经被荡涤干净，聚积在每一处裂缝内的污垢都被冲走了。洪水冲过街道，从城墙的缺口流淌出去，汇入到下游的山溪中。雨水带走污物和老鼠，如同基督的泪水一般，洗刷了坏人的罪行。
“‘几天后，瘟疫开始收敛，不久便消失。那些参加了暴行的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其中一些人回到这个院子，里面空荡荡的。他们从门上取下那具残破的遗体，想按基督教习俗掩埋，但神父们害怕主教，怕担上异教徒的指控，于是，几个胆子大的人把尸体装上一辆垃圾车，拉出城来到乡间。他们把尸体烧了，把骨灰撒进山溪里。
“‘佩特鲁齐家族的告解神父用拉丁语记载了这一切，他没有写确切的年份，甚至没有写明月份和日期。但在另一本编年史中，提到了那场特大暴雨的确切时间。那是一五四四年的七月份，大雨是在二日傍晚开始下的。’”
    <h4 >结局</h4> 
“赛马节的日子，”美国人说，“也是解放日。”
德国人微微一笑。
“赛马节的日期是后来定的，德军的撤退则是巧合。”
“可她回来了。四百年之后，她回来了。”
“我相信是这样。”德国人静静地说。
“照料战士们，就像照料那些强暴了她的人。”
“是的。”
“那么她手上的标记呢？是被钉到木门上时钉子穿过的孔？”
“是的。”
美国游客凝视着那扇橡木门。
“那些污渍，是她的血？”
“是的。”
“噢，天哪。”游客说。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问道：“那么你是在照顾这个花圃？为了她？”
“我每年夏天来这里。清扫院子，料理玫瑰。这只是向她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今天是七月的第二天。她还会来吗？”
“也许会来，也许不会。但有一件事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男女老少，锡耶纳今晚没人会死。”
“这肯定会有开支，”游客说，“要使这里保持原样是有成本的。如果有什么事……”
德国人耸耸肩。“也不一定。墙边的凳子上有一只捐款箱，是在为锡耶纳的孤儿们募捐。我觉得她会喜欢这种方式。”
这位游客在美国人里也算是慷慨大方的。他把手伸进夹克，摸出厚厚一叠纸币。他转向捐款箱，抽出六张塞了进去。
“先生，”他一边扶起他的妻子，一边对德国人说，“我很快就要离开意大利，飞回美国堪萨斯了。我要去经营农场，养牛。但我不会忘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曾经来过她死去的这座院子，而且只要我活着，就会永远记住仁慈凯特琳娜的故事。来吧，甜心，我们也去看热闹。”
他们离开院子，转入巷子，朝通往远处传来欢庆喧闹声的街道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从她原先一直藏身的廊柱阴影深处走了出来。
她也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上衣，头发编成紧凑的玉米辫子，脖子上挂着一串具有民族特色的珠子。她的肩上还斜挂一把吉他，右手晃荡着一只沉重的背包，左手拿着她自己的手提袋。
她站到男人身边，从自己的胸袋里掏出一支大麻烟卷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递给他。
“他留下多少？”她问。
“五百美元。”男的说。他说话已经没有了德国口音，完全是英国伍德斯托克西部的腔调。他倒空木箱内的美元，把钱塞进自己的衬衣口袋。
“这故事很棒，”他的伴侣说，“我喜欢你讲故事的风格。”
“还行吧。”嬉皮士谦逊地说，一边提起自己的帆布背包准备离开，“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总是信以为真。”

公 民
他最喜欢回家的航程。三十多年来，在驾驶英国航空公司大型客机环绕世界的飞行生涯中，他去过七十多个大城市，其中大多是首都，原先的新奇感早已消退。
三十年前，身穿袖口上有金光闪闪的两圈纹饰的初级副驾驶制服，机警灵活的他曾经热衷于遥远和陌生的地方。在飞机中途停留期间，他探访过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夜生活，游览过远东地区的寺院和庙宇。现在，他只想早点回到位于英格兰多尔金附近的家中。
以前，他曾与几位漂亮的空姐有过一些短暂而炽热的风流韵事，但在苏珊嫁给他以后，这种事情就自然而然停止了。在宾馆床榻上度过的五千个夜晚早就成了过去，现在他只想跳上自家的床，闻一闻身旁苏珊身上的薰衣草香。
他有两个孩子。儿子查尔斯是苏珊在蜜月时怀上的，现在是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从事电脑编程工作；女儿詹妮弗刚满十八岁，在约克大学攻读艺术史。孩子们给了他家庭的稳定感，为他增添了更多想家的理由。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了，届时，驾着他那辆两厢轿车驶上水车巷，而苏珊在家门口等候着，这种情景的魅力远胜于他国异乡的任何景致。
在运送机组人员的大客车上，走廊的另一面，他的后备机长正一动不动地盯着司机的后脑勺。在他左边，他手下两名副驾驶的其中一位，还在好奇地凝视着不断被抛到身后的曼谷城内的霓虹灯海。
在这辆冷气十足的员工大巴后部，坐着机组人员：一位乘务长以及十五名乘务员，其中四个男的，十一个女的。两天前，法龙和他们一起从伦敦希思罗机场飞过来，乘务长能处理从驾驶舱舱门到尾翼间的一切事务，和他一样，乘务长也是个老手。
机长阿德里安・法龙的任务，只是把载有四百多位能让他赚到工钱的旅客的这架波音747-400珍宝客机，从曼谷飞到希思罗，如同他飞行日志里即将记录的那样，从BKK（曼谷国际机场）到LHR（伦敦希思罗机场）。
在起飞前两小时，这辆机组人员的大客车开到机场周界，在门口警卫点头之后，朝着英国航空公司办事处驶去。等待的时间很漫长，但法龙机长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而从英航办事处传来的消息是，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十五分从悉尼飞过来的一○号航班“快鸟”，将准时于曼谷时间晚上九点四十五分降落。事实上，飞机已经在作着陆准备了。
在机组人员乘坐的大巴后方一英里处，有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车上只搭载了一人，乘客舒舒服服地坐在身穿制服的司机后面。轿车和司机都属于高档的文华东方酒店，而这位打扮得无可挑剔的高管人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三天。汽车的后备箱里放着他的旅行箱，那是一只硬壳箱，真皮制作，搭配实心铜锁，让高级商务人员出行时显得轻松又体面。他的身边还放着一只公文包，真鳄鱼皮制作。
在他那件剪裁得体的奶油色丝质西装的胸袋里，放着他的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是雨果・西摩，口袋里还有从曼谷返回伦敦的机票——当然，是头等舱的。当一○号航班“快鸟”离开跑道，朝英航候机室滑行时，这辆豪华轿车在办理登机手续的大厅外停下了。
西摩先生没有自己推行李车。他举起一只白净的手，一名小个子泰国搬运工立即跑了过来。付过司机小费后，西摩朝敞开的汽车后备箱内的那只旅行箱点了点头，随后便跟着搬运工进入候机大厅，朝英航头等舱柜台走去。他暴露在热带地区黏糊糊的热空气中的时间，大约只有半分钟。
办理头等舱登机手续用不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柜台后面的年轻英航职员正空着。不到十分钟，那只牛皮行李箱就已经由皮带输送机送到行李处理区去了，在那里，它会被贴上写明英航飞往伦敦航班的标签。西摩先生拿到了登机牌，头等舱候机室的位置也已获悉，就在护照检查柜台的另一边。
穿制服的泰国移民局官员瞟了一眼玫瑰红的护照，接着检查登机牌，最后去看玻璃屏风后面的那张脸：中年，略有晒黑，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头修剪打理过的铁灰色头发，一件毫无汗渍的柔软丝质白衬衫，从吉姆・汤普森商店买的丝质领带，奶油色的丝质西服出自曼谷著名的裁缝店，这类店铺不用三十个小时就能做出一件萨佛街[46]名牌货的仿制品。他从玻璃屏风底下把身份证件递了回去。
“萨瓦迪卡。”英国人西摩轻轻说了一句。听到用泰语表达的感谢，泰国官员点点头，露出一丝赞许的笑容，外国人一般可不会这么说。
在视线以外的某个地方，从悉尼抵达曼谷的旅客正从波音客机上鱼贯而出，踏上通往移民局卡口的一条长长的廊道，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转旅客。飞机上的乘客全都走空后，清洁工将登机打扫机舱里的五十九排座位，清理出十四袋分类垃圾。西摩先生提着鳄鱼皮公文包，静静走向头等舱候机室，在那里，他受到两个极为漂亮的泰国女服务员的热情招待。她们将他引到座位前，还给他端来一杯清甜可口的白葡萄酒。他安静地埋头阅读《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在这间宽敞、凉爽且豪华的休息室里，还坐着另外十九位头等舱旅客。
他不会劳神去注意的是，他办理头等舱登机手续的地方与公务舱的登机手续柜台仅相隔咫尺。英国航空公司这架波音747-400客机共有十四个头等舱座位，十个座位已经售出，这其中有四人是从悉尼赴伦敦的旅客。西摩先生是六名从曼谷登机的头等舱旅客之一。公务舱的二十三个座位已全部售出，其中，十八位乘客将在曼谷登机。当时，这些公务舱旅客在与他相隔咫尺的柜台前排队办理登机手续。
在他们旁边的是经济舱旅客的队伍。柜台前挤了一大群人，缓慢地向前挪动。十只柜台全力应付着差不多四百名旅客。旅客中有自己拖着行李的希金斯一家人。他们乘坐机场班车过来，车上虽然开着空调，但有那么多乘客呼出来的热气，即便开了空调也无济于事。经济舱旅客汗流浃背，一副狼狈相。希金斯一家花了将近一小时才进入候机室，匆匆去过免税商店后，总算在禁烟区里坐了下来，还有三十分钟时间才能登机。机长法龙和机组人员早已经在飞机上了，但最早登机的是客舱的乘务员。
机长及机组人员照例在办公室里花了十五分钟处理文书工作：最重要的飞行计划告诉他航程距离、需装载的燃料的最低限量，以及今天晚上他必须遵照执行的航线细节情况。所有这些信息都已经提交给了曼谷到伦敦航线上的各个空中交通管制中心。他仔细看了一下航路上的气象资料，另一端的英国将会迎来一个平静的夜晚。他驾轻就熟地翻阅“机组人员须知”，记住与他有关的那几页内容，对无关紧要的大部分文字未加理会。
当最后一份文件被保存好或是签字退还后，四位飞行员做好了登机准备。他们比旅客提前了很多时间，而那些从悉尼抵达的人早就走光了。清洁工还在飞机上，但那是乘务长哈利・帕尔弗里负责的事情，他会不慌不忙地以惯常的优雅姿态予以处理。
乘务长所关心的并不单单是泰国的清洁工，所有的洗手间也都要通风和打扫，然后进行检查。为四百位旅客准备的充足食物和饮料正在装上飞机，他甚至还从另一架刚从希思罗飞来的喷气客机那里搞到一些伦敦刚出街的报纸。帕尔弗里先生的工作忙过半时，机长和飞行员们登机了。
在夏天，法龙机长只需两名副驾驶陪伴，但现在是一月下旬，迎面而来的西北风使飞机的飞行时间增加到十三个小时，这就需要一位能换班的机长了。
阿德里安・法龙自己认为这没必要。驾驶舱后部的左手边有一个小舱室，里面有两张床铺，而且，机长将飞机转为自动驾驶模式交由另外两位飞行员控制，自己抓紧时间睡上四五个小时，这再寻常不过了。但规定必须执行，因此这班客机安排了四名飞行人员，而不是三名。
当四个人沿着长长的通道走向几乎是空荡荡的飞机时，法龙朝那位年轻的副驾驶点了点头。
“劳驾，吉姆，去巡视检查一下。”
刚才在机组人员大巴上凝视远去的曼谷的那位年轻人点了点头，打开入口通道尽头的一扇门，走进闷热又黏腻的夜幕中去了。这是他们全都讨厌的例行工作，但又不得不做，于是通常会被派给他们中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那个人。如果把这架珍宝客机从机艏到尾翼、从一侧翼尖到另一侧翼尖，整个装入一只四方盒子里，那么这只盒子的占地面积将会超过一英亩。巡视检查员要做的就是绕整架飞机走一圈，看看该在的东西是否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就这一件事。一块嵌板也许有一半脱落了，一摊地勤人员没能发现的液体也许意味着泄漏。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虽然有地勤人员，但航空公司总是喜欢由自己的人员去做最后的巡视检查。
有时候，外面天寒地冻或者赤日炎炎，这种时候运气就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勤奋的副驾驶二十分钟后回来时一定汗流浃背，还带着被虫子咬的几个小包。不过飞机各方面情况都很正常。
机长法龙从入口舱门处的舷梯爬上上层舱，然后经由驾驶舱门走进他的领地。没过几分钟，两位机长及另一位副驾驶已经脱下西装并挂到休息室门后。他们已经坐在了各自的位子上。法龙自然是坐左边，资深的副驾驶坐在他右边。为了不影响他们工作，替班的机长走进休息舱室研究起股票行情来。
法龙事业刚起步、从贝尔法斯特的常规飞行转为长途飞行时，他还处在需要一名领航员和一名机师的那个年代。但那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他的机师现在是他头顶和面前的一排排技术设备；仪表盘、操纵杆和电钮多到足够承担机师的所有工作，甚至更多。他的领航员现在是三套惯性基准系统，其中的“黑匣子”可以完成领航员的一切任务，而且更快。
大副正在浏览五份独立的安全检查单的第一份——启动前检查，法龙则看了一眼装载单，在所有的行李确认装载完毕、乘务长帕尔弗里按人头清点完旅客人数后，他要签署这份文件。机长的噩梦倒不是旅客登机了，行李却没装上——那可以由下一班飞机装运过去——而是行李已经装载完，旅客却没登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行李必须卸下，直至排除无人认领的行李。天知道那种行李里会有什么东西。
整架飞机仍由其辅助动力装置供电，这种辅助动力装置实际上是几乎没有旅客知道的第五代喷气式发动机。这架巨型飞机上的辅助动力装置足以驱动一架小型战斗机；它能使客机不依靠外界的帮助独立发电，提供照明、驱动空调、发动引擎，等等。
在经济舱旅客的休息大厅里，希金斯先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朱莉都已经累了，而且孩子开始变得躁动不安。他们四个小时之前就离开了下榻的二星级酒店，按现代化的旅行方式来说，这一路上他们是够累的。把行李装上大客车，确保没有遗漏任何物品，排队等待，坐在狭小的座位里，遇到交通堵塞，担心迟到，又是一拨塞车，从班车转到机场，同时找行李、找孩子、找小推车，在办理登机手续柜台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排队等待，随身行李接受X射线安检设备检查，因为皮带扣子触发了警报系统，还要进行身体检查，孩子因为玩具娃娃被拿走并放到安检设备上而哭闹，在免税商店选购一些糖果，继续排队等待……最后，总算，坐到了登机前的硬塑料椅子上。
朱莉已经对无尽的等待感到厌烦了，她抱着在当地购买的一个玩具娃娃开始到处走动。几码距离外，一个男人叫住了她。
“嗨，小朋友，这洋娃娃真漂亮。”
她停下来盯着他看。他一点也不像她爸爸。他穿着中跟牛仔靴、脏兮兮的破牛仔裤和牛仔衬衫，还挂着一串民族风格的珠子，身边放着一只小小的背包。他的头发已经结块，很可能好长时间没洗了，下巴上留着一大把杂乱的胡子。
假如朱莉・希金斯知道远东地区有许多西方来的背包客，就会意识到，这个刚刚与她搭话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她才八岁，不太可能知道。远东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一部分是因为那里生活轻松、物价便宜，另一部分原因是，那里通常更容易搞到他们所依赖的毒品。
“她是新的，”朱莉说，“我叫她普吉。”
“好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呢？”那嬉皮士拖长声音说。
“因为她是爸爸在普吉岛买的。”
“我知道那里。黄金海滩。你刚刚在那里度完假吗？”
“是的。我和爸爸一起游泳了，我们还看见了各种各样的鱼。”
这时候，希金斯夫人用脚趾头碰了下她丈夫的脚，并冲他们女儿所在的方向点点头。
“朱莉，快回来，亲爱的。”希金斯先生用他女儿能听懂的一种声调叫道。这种声调意味着不赞成。朱莉快步朝他们走了回来。希金斯盯着那个嬉皮士。这是他所厌恶的那种人：自由散漫，肮脏邋遢，而且几乎个个吸毒，他最不希望女儿和这种人说话。嬉皮士觉察到了这一点。他耸耸肩，掏出一包香烟，看到头顶上方有禁烟标志，便慢慢晃到吸烟区去点火了。希金斯夫人嗤之以鼻。这时，广播开始呼叫旅客准备登机，首先是34排到57排。
希金斯先生看了一下他的登机牌：第34排，座位号D、E和F。他召集家人，检查了每个人的随身行李，然后排到队伍的末尾。
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的起飞时间肯定是要延误的，那只是对外公布的时刻，一般来说都是假的。法龙机长关心的是，他是否能从曼谷机场控制塔得到在零点零五分前起飞的时限，他想赶在那个时限起飞。在现代民航界，获得起飞或着陆的时限才算数。如果你在西欧或北美错过这个时限，就有可能要在空中盘旋一个小时才能等到下一个时限。
延误二十分钟没有关系，他知道他可以在飞行途中补回来。由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南部上空的强逆风，他的飞行计划中的预计航程为十三小时二十分钟。因为伦敦位于零时区，时差应该是七个小时。在这个一月份的寒冷早晨，他大约会在六点二十分抵达伦敦。伦敦的室外气温接近零摄氏度，而此时此地，在午夜的曼谷，气温二十六摄氏度，湿度则高达百分之九十。
有人敲了敲驾驶舱门；乘务长拿着一份载客名单走了进来。他和手下的乘务员已经按人头数清点过了。
“四百零五名旅客，机长。”
人数相符。法龙签好装载清单，递回给帕尔弗里。乘务长随即走下楼梯回到最后一扇开着的舱门边，把单子交给英航地勤人员。在这架庞大的飞行器外面，最后一批地勤服务人员的工作即将完成。行李舱的门已经关上，输油软管也已卸去，车辆退回到了安全位置。这个庞然大物即将发动四台硕大的劳斯莱斯引擎开始滑行。
在头等舱里，西摩先生已经脱去他那件优雅的丝质西装，挂在了前面的衣柜里。他仍戴着丝质领带，但已经松开结头。一杯香槟酒在他手肘边冒着气泡，乘务长已经为他送来了最新的《金融时报》和《每日电讯报》。乘务长帕尔弗里先生卑躬屈膝，他喜欢那些他看作是“高素质人群”的乘客。即使是服侍那些打扮得像露宿街头的流浪女人的好莱坞明星，对他来说也很满足。
法龙监视着飞行甲板上的发动前检查工作。他能够看到前方和下方的牵引车。牵引车虽小，但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牵引车，“快鸟”一○号就无法动弹，因为它现在面对着航站大楼，在没有外力协助的情况下无法调头。
法龙从曼谷机场的地面管制室得到了发动引擎的许可。在牵引车开始把这架747-400型客机朝后推动的同时，四台劳斯莱斯524发动机开始运转。法龙不需要地面协助来启动引擎，靠辅助动力装置便可完成。
在法龙的命令下，副驾驶把手伸向头顶上方的仪表板，拉动四号发动机的开关，同时，他的另一只手在操作这个发动机的燃油控制开关。然后，他又把这些动作重复了三遍，相继启动了四号、三号、二号和一号引擎。同时，自动燃油控制系统将发动机慢慢推升至“闲置”状态。
牵引车现在正以九十度的角度移动“快鸟”一○号，使它的鼻艏对准滑行道，以免飞机的喷射气流会掀翻它身后的东西。完成牵引后，牵引车司机通过其佩带的耳机通信系统向驾驶舱报告，车辆的拖杆仍插在飞机的鼻轮旁边。他要求飞机制动。
他这么做是对的。要与飞机脱开，他必须从牵引车上下来，走到珍宝机的鼻轮旁，把拖杆从插座中拉出来。如果飞机未制动，他就会被前轮碾成肉饼。法龙采取了制动措施，并知会司机。在他下方五十英尺的地面上，牵引车与飞机脱开后驶到一边，司机按程序举起了从拖杆插座处拿来的一面旗帜。法龙朝他挥挥手以示感激，然后牵引车就开走了。地面管制中心同意飞机开始滑行，并把它交给了管制塔台调度管理。
希金斯一家人终于在34排的座位上坐停当了。他们运气很好。座位G没有人，所以一整排的四个座位都归他们了。约翰・希金斯坐在了靠一侧走廊的D座；他的妻子坐在靠近另一侧走廊的G座。朱莉坐在他们中间，不停地哄着普吉，向她保证她会舒舒服服地度过一个平安的夜晚。
“快鸟”一○号沿着滑行道滑向起飞点，它那庞大的机身全凭鼻轮导向，由法龙左手下的舵柄操纵。法龙机长一直保持着与塔台的通信联络。抵达主跑道终端时，他发出起飞请求并立即获得了允许。这意味着他可以不经停顿从滑行直接起飞。
珍宝客机转入跑道，把鼻艏对准了中心线。位于跑道上方的机长把油门杆朝前推，然后用手指按下起飞增速开关。四台发动机的功率全都自动升到了预置的数值。
珍宝客机加速时，旅客们能觉察到隆隆声在不断变大。他们和在飞行甲板上的机组人员，都听不见舱外四台喷气发动机的号叫声，但他们能够感受到发动机的动力。远处航站大楼的灯光一闪而过。控制钮一经按下，鼻轮便离开了沥青跑道。头等舱里的乘客听到了他们脚下的第一阵金属声，但这是重量消失后油压减震器的伸展声。十秒钟之后，主起落架提了上来，飞机升空了。
在飞机离开地面后，根据法龙的指令，副驾驶按动开关收起整副起落架；又是一阵沉闷的金属声，然后所有的噪音和震动都停止了。客机以每分钟一千三百英尺的速度爬升到一千五百英尺，然后放慢了速度。在增速时，法龙命令副驾驶把襟翼按次序收回来，从二十度到十度、五度、一度、零度，到了这时，飞机的所有部件便全都归位了。
在34排D座，约翰・希金斯原先紧紧抓着座椅扶手的双手终于松开了。他不习惯坐飞机，更讨厌起飞，但他尽力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来。他瞥了眼走廊，看到那个嬉皮士的位置就在斜对面，离他只有四排，30排C座。长长的走道向前延伸，一直到分隔经济舱与公务舱的横舱壁。那里有一整间厨房和四个洗手间。他能看到四五个空姐已经在来回走动，为迟来的晚餐做着准备。上一顿饭是六个小时前在酒店里吃的快餐，现在他已经饿了。他转过头帮助朱莉摆弄机上的娱乐系统，从里头找到卡通频道。
从曼谷机场启程的飞机一般都朝向北方。法龙把正在爬升的客机稍稍朝左舷转向并朝下面望去。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在他们的后方是曼谷所处的泰国湾，越过整片国土的那一边，是安达曼海。两处水域之间是泰国，月光映照着一望无际的稻田，整个国家好像都是水做的。“快鸟”一○号爬上三万一千英尺高空，开始平飞，客机沿着飞往伦敦的其中一条航线，沿途将经过加尔各答、德里、喀布尔、德黑兰、东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地区和德国上空。他将“快鸟”一○号转为自动驾驶模式后伸了一下懒腰，上甲板的一位女乘务员适时端来咖啡。
在30C，嬉皮士看了一下送过来的晚餐菜单。他的胃口很小，真正想享用的是香烟。航程有十三个小时，加上在希思罗机场行李提取处等待他那只硕大的帆布旅行包的另一个小时，然后才能溜到外面去点上一支烟。
“牛肉。”他对站在旁边满面笑容的空姐说。听他的口音似乎是美国人，但他的护照写着是从加拿大来的，名叫多诺万。
 
在伦敦西区一间相当隐蔽的办公室里，一部电话响了起来。坐在书桌后面的那个人瞟了一眼手表。五点三十分，天已经黑了。
“你好。”
“老板，英航010航班已经离开曼谷起飞了。”
“谢谢。”
他挂断电话。威廉・“比尔”・布特勒不喜欢在电话上长时间交谈。他其实根本就不喜欢交谈。人们知道他的个性，也知道他是一位好领导，是个惹不起的人。他的所有部下都有所不知，他曾经有个深爱着的女儿，那是他生命中的骄傲，但她上大学之后却因为吸食过量海洛因而去世。比尔・布特勒不喜欢海洛因，更不喜欢把毒品走私进来的人。就他所从事的工作来说，他是毒品的死对头。他的部门代表英国海关对毒品发起了永不妥协的战争。这个部门被简称为“重击组”，比尔・布特勒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投身于打击毒品的工作。
 
五个小时过去了。几百份盒装的加热食品已经被分发一空，塑料盘子也已被收走。廉价的小瓶装葡萄酒的空瓶子也被撤走了，或是被塞进了座椅背后的布袋里。在舱位的横舱壁后，人声嘈杂的经济舱旅客终于安静了下来。
在头等舱下面的电子设备室里，两台航管计算机从三台惯性基准系统接收信息，经由无线电信号及人造卫星获取数据后，用电子器件互相联络。它们测算出飞机的位置，并指导自动驾驶仪进行微调，以使“快鸟”一○号保持在预定的航线上。
飞机下方是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崎岖山地。在北方的潘杰希尔山区，狂热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在与沙阿・马苏德[47]交战。位于阿富汗高空的这些旅客被包围在黑暗的夜空、致命的寒冷、发动机的噪声以及严酷的地形和战争之中。
舷窗的遮光板全都放下来了，灯光也已调暗，人们都拿到了薄毛毯。大多数旅客都设法睡一会儿，有几个人在观看飞机上的电影，还有些人调频道看起音乐会来。
在34G座位里，希金斯夫人已经睡着了，毯子一直拉到下巴，嘴巴半张，轻柔地呼吸着。座位E和F中间的扶手已经被推上去，两个座位并成了一个，朱莉伸直双腿躺在那里，身上盖着暖和的毛毯，胸前抱着玩具娃娃，她也已经进入了梦乡。
约翰・希金斯没能睡着。他在飞机上从来没有睡着过。所以，尽管很累，他仍然开始回想他们在远东度过的假期。这是一次团队度假游，当然，要不是跟团，保险公司的一名小职员是不可能走到那么远的泰国来度假的。即使如此，出行仍然花费了一大笔积蓄，但这很值得。
其间他们住在普吉岛上的潘西酒店，远离灯红酒绿的芭堤雅。他绝对不想自己的家庭与那一类事情沾上边，因此非常仔细地与旅行社核实过。令他惊奇的是，妻子和女儿全都同意了。他们租自行车，骑车游览了岛上的橡胶种植园和泰族村庄。他们也曾在金碧辉煌的佛教寺院驻足，见到了身穿袈裟、诵念经文的僧人。
他在酒店为他自己和朱莉租借了潜水面镜、呼吸管和脚蹼；希金斯夫人不下海游泳，只在池子里玩了几下。戴上这些装备后，他和他女儿曾经游到近岸处的一丛珊瑚礁旁。他们在水下看到匆匆游过的鱼：三色刺蝶鱼、蝴蝶鱼、四只眼和七带豆娘鱼。
朱莉激动极了，她忍不住抬起头来大喊，唯恐父亲没有看见这些漂亮的鱼。他当然是看见了，于是做手势让她戴回咬嘴，以免喝进海水。但为时已晚，她猛烈地咳了起来，他赶紧把她带回了沙滩。
酒店曾向他提供佩戴水肺潜水的训练课程，但他婉拒了。他曾在哪里读到过，这一带的水中也许会有鲨鱼，希金斯夫人也对此大惊小怪。他们这一家确实想稍微体验一下刺激的活动，但不能太冒险。
朱莉在酒店的商场里发现一只泰国小姑娘造型的洋娃娃，他为她买了下来。在物价高昂的阿曼度假村里的潘西酒店逗留了十天之后，他们假期的最后三天行程安排在了曼谷。他们在市区跟随团队游览玉佛和巨大的卧佛，闻到从湄南河飘来的臭味以及满大街汽车排气管里不断排出的尾气，差点喘不过气来。但一切都挺值的，这是人生中千载难逢的假期。
他面前的椅背上有一块小屏幕，不断显示着飞行进程。他无所事事地看着。上面有无穷无尽的数字：曼谷时间、飞过的里程、离目的地的距离、航行时间、机外温度（零下七十六摄氏度）、顶头风的风速等等。
在播放数字期间，还闪出来一张图，是这片地区的地图，还有一架白色的小飞机朝西北方向的欧洲缓缓移动。他不知道这架小飞机是不是也会像数绵羊那样，能帮助他进入梦乡。这时，珍宝客机遇上一团湍急的气流，开始颠簸，他的睡意荡然无存，又紧紧抓住了座位扶手。
他注意到走廊斜对面离他四排远的嬉皮士也醒着。他看见那人瞄了下手表，掀起毯子，站了起来。
那人朝四周打量了一下，看没人注意，沿走廊朝前方的横舱壁走了过去。那里挂着一条帘子，但只拉了一半，因此有一束光从厨房区射出来，照亮了一块地毯和洗手间的两扇门。嬉皮士到门边，看了看两扇门，但哪扇也没有推。两个洗手间里无疑都有人，尽管希金斯没见到过任何人走动。嬉皮士倚在其中一扇门上，等在那里。
半分钟后，另一个人也走到嬉皮士那里。希金斯来了兴致。这个人和嬉皮士很不一样，他穿戴优雅，显然是个富人。他是从前面过来的，公务舱，甚至是头等舱。但为什么呢？
在厨房灯光的照明下可以看见，他穿着奶油色的西装和一件丝质衬衣，戴着松着结头的领带，也是丝质的。他的打扮像是来自头等舱。难道他特地走这么远来上洗手间？
然后他们开始交谈：优雅先生和嬉皮士。谈话声音很轻、很认真。主要是前面过来的那个人在说话，他身体前倾，面对着嬉皮士。嬉皮士频频点头，表示明白。从二人的身体语言可以知道，优雅人士在下达一系列指示，而嬉皮士答应按吩咐去做。
约翰・希金斯是喜欢观察周围情况的那种人，他对此开始好奇。假如优雅先生想小便，头等舱里就有五六个洗手间。在下半夜的这种时候，不可能每个洗手间都有人。不，是他们原先就约定了在这个时刻、这个地点会面。这不像是两个碰巧在一起排队等待的人在聊天，这不是在闲聊。
他们分开了。穿西服的那个人从视线里消失，回到前方的舱室去了。嬉皮士根本不想上洗手间，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约翰・希金斯心绪不宁。他意识到自己目击了一件奇怪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却猜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嬉皮士在幽暗中再次打量是否有人在观察时，他闭上眼睛佯装睡觉。
十分钟后，约翰・希金斯相信他得到了答案。那两个人是约好了在那里碰头的，这是一次预先计划好了的会面。但他们是如何约定的？他确信当时在经济舱候机室里没见过任何身穿奶油色西装的优雅商人。不然一定会很显眼。登机和落座以后，嬉皮士没走动过。他也许从空姐的手里拿到过一张纸条，但希金斯没见到过这样的事，所以无从证明。
假如不是那样，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在深更半夜的这个时刻，在经济舱与公务舱的交界处的这次会面，是在泰国时就安排好了的。但为什么？商谈什么事情？交换进度报告？由优雅人士下达最后关头的指示？嬉皮士是商人的私人助手吗？肯定不是。穿戴成那种模样？他们的样子有天壤之别。希金斯开始担心了。进一步来说，他开始怀疑了。
 
当那两个悄悄交谈的人分开时，伦敦正是晚上十一点钟。比尔・布特勒看了一眼在身旁睡觉的妻子，叹了口气，关了灯。他的闹钟定在凌晨四点半，时间足够了。到时，他将起床洗漱、穿衣、坐进汽车，能够在五点十五分抵达希思罗机场，比飞机着陆提前整整一个小时。然后就是家常便饭的那些工作了。
刚刚过去的一天十分漫长。有哪天不是如此吗？他已经很累，但仍然睡不着。他的脑子在飞速转动，想的还是同一个问题：还有什么是他可以做的呢？
这是大洋彼岸美国缉毒局的一位同事给的一条线索，他们为此开始追查。
英伦三岛百分之九十的吸毒者，乃至西欧大多数瘾君子，所消耗的海洛因都来自土耳其，因此，都是棕色的。这个生意为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土耳其黑手党所掌控。土耳其黑手党是全世界最残暴的组织之一，但平常极其低调，英国公众大多数都不知道。
他们的产品来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种植的罂粟。看上去像粗制黄糖。大多数人是放一撮在铝箔里，然后隔着烛火吸食。英国的瘾君子不喜欢注射——那是美国人的做法。
从金三角和远东走私进来的不是这种土耳其毒品，而是泰国的白粉。这种毒品看上去像是烘焙用的面粉，而且通常混合了类似的白色粉末，好把剂量稀释成二十比一。这就是美国人喜欢的毒品。
因此，如果英国的贩毒团伙能够定期获得价格公道的白粉，卡萨・诺斯特拉[48]会感兴趣的。他们不做买卖，而是交换。可以用上等哥伦比亚可卡因以三比一的比例去换取：六公斤可卡因换两公斤泰国白粉。
美国缉毒署的那条线索来自他们的迈阿密办事处。混迹于黑社会的一名卧底报告说，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特拉菲坎特家族[49]三次派出运毒人（或者说是“毒驴”）赴英国，带去了六公斤哥伦比亚纯可卡因，换回来两公斤泰国白粉。
数量不大，但很稳定，每次前往都给英国方面的策划者带去价值二十万英镑的交易量。这种数量使比尔・布特勒开始怀疑除轮船和卡车以外的交通工具：飞机，旅客的行李。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设法睡上四个小时。
 
约翰・希金斯也没能睡着。他曾隐约听说过那个度假天堂的阴暗面。他回想起读到过的一篇文章，里面提起过被称为金三角的一个神秘地带：漫山遍野种满了罂粟——鸦片花。文章曾提及泰国军队难以穿越的、设在边境密林中的提炼工厂，鸦片汁在那里先被制成吗啡，然后经过进一步提炼，成为白粉状的海洛因。
乘客们都在睡觉，但约翰・希金斯因为拿不定主意而辗转难眠。卫生间门口的这次特殊会面也能有若干种清白的解释，但问题是，他一种也想不出来。
屏幕上的那只白色小飞机正飞行在土耳其东部安纳托利亚上空。这时，约翰・希金斯解开保险带，站起来取下他放在头顶上方行李架上的公文包，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是嬉皮士。
重新落座后，他在公文包里寻找纸和笔。后者很容易就够到了，然后他找到四张印有信头的信纸，是从潘西酒店的客房里拿的。他仔细撕去信纸上部印有酒店商标和地址的那部分，留下他所需的白纸。他把公文包当作书桌，开始用大写字母写信。半小时后，他完成了。
写完信时，那只白色的小飞机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上空缓缓移动。他把纸折起来，放进由英航提供的一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慈善信封里，并在正面用大写字母写上：机长亲启，紧急。
他站起身，静静地走到洗手间门边的帘子旁，窥视了一下厨房。一位年轻的男乘务员背对着他，正在准备早餐盘子。希金斯缩回身子，没有被察觉。这时，蜂鸣器响了。他听到乘务员离开厨房，朝前面走去。厨房没有人了，希金斯穿过帘子，把那封信笔直地放在配餐区的两只咖啡杯之间，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
半小时后，当乘务员在准备更多份早餐盘时，才注意到那封信。起初，他还以为那是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款，然后他看到了信封上写的字。他皱起眉头想了想，最后走到前面去找乘务长哈利・帕尔弗里。
“有人把这封信放在了两只咖啡杯中间，哈利。我认为应该交给你，而不是直接拿去驾驶舱。”
哈利・帕尔弗里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好，西蒙，你做得对。大概是个怪人留下的。把它给我吧。现在，早餐盘子……”
他目送这个年轻人离开，注意到制服裤子下绷得紧紧的屁股。他与许多男乘务员共事过，也与其中一些人同床过，但这个小伙子看起来尤其迷人。也许到了希思罗机场……他看了一眼信封，皱起眉头，想把它拆开，但最终还是走上前方的舷梯并敲响了驾驶舱门。
这只是个形式。乘务长可随意进入驾驶舱。他径直走了进去，替班的机长坐在左边的椅子上，正注视着前方迎面而来的海岸灯光。法龙机长不在里面。乘务长敲了敲休息舱的门。这一次，他敲门后等在原地。
半分钟过后，阿德里安・法龙边用手指梳理他那正变得灰白的头发边打开了门。
“哈利？”
“这事有点怪，机长。有人把这个留在了中舱厨房间的两只咖啡杯之间。没有签名。我怀疑是一封匿名信。”
他把信件递了过去。
阿德里安・法龙的胃在搅动。在英航驾驶飞机的三十年间，他从来没遇到过劫机或炸弹威胁事件，但他知道有几位同事经历过。这是永远的噩梦。现在，似乎这个噩梦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撕开信封，坐在床沿读了起来。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机长，很遗憾我不能在信中签上自己的名字，因为我绝对不想被卷入其中。然而，我希望当一名尽职的公民，所以应该把我目击到的事情向你报告。在你的飞机上，有两名乘客的行为极为奇怪，而且难以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信中接下来详细描述了目击者所看到的事情，以及为什么这事奇怪得让人起疑心。结尾是这样的：
 
该事件涉及到两名旅客，其中一人看上去像是嬉皮士：穿着褴褛，一副邋遢相，是那种可被称为渣滓的人；他的座位号是30C。另一人的座位我不清楚，但他肯定来自头等舱或公务舱。
 
接下来是对那个优雅人士的描述，结尾写着：
 
希望我没有造成麻烦。但如果那两个人是在合谋什么事情，那么这件事应该是当局希望能提前知晓的。
 
自作聪明、夸夸其谈的家伙，法龙想道。什么当局，不就是英国海关吗？还有，窥探他航班里的乘客，这种行为他也不喜欢。他把信递回给哈利・帕尔弗里。乘务长看过后抿紧了嘴唇。
“半夜幽会？”他猜测道。
法龙了解哈利・帕尔弗里，哈利也知道法龙对他有所了解，所以机长仔细地斟酌话语。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互相喜欢对方。而且不管怎么说，如果不在曼谷，他们之前能在哪里会面呢？那为什么不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碰头？为什么要在洗手间门口？真讨厌。哈利，把旅客名单拿给我好吗？”
乘务长去跑腿时，法龙梳理头发，理了理衬衫。他问替班的机长：“现在的位置是？”
“前方是希腊海岸。出岔子了吗，阿德里安？”
“希望没有。”
帕尔弗里拿着名单回来了。30C座位上是一个叫凯文・多诺万的旅客。
“另一个人呢？那个优雅人士？”
“我想我见过他，”帕尔弗里说，“头等舱，2K座位。”他翻动旅客名单，“是雨果・西摩先生。”
“在采取下一步措施前，让我们先确认一下这个人。”机长说，“悄悄巡视到头等舱和公务舱去。寻找毛毯下面露出来的奶油色丝质西裤。在衣柜里找到能与之相配的奶油色丝质西装。”
帕尔弗里点点头，走下舷梯。法龙打电话要了一杯很浓的黑咖啡，并检查了飞行状况。
起飞九个小时以前输入飞行管理系统的航路，确保“快鸟”一○号按照预定时间飞行在正确航线上。系统显示，客机正在飞越希腊上空，再过四小时即可降落。现在是伦敦时间凌晨两点二十分，希腊时间凌晨三点二十分，外面仍是漆黑一片。机身下方有一些零星的云彩，偶尔能望见地面灯光，飞机上方则是一片灿烂的星光。
阿德里安・法龙的公民责任心不是很强，肯定比不上坐在经济舱里的那个匿名旅客，但他有点犹豫。那张纸条并不意味着他的飞机正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去理会。
但麻烦在于，英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下面设有一个安全委员会，而他是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如果在希思罗机场出了什么状况，无论是西摩还是多诺万因触犯法律而遭警方或海关拘押，要是被人知道他曾经得到过明确警告，却没有对这两名旅客采取任何行动，那他将很难为自己辩解。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当希腊国土在身后远去，飞经巴尔干地区时，他作出了决定。哈利・帕尔弗里已经见过那张纸条，更不用说写下这张纸条的那位“尽责公民”了，如果在希思罗机场真的发生了什么事，谁又会保持沉默为他撑腰呢？所以，最好是采取安全措施，以防万一。他决定拍发一份不致引起恐慌的预警无线电报，不是发给海关，而是发给此刻正在希思罗机场值夜班的哈欠连天的公司调度员。
在公开频道上发送信息，无疑是告诉了正朝希思罗飞去的半数飞行员，而此时起码有二十多架飞机正飞往伦敦，这么做简直像是在《泰晤士报》上登广告。还好英航的客机上装有一台叫ACARS的小仪器。
ACARS即飞机通信寻址与报告系统，能用来向希思罗的英航调度处发送加密信息。发完后，这个皮球就从他那里踢出去了。
乘务长从下面的客舱回来了。是雨果・西摩，他说，毫无疑问。好，法龙说完，发出他的简讯。这时候，他们正在飞越贝尔格莱德。
 
比尔・布特勒没在四点半被闹醒。四点差十分时，电话响了。是他手下在希思罗机场四号航站楼值班的人打来的。他边听电话边把双腿从毛毯里伸出来，很快就清醒了过来。二十分钟后，他已经坐进汽车，边驾驶边做起了打算。
他对圈套和匿名举报了如指掌。这些差不多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古老的诡计了。起先，会有一通从市内某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匿名电话，检举在一架正朝这里过来的飞机上，有一名走私者。
海关不可能对这通电话置之不理，尽管他们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肯定，电话里所描述的游客是清白的，他只是被选中，当作转移视线的工具。而打电话的人则自然是在伦敦活动的犯罪团伙的成员。
被描述的人将会被截下，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那个长得如朝露般纯洁无辜的真正走私者，则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可是，机长发过来的警告呢？这倒是头一回。警告来自机上一名乘客的纸条？两个旅客被检举行为可疑？布特勒开动脑筋，试图透过所有这些表象与事件背后的主谋一较高下。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在从中捣乱。
他在四号航站楼停好车，走进这座几乎空无一人的建筑物。此时是凌晨四点半，十几架有着英航标志的巨型喷气式客机，正分别从非洲、远东和美洲飞往这座几乎被英航独占的航站楼。两个小时后，这个地方将会重新喧闹起来。
下午六点钟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迈阿密起飞的航班，经过七小时的顺风飞行，再加上五个小时的时差，将会在这里遇上飞行了十三个小时、再减去七个小时时差的那些东面飞来的航班。上午六点到六点四十分这几十分钟时间里，第一批走下飞机的旅客便会如潮水般涌入。他手下的十名“重击组”队员已经从伦敦周围各郡出发，穿越黑暗的公路朝四号航站楼赶来。布特勒需把他的人员悄悄安排在下飞机的廊道、护照检查处和海关大厅等各个区域。他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有漏网之鱼。
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清楚自己行李箱里装了什么的走私者临阵畏缩，不敢去取那件行李。行李厅的皮带机一圈又一圈地旋转，海关官员也监视着，但剩下的那只旅行箱就是没人认领。走私者以后要如何面对痛苦而愤怒的黑社会头目是他自己的事，无疑有人会因此性命难保。可布特勒要的不仅仅是一只无人认领的箱包。他要的是人赃俱获。
按照伦敦西德雷顿空管中心的指令，“快鸟”一○号正在飞越英吉利海峡，向苏福克海岸飞近。飞机先要飞到机场北面，然后经过一次长而缓慢的向左转向，使客机能从西面对准并飞向主跑道。
驾驶舱里，阿德里安・法龙回到了左边的驾驶座，听着从西德雷顿发来的指示。747客机已经下降到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度，法龙可以看见伊普斯维奇的灯光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他的其中一位副驾驶递给他一份ACARS发来的信息。ACARS委婉地要求，在客机停稳打开舱门的第一时间，由乘务长把那封神秘信件递交给地勤人员。法龙嘟哝了一声，从衬衫口袋里取出那两张叠着的纸递给副驾驶，并传达了给乘务长哈利・帕尔弗里的指示。他们此时正越过海岸，时间是六点零五分。
降落前的那种期盼气氛开始在三个客舱内显露。电灯大放光明，早餐盘已撤走并堆置在了一起，椅背屏幕上的娱乐节目也已停止。客舱乘务员们全都穿上了制服，并在头等舱和公务舱里为乘客递送外套。靠窗的旅客百无聊赖地看着从他们身下掠过的一串串灯光。
雨果・西摩先生从头等舱洗手间里出来了。他刚刚剃过胡子，头发梳得纹丝不乱，显得干净整洁，身上散发着名贵须后水的香味。回到座位后，他整了整领带，扣上背心的纽扣，接过他那件奶油色的丝质西装，叠好放在膝头留待之后穿上。那只鳄鱼皮公文包则放在了双脚之间。
加拿大嬉皮士在经济舱里不耐烦地变换着姿势，他很想抽一支烟。由于坐在走廊边，他看不到舷窗外的景色，也没有想看的意思。
在后方隔着四排座位的希金斯一家已经完全醒了，他们做好了着陆的准备。朱莉坐在父母中间，正耐心地告诉普吉布娃娃她在新的家园即将见到的各种迷人景象。希金斯夫人正在把最后一件随身物品装进手提行李中。喜爱整洁的希金斯先生已经把那只塑料公文包放在了大腿上，双手叠放在上面。他已经尽了义务，心里感到舒畅。
座椅背上的那只白色小飞机终于转了个弯，指向希思罗机场。接着显示的数字表示，还有二十英里就要降落了。这时是六点十二分。
驾驶舱里，飞行员们能够看到下方仍然漆黑一片的伯克郡田野，以及把温莎城堡照得通亮的灯光。起落架放下来了，襟翼依次打开，按要求开至二十五度。对地面上的观察者来说，“快鸟”一○号像是在飘移，几乎一动不动地掠过最后几英里；实际上，它还在以一百七十节的航速飞行，但正在减速并下降。
阿德里安・法龙又检查了一遍所有的仪器仪表，确认了希思罗机场塔台允许他降落的指令。在他前方，一架从迈阿密飞来的波音飞机刚刚滑过跑道，而在他后方十英里处，有一架从波士顿出发的西北航空客机，但它们的乘客将在三号航站楼下飞机。在英国航空公司专用的四号航站楼，他的飞机将是早晨抵达的第一架客机。当机翼掠过科恩布鲁克水库上空后，他把高度降到了一千英尺，并且把航速降至一百三十八节的着陆速度。六点十八分，“快鸟”一○号降落了。
十分钟后，阿德里安・法龙最终把巨型喷气式客机停在了一台移动式登机桥旁边，拉上停机制动后，他让副驾驶关引擎。电力由主发动机转为辅助动力装置供应，舱内灯光闪烁了一秒，然后又大放光明。在他下方，机艏的客舱乘务员们注视着旅客登机桥呜呜作响地向他们靠近。与客机对接之后，他们打开了舱门。
门口站着的是一位年轻人，身穿机场技术人员的连衣裤。他看到哈利・帕尔弗里后扬起了眉毛。
“乘务长吗？”
“你是来取那封信的？”
年轻人点点头，从帕尔弗里手中接过两张叠着的信纸后就走了。乘务长转过身，朝等在他身后的头等舱旅客绽出了职业笑容。
“再见，先生，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
乘客们开始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第八个走下飞机的雨果・西摩先生不像是干坏事的人。经过了漫长的飞行，他那依然整洁的外表显得鹤立鸡群，俨然是位讲究身份的人物。哈利・帕尔弗里真诚地希望后面的某个傻瓜旅客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麻烦。
头等舱之后是公务舱旅客，有些从后面过来，另一些从上层客舱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波音客机下层，为数众多的经济舱乘客已经全都站了起来，互相挤来挤去，即使只剩十分钟的等待时间，他们也已急不可耐，像是畜栏里的牛羊一样渴望早点被放出去。
 
此时，移民局大厅的各个卡口空荡荡的，护照检查官们守在柜台后面，等待着人海涌来。大厅一边的上方有一道玻璃幕墙，这其实是单向透明玻璃镜，后面有一个房间。比尔・布特勒正站在那个房间里朝下观望。
他的下方有十名护照检查官员，两名负责查验英国和欧盟护照，八名负责其他国家的。他的一位助手已经向他们作了简略的情况通报。移民局与海关之间时常合作，不管怎么说，此次情况通报给这一个无聊的上午平添了一分小小的骚动。头等舱旅客中只有四个英国人，其余是泰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这四位英国公民很快就通过了必经的检查柜台，当第三位英国旅客收回自己的护照时，移民局女检查官抬起头朝玻璃幕墙轻轻地点了点。比尔・布特勒手里拿着那封信。奶油色丝质西服只有他一个，是雨果・西摩。布特勒向手里抓着的小型通信器迅速地说了几句话。
“出来了。奶油色丝质西服。鳄鱼皮公文包。”
兰吉特・古尔・辛格是一位锡克教徒，也是曼彻斯特大学毕业的艺术硕士和海关关员，隶属于“重击组”。那天上午，他在旅客的眼里只是一个清洁工。他在护照检查卡口后面的走道上，手里拿着长柄簸箕和扫帚。他从塞在右耳洞里的一只小小耳塞中听到了消息。不一会儿，一位穿奶油色西服的旅客从低垂着脑袋的他身边迅速走过。
辛格官员注视着这位商人进入走道中途的男士洗手间。他轻轻地对着左边袖口咕哝了一番。
“他直接进了男厕所。”
“盯住他，看他在干什么。”
锡克教徒进入洗手间，把地上的一些垃圾扫进簸箕。那个身穿奶油色西服的人没有进小隔间，而是在洗手。古尔・辛格取出抹布，开始擦拭洗手台盆内外。对方没有注意他。锡克教徒继续忙着这些卑微的工作，但他留心检查了一下那些小隔间里是否隐藏着其他人。这里是会合点吗？是移交的场所吗？当他仍在擦洗时，那位商人烘干双手，提起公文包离开了。没有在这里碰头。他报告了比尔・布特勒。
这时候，非英国公民检查柜台后面的一位护照查验官，朝从他面前经过的一个形象不佳的嬉皮士点点头，并朝玻璃幕墙使了个眼色。布特勒接收到信号，打了个电话。在通往海关大厅的走道上，一位装作刚从飞机上下来的年轻女士佯装系鞋带，然后她直起身子，注意到了她前面那个穿牛仔裤和牛仔衬衫的人。她跟了上去。
雨果・西摩进入走道后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混在一大帮经济舱旅客中。他是在消磨时间，比尔・布特勒想，把自己混入到人群中。但为什么要穿这么显眼的西服呢？这时候，一个匿名电话打了进来。布特勒从通信器里接听了总机话务员汇报的有关该匿名电话的情况。
“美国口音，”总机话务员说，“追踪到一个穿牛仔裤和牛仔衬衫的加拿大嬉皮士，留着一头脏兮兮的长发和一把胡子，他的帆布背包里装着一票货。然后挂断了。”
“盯住他。”布特勒说。
“动作好快啊，头儿。”总机话务员的口气很是羡慕。布特勒沿着不对公众开放的廊道，快步走到另一面玻璃幕墙后面就位，但这里是海关查验区域，特别要注意的是没有物品申报的绿色通道。如果嫌疑人中有任何一个走向红色通道，那反倒奇怪了。
他对刚才的匿名电话颇为高兴。这就和之前想到的模式对上了。嬉皮士是打掩护的，是表象。实际携带货品的是那位令人尊敬的商人。真是个不错的花招，但这一次，多亏那位失眠的尽责公民，这招行不通了。
来自曼谷的行李将从六号皮带机出来，现在已经有两百多人围在那里。大多数人已从大厅尽头推来行李车。西摩先生在旅客之中。他那只真皮硬壳旅行箱早已随第一批行李出来，但他刚才没在那里。头等舱的其他旅客已经走了。真皮箱子已经转了二十圈，但他一直没去看它，却盯着墙边与外面行李装卸操作区相连的入口。
嬉皮士多诺万站在十码距离之外，仍在等待他那只黑色的大背包。希金斯先生和他的妻子女儿推着两辆行李车，刚刚走到行李提取转盘旁。这是朱莉第一次出国旅行，她坚持要有单独的一辆行李车放置她的小箱包和普吉娃娃。
旋转的箱包一件又一件地被各自的主人认出，从转盘上拖下来装上行李车。绿色通道前已经开始排起长队，另两架珍宝喷气式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是美国人和一些从加勒比海度假返回、经迈阿密转机过来的英国人——也加入了他们，现在队伍已经壮大。十几个穿制服的海关官员，一些在行李大厅，另外一些在通道内，他们佯装厌倦，暗地里观察着。
“在那里，爸爸。”
几位旅客回头看了看，然后宽容地笑了。朱莉・希金斯可不会认错自己的箱子。那是一只中等尺寸的新秀丽牌旅行箱，上面贴着她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图案：史酷比、威利狼和哔哔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她父母的两只旅行袋也出现了。爱整洁的约翰・希金斯小心翼翼地把箱包摆上行李车，以防它们倒下来。
嬉皮士看到了自己的帆布背包，他一把提起包背上双肩，对行李车不屑一顾，然后迈开大步朝绿色通道走去。西摩先生终于拿起他的真皮旅行箱，放上一辆行李车并跟在后面。绿色通道里，比尔・布特勒站在玻璃墙后面，看着这些疲惫的人们列队从玻璃墙幕前经过。
行李大厅里，一名闲着的搬运工朝袖口简短地说了一句话。
“嬉皮士在前，现在过来了，丝质西服在他身后十码的地方。”
嬉皮士没能走远。他在距离象征解脱与好运的出口还有一半路程时，被两名穿制服的海关官员挡住了去路。当然是有礼貌的，绝对有礼貌。
“对不起，先生，请你往这边走好吗？”
加大拿人勃然大怒。
“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跟我们走一趟，先生。”
加拿大人提高了嗓门。
“你们他妈的给我站住。我在飞机上熬了十三个小时，现在不要跟我说这种屁话，你们听到没有？”
他后面的队伍如同收到命令一样停了下来。然后，人们按照英国人的习俗，在别人吵架的时候努力看别的地方，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继续排队朝前走。雨果・西摩就在他们之中。
被卸下小包和大背包之后，加拿大人仍在大声叫喊提出抗议。他被推往一扇边门，进入了一个搜查室。后面的旅客跟上了队伍。穿奶油色西服的商人差不多已经到了出口的拱门那里，这时候，他也遭到拦截。两名海关官员挡住他的去路，另两名截断了他的退路。
一开始，他似乎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后，他黝黑的脸上露出苍白的神色。
“我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
“请您跟我们走，先生。”
他也被带走了。比尔・布特勒在单向透明玻璃镜后面叹了一口气。这才是大鱼呢。追捕结束了。那些箱包，还有里面装的东西。
搜查花了三个小时，在两间相互隔绝的套房里分别进行。布特勒一会儿走到这间，一会儿走到那间，挫折感在不断增加。当海关打开行李时，如果里面装了他们要找的东西，那么这会儿应该早就找到了。他们把嬉皮士的两只背包倒空，还搜查了衬里和框线。除了几包好彩香烟，他们一无所获。这并没有使比尔・布特勒感到奇怪。打掩护的人决不会携带任何违禁品。
让他感到气馁的是雨果・西摩。他们把那只真皮旅行箱在X射线安检设备里反复检查了十多遍，还量了内外尺寸，试图找到藏在里面的夹层，结果什么也没找到。那只鳄鱼皮公文包也一样，里面只有一瓶解酸药片。他们把两片药丸捣碎后，对药粉进行了化验。化验结果仍然是解酸药片。他们还要求西摩脱去衣裤，用安检设备扫描衣物。然后，他们还让他光着身子过了遍安检，以查明他体内是否携带任何物品。什么也没有。
到了大约十点，还有十五分钟，就得放了那两个人。西摩已经在大声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布特勒未加理会。受检查的旅客通常都会那样。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海关真正拥有的权力。
“要跟踪他们吗，头儿？”脸色阴沉的副手问他。布特勒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
“很可能是假消息。如果他们是清白的，那么我们去跟踪也没有意义。如果他们不是清白的，我怀疑在确认没被跟踪之前，背后的曼谷主使不会联络他们。算了吧。下次再说。”
首先获得释放的加拿大人搭乘机场大巴进入伦敦市区后，登记住进了靠近帕丁顿的一家破旅馆。雨果・西摩先生坐上出租车，去了一家豪华宾馆。
下午刚过两点钟，在伦敦不同街道上的四个人接到电话。根据事先安排，每个人都站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他们都得到电话通知，要去一个地点报到。其中一人另外打了个电话，然后离开电话亭去赴约了。
下午四点，比尔・布特勒独自坐在他的汽车里。汽车停在一栋酒店式公寓外，是那种可按星期甚至按天出租的公寓。
四点零五分，他一直在等待的那辆没有标志的货运面包车在他后方停下来，十名“重击组”队员下了车。没时间介绍具体情况了。虽然观察了半小时都没有见到窗帘被掀动过，但那帮人很有可能安排了人盯梢。他只是点点头，然后带着队员走进公寓楼大门。门厅里有一张办公桌，但没有门卫人员。他留下两名略感失望的队员守着电梯门，随后领着其余八名上了楼梯。那套公寓在三楼。
“重击组”可不拘泥于礼节。一记重锤砸落门锁后，他们就进去了。队员们都很年轻，身体结实，积极性很高，但都没有携带枪械。
公寓客厅里的五个人没有反抗。他们坐在那里，被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惊得呆若木鸡。队员们纷纷把手探进衣服内袋掏出身份证明。布特勒最后一个进来，很有领导样子。他首先对付那个愤怒地瞪着他的美国人。
之后的语音测试将会表明，就是他在希思罗机场拨打了海关热线电话，告发加拿大嬉皮士是打掩护的人。他身边的一只旅行包里装着六公斤哥伦比亚纯可卡因。
“萨尔瓦托・波诺先生，我以伙同他人向本国走私违禁物品的指控逮捕你……”
手续完成后，来自美国迈阿密的这个人被戴上手铐押了出去。布特勒接下来对付嬉皮士。当一脸阴郁的加拿大嬉皮士被带出去时，布特勒朝他同事喊道：“上我那辆车。我要跟那家伙谈一谈。”
雨果・西摩先生已经脱去丝质西服，换上更适合在英国一月下旬穿着的粗呢西装和宽松裤子。他是第二个打掩护的人。因在本次行动中的作用，他也收到一大叠钱，总共是一万英镑，都是五十英镑面值的钞票。他也默默地被押走了。布特勒转向剩下的那两个人。
货物在他们之间的桌上，跟过海关时一个模样，还在旅行箱内。假箱底已被剪开，底下的夹层露了出来，装在其中塑料袋里的物品，后来被检测出是两公斤泰国白色海洛因。旅行箱上仍然能看见史酷比和夏奇狗的贴纸。
“约翰・希金斯先生，我以伙同他人向本国走私违禁物品的指控逮捕你……”
这位尽责的公民不得不在陪同下走进卫生间呕吐一番。当他被带走后，布特勒转向最后一个人——曼谷毒品走私行动的主谋。他坐在那里，阴郁地望着窗外的伦敦天空，他知道，这种景致以后很难再见到了。
“我盯着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不应声。
“真是聪明的诡计。不是一个掩护，而是两个。排在后面走，避开绿色通道的喧闹，清白的希金斯先生，带着温顺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这计谋成功了。”中年人抢白道。
“很好。哈利・帕尔弗里先生，我现在逮捕你……”
布特勒留下两名队员搜查屋子，看是否还有在他们砸门时被处理掉的证据，其余的人随他一起下楼到了街上。一直到半夜都有活干了，但这是他喜欢的工作。他的副手已经坐在他那辆汽车的驾驶座上，于是他钻进后排，坐到了沉默的加拿大人身旁。
当轿车驶离上街沿时，布特勒说：“我们把事情理一下。你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西摩是这次双重掩护中的同伙的？”
“就是刚才在公寓里嘛。”嬉皮士说。
布特勒十分震惊。
“那半夜三更在飞机洗手间门口的谈话又是怎么回事？”
“什么谈话？什么洗手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布特勒大笑起来，他难得如此大笑。
“哦，当然了。很抱歉你在希思罗机场遭到那样的对待。可你知道规矩，我不能暴露你的身份，即便在那里也不能。不管怎么说，感谢你打来那通电话，肖恩。今晚请你喝啤酒。”

轻柔说话的风
	一直有传闻说，卡斯特将军[50]统帅的部队在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小大角河的大屠杀中，没有一个白人士兵活下来。这并不确切，其实是有一位幸存者的。他是一名边防侦察兵，年龄二十四岁，名叫本&middot;克雷格。
	这是关于他的故事。
	是年轻的边防侦察兵灵敏的鼻子先闻到了味道，那是由草原上的微风吹来的淡淡烟熏味。
	他们在罗斯巴德河的西岸行进，侦察兵独自骑马走在前头，离身后十名巡逻侦察的骑兵有二十码距离。
	侦察兵没有转身，提起右手把缰绳勒住。在他身后，布拉多克中士和九名骑兵也跟着勒住马缰。侦察兵跳下马，让马儿安静地吃草，自己小步跑向骑兵与溪流之间的一道低低的河岸。他在那里卧倒，爬到岸顶，躲在长草丛中窥视前方。
	在山脊与河岸之间的小小的营地里，有四五间印第安式帐篷，只有一户大家庭。这种圆锥形帐篷表明，他们是北夏延人[51]。这位侦察兵对印第安人的帐篷很了解。苏人的圆锥形帐篷又高又窄；夏延人则把圆锥形帐篷底部建得很宽大，显得更矮更胖。彰显狩猎战利品的象形图画装饰在每只帐篷的侧面，这也是夏延人的风格。
	侦察兵估算，这个营地能容纳二十至二十五人，但他从矮种马的数量上可断定，十来个男人外出打猎去了。这里只有七匹矮种马在帐篷附近吃草。要搬迁这么一个营地，男女老少，加上折叠起来的帐篷，连同装上雪橇的其他行李，应该需要差不多二十匹马。
	他听到中士在他身后爬上了河岸，于是朝身后做手势，让中士趴下。随后，那只绣着三道人字形标识的蓝色制服袖子出现在了他身旁。
	“你看见什么了？”中士用嘶哑的声音轻声问他。
	此时是上午九点，天气已经很热。他们已经骑行了三个小时。卡斯特将军喜欢清早拔营出发，但侦察兵已经能闻到从旁边的中士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士忌气味了。这是一种劣质的边防威士忌，味道很难闻，比用野山梅、樱桃和在罗斯巴德河岸漫山遍野生长的犬蔷薇制成的香水味道还浓烈。
	“夏延人的五座帐篷。营地里只有妇女和儿童。男人们去河对面打猎了。”
	布拉多克中士没有询问侦察兵是怎么知道的，只是接受了侦察兵的解释。他张开嘴打哈欠，露出满口黄牙，喷出一股酒气。侦察兵滑下堤岸站了起来。
	“别去管他们。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但布拉多克中士已经随第七骑兵团在平原上当了三年兵，其间没参加过什么行动。在林肯堡度过的那个漫长而无聊的冬天里，他与一个兼职妓女的洗衣女工生下了一个私生子，但他来平原，实际是想杀印第安人，可不想被谁阻止。
	这场屠杀只花了五分钟。十名骑兵轻易就翻过山脊，飞快冲了下去。侦察兵爬上山脊，厌恶地在上面看着。
	其中一名骑兵刚入伍不久，骑术太差，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其他人大肆屠杀。佩剑都留在了林肯堡，于是他们使用随身佩戴的柯尔特转轮手枪或者新配发的斯普林菲尔德73型步枪。
	马蹄声传来时，正在照看营火和炉灶的那些印第安妇女，试图召集孩子们跑向河里。但为时已晚。在她们抵达水边之前，骑兵们已经冲到她们周围，然后又折回杀向帐篷，向所有移动的目标射击。当所有老人、妇女和儿童都死去后，他们才收手，跳下马去搜帐篷，寻找可以送回家的有趣战利品。当发现有仍然活着的孩子时，帐篷里又响起了几声枪响。
	侦察兵骑着马从山脊一路跑下来，穿过四百码距离走到营地察看。当骑兵们点火焚烧帐篷时，没有什么东西剩下，也没有活人了。其中一名骑兵不过是个大男孩，他没见过这种场面，把早饭时吃的硬面包和豆子都呕了出来。他把身子探出马鞍，以免吐到自己身上。布拉多克中士得意洋洋。他打了个胜仗，还找到了一顶羽毛头饰，把它固定在马鞍上原本只许装溪水的水壶旁边。
	侦察兵数了数，十四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各自倒下的地方。一名士兵递给他一件战利品，他摇了摇头，骑马穿过帐篷，到河岸边让他的战马饮水了。
	一个年轻的姑娘躺在地上，身子半掩在芦苇丛中，鲜血汩汩地顺着一条光腿流下。一颗步枪子弹在她奔跑时穿透了她的大腿。假如侦察兵的动作稍稍再快一点，他肯定会转过头，回到正在燃烧的帐篷旁。但正在注视着他的布拉多克注意到他的视线方向，于是策马跑了过来。
	“你发现了什么，小伙子？嗯，是不是有一条害虫，而且还活着？”
	他从枪套里拔出柯尔特手枪去瞄准。芦苇丛中的姑娘转过脸来凝视着他们，空洞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侦察兵伸出手紧紧抓住中士的手腕，把枪口抬向空中。布拉多克那张被威士忌熏红了的粗俗面孔，因为愤怒而变得阴沉。
	“别打死她。她也许知道一些事情。”侦察兵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布拉多克踌躇了会儿，想了想后点点头。
	“好主意，小伙子。我们把她带回去当礼物献给将军。”
	他把手枪插进枪套，回去检查自己的人马。侦察兵跳下马，走进芦苇丛照看那个姑娘。所幸，她的伤口很干净。当她在逃跑时，子弹在短距离内射穿了她的大腿。枪洞有两个，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都又小又圆。侦察兵用他的手帕和清澈的溪水擦洗了伤口并包扎止血。
	处理完毕后，他去看她。她也在回视他。一头瀑布般的黑发松散地披在她的双肩，深色的大眼睛笼罩在痛苦和恐惧里。在白人眼里，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女人都漂亮，但在所有部落人中，夏延人最美丽。芦苇丛中的这个姑娘大概有十六岁，有着惊人而雅致的美貌。侦察兵今年二十四岁，读《圣经》长大的他，从来不曾知道《旧约全书》意义中的女人。他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狂跳，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别处。他把她扛在肩膀上，走回到被摧毁了的营地。
	“把她放到矮种马上。”中士喊道。他又拿着杯子喝起酒来了。侦察兵摇摇头。
	“雪橇，”他说，“不然她会死。”
	燃烧殆尽的帐篷旁的地上有几个旧式雪橇。这种北美印第安人使用的雪橇，由两根细长而富有弹性的美国黑松木杆组成，木杆交叉扎紧后安放在矮种马背上，叉开的两头在马尾处延伸开去，分得很开，中间放上一张展开的牛皮用以载重。这是一种很舒适的旅行工具，对于伤员来说，比白人使用的二轮马车更平稳，马车遇到路面不平时颠簸得比较厉害。
	侦察兵赶拢一匹正要逃窜的矮种马。现在只剩下两匹矮种马；五匹已经跑到了远处。矮种马在被系上缰绳时胆怯地后退，它已经闻到了白人的气息，这种气味会使白斑色矮种马发狂。反过来也一样：美国骑兵的战马如果闻到平原印第安人的体味，也会变得难以驾驭。
	侦察兵朝矮种马的鼻孔轻轻吹了一口气，等它接受他并平静下来。十分钟后，雪橇也准备好了。负伤的姑娘躺在野牛皮上，身上裹着一条毯子。巡逻队整装出发，原路近返，去寻找卡斯特将军及其领导的第七骑兵团主力部队了。这是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那年夏天在蒙大拿州南方平原上发生的战役，其起因可追溯到若干年之前。在南达科他州神圣的布莱克山区发现的金矿，使得淘金者蜂拥而至。但布拉克山已经被永久性地赠与苏人部族了。对此，平原印第安人自认为被出卖了，他们怒火万丈，袭击淘金者和马车队当作报复。
	这种暴力让白人们感到很愤怒；虚构而又夸张的野蛮暴行传说，更是使事情火上加油。随后，白人群体向华盛顿提起申诉。政府的反应是草率地取消了《拉勒米堡条约》[52]，并把平原印第安人限制在一些贫瘠的保留地上。这和他们曾经得到过的庄严承诺相比，只等于一个零头。这些保留地在南、北达科他州的领土上。
	但华盛顿也让与了一块被称为“未割让领土”的区域。那是苏人传统的狩猎地，仍充满着野牛和鹿。该土地的东部界线，是竖向垂直的北达科他州西部边界。其西部界线是一条南北向的虚线，在往西一百四十五英里处，是印第安人难以想象也从未见过的界线。未割让土地的北部边境，是流经蒙大拿州进入南、北达科他州的黄石河；南部边境是怀俄明州境内的北普拉特河。在这片土地上，起初是允许印第安人打猎的，但西进的白人并没有停下脚步。
	一八七五年，苏人开始走出达科他保留地，向那块未割让的狩猎土地进发。那年下半年，印第安人事务局向苏人发出最后通牒：限一月一日之前返回保留地。
	苏人及其盟友没有就这个警告提出抗辩，直接忽略了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最后通牒。他们继续打猎，当冬天过去、春天来临时，他们去追寻传统猎物了：大量的野牛、性情温和的鹿和羚羊。早春时候，印第安人事务局把这事交给了军方。其任务是：找到他们、赶拢他们，并把他们押回达科他保留地。
	有两件事情军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走出保留地以及他们在什么地方。关于第一件事，军队受骗了。那些保留地是由印第安人的代理人管理的，他们都是白人，而且许多人是地痞流氓。
	这些代理人从华盛顿领到牲畜、玉米、面粉、毯子和钱，然后分发给他们所管理的印第安人。许多人大肆骗取印第安人钱财，导致妇女和儿童挨饿，并由此使得印第安人作出返回狩猎平原的决定。
	这些代理人之所以说谎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他们宣称应该留在保留地上的人确实全都在那里，他们就能领到百分之百的津贴。如果留守的印第安人数量下降，那么分配下来的钱物也会随之减少。这样的话，代理人自己的好处也会减少。在一八七六年春天，这些代理人告诉军队，只有一小撮勇敢的印第安人消失了。他们撒了谎。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都不见了，他们越过边界去未割让领土上打猎了。
	至于他们具体在什么地方，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派军队去蒙大拿找到他们。于是，军方制订了一份计划，拟派遣由步兵和骑兵混编的三支部队前往。
	阿尔弗雷德・特里将军从达科他北部的林肯堡出发，沿着黄石河西行，去狩猎地的北方边界。约翰・吉本将军将从蒙大拿的莎堡南下去埃利斯堡，然后转向东面沿黄石河挺进，与从另一个方向赶过来的特里将军的部队会合。
	乔治・克鲁克将军则会从南方怀俄明州的菲特曼堡向北进军，跨过疯女溪源头，越过汤格河朝大角峡谷行进，最终与另两支部队合流。他们推测，三支部队中总有一支能找到苏人的大部队。他们都在三月份出发了。
	六月初，在汤格河北端汇入黄石河的地方，吉本与特里会师了。他们连一个印第安人的影子也没见到。据此至少可以了解到，平原印第安人应该在他们南面的某个地方。吉本与特里商定，特里继续西行，吉本现在已与他会合，那就和他一道回到西面。于是他们向西进发了。
	六月二十日，这支联合部队抵达罗斯巴德河汇入黄石河的地方。他们在此处决定，从林肯堡起就一直陪伴特里的第七骑兵团，应该沿罗斯巴德河去上游，直至抵达源头，以防印第安人有逗留在罗斯巴德河上游地区的可能。卡斯特也许能找到印第安人，或者是找到克鲁克将军。
	没人知道，克鲁克在十七日那天遇到由苏人和夏延人组成的大批人马，被打得落花流水。他已经折返前往南方，正在快乐地狩猎。他没有派骑兵去北方寻找并通知兄弟部队，所以，吉本和特里都不知道，南方已经没有接防部队了。他们只能靠自己。
	在罗斯巴德河谷向前行进的第四天，前方的一支巡逻队回来，报告了在夏延人小村庄的胜利以及有一名俘虏的消息。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自豪地骑行在他的骑兵大部队前头，但他急于赶路，不想为了一个俘虏而让整支部队停下来。看到布拉多克中士归来，他只是点点头，命令他去自己的连长那里报告。那个印第安女人要是知道什么情况，可以留待他们在晚上扎营以后再处理。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夏延姑娘都躺在雪橇上。侦察兵把那匹矮种马牵到后面，把它的缰绳系在一辆行李搬运车上。拖着雪橇的矮种马跟在马车后面快步走着。由于现在不需要去前方侦察，这位侦察兵留在了雪橇附近。刚加入骑兵七团没多久，他就觉得自己不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既不喜欢自己的连长，也不喜欢连队的这个中士，而且，他认为大名鼎鼎的卡斯特将军，其实是一个大放厥词的蠢货。但这个想法他没说出来，而是藏在了心底。他的名字是本・克雷格。
	他父亲约翰・诺克斯・克雷格是苏格兰移民。在被一个贪财的地主从小农场赶出之后，这位硬汉于一八四○年左右移民到了美国。他在东部的某个地方遇上一个姑娘，随后结了婚。她和他一样，也是苏格兰长老会的教徒。他们发现城市里的发展机会不多，便西行去了边疆。一八五○年，他抵达蒙大拿南方，决定在普赖尔山区附近的荒野里淘金来谋得财富。
	他是那时候的第一批淘金者之一。在森林边缘小河旁的一座小木棚里的生活，既单调又艰难，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森林只有在夏天才会显露田园风光，到处是丰饶的景象，溪流里游着鲑鱼，草地上开满了各种野花。一八五二年，妻子珍妮・克雷格生下了他们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儿子。两年后，小女儿在婴幼期不幸夭折。
	本・克雷格十岁时，是一个属于山林和边疆的男孩。那一年，他的父母死在了克劳族[53]远征队的手上。两天后，一个叫唐纳森的捕兽人发现了他。当时，克雷格坐在被烧成灰烬的木屋旁，又饥饿又悲伤。他们一起把约翰・克雷格和珍妮・克雷格埋在水边的两个十字架下。约翰・克雷格是否藏有砂金将永远不得而知。要是克劳人发现了，他们也只会认为是沙土，把这种黄色粉末直接扔掉。
	唐纳森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山里人，他专门设置陷阱，捕捉狼、熊、河狸和狐狸，然后每年把猎物带到附近的集贸市场出售。出于对这个孤儿的同情，老光棍收留了他，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抚养。
	在母亲的熏陶下，本只知道一本书：《圣经》。母亲曾经大段大段地读给他听。虽然他读书写字并不熟练，但脑海里已经记住了母亲称为“好书”的《圣经》中的一篇篇短文。父亲教过他如何淘金，但是唐纳森教会了他如何在野外生活，让他知道各种鸟的名字，怎样根据动物的足迹跟踪，以及如何骑马和射击。
	在与唐纳森一起时，他遇到了一个夏延人。那人也是布设陷阱的捕兽者，与唐纳森在农贸市场做过生意。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他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
	一八七六年夏季战争的两年前，老人唐纳森在荒野里死去。他在捕猎一头老黑熊时，错过了自己做的记号，被疯狂的野兽抓死了。本・克雷格在林中小屋附近掩埋了他的养父，带上他所需的东西后，一把火烧掉了其余的物品。
	老唐纳森在世时常说：“孩子，当我走了以后，带上你需要的东西。这些全归你了。”于是，他带走了一把锋利的鲍伊猎刀，连同以夏延人方式装饰的刀鞘，一支一八五二年制造的夏普斯步枪，两匹马，鞍具，毯子，以及旅途上要吃的一些干肉饼和硬面包。其他的都不需要了。然后他走出山区，到了平原，一路骑行北上去了埃利斯堡。
	一八七六年四月，吉本将军的部队骑马经过当地时，他在那里正以捕猎、设陷阱和驯马为生。将军要找了解黄石河以南地带的侦察兵，而部队的待遇又很不错，于是本・克雷格加入了。
	他参加了抵达汤格河河口的行军和与特里将军的会师，还与联合部队一起折返，再次到达罗斯巴德河口。在那里，卡斯特率领的第七骑兵团接受了南下去罗斯巴德河源头的派遣。部队开始寻找会说夏延语的士兵。
	卡斯特已经有至少两名会讲苏语的侦察兵。一个是黑人士兵，是七团唯一的黑人，名叫艾赛亚・多尔曼，曾与苏人一起生活过。另一个是侦察队长米奇・波耶尔，是法国人和苏人的混血儿。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夏延人与苏人血缘最近，而且是最传统的同盟，但二者的语言却相差很大。克雷格举手报了名。吉本将军安排他加入了七团。
	吉本还向卡斯特提供由布里斯宾少校指挥的三个骑兵连，但被谢绝了。特里向他提供加特林机枪，也被回绝了。当他们沿着罗斯巴德河溯流而上时，七团有十二个连队，一共六名白人侦察兵、三十几名印第安人侦察兵，一个马车队和三位平民，总共六百七十五人。这个总数包括了马医、铁匠和赶骡人。
	卡斯特已经把他团里的军乐队留给了特里，所以当他在最后冲锋时，号角声不再是他钟爱的《加里欧文》。不过，在他们南下溯源的一路上，挂在流动炊事车两边的水壶、水盆、铁锅和勺子相互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克雷格不知道，卡斯特是否希望能凭此出其不意地捕捉到某支印第安人部落。有这三千只马蹄发出的噪声和扬起的尘土，印第安人在数英里之外就能发现他们。
	在从汤格河往罗斯巴德河行进期间，克雷格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观察大名赫赫的七团及其偶像般的指挥官，而他越看心情越沉重。他担心，他们也许会遇上一大群准备好要战斗的苏人和夏延人。
	大部队整日沿着罗斯巴德河骑马往南走，但没有再看见印第安人。然而，有好几次当微风从大草原往西面吹时，骑兵部队的战马似乎受到了惊吓，甚至是惊恐。克雷格确信，它们已经闻到了风中的某种气味。燃烧着的圆锥形帐篷不可能一直不被注意到。草原上的冲天烟炷在几英里之外就能看见。
	下午刚过四点，卡斯特将军命令部队停下来扎营。太阳开始向远处视线之外的洛基山脉西沉。军官的帐篷很快就搭了起来。卡斯特和他的亲信总是使用救护帐篷，那是最大也是最宽敞的帐篷。折叠式营地桌椅支了起来，战马在溪边饮水，食物准备妥当，篝火也点起来了。
	那位夏延姑娘静静地躺在雪橇上，凝视着正在暗下来的天空。她已经准备好赴死了。克雷格在溪流边灌了一壶水，拿来给她喝。她用一双深色的大眼睛凝视着他。
	“喝吧。”克雷格用夏延语说。姑娘没有反应。他把一小股清凉的溪水浇到她的嘴上。她张开嘴唇，喝了下去。他把水壶留在了她身边。
	暮色愈发暗沉时，B连的一名骑兵到营地来找他。
	找到他之后，骑兵回去报告了。过了一会儿，阿克顿上尉骑马过来了。陪同他一起来的有布拉多克中士、一名下士和两名骑兵。他们跳下马围住了雪橇。
	六个白人、一小群克劳人和三十个左右的阿里克拉人[54]，七团所有这些边疆侦察兵，因为共同的利益而形成一个小组。他们全都了解边疆和边疆的生活方式。
	晚上围坐在营火旁时，他们习惯在就寝前互相交谈。他们从卡斯特将军开始，谈论那些军官，还有连队的指挥官。克雷格惊讶地发现，将军在他的部下中间非常不受欢迎。倒是他的弟弟，C连连长汤姆・卡斯特，深受士兵们喜爱，但是，军官中最令人厌恶的，是阿克顿上尉。克雷格也有同感。阿克顿是一名职业军人，十年前南北战争刚结束便参军，在卡斯特的庇护下，在七团里得到晋升。他出生于东部的一个富裕家庭，长得瘦瘦的，有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和一张残忍的嘴。
	“那么，中士，”阿克顿说，“这就是你的俘虏喽。让我们来弄弄清楚，她知道些什么。”
	“你会说野蛮人的土话？”他问克雷格。侦察兵点点头。“我想知道她是谁，属于哪一族，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苏人的大部队。现在就问。”
	克雷格弯腰凑近躺在野牛皮上的那个姑娘。他突然说起夏延语，辅以表示数字的手势，因为平原印第安人词汇量很有限，需借助于手势才能表达清楚意思。
	“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姑娘。不会伤害你的。”
	“我叫轻柔说话的风。”她说。骑兵们站在周围听着。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能明白她在摇头。终于，克雷格直起腰来。
	“上尉，姑娘说她的名字叫轻风，是北夏延人。她的家庭属于高麋部落。今天上午被中士摧毁的是她家的屋子。村里包括她父亲一共有十个男人，当时他们都去罗斯巴德河东岸猎杀鹿和羚羊了。”
	“那么苏人的主要聚居地呢？”
	“她说她没见过苏人。她的家族来自南方，汤格河。之前有很多夏延人跟他们在一起，但一星期前，他们分道扬镳了。高麋人喜欢单独狩猎。”
	阿克顿上尉凝视着扎上了绷带的大腿，俯身向前，狠狠地掐了一把。姑娘痛得深深吸了一口气，但没有叫出声来。
	“也许可以鼓励一下士气呢。”阿克顿说。布拉多克中士咧开嘴在笑。克雷格伸手抓住上尉的手腕，把他的手拉开了。
	“那不行，上尉，”他说，“她已经把她所知道的告诉我们了。如果苏人不在我们之前经过的北边，而且也不在南边和西边，那他们一定是在东边。你可以这么报告将军。”
	阿克顿上尉像是怕被传染似的，把手腕从克雷格手里挣脱出来。他挺直身子，取出一只半猎式银怀表[55]看了一眼。
	“将军帐篷里开饭了，”他说，“我要走了。”他显然已经对俘虏失去了兴致，“中士，天黑以后，把她带到草原上干掉。”
	“有没有什么规定说我们不能先跟她玩一玩，上尉？”布拉多克中士问。其他士兵发出一阵赞同的笑声。阿克顿上尉骑上了马。
	“坦率地说，中士，我才不管你想干什么呢。”
	他策马朝营地前头卡斯特将军的帐篷奔去。其他士兵也跟着跨上了马。布拉多克中士在马背上俯身斜眼看着克雷格。
	“要让她活着，小伙子。我们会回来的。”
	克雷格走到最近的一辆炊事车，取了一盘腌猪肉、硬面包和扁豆，找到一只弹药箱坐下，开始吃起来。他想起了他的母亲，十五年前，她在昏暗的灯光下读《圣经》给他听。他想起了他的父亲，耐心地在从普赖尔山脉上流下的溪流中不停地淘金。他还想起了老唐纳森，只有一次，老人愤怒地解下皮带要抽他，那是因为他粗暴地对待一头被捕获的动物。
	快八点时，夜幕已经完全笼罩了营地。克雷格站起身，把盘子和勺子放回车上，走到雪橇旁边。他没对姑娘说话，只是把两根木杆从白斑色矮种马背上卸下，放在了地上。
	他从地上扶起姑娘，只轻轻一抱，就把她抱上了矮种马的背上，又把缰绳递给她。然后，他手指向开阔的草原。
	“去吧。”他说。她盯住他看了两秒钟。他在矮种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不一会儿，它就走了。那是一匹坚定、顽强、没钉过蹄铁的矮种马，能在辽阔的草原上穿过数英里土地，直到闻到自己同族的气味，找到自己的路。几个阿里克拉的侦察兵在五十英尺开外好奇地看着。
	九点钟光景，他们怒气冲冲地来找他了。两名骑兵抓着他，让布拉多克中士揍他。他倒下去后，他们拖着他穿过营地去卡斯特将军那里。此刻，在几盏油灯的照明下，将军正坐在帐篷前的一张桌子旁，身边围着一群军官。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永远神秘莫测。但他显然有两面：一面好、一面坏；一面亮堂、一面阴暗。
	他亮堂的一面总是很欢乐，经常笑声不断，喜欢像孩子般开玩笑，与人相处愉快。他具有无尽的精力和强健的体格，总是投入到一些新事物中去：要么是在平原上收集野生动物，然后送到东部的动物园去，要么就是学习制作动物标本。尽管常年在外，他对妻子伊丽莎白却是绝对忠诚。
	自从年轻时有过一次醉酒经历，他变得滴酒不沾，绝对禁酒，甚至在晚饭时也不喝酒。他从不骂人，也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说脏话。
	十四年前的南北战争期间，他曾表现出惊人的勇气，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使他迅速从中尉升至少将，战后又服从安排，在规模不如从前的军队里担任中校。他曾经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之中冲杀，却从未挂过彩。他被无数老百姓视为英雄，却没有受到自己部下的信任和爱戴。
	这是因为，对于那些冒犯了他的人，他也会实施残酷的报复手段。战争中，虽然他自己未曾受伤，但他部下官兵的伤亡人数，比任何其他骑兵部队都多。这使他变得更为急躁和鲁莽。士兵们不想爱戴和拥护一位要让他们去捐躯的指挥官。
	在平原战争期间，他下令使用皮鞭来维持纪律，由此导致逃兵的数量比西部其他部队都要多。因为不断有人员趁夜色出逃，七团不得不经常征募新兵，但卡斯特没有兴趣把他们训练成具有战斗力的熟练骑兵。虽然在林肯堡度过了漫长的秋天和冬天，但在一八七六年六月，七团的状态依然不是很好。
	卡斯特的虚荣心很强，野心很大，一有机会就在报纸上抛头露面。深褐色的鹿皮套装、一头柔顺的赤褐色卷发，他的装束和打扮都是为此准备的。如今第七骑兵团的随军记者马克・凯洛格也是这副样子。
	但作为一名统帅部队的将军，卡斯特有两个缺陷会导致他和他的大多数官兵在之后的几个小时内丧命。一是他经常低估敌人。他有着“印第安人克星”的名声，对此也沾沾自喜。八年前，他的确曾消灭了一整村熟睡中的夏延人。那是夏延族领袖黑壶酋长的村庄，位于堪萨斯州沃希托河边。他率领部队，在夜间包围了那些睡得正香的印第安人，并在太阳升起时分，屠杀了其中的大多数人：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当时，夏延人刚刚与白人签订了一份新的和平协议，因此他们还以为自己很安全。
	其间，他也曾四次被卷入与印第安主战派的小规模冲突中。这四次的兵力损失加起来不到十二人。跟南北战争时的重大兵员伤亡相比，与当地印第安人的这些遭遇战根本不值一提。但东部的读者需要有一个英雄人物来崇拜，他们所虚构的边疆野蛮人则是恶魔般的反派角色。热情洋溢的报纸宣传和他的自传《我的平原生涯》，让他获得了声望和偶像般的地位。
	第二个缺点是，他听不进任何人说的话。在沿罗斯巴德河行军的路上，他有一些经验极为丰富的侦察兵同行，但他对一次次的警告都置若罔闻。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本・克雷格就是被拖到了这个人的面前。
	布拉多克中士解释了发生的事情，而且还告诉卡斯特，这事有目击证人。在六名军官的簇拥之下，卡斯特将军打量着他面前的这个人。在他面前的是个比他年轻十二岁的小伙子，身高六英尺不到一点，身穿鹿皮衣服，有一头卷曲的栗色头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他显然是白种人，甚至不是其他侦察兵那样的混血儿，但他的脚上却穿着软皮靴子，而不是硬皮骑兵靴，而且后脑勺的头发上插着一支有白色尖头的山鹰羽毛。
	“这是非常严重的违纪行为。”当中士叙述完毕时，卡斯特说，“是真的吗？”
	“是真的，将军。”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克雷格解释了之前对姑娘的审讯，以及那天晚上后来的计划。卡斯特的脸绷着，相当不满。
	“在我统帅的部队里，这种事情是不允许的，即便是对印第安女人。是这样吗，中士？”
	这时候，坐在卡斯特身后的阿克顿上尉插了进来。他说起话来圆滑得很，很有说服力。他说他亲自进行了审问。完全是口头形式的，旁边有翻译。整个过程中没有对姑娘进行体罚。他的最后指示是，要彻夜看守她，但不得碰她，等到上午时，可交由将军作出决定。
	“我的骑兵中士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他最后说了这句话。
	“是的，长官，事实就是如此。”布拉多克说。
	“案子属实。”卡斯特说，“把他关起来，等军事法庭来判决。叫宪兵中士过来。克雷格，你私自放走俘虏，等于让她加入敌人的主力部队并给他们发出警告。这是通敌，要被判处绞刑。”
	“她没去西方。”克雷格说，“她骑马往东走，去找她还活着的家人了。”
	“她现在仍然可以把我们的位置通报给敌人。”卡斯特快速反驳说。
	“他们知道你的位置，将军。”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们整天都尾随着你。”
	军官们目瞪口呆，怔住了好长时间。这时候，宪兵中士出现了——一个大个子老兵，名叫刘易斯。
	“把这个人看管起来，中士。关起来。明天太阳升起时，军事法庭会有场快速审判，很快便能作出判决。就这样。”
	“可明天是礼拜天。”克雷格说。
	卡斯特想了想：“你说得对。我不会在星期天安排绞刑的。那就星期一吧。”
	团部副官加拿大人威廉・库克上尉在一旁做着记录，事后他会把本子装进马鞍袋里。
	这时，侦察员鲍勃・杰克逊骑马来到帐篷前。与他一起来的有四名阿里克拉人和一名克劳人侦察兵。日落时他们一直在前方侦察，回来晚了。杰克逊是黑白混血儿，他的报告使卡斯特激动得跳了起来。
	就在日落前，杰克逊的几个土著侦察兵发现了一个大营地的痕迹：草原上有许多圆锥形帐篷支起时留下的圆形记号。踪迹从营地一路蔓延，离开罗斯巴德河谷，向西面延伸。
	令卡斯特激动的理由有两个：他从特里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是朝罗斯巴德河的源头进发，但如果有新情况出现，他可以自行作出判断。现在新情况出现了。卡斯特现在可以自由决定他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用不着执行命令了。第二个理由是，他似乎终于发现了捉摸不定的苏人主群体。西面离此地二十英里处，在另一条山谷里还有一条河流，叫小大角河，它流向北方，汇入大角河，然后再流入黄石河。
	在两三天之内，吉本和特里的联合部队将抵达这个河流汇合处，然后沿大角河南下。这些苏人将会受到钳制。
	“拔营出发，”卡斯特喊道，他的军官们散开后返回各自的部队。“我们今天连夜赶路，”他回头对宪兵中士说，“管住囚犯，刘易斯中士。把他绑在马背上，跟在我后面。现在他可以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朋友身上。”
	他们彻夜行军。山谷外面的乡间地形复杂，崎岖不平，朝分水岭去的一路上都在上坡。士兵和马匹都累了。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凌晨两三点钟，他们抵达了分水岭。这是两条山谷间的制高点。天空一片漆黑，但星光灿烂。过了分水岭不久，他们发现一条小溪，侦察兵米奇・波耶尔认出这是丹斯阿什伍德溪。它朝西流淌，在山谷底下汇入小大角河。部队沿着溪流继续行进。
	快黎明时，卡斯特命令部队停下来，但没有让他们扎营。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就地躺倒，抓紧时间睡上一会儿。
	克雷格和宪兵中士跟在卡斯特身后五十码处，在司令部的队伍中骑行。克雷格仍骑在马背上，但他的夏普斯步枪和猎刀已被刘易斯中士收缴。他的脚踝被皮鞭束着，绑在马鞍的肚带上，双手则被绑在了背后。
	刘易斯长得五大三粗，但心地倒还善良。黎明前的休息时间里，他解开克雷格脚踝的皮鞭，悄悄地让他坐在地上。克雷格的双手仍被反绑着，但刘易斯用水壶喂了他几口水。即将到来的白天依然会很炎热。
	就在这个时候，卡斯特作出了他当天的第一个错误决定。他召来他的三把手弗雷德里克・本蒂恩上尉，命令他带上H连、D连和K连，去南面的荒地看看那里是否有印第安人。克雷格听到，在相隔几码远的地方，部队里最专业的军人本蒂恩对命令提出了异议。如果前方小大角河两岸有敌人的大部队，那么，把兵力分散是明智的举措吗？
	“你就执行命令吧。”卡斯特厉声说完就转身走了。本蒂恩耸耸肩，执行命令去了。卡斯特率领的大约六百名士兵中，有一百五十名奔赴荒山野岭，去执行这徒劳的搜索了。
	克雷格和刘易斯中士将再也无法知道，本蒂恩和他筋疲力尽的人马会在几个小时之后返回这条河谷。要解救这些人已经来不及了，但正因为回来得太晚，使他们逃过了被消灭的厄运。卡斯特下达命令后，又整队出发。七团顺溪流而下，朝着小大角河进军。
	黎明时分，在大部队前方探路的几名克劳人和阿里克拉人侦察兵回来了。他们在丹斯阿什伍德溪与河流的交汇处附近，发现了一座小山坡。由于熟知整个地区，他们也了解这个山坡。山坡上有一些松树，爬上树后能看见前方整个山谷。
	两名阿里克拉人曾爬到树上，看见了前方的一切。他们获悉卡斯特打算继续前进，觉得这简直是去送死，于是就地坐了下来。
	太阳升起来了，气温随之节节攀升。在克雷格的前面，身穿奶油色鹿皮装的卡斯特将军脱下外套，卷起来绑在身后的马鞍上。他身着一件蓝色棉布衬衫策马前行，头戴一顶宽边奶油色草帽遮阳。部队来到了那个山坡。
	卡斯特爬上半山腰，用望远镜观察前面的情况。他们在溪流岸边，距河流汇合处还有三英里。当他走下山坡与剩余的军官商议时，谣言在部队里已经传开了。他见到了一部分苏人村庄，村里有炊烟正冉冉升起。这时是上午。
	在丹斯阿什伍德溪对面，黄石河以东，有一丛低低的山丘挡住了平地上的人们的视线，但卡斯特还是发现了他要寻找的苏人。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少人，也听不进侦察兵向他发出的警告。他决定发起攻击，这也是他字典里唯一的招数。
	他选定的作战计划是一次钳形攻势。他不打算插入到印第安人南翼并等待特里和吉本从北面包抄过来，而是决定用七团剩余的兵力组成钳子V型的两条边。
	缚在马背上等待军事法庭审判的本・克雷格，听到卡斯特下了令。他命令第二把手马库斯・雷诺少校带上A连、M连和B连三个连队继续西行。他们要抵达河边，涉水过河后转向右边，从南路冲向那座村庄地势较低的一端。
	卡斯特将军留下一个连队守卫骡马车队和后勤供给。他自己则将率领余下的五个连队快速北上，抵达山丘背面，从北边这一端逼近。随后他将冲到河边，跨越河流，从北面进攻苏人。在雷诺少校的三个连队和他自己的五个连队的夹击下，印第安人将被打得落花流水。
	克雷格无法知道视线以外的山丘另一边的情况，但他可以观察克劳人和阿里克拉人侦察兵的举止。他们已经明白，并且准备好了要赴死。他们所见到的，是苏人和夏延人在同一个地点空前绝后地集结到了一起。六个大部落来到一块儿合作狩猎，他们把营地扎在了小大角河的西岸。营地里有来自平原地区所有部族的一万到一万五千个印第安人。
	克雷格知道，在平原印第安人的社会里，十五岁到三十几岁的男子会被视为战士。因此，平原部落中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战士。这就意味着，河边有两千个这样的战士。而且，他们刚刚得知西北平原上到处是鹿和羚羊，这个时候，他们是不会老老实实回保留地去的。
	更糟糕的是，没有人料到这些印第安人已经会合，并且在一星期前打败了克鲁克将军。他们对这些蓝衣士兵没有丝毫恐惧，也没有像前一天的高麋人那样外出打猎。事实上，在二十四日晚上，他们为战胜了克鲁克将军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庆典会延迟一个星期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在为十七日与克鲁克交战时死去的亲人进行哀悼，为期正好一周，所以庆典只能在七天后举行。二十五日上午，战士们刚从头天晚上的活动中清醒过来。他们没有外出打猎，而且全身仍涂着油彩。
	即使如此，克雷格也明白，这里和沃希托河边沉睡着的黑壶部落的村庄不一样。午后，卡斯特最后也最致命的一次分散了他的兵力。
	克雷格注视着雷诺少校离开，后者带上队伍顺溪流而下朝过河处奔去。在B连的前头，阿克顿上尉看了一眼差不多已经被自己判了死刑的这个侦察员，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然后继续骑马前行。在他后面的布拉多克中士经过时，朝克雷格发出一声冷笑。在两个小时之内，这两个人都将死去，而被放逐到山头的雷诺，连同三个连队的残余官兵，则会被困在原地。他们会设法守住阵地，等待卡斯特回来营救他们，但卡斯特一直没有回来，是特里将军在两天之后把他们解救出来的。
	克雷格看着另外一百五十名畏缩的官兵朝溪流下游走去。虽然他不是士兵，但对他们也没抱什么信心。卡斯特的部下中，百分之三十的军人是刚刚招募的新兵，只接受过最基本的训练。有些人刚刚在练习中学会骑马，但一上战场就会失去控制。其他人甚至还没学会使用斯普林菲尔德步枪。
	还有百分之四十的士兵虽然入伍时间较长，但从不曾对印第安人开过枪，也没在遭遇战中碰到过他们，而且，许多人只见过保留地上受着管教的温顺印第安人，从没见过真正的印第安人。一大群嚎叫着、身上涂满油彩的游牧部落战士，为保护老婆、孩子而冲杀出来时，他不知道士兵们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他有一种可怕的预感，而且这预感真的应验了。但等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他知道，卡斯特对此不屑一顾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与传说相反，平原印第安人把生命看得很神圣，极为珍惜。即使在征途上，他们也无法承受重大伤亡，通常在损失了两三名优秀的战士之后，便会停止战斗。可是，卡斯特要攻击的，是他们的父母、老婆和孩子。光是为了捍卫荣誉，就会使他们奋起应战直至最后一名战士牺牲。决不会心慈手软。
	当雷诺少校率领的三个连队顺着溪流绝尘而去时，卡斯特下令，让行李搬运车辆留在原地，由剩余六个连队中的一个守卫着。他带上E连、C连、L连、I连和F连这五个连队，转向北方。那里有山丘遮挡，河谷里的印第安人没法看见他，但他也看不见他们。
	他扭头对宪兵中士刘易斯说：“带上囚犯。当七团冲杀进去后，他就能看到他朋友们的下场了。”
	然后他转身策马朝北快步跑去。五个连的官兵跟在他身后，总共是二百五十人。克雷格意识到，卡斯特仍没有觉察到危险。他带了三个平民去观战，其中一位，就是精瘦的戴眼睛的随军记者马克・凯洛格。更夸张的是，卡斯特还带着两个年轻的亲戚一起前行，他肯定是要对他们负责任的。这两个亲戚，一个是他最小的弟弟波士顿・卡斯特，十九岁；另一个是十六岁的外甥，名叫奥蒂・里德。
	士兵们排成两路纵队，队伍有半英里那么长。在卡斯特后面骑行的是他的副官库克上尉，再后面的是将军当天的勤务兵，也是团部的号手，约翰・马丁。他的真名叫吉斯帕・马蒂诺，是一位意大利移民，曾经当过加里波第[56]的男管家，到现在英语水平仍相当有限。刘易斯中士和被缚住的本・克雷格，走在卡斯特后面三十英尺处。
	他们纵马驰入山丘，虽然仍在山峰下，但他们能在马鞍上转过身，看见雷诺少校和他的人马正在跨越小大角河，准备从南方发起攻击。这时候，卡斯特注意到克劳人和阿里克拉人侦察兵哭丧着脸，于是叫他们骑马回去。他们立马掉头离开，最后幸存了下来。
	部队就这样行进了三英里山路，不再被左面的山峰挡住视线，终于能俯视下面的山谷了。大个子刘易斯中士拉着克雷格那匹马的马勒。他倒吸一口冷气，轻声说：“噢，我的天哪。”远处的河岸上是一片帐篷的海洋。
	即使相隔那么远的距离，克雷格仍能分辨出那些帐篷的形状、装饰颜色，并能辨认出它们分别属于哪个部落。这些帐篷分属于六个不同的村庄。
	平原印第安人在迁徙时会列队前行，一个部落跟着一个部落。当他们停下来扎营时，不同村庄各自分开落脚，因此，整个营地就显得又长又窄。在对面的河岸往下游的方向，一长溜地排着六个圆圈。
	他们一直在朝北迁徙，直到几天前停顿下来。开路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北夏延人，因此他们的村落在最北端。接下来是他们最亲密的盟友奥格拉拉[57]苏人。再接下来是圣阿克苏人，然后是黑脚。从南面数过来第二个村庄是明尼孔焦，在最南端的，也是此时正受到雷诺少校进攻的，是队伍的尾巴胡克帕哈村庄，其首领，也是苏人最崇敬的萨满，就是老练的坐牛[58]。
	在场的还有其他人，与各自的亲属们住在一起的有桑蒂、布鲁尔和阿西尼本苏人。七团所看不见的是，在仍挡住视野的山坡背面，雷诺少校对南端胡克帕哈部落的进攻将变成一场大灾难。胡克帕哈人已经从他们的帐篷中蜂拥而出，许多人骑着马，全都拿着武器展开反攻。
	这时差不多是下午两点，骑着矮种马的战士们，在草原上从左翼迂回包抄过来，雷诺的人马已经被逼得退到刚刚跨过的那条河边，躲在附近的一片杨树林中。
	许多士兵已经在林中下了马，剩下的要么是驾驭不住骑着的马，要么就是已经被马甩了下来。一些人丢了步枪，被胡克帕哈人欣喜地捡去了。很快，剩余的士兵将不得不从同一条河涉水回去，躲到一个山头上，忍受三十六小时的围困。
	卡斯特将军审视着他眼前的情景，相距咫尺的克雷格则在打量这个印第安人杀手。营地里能见到女人和孩子，但没有战士。卡斯特认为这是意外之喜。克雷格听到卡斯特向围在他身旁的连长们喊道：“我们从这里冲下去，占领这个村庄。”
	然后他召来库克上尉，口授了一道命令。这命令是发给早已被派遣到荒野里去的本蒂恩上尉的。库克草草记下命令：“来吧。大村庄。快点。带上包裹。”他指的是弹药。他把这道命令交给了号兵马蒂诺。
	意大利人马蒂诺奇迹般地找到了本蒂恩上尉，因为机警的本蒂恩已经放弃在荒野里徒劳追击，回到了溪水边，并且最后在被围困的山丘上与雷诺少校会合了。但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无法突围去解救遭遇灭顶之灾的卡斯特了。
	当马蒂诺沿着小径骑马跑回去时，克雷格从马鞍上转身看他。他看见耶茨上尉的F连中，有二十四名士兵也擅自骑马逃跑了。没人阻拦他们。克雷格转回身看前方的卡斯特。这个自以为是的人难道一点也没有警觉吗？
	将军站在马镫上，把奶油色的草帽举过头顶，朝他的部队官兵喊道：“好哇，小伙子们，看到他们了。”
	这是正在离开的号兵马蒂诺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后来，在接受询问时，他也报告了这句话。克雷格注意到，与许多长着金棕色头发的人一样，年仅三十六岁的卡斯特也已经有点秃了。虽然被印第安人起了个“长发”的诨号，但卡斯特已为夏季的战役剃短了头发。也许正因为如此，奥格拉拉妇女们后来没能在他倒下的地方认出他。战士们也认为，不值得把他的头皮剥下来当作战利品。
	举帽致礼之后，卡斯特策马跑向前方，剩余的二百一十名官兵跟了上去。通向河岸的前方地形较为平坦，适合从山上冲下去。半英里之后，部队折向左行，一个连队接一个连队跑下山坡，涉过河流，准备发起进攻。这时候，夏延人的村落炸开了锅。
	战士们像一群大黄蜂般倾巢而出，大多数人打着赤膊，身上涂着战斗油彩，“噫、噫、噫”地尖声怪叫着冲到河边，涉过河流登上东岸，冲向卡斯特的五个连队。蓝衣士兵们在半路上停了下来。
	克雷格旁边的刘易斯中士勒住了马缰，克雷格再次听到他轻声惊叹“我的天哪”。夏延人刚淌过河就纷纷跳下矮种马步行前进。登上河岸后，他们钻到高高的野草丛中不见了身影，站起来向前跑几步，然后再次消失。第一批箭雨开始射向骑兵队。一匹战马的侧腹中了箭，它痛苦地哀嚎着，抬起前腿把它的骑手甩了下去。
	“下马。用马作掩护。”
	喊声来自卡斯特。没有人需要第二轮命令。克雷格注意到，有些士兵从枪套里拔出柯尔特点45手枪，把子弹直接射进他们战马的前额，然后用马匹的尸体作为防御物。他们这么做算是聪明的。
	山丘上没有防御物，没有岩石或巨砾可用来躲藏。士兵们跳到地上后，有几个离开了各自的连队，牵着十几匹马的缰绳，把它们带回到山顶上去了。刘易斯中士让他自己的马和克雷格的马都调过头来，快步跑回到山上去。在那里，他们加入到刚才由十几名骑兵牵出来的徘徊的马群之中。没过多久，战马们开始闻到印第安人的气息。它们躁动地奔走，或者抬起前腿，把背上的骑兵甩来甩去。刘易斯和克雷格在马鞍上看着他们。第一次进攻之后，战场平静了下来。但印第安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正在移动，准备包抄过来。
	后来有人传言，在那天击溃卡斯特的是苏人。其实不然。发起大多数正面进攻的，是夏延人。夏延人的村庄是卡斯特的第一个进攻目标。为了保卫自己的村庄，同族的奥格拉拉苏人听从了夏延人的建议，赶过来增援，从侧翼往前移动，切断了联邦军队的退路。克雷格从他的有利位置可以看到，奥格拉拉人溜进了远处左右两翼茂盛的草丛之中。用不了二十分钟，部队就会失去退却的希望。呼啸的弹雨和箭雨逼近了。一名骑兵喉部中箭后倒在地上，边喘气边发出尖叫。
	这些印第安人有一些步枪，甚至还有几支老式的燧发枪，但数量不多。黄昏时，他们会大量使用新型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和柯尔特手枪，重新将自己武装起来。他们主要使用弓箭，这对他们来说有两个优势。弓是无声的武器，不会暴露射手的位置。那天下午，许多蓝衣士兵还没看见目标，就胸部中箭而死。另一个优势是，雨点般的箭可以高高地射向空中，然后几乎是垂直地落到骑兵们身上。这用来对付战马效果尤其好。不到一个小时，十几匹战马被落下的箭射中。它们甩下骑手，挣脱缰绳，沿着小径快步跑了回去。其他未受伤的马匹也跟着跑了。在士兵们死去之前，战马已经跑了，所有的逃生希望也随之消失。恐惧像野火般在士兵中间蔓延。几位老军官和军士对部下已经失去了控制。
	那座夏延人村落的首领是“小狼”，但他碰巧不在。当他返回时，战斗结束已经有一个小时。他因为缺席，遭到众人指责。其实，他刚才率领着一支侦察队在罗斯巴德河上游寻找卡斯特的踪迹，并越过分水岭到了小大角河边。
	外出期间，他把领导权交给了一个老练的战士，那是来自南方夏延人部落的一位客人，人称“跛脚白人”。他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既不是跛脚也不是白人。当大约三十人的一群骑兵在军官的指挥下试图向河边突围时，他孤身冲过去，摧毁了他们的士气，自己却英勇地牺牲了。但那三十个士兵再也没能回到山坡上。他们的阵亡让战友们也失去了生存的希望。
	刘易斯和克雷格在山头上听到了士兵们面对死亡时的祈祷声和哭喊声。一个骑兵小伙子像小孩一样哭喊着突破包围，跑上山来想找到那最后一两匹马。几秒钟之内，四支箭射入他的后背。他倒在地上抽搐起来。
	马背上的刘易斯和克雷格已经进入射程范围，几支箭“嗖”地从他们身边掠过。下面的山坡上也许还有五十到一百名士兵仍然活着，但他们中半数的人肯定已经中箭或者中弹。有时候，一名追求个人荣耀的战士会突然策马冲上来，不顾枪林弹雨，直接越过蹲伏在地上的士兵们，然后竟能安然无恙地骑马离开，并由此获得伴随着高声尖叫的喝彩。
	在场的每一位士兵都认为这是作战时的呐喊。克雷格知道得更多。印第安人冲锋时的号叫，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死亡：他自己的死亡。他只是在向无处不在的神灵吐露自己的心声。
	不过，那天真正毁灭第七骑兵团的，是士兵们对被俘和受刑的恐惧。每个士兵都被印第安人会把俘虏折磨死的故事彻底洗脑了。总的来说，这些故事都不对。
	平原印第安人没有战俘文化。他们没有设施处置战俘。不过，如果敌方的人员损失已经过半，那可以光荣地投降。七十分钟以后，卡斯特肯定已经失去了一半人马。但按印第安人的传统来说，如果对方一直坚持战斗，那通常会杀个片甲不留。
	如果被活捉，那么，囚犯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会遭到拷打：如果这个人被认出来，发现他曾经正式发誓决不与这个部落的印第安人交战，却食言了；或者，被人发现这个人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这两种情况中，无论发生了哪一种，都会让人名誉扫地。
	在苏人和夏延人的文化中，一个人只要拥有坚忍、刚毅的意志，能承受住痛苦，那他的名誉就可以恢复。应该给予说谎的人或者懦夫机会，使他们经受痛苦。卡斯特曾经对夏延人发誓再也不跟他们打仗。两名部落妇女在倒地的官兵中间认出卡斯特以后，用钢锥捅他的耳膜，让他下次能听得清楚一些。
	夏延人和苏人的包围圈在不断收紧，恐惧像丛林大火般在仍活着的士兵中间蔓延开来。由于那个时代没有不冒烟的弹药，当时打仗，能见度都不太好。一个小时后，这座山丘就笼罩在了火药的硝烟之中。而现在，烟雾中走来了这些身上涂着油彩的野蛮人。那些士兵开始胡思乱想。多年以后，一个叫吉卜林的英国诗人会写下这样的诗句：
	当你受了伤，被留在了阿富汗平原上，
	妇女们出现，要割你的肢体，
	为什么，你抓起步枪，射穿自己的脑袋，
	像一名军人那样，去见上帝。
	山上最后一批幸存者中，没有人能活下来听到吉卜林的诗，但他所描写的，正是他们所做的。克雷格听到了第一阵手枪的射击声，这是伤员们为免受折磨而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转向刘易斯中士。
	他旁边的这位大个子男人脸色煞白，他们的两匹马都快要失去控制了。回去的小道已经不能用作逃生之路；那里到处是奥格拉拉苏人。
	“中士，你不会让我像头被捆住的猪那样死去吧。”侦察兵朝他喊道。刘易斯想了想，他的职责已经结束，于是从马背上滑下来，抽出佩刀，割开了把克雷格的脚踝与马匹的肚带缚在一起的两条皮带。
	这时候，三件事情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支箭从不超过一百英尺的距离内射进了中士的胸部。他略感惊讶地看了看胸口的箭，手上还拿着刀，然后双膝一软，扑倒在了地上。
	在离克雷格更近的地方，一名苏人从高高的野草丛中站起来，用一支老式燧发枪对准克雷格开火。为了增加射程，他显然填了太多黑火药，糟糕的是，他忘了取下通条。枪膛轰然爆炸并燃起一片火焰，把那人的右手炸成了肉浆。他要是把枪举到与肩齐平开火的话，就会失去大半个头颅，不过他是拿在低处开火的。
	火枪的通条像一支颤抖的标枪，从枪管中射了出来。克雷格刚才面对着那个人。通条射进了他的战马胸部，直刺心脏。马匹倒下时，双手仍被绑住的克雷格力图挣脱开来。他背着地摔倒，脑袋砸在岩石上昏了过去。
	不到十分钟，卡斯特部队在山丘上的最后一个白人士兵死去了。虽然侦察兵克雷格因为失去了知觉而没能看到，但战斗结束得极其快。苏人战士们后来这么描述这一分钟：十几名最后的幸存者刚刚还在抵抗，无处不在的神灵下一秒就把他们全都消灭干净了。事实上，大多数士兵只是“滚到他们的步枪边”或者使用了他们的柯尔特手枪。一些人帮助受伤的战友结束生命，另一些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本・克雷格苏醒过来时，他的脑袋仍然因为岩石的撞击而痛得嗡嗡作响。他睁开一只眼睛，自己正侧身躺在地上，双手仍被绑着，一边的脸颊贴着地面。草叶近在他眼前。头脑清醒后，他觉察到周围有人穿着软底鞋走来走去的声音，激动的说话声，时不时还有胜利欢呼声。他的视线也恢复了过来。
	山坡上有人光腿穿着鹿皮软鞋跑来跑去，这是苏人战士在寻找战利品。肯定是有人看到他眼皮在眨动。先是响起了得意洋洋的喊叫，接着，几只强壮有力的手把他扶了起来。
	他周围有四名战士，脸上涂满了歪歪扭扭的油彩，仍沉浸在杀戮的狂热之中。他看到有人举起一根石棍，想砸烂他的脑袋。他坐着等死的那一瞬间，没来由地想到，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会是怎样。石棍没有砸下来，有一个声音说：“住手。”
	他抬头去看。刚才说话的那个人骑在一匹矮种马上，站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西沉的太阳照在骑马人的右肩，在耀眼的光芒下，那人的形象成了一个剪影。
	他的头发未经梳理，像斗篷般披在双肩和背上。他没有拿长矛，甚至没有提钢斧，所以显然不是夏延人。
	那人胯下的矮种马朝旁边走了一步；阳光被挡在了他的身后，亮光更弱了。骑马人的身影对着克雷格的脸，他看得更清楚了。
	那匹白斑色矮种马不是大多数印第安人骑的黑白斑，也不是花斑，而是浅褐色的，常被人们称为金鹿皮色。克雷格曾听说过这种矮种马。
	骑在上面的人赤裸着身体，只在腰上围着一圈布条，脚上蹬着鹿皮软鞋。他的穿着打扮像是名战士，但实际上是首领。他的左前臂上没有盾牌，意味着他不喜欢个人防护，但他的左手上晃荡着一条石棍。因此，是苏人。
	石棍是一种可怕的武器。把手有十八英寸长，头部是一个叉。嵌在叉里的是一块鹅蛋大小的光滑的石头。石头用皮带绑住。这些皮带以前被浸湿了用来鞭打，在太阳底下晒干后，皮带就会缩水收紧，所以那块石头不会掉下来。这种棍棒打起人来，会砸断手臂、肩骨或肋骨，敲人脑袋就像是敲核桃。这种武器只能近距离使用，因此更能带来殊荣。
	当他再次说话时，说的是奥格拉拉苏语，这种语言最接近夏延语，所以侦察兵能够听懂。
	“你们为什么把敌人这么捆绑起来？”
	“我们没有，首领。我们发现他时就是这个样子，他是被自己人绑住的。”
	深邃目光落到了仍绑住克雷格双踝的那些皮带上。苏人首领注意到了，但没说什么。他坐在马鞍上，陷入沉思。他的胸部和肩部涂抹着代表冰雹的一个个圆圈，一道黑色的闪电从他的发际边沿，一直延伸到他下颚的子弹疤痕处。他没有佩戴其他饰品，但克雷格知道他的名声。在他眼前的是具有传奇色彩的“疯马”，是过去十二年间，奥格拉拉苏人无可争议的首领。自二十六岁起，他就因为无畏、神秘和自我克制而受到崇敬。
	河边来的一阵晚风吹拂着那位首领的头发，吹拂着地上的长草和侦察兵后脑勺上的那根羽毛。现在，羽毛已经落到了他身披鹿皮的肩膀上。疯马也注意到了。这是由夏延人赋予荣誉的一种标记。
	“别杀他，”这位军事首领命令道，“带他去坐牛首领那里接受审判。”
	失去这个掠夺机会让战士们颇感失望，但他们服从了命令。克雷格被拖着站起来，走下山丘去河边。在走过的半英里路上，他看到了这场大屠杀的结果。
	减去侦察兵和逃兵，五个连队中一共有二百一十名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山坡上。印第安人正从尸身上搜寻一切可作为战利品的东西，然后根据各个部落的不同传统切割尸体。夏延人砍烂腿，这样死者就不能追赶他们了；苏人用石棍砸烂脑壳和面孔；其他部落的人肢解手臂和腿，并割下头颅。
	克雷格在山丘下五十码处见到了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尸体。他全身赤裸，只有脚上套着一双蓝色棉质短袜，尸身在阳光下白得像块大理石。他没被肢解分尸，只有耳膜被捅穿了。之后特里将军的官兵们发现他时，仍然是这个模样。
	口袋和鞍袋里的物品都被拿走了：步枪，当然还有手枪，以及余留的充足弹药、烟叶袋、全钢表壳手表、放有家庭照的钱包，所有可以作为战利品的东西。然后是帽子、靴子和军服。山坡上到处是印第安战士和妇女。
	河岸边有一群矮种马。克雷格被扶上其中一匹，然后他和四名护送人涉过小大角河到了西岸。当他们穿越夏延人的村落时，妇女们走出来对这个幸存的白人尖声叫嚷，但看到那根山鹰羽毛，她们就不再吭声了。这是朋友，还是叛徒？
	五个人骑着马一溜小跑经过圣阿克苏人和明尼孔焦人的营地，来到胡克帕哈人的村庄。营地里的吼声震天响。
	这些战士们没在山丘上迎战卡斯特；他们遇上了雷诺少校并击退了他。过了河的雷诺的余部仍被围困在山头上，本蒂恩及骡马车队已经与他们会合了，他们在那时仍苦苦思索，为何卡斯特不从山上骑马下来解救他们。
	黑脚、明尼孔焦和胡克帕哈的战士们一边骑马四处走动，一边炫耀着从雷诺部下的尸身上取得的战利品。克雷格看到一张张留着金发或姜色头发的头皮在空中飞舞着。在尖叫声不断的妇女们的围观下，他们一行来到了伟大的萨满和判官坐牛的棚屋中。
	担当护送的奥格拉拉人解释了疯马的命令，把他交出后，骑马回到山坡去找战利品了。克雷格被粗暴地扔进一座圆锥形帐篷里，两名老年妇女遵照命令，手持尖刀看守着他。
	有人前来提审他时，已经是深夜。十几名战士进来把他拖了出去。篝火已经点燃。火光下，身上仍涂着油彩的战士们看上去很可怕，不过，气氛已经平静了下来。一英里之外，在越过杨木林和河流的地方，在视线以外的黑暗中，偶尔还有零星的枪声传来。那意味着苏人仍在爬山，在向断崖上的雷诺的防御圈发起进攻。
	整个战役中，在这个巨大营地的两端，苏人损失了三十一人。虽然共有一千八百名战士参战且敌人已被消灭，但他们仍感到损失惨重。营地里到处是对着丈夫和儿子的遗体号啕大哭的妇女，在为他们走完最后一程作准备。
	胡克帕哈村落中心的篝火比别处的都要大，十几位首领围在旁边，坐牛是其中的最高首领。他那时刚好四十岁，但看上去更老成，他那古铜色的脸庞在火光下显得更黑，皱纹也更深。与疯马一样，他因为有一次预言了他的人民和平原上野牛的命运而受人尊敬。那个预言的景象十分黯淡：他曾看到自己的族人全被白人消灭了。人们都知道，他憎恨白人。克雷格被扔到了坐牛左边二十英尺的地方，这样就不会被火光挡住视线。他们都盯住克雷格看了一会儿。坐牛下了一道克雷格听不懂的命令。一位战士拔出一把刀，走向克雷格身后。他等待着致死的一刀。
	刀子割断了绑住他双腕的绳索。二十四个小时以来，他第一次可以把双手放到身前。他意识到，双手现在还没有感觉。血液开始回流，先是一阵尖锐的刺痛，然后是疼痛。他不动声色地忍耐着。
	坐牛又说话了，这次是对他说的。他听不懂，但用夏延语作了回答。人群中一片惊讶。其中一位叫“双月”的夏延人首领说话了。
	“最高首领问，为什么白人把你绑在马上，双手反绑？”
	“我冒犯了他们。”侦察兵回答说。
	“很严重吗？”在接下来的审问中，双月承担了翻译工作。
	“蓝衣军队的首领要绞死我。明天。”
	“你干了什么？”
	克雷格想了想。布拉多克摧毁高麋的营地是前一天上午吗？他从那次事件开始说起，直至他被判处绞刑。他注意到，提及高麋的营地时，双月点了点头。他已经知道了。他每说完一句话都要停顿一下，让双月译成苏语。当他讲完时，人们轻声议论了片刻。双月叫来了他手下的一个人。
	“骑马回我们的村落。把高麋和他女儿带到这里来。”
	那位战士走向被缰绳拴住的矮种马，跨上去骑走了。坐牛又开始提问。
	“你们为什么要与‘红人’交战？”
	“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这里是因为苏人正从南北达科他州的保留地上出走。没有提过要杀人，但后来‘长发’发疯了。”
	又是一阵嗡嗡的议论声。“长发来这里了吗？”是双月在问。克雷格头一次意识到，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跟谁打仗。
	“他在河对面的山坡上，已经死了。”
	首领们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安静了下来。开会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没有必要匆匆忙忙。一个半钟头之后，双月问道：“你为什么要佩戴这根白色的山鹰羽毛？”
	克雷格作了解释。十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时，加入了一个年轻夏延人的群体，和他们一起到山上打猎。除了克雷格，其他人都有弓箭，他被允许借用唐纳森的夏普斯步枪。他们遭到一只老灰熊的突然袭击。那是一只性格暴躁的老家伙，牙齿差不多已经掉光了，但它的前爪力道大得很，只需一掌就会致人于死命。它从灌木丛中钻出，发出巨大的吼叫声冲了过来。
	这时，双月身后的一位战士要求打断一下。
	“我记得这个故事。这发生在我堂兄弟的那个村庄。”
	在营火边，没有什么比一个好故事更吸引人的了。人们邀请这位战士接着讲故事，苏人们等不及听双月的翻译了。
	“老灰熊像是一座山，速度极快。夏延男孩们四散逃开爬到树上去了。但白人男孩仔细瞄准后开了火。子弹掠过灰熊的下颏，钻进它的胸膛。它用后脚站着，有松树那么高，虽然快要死了，但仍向前猛冲。
	“白人男孩退出弹壳，塞进另一颗子弹，又开了一枪。第二颗子弹射进它怒吼的大嘴，穿过上颚，击穿大脑。老灰熊又朝前走了一步，然后扑倒在地。它那巨大的头颅近在眼前，唾沫和污血溅到了男孩的膝头上。但他一动也没动。
	“他们派了位信使去村里，战士们带着一张雪橇过来，剥下那怪物的皮，带回去给我堂兄的父亲做了一件睡袍。然后他们办了个宴会，并给白人男孩起了个新名字，叫‘无畏杀熊’。还给了他一根猎人才能有的山鹰羽毛。很多个月以前，在我们迁入保留地之前，这是在我们村里流传着的一个故事。”
	首领们频频点头。这是个很好的故事。一队人骑着矮种马来了。后面是一张雪橇。克雷格从来没见过的两个男人走到篝火前。根据穿着和梳的辫子来看，他们是夏延人。
	其中一人是小狼。他述说自己在河东打猎时，看到罗斯巴德河水上空腾起了烟雾。他前去察看，发现了遭到屠杀的妇女和儿童。他在那里听说蓝衣军人回来了，于是昼夜跟踪，尾随着他们来到营地所在的山谷。但他到达得太晚，错过了这场大厮杀。
	另一个人是高麋。大部队离开之后，他才狩猎回来。他的女儿回来时，他仍在为遇害的女眷和孩子们而悲痛。她受了伤，但仍活着。他和另外九名战士一起夜以继日地骑行，想找到夏延人的营地。战斗打响前，他们刚刚抵达，于是自愿加入了战斗。他想在卡斯特所在的那座山丘上杀身成仁，结果杀死了五个白人战士，但无处不在的神灵没把他召唤去。
	雪橇上的那个姑娘最后一个说话。伤口的痛楚和从罗斯巴德河一路赶来的劳顿让她脸色苍白，但她讲得很清楚。
	她说了屠杀事件，以及袖子上有条纹的那个大个子男人。她听不懂他的话，但她明白，在她死去之前他想干什么。她诉说了这个穿鹿皮衣服的人是如何给她水喝、喂她食物，并抱她坐上一匹矮种马，让她返回家人怀抱的。
	首领们开始交换意见。他们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后，交由坐牛宣布。这个白人可以活着，但他不能回到他自己人那里去。他会被他们杀死，或者他会把苏人的位置告诉他们。他应该交由高麋照看。高麋可把他当作囚犯或客人对待。等到春天，他可以获得自由，或继续留在夏延人那里。
	营火周围的战士们纷纷表示赞同。这很公正。克雷格随同高麋骑马回到了分配给他的一座圆锥形帐篷里，由两名战士彻夜看守。第二天上午，这个大营收拾东西准备动身。但黎明时回来的侦察员带来消息说，北面的蓝衣军人更多，于是他们决定南行去大角山，看看那些白人是否会跟过来。
	高麋慷慨大方，把克雷格接纳进自己家族。克雷格在印第安人找到的四匹未受伤的战马中挑了一匹。印第安人更喜欢耐力型矮种马，在他们眼里，战马没有太大的价值。这是因为能适应平原严酷冬季的马匹很少。战马需要干草，可是印第安人从来不采集这些，它们很难像矮种马那样，靠地衣、苔藓和柳皮就能活过冬天。克雷格选了一匹他觉得应该能适应的栗色母马，模样粗犷、瘦瘦高高，并起名为“罗斯巴德”，以纪念他与轻风姑娘相遇的地方。
	因为印第安人从不使用马鞍，他很快便选中了一副。他还找到了被其他人收为战利品的夏普斯步枪和猎刀，尽管对方不太情愿，最后也物归原主了。在山头上他那匹死去了的战马的鞍袋里，他发现了夏普斯步枪的弹药。山坡上被洗劫一空。印第安人把他们喜欢的物品全都拿走了。他们对白人扔在草丛里随风飘扬的那些纸片不感兴趣。这其中，就有威廉・库克上尉写下的第一次审讯记录。
	拆卸村落花了一上午。他们拆下圆锥形帐篷，收拾好炊具，把妇女和孩子们的包袱装在许许多多雪橇上。午后不久，部落人上路了。
	死者被留了下来，躺在他们原先的圆锥形帐篷外面，被涂上了去另一个世界的油彩，身上披着他们最好的衣袍，旁边还放着象征各自级别的羽毛头饰。不过，他们所有的日常手工制品都按照传统留在了地上。
	从北方山谷过来的特里将军的部队在第二天发现这一情况时，会认为苏人和夏延人是匆匆离去的。其实不然：把死者的物品分散地摆在地上是种习俗。不管怎么说，这些物品都将被掠走。
	即便平原印第安人会辩解说，他们只想打猎、不想打仗，但克雷格知道，联邦军队将会从失败中恢复过来，找他们复仇。就算现在不来，以后也一定会来。坐牛的议事委员会也知道这一点。于是，他们在几天之内就达成共识，各部落分成更小的群体，各自行动。这将给蓝衣官兵的工作增加难度，也会让印第安人有更大的机会在荒野里度过冬天，而不是被赶回达科他州的保留地，捱过一个半饥不饱的冬天。
	克雷格与高麋家族的剩余成员一起骑马行走。在罗斯巴德河畔失去女眷和孩子的十个猎人中，两个已在小大角河畔战死，还有两个负了伤。腰部受了轻伤的一位战士选择骑行。另一个伤员在近距离内被步枪子弹射穿了肩膀，他躺在一张雪橇上。高麋和另外五名男子将会找到新的女人。为此，他们已经与另两个大家庭会合，组成了一个有六十名男女老少的部落。
	当关于分开行动的集体决定传到他们那里时，他们找委员会商量自己该去哪里。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南下去怀俄明，躲进大角山脉中。他们要求克雷格发表意见。
	“蓝军官兵会去那里。”他说。他用一根棍子画出大角河的线条，“他们会到南方，在这里寻找你们，还有东部的这里。可我知道在西部的一个地方，叫普赖尔山。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他向他们讲述了普赖尔山脉。
	“低缓的山坡上到处是猎物。森林很密，茂密的树枝可以遮挡炊烟。溪水里鱼虾成群，山上还有湖泊，湖里也有许多鱼。白人从来不去那里。”
	部落同意了。七月一日，他们离开了夏延人的大部队，在克雷格的引导下朝西北方向的蒙大拿南部行进。特里将军的巡逻队以大角山为中心，朝四面八方搜寻印第安人的踪迹，但他们不会深入到那么远的地方。七月中旬，他们抵达普赖尔山。那地方果然和克雷格描述的一样。
	在树枝的遮掩下，半英里以外就看不见这些圆锥形帐篷了。在今天被称为“孤峰”的一块附近的岩石上，看守者能看见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没人过来。猎人们在林中捕获了许多鹿和羚羊，孩子们在溪流里垂钓鲑鱼。
	轻风姑娘年轻又健康。
	干净的伤口痊愈得很快，现在，她又能像一只轻盈的小鹿那样奔跑了。当她给部落的男子们送饭时，克雷格偶尔会与她四目相交，每当这时，他的心就会狂跳不止。她则不动声色，遇到他的眼神时，她就低头朝下看。当她看到他那双深蓝色眼眸，体内似乎有某种东西要溶化了，胸腔也快要爆炸，这些他都无从得知。
	那年初秋，他们相爱了。
	女人们注意到了。她为男人们送完饭回来时，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鹿皮束腰外衣的胸口总是急剧地起伏着。年长的妇女会开心地咯咯笑。她的母亲和姨妈都没有活下来，部落里的女子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但那十二个未婚、同时也是合格的战士的男人中，有她们的儿子。她们不知道是谁点燃了这个美丽姑娘的激情。她们逗她快点说出来，免得她的情人被另一个姑娘偷走。但她告诉这些女人，她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
	九月份，树叶开始掉落，营地迁到更高的山上，躲在针叶树林的遮蔽之下。到了十月份，夜间变得寒气逼人，但打猎还是很容易，矮种马吃完最后一批草料，然后才会转去吃地衣、苔藓和树皮。罗斯巴德已经像周围的矮种马那样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克雷格时常下山去草原，带回一袋新鲜的青草，用猎刀切细了喂它吃。
	假如轻风有母亲，那么她也许会与高麋商量此事，但问题是，她没有母亲，所以当她最终亲自去告诉父亲时，他顿时勃然大怒。
	她怎么能去想这种事情？白人摧毁了她的家庭。这个人将会回到他自己人那边去，而她在那里不会有容身之地。更何况，在小大角河畔肩部中弹的那位印第安战士，现在差不多已经痊愈。断裂的肩骨终于接合了，不是局部，而是完全愈合。他是“走鹰”，也是一位优秀而又勇敢的战士。他将成为她的未婚夫。这事第二天就要宣布。就这么办。
	高麋心绪不宁。很可能那个白人也是如此。从现在起，必须不分日夜地监视他。他不能回到白人那里去；他知道他们扎营的地方。他要留在这里过冬，但得有人看管着。就这样。
	克雷格突然被安排住到了另一户家庭的帐篷里。有另外三名战士与他合住同一间屋子，他们警惕地注视着他在夜间的一举一动。
	十月底的时候，轻风来找他了。他睁着眼睛躺在帐篷里，心中正思念着她。这时候，一把刀子缓慢而悄无声息地划破了圆锥形帐篷的一边。他轻手轻脚地爬起来，钻出破洞。她站在月光下迎视他。他们第一次拥抱在一起，炽热的爱在他们之间流动。
	她挣脱开来，后退一步并招了招手。他跟了上去，一起穿过树林来到营地视野以外的一个地方。罗斯巴德已被挂上马鞍，一件野牛皮睡袍卷好了放在马鞍后面。他的步枪挂在马肩上的一只长筒枪套里。鞍袋里装满了食物和弹药。一匹白斑色矮种马也已经配上缰绳。他转过身来，和她吻在一起。寒冷的夜晚似乎在他周围旋转。她在他耳边轻声说：“带我去你的山里，本・克雷格，让我成为你的女人。”
	“现在，直到永远，轻风。”
	他们跨上马轻轻地穿越树林来到一片开阔平地，然后一路下坡经过孤山，朝着平原疾驰而去。日出时，他们回到了山脚下。黎明时，一小队克劳人远远地看见他们，然后转向北方，沿着博兹曼小道朝埃利斯堡前行。
	夏延人来追他们了；一共六个人，速度很快。他们轻装出发，肩上斜挂着步枪，腰里插着斧子，屁股下垫着手工编织的毯子。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走鹰的未婚妻要活着带回来，那个白人则应该去死。
	克劳人小分队朝北骑行，走得很艰苦。其中一人夏天时在军队里当过侦察兵，知道蓝军部队已经贴出布告，重金悬赏捉拿那个白人叛徒，赏金多得足以购买许多马匹和物品。
	他们最终没有去博兹曼小道。在黄石河以南二十英里处，他们遇上了由一个中尉带领的巡逻小队，一共有十个人。克劳人解释了他们所看到的情形，他们基本是在用手势比划，但中尉能明白。他让巡逻队去南面的山区，要克劳人充当向导，在前面探路。
	那年夏天，卡斯特及其部下遭屠杀的消息如同冷空气般横扫美国。在遥远的东部，国家领导人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费城聚集，庆祝一百周年国庆。来自西部边疆的那条消息令人难以置信。当局下令要立即展开调查。
	那次战斗之后，特里将军的士兵们已经清理了那片不祥的山坡，期望能找到对这场灾难的解释。苏人和夏延人已于二十四小时之前离去，特里也没有心思追击。雷诺少校的残余部队已被解救出来，但除了当时看着卡斯特率领官兵骑马走出视线进入山丘后面以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在山坡上，每一片证据都被收集并保存了起来，正在腐败的尸体要赶快掩埋。在收集到的物品中，有夹在草丛中的几张纸片，其中有库克上尉所作的笔录。
	当时站在卡斯特身后参与审问本・克雷格的官兵们，没有一个活下来，但上尉副官所记录的内容足以说明一切。对于这场灾难，军队需要一个理由。现在他们有了一个：那些野蛮人预先得到了警告，并已做好准备。毫不知情的卡斯特中了大埋伏。而且，军方有了一个替罪羊。经验不足不能作为理由被接受，但背叛可以。悬赏一千美元捉拿侦察兵克雷格的布告贴出来了，不论死活。
	叛徒克雷格已失去踪迹多时，直到这一小队克劳人看见了这个逃亡者，后面还跟着一个印第安姑娘，两人在十月最后那几天里骑马跑出了普赖尔山区。
	中尉部下的马匹在夜里休息过，而且已经吃饱喝足，现在它们精神饱满。于是，他率领战士们骑上马朝南方奔去。他的职业生涯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日出后不久，克雷格和轻风抵达了普赖尔山口，这是夹在主山脉和西普赖尔峰之间的一道低矮的隘口。他们越过隘口，策马慢跑穿过西普赖尔山脚来到荒野之中。崎岖的山区里都是长满荒草的山脊和隘谷，向西绵延达五十英里。
	克雷格不需要太阳来指引方向。在清冷蔚蓝的天空中，他能够看到远处的目标在早晨的阳光下熠熠发亮。他正在朝阿博萨洛卡荒原行进，那是他孩提时与老唐纳森一起打猎的地方。那个地方很荒凉，只有一片荒芜的森林和岩石裸露的高原，很少有人能追来，而且，从那里可上行通往熊牙山脉。
	即使相隔那么远，他也能看到山上的几座雪峰——雷山、圣山、药山和熊牙山。在那里，一个人只要有一支上好的步枪就能抵挡一整支军队。他稍作逗留，让浑身冒汗的坐骑喝上几口水，然后继续向着仿佛把大地与天空连接起来的那些山峰进发。
	在他身后二十英里处，六个印第安战士边仔细察看地上留下的马蹄铁痕迹，边策马飞驰，这样既能节省矮种马的体力，又能长时间奔跑。
	北面三十英里处，骑兵巡逻队正南下寻找踪迹。他们于中午时分在西普赖尔峰以西处找到了。几个克劳人侦察兵突然勒住缰绳让马绕起圈来，他们双眼盯着被太阳晒干了的一块土地，朝下指了指那些铁蹄印迹，以及紧跟在后面的未钉铁掌的一匹矮种马的踪迹。
	“嗯。”中尉轻声说，“我们有了竞争对手。没关系。”
	尽管马匹已经有点疲倦，他仍下令继续西行。半个小时后，他爬到平原的一个高坡上，取出望远镜观察前方地平线上的动静。逃亡者倒是没看到，但他见到了一丛飞扬的尘土，下面是六个微小的人影骑坐在白斑色矮种马上，向着山区快步跑去。
	夏延人的矮种马也累了，但他们知道，前方逃亡者的坐骑肯定也一样。战士们在布里吉村下方的布里吉溪旁让马匹喝水并休息了半个小时。一位战士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马蹄声，于是他们上马继续前进。一英里之后，他们的领头人拐到一边，把他们带到一个小山包后面躲起来，然后爬到山顶瞭望。
	他看到了三英里之外的骑兵队。夏延人不知道山坡上的什么记录纸，也不知道对那个流亡白人的悬赏。他们认为，肯定是因为他们逃出保留地，那些蓝军官兵才会追来。因此他们一边观察一边等待。
	骑兵巡逻队在抵达土路的分岔点时停了下来，克劳人侦察兵下马察看地面。夏延人看到克劳人一直在指西方，骑兵巡逻队也继续朝那个方向跑去。
	夏延人与他们齐头并进，保持平行，如同小狼当时尾随卡斯特沿罗斯巴德河北上那样尾随着这些蓝军战士。但在下午三四点钟时，克劳人发现了他们。
	“夏延人。”克劳人侦察兵说。中尉耸耸肩。
	“没关系，让他们打猎去。我们有我们的猎物。”
	两路追捕者持续行进，直至夜幕降临。克劳人跟随那些踪迹，夏延人尾随巡逻兵。当太阳落到山峰后面，两路人都意识到，他们得让马匹休息了。如果他们非要接着往前走，身下的坐骑会累垮的。此外，地面变得越来越崎岖不平，追踪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没有带马灯，在黑暗中，没有马灯根本不可能赶路。
	在他们前方十英里处，克雷格也明白这一点。罗斯巴德是一匹高大、强壮的母马，但它已经载着装备和一个人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跑了五十英里。轻风不是一个熟练的骑手，她也已经疲惫不堪。他们在雷德洛治镇东边不远的熊溪旁扎了营，但不敢点火，唯恐被发现。
	夜幕来临后，气温急剧下降。他们蜷缩在那件野牛皮睡袍里，轻风姑娘很快就睡着了。克雷格没有睡觉，他可以之后再睡。他钻出睡袍，把自己裹在一条红色的手工编织毯里，注视着他钟爱的姑娘。
	没有人来，但他在黎明前就起来了。他们拿出风干的羚羊肉，和她从自己的圆锥形帐篷里带出来的玉米面包，和着溪水匆匆咽下，然后便离开了。当第一道曙光照下，小径显露出轮廓的时候，追捕者也起来了。他们落后了九英里，但正在逼近。克雷格知道夏延人会追来；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可饶恕的。但他对骑兵追捕队则一无所知。
	地面更崎岖了，前进的速度也更慢了。他知道追捕者会追上来，他需要布下假的踪迹来拖延他们的时间。在马背上骑行两小时之后，逃亡者来到了两条溪水的交汇处。左手边从山上翻滚流淌下来的是罗克溪，根据他的判断，这条路无法通到荒野。正前方的是西溪，水更浅，石头也更少。他跳下马，把矮种马的缰绳拴到他自己马匹的鞍子上，然后牵着罗斯巴德的马勒在前方领路。
	他带领这支小小的马队以一个朝向罗克溪的角度离开岸边，进入水中，然后折回来走另一条水路。他的双脚被冰冷的溪水冻麻了，但他踩着溪底的砾石和卵石坚持行走了两英里。接着他转向左边的山区，牵引着坐骑走出溪流，进入到一片浓密的森林里。
	在此地，树林底下的土地变得陡峭起来，太阳也被遮住了，树林里阴森森的。轻风用毯子裹住身体，骑在矮种马的光背上以步行的速度前进。
	在后方三英里处，骑兵巡逻队抵达水边停了下来。克劳人指的方向似乎是朝罗克溪而去。中尉在与中士商议以后，命令巡逻队朝那条假踪迹追去。当他们消失之后，夏延人来到了两溪会合处。他们无需踏入溪水来掩盖足迹，但他们选择了正确的溪流，快马加鞭上了岸，打量着远处马儿出水的痕迹，朝着上山的方向进发了。
	两英里之后，他们发现了溪水对面一块软土上的痕迹。他们骑着马大步踏过溪流，进入到那片山林之中。
	中午时分，克雷格抵达了记忆中多年以前打猎时经过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大的岩石高原，叫银径高原，可以直接通往山区。他和轻风不知道的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来到海拔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山上了。
	站在岩石边缘俯视，能看见他曾经沿着走来而后又离开的那条溪水。在他的右边，下方有人影。那是两条溪流的分岔处。他没有望远镜，但因为空气很稀薄，能见度特别好。半英里之外的那些人不是夏延人，而是十名士兵，还有四个克劳人侦察兵。他们这路巡逻队在发现自己走错路之后，从下面的罗克溪折返了回来。这个时候，本・克雷格方才明白，因为他放走了那个姑娘，部队仍在追捕他。
	他从皮套里取出那支夏普斯步枪，塞进一颗子弹，找到一块可以卧倒的岩石，举枪瞄向下面的山谷。
	“干掉马。”老唐纳森以前总是这么告诫，“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失去坐骑的话，只能掉头回去。”
	他瞄准了军官坐骑的前额。子弹射击时发出一声爆响，声音如雷声般在山峦间回荡许久。子弹擦过马的脑袋，射中右肩上部。战马颓然倒地，军官也跟着跌倒了。中尉倒下去时，扭伤了一只脚踝。
	骑兵们四散逃入林中，但中士没有逃跑，他冲向身后倒在地上的战马，试图去帮助中尉。那匹马已经受了致命伤，但还没死。中士用手枪了结了它的痛苦，然后把中尉拖进树林里。枪声没有再次响起。
	夏延人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下了马，停留在落满松针的土地上。他们之中，有四个人带着从七团缴获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但与平原印第安人一样，他们的枪法也很差劲。他们知道那个年轻的白人能熟练使用夏普斯步枪，可以在各种射程内射击。他们开始往上爬行，这使得他们的速度慢了下来。六人中的一人殿后，引领着六匹矮种马。
	克雷格把一条毯子割成四片，分别包住罗斯巴德的四只蹄子。夹在铁掌和岩石之间的这些布料很快就会磨破，但能隐藏五百码距离的蹄印。然后他策马朝西南方向去，越过高原向山峰挺进。
	过了银径后再走五英里，周围变得光秃秃的。两英里之后，这位边防战士扭头看身后，有一些微小的人影越过山脊到了石梁上。他继续策马前进。他们射不中他，也抓不住他。过了一会儿，人影更多了；骑兵们已经引着马匹穿过树林，也到了那块岩石上，而夏延人在他们东面一英里处。此时，克雷格来到了一个裂口处。他以前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山上，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裂隙。
	这道裂口里有一条又陡又窄的山溪，叫莱克福克溪，两岸长着松树，溪水冰冷刺骨。克雷格沿着溪边行走，想找一处较浅的堤岸跨过去。他在雷山的影子下发现了合适的地方，但这花去了他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引领马匹下到深谷，又上了对面的坡顶，到了另一块也是最后一块岩石上，那是赫尔罗林高原。当他从溪谷中走出来时，一颗子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在山谷对面，一个骑兵发现了松林里的动静。他这一耽搁，不但使追捕队赶了上来，而且还暴露了他穿越山溪的路径。
	在他前方还有三英里平地，然后才是后卫山高耸入云的岩壁。在峰峦叠嶂、洞穴遍布的高山上，世上再没人能抓住他。两个人和两头牲畜在稀薄的空气中大口吸着气。他仍在顽强挺进。夜幕很快就会降临，他将消失在后卫山、圣山和熊牙山之间的峰峦沟壑之中。没人能跟踪到这里。过了圣山是分水岭，翻过去一路下坡就能到怀俄明州了。他们将远离敌境，结婚，在荒野里生活，直到永远。天光退尽时，本・克雷格和轻风甩掉了后方的追捕队，朝后卫山的山坡前进。
	他们在黄昏时爬上岩原，来到山顶终年冰雪封盖的雪线地带。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块平坦的突岩，五十英尺长、二十英尺宽，后面还有一个深深的洞穴。山上最后的几颗松树遮挡着洞口。
	夜幕降临时，克雷格拴住马，让它们在树下吃松叶。山上寒气逼人，但他们有野牛皮睡袍。
	侦察兵卸下马鞍和随身带着的毯子进入山洞，他在步枪里塞入子弹后放在身边，然后在洞口附近摊开野牛皮。克雷格和轻风躺了上去，他拉起另一半盖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身体在这个大茧包里逐渐回暖。轻风姑娘投入他的怀抱。
	“本，”她轻轻对他说，“让我成为你的女人。现在。”
	他开始把鹿皮束腰衣从她那热切的身体上剥下来。
	“你这么做是错误的。”
	这么高的山上万籁俱寂。这个声音虽然苍老虚弱，但用夏延语说出来的话却一清二楚。
	克雷格已经脱去皮衬衣，在冰冷的空气中光着上身。他提起步枪很快就到了洞口处。
	他不明白为什么此前没有看见这个人。他盘腿坐在松树下的一块平石边缘，铁灰色的头发垂到赤裸的腰部，脸上布满皱纹，活像一只被烤过了的核桃。他已经相当苍老了，但十分虔诚，他是一位部族的萨满，是未来的预卜者，来到荒芜人烟之处是为了辟谷、沉思，并寻找神灵的指引。
	“是你在说话吗，圣师？”侦察兵用了一个称呼年长智者的称谓。他猜不出老人来自哪里。老人是如何爬上这么高的山区的？他也无从知道。他是如何在没有衣物的情况下顶住严寒的，这倒不是不可想象。克雷格只知道，有一些朝圣者能抵御所有已知的恶劣环境。
	他感觉到轻风来到洞口处，站在他身边。
	“在圣人和无处不在的神灵眼里，这是不对的。”老人说。
	月亮尚未升起，但在清冷的空气里，星星倒是很明亮。那块宽大的岩石沐浴在一片淡淡的亮光下。克雷格能够看到树下老人眼中反射出的闪烁星光，那双苍老的眼睛正凝视着他。
	“为什么不对，圣师？”
	“她已经被许配给了另一个人。她的郎君曾英勇地抗击白人。他赢得了许多荣誉，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可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她会成为你的女人，山里人，但不是现在。无处不在的神灵是这么说的。她应该回到她的族群和她的郎君那里去。如果她去了，那么有一天你们会重新团聚，她会成为你的女人，你也会成为她的男人，直到永远。无处不在的神灵是这么说的。”
	他拿起身边地上的一根拐杖，撑着站了起来。他那赤裸的肌肤又黑又老，在寒风中显得病怏怏的，全身只围了腰布，穿了鹿皮鞋。他转身缓慢地穿越松林走下山去。慢慢地，他的身影在克雷格的视野里消失了。
	轻风朝克雷格仰起脸。眼泪流过她的脸颊，但没有掉下来，在淌到下巴之前，泪滴已经冻住了。
	“我必须回到我的族人中去。这是我的命运。”
	他们没有争论。争论也没有用。她围上腰布并把毯子裹上身体的时候，他备妥了她的矮种马。他最后一次抱住她，把她抱上马背，再递给她缰绳。她默默地把矮种马引到那条下山土路的起点处。
	“轻柔说话的风。”他叫道。她转过身来，在星光下长久地凝视着他。
	“总有一天，我们会团聚的。神灵是这么说的。当莺飞草长、江河化冰时，我会等待着你。”
	“我也会等你的，本・克雷格。”
	她走了。克雷格仰望星空，直至寒气更加深沉。他把罗斯巴德牵进山洞深处，为它准备了一大把松叶，然后在黑暗中铺开野牛皮，躺上去拉起一边往身上一裹，就睡着了。
	月亮升了起来。印第安战士们看到轻风穿过岩石平原朝他们走来。她看见下方峡谷边有两堆燃烧着的篝火，听到左边那堆篝火边传来一声低沉的鹰叫。于是，她朝那里走去。
	他们没说什么，有什么话应该让她父亲高麋说。但他们还有一项任务没完成：洗劫了他们村庄的白人必须死。他们在等待天亮。
	下半夜一点钟，大片云朵飘到了熊牙山上空，气温开始下降。两堆篝火旁边的人全都瑟瑟发抖。他们裹紧身上的毯子，但那没用。不久，他们全被冻醒，又往火堆里加了些柴禾，但气温仍在下降。
	夏延人和白人都曾在严酷的达科他过冬，也都知道寒冬是什么滋味，可现在才十月底，冬季还没到，温度却还在下降。凌晨两点，漫山遍野下起了鹅毛大雪。在骑兵队的营地里，克劳人侦察兵起来了。
	“我们要走了。”他们对军官说。中尉的脚踝还在疼，但他知道，如果能抓到犯人获得悬赏，他在部队的仕途就会大为改观。
	“天是很冷，但很快就到黎明了。”中尉告诉他们。
	“这不是正常的寒冷，”他们说，“这是‘长眠之寒’。任何衣袍都无法抵御。你要找的那个白人已经死了。就算没死，也会在太阳升起之前死去的。”
	“那你们走吧。”军官说。已经不需要追踪了，他的猎物就在山上，他在下雪前的月光里看到过那座山。
	克劳人骑上马离开。他们折回去跨越银径高原，走下山坡去那条山谷。当他们离开时，其中一人发出一声夜鸟鸣叫般的刺耳叫声。
	夏延人听到了叫声，他们面面相觑。那是警告的叫声。他们把雪块扔到篝火上，然后骑上马带着姑娘离开了。气温还在降。
	凌晨四点钟左右，雪崩了。铺天盖地的雪块从山上崩落到了高原上。积雪像一道高墙般一边发出咝咝声，一边滑向莱克福克溪，将一路带下的所有东西都卷进了沟壑里。留在原地的骑兵巡逻队人马已经无法动弹；寒气把他们固定在了各自躺着或站着的地方。白雪填满了溪谷，只有松树的树梢隐约可见。
	到了上午，云开日出。山里一片白茫茫。成百上千个山洞里都是山上和森林里的动物们，它们知道冬天已经来临。它们应该一觉睡到开春。
	高山上的那个洞穴里，裹在野牛皮睡袍里的那位年轻边防战士也在睡觉。
	他醒来后，一时记不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是在高麋的村庄里吗？但他没有听到妇女们准备早餐时的声响。他睁开眼睛，透过野牛皮的折缝窥视外面。他看到山洞粗糙的洞壁，突然间，一切都想起来了。他坐起身，努力消除头脑中最后一丝睡意。
	他能够看到外头覆盖着冰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一块白色大石板。他光着上身走出去呼吸早晨的空气。这感觉很好。
	罗斯巴德还拴着，但它已经走出山洞，在那块石板的边缘啃着一些小松树的嫩芽。上午的太阳在他的右边，他面朝北方，凝视遥远的蒙大拿州平原。
	他走到石板的前沿坐下，俯视前方的赫尔罗林高原。莱克福克溪那边没有炊烟飘来，看来追捕队已经走了。
	他回到洞穴，穿上鹿皮衣、扎上皮带、拿上猎刀后又回到罗斯巴德身边，解开了系住它的缰绳。母马轻声嘶叫，还用天鹅绒口套轻轻蹭他的肩膀。这时，他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罗斯巴德啃食的那些绿色柔软嫩芽，是春天才会长的植物。他打量四周。熬过了严寒的最后几颗松树迎着太阳，都长出了淡绿色的嫩芽。震惊之余他意识到，像荒原动物一样，整个严冬他都在冬眠。
	他听说过这样的例子。老唐纳森曾经提起过，一名捕兽人在一个熊洞里度过冬天，没有死去。他像他身边的幼兽那样睡着了，直至春天来临。
	他在鞍袋里找到最后一块风干肉。这些肉硬得难以咀嚼，但他强迫自己咽了下去。为了润喉，他双手捧起一丛雪，用手掌揉搓然后饮下雪水。他知道雪最好不要直接吃。
	鞍袋里还有那顶暖和的狐皮帽，他取出来戴在头上。为罗斯巴德披上马鞍后，他检查了夏普斯步枪和剩余的二十发子弹，然后把枪插进皮套，准备离开。那件野牛皮睡袍重是重了些，但他把它卷起来，绑在鞍后。洞穴里的东西全都收拾妥当了。他抓住罗斯巴德的马勒，牵着它沿着那条土路走下高原。
	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到底去做什么，但他知道，山下的森林里有许多猎物。光是用陷阱捕猎，一个人就能在山区生活得相当滋润。
	他慢慢走过第一个高原，等着前方的动静，甚或是从溪谷边飞来一颗试探的子弹。但都没有。当他抵达裂口时，没有发现追捕队仍在猎杀他的迹象。他不会知道，那些克劳人已经报告说，所有的蓝军士兵都死于那场奇特的雪灾，而且他们的猎物也肯定已经死了。
	他又找到了下山通往莱克福克溪的那条土路，然后淌过溪水上了对岸。当他走过银径高原时，太阳已经升得差不多一竿子高了。他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他穿越松林往山下走，直到周围出现了阔叶树。他在那里停下来，扎下他的第一个营地。这时候是中午。他用一些细嫩的树枝和从鞍袋里取出的一段麻线，做了一个兔子陷阱。一小时后，一只野兔未起疑心，从洞穴中跑出来，被逮住了。他杀了它，剥下皮，用一盒火绒和发火石生火，然后品尝起这顿野味烧烤来。
	他在森林边的营地里生活了一个星期，体力渐渐恢复。林中鲜肉丰足，他还可以在溪流里抓到鲑鱼，口渴了则有溪水喝。
	到那个星期结束时，他决定走出山地去平原，昼伏夜行，回到普赖尔山。他可以在那里搭一座木屋，建一个家。然后他可以去打听夏延人去了哪里，并等待轻风获得自由。轻风会是他的女人，他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神灵就是这么说的。
	第八个晚上，他挂上马鞍离开了那片森林，披星戴月朝北行进。这是一个满月的夜晚，大地沐浴在一片淡白色的亮光之中。他走了一个晚上，白天则在一条干涸的溪谷旁扎营，那里没人能够看见他。他没再点火，用在林中烤熟了的熏肉充饥。
	第二天夜晚，他转向东面普赖尔山横卧的方向，很快就跨过了一条两头望不到边的狭长的黑色硬石地带。黎明前，他又跨过了一条，但此后就没有了。接着，他进入荒野。地面崎岖不平，很难骑行，但适宜躲藏。
	有一次，他看到月光下站着一些牛羊，对那些拓荒移民放任自己的牲畜不管的愚蠢行为感到纳闷。要是被克劳人发现的话，他们就有口福了。
	在骑行的第四天早晨，他看见了一座城堡。他有一回在一个小山包上扎营，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看到过西普赖尔山脚下的那个城堡。他观察了一个小时，看看那里是否有人居住，风中会不会传来军号声，部队厨房里有没有炊烟升起。但那里什么也没有。日上三竿后，他躲进一片灌木丛的阴影中睡觉去了。
	吃晚餐时，他想好了他要做的事。这里仍然是一片荒野，一个人单独行走常会遇到危险。那座城堡去年秋天还没有，显然是新建的。这么说来，军队已经扩大了对克劳人部族的土地管制。一年前，距这里最近的城堡还是东面大角河边的史密斯堡，距西北方向博兹曼小道最近的则是埃利斯堡。埃利斯堡他没法去，那里的人会认出他来。
	但如果驻守在那座新城堡里的不是七团，也不是由吉本将军统帅的部队，那应该不会有人认出他来，而且，如果他报的是假名……他为罗斯巴德配上马鞍，决定在夜间悄悄侦察一下这座新城堡。
	他在月光下抵达这座城堡。旗杆上没有部队军旗飘扬，里面没有一丝灯光，也没有人的声响。因为安静，他的胆子也大了。他骑马到正门口，门洞上方有两个单词。他认出第一个单词是“城堡”（FORT），因为他以前见到过这个词，知道它的形状。第二个单词他没能回想起来，第一个字母是由两条竖杠和中间一条横杠组成的。在左右两扇高大的城门外边，一条铁链和一把挂锁紧紧锁住了城门。
	他骑在罗斯巴德背上，绕着十二英尺高的围墙栅栏走了一圈。为什么部队建起一座城堡后又丢下不管了呢？它是否遭到过攻击，已经成了一座空城？里面的人都死了吗？但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还挂一把大铁锁？半夜时，他站到罗斯巴德背上，伸长双手搭上护墙。翻过墙头后，有一条高出地面七英尺，比护墙矮五英尺的内沿走道。他跳上走道，俯视下方。
	他分辨出一些军官和士兵的营地，马厩和厨房，还有军械库、水桶、储物仓库和铁匠铺。一切应有尽有，却是个被遗弃的空城。
	他轻手轻脚地走下里面的楼梯，手里端着步枪开始探查。没错，这是一座新城堡。这可以从榫头和大梁上的新鲜锯痕看出来。驻地司令官的办公室上着锁，但其他地方都敞开着。那里有两间平屋，一间给士兵住，另一间是给旅人的。他没能找到茅坑，这倒是很奇怪。在远离主门、贴着后墙的地方有一座小教堂，旁边的主墙上有一扇门，一条木杠从里边把门拴住了。
	他卸去木杠到外面沿着护墙走过去，把罗斯巴德牵了进来。然后他重新用木杠封住门。他知道自己绝对没有能力孤身守住这座城堡。如果一批印第安人来进攻，战士们能与他一样轻易地翻墙而入。但在他查明高麋的部族去了什么地方以前，可以把这城堡当作临时基地。
	白天他去察看了马厩。里面的分隔栏可容纳二十匹马，饲料充足，外面的水槽里还有新鲜饮用水。他卸下罗斯巴德的马鞍，在它吃燕麦的时候，用一把硬刷子为它上上下下刷了一遍。
	他在铁匠铺子里找到一罐润滑油，把步枪擦拭到金属和木柄都重又闪闪发亮。储物仓库里有猎人使用的捕兽器和毯子。他把毯子拿到供旅客使用的木屋，在角落里的床铺上铺好。现在他唯一缺乏的是食物。不过，他最后在储藏室里发现了一罐糖果，于是就当作晚餐吃掉了。
	第一个星期似乎过得很快。每天上午，他骑马出去捕兽打猎，下午，他把那些捕获的动物皮晾干，以便将来出售。他有了所需的新鲜肉类，而且他知道，荒野里有几种植物的叶子拿来熬汤营养很好。
	他在储存库里找到一块肥皂，就在附近的溪流里洗了个澡。那里的溪水虽然很冷，但洗过以后精神大振。溪边还有罗斯巴德可以吃的鲜嫩青草。他在厨房里找到了碗和锡盘。他搬来干燥的越冬柴禾，忙着生火烧水、刮胡子。在他从唐纳森的木屋里拿来的物品中，有一把锋利的旧剃刀，他一直把它保存在一只细长的钢盒子里。有了热水和肥皂，他对于剃须变得那么容易大感惊讶。在荒原里或与部队一起行军时，他曾经不得不在没有肥皂的情况下用冷水刮胡子。
	春天已转为初夏，但仍然没人来。他开始纳闷，他该到哪里去问夏延人去了哪里，他们又把轻风带到哪里去了呢。只有等打听清楚之后，他才能去找她。但他不敢骑马去东面的史密斯堡和西北面的埃利斯堡，在那里，他肯定会被认出来。如果他获悉部队仍要绞死他，他将使用唐纳森这个名字，并希望能由此不知不觉蒙混过去。
	他在这座城堡生活了一个月之后，有客人来了，但他当时刚好去山里捕猎了。客人共有八个，是坐两辆长长的铁管车来的。车下滚动着几只黑乎乎的轱辘，但不是用马拉的，轱辘的中间是银色的。
	八个人中，其中一个是向导，其余七个是他的客人。那导游是博兹曼蒙大拿大学西部历史系主任约翰・英格尔斯教授。他最重要的客人是一位资历尚浅的州参议员，是大老远从华盛顿赶来的。还有三位是来自蒙大拿州首府海伦娜的议会议员和三位教育部的官员。英格尔斯教授打开城门挂锁，让这群人走进去。他们好奇而又饶有兴致地打量四周。
	“参议员、先生们，欢迎你们来赫里蒂奇堡。”教授说完，绽露出欢快的笑容。他是一位说话幽默的人，热爱自己据以为生的专业。他研究古老的西部和西部历史中的具体细节，工作是他毕生的爱好。他对旧时蒙大拿、平原上的战争，以及曾在这里交战和狩猎的土著美洲人有着惊人的了解。赫里蒂奇堡是他精心照看了十年并在委员会会议上吹嘘了无数次的一个梦想。这一天，是十年来最关键的一个日子。
	“这里的城堡和商栈按原来尺寸真实再现，逼真还原了当年不朽的卡斯特将军所在的地方。我亲自监督了每一处细节的施工，可以向你们打保票。”
	在带领团队参观周围的木屋和设施时，他解释说，这个项目是他向蒙大拿历史学会和文化基金会申请之后才立项的，项目资金来自基金会内部闲置的煤炭税费，经他多次说服后才得以落实。
	他告诉他们，设计时做到了尽善尽美，使用的是当地森林出产的木材，而且，因为他追求完美，甚至钉子也是原来用的那种，铁螺丝是禁止使用的。
	他的热情感染了客人们。他告诉他们：“我希望，赫里蒂奇堡不但为蒙大拿，而且将为周边各州的儿童和年轻人，提供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基地。预订旅游大客车的团队中，已经有来自怀俄明州和南达科他州的游客了。
	“在克劳人保留地的边缘，我们在墙外有二十英亩的围场可供马匹使用，而且，我们会及时备妥干草来喂养它们。专家们会用当时所使用的那种长柄大镰刀割草。游客们将会看到一百年之前的边疆居民的生活方式。我向你们保证，这在整个美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错，我很喜欢。”参议员说，“那么，你准备如何配备人员呢？”
	“这真是至高荣耀，参议员。这儿不是博物馆，而是一座功能齐全、可以投入使用的一八七○年代模样的城堡。该项基金可以雇用六十名人员，在正好包含了国定节假日和学校假期的整个夏季工作。员工主要是年轻人，从蒙大拿州各大城市的戏剧学校里抽调过来。学生们热情高涨，他们将会完成一项极有价值的任务，也会对这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另有六十名志愿者。我自己担任骑兵二团的英格尔斯少校，统帅这个据点。我手下有一名中士、一名下士和八名骑兵，都是些会骑马的学生。马匹是由一些友好的农场主出借的。
	“此外，还会有一些年轻妇女扮作炊事员和洗衣工。服装式样与那时候的一模一样。其他学戏剧的学生将扮演来自山区的捕兽者、来自于平原的侦察兵，以及要西行跨越洛基山脉的移民。
	“一位真正的铁匠已经同意加入我们，所以游客们能看到钉马掌。我会主持小教堂里的仪式，我们会唱响那时候的赞美诗。当然，姑娘们会有她们自己的寝室，还会有一位小组监护人，那是我们系里的助教——夏洛特・贝文女士。战士们会拥有一座宿舍，平民们另有一座。我向你们保证，所有的细节都已经考虑到了。”
	“肯定还有些现代年轻人离不开的设施。关于个人卫生、新鲜水果和蔬菜是怎么安排的？”来自海伦娜的一位议员说。
	“完全正确，”教授露出微笑，“实际上有三处技术处理。兵营里不能有荷枪实弹的火器。所有手枪和步枪都是复制品，除了少数几支能在监管之下放空枪的武器。
	“至于卫生，你们看见那边的军械库了吗？那里有存放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的架子，不过，在一堵假墙后面有一间真正的浴室，配有自来水、厕所、水龙头、台盆和淋浴装置，能提供热水。盛放雨水的大桶呢？我们铺设了地下自来水管。大木桶背后有个秘密入口。里面有一只燃气冰箱，用来放置牛排、猪肉、蔬菜和水果，使用瓶装煤气。就这些。没有电，照明只有蜡烛和油灯。”
	他们走到旅客宿舍的门边。一位官员朝里面窥视。
	“好像已经有人抢先住进来了。”他说道。他们全都盯着角落里那张铺着毯子的行军床看，之后还发现了其他痕迹：马厩里的马粪，火堆里的炭。参议员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一些游客似乎等不及了，”他说，“也许已经有一位真正的边防战士住在这里了呢。”
	听到这话，他们全都笑了起来。
	“说真的，教授，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保证，我们都赞同。向你表示祝贺。这里是我们蒙大拿州的一张名片。”
	他们随即离开了。教授转身锁上正门，心里还在纳闷，不知道那张床铺和马粪是怎么回事。三辆车沿着土路驶向一条狭长的黑石带，即三一○号高速公路，然后朝北方的比灵斯和机场疾驰而去。
	两个小时以后，本・克雷格从设陷阱的地方回来了。外人进来过的第一条线索，是小教堂旁边主墙上的那扇门，被人从里面插上了木杠。他记得他曾经把门关上并插入木楔。不管插木杠的人是谁，要么已从大门离去，要么仍滞留在城堡里。
	他检查了那两扇高大的主门，但它们仍上着锁。外面的一些奇怪痕迹是他所不明白的，那似乎是马车轮子留下的，但更宽，还有锯齿形的花纹。
	他提着步枪登上墙头，但经过一个小时的检查后，他满意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他卸下门上的木杠，把罗斯巴德牵进来，看到它在马厩里安顿下来并开始吃草后，又去检查阅兵场上的印迹。那里有鞋印和靴印，还有更多的锯齿形痕迹，但没有蹄印。而且大门外也没有鞋印。这倒是很奇怪。
	两星期后，城堡居民工作团组抵达。克雷格又一次外出，去普赖尔山脚下设陷阱了。
	人员浩浩荡荡。一共来了三辆大客车、四辆轿车和装有二十匹马的银色拖车。客货全都卸下后，汽车开走了。
	这些工作人员在比灵斯就已经换上各自扮演的角色服装。每个人都有一只装有替换衣物和个人用品的背包。教授已经检查了每一件物品，并坚持禁止他们带来任何“现代化”的东西。任何电器或电动用具都是不允许的。有些人实在难以与他们的晶体管收音机分手，但合同的规定必须遵守，甚至连二十世纪出版的图书也不允许。英格尔斯教授坚持认为，无论从真实性的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彻底变换为整整一个世纪前的模样至关重要。
	“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相信自己就是当下所扮演的角色，是生活在蒙大拿历史上最关键时期的边民。”
	很快，戏剧系的学生们开始欣喜地探索起他们周围的环境来。他们不仅想在暑假里志愿从事一份远比餐馆打工要好的工作，还希望这份具有教育意义的工作，能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
	骑兵们把马匹牵到马厩，在营房里安顿了下来。有人把拉蔻儿・薇芝[59]和乌苏拉・安德丝[60]的美艳照片钉在墙上，但立即被没收了。城堡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人们变得越来越兴奋。
	来自遥远东部的平民工人、小商贩、钉马蹄铁的铁匠、厨工、侦察兵和移民占据了第二座大营房。贝文小姐把八位姑娘安排到女生宿舍。两辆由白帆布作篷的四轮大马车，由雄壮高大的马匹拖曳抵达后，停在了城堡大门附近。这对于未来的参观者来说，将构成一个重要的景点。
	本・克雷格在半英里之外勒住罗斯巴德的缰绳，警觉地审视着城堡，这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大门敞开着。隔着这段距离，他能够看到停在大门内的两辆有篷马车，以及在阅兵场上穿行的人群。星条旗在大门上方的旗杆上迎风飘扬。他看见两名蓝军士兵。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想找人打听夏延人的去向，但现在他有点不确定了。
	经过半个小时的思量，他骑马前行。他在两名士兵正要关门的当口穿过门洞进入城堡。他们好奇地看看他，但没有说话。他跳下马，想把罗斯巴德牵向马厩，却在半路上被拦住了。
	夏洛特・贝文小姐是个好心人。她善良认真，充满了美国人式的热情。她长得金发碧眼，鼻子上有几颗雀斑，脸上经常挂着笑容。看到本・克雷格，她绽出灿烂的微笑。
	“嗨，你好。”
	天太热，已经戴不住帽子了，所以这位侦察兵无法脱帽致意，只能点点头。
	“女士。”
	“你是我们团里的成员吗？”
	作为教授的助手和研究生，她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项目，还参加过无数次面试以确定最终人选。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年轻人。
	“我想是吧，女士。”陌生人说。
	“你的意思是，你想加入？”
	“我想是的。”
	“哦，这有点不合常规，你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但现在天色晚了，不适合在外面草原上过夜。我们可以让你在这儿过夜。你把马牵到马厩去，我去和英格尔斯少校谈谈。请在半小时后去司令官办公室好吗？”
	她穿过阅兵场走到司令官办公室，在门上敲了敲。教授穿着骑兵二团少校的制服，坐在办公桌后埋头处理公文。
	“坐吧，夏莉[61]。年轻人全都安顿好了吗？”他问道。
	“是的，而且我们又多了一位。”
	“是谁？”
	“一位骑马的年轻人。二十三四岁。刚从草原上骑马过来。看起来像是一个迟到的当地志愿者。他想加入我们的队伍。”
	“这我不一定能同意。我们的编制有名额限制。”
	“哦，不过，他已经带来了自己的所有装备。马、很脏的鹿皮装，还有马鞍。马鞍上甚至还挂着一张卷起来的动物毛皮。他显然很能干。”
	“他现在在哪里？”
	“在马厩里。我已经告诉他，让他半小时内来这里报到。我想你至少可以见他一面。”
	“哦，好吧。”
	克雷格没有手表，他是根据落日来判断时间的，误差在五分钟以内。他前来敲门，听到许可后走了进去。约翰・英格尔斯坐在写字台后面，已经扣好军服的纽扣。夏莉・贝文站在一边。
	“你要见我是吗，少校？”
	教授立即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逼真打扮吸引住了。他手里抓着一顶圆形狐皮帽。开朗而诚恳的栗色面孔上，有着一双沉静的蓝眼睛。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修剪的栗色头发，在脑后用皮带扎着马尾，旁边还插着一支山鹰羽毛。身上的鹿皮装甚至还有手工缝制的歪歪扭扭的针脚，和他以前所见到过的那种真品一样。
	“哦，好吧，小伙子，这位夏莉告诉我，你想加入我们的队伍，相处一阵子？”
	“是的，少校，我很愿意。”
	教授作出决定。该项目的操作基金留有一些余裕，以备偶尔“应急”之用。他判定，这个年轻人的加入就是一次应急情况。他把一张长长的表格挪到面前，拿起钢笔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
	“好吧，让我们了解一些细节。姓名？”
	克雷格犹豫了。到目前为止，还丝毫没有被认出的迹象，但他的名字也许会使人们回想起来。可这位少校身材丰满，脸色有点苍白，看上去像是刚来边疆。也许东部地区的人们没有提起过头一年夏天在这里发生的事件。
	“克雷格，长官。我叫本・克雷格。”
	他等待着。少校对这个名字完全没有反应。他那胖乎乎的手工整地写下：本杰明・克雷格。
	“住址？”
	“什么？”
	“你住在哪里，小伙子？你从哪里来？”
	“外面，长官。”
	“外面是草原，然后是荒野。”
	“是的，长官。在山区里出生并长大，少校。”
	“天哪。”教授曾听说过有些人居住在荒山野岭的油毛毡棚屋里，但那通常是在洛基山脉的森林中，在犹他、怀俄明和爱达荷。他仔细地写下“无固定住所”。
	“父母名字？”
	“都死了，长官。”
	“哦，对不起。”
	“是在十五年前过世的。”
	“那么，是谁把你抚养长大的？”
	“是唐纳森先生，少校。”
	“噢，那么他……”
	“他也死了，是被熊抓死的。”
	教授放下了钢笔。他没有听说过有人因遭受野兽攻击而丧命，只知道有些游客处理野餐的垃圾残余时非常粗心。这完全是对野生动物了解多少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位长相英俊的年轻人显然没有家庭。
	“没有亲属吗？”
	“什么？”
	“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应该与谁联系？”
	“没有，长官。没有人可以联系。”
	“我明白了。出生日期？”
	“五二年。应该是十二月底吧。”
	“那么，你快要二十五岁了？”
	“是的，长官。”
	“好。社会安全号码？”
	克雷格睁大眼睛。教授叹了一口气。
	“唉，你确实像是一条漏网之鱼。好吧。在这里签字。”
	他把表格掉了个头，推向书桌对面，并把钢笔递过去。克雷格接过来。他看不懂“申请人签名”这几个单词，但哪里是空白的地方还是能明白。他弯腰签上自己的记号。教授取回表格，不可置信地凝视着。
	“小伙子呀小伙子……”他把表格转了一个方向以使夏莉能够看清。她看到空白处是一个墨水笔画的十字架。
	“夏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想你今年夏天有一个额外的小任务。”
	她露出笑容。
	“是的，少校，我明白了。”
	她今年三十五岁，结过一次婚，后来分道扬镳，从未有过孩子。她认为这个来自荒野的年轻人就像一个小弟弟，天真、脆弱，需要她保护。
	“好的，”英格尔斯教授说，“本，如果你现在还没安顿好的话，那就先去安顿，然后和我们一起在食堂的搁板桌前吃晚饭。”
	晚餐菜肴很好，这位侦察兵心里想，而且很丰富。饭菜是盛在搪瓷盘里端上来的。他用自己的猎刀、一把勺子和一块面包作为餐具吃晚饭。周围坐着的人窃窃暗笑，但他没有注意到。
	与他同住一间寝室的年轻人都很友好。他们好像来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城镇，似乎以后还要返回东部。但这一天已经够累的了，而且除了蜡烛，没有电灯可供看书阅读，所以他们很快吹熄蜡烛睡着了。
	以前从没有人教过本・克雷格要对同龄人表示好奇，但他注意到周围的这些年轻人在许多方面都很怪异。他们应该是侦察兵、驯马人和捕兽人，但似乎对这些技能知之甚少。不过他回想起卡斯特统领的那些新兵，他们对马匹、枪械和西部大平原印第安人的知识也是少得可怜。他猜想，在他与夏延人一起生活而后孤身独居的这一年里，世间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
	在旅游团队到来之前，他们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安顿和排练。这段时间的安排是：把城堡照料得井井有条，参加日常事务训练以及听英格尔斯少校讲课。这些活动主要在露天进行。
	克雷格对这些安排一无所知，他又准备外出打猎了。当他穿越阅兵场朝着敞开的大门走去时，一个叫布雷德的年轻牧马人喊住了他。
	“你那里面放着什么家伙，本？”他指向马鞍前方挂在克雷格左膝边的一只羊皮套筒。
	“步枪。”克雷格说。
	“能让我看看吗？我正在熟悉枪械。”
	克雷格从套筒里取出夏普斯步枪，递到马下。布雷德欣喜若狂地接了过来。
	“哇，真漂亮。一件真正的古董。是什么型号的？”
	“点52口径夏普斯。”
	“真是难以置信。我都不知道还有这种复制品。”
	布雷德用这支步枪瞄准大门上方框架内的一口大钟。这口钟一般在发现或报告敌情时敲响，由此通知在外面劳作的人们快快返回。他随后扣动扳机。
	他刚要说“砰”，夏普斯步枪替他发出了声响，他被反冲力击倒在地。假如那颗重磅子弹击中大钟，肯定会把它打碎。子弹射偏了，呼啸着飞入半空。但大钟还是发出了叮当声，城堡里的一切活动都停了下来。教授跌跌撞撞地从办公室跑出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叫道，然后看到布雷德坐在地上，手里抓着一支重型步枪，“布雷德，你究竟在干什么呀？”
	布雷德站起来作了解释。英格尔斯遗憾地看着克雷格。
	“本，我好像忘了告诉你，这个基地规定不准携带火器。我必须把这支枪锁进军械库。”
	“不用枪支，少校？”
	“不用枪支。至少不用真枪。”
	“那么苏人呢？”
	“苏人？据我所知，他们在南、北达科他的保留地。”
	“但是少校，他们也许会回来。”
	教授以为他在开玩笑。他宽容地露出了笑脸。
	“当然，他们也许会回来。但我认为不会是今年夏天。在他们到来之前，这把家伙必须放进军械库。”
	第四天是星期天，全体员工在小教堂参加早礼拜。因为没有牧师，所以由英格尔斯少校担任主持。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他走到讲台上准备读经。一本大部头的《圣经》翻开在夹着书笺的那一页。
	“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从第六句诗开始。这里一段讲的是，当上帝的和平将降临到我们万民的土地上的时候。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
	“‘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
	他在这时翻页，但两页纸粘在了一起，因为上下文不连贯，他停了下来。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面前第三排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声音响了起来。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小教堂内一片寂静，众人都目瞪口呆地凝视着这个身穿肮脏鹿皮装、后脑勺上插着老鹰羽毛的身影。约翰・英格尔斯找到了接下来的那段文字。
	“对，非常准确。第一课到此结束。”
	“我真弄不明白那个年轻人，”午饭后他在办公室里对夏莉说，“他不会读书写字，却能背诵小时候学过的一段段《圣经》。你说这个人怪不怪？”
	“别担心，我想我已经猜到了，”她说，“他确实是荒原里独居的一对夫妇所生的孩子。双亲去世时，确实有人领养了他，是非正式的，而且很可能是非法的。一个孤身老头把他当作儿子抚养长大，所以他确实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三件事情具有渊博的知识：他母亲曾教过他的《圣经》、荒原里的生活，以及关于旧西部的历史。”
	“他是从哪里学的呢？”
	“从那位老人那里，大概。毕竟，假如一个人在八十岁高龄去世，比如说，在仅仅三年之前，那么他应该是上个世纪末出生的。那时候，这里周围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肯定对男孩讲过他想得起来的那些故事，或者是他从幸存者那里听来的关于边民拓荒的故事。”
	“那么，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能扮得这么像？他会不会是个危险人物？”
	“不会，”夏莉说，“根本不会。他只是很着迷。他认为他可以像以前的人那样，随意去打猎和设陷阱捕野兽。”
	“角色扮演？”
	“是的，不过，难道我们不都是在玩角色扮演吗？”
	教授哈哈大笑起来，还用手拍了一下大腿。
	“当然，我们就是在玩角色扮演。他只是扮得特别惟妙惟肖。”
	她站起身来。
	“因为他深信不疑。他是最佳演员。你把他交给我吧，我会看着他不让他伤着别人的。顺便告诉你，有两位姑娘已经在朝他抛媚眼了。”
	营房里，本・克雷格仍在感到奇怪。他的同伴们脱衣上床时，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而他则穿着那条平时穿着的长及脚踝的白色里裤睡觉。一星期之后，这成问题了，几位年轻人去向夏莉反映。
	分派完搬运木头的工作后，她去找克雷格。他正挥舞着一把长柄斧，把松木劈成小块以供厨房烧火用。
	“本，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当然可以，女士。”
	“叫我夏莉吧。”
	“好的，夏莉，女士。”
	“本，你以前洗过澡吗？”
	“洗澡？”
	“喏，就是脱光衣服擦洗身体，洗涤全身，不光是洗手和洗脸那种？”
	“那当然了，女士。经常洗。”
	“嗯，这么说就对了，本。你上次洗澡是什么时候？”
	他想了想。老唐纳森曾教育他要定期洗澡，但溪水里都是融化的积雪，没必要当成习惯。
	“怎么了，最近一次是上个月。”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再洗一次澡吗？就现在？”
	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他从马厩里牵出罗斯巴德，挂上了全套马具。
	“你去哪里，本？”
	“去洗澡，夏莉，女士。按你的吩咐。”
	“可你是要去哪儿洗？”
	“去溪水里。还有其他地方吗？”
	他每天晃到外面的草地上方便。他在马槽里洗脸、洗手。他用折断的柳枝刮抹牙齿，能保持一个小时白净，但他可以边骑行边反复刮抹。
	“把马拴起来，然后跟我走。”
	她把他引到军械库，用拴在裤带上的一把钥匙打开锁，把他带进去。铁链拴住的摆放斯普林菲尔德步枪的一排排架子后面，有一道后墙。她在墙上的木板节孔里找到一只按压的旋钮，打开一扇暗门。门里还有一个房间，配置了台盆和浴缸。
	在埃利斯堡的两年间，克雷格见到过热水浴缸，但那都是木桶浴缸，眼前的这些全是铸铁搪瓷做的。他知道，要把浴缸注满得从厨房里提来一桶桶热水，但夏莉转了下其中一边的一只奇怪旋钮，冒着蒸汽的热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
	“本，我过一会儿回来。我要求你脱下全身衣裤，放在门外，除了那件需干洗的鹿皮装。
	“然后我要你带上刷子和肥皂跳进去擦洗身体。全身清洗。再用这个洗头发。”
	她递给他一瓶散发着松芽香味的绿色液体。
	“最后，我希望你穿上放在架子上的内衣裤和衬衫。全部完成以后再出来。好吗？”
	他按吩咐去做了。他以前从未在浴缸里洗过澡，发现感觉很好，但他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关水龙头，水溢出来流了一地。洗完身体后，他用香波洗头发，水成了暗绿色。他在浴缸底部找到塞子拔出，然后看着水渐渐流完。
	他从房间角落的架子上挑选了棉布短裤、白色T恤和暖和的格子衬衣，穿上后，把那支羽毛插进后面的发束里，然后走了出来。夏莉正等着他。阳光下有一把椅子。她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把梳子。
	“我不是专家，但修一下总比不修要好，”她说，“来，在这儿坐下。”
	她修剪他那栗色的头发，只有插着羽毛的那束头发未去触及。
	“这样好多了，”剪完后她说，“你闻上去不错。”
	她把椅子放回军械库，锁上门。她心里指望能得到热情的感谢，却发现这个侦察兵神情严肃，甚至有点沮丧。
	“夏莉，女士，你愿意与我一起散步吗？”
	“行，本。你有心事？”
	私下里，她为此感到高兴。现在她也许可以理解这个谜一般的奇怪山里人了。他们穿过大门出去，由他引路越过原野，走向一条溪流。他默默无语，心事重重。她强忍着不去打破这种沉寂。到溪水边有一英里距离，他们走了二十分钟。
	草原上有股干草的气味。年轻人好几次抬头，眺望南方高耸入云的普赖尔山。
	“到外面来感觉真好，可以看看大山。”她说。
	“那是我的家。”他说完又陷入沉思。当他们走到溪岸时，他在水边坐了下来。她折起棉布长裙的裙摆，与他面对面坐下。
	“什么事，本？”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女士？”
	“叫我夏莉。能，你当然可以问。”
	“你不会对我说谎吧？”
	“不说谎，本。只说真话。”
	“今年是哪一年？”
	她吃了一惊。她原先指望他说出一些秘密，比如关于他与团组内其他年轻人之间的关系的秘密。她凝视着那双大而深沉的蓝眼睛开始纳闷……她比他大十岁，可是……
	“哦，今年是一九七七年呀，本。”
	假如她希望看到的是他不置可否地点头，那么她落空了。这位年轻人把头埋在双膝间，双手捂住脸。披着鹿皮装的双肩开始颤抖起来。
	她以前只见过一次成年男子哭泣，那是从博兹曼到比灵斯的高速公路上，在一堆汽车残骸旁边。她膝盖着地，身子朝前倾，双手搭在他的肩上。
	“什么事，本？今年怎么啦？”
	本・克雷格曾感到过恐惧，比如在小大角河畔的山坡上面对那只北美大灰熊时，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怖过。
	“我生于一八五二年。”他最后说。
	她没有吃惊。她知道这里头有问题。她用双臂搂住他，把他抱在胸前，抚摸他的后脑勺。
	她是一位摩登的年轻女士，这些事情她在书本里都读到过。半数的西部年轻人被东方神秘的哲理迷住。她知道关于轮回转世的理论，以及人们对此所持有的不同程度的信念。她读到过有些人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认为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
	这是一个问题，是一种幻觉现象，是精神病学曾经研究且仍在研究的课题。得病的人能得到帮助、咨询以及治疗。
	“没事，本，”她轻声说，一边像摇晃孩子般轻摇着他，“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这么想也没有关系。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住在这座城堡里吧，我们会像一百年前的人们那样生活。等到秋天，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博兹曼，我会找人来帮助你。你会好转的，本。相信我。”
	她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棉布手帕擦了擦他的脸，不禁同情起这个来自山区的困扰的年轻人来。
	他们一起走回城堡。夏莉对于自己身上穿着的现代人的内衣裤感到欣慰，万一皮肤划破、出现青肿或者生病，手头也有现代药品可及时医治，而且，搭直升机去比灵斯纪念医院只有几分钟路程，她开始喜欢起棉布连衣长裙、简单的生活和边疆城堡的日子来。而且，现在她知道，她的博士论文肯定能通过。
	英格尔斯少校讲课时，全体人员都要出席。六月下旬天气温暖，他把课堂设在阅兵场，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的一排排长凳上，他自己备妥了黑板架和图片资料。只要是讲到旧西部的历史，他就变得口若悬河。
	十天后，他讲到了平原战争时期。他身后挂着苏人首领的大尺幅照片。本・克雷格看到了一张坐牛的特写照片，是在他晚年拍的。这位胡克帕哈部族人的萨满曾去加拿大避难，但之后带着剩下的族人向美军投降，获得大赦。黑板架上的这张照片是在他被谋杀之前拍摄的。
	“但他们中最奇怪的首领之一，是奥格拉拉的首领疯马，”教授讲解说，“他出于自己的个人理由，从来没有同意让白人给他拍照。他相信照相机会夺走他的灵魂。所以，他也是众多没有留下照片的人物之一，我们也无从得知他的长相。”
	克雷格张开嘴巴欲言又止。
	在另一堂课上，教授详细描述了小大角河畔战役的另一场战斗。这是克雷格第一次获悉雷诺少校率领的三个连队所发生的事，以及本蒂恩上尉从荒原折返后，曾与他们在遭围困的山头会师的情形。大多数士兵被特里将军解救了出来，他非常高兴。
	最后一堂课上，教授讲解了分散的苏人和夏延人于一八七七年被赶拢后，回到了他们的保留地。当约翰・英格尔斯要求学生提问时，克雷格举起了手。
	“说吧，本。”一个从未念过书的学生能够举手提问，教授很高兴。
	“少校，有没有哪里提到过一个叫高麋的部族首领，还有一个叫走鹰的战士？”
	教授脸红了。他在院系办公室里有一卡车参考书，而且，书里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已经印在了脑子里。他原先指望能听到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在脑海里搜索了一番。
	“没有，我相信没人听说过他们，而且平原印第安人后来也没有提到过他们。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我听说的是，高麋离开大部族，躲开特里将军的巡逻队，就在普赖尔山这里度过了冬天，长官。”
	“哦，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事。如果是你说的那样，他们的部落肯定在春天时被发现了。你必须去莱姆迪尔打听，那里现在是北夏延人的保留地中心。达尔纳夫纪念学院也许会有人知道。”
	本・克雷格记住了这个名字。等到秋天，他会去莱姆迪尔，不管它在哪里，他都会找到，然后去那儿打听。
	周末，第一批游客团队来了。此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团队抵达。他们主要是坐大客车来的，也有一些人是坐私家小汽车。有些团由老师领队，其他的则是家庭团。不过，他们都把汽车停在视线之外半英里远的地方，然后乘坐遮篷四轮大马车抵达城堡的大门边。这是英格尔斯教授提倡的“逼真气氛”策略的一部分。
	这方法奏效了。游客中大多是孩子，他们对坐马车欣喜万分，这对他们来说很新奇，在接近大门的最后两百码马车行程中，他们想象自己是真正的拓荒边疆的移民，纷纷兴高采烈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克雷格被指派去加工绷在架子上晒干了的动物毛皮。他在毛皮上抹上盐，刮了一遍，让它们能够软化成革。士兵们在操练，铁匠在铁铺里拉动风箱，姑娘们穿着棉布连衣长裙，正在洗大木桶里的衣服，英格尔斯少校带领游客团到处参观，对游客解释城堡内各处的功能，以及在平原的生活中为什么这些必不可少。
	两个土著美洲人学生扮演住在城堡里的友好的印第安人，充当猎人和向导，移民们在平原上遭到游离保护地的远征队袭击时，由他们向部队通风报信。他们身穿棉布长裤、蓝色帆布衬衣，扎着腰带，高筒礼帽下还戴着长长的假发。
	最吸引人的似乎是铁匠和正在摆弄动物毛皮的本・克雷格。
	“是你亲自设陷阱捕捉动物的吗？”来自海伦娜某所学校的一个男孩问。
	“是的。”
	“你有许可证吗？”
	“什么？”
	“如果你不是印第安人，为什么要在头发里插一根羽毛？”
	“那是夏延人给我的。”
	“为什么？”
	“因为我打死了一只大灰熊。”
	“真是个精彩的故事。”陪同的老师说。
	“不，这不是故事，”男孩说，“他跟其他人一样，也是演员。”
	每当有马车载着游客抵达，克雷格就会在人群中寻找有披肩长发和深色大眼睛的姑娘。但她没有出现。七月过去，八月到了。
	克雷格请了三天假回荒野。他在黎明前骑马出发。他在山里发现一片樱桃林，于是取出他从铁匠铺借来的一把手斧，开始工作。他砍下木材，削成一把弓架，因为没有动物腿筋，他把从城堡里带来的麻线装了上去。
	他从笔直而又坚硬的白蜡树幼苗上砍下木头削成箭头，从一只呆头呆脑的野火鸡屁股上拔下羽毛做成箭翼。他在一条溪水边发现燧石，经过一番敲击打磨后做成箭头。夏延人和苏人都使用过燧石和铁做的箭头，嵌在箭顶端的裂缝处，用超细的皮绳捆绑固定住。
	这两种箭头中，平原人更害怕燧石箭头。铁箭头可顺着箭杆的方向倒钩拔出来，但燧石箭头通常会断裂，深入肌理，必须进行一次没有麻醉的外科手术。克雷格做了四支燧石箭头。第三天上午，他猎得一只雄鹿。
	他骑马返回，那只鹿横挂在马鞍上，箭仍插在心脏里。他把猎物带进厨房，挂起来开膛剖肚、剥皮切块，最后，当着一群瞠目结舌的城堡居民的面，向厨工提供了六十磅新鲜鹿肉。
	“是我的厨艺不好吗？”厨师问道。
	“不，很好。我喜欢有五颜六色小颗粒的那种奶酪馅饼。”
	“那叫比萨饼。”
	“我只是觉得，我们还可以吃一些野味鲜肉。”
	侦察兵在马槽边洗手时，厨工拿着那支带血的箭快步走向司令官办公室。
	“这是一件精美的手工艺术品，”英格尔斯教授仔细审视着说，“我肯定在博物馆里见过。那些有条纹的火鸡羽毛可以判定，这无疑是夏延人的杰作。他是在哪里找到的？”
	“他说是他自己做的。”厨工说。
	“不可能。现在再也没人能这样打磨燧石了。”
	“好吧，这样的箭他有四支，”厨师说，“这一支射中了一只雄鹿的心脏。今晚大家能尝到新鲜的野味了。”
	员工们在城堡外津津有味地享受了一顿鹿肉烧烤。
	隔着火光，教授惊恐地观察克雷格用一把极为锋利的猎刀切割烤熟了的鹿肉，不禁回想起夏莉对他作出的保证。也许是多心，但他仍有所怀疑。这个奇异的年轻人会不会变成一个危险人物？他注意到，现在已有四位姑娘在努力引起这个未经驯服的小伙子的注意，但他的思绪似乎总在遥远的地方。
	到了八月中旬，本・克雷格开始感到沮丧和绝望。他的内心仍在试图相信，无处不在的神灵没有对他说谎、没有出卖他。他所热爱的姑娘是否也遭到了命运的捉弄？他周围那些兴高采烈的年轻人里，谁也不知道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到夏天结束，他还没能找到预知未来的老人答应过他的爱情，他将骑马进山，靠自己的努力在精神世界里与她团聚。
	一个星期后，又有两辆马车滚动车轮驶进门洞，驾车人勒住满头大汗的马匹。第一辆马车里跳下一群叽叽喳喳的激动的孩子。他把在石头上磨过了的猎刀插进刀鞘，走上前去。一位小学女教师正背对着他，她有一头黑玉般乌黑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间。
	她转过身来。是一个日裔美国人，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侦察兵转身大步走开。他顿时觉得很愤怒，停住脚步，朝空中举起握紧的拳头，大声喊叫。
	“你骗了我，神灵。你骗了我，老头。你们让我等，可你们把我抛进荒野，成了被世人和上帝驱逐的人。”
	建筑物间的阅兵场上，每个人都停下来盯着他看。走在他前面的是一个“驯服”了的印第安人。听到他的声音，这个人也停了下来。
	这是一张干瘪的褐色面孔，活像一只用火烤过了的核桃，与熊牙山的岩石一般古老，脸颊两边有一簇簇雪白的头发，高筒礼帽下的两只眼睛正注视着他。这位预卜者的眼神里含着无尽的悲伤。他随后抬起眼皮，默默点点头，朝侦察兵身后看去。
	克雷格转过身，什么也没看见，于是又转回来。帽檐下是布里安・哈维希尔德的脸，他是两位土著美国演员之一。他正凝视着克雷格，就像在看一个疯子似的。克雷格回到了大门边。
	第二辆马车上的游客都下了车。一群孩子围在他们的老师身边。女教师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头上戴着棒球帽。她俯身去分开两个正拳脚相向的男孩，然后用衬衣袖子擦了擦额头。帽舌很碍事，她索性摘下棒球帽，一头瀑布般的黑发顿时翻滚着垂到腰际。她感到被人盯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朝他转过身来。一张鹅蛋脸，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是轻风。
	他的双脚似乎被钉在了地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应该走过去，但他没有说话，没有迈步，只是凝视着。她脸红了，感到很窘迫，于是赶紧转移视线，召集学生们开始游览。一小时后，他们到达马厩。夏莉领路，担任他们的导游。本・克雷格正在饲弄罗斯巴德。他知道他们会来，马厩是游览路线的其中一站。
	“这是我们养马的地方，”夏莉介绍说，“有些是骑兵的战马，其他的属于住在这里或从这里经过的边民。这位本正在照料他的马，罗斯巴德。本是一个猎人、捕兽人、侦察兵和山民。”
	“我们要看马。”一个孩子叫道。
	“好的，亲爱的，我们会去看马。不过请大家不要靠得太近，以防被马蹄踢着。”夏莉说。她带领学生们沿畜栏走去。留下克雷格和那位姑娘互相对视。
	“对不起，我刚才一直盯着你看，女士，”他说，“我的名字叫本・克雷格。”
	“你好，我叫琳达・皮基特，”她伸出手去。他握住她的手，又小又暖和，和他记忆中的一样。
	“我能问你件事情吗，女士？”
	“你把每一位女性都称为女士吗？”
	“差不多。别人就是这么教我的。这么称呼不好吗？”
	“太正式了。像是旧时代的称呼。你要问什么？”
	“你记得我吗？”
	她皱紧了眉头。
	“恐怕不记得。我们见过吗？”
	“很久以前。”
	她哈哈大笑起来。这让他想起曾经回响在高麋棚屋边篝火旁的笑声。
	“那肯定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在哪里呢？”
	“来吧，我指给你看。”
	他把这位困惑的姑娘引到外面。木栅栏外，南面的普赖尔山在远处耸立着。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是熊牙山脉吧？”
	“不，熊牙山在西面更远的地方。那是普赖尔山。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可我从来没去过普赖尔山。小时候我哥哥常带我去露营，但从来没去过那里。”
	他转过身来盯着这张可爱的脸庞。
	“你现在是学校的老师？”
	“嗯，在比灵斯。怎么啦？”
	“你还会回到这里来吗？”
	“我也不知道。按计划，以后还有其他团要来。也许会指派我陪同。怎么啦？”
	“我希望你还能来，求你了。我一定要再见到你。答应我。”
	皮基特小姐又脸红了。她太漂亮了，肯定收到过男孩子递来的纸条。她通常会笑着把纸条推到一边，这样既传递了她不为所动的信息，又不致冒犯对方。这个年轻人却非同一般。他没有奉承，也没有谄媚。他看起来很严肃、很诚挚、很天真。她凝视着这双直率的钴蓝色眼睛，不禁心旌摇荡。夏莉带着孩子们从马厩里出来了。
	“我不知道，”姑娘说，“我会考虑的。”
	一小时后，她带着学生团离开了。
	过了一个星期，她又来了。她学校里的同事临时要去照顾病榻上的亲戚，旅游团的陪同出现空缺，于是她自告奋勇陪同前来。这天天气很热。她只穿着一件棉布印花衬衣。
	克雷格托夏莉为他查阅旅游团的名录，寻找来自学校的预订团队。
	“你看上谁了吧，本？”她调皮地说。她并没有失望。与一位明白事理的姑娘建立恋爱关系，对于让他回归现实世界具有极大帮助。她对他学习阅读和写字的速度之快，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她已经搞到两本比较简单的教科书，供他逐字逐句阅读。秋天过后，她可以帮他在城里找到住所，以及一份商店营业员或饭店服务员的工作，而她则可以就他的恢复过程撰写论文。
	一群学生和老师从马车上下来时，他正等在旁边。
	“你能跟我来吗，琳达小姐？”
	“跟你走？去哪里？”
	“去外面的草原上。这样便于我们交谈。”
	她表示反对，说孩子们需要她照顾，但比她年长的同事朝她微微一笑，在她耳边轻声说，她要是乐意的话，可以跟随这位仰慕者离开。她当然愿意。
	他们一起走出城堡，在一处树荫下找到一堆岩石，坐了下来。他沉默不语。
	“你从哪里来的，本？”她问道。她觉察到他害羞，还挺喜欢的。他朝远处的山峰点点头。
	“你是在那里长大的，在山区？”
	他又点点头。
	“那么你在什么学校念过书吗？”
	“没念过书。”
	她试图去想象这种生活。在狩猎和设陷阱捕野兽中度过整个少年时代，从未迈进过学校大门……这太奇异了。
	“山里一定很安静。没有交通，没有广播，没有电视。”
	他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但猜想她提到的是会发出噪音的东西，是和树叶的飒飒声、鸟儿的鸣叫声不一样的东西。
	“那是自由的声音，”他说，“告诉我，琳达小姐，你听说过北夏延人吗？”
	她吃了一惊，但话题的转变让她松了口气。
	“当然了。我外婆的母亲其实就是夏延人。”
	他猛地把头转向她，山鹰羽毛在热风中一阵狂舞，那双深蓝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她，请求她说下去。
	“请告诉我关于她的事。”
	琳达・皮基特回忆起外婆曾给她看过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干瘪的老太婆，那是外婆的母亲。虽然年代久远，但在这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中，老太太的大眼睛、精巧的鼻子和高颧骨都表明，她年轻时很漂亮。她讲述了她所知道的事，那些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如今已过世了的外婆告诉过她的事情。
	那位夏延妇女嫁给了一位战士，生下一个男孩。可是，在一八八○年左右，一场流行性霍乱横扫印第安人保留地，夺走了战士和男孩的生命。两年后，一位边疆的传教士不顾白人同伴们的反对，娶了年轻的寡妇为妻。他有着瑞典血统，身材高大，金发碧眼。他们生了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就是皮基特小姐的外婆，生于一八九○年。
	外婆又与白人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小女儿生于一九二五年，名叫玛丽，十八九岁时，她来比灵斯找工作，在新开办的农业银行当上了一名文员。
	在她隔壁柜台工作的，是一个诚挚而勤勉的员工，名叫迈克尔・皮基特。他们于一九四五年结婚。琳达的父亲因为近视没有参军。琳达有四个哥哥，都是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她生于一九五九年，今年十八岁。
	“不知道为什么，我生下来就有一头黑发和一双深色眼睛，一点也不像我的爸爸妈妈。就这些情况。现在轮到你说说你的身世了。”
	他没有理会她的要求。
	“你的右腿上有什么印记吗？”
	“我的胎记？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请让我看看。”
	“为什么？这是我的隐私。”
	“求你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拉起棉布裙子，露出一条金棕色的纤纤大腿。印记仍在那里。两个皱巴巴的凹痕，是当年在罗斯巴德河畔边被骑兵的一颗子弹洞穿的孔洞。她有点愠怒地把裙子放了下来。
	“还有什么呀？”她带着一丝嘲讽问道。
	“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Emos-est-se-haa’e’在夏延语中是什么意思吗？”
	“天哪，怎么可能知道。”
	“意思是轻柔说话的风。轻风。我可以叫你轻风吗？”
	“我不知道。我想可以吧。如果这样能使你高兴。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曾经是你的名字。因为我梦见过你。因为我在等你。因为我爱你。”
	她站起身来，脸涨得通红。
	“这太疯狂了。你根本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再说，我已经订婚了。”
	她走开了，回到她的团队之中，再也不愿与他说话了。
	可是，她又回到了城堡。她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不止一百遍告诉自己，她一定是疯了、是傻瓜，已经糊涂了。但在她那混乱的脑海里，那双沉静的蓝眼睛正紧紧盯住自己，她深信自己应该去告诉这位害相思病的年轻人，他们不应该再见面，那毫无意义。至少，她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在离开学还有一个礼拜的那个星期天，她在市中心搭上一辆游览车，在城堡外的停车场下了车。他好像知道她要来。他等在阅兵场上，每天都这么等着，身边的罗斯巴德配好了全套马具。
	他帮她骑上马，让她坐在他身后，然后骑到草原上。罗斯巴德认识去溪边的路。在波光粼粼的溪水边，他们下了马。他向她讲述在他幼年早早去世的父母，以及后来一位山民把他认作义子抚养长大的事。他解释说，他没上过学，但他会辨别荒原里各种动物的踪迹、不同鸟的叫声和每种树木的形状和特征。
	她解释说，自己的生活截然不同，长期受到正规和传统的教育，做事考虑周到。她的未婚夫是一个来自殷实家族的年轻人，就如同她母亲所说的那样，这样的年轻人能为她提供一个女人所需或要求的一切。所以，他们再次见面完全没有意义……
	于是他吻了她。她想推开他，但当他们的嘴唇碰在一起时，她的手臂失去力气，反而抱住了他的脖子。
	他的嘴里没有她未婚夫的那种酒味和难闻的雪茄味。他没有摸索她的身体。她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鹿皮味、炊烟味和松树味。
	她激动地挣脱开来，朝城堡走去。他在后面跟着，但没有再碰她。罗斯巴德也不吃草了，跟着走在后面。
	“留下来，和我在一起，轻风。”
	“我不能。”
	“我们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神灵在很久以前就是这么说的。”
	“我没法答应你，我必须考虑一番。这太疯狂了。我已经订婚了。”
	“告诉他，他得等着。”
	“这不可能。”
	一辆四轮大马车正离开大门，驶向视野之外的停车场。她走过去，跳上马车。本・克雷格跨上罗斯巴德跟在马车后面。
	到了停车场，乘客们纷纷跳下马车，登上一辆大巴士。
	“轻风，”他喊道，“你回来好吗？”
	“不行，我要嫁给别人了。”
	几位妇女向这个外表粗野的年轻骑手投去了不悦的目光，这人显然是在纠缠一位年轻的好姑娘。司机关上车门，发动了汽车。
	罗斯巴德发出一声惊恐的嘶鸣并抬起前蹄。大巴士动了起来，在通向沥青公路的土路上开始加速。克雷格夹紧罗斯巴德的双肋，骑着它追了上去。汽车加速后，罗斯巴德也由小跑变为快跑。
	这匹母马对身边的怪物有点害怕。汽车对着它又是喷气又是怒吼。风速加大了。车厢里的乘客听到一声叫喊。
	“轻风，跟我一起去山里，做我的妻子。”
	司机瞄了一眼后视镜，看到马儿翕动的鼻孔和滴溜溜转动的眼睛，他踩下油门。大巴士在土路上颠簸着向前猛冲。几位妇女一阵尖叫，抱紧身边的孩子。琳达・皮基特从窗边的座位上站起来，推开滑动窗。
	大巴士慢慢超过飞奔的马匹。罗斯巴德受到惊吓，但它没有背叛骑在背上拉着缰绳的主人的意愿。一颗黑黝黝的脑袋从车窗里探了出来。她的回答随着汽车带出的气流飘来。
	“好的，本・克雷格，我愿意。”
	骑手勒住缰绳，消失在纷纷扬扬的尘土之中。
	她小心翼翼地写了一封信。因为领教过对方的脾气，她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之情，希望这封信不至于触怒他，让他为此大发雷霆。写完第四稿后，她签上名字寄了出去。她一整个星期都没有得到回音，之后等来的，却是一次简短而又不讲理的会面。
	迈克尔・皮基特是单位里的栋梁，他是比灵斯农业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珍珠港事件前夕，他从一名卑微的出纳员开始，一步一步升上经理助理的职位。他勤奋工作、办事认真、天资聪颖，引起了银行的创始人和业主——一位毕生单身且没有亲属的老先生——的注意。
	这位老先生在退休时主动把他的银行卖给了迈克尔・皮基特。他要找个人继承他的传统。于是，迈克尔筹集贷款资金，买下银行的产权。购置的大部分贷款都及时偿还了，但在六十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过度开发，抵押品赎回权取消，坏账以及死账……皮基特不得不通过出售股份，向公众筹集能使银行起死回生的资金。危机过去了，资金周转也流畅了。
	在女儿的信件抵达对方一星期后，皮基特先生被召唤而不是被邀请，去和未来的亲家会面。会面安排在比灵斯西南面黄石河畔的一座豪华气派的T吧牧场里。他们曾在双方儿女订婚时见过面，但那是在牛仔俱乐部的餐厅里。
	银行家被引进一间硕大的办公室，那里铺着抛光木地板，护壁板豪华昂贵，墙上装饰着各种纪念品，有装在镜框里的各种证书和作为打猎纪念的牛头。宽大的书桌后面坐着一个人，他没有起身打招呼，只是朝对面唯一的一把空椅子做了个手势。他一言不发地盯着坐下的客人看。皮基特先生感到很不自在，他心里明白事出有因。
	这位牧场大亨故意表现得慢条斯理。他取出一支大雪茄烟，点上火，等烧通畅后，把书桌上唯一的一张纸推了过去。皮基特一看，是他女儿的信。
	“对不起，”银行家说，“她已经告诉我了。我知道她写了一封信，但我没看过。”
	牧场主向前俯身，举起食指正准备教训人。他在室内也不愿摘下斯泰森牛仔帽，帽子底下的那张脸活像是一块牛肉，怒目瞪视着银行家。
	“没门，”他说，“门都没有，懂吗？没有姑娘可以这么对待我儿子。”
	银行家耸耸肩。
	“我跟你一样失望，”他说，“可是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他们会改变自己的主意。他们都很年轻，也许这门婚事太匆忙了？”
	“跟她谈谈。告诉她，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已经和她谈过了。她母亲也跟她谈过。她希望解除婚约。”
	牧场主朝后靠在椅背上打量房间，脑子里回想起他当初从一个放牛娃到现在发迹所走过的道路。
	“在我儿子这儿可不能反悔。”他说。收回那封信后，他把一叠纸从桌上推了过去，“你最好看看这些资料。”
	威廉・“大比尔”・布拉多克确实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他的祖父出生在北达科他州俾斯麦，后来搬到西部。祖父是私生子，祖父的父亲曾是一名骑兵中士，战死在了平原的战争中。这位祖父在一家商店找了份工作，干了一辈子，既没有得到提升，也没有被解雇。他的儿子继承了他卑微的职业，但孙子却在牧场里找到一份工作。
	男孩长得高大、强悍，生来就横行霸道，经常用拳头解决问题，而且几乎每次都让他占到了便宜。但他也很聪明，战后，他抓住了一个能赚钱立业的商机：用冷藏卡车，从饲养菜牛的地方往蒙大拿运送牛肉。
	他独自筹措，从买卡车、涉足屠宰加工业开始，发展到控制了从牧场到烧烤一条龙的整条业务链。他开创了自己的品牌：大比尔牛肉，自由放养，汁多味鲜，当地超市有售。当他搬回来经营牧场业务、填补牛肉供应链中的最后一环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大老板。
	十年前购买的这座T吧牧场经过重建，成了黄石河沿岸最为壮观的大厦。他的老婆是一个从不敢大声说话的小女人，几乎难得看见她的身影。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凯文，但长得一点也不像父母亲。凯文今年二十五岁，从小娇生惯养，飞扬跋扈。但大比尔宠爱自己的后代，对这个独生子有求必应。
	迈克尔・皮基特看完这些材料后脸色灰白。
	“我不明白。”他说。
	“你瞧，皮基特，这再清楚不过了。我花了一星期时间，买下本州内你所拥有的每一件产业。这意味着，现在我拥有控股权，拥有你的银行。这花了我一大笔钱。全是因为你女儿。她很漂亮，这我承认，但很愚蠢。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她遇到的另一个家伙是谁，可你必须告诉她，得把他甩掉。
	“让她再写一封信给我儿子，承认她犯下的错误。他们的婚约照旧。”
	“但如果我没能说服她呢？”
	“那你就告诉她，她将对你的彻底毁灭负责。我将接管你的银行、你的住房，我将接管你所拥有的一切。告诉她，你在本县恐怕连喝一杯咖啡都没法赊账。听见了没有？”
	在驾车返回的路上，迈克尔・皮基特心情极为沮丧。他知道布拉多克不是在开玩笑。他曾经对反对他的人来过这一手。皮基特还被警告说，婚礼必须提前到十月中旬举行，离现在还有一个月。
	家庭会议开得很不愉快。皮基特夫人一会儿指责，一会儿安抚。琳达究竟明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她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嫁给凯文・布拉多克，这能让她立即获得其他人工作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得到的所有东西：一座漂亮的房子，宽敞的可供孩子们玩耍的花园，最好的学校和社会地位。她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傻乎乎的、既没读过书也没有固定工作、只是在暑假期间扮演边民和侦察兵的演员，就抛弃这一切？
	她的两位在当地工作和生活的哥哥也来参加了家庭会议。其中一位兄长提议，由他去一趟赫里蒂奇堡，与第三者当面谈一谈。两个年轻人都担心，复仇心切的布拉多克会从中作梗，使他们俩都丢掉饭碗。说话的那位哥哥在州政府机关工作，但布拉多克在州府海伦娜有好些个财大气粗、呼风唤雨的朋友。
	心烦意乱的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擦拭他那副厚镜片近视眼镜，脸上痛苦万分。最后是他的痛苦使琳达・皮基特作了让步。她点点头，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一次，她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信写给凯文・布拉多克。她承认，自己为一个偶遇的年轻牧马人犯下了愚蠢而幼稚的错误，但这已经结束了。她告诉他，她原先那么写信给他真是太蠢了，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她希望能维持他们之间的婚约，并期待能在十月底之前成为他的新娘。
	第二封信是写给本・克雷格的，通过蒙大拿州大角县赫里蒂奇堡转交。两封信都在第二天寄出。
	英格尔斯教授虽然热衷于还原当时古堡内的生活，但还是对两样现代化设施作了让步。尽管电话线没有通到城堡，但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部无线电话，由镍镉电池供电。此外，便是邮政服务。
	比灵斯邮局同意把所有寄给城堡的邮件，全都交到城里最大的一家旅游汽运公司，需递交的邮袋由下一班出发的司机带过去。四天后，本・克雷格收到了给他的信。
	他试图读信，但遇到了困难。多亏夏莉的辅导课，他已经会读大写字母，甚至小写的印刷体字母，但年轻女士龙飞凤舞的手写体让他傻了眼。他带上信去找夏莉。女教师看了一遍后遗憾地看着他。
	“对不起，本。这是你喜爱的那位姑娘寄来的。琳达？”
	“请读给我听，夏莉。”
	“‘亲爱的本’，”她开始读信，“‘我在两星期前干了一件傻事。当你从马背上朝我喊，我也从客车上朝你回喊时，我说过我们要结婚。但回到家后，我才明白自己有多愚蠢。
	“‘事实上，我已经与相识若干年的一个好小伙子订了婚。我意识到，不能随意与他解除婚约。我们即将在下个月完婚。
	“‘请祝福我将来幸福快乐，我也这么祝愿你。就此吻别，琳达・皮基特’。”
	夏莉折起信纸，递了回去。本・克雷格遥望着远处的群山，陷入沉思。夏莉伸出手搭在他手上。
	“我很抱歉，本。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你们萍水相逢，她显然是一时冲动，对你有了好感。我大致能理解。但她现在已经决定，继续和她的未婚夫在一起。”
	克雷格凝视远处的群山，然后问道：“谁是她的未婚夫？”
	“我不知道。她没有说起。”
	“你能查到吗？”
	“我说，本，你不会去捣什么乱吧？”
	很久以前，曾有两个年轻小伙子争风吃醋，为了夏莉大打出手。她还感到自己很吃香、很风光。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她不想让这个年轻的学生为一个只来过城堡三次的姑娘跟人打架，伤害他脆弱的感情。
	“不，夏莉，不是要捣乱。只是好奇。”
	“你不会骑马去比灵斯，去找人打架吧？”
	“夏莉，我只想找回在世人和无处不在的神灵眼中，那本就属于我的东西。神灵在很久以前就这么说过了。”
	他又在说谜语了，她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不是琳达・皮基特吧？”
	他咀嚼着一根草梗，想了一会儿。
	“不，不是琳达・皮基特。”
	“你保证，本？”
	“我保证。”
	“我想办法去打听一下。”
	夏莉・贝文在博兹曼的学院有一位记者朋友在《比灵斯报》工作。她打电话给她，要求尽快查阅过期报刊上登载过的有关一名叫琳达・皮基特的年轻女士的订婚的消息。消息很快就查到了。
	四天后，夏莉收到一封邮件，里面装有初夏时的一份剪报。迈克尔・皮基特夫妇和威廉・布拉多克夫妇欣喜地宣告，他们的女儿琳达和儿子凯文订婚了。夏莉扬起眉毛吹了声口哨，怪不得那姑娘不想解除婚约。
	“那一定是大比尔・布拉多克的儿子，”她告诉克雷格，“你知道那位牛肉大王吗？”
	侦察兵摇摇头。
	“不，”夏莉遗憾地说，“你只是一厢情愿，而且这事儿不光彩。你看，本，对方的父亲确实很富有。他住在北面的一个大牧场里，靠近黄石河。你知道黄石河吗？”
	克雷格点点头。从埃利斯堡、汤格河与黄石河的交汇处，到罗斯巴德河东面他们折返的地方，他曾与吉本将军一道踏遍了黄石河南岸的每一寸土地。
	“夏莉，你能打听到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吗？”
	“你还记得你的诺言吗？”
	“我记得。不是为了琳达・皮基特。”
	“这就对了。那么你心里有什么打算？一个小惊喜？”
	“嗯。”
	夏莉又打了一个电话。九月结束，十月来临。天气仍然晴朗温和。长期气象预报说初秋将会风和日丽、气候宜人，晴好天气一直会持续到十月底。
	十月十日，旅游巴士带来一份《比灵斯报》。由于学校早已开学，旅游团队大幅减少。
	夏莉在朋友带来的报纸上，发现了由社会版专栏记者采写的一篇专题报道。她读给克雷格听。
	那位专栏记者以激动的笔触描述了凯文・布拉多克和琳达・皮基特即将到来的结婚典礼。婚礼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劳雷尔城南边雄伟壮观的T吧牧场举行。由于天气持续晴好，婚礼仪式将于下午两点在牧场巨大的草坪上进行，届时将邀请上千位客人，包括蒙大拿州的社会名流和工商界精英。她一口气读完这篇新闻。本・克雷格点点头，记在心里。
	第二天，驻地司令官召集全体员工，在阅兵场上致辞。他说，赫里蒂奇堡的夏季仿古演出将于十月二十一日结束。这次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全州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和议员们纷纷发来贺信。
	“在结束前的四天里，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英格尔斯教授告诉年轻员工们，“薪水将会在结束前一天支付。我们必须把所有设施打扫干净，在离开前归置好每个角落，迎接严酷冬天的到来。”
	会后，夏莉把本・克雷格拉到一边。
	“本，这里的活动已经接近尾声，”她说，“结束后，我们全都可以回去穿上平常的衣服。哦，我想你身上穿的就是你平常的衣服了吧。到时，你会收到一笔钱。我们可以去比灵斯，为你购置鞋子和衣物，还有过冬的保暖外套。
	“然后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博兹曼。我会为你找到不错的住处，然后把你介绍给一些能给你帮助的人。”
	“好的，夏莉。”他说。
	那天晚上，他敲响了教授的房门。约翰・英格尔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角落的炉子里烧着柴火，驱走晚间的寒意。教授热情欢迎这位身穿鹿皮装的客人。他对这个年轻人以及他所具备的西部荒原和旧时边疆的知识印象颇深。有他的这种知识，再加上大学文凭，教授可以为他在校园里找到一份差事。
	“本，小伙子，有事吗？”
	他期望自己能像慈父一般，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关于未来生活的忠告。
	“你有地图吗，少校？”
	“地图？我的天哪。有，我想我应该有。你要哪个地区的？”
	“城堡这里的，还有往北到黄石河的，长官。”
	“好主意。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和周边地区的情况，总归会派上用场。喏，这个。”
	他把地图摊在书桌上开始解释。克雷格以前见过作战地图，但那些地图上除了有几个布陷人和侦察兵所做的标记，大部分是空白。这张地图上布满了各种线条和圆圈。
	“这里就是我们的城堡，在西普赖尔山脉北边，朝北是黄石河，朝南是普赖尔山。这里是比灵斯，然后我就是从这里——博兹曼——过来的。”
	克雷格的手指移动在这两个相距一百英里的城镇之间。
	“博兹曼小道？”他问道。
	“没错，但那是过去的叫法。现在当然是一条沥青公路。”
	克雷格不知道沥青公路是什么，但他觉得，可能就是他在月光下见过的狭长的黑色岩石地带。这张大比例地图上标有几十个小城镇，而且在黄石河南岸与克拉克溪汇合的地方，有个叫T吧牧场的房子。他猜想，它应该在城堡的正北偏西方向处，穿过乡野，再走上大约二十英里。他谢过少校，递回地图。
	十月十九日晚上，本・克雷格吃过晚饭后早早上床了。没人感到奇怪。这一天，所有年轻人都在打扫卫生，为抵御冬天的霜雪给金属器件上油，把工具放进木屋留待来年春天使用。平房里的其他人十点左右就寝，很快就进入梦乡。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盖着毯子的同伴是合衣而卧的。
	他在半夜时起床，戴上狐皮帽，折起两条毯子，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没人看见他走向马厩，闪身进去，为罗斯巴德装备马具。他已经为它配备了双份燕麦口粮以增加所需的额外体力。
	备妥鞍具后，他让马留在原处，自己进入铁匠铺，取来他在头天晚上就已经注意到的那几件物品：一把放在皮护套里的手斧、一根撬棍和一把铁剪。
	他用撬棍撬落军械库门上的挂锁进入里面，用铁剪子迅速剪断了拴住步枪的铁链。它们全是复制品，只有一支是真枪。他取回他那支夏普斯52型步枪后就离开了。
	他牵着罗斯巴德走向小教堂旁边的后门，卸下门上的木杠走了出去。他的两条毯子塞在马鞍下面，野牛皮睡袍卷起来绑在后面。步枪插在皮套里，挂在他左膝前方，右膝处挂着一只皮筒，里面插着四支箭，他的背上斜挎着一把弓。牵着马匹静静走离城堡半英里后，他跨上了马背。
	就这样，本・克雷格，这位边民、侦察兵，小大角河畔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骑马走出一八七七年，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他根据正在落山的月亮估摸，现在应该是凌晨两点钟。他有足够的时间走完二十英里路抵达T吧牧场，并能节省罗斯巴德的体力。他找到了北斗星，在它的指引下，他在正北向的小路上往偏西方向走去。
	草原渐渐变成农田，面前的路上不时插有木杆，杆子之间还拉着铁丝。他用剪子剪断后继续前进。他越过县界从大角县进入了黄石县，但他对此一无所知。黎明时，他找到克拉克溪，于是沿着弯弯曲曲的溪流北上。当太阳从东边的山丘后面升起时，他发现了一道长长的白色木栅栏，以及钉在上面的一块告示牌：“T吧牧场。私人宅地。非请莫入。”他猜测出这些词语的意思，继续前行，直至发现通向牧场大门的一条私人道路。
	他在半英里之外就能看见大门，里面是一座宏伟的房子，四周簇拥着一些气派的谷仓和马厩。大门口的路上横着一条涂有条纹的木杆，旁边还有一座警卫屋，窗户里有一抹淡淡的灯光。他后退半英里，来到一片树丛中，卸下罗斯巴德的鞍具，让它休息、吃一些秋天的青草。他整个上午也在休息，但没有睡着，他像野生动物那样保持着警惕。
	事实上，那位报社记者低估了大比尔・布拉多克为他儿子准备的婚礼的排场。
	他坚持让儿子的未婚妻接受一次由他的家庭医生进行的身体检查，深感羞辱的姑娘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当他读到这份详细的体检报告时，吃惊地扬起了眉毛。
	“她什么？”他问医生。医生顺着那根香肠般的手指所指的方向看去。
	“哦，对，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对完好无损。”
	布拉多克会意地斜眼一瞥。
	“好，凯文这小子运气不错。其他情况呢？”
	“无可挑剔。她是一个非常美丽又健康的姑娘。”
	用金钱可雇到的最时尚的室内设计师，把那座大厦改造成了一个童话般的城堡。外面占地一英亩的草坪上，在距栅栏二十码处搭起了一个圣坛，面朝牧场。圣坛前面是一排排供客人使用的舒适的椅子，中间留出一条走道供新人行走，先是凯文和陪同他的伴郎，随后，新娘和她没用的父亲也会随着《婚礼进行曲》的旋律走上这条过道。
	婚宴菜肴将摆放在椅子后面的搁板桌上。该花钱的地方都花到位了。盛着香槟的水晶酒杯堆成一座座金字塔，各种让人弹眼落睛的名牌法国香槟和佳酿汇成一片片海洋。他要保证，即便是那些最见过世面的客人也挑不出丝毫不足之处。
	北极对虾、螃蟹和牡蛎装在冰盒里从西雅图空运了过来。对于那些嫌香槟酒不过瘾的人，一箱箱芝华士也已备妥。婚礼前夜，爬上那张有四根床柱的睡床后，大比尔唯一担心的还是儿子。那孩子又喝醉了，需要冲一个小时的澡才能在上午清醒过来。
	在新婚夫妇更换衣服、准备去巴哈马一座私人岛屿度蜜月之前，为更好地招待客人，布拉多克已经安排好在花园旁边举行一场狂野西部的竞技表演。这些竞技演员同服务员和工作人员一样，全是雇佣的。布拉多克唯一没有雇佣的是保安人员。
	十分讲究个人安全的他，设有一支私人军队。三四名贴身保镖时刻不离他左右，其余的人平常以牧场上的牧马人作为身份掩护，但他们全都接受过火器射击训练，都具有实战经验，都会严格执行命令。他们拿钱就是干这个的。
	为了这次婚礼，他把三十名士兵全都安排到了房子周围。两名守卫大门；他的个人卫队在一位前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军人的率领下，跟随在他身边；其余的人则扮作服务员和引座员。
	整个上午，川流不息的豪华轿车和面包车把客人从比灵斯机场接来，驶到牧场大门口停下，经检查后得以通过。克雷格在树丛深处观察着。刚过中午，教士来了，后面跟着一队乐师。
	另一些运送食品的汽车和竞技表演者从另一道大门走了进去，但他们在他视线以外。一点钟刚过，乐师们开始奏乐。克雷格闻声备好了马鞍。
	他把罗斯巴德的头引向开阔的草原，沿着栅栏一路骑行，直到警卫屋落到视线之外。然后他迎向白色木栅栏，从慢走加速至慢跑。罗斯巴德看见正在逼近的栅栏，调整了脚步，纵身一跃跨了过去。侦察兵发现自己落在了一个很大的围场内，与最近的一些谷仓相距四分之一英里。一群长角菜牛在附近吃草。
	克雷格发现，在田野的远处是谷仓区域的大门，门还敞着。当他穿过谷仓，经过铺有地坪石的院子时，两名巡逻警卫与他打了招呼。
	“你一定是属于盛装竞技表演队的吧？”
	克雷格看着他们点了点头。
	“你走错地方了。到那边去，你们的人在屋子后面。”
	克雷格沿巷子走去，等到他们继续前行后再折返回来。他朝乐声方向走，不过他可不知道这是《婚礼进行曲》。
	圣坛上，凯文・布拉多克身穿纯白的无尾夜礼服，与他最要好的朋友站在一起。他比父亲矮八英寸，体重比父亲轻五十磅，有着窄窄的肩膀和宽宽的臀部。脸上还长着几颗脓疮，但他拍了点母亲的散粉加以掩饰。
	皮基特夫人与布拉多克的双亲坐在前排座位上，中间隔着走道。在走道的另一头，琳达・皮基特挽着父亲的手臂出现了。她那件白色丝质婚纱是由巴黎世家定做后从巴黎空运过来的，穿在她身上如同天仙般美丽。她的脸看起来苍白肃穆。她凝视着前方，没有一丝笑容。
	当她开始走向圣坛，上千颗脑袋都转过去看她。一排排客人后面夹杂着一些服务员，他们也驻足观看。在他们身后，出现了一个独行的骑马人。
	迈克尔・皮基特让女儿站到凯文・布拉多克旁，他自己则坐到妻子身边。她正在抹眼角。传道士抬起眼，开始发言。
	“各位来宾，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参加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的神圣婚礼。”乐曲声渐渐停止后，他开始说话。看到走道上五十码开外有个骑马人站在那里，他有点迷惑，但没作出什么反应。当那匹马朝前迈进几步时，十几名服务员被挤到了两边。即便是草坪周围的十二名保镖，也在盯着面向传道士的那对新人。
	传道士继续往下说话。
	“……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这两个人现在即将结合。”
	皮基特夫人当众哭了起来。布拉多克隔着走道怒视着她。传道士惊奇地看到，新娘的眼眶里涌出两颗泪珠流淌到脸颊上。他只当这是喜不自禁的泪水。
	“因此，如果有任何人能说明他们不能合法结合，那就请现在说明，不然，以后只能保持沉默。”
	他的视线离开手里的书，抬头朝众人露出笑容。
	“我要说话。她与我订了亲。”
	说话声显得年轻有力，当那匹马向前冲时，声音传到草坪上的每一个角落。服务员被掀翻在地。两名保镖奋力扑向骑马人，但脸上各被踢了一脚，仰身倒在最后两排客人身上。男人们在大喊，女人们在尖叫，传道士的嘴巴张得圆圆的。
	罗斯巴德很快由慢走加速为慢跑，然后快跑起来。骑手勒住它，把缰绳拉向左边。他朝右侧俯身，轻舒右臂，一把搂住姑娘披着丝质婚纱的纤纤细腰，抱了上来。她刚刚还横在他面前，现在已经滑到他身后，一条腿跨过那卷牛皮坐稳后，用双臂抱住了他的腰。
	那匹马冲过前排座位，越过白色栅栏，快步在齐腰深的草地上跑远了。草坪上乱作一团。
	客人们全都站了起来，口中大呼小叫。那些菜牛拐过角落，来到了平整的草坪上。布拉多克四名贴身保镖的其中一个，原先坐在他主子那排椅子的远处，他这时候跑过传道士身边，拔出手枪，仔细瞄准了正在远去的那匹马。迈克尔・皮基特发出一声“不……”的叫喊，扑向枪手，抓住他的手臂推向空中。在他们互相推搡的片刻，手枪射出了三颗子弹。
	人群和牛群这下都乱套了，全都惊慌地四处乱窜。椅子翻倒了，一盘盘对虾和螃蟹被碰翻后落到草坪上。当地市长被推倒在一堆金字塔形的香槟酒杯上，洗了一次昂贵的玻璃碎片澡。传道士一弯腰钻到圣坛底下。他在那里遇见了新郎。
	外面的主车道上停着当地警方的两辆巡逻车，一旁还有四名骑警。他们在那里疏导交通，并有免费的快餐作为午餐。他们听到枪声，对视了一下，随后扔掉手里的汉堡包跑向草坪。
	其中一人在草坪边缘撞上一个正在飞跑的服务员。他扯住那人的白西服。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问道。另外三名警察张口结舌地凝视着草坪上的疯狂场面。资深警官听完服务员的回答后，转身告诉他的一位同事：“回到车上去，告诉警长，我们这里出了点问题。”
	警长保罗・刘易斯星期六下午通常不在办公室，但他想在新的一周开始前处理一些公文。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值班副主任来到他的办公室门边。
	“T吧牧场那里出了问题。”
	他的手里拿着电话听筒。
	“你知道布拉多克家的婚礼吗？埃德警官打来电话，说新娘刚刚被绑架了。”
	“什么？把他转接到我的线路上来。”
	电话转接完成时，红灯闪亮。刘易斯警长一把抓起了听筒。
	“埃德，我是保罗。你们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他听部下从牧场里向他报告情况。与所有执法人员一样，他厌恶绑架。因为首先，这是卑鄙的犯罪，通常针对富人的老婆和孩子；其二，这触犯了联邦法律，意味着联邦调查局会去追捕他。在卡本县当警察的三十年生涯里——其中包括了十年的警长生涯——他曾听说过三次扣押人质的事件，全都安然无恙得到解决，但从未发生过绑架。他猜想，歹徒应该有一帮人，动用了大马力汽车，甚至还可能有直升机。
	“一个独行的骑马人？你疯了吧？他去了哪里……跨过栅栏穿过草原。好吧，他肯定在某个地方藏有一辆汽车。我会请求邻县警力的协助并封住主要道路。听着，埃德，询问看到了这一事件的每个人，并做好笔录：他是怎么进来的、做了什么，又是如何制服那姑娘、如何逃走的。然后向我汇报。”
	他花了半个小时召集后备警员，并在卡本县东南西北的主要公路上安排了巡逻车。公路巡警们接到命令，要检查每一辆汽车和每一个后备箱。他们要找的是一位身穿白色丝质连衣裙的貌美褐发女士。三点刚过，埃德警官从Ｔ吧牧场外的警车里打来电话。
	“这事很奇怪，警长。我们从目击者那里获得了将近二十份笔录。那个骑马人能进来，是因为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参加狂野西部竞技表演的。他穿着鹿皮装，骑着一匹高大的栗色母马，戴一顶狐皮帽，头上还插着一支摇摇晃晃的羽毛，还带着蝴蝶结[62]。”
	“蝴蝶结？什么样的蝴蝶结？粉红色绸带做的吗？”
	“我说的不是蝴蝶结的意思，警长，而是弓，弓箭的弓。这就越发奇怪了。”
	“不用奇怪。说下去。”
	“目击证人都说，当男的冲到圣坛前俯身去抱新娘时，她主动配合了他。人们说，她好像认识他，而且还用双臂紧紧地抱住他，一起骑马跨过了栅栏。她要是没有抱紧他，就会从马背上掉下来，现在就会在这里了。”
	警长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运气好的话，他碰到的不是绑架案，而只是一次私奔。他露出了微笑。
	“证人是不是都是这么证实的，埃德？男的没打她，没把她打昏，没把她扔到马鞍上，没把她作为俘虏带走？”
	“显然没有。不过，他造成了许多破坏。婚礼搞砸了，宴会泡汤了，新娘跑了，新郎在闹。”
	警长笑得更开心了。
	“哦，这是有点可怕，”他说，“知道那男的是什么人吗？”
	“好像知道。新娘的父亲说，女儿曾与夏天在赫里蒂奇堡扮作边民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有过一段交往。你知道吗？”
	刘易斯知道关于那座城堡的事情。他自己的女儿也曾带孩子去那里游玩过一天，而且都很喜欢。
	“不管怎么说，因为这段关系，姑娘中断了与凯文・布拉多克的婚约。她的双亲觉得她这么做是在发疯，并说服她重续婚约。他们说，男的名字叫本・克雷格。”
	埃德警官又回去做笔录了。刘易斯警长正想与赫里蒂奇堡联系，英格尔斯教授来电话了。
	“这也许不算什么大事，”他开始报告，“我手下的一名年轻员工跑了。就在昨天夜里。”
	“他有没有偷走什么东西，教授？”
	“哦，那倒没有。他有自己的马匹和服装，还有一支步枪。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枪给没收了。但他破门闯入军械库，把枪给拿走了。”
	“他要那东西干什么？”
	“打猎，但愿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就是有点野。他在普赖尔山区出生并长大，乡亲们好像都是山民。他甚至从来没上过学。”
	“听着，教授，这也许很严重。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危险人物吗？”
	“哦，我希望不会。”
	“他还带了什么？”
	“嗯，他有一把猎刀，还有一把手斧失踪了。加上一把夏延人的弓和四支燧石箭。”
	“他拿走了你的古董？”
	“不，那是他自己制作的。”
	警长想了想。“这个人是不是本・克雷格？”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请继续说下去，教授。他是不是跟一位从比灵斯到城堡来游览的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恋爱了？”
	他听到，电话另一头的教授在与身后某个叫夏莉的人商议。
	“他似乎深深爱上了这样一位姑娘。他认为姑娘接受了他的爱，可我听说姑娘写信给他，要求终止恋爱关系。他受到很大的打击，甚至还打听她的婚礼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我希望他没有干出傻事。”
	“很不幸，他刚刚从圣坛边劫走了姑娘。”
	“噢，天哪。”
	“听着，他会不会把马换成汽车？”
	“不会。他不会开车，也从来没有坐过汽车。他会和他最爱的马一起，在荒野里露营。”
	“他会跑向哪里？”
	“几乎可以肯定是南方，普赖尔山。他毕生在那里打猎和捕兽。”
	“谢谢你，教授，你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他下令取消路障，并打电话给卡本县的直升机飞行员，请他升空并报到。随后，他等待大比尔・布拉多克必然会打来的那通电话。
	保罗・刘易斯警长是一位优秀的执法人员，遇事沉着镇定，心肠又好。他更愿意帮助人们脱离困境，而不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但法律就是法律，他在执法时是不会犹豫的。
	他的祖父曾经是一名骑兵战士，后来在平原上战死，在林肯堡留下一个寡妇和一个男婴。这位战争寡妇又嫁给了另一位驻守在蒙大拿的战士。他的父亲是在蒙州长大的，结过两次婚。一九○○年第一次结婚后，有过两个女儿。妻子死后，他又结婚了，在一九二○年四十五岁的中年时期，有了唯一的儿子。
	刘易斯警长今年五十八岁，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了。他打算之后去蒙大拿和怀俄明的一些湖泊，那里有凶猛的鳟鱼可供他垂钓。
	他没被邀请参加这次婚礼，为此他并不感到惊讶。在过去的年月里，他的警官们曾四次处理涉及凯文・布拉多克的酗酒斗殴事件。每一次，酒吧老板都获得了大方的经济赔偿，不愿提起指控。警长见惯了年轻人的打架斗殴，但小布拉多克有一次因为一位吧女不肯满足他的奇特要求而殴打了她，这让刘易斯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警长把凯文・布拉多克关进拘留所，准备对他提起指控，但姑娘突然改变主意，记起来是自己不小心摔到楼下跌伤的。
	还有一个情况，警长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三年前，他接到过一位海伦娜市警察局的朋友的电话。他们在警察学校里曾经是同学。
	那位同事讲述了海伦娜警方曾对一家夜总会进行的一次突击检查。那是一个吸毒窝点。当时警方记录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其中就有凯文・布拉多克。如果他手头上有毒品的话，那么肯定是及时脱手了，因此得以释放。但那个夜总会是个同性恋的聚会场所。
	这时候，电话响了。是瓦伦蒂诺，大比尔・布拉多克的私人律师打来的。
	“你也许已经听说了今天下午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警长。你的助手们在几分钟之后到场了。”
	“我听说，事情并没有完全照计划进行。”
	“请不要包庇，刘易斯警长。这是一次野蛮的绑架，必须把罪犯捉拿归案。”
	“这是你的说法，律师。可我手头有好多客人和送货员的口供，其大意是，那位年轻女士自愿配合骑上了马，而且她与这个小伙子，也就是骑马人，曾谈过恋爱。因此，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次男女私奔。”
	“花言巧语的狡辩，警长。假如姑娘要想毁婚，那什么都挡不住她，但现在她是被用暴力劫走的。那罪犯非法侵入此地，踢中布拉多克先生两位员工的脸部，还对私人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坏。布拉多克先生准备起诉。是你去把歹徒抓来，还是由我们去抓？”
	刘易斯警长不喜欢被威胁。
	“我希望你和你的当事人不至于去私自执法吧，律师？那将是最不明智的举措。”
	律师对反威胁置之不理。
	“布拉多克先生对他儿媳妇的安危深为关切。他有权去寻找她。”
	“婚礼完成了吗？”
	“婚礼什么？”
	“你当事人的儿子与皮基特小姐按法律来说，是否确实已经结婚？”
	“这个……”
	“那样的话，她还不是你当事人的儿媳妇。她与他们没有关系。”
	“在获得进一步的消息之前，她仍是我当事人儿子的未婚妻。他这是热心公民的举动。那么你到底会去抓歹徒吗？别忘了还有海伦娜。”
	刘易斯警长叹了口气。他知道比尔・布拉多克能对州府的议员们施加多大影响。对此他倒也不怕，但这位年轻人本・克雷格，无疑是惹恼了这位大人物。
	“查明他的行踪后，我会立即赶过去的。”他说。放下电话后，他想，赶在布拉多克的那帮人之前找到那对爱情鸟，会比较稳妥。直升机飞行员来电话了，这时候已接近四点钟，离太阳下山、天色变黑还有两个小时。
	“杰里，我要你找到T吧牧场。然后朝南飞向普赖尔山。注意观察前方和左右两侧。”
	“要我找什么呢，保罗？”
	“一个独行的骑马人，朝南走的，很可能往山区去了。身后还有一位披着白色婚纱的姑娘。”
	“你在开玩笑吧？”
	“没有。某个骑马的流浪汉刚才从圣坛边劫走了比尔・布拉多克儿子的未婚妻。”
	“我觉得这个人很棒啊。”警方直升机飞行员说。他刚刚离开比灵斯机场。
	“帮我找到他，杰里。”
	“小事一桩。如果他在那里，我就能找到他。我出发了。”
	五分钟之后，他飞到T吧牧场上空，把航向转到了正南。他保持在一千英尺的空中，这样既能看清身下移动的骑马人，又能扫视前方和左右两边十英里范围内的情况。
	他能看到右手边的三一○号公路，以及朝南通往沃伦村、继之越过平原进入怀俄明的铁路线。在前方，他能够看到普赖尔山的群峰。
	为防止骑马人躲开追踪、转向西方跨越道路，刘易斯警长要求公路巡警沿三一○号公路巡视，并注意观察道路两侧的草地上是否有一个骑马人的身影。
	大比尔・布拉多克也没有闲着。留下工作人员收拾草坪上的残局后，他和手下的警卫人员直接去了他的办公室。他本身就没有幽默感，可周围的人也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勃然大怒。他在书桌后面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身边围着十二个人，等着他下命令。
	“我们怎么办，老板？”其中一人最后这么问道。
	“思考，”牧场主咆哮着说，“思考。他孤身单骑，负荷沉重，行走距离有限，能去哪里？”
	前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军人马克斯，此刻正审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卡本县地图。
	“不会去北方，不然他得跨越黄石河，可水太深了。所以，是南方。回到山丘边的那座复制城堡？”
	“对。我要你们中的十个人，骑上马、带上武器，去南方，分散开后形成一条五英里宽的阵线。快马加鞭，追上他。”
	当十个牧马人备妥马鞍时，他在外面向他们交代任务。
	“你们每个人都有无线电话。保持联络。要是发现了他，打电话请求增援，包围他以后，把姑娘带回来。如果他试图威胁她或威胁你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要求把姑娘带回来，不要其他人。去吧。”
	十名骑手策马慢跑出了大门，散开形成一个扇面后疾驰而去。逃亡者是四十五分钟之前出发的，但马背上坐着两个人，还驮着鞍袋、步枪和一张厚重的野牛皮。
	牧场里，瓦伦蒂诺律师回来报告情况。
	“警长对这事似乎很不重视。但他会组织一次搜索。巡逻车已经上路了，而且很可能还会派去一架直升机。”他汇报说。
	“我不希望他们先到达那里。”布拉多克厉声说，“可我想知道他得到了什么消息。马克斯，去无线电室。我要求对本县警方的所有频道进行扫描，建立永久性监听。让我们的直升机升空，赶在骑马追捕队前头找到那个狗杂种，把骑手们引向他。我们需要不止一架直升机，在机场另租两架。出发，就现在。”
	他们全都搞错了。教授、警长和布拉多克。这位边民没朝普赖尔山行进。他知道那太明显了。
	他在牧场以南五英里处停了下来，把一块鞍毯裹在轻风身上。毯子是鲜红色的，可以遮住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升机。短暂逗留后，他斜向往西南方向去，他记得春天时曾在那里穿越过一条狭长的黑石地带。
	他能够在一英里之外分辨出一排笔直的杆子，上面拉着线。这些杆子从他面前横向穿过，延伸到视野范围以外。那是架在与公路平行的伯林顿铁路上方的电话线。
	下午三点半，在空中盘旋的警方直升机飞行员杰里报告情况。
	“保罗，你不是说是一个独行的骑马人吗？可这儿下面有一整支军队。”
	布拉多克的追捕队，警长想道。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杰里？”
	半空中传来的声音夹着噼噼啪啪的杂音。
	“我数过了，至少有八个骑手，排成一列横队，朝南方疾驰。看上去像是牧场里的帮手，而且他们全都轻装骑行。此外，前方还有另一架直升机在山脚上空盘旋，离那座复制城堡很近。”
	刘易斯轻轻咒骂了一声。他希望自己现在就坐在警方直升机里，而不是留在办公室中。
	“杰里，如果逃亡者在前方，要努力抢先赶上他们。如果布拉多克的手下抓住那小伙子，恐怕他就性命难保了。”
	“明白了，保罗。我会接着找的。”
	在牧场的房子里，无线电室的负责人来到了办公室门口。
	“布拉多克先生，老板，警方的直升机就在我们追捕队员的头顶上。”
	“这样就有一个目击证人了。”马克斯说。
	“告诉我们的人员，继续寻找，”布拉多克厉声说，“法庭上的事情，我们之后再去摆平。”
	坐在办公室里也能控制局势，刘易斯警长对此颇感高兴。五点差五分，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有个声音激动地喊道：“看到了。”
	“说话人，亮明身份。”
	“巡逻车T-1，在三一○号公路上。他刚刚穿过公路，朝西南方向骑行。我看到他进树林了。”
	“三一○号公路的哪一段？”
	“布里吉尔以北四英里处。”
	“确认目标在公路西边。”刘易斯命令道。
	“是的，警长。”
	“留在公路上，以防他折返回来。”
	“明白了。”
	刘易斯警长察看墙上的地图。如果骑马者接着前进，他会遇上另一条铁路线，还有穿越山区进入怀俄明州帕克县的更宽大的二一二号州际公路。
	州际公路上有两辆巡逻车在巡视。他要求巡逻车继续南下，并睁大眼睛注意试图由东往西穿越公路的人。然后他呼叫警方的直升机飞行员。
	“杰里，找到他了，在你的西面。他刚刚越过三一○号公路，朝西南骑行。你能赶去那里吗？大概在布里吉尔北面四英里处。他又回到空旷的荒原了。”
	“好的，保罗，可我的燃油快用完了，而且天色也黑了。”
	警长又看了一眼地图上叫作布里吉尔的小村镇。
	“布里吉尔有一个简易机场。油省着点用，飞到那里去。你也许要在那里过夜。你老婆珍妮那边，我会去通知的。”
	这些话全被牧场房子里的人听到了。马克斯审视着地图。
	“他没去普赖尔山，这太明显了。他在朝荒原和熊牙山走。他想一直骑行，穿过那里，然后进入怀俄明州隐藏起来。够聪明的。换成我，也会这么做。”
	布拉多克的无线电操作员转告十名骑手转向正西，穿过公路继续寻找。他们同意了，并且克制住没有对他发出提醒：他们已经冒着累垮的危险，快马加鞭跑了十五英里。而天又快黑了。
	“我们应该派出两辆汽车，配上人员，去州际公路，”马克斯说，“如果他想去荒原，他就必须穿过州际公路。”
	两辆硕大的越野车出发了，车内坐着另外八名人员。
	临近州际公路时，本・克雷格跳下马，爬到小山包的一颗树上，审视前方的这条障碍带。公路在平原之上，还有一条铁路与之平行。偶尔有一些南来北往的车辆经过。他的四周是一片荒野，布满了溪流和乱石，地面高低不平，长着一些牲口不吃的齐马肚高的荒草。他溜下树，从鞍袋里取出铁盒子和打火石。
	一阵微风从东方吹来，荒草烧起来后，迅速形成一条一英里宽的火线，朝西边的公路方向蔓延开去。一缕缕青烟升入正在黑下来的天空。东风把烟雾吹向西面，比火焰跑得更快，道路消失在了烟雾中。
	北面五英里外的巡逻车看见了烟雾，于是开到南面来调查。当烟雾变浓变黑时，巡警们停了下来，但还是为时已晚。他们很快被包围在了浓烟之中，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倒车。
	一辆朝南驶向怀俄明州的牵引式挂车在看见前方的尾灯时，马上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以避免撞上警车。制动系统精确运作，车头停住了，但后面的挂车就没那么幸运了。
	挂车一般情况下能够互相适配运行，但也会像折叠刀那样发生弯折。后面的挂车由于惯性作用，撞上了前面的拖车，两者折叠了起来，侧滑着横在了路中间，阻断了公路两头的交通。公路两边都是断崖，人们也无法驾车绕过障碍。
	巡逻车的警官跳下汽车，随前方道路上的卡车司机们一起逃离这片烟雾熏人的地方。在弃车前，只来得及打了一通电话。
	不过这通电话的信息已经足够。消防车和起重车很快就南下处理这次事故了。排障工作进行了整整一夜，终于，道路在黎明时恢复畅通。传到怀俄明的消息使得山区南面的交通全都瘫痪，只有那些已经上了路的车辆在荒野里度过了夜晚。
	混乱中，一个独行的骑马人借着烟幕的掩护慢慢穿过公路，进入到西面的荒原之中。男子用手帕捂住脸，骑坐在他身后的女孩则用一条毯子包裹着。
	骑手在公路的西边下了马。罗斯巴德的身体因为体力耗尽而颤抖着，而到达前方的树林还需要走十英里路。轻风移坐到马鞍上，不过她的体重只有她情人的一半。
	她从肩头上取下了毯子。黄昏中，她的婚纱显得白亮耀眼，披散着的长发飘落到腰际。
	“本，我们去哪里？”
	他指向南方作为回答。熊牙山的群峰在晚霞的映照下像火焰般耸立在森林线上方，守卫着另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
	“穿过大山，进入怀俄明。没人能在那里找到我们。我会为你建一座小木屋，为你打猎、捕鱼。我们将自由自在地永远生活在一起。”
	她笑了，因为她非常爱他，也相信他的诺言，她重又高兴了起来。
	布拉多克的私人飞行员没有其他选择，只得返航。他的存油已经不多，而且身下的地面太暗了，什么都看不清楚。他用油箱里最后剩下的一些油降落在了牧场里。
	追捕队的十名骑手坐在筋疲力尽的马匹上，一腐一拐地进入布里吉尔小镇并要求借宿。他们在一家路边小饭店里吃了饭，用他们的鞍毯铺好了床。
	杰里把直升机降落在布里吉尔简易机场，机场经理为他安排了一张过夜的床铺。
	牧场里，现在由前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军人马克斯接管了追捕计划。这支私人军队的十名士兵连同他们的马匹，被困在了布里吉尔；另八名战士坐在汽车里，被堵在州际公路上进退不得。这两拨人马都将在那里过夜。马克斯站在布拉多克以及剩余的十二名战士面前。他是部队里的精英，在越南制订作战计划时就胜人一筹。墙上挂着卡本县的一张大地图。
	“方案一，”他说，“切断通路。这里有一条深深的裂谷或者是峡谷，穿越山区进入怀俄明州。它的名字叫罗克溪。溪水旁边是一条公路，公路盘山而上，最后出现在山脉南边。
	“他也许会顺着公路旁的草地南行，避开两边的高山。州际公路上的拥堵状况一经清除，我们的人员要追向那里，超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把守在位于州界的道路上。如果他出现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同意，”布拉多克粗声粗气地说，“要是他打算彻夜骑行呢？”
	“不可能，老板。他的马肯定已经疲惫不堪。我猜测，他之所以穿越道路，是因为他在朝树林行进，然后去山区。你们看，他不得不穿过辽阔的卡斯特国家森林保护区，一路上坡，跨越西福克峡谷，然后继续爬坡，去这片高原，也就是银径高原。对此，我们有方案二。
	“我们用两架租来的直升机，飞到他前方，路上再把布里吉尔的那十个人捎上。这些人员在这个高原上设置一条防线，蹲伏在半坡上的巨石后面。当他出现在森林里登上石坡时，就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行，”布拉多克说，“还有吗？”
	“方案三，老板。我们剩下的这些人等到黎明，骑马进入那片森林，把他逼到山顶的高原上。不管采取哪个方案，我们都能瓮中捉鳖。”
	“那如果他在林中转身面对我们呢？”
	马克斯露出欣喜的笑容。
	“别担心，老板。我是一个经过丛林战训练的战士。还有三四个人则参加过越战。我会让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动。如果他在林中逃跑时想停下来反抗，那就会成为我的猎物。”
	“现在公路受阻，我们怎么把马匹弄到那里去呢？”其中一人问道。
	马克斯的手指沿地图上的一条细线移动。
	“这里有一条支线公路。从这里西面十五英里处的比灵斯公路出发，穿越荒原到这里的雷德洛奇为止，正好位于罗克溪峡谷附近。我们连夜用拖车把马运到那里，等黎明时骑上马去追他。现在，我提议，去睡上四个钟头，等到半夜起床出发。”
	布拉多克点头表示同意。“还有一件事，马克斯少校。我跟你们一起去，还有凯文。这个人今天羞辱了我，现在该是我们看到他完蛋的时候了。”
	刘易斯警长也有一张地图，而且他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请求雷德洛奇警方的协助。对方答应，日出时备妥十二匹吃饱喝足休息够了的马，而且会配备全套马具。杰里也将在同一时刻为直升机加满燃油，做好起飞准备。
	警长去核查州际公路上的应急排障工作进度，得到的报告表示，他们将在凌晨四点完成道路的清理。他要求让自己的两辆巡逻车优先通过。他可以在凌晨四点半抵达雷德洛奇。
	即使在星期天，他也可以轻易找到志愿参加行动的警员。这里的老百姓心平气和、遵纪守法，因此县里很少有重大事件发生，但一次真正的追捕会使人激动亢奋。除了已在他头顶上方的杰里外，他还召来了开侦察机的一名私人飞行员以及十名警官与他一起实施地面追捕。靠这些警力去对付一个骑马人应该是足够了。他又慢慢地仔细审视地图。
	“可别到森林里去啊，小伙子，”他喃喃地说，“那样就很难找到你了。”
	在他说这些话时候，本・克雷格和轻风进入森林线，消失在了树丛中。树林在云杉和松树的遮盖下一片黑暗。进去半英里之后，克雷格扎了营。他把姑娘从筋疲力尽的罗斯巴德身上抱下来，再卸下鞍具、步枪和毯子。罗斯巴德在树林中找到了一涓细细的溪流和多汁的松叶，它开始休息，以便恢复体力。
	侦察兵没有生火，轻风也不需要。她钻进野牛皮袍子后就睡着了。克雷格提起斧子走开。他离开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小睡了一小时便拔营动身。他知道前方某处就是那条溪流，很久以前，他在那里拖延了骑兵和夏延人。他想赶在追捕队进入步枪射程之前，跨越溪流抵达对岸。
	罗斯巴德的疲劳已有所消除，但还没有从头一天马拉松式的奔跑中完全恢复过来。他拉着它的缰绳，引领它前进。虽然已休息过，但它的体力正在流失，而且，要抵达山峰上的安全之处，他们还需行走很长一段路。
	他以树梢上方的星光作为导向，行进了一个小时。在遥远的东方，在达科他神圣的黑山上空，一轮红日已经染红天际。他来到了前进小径上的第一条峡谷——被称为西福克的险峻陡峭的溪谷。
	他知道自己以前曾来过这里。有一条路可以通过，前提是他能再次找到它。找路花去了一个小时。罗斯巴德饮着清冷的溪水，一路边滑溜边努力稳住脚步，他们爬上了对岸的高坡。
	克雷格又让罗斯巴德休息了会儿，并找到了一个能俯视溪流的隐蔽处。他想知道有多少人在追赶他。他们无疑将骑坐体力充沛的马，还会有不同的装备。这些追捕队拥有奇异的能在空中飞翔的铁箱子，如同头顶上装有旋翼的山鹰，还会发出如同公鹿发情一般的吼声。头一天，他在荒原上空见过这些飞翔的箱子。
	交通事故处理小组倒是说到做到。刚过凌晨四点，州际公路就恢复畅通了。在交警的指挥下，刘易斯警长的那两辆巡逻车绕到排队等候的车列前头，加大油门朝南方十五英里外的雷德洛奇疾驶而去。
	八分钟后，他们被两辆疯狂行驶的宽大的吉普车超过了。
	“我们要追上去吗？”驾车的警官问道。
	“让他们去。”警长说。
	越野吉普车怒吼着穿过正在苏醒的雷德洛奇小镇，冲进了州际公路与罗克溪并行的那条山谷。
	山隘越来越狭窄，崖坡也越来越陡峭。公路右边是落差达五百英尺的溪流，左边是树木苍翠的悬崖峭壁。S形的弯道角度越来越大了。
	领头的那辆吉普车在转过第五个弯道时速度过快，司机没能及时看见新近倒下、横在路上的一颗松树。吉普车车身冲到了树干南边，而四只轮子仍留在树木的北边。车内有五个人，他们的十条腿中断了四条腿，还有三条胳膊和两处锁骨骨折，一只骨盆错位。
	留给第二辆越野车司机的选项一览无遗：右转坠入万丈深渊或者左转撞上山崖。他把方向盘朝左打去。汽车猛烈地撞上了石崖。
	十分钟后，伤势最轻的那个人爬回到公路上寻求救援，这时候，第一辆牵引式挂车从弯道上驶来。制动系统精确运作，大卡车及时停住了，但车头与挂车发生了弯折。然后，那辆挂车似乎对这些无礼举动提出了无声的抗议，悄悄地侧身卧倒了。
	刘易斯警长和七名警察组成的小分队已经抵达雷德洛奇，他们和当地的一位警官见面，借用了一群马匹。在场的还有两位国有森林看守官。其中一位把地图展开来后，摊在一辆汽车的发动机盖子上，指向卡斯特国家森林公园的路标。
	“这片森林被这条西福克溪分割成了东西两块，”他说，“溪流的这一边有土路和营地，是供夏季游客使用的。越过溪水就进入了真正的荒原。如果你们的那个人去了那里，我们将不得不进去追他。那个地方汽车开不进去，所以我们备了这些马。”
	“那里的树林密度如何？”
	“很浓密，”护林官说，“由于气候暖和，宽叶树仍然枝繁叶茂。然后是松林，还有岩石高原，一路通上高峰。你们的那个人能在那里活下来吗？”
	“据我所知，他是在荒原里出生并长大的。”警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没问题，我们有现代化的技术。”另一位护林官说，“直升机、侦察机、对讲机。我们会帮你们找到他的。”
	小分队正要弃车出发时，比灵斯机场的空管员来了一个电话，是由警长办公室转接过来的。
	“我们有两架直升机等待起飞。”控制塔里的空管员说。他与刘易斯警长相识多年，曾一起捕钓鲑鱼，交情很深。
	“它们被比尔・布拉多克租用了，我一会儿得让它们出发。它们计划飞往布里吉尔。杰里说你那里出了个问题。是关于T吧牧场的那场婚礼的吧？这消息上了所有的早间新闻。”
	“拖住它们。给我十分钟时间。”
	“好的。”然后，控制员对等待着的直升机飞行员说：“起飞推迟。有一架飞机过来了，需要着陆。”
	刘易斯警长回想起杰里曾告诉过他，有一群带着武器的骑手从牧场出发南下，去追捕那个逃亡的人。他们必然已经在离家很远的地方遇上黑夜，并已经在开阔的草原或布里吉尔过了夜。可是，如果他们被召回牧场，为什么不骑精力充沛的马赶往那里呢？他要求打电话给另一位朋友——在海伦娜的联邦航空管理局负责人。联邦航管局官员在家里被唤醒后，接听了这个电话。
	“怎么回事，保罗？星期天别来打扰我好不好？”
	“我们出了一点问题，两名逃亡者要进入阿博萨洛卡荒原。我正要率领一支小分队和两名护林官去把他们带回来。这里有几位关心此事的公民，似乎想把他们当作猎物追杀，而且新闻媒体也会闻风而来。你能否对外宣布今天荒原地区为禁飞区？”
	“可以。”
	“比灵斯机场有两架直升机正等待起飞。”
	“比灵斯控制塔谁在当班？”
	“奇普・安德森。”
	“把这事留给我处理吧。”
	十分钟后，那两架直升机接到了控制塔的电话。
	“对不起，那架飞机不来降落了。你们现在可以起飞，不过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专有区今天不能飞。”
	“什么专有区？”
	“五千英尺以下的整个阿博萨洛卡荒原。”
	在航管区和空中安全方面，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话就是法律。这几位受雇的飞行员不想被吊销驾驶执照。发动机关闭了，桨叶慢慢停止了旋转。
	大比尔・布拉多克和他剩余的十名保镖顺着那条支线公路，已经在黎明前抵达了雷德洛奇。他们在距镇子五英里的森林边缘从卡车上卸下马匹，检查了武器后，骑马进入了树林。
	布拉多克还带着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可与牧场里的无线电室保持联系。当曙光照亮骑手头顶上方的树林时，他获悉，他的十名手下在罗克溪中段的州际公路上被担架抬走了，另外十名士兵则流落在布里吉尔，没有空中运输工具能把他们带往逃亡者前方的岩石高原。马克斯少校的一号和二号方案成了历史。
	“我们亲自去逮那个狗杂种。”这个牛仔咆哮着说。他的儿子在马鞍上坐得很不自在，于是从屁兜中取出一只便携式酒瓶喝了一大口。这个武装团伙排成四分之一英里宽的一排横队，在森林里边前进边扫视地上的新鲜蹄印。半小时后，其中一人发现踪迹，是罗斯巴德的蹄印，在前方引领这串蹄印的脚印很可能是印第安人的鹿皮软鞋所留下的。他用无线电通信器把其他人召了过来，然后他们聚到一起继续前进。在他们后方一英里处，刘易斯警长和他的警察小分队也骑马进入了林中。
	过了十分钟，目光尖锐的护林官就发现了情况。
	“这个人有几匹马？”一位护林官问道。
	“只有一匹。”刘易斯说。
	“这里的痕迹不止一匹马，”护林官说，“我数了数，至少有四匹。”
	“该死的家伙。”警长说。他用无线电通信器接通他的办公室，要求转接瓦伦蒂诺律师的私人电话。
	“我的当事人对这位年轻女士的安全深为忧虑，刘易斯警长。他也许已经组织了一支搜索队。我向你保证，他完全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事。”
	“律师，如果这两个年轻人受到了任何伤害，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被杀害了，我首先要以谋杀罪立案。你把这话告诉你的当事人。”
	他在律师提出反对意见之前关掉了无线电话。
	“保罗，这家伙绑架了一位姑娘，而且他还有一支步枪，”他的副手汤姆・巴罗咕哝着，“看来我们也许不得不先开枪后提问呢。”
	“有许多证人证实，那姑娘是自己跳到他的马上去的，”刘易斯反驳说，“我可不想因为这个小伙子打碎了一些玻璃杯就给他定罪。”
	“还有在人家脸上踢了两脚。”
	“没错，还有踢的那两脚。”
	“还有一场草原火灾，并导致了州际公路关闭。”
	“好吧，罪名是多了点。但他孤身一人在那里，带着个漂亮姑娘、一匹筋疲力尽的马和一支一八五二年制造的步枪。哦，对了，还有弓和箭。我们拥有各种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他没有。注意这种对比。还有，要紧跟那些踪迹。”
	本・克雷格隐藏在树丛里，观察抵达溪岸的第一批人马。他能够分辨出五百码之外身材魁梧的大比尔・布拉多克和他个子矮小的儿子，后者坐在马鞍上不停地扭动，好减轻摩擦给臀部带来的痛苦。布拉多克旁边的那个人没穿西部人服装，而是穿着迷彩战斗服，足蹬丛林靴，头戴贝雷帽。
	他们用不着寻找从陡岸进入水中的小径，或是从对岸爬上去的路径，只需要沿着罗斯巴德的踪迹行进。他知道他们会那样做。轻风穿着丝质拖鞋无法行走，而罗斯巴德也无法在软土上掩盖踪迹。
	他看着他们靠近潺潺流动的清澈溪水，停下来喝上几口，又掬起一把水来洗脸。
	没人听见箭飞来的声音，也没有人看见它们从哪里来。当他们把步枪里的子弹全都射进对岸树林中时，弓箭手已经离开了。他脚步轻盈地穿过森林，回到他的马匹和姑娘身边，未留下任何痕迹，然后引领她们继续攀登山峰。
	箭射中目标，穿过柔软的肌肤直接触及骨头，燧石箭头断在了肌肉里。两个人倒在地上痛苦地大声叫喊。越战老兵马克斯追上南岸后卧倒，审视进攻者失去踪影的树林。他什么也没看见。要是那个人还在那里，他的火力掩护可以保护溪流中的追捕队。
	布拉多克的部下把伤员们抬回到他们来的路上。伤员们一路尖叫。
	“老板，我们得让他们离开这里，”其中一名保镖说，“他们需要治疗。”
	“好吧，让他们骑马回去。”布拉多克说。
	“老板，他们没法骑马了，也没法走路。”
	没有其他办法，他们只得砍下树枝做成两副担架，然后需要另外四个人去抬这些担架。损失了六名人员和一个小时时间以后，布拉多克的追捕队在马克斯少校的武器保护下，在对岸重新集合了。四个人又开始在林中穿行。他们可不知道，使用雪橇会容易得多，还能节省人力。
	警长已经听到武器射击声，担心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在密林中，策马跑上去才是愚蠢之举，说不定会挨上对方的一颗子弹。在马匹踩出来的那条小径上，他们遇到了抬着担架的那几个人。
	“怎么回事？”警长问道。布拉多克的士兵们作了解释。
	“他逃走了吗？”
	“是的。马克斯少校越过了溪流，可是他已经离开了。”
	担架队继续往回走向开化之地，而警长的小分队则匆匆向前方的那条溪水赶去。
	“你们不要笑。”警长厉声说。他已经对前方某处的那位年轻山民失去了耐心，“谁也没法靠弓和箭在战斗中取胜。看在上帝的份上，现在是一九七七年了。”
	他们看见的两名伤员，都是脸朝下俯卧在临时担架上，屁股上垂直插着一支夏延人的火鸡羽毛箭。警长的小分队淌过溪水。他们拉着马匹的缰绳，一步三滑，深一脚浅一脚地抵达对岸，重新集合。这里不会有野餐的营地了。这儿有远古世界的原始景色。
	杰里在直升机上。他在树林上方一千英尺的空中盘旋，直至发现正在淌过溪水的那批人马。这缩小了他的搜索范围。逃亡者必定在追捕队前方，在溪流与前方深山之间的某处。
	可是，他的技术设备现在有一个问题。由于森林十分茂密，他无法用对讲机通知警长。当他使用对讲机时，警长能听见他的呼叫，但分辨不出他在说什么。静电干扰太厉害了，声音变得支离破碎。
	杰里是在说：“我找到他了。我看到他了。”
	他其实瞥见了一匹被人牵着缰绳的独行的马，马背上有一个披着毯子的姑娘的身影。逃亡者刚才穿过了林中的一小块开阔地面，空中巡视的直升机朝一边倾斜着，使飞行员能够得到最佳的俯视视线，就在此时，直升机飞行员有那么一秒钟看见了他们在那片林地里。但仅仅只有一秒钟，之后逃亡者又钻进了树林里。
	本・克雷格抬头，透过树梢仰望头顶上方咔嗒作响的怪物。
	“里面的人会把我们的位置告诉追捕队的。”轻风说。
	“噪音那么响，他们怎么听得见呢？”他问道。
	“这没有影响，本。反正他们有办法。”
	这位边民自有办法对付。他从皮套里抽出那支古旧的夏普斯步枪，推进一颗长长的重磅子弹。为获得更好的视线，杰里已经下降了六百英尺高度，现在离地面只有两百码。他盘旋着，机鼻微微下倾，凝视着他们也许会穿越的又一片小小的林中开阔地。底下的那个人仔细瞄准后开火了。
	一颗重磅子弹穿透直升机地板，从飞行员的两条大腿之间飞过，又擦过他的面孔，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个星形弹孔。从地面上看到的是，直升机狂乱地绕了一圈，随后朝一侧边拖曳边急剧上升。它丝毫没有放慢速度，直到往侧面及上空移动了足有一英里远。
	杰里这会儿正对着话筒尖声叫喊。
	“保罗，那小子在我的机身上钻了一个孔。穿透了我的座舱罩。我得走了，必须回布里吉尔检查机身。要是他击中的是主旋翼，那我现在已经上西天了。我不能再冒险了，对吧？”
	警长根本没听清这些话。他听见了老式步枪在远处发出的一声震响，也看见直升机在空中做了一个芭蕾舞动作，他还看见直升机朝地平线方向飞了过去。
	“我们拥有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一位护林官咕哝着说。
	“算了吧，”刘易斯说，“那小伙子在林中生活了许多年。继续走吧，备妥步枪，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次真正的追击。”
	还有一名猎手听见了这支步枪的射击声，而且他的距离更近，大约半英里远。马克斯已经提议他走在追捕队的前方进行侦察。
	“他正牵着马行走，先生。这意味着我可以移动得更快。他不会听见我接近的。如果我能看清楚，就能在与姑娘相隔几英尺的地方把他击倒。”
	布拉多克同意了。马克斯朝前面跑去。他悄悄地边寻找掩护边前进，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躲进灌木丛。步枪的射击声给了他一个明确的追踪方向，大概是在他前方稍靠右侧、相距半英里的地方。他开始朝那里跑去。
	前方的山坡上，本・克雷格已经把步枪插回皮套并恢复行军。只要再走上半英里，他就能走出森林，到达被称为银径高原的那块大石板了。从树梢上方望去，能够看到大山正在缓慢地向他靠近。他知道自己已经延缓了追捕队的速度，但没能使他们折返。他们仍在身后，仍在追赶。
	一只鸟儿叫了，声音从他身后高高的树枝上传来。他知道那是什么鸟，也知道那种叫声，一种重复着的呱呱声。声音随着鸟儿逐渐飞远而慢慢消退。另一只鸟应和着，是同样的叫声，那是它们的警告声。他让罗斯巴德留下来吃草，自己走到蹄印左边二十英尺处，然后穿越松林朝后方走了过去。
	马克斯沿着蹄印边隐蔽边向前跃进，直至来到一片林中空地。迷彩服和脸上涂抹的黑炭为他在光线昏暗的树林中提供了最好的伪装。他审视那片林中空地，见到地面中央有一枚亮晶晶的黄铜弹壳，不禁露出微笑。如此愚蠢的诡计。他知道，最好不要跑上前察看，免得挨上暗处的枪手的一颗子弹。他知道对方肯定就在那里。这个诱饵过于明显，刚好证明了这一点。他一寸一寸地检视空地对面的植物。
	这时，他看到一条嫩枝在晃动。那是一颗灌木，是空地对面的一颗又大又密的灌木。微风吹动枝叶时总是朝着一个方向摇摆。这条树枝却摇向另一边。他盯住灌木细细察看，分辨出离地面六英尺处有一片淡淡的褐色污渍。他回想起头一天戴在骑马人头上的那顶狐皮狩猎帽。
	他携带着自己最喜欢的武器：M16卡宾枪；枪管短、重量轻，绝对可靠。他用右手拇指把射击方式静静地推到自动挡，然后就开火了。半匣子弹射进那丛灌木，茶褐色的污渍消失了，然后倒下，重新出现在地上。等到这个时候，马克斯才不顾遮掩冲上前去。
	夏延人从来不使用石棍。他们喜欢用斧子，可以从马背上用斧子朝侧面和下方砍去，或者准确又快速地抛出去。
	飞来的斧子击中了马克斯少校右手的二头肌。皮肉被切开了，里面的骨头也被砍碎。M16卡宾枪从他软绵绵的手中滑落到地上。马克斯脸色灰白，他朝下看，把小斧从手上拔出。鲜血立即喷射出来。他用左手夹住伤口来止血，然后转身沿着原路跑下山去。
	侦察兵扔下左手捏着的刚才用来拉动树枝的50英尺长细皮带，捡回自己的手斧和帽子跑去找他的马匹了。
	布拉多克、他的儿子和剩余的三个人赶上前去，发现少校倚在一颗树上，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刘易斯警长和他的人马也听到了自动步枪的连续射击声。已经是第二次了，但这次跟逃亡者单发的枪声很不同，于是他们连忙策马赶了上去。资深的护林官看了一下少校受伤的手臂，说了声“止血带”，随即打开携带着的急救包。
	在护林官包扎少校血肉模糊的手臂时，刘易斯警长听布拉多克讲述了事情经过。他厌恶地凝视着这个牧场主。
	“我应该把你们全都抓起来，”他厉声说，“要不是我们现在身处远离文明的荒郊野岭，我一定会这么干。现在嘛，你们给我滚开，布拉多克先生，别来插手。”
	“这事我要管到底，”布拉多克喊道，“那个野蛮人偷走了我儿子的女朋友，而且把我的三名员工弄成重伤……”
	“你们本来就不应该来这里。现在，我要把那个小伙子抓起来审问，可我不想发生流血事件。因此，我要收缴你们的武器，全部收缴，就现在。”
	若干支步枪对准了布拉多克的追捕队员。几名警官上前收缴了几支步枪和手枪。警长转向为少校包扎手臂的护林官。
	“伤员怎么样？”
	“要撤离，而且要快，”护林官说，“他可以由人陪同骑马返回雷德洛奇，但一共有二十英里路，而且地面崎岖不平，中间还夹着西福克溪，路上肯定不好受，他也许坚持不到那里。”
	“前方是银径高原。无线电话在那里应该会畅通。我们可以在那里呼叫直升机。”
	“你有什么建议？”
	“直升机，”护林官说，“少校需要外科手术，而且不能耽搁，不然他的手臂就保不住了。”
	他们继续骑马前进。来到林中开阔地面时，他们发现丢弃在那里的一支自动步枪和散落在四周的子弹壳。护林官仔细审视着。
	“燧石箭头、一把飞斧、一支野牛枪。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警长？”
	“我原以为我知道，”刘易斯说，“可现在也搞不清楚了。”
	“嗯，”护林官说，“但他肯定不是一个无业的演员。”
	本・克雷格站在森林边缘，眺望前方那块闪闪发光的平坦岩石。要去那条隐蔽的溪流，还有五英里路程；继续行走两英里就能跨过赫尔罗林高原，再走完最后的一英里，就能登上高山。他抚摸着罗斯巴德的脑袋和它那天鹅绒般柔软的鼻子。
	“在太阳下山之前再辛苦一会儿，”他告诉母马，“再骑一段路，我们就自由了。”
	他骑上马背，策马在岩石上慢跑起来。十分钟后，追捕队到达这个高原。但克雷格已经是岩面一英里之外的一个微小身影了。
	离开树林后，无线电又能发挥作用了。刘易斯警长联系杰里，获悉小型直升机所受到的损伤。杰里已经回到比灵斯机场，另外借用了一架大型的贝尔直升机。
	“快来这里，杰里。别担心狙击手。他已经在一英里之外，超出射程了。我们这里有一个人需要紧急救援。还有，侦察机的平民志愿飞行员怎么样了？告诉他，我现在就需要他。我要他到银径高原上空，不要低于五千英尺高度。告诉他，让他去找一个向着高山进发的独行骑马人。”
	这时已经过了下午三点，太阳正向着西边的群峰移动。当太阳落到斯普里特山和熊牙山后时，黑暗就会很快降临。
	杰里驾着贝尔直升机首先抵达。直升机“咔嗒—咔嗒”响着，从蓝色的天空中飞来，降落在那块平坦的岩石上。少校在搀扶下登上直升机，另有一名警官陪同着他。警方飞行员起飞了，他用无线电通知前方的比灵斯纪念医院，要求在停车场降落，还要求做好外科大手术的准备。
	剩余的骑手们开始穿越高原。
	“前方有一条暗溪，他不一定知道。”资深护林官赶上警长，一边并肩前进，一边说道，“那是莱克福克溪，溪水很深、很窄，溪岸很陡。只有一条路可供马匹涉水过去。他要找到那条路，恐怕会花很长时间。我们可以追上去，在那里抓住他。”
	“可要是他埋伏在树林里，用步枪瞄准我们呢？我不想为此让你们受伤。”
	“那我们怎么办？”
	“别担心，”刘易斯说。“他没路出山的，甚至没法南下去怀俄明州。我们有空中的侦察，他逃不掉的。”
	“如果他彻夜行军呢？”
	“他的马已经筋疲力尽了，身边还有一位穿白色丝绸婚纱和拖鞋的姑娘。他已经不行了，而且他应该知道这一点。我们只要保持一英里左右的距离盯住他，然后等侦察机来。”
	他们盯着前方那个遥远的微小身影继续骑行。侦察机在将近四点时飞了过来。年轻的飞行员是从比灵斯的工作岗位上被召唤来的，他平时在一家野营用品商店打工。莱克福克溪陡峭堤岸上方的树梢进入了视线。
	飞行员的声音在警长的无线电设备上噼啪作响。
	“你们要找什么？”
	“我们的前方有一个独行的骑马人，还有一位裹着毯子的姑娘坐在他背后。你能看见吗？”
	高空中的派珀飞机飞向那条溪水。
	“能看见。这里有一条狭窄的溪流。他正在进入树林。”
	“离远点。他有步枪，而且他是神枪手。”
	他们看到派珀飞机爬升，然后在前方两英里处的溪水上方倾斜着转了个弯。
	“好的。我还能看见他。他已经下了马，正牵着马往溪水里走。”
	“他过不去的，”护林官表示不屑，“现在，我们能够追上他了。”
	他们开始策马慢跑。布拉多克、他的儿子和剩余三名枪手带着空空的枪套跟在警官们后面。
	“保持距离，”警长再次发出警告，“如果靠得太近，他仍然可以从树林中射击。他曾经对杰里来过这一手。”
	“杰里是在六百英尺的低空盘旋，”飞行员的声音从空中噼噼啪啪地传了过来，“可我现在是在三千英尺的空中，以一百二十节的速度飞行。哦，他似乎已经找到了上岸的路，正在攀登赫尔罗林高原。”
	警长看了看护林官，哼了一声。
	“你认为他以前来过这里。”迷惑不解的护林官说。
	“也许是来过。”刘易斯厉声说。
	“不可能。谁来过这里，我们一清二楚。”
	这群人抵达峡谷边沿，但松林挡住了视线，他们无法看见那个筋疲力尽的人拉着负重的马匹爬上了对岸。
	护林官知道涉过溪流的唯一小径，但罗斯巴德的蹄印显示，他们也知道这条通路。当他们登上第二个高原时，逃亡者又成了远处的一个小点。
	“天越来越黑了，油也快用完了，”飞行员说，“我要回去了。”
	“最后盘旋一圈，”警长敦促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已经到了山上，又下了马在前方引路，正在爬北坡。不过，看起来他的马快支撑不住了，一路上踉踉跄跄的。我估计你们可以在日出时抓住他。愿你们大显身手，警长。”
	派珀飞机在暮色渐浓的空中转了一个弯，嗡嗡作响地飞回比灵斯去了。
	“我们要继续前进吗，警长？”一名警官问道。刘易斯警长摇摇头。这里空气稀薄，他们全都在大口喘气，黑夜正迅速降临。
	“夜里没法赶路。我们在这里宿营等天亮。”
	他们在溪岸上方的最后一片树林中扎了营。和面前苍茫暮色中的南方大山相比，岩石上的人和马匹宛如细小的尘埃。
	他们取出厚实暖和的羊皮夹克穿在身上，还在树下找到一些枯枝。很快，一堆明亮而又温暖的篝火燃了起来。在警长的提议下，布拉多克、他儿子和剩余三个人在一百码之外安了营。
	他们根本没想到会在这么高的山区过夜，没有带被褥或者食物。他们围着篝火坐在马毯上，背靠着从马上卸下来的鞍具，吃着糖果。刘易斯警长凝视着火焰。
	“明天你打算怎么办，保罗？”他的副手汤姆・巴罗问道。
	“我想一个人进山。不带枪。我要举着停战旗，带上一只喊话器。我要努力说服他，带着那个姑娘一起下山来。”
	“那很危险。他是野孩子，也许他想杀死你。”护林官说。
	“他今天原本可以杀死那三个人。”警长沉思后说，“他可以这么做，但他没有。他必然明白，在包围之下根本保护不了那个姑娘。我猜他应该不会朝一个打着白旗的执法人员开枪。他会先听别人说的是什么。这值得一试。”
	寒冷的夜色包围了山区。本・克雷格连推带拉、连催带哄地引领罗斯巴德爬完最后一段山路，登上了那个洞穴外的大石板。罗斯巴德站在那里，浑身颤抖，眼睛迟钝麻木，而它的主人则把姑娘从它背上抱了下来。
	克雷格做手势示意轻风走向那个古老的熊洞，他自己解下野牛袍为她铺在地上。他摘下还剩两支箭的箭筒，从背上取下弓，把它们放在一起。最后，他松开缰绳并卸下马鞍和两只驮袋。
	卸去负担之后，这匹栗色母马朝灌木丛和底下干枯的枯叶走了几步。它后腿一曲，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前腿也蜷了起来，侧躺在了地上。
	克雷格跪在罗斯巴德旁边，捧起它的脑袋放在他的膝盖上，用手抚摩它的鼻子。在他的摩挲下，母马轻柔地嘶叫着，然后，它那勇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位年轻人也耗尽了体力。他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几乎没吃过什么东西，而且已经骑行加步行了将近一百英里。现在还有事情要做，他拖着步伐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他在大石板的边缘俯视，远远看见底下朝北方向有追捕队的两堆篝火。他在那位老人曾经坐过的地方砍了一些树枝和树苗，点起一堆火。火光照亮了岩脊和山洞，还有他深爱着的姑娘那身着白色丝绸的身影。
	他打开驮袋，取出他从城堡里带来的一些食物。他们并肩坐在野牛皮上，吃他们头一次一起吃的一顿饭。
	他知道，他的马倒下以后，追捕也即将结束。但能预知未来的老人承诺过，这个姑娘将成为他的妻子，而且，无处不在的神灵也是这么说的。
	底下的平原上，那些筋疲力尽的追捕队员们的谈话声渐渐消失。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脸庞。他们静静坐着，望着火焰出了神。
	高山上空气稀薄，万籁俱寂。一阵微风从山峰上吹来，但没有打破寂静。然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那声音划过夜空传到他们耳际，是由猫掌风[63]从山上带下来的。这是种叫声，又长又清晰，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这不是痛苦或悲痛的叫声，而是一个人在欢愉过后松弛下来的喊声，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也无法重复。
	警官们面面相觑，然后低头看着地面。警长看到他们的肩头在抽搐和颤抖。
	一百码之外的比尔・布拉多克从火堆旁站了起来，他的部下这时候不敢看他的眼睛。他凝视着高山，脸部因为愤恨和憎恶而变得扭曲。
	半夜里，气温开始下降。起初，这些人还以为是高山和空气稀薄引起的夜寒。他们颤抖着裹紧了身上的羊皮夹克。但牛仔裤抵御不了寒风，于是，他们蜷缩着身体往篝火跟前靠。
	气温落到零摄氏度后还在往下降。警官们抬头看天空，一团团厚重的乌云遮住了群峰。他们看见高耸的后卫山侧翼有一抹微小的火光，随后火光便在视野内消失了。
	这些人全都是蒙大拿当地人，对严酷的冬天习以为常，但十月下旬不应该这么寒冷。下半夜一点钟时，两位护林官估计，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二十度，而且还在下降。到两点钟时，他们全都站了起来，睡意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跺着脚以保持血液循环，不停往手心吹热气，还往火堆里又添了些树枝，但都不起作用。厚重的雪花开始落下，飘进火堆里发出咝咝响声。篝火的火势也变小了。
	资深的护林官冻得牙齿咯咯作响，他走到刘易斯警长旁边。
	“我和卡尔认为，我们应该回到卡斯特森林里去避寒。”他提议说。
	“那里是不是暖和一些？”警长问。
	“也许是。”
	“这里到底怎么回事？”
	“你会认为我胡说八道的，警长。”
	“我倒想听听。”
	雪下得更密了，星星已经不见了，一道寒冷刺骨的白色幕帘正朝他们落下来。
	“这地方曾经是克劳人的地盘和肖松尼人[64]的区域的交会点。多年前，在白人到来之前，战士们在这里战斗并且牺牲。印第安人相信，他们的灵魂仍在这些山上行走，他们认为这里是片神奇的地方。”
	“真是个迷人的传说。可这鬼天气是怎么回事？”
	“我说过这听起来像是胡说八道。可他们说，有时候，无处不在的神灵也会来这里，并带来‘长眠之寒’，没人承受得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奇特的天气现象，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离开这儿。如果我们留下来，熬不到日出就会被冻僵。”
	刘易斯警长想了想，然后点点头。
	“备上鞍具，”他说，“我们骑马出去，也和布拉多克他们说一声。”
	过了一会儿，这位护林官冒着暴风雪回来了。
	“布拉多克说，他准备退回到溪边的避寒处，但不会再往后撤了。”
	警长、两位护林官和警官们打着寒战重新淌过溪流，骑上马越过银径高原，回到了稠密的松林之中。林中的气温回升到零摄氏度。他们又点了堆篝火，活了过来。
	凌晨四点半，山上的一层白色积雪崩裂，朝平原横扫下来。一道无声奔涌的密集雪浪如同一堵墙般盖过岩石，翻滚着跌入溪流，填满后又溢出来，冲上银径高原又奔腾了半英里，才终于停了下来。空中的乌云开始消散。
	两个小时后，保罗・刘易斯警长站在森林边沿遥望南方。群山银装素裹。东方的朝霞染红了天际，预示这一天将会是个晴朗的日子。靛蓝色的天空变成了蛋青色。无线电通信器被他整晚贴身焐着，现在还能使用。
	“杰里，”他呼叫着，“我们需要你开着贝尔直升机来这里，快点。我们这里下了一场暴风雪，情况看起来不太妙……不，我们已经回到森林边缘，就是昨天你把少校接回去的地方。你会在这里找到我们的。”
	四座直升机从初升的太阳那边飞过来，降落在冰冷但没有积雪的那块岩石上。刘易斯让两名警官坐进后座，他自己爬上去坐到飞行员身边。
	“回山上去。”
	“那个枪手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不会有人开枪了。他们能活下来就算运气好的了。”
	直升机沿着头一天追捕队行走的路线飞行。莱克福克溪只有岸边的一些松树树梢还能看见。林中没有那五个人的踪影。他们继续朝那座山头飞去。警长在寻找他在空中见到过的那团淡淡的营火。飞行员很紧张，保持在高空中，在离地六百英尺的上空盘旋着。
	刘易斯先看见了。高山上，山洞的入口处有片污黑的痕迹，前面是一块积着冰雪但宽度足够贝尔直升机降落的大石板。
	“降下去，杰里。”
	飞行员仔细地操纵飞机，张望着岩石堆里的动静，寻找一个举枪瞄准的人或者使用旧时黑火药的步枪的反光。没有动静。直升机降落在大石板上，桨叶仍在快速旋转，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
	刘易斯警长握着手枪跳出舱门。警官们提着步枪钻出机舱，跳到了地上，跑到洞口作掩护。没有动静。刘易斯开始喊话。
	“出来吧，举起双手。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没有应答，没有动静。他走着“之”字形的路线来到洞口边，然后朝四周打量。
	除了地上的一堆东西，此外什么也没有。他好奇地钻进洞穴察看。地上有一团似乎是动物毛皮一样的东西。不管这东西曾经是什么，如今都因为年代久远而彻底腐烂了。毛已经褪光，只剩下纤维把它连在一起。他掀开这张动物皮。
	姑娘身着白色丝绸婚纱躺在那里，一头瀑布般的黑发沾满冰霜，披在双肩上，她看起来好像是在婚床上睡着了。但当他伸手去触碰时，感觉她的身体像石头般冰冷。
	警长不顾附近是否还埋伏着枪手，把手枪插进枪套的他一把抱起姑娘，跑到山洞外面。
	“把皮夹克脱下来裹住她，”他朝部下喊道，“把她放进后座，用你们的身体为她取暖。”
	警官们脱下身上暖和的皮衣，包住姑娘的身子。一名警官抱住这个年轻女子爬进直升机后座，开始揉搓她的手脚。警长把另一个警官推到前排的空座椅上，对杰里喊道：“送她去雷德洛奇诊所。快点。通知他们，你会带一个快要冻死了的人过去。路上开足机舱里的暖气。她也许还有一丝获救的希望。之后再回来接我。”
	他看着贝尔直升机隆隆响着升上天空，掠过高原和一直延伸到荒原的那片森林，飞向远方。他随后去探查洞穴和前面的石板。完成之后，他找到一块岩石坐了上去，眺望北方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在雷德洛奇的诊所里，医生和护士开始抢救那位姑娘。他们剥下那件冰冷的婚裙，摩擦她的手脚、手臂、腿和胸膛。她的体表温度低于冻伤界限，体内温度则处于危险范围。
	二十分钟后，医生探察到了体内深处的一次微弱心跳，那是年轻的心脏为活命在奋斗。心跳停止了两次；医生进行了两次电击抢救，直至重新有了心跳。身体的温度开始回升。
	她的呼吸停止了一回，医生嘴对嘴对她实施了人工呼吸，以使肺部恢复正常功效。抢救室内的温度像是桑拿浴室，裹住她下肢的电热毯也已调至最高一挡。
	一个小时后，眼皮出现颤动，嘴唇上的青紫色也开始消退。护士测了体温：已经到危险界限之上，而且还在上升。心跳稳定了，而且强度也有所增加。
	又过了半个小时，轻风睁开她那双深色大眼睛，张开嘴轻轻呼唤：“本？”
	医生稍作祈祷，以表示对希波克拉底[65]以及所有在他之前的先驱们的感谢。
	“我是路克，不过这不重要。我还以为我们救不活你了呢，孩子。”
	警长在那块石头上注视着回来接他的贝尔直升机。他能够看到它出现在几英里之外的宁静的半空中，能够听到它的转叶在空气中快速划过时发出的怒吼。山上是如此静谧。杰里降落后，刘易斯警长招呼坐在前座上的警官。
	“拿上两条毯子，到这里来。”当桨叶变为缓慢的空转时，他喊道。当警官走到他身边时，他又指着说，“把他也带上。”
	年轻的警官皱起鼻子。
	“这个……警长……”
	“动手吧。他曾经也是人，应该得到一次基督教的葬礼。”
	马的尸骨侧卧着。每一块皮毛或肌肉的碎片都早已被啄得干干净净。尾毛和鬃毛也没有了，很可能被叼去当作筑鸟窝的材料了。不过，咀嚼过平原粗饲料的牙齿仍留在口腔里。马勒几乎都化成灰了，但铁制的马嚼子仍在牙齿间闪着光。
	棕色的蹄子完好无损，上面是很久以前由骑兵队某个铁匠钉上去的四块马蹄铁。
	那人的尸骨在相隔几码处仰卧着，就好像他是在睡觉时死去的。他的衣物已经所剩无几，只有几片破烂的鹿皮依附在肋骨上。警官铺开一条毯子，把遗骨全都放了进去。警长跑回去把这位骑手曾经拥有过的物品都收集了起来。
	无数个季节的风吹雨打，已经使马鞍、肚带和驮袋化成一堆烂皮革。但在这堆破烂里，有几枚黄铜子弹在闪闪发光。刘易斯警长带上了这些子弹。
	饰有珠子的皮鞘中还有一把锈迹斑斑的猎刀，可是手一碰上去，刀鞘即刻化成了灰。曾经是边民使用的步枪羊皮套筒，已经被飞鸟叼走了，那件火器躺在冰霜中蒙上了一层陈年的锈迹，但仍然是一支步枪。
	使警长感到困惑的是插在箭筒里的两支箭和一把斧子。它们看上去几乎是全新的。上面还有只皮带扣子，以及仍附在上面的一段古旧的皮带。
	警长把它们都带上，用第二块毯子包了起来。他最后打量了一下四周，以免遗漏什么物品，然后登上直升机。那位带着另一包物品的警官坐在了后座。
	贝尔直升机最终升至半空离开了那里，在上午的阳光里，飞回到两处高原和国家森林公园的大片绿色树丛的上空。
	刘易斯警长俯视着冰封雪盖的莱克福克溪。他将派救援组去那里，把那些尸体带回来，他知道没人能够活下来。他凝视着下方的岩石和树林，对他在这片无情的土地上追捕过的那个年轻人感到迷惑不解。
	在五千英尺的空中，他能够看到右下方的罗克溪，还能看见，州际公路上的那颗倒下的松树和汽车残骸已经被清理掉了，交通重又恢复通畅。他们飞过雷德洛奇上空，杰里与留在那里的一位警官通了话。警官报告说，姑娘得到了悉心护理，她的心脏仍在跳动。
	他们顺着公路飞回去，在布里吉尔北方四英里处，他能够看到被火烧焦了的一百英亩草原。又往前飞行二十英里后，他看到了T吧牧场里那些经过修剪的草坪和菜牛。
	直升机掠过黄石河和西行去博兹曼的公路后，开始下降。就这样，他们回到了比灵斯机场。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二月下旬，雷德洛奇的一个小小公墓地里出奇地冷。远处的角落里有一只新挖的墓穴，上方的两条横木上放着一具廉价的薄皮松木棺材。
	牧师顶着寒风裹紧了衣服，两名教堂司事戴着手套握紧拳头等待着。一个穿着雪靴和棉大衣的送葬人站在墓穴边，她没戴帽子，一头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
	墓地远处的边缘地带，有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站在一棵浆果紫杉树下观望，没有走上前去。他穿着一件皮大衣抵御寒冷，警衔标识别在胸前。
	这是一个奇怪的冬天，树下的那个人沉思着。成了寡妇的布拉多克夫人显得更为轻松，而不是悲伤。她已经从孤独中走出来，接管了布拉多克牛肉公司的董事长职位。她做了头发，脸上化了妆，还穿上漂亮衣服，经常参加各种派对。
	她去医院探视了那个姑娘，很喜欢她，还免去房租，向她提供了牧场里的一座小屋和一份私人秘书的工作。这两项提议都已被接受。她还签下赠与证书，将银行的控股权转让给了皮基特先生。
	“‘尘归尘，灰归灰，土归土’。”牧师拖长声音吟诵着。两片雪花在寒风的吹拂下，落到了那头黑发上，如同绽开了两朵白色的野玫瑰。
	两名教堂司事提起绳子，踢开横木，把棺材吊进了墓穴里。然后他们往后一站，又开始了等待，眼睛瞄向插在新翻掘的土堆里的铁锹。
	博兹曼的法医病理学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鉴定结果是，那些遗骨属于一个身高六英尺不到一点点的男人，几乎可以肯定，他体力强壮。
	骨骼上没有裂痕，也没有可能致死的任何伤痕，因此推测，他可能是冻死的。
	牙科医生对那副牙齿产生了兴趣：整齐、洁白、平整，没有一处蛀牙。他们推算，那个年轻人的年龄应该在二十五至二十九岁之间。
	科学家检测了身外之物。碳-14化验表明，那些有机物——鹿皮、皮带、皮帽——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箭筒、箭、弓和斧子仍是未解之谜。同样的化验表明，这些物品就是最近的东西。科学家的结论是，一群土著美洲人最近去过那个洞穴，并把他们的战利品留给了多年前死在那里的人。
	那把猎刀已被重新擦亮并恢复了原状，根据骨质刀柄确定了年代后，被赠送给了英格尔斯教授。他把猎刀挂在了办公室里。警长讨取了那支步枪。他也精心把它恢复了原貌，并把它挂在自己办公桌背后的墙上。他打算退休时带走它。
	“‘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重获解脱。阿门。’”
	结束等待后，两位教堂司事重新挥起铁锹，把泥土铲进墓穴之中。牧师对唯一的送葬人说了几句话，拍拍她的手臂，随后便匆匆离开去教堂内殿避寒了。她没有动。
	姑娘在医院里做了一份单方面事实陈述后，那场追捕逐渐停止了。新闻媒体推测，那个男的肯定是连夜骑马翻过大山，消失在了怀俄明州的茫茫荒原之中，留下她在山洞里等死。
	教堂司事填满墓穴，很快用山石在地上搭起边界，往界内倒入了四袋沙砾。
	然后他们朝姑娘抬了下皮帽子，带上铁锹离去了。那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静静地走上来站到她身后的一侧。她仍然没有动。她知道他在身后，也知道他是谁。他摘下帽子，拿在了手里。
	“我们没能找到你的朋友，皮基特小姐。”他说。
	“没有。”
	她手持一枝花，单枝的长梗红玫瑰。
	“恐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了。”
	“是的。”
	他从她的手指间拿走那枝玫瑰花，上前几步，弯下腰，把花插在坟墓上。墓基的顶端是一只木制十字架，是由雷德洛奇的好心人捐赠的。在刷上清漆之前，一位当地的手工艺人已用烙铁在木头上烙了几行字：
	这里埋葬着一位边民
	他于公元一八七七年死于山区
	唯有上帝知道他是谁
	愿他安息
	那人直起腰来。
	“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忙的吗？你要搭车回家吗？”
	“不用了。谢谢你。我自己有车。”
	他重新戴上帽子，帽檐朝她倾斜了下。
	“祝你好运，皮基特小姐。”
	他走开了。他的汽车，那辆刷着县警察局标识的汽车，停放在了公墓外面。他抬起头，眺望西南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熊牙山群峰。
	姑娘又逗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向大门。
	山峰上来的一阵微风吹拂着她，吹开她那件长长的棉大衣，露出了她那已有四个月身孕的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