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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小镇
作者：约翰·勒卡雷
内容简介
驻德国波昂的英国情报员突然神秘失踪，连带着英国当局对欧的重要机密文件也跟着烟消云散。英国此时正希望将整个欧洲外交导向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模式，而自己人的失踪以及德国新纳粹主义的兴起，内外相煎，让英国情报局大为紧张。一个隐藏在德国小镇情报员的失踪，是否就牵动着整个大欧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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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对《德国小镇》这书一向怀有恶感，也想不出能为它说些什么好话，直到我开始想起它的三个主角，情形才有所改观。他们是：前难民黑廷、尖刻的实用主义英国外交官布拉德菲尔德、有驱迫感和不快乐的调查员阿伦·特纳（我私底下把这个角色编派给自己）。想起他们，我才不得不勉为其难承认：这小说毕竟已达成我当初想达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为的，是个碍眼物。
我厌恶这小说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拟写的是一部近似讽刺英国政治风格的黑色喜剧，但出来的结果却广被认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纳1主政时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标准看都算不上太可爱。希特勒时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纳本人的幕后操盘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纳粹歧视犹太人的《纽伦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党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协助纳粹把法国犹太人从巴黎运到集中营，热情洋溢的佐格尔曼（Zogelmann）之前还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高干，而这也不过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报界、军界、工业界、科学界和教育界里，纳粹的旧人俯拾皆是。他们之所以被留下来，若不是因为没有犯过合该清算的大罪，就是因为被认为是西德战后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时候则是出于北约盟国旧事不重提的默契，听任他们的档案尘封在某个人的抽屉里。
对我这样从儿时起就着迷于德国文化与历史的英国年轻人来说，60年代初期的波恩确实是个鬼影阴森的地方。有时候，这城市的街道给人的感觉是匆匆铺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给稍事掩埋，就像是贝尔森（Belsen）集中营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齐漂亮，下面覆盖着无辜死难者的喑哑痛苦。如果你仔细观察，波恩的怪异随处可见：从那些年过五十的人紧绷的脸上（“妈妈，战争时你在做什么？”），从一栋你突然认出的未拆除的纳粹建筑，从德国官员或国会议员不经意脱口而出的一句纳粹用语。很多时候，呼吁忘掉过去的口号就像波恩正忙着遗忘纳粹的口号一样刺耳。在德国，“克服过去”一语是会发出军队调动时的铿铿声的。德国人就像英国人一样，说话总是带有自己的调调。
因为当时是英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我常常得坐在德国国会的二楼外交官旁听席上。手上拿着先印好的发言稿，耳里听着一通通乏味的发言，我会听任思绪游走，飘过墙壁地板，飘到坐在我几英尺之下那些衣着阴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有光荣的、有悲哀的、有耻辱的）构成他们的人生经验的。他们一个个走向讲台时，我打量他们漠然的面孔和自觉的举止，心里琢磨，如果可以畅所欲言，他们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因为是英国人，因为或多或少都吃过德国国家主义耀武扬威的苦头，所以我们当时仍然疑惑：他们现在是谁了？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纪里发动第三次战争吗？
这种疑惑依然缠绕着我们，于今为甚。大众报刊会把这种疑虑大声说出来，而我们的智囊团或领导人则会在白厅2那些秘密会议室里静悄悄地把它说出来。
 
但也不总是那么静悄悄。几个月前，一个焦虑的德国瞭望者团体才在契克斯3集会，讨论这个超难搞的德国问题（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过这样的集会）。他们的问题大略如此：统一的德国将会在欧共体里取得超强的地位，到时她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信任她吗？她会怎样利用自己的力量？
会议的结论并不特别高明，而它们反映出的英国人性格就像德国人性格一样多。
奇异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经过冷战多个回合的交锋和我们（出于深信德国不可能统一）反复重申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之后，我们也在问自己同一组浮夸的问题，尽管用语稍有不同。德国统一的话，地会裂开来吗？我们这样问彼此。巨大的过去会冲破纸一样薄的表面吗？德国的经济奇迹还能忍受得了战败的紧身衣多久，继续惟北约之命是从？
而我们给自己的回答总是一样：只要他们继续富有，他们就会忍耐；只要德国钱继续淹脚踝，只要德国人能继续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肤晒成古铜色，我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然而，当我们把免税威士忌继续灌进他们喉咙，聆听他们对德国问题的独白和宣示永远亲英的承诺时，我们却总是像盘旋的鹰隼一样，搜寻德国人第一个背信的征兆。他们会偷偷摸摸背着我们去跟俄国人做交易吗？他们会答应用一个不结盟的德国来交换一个统一的德国吗？他们不是没有试过这样做，只是每一次都没有充分的决心罢了。阿登纳与戴高乐之间的眉来眼去是一个弱化英美对德国钳制的阴谋吗？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失败后，我亲耳听麦克米伦4说：“戴高乐想要的东西跟我们一样，却不想让我们有份。”而每一次，当有极右派的政治集团冒出来（不管是出现在巴伐利亚州、石荷州或任何一个反犹主义或泛日耳曼主义的温床），我们就会马上发电报向伦敦报告，评估事情对当前的德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回想起来，那时我们都简单得可以。
但别忘了，那时候的外交官都是业余出身。他们不是政治家，不是受过训练的分析家或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或律师或历史学家。
他们大部分都是剑桥、牛津的文科毕业生，被当成专家派驻各地的大使馆，而他们往往会择错固执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而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和我们驻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馆没什么两样：是一座对其驻在国深深不信任的英国要塞。它的风格和偏见跟从前英国乡下人对城市的敌视没两样。总之，那是一个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国人继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者自居的心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个较谦卑和较务实的角色，以争取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让事情更复杂化的是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和我们以四强身份对德国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监管。那时我们大使馆最佳的德国专家是一个曾被关在寇地兹堡战俘营（时位于东德）而后逃出的战俘。我们的参赞（参赞处是大使馆的政治部门）是勋章多多的皇家海军前潜艇艇长。我们很多本地雇员都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大战前逃离德国，然后像黑廷一样，在战后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回到德国。我经历的两位大使都曾任职于莫斯科，秘密参与过制定冷战对策的最内部会议。因此，当时大使馆的气氛就像这小说里描绘的：在尼布龙5薄雾的濡湿重量下，每个人都神经兮兮，充满怨气。
要在这个世界里抽出一根线头，把它编织成一个故事，事实证明是极度困难的——有许多不同的可能发展只是困难之一。理论上，我想写的是一个过去缠绕着现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们对一个我们前不久才打败的国家的日益依赖，而且要能道出我们对一种闷烧在富裕表面下的国家主义激情可能复活的焦虑。但这种复活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我当然不相信纳粹会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来，不相信它的老守护者会戏剧性地重新得势。我毋宁相信，如果威胁存在的话，它是存在于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现形式会是一个以愤懑的老板与小布尔乔亚为骨干的群众运动——类似于布尔热在法国领导的那一个。我也察觉到失意的德国年轻人的深深不满，他们开始把怒气的矛头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对北约的俯首帖耳。今天还有人记得红色丹尼6吗？
我对这些潮流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的臆测，现已明白是错的。但我有一点却是猜对了：会有一个学生运动把无力的怒火拨向德国建制——哪怕它后来发展出巴德-迈因霍夫团伙7这种极端的形式——而且会得到德国知识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对的另一点是，这股力量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种模糊、未完成的无政府主义修辞，没有明确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只是行动本身。
但不管怎样，我本来就没有预期自己的预测是对的。我想提供的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梦魇，而非精确的预言。我想讲的是一个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写得是好是坏，我写出来的也正是个政治鬼故事。
 
这鬼故事里的鬼当然就是利奥·黑廷。阿伦·特纳是他的招魂师，而劳利·布拉德菲尔德则是倒霉的鬼屋主人。这三个角色在现实中都是没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尽管在我任职大使馆的时代，德国各地有几十个类似黑廷的人，继续在他们小小一间的前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哪怕占领已经结束了许久——以别的名义发挥功能。也没有戴绿帽的布拉德菲尔德这样的人指挥过我们的参赞处；或有过一个来自伦敦的阿伦·特纳，把我们的生活撕成碎片。至于旁观这一切的那个慵懒、聪明的同性恋者莱尔，当然也是没有存在过的。
但云格尔先生却是活过的。他是真实的，尽管其名字与长相你在本书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云格尔先生是我们大使馆里的两个打杂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们今天还有这样的人员吗？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赌还有。云格尔先生在大使馆一楼有一个办公室，他的工作是为你的汽车申请一块外交官车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优惠机票，还可以私底下帮你买到打折和免税的新收音机、电视机、洗碗机、荷兰啤酒或苏格兰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怜兮兮的吹风机当然更不在话下。
云格尔先生年老，头发柔软光洁，和蔼，耐性过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声使唤，也几乎不皱一下眉头。有别于所有人的猜想，我个人深信云格尔先生从未在帮我们的忙中捞油水。他会热心助人，只是因为急于讨好别人。所以我就偷了云格尔先生的吹风机，还有一点点他与雇主的关系，放到利奥·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奥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云格尔先生是不是晓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过，十五年前我倒是相当意外地在科隆机场重遇他。
他比我记得的样子老更多了，皱巴巴的皮肤不再粗糙，变得婴儿般柔滑。是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厅里角落上的桌子边，一边细口喝啤酒，一边看着现代世界运转，样子就像已经坐了一整天。最后他终于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轻轻一握，轻轻喊出我的名字。他身边没有行李，甚至没有人人必备的德国手提箱。他穿着费尔岛（Fair Isle）花样的开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补丁，大概是多年前从他某本邮购目录上购买的。他看起来英国味十足。
“你要去哪儿旅行，云格尔先生？”我问他。
没有要去哪儿，他微笑着回答说。他说他几乎每星期六都会来这里。有时星期天也会来。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经过世。显然他是孤身一人。
“所以你是来这里收集写小说的材料啰？”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是，先生，我不写小说；他带着另一个微笑回答说。
“但你一整天坐在这里，又不看书，你是要干些什么呢，云格尔先生？”我不解地说，“难道你是间谍不成？”
这时，他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声。“听着。”他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于是我默不作声，露出一张洗耳恭听的脸。接着你猜我听到什么来着？我听到有一个男声用几种语言广播说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请在某某登机口登机。
“那是我儿子。”他说，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难忘。我这才明白，他举起的手指是指着广播喇叭的。
 
本书的初稿写成于维也纳。在那里，我得到著名纳粹搜捕者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之助，把坏蛋角色卡费尔德的龌龊老底给拼凑了出来。我住的是已故指挥家卡拉扬（Karajan）的公寓。这纯属巧合。刚开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门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似的，会自动打开。我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有这种设计，是因为那位大指挥家演出完毕时常常脾气暴躁，没耐心去开门。
在维也纳，我也有机会听到原汁原味的反犹主义语言，它们让我更知道应该怎样描写那些波恩老纳粹的嘴脸。“如果你想研究这种疾病，”维森塔尔建议说，“你就得住在沼泽里。”他指的沼泽是维也纳。回到英国时，我的小说仍然没有完成，而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离把它写完只有一步之遥。那是我生命中的离婚时期，而这事对我和我那可怜忠实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经验。这书阻碍了我，而我也阻碍了这本书。我反复想：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干吗要费事去描述一个我想像出来的呢？如果你想让阿伦·特纳向你解释，大概你应该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们看过那么多，感受过那么多，却又抗拒每一个我们得自感官的合理结论。
然后有一天，我极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国制手提箱里装着好几磅重的小说书稿。我住进雷马根（Remagen）一个可以俯瞰莱茵河的饭店房间。记得雷马根那座大桥吗？你们有必要记得吗？但这大桥却见证过美军和德军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战事，而盟军就是从它渡过莱茵河的。
我在雷马根得到一个亲切小天使的帮助，把小说写竣杀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计划要写的那部书。但我本来要写的那部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勒卡雷
1991年3月

[前言] 猎人与猎物
再过十分钟就是午夜。这是五月一个神圣的星期五，从河面升起的细雾逶迤在市集广场上。波恩是个巴尔干城市，脏兮兮和秘密兮兮，被纵横的电车电缆所绷紧。波恩是间漆黑的丧宅，笼罩在天主教的黑色中，由警察把守着。他们的皮革外套在路灯下泛着暗光，黑色旗帜在他们头顶像鸟一样招展。感觉上，除他们以外，城里其他人都已经风闻那个恐怖消息，逃得远远的。时而会有一辆车驶过或一个路人匆匆走过，然后是一阵尾流般的寂静。远处传来一辆电车的声响。杂货店里，搁在金字塔状罐头堆上的招徕纸牌道出事态的紧急：“把它们储存在家里吧！”糕饼碎屑之间，一只只杏仁蛋白糖果猪像被拔了毛的老鼠兀自守护着这个被遗忘了的圣徒节日8。
只有海报在说话。它们在树干和路灯柱上打它们徒劳的战争，每一张都是贴在同一高度，仿佛这是规定。它们全都用发光油墨印刷，裱在硬纸板上，两边悬垂着黑色的流苏。他匆匆走过时，它们向他鲜明地迎过来。“让外国劳工滚回去！”“把贱人波恩给废掉！”“统一德国优先，统一欧洲其次！”最大一幅标语高高在上，是一片横跨马路的横幅：“打开到东方的路，到西方的路已经不通。”他的暗沉眼睛没看它们一眼。一个警察跺着靴子，对他做了个苦瓜脸，说了个有关天气的生硬笑话；另一个警察起疑地睇视他，但又因信心不足而作罢；还有一个向他喊了声“晚安”，却没有得到响应。因为除了走在他前面一百步远的壮胖身影外，他没心思管任何事。前面那个人在宽阔的大道上行色匆匆，时而会隐没在一面黑旗帜的阴影中，然后又再现身于街灯之下。
这个夜晚来得毫无预警，一如灰蒙蒙的白昼走得毫无征兆。但这个夜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带来了冬天的气息。在波恩，大部分月份都是没有季节可言的。所有的天气都是室内的天气，是头痛的天气，像瓶装矿泉水一样温而乏味；是等待的天气，带有从缓慢流动的莱茵河捞上来的苦涩滋味；是疲倦和不情不愿生长的天气。而每当薄暮降临，天色也不过是白天薄雾的暗淡化，宛如是在荒凉的街道上打开了日光灯管。但在这个春日的晚上，冬天却回来造访，用势头凶猛的漆黑裹住整个莱茵河谷。它也驱策着两个前后相随的男人加快步伐，用出其不意的寒气刺痛他们。小个子男人死死盯着前方，眼睛被冷空气刺得流泪。
大道以弧形带他们走过大学黄色的围墙。“吊死那些报业大亨！”“世界属于年轻人！”“让那些英国老爷跪地求饶！”“把斯普林格9送上绞刑架！”“抗议就是自由！”这些海报是在一部学生印刷机上以木刻板印出来的。嫩叶在海报上方闪烁，像是一张裂痕斑驳的绿色玻璃天篷。这里要亮一些，警察也少些。两个男的继续向前走，既没有加快脚步也没有减慢脚步。前面的一个看样子像赶路，带点游行领队的慌张。他的步伐虽快，却造作而笨拙，每走一步都像是从什么高处踩下来——俨然是一个自负的德国市民的步姿。他的手臂在身体两侧小幅度摆动，背挺得直直。他知道他被跟踪吗？他的头僵直而权威，但这种权威感却让他越来越难过。他是被前头看到的东西所牵引的吗？还是被某些背后的事物所驱策？他是因为害怕，才会不敢转身的吗？走在他后面的男人步履轻盈：一种浑若没有重量、小精灵般的步履，它们在光影间滑行，宛如在一张网中滑行。一前一后这两个男人就像是一个小丑在追踪一位大臣。
他们走进了一条窄巷，空气里充满酸腐食物的气味。两边的墙壁再一次向他们呐喊，但这次是一些不尽属实的广告词：“强壮的男人喝啤酒！”“知识就是力量，请读穆尔顿的书！”在这条巷子里，他们的脚步声第一次交混在一起，形成明确无疑的挑战；在这里，那个壮胖男人看来第一次意识到背后的凶险。他坚定、行军般的脚步声开始偶尔出现一点点含糊和凌乱；他开始远离阴暗的墙壁，走在人行道的边缘。在较为光亮的地方，在有街灯和警察可以保护他的地方，他的神情似乎较为释然。但他的追逐者是锲而不舍的。“与我们在汉诺威会合！”两边的海报又在呐喊，“卡费尔德要在汉诺威讲演！”“星期天到汉诺威来！”
一辆电车嘎嘎地经过，它的窗户都有铁丝网保护。一口教堂孤钟开始单调地鸣响着，像是在一座空城里哀悼基督徒美德的式微。他们继续向前走，这一次相隔的距离要近些，但走在前头的男人仍然没有往回看。他们绕过另一个街角，迎面而来的是大教堂的巨大尖顶，像金属薄片那样嵌进空荡荡的天空。教堂钟声现在有应和者了，最后，钟声响彻整个城市，此起彼落，形成一阵阵缓慢而不协调的当当当当声。是祈祷钟声？是空袭警报？一个年轻警察站在一家运动用品店的门口，头上没戴帽子。在大教堂的门廊处，一根盛在红色玻璃碗里的蜡烛燃烧着。教堂毗邻着一家宗教书店。在书店前面，那个壮胖男人停了下来，头向前探，仿佛是打量橱窗里的东西，然后他又转头瞧瞧马路；就在这一刹那，橱窗整个亮起来，把他的五官照得通明。那个个子较小的男人开始飞奔，然后停住，然后又再往前跑。但为时已晚。
原来，方才来了一辆豪华轿车，是一辆“欧宝·创纪录”，开车的是个脸色苍白的男人，五官隐藏在烟色玻璃后面。它的后车门打开又关上。接着车子沉重地加速，毫不理会一声尖锐的呐喊——一声充满愤怒和指控的叫喊。那也是一声完全不知所措和满怀怨恨的嘶叫，像是什么力量把它从发声者的胸膛里硬抽出来，陡地响彻整条空荡的马路，又陡地熄灭。那警察疾奔过来，打开手电筒。在光束的照耀下，那小个子男人没有动一下；他只是死盯住远去的豪华轿车。车子在圆石马路上疾驰，偶然在湿滑的电车轨上打滑一两下，无视红绿灯的存在，最后消失在往西通向华灯点点的山丘的方向。
“你是什么人？”
手电筒光束照在英国粗花呢大衣上，而对个子这么小的人来说，这件大衣未免太毛茸茸了一点。他做工精细的鞋子上沾着泥巴，暗沉的眼睛毫不闪烁。
“你是什么人？”警察重复问了一遍。教堂钟声此时已是无处不在，而它们的回声倔强地持续着。
一只小手伸进大衣的衣缝里，掏出来一个皮夹子。警察朝气蓬勃地接过皮夹子，单手解它的扣子，左手则勉为其难地同时应付手电筒和他不熟练地握着的黑色手枪。
“怎么回事？”他把皮夹子归还的时候问道，“你刚才为什么大声叫喊？”
小个子男人没有回答。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
“你以前没有见过他？”他问，眼睛仍然望着车子开走的方向。“你不知道他是谁？”他的话音轻细，仿佛生怕吵到在楼上睡觉的小孩。一种脆弱的声音，对寂静充满敬意。
“不知道。”
线条紧绷的脸庞松弛了下来，做出一个有安抚作用的笑容。“不好意思。我摆了个乌龙。我还以为我认识他。”他的腔调既不完全是英国腔，也不完全是德国腔，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位于一片自行选定的三不管地带。感觉上，为了听者的方便，他是可以把腔调朝两个方向加以调整的。
“是天气搞的鬼，”小个子男人说，“天气突然冷下来让人容易认错人。”他边说话边打开一盒荷兰小雪茄，递了一根给那警察。警察没有接受，他径自给自己点燃一根。
“暴动，旗帜、标语——”警察慢慢回答说，“这些东西搞得我们整天神经兮兮。这个星期是汉诺威，上个星期是法兰克福。他们搞得天下大乱。”他是个年轻人，对自己的职守尽心尽力。“应该禁止他们搞下去的，”他说，用的是一句流行语句，“跟共产党没两样。”
他对小个子男人行了个微微的敬礼；对方再次微笑，这次是一个持续一阵子和带情感的微笑，传达出依赖感，暗示着友谊。这微笑不情愿地慢慢缩小、消失。那警察站在原地，谛听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声音一下子停下来，然后再次响起，变得更快，而且变得——只是他的错觉吗？——更有决心。那警察沉思默想了半晌。
“在波恩这里，”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回想起刚才那个陌生人浑若没有重量的脚步声，“就连苍蝇也是有来头的。”
拿出笔记本，他仔细记下时间地点和发生过的事。他不是个脑筋转得快的人，但工作态度却一丝不苟得让人没话说。他又把车牌号码记下，这个号码不知道为什么让他过目不忘。突然间他愣住了，瞪着他刚刚写下的东西看：那个名字和车牌号码。他又回忆起那个壮胖男人和他行军般的大步伐，心脏开始跳得飞快。他记起了在育乐室公告栏读过的那份秘密指示，还有那张年代久远的模糊照片。手上仍然拿着笔记本，他以脚上靴子容许的最快速度向电话亭奔去。
在去那儿的路上
有个德国小镇
那儿住着个鞋匠
他的名字叫舒曼
我是一个音乐家
我在为国家
我有一个大低音鼓
你瞧我就这样打！
 
德国占领区的英国军队进餐时唱的祝酒歌，以淫秽的调子模拟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

1 梅多斯先生与科克先生
“为什么你不下车走路？我像你这般年纪就会下车走。会比坐这辆破铜烂铁快。”
“我没事。”科克回答说。他是密码员，患有白化病，此时正忧心地看着坐他旁边驾驶座的老头子。“我们大可以慢慢赶路。”他以最安抚情绪的语调补充一句。科克是伦敦东区人，聪明得像鬼，而梅多斯忧心忡忡的样子让他担心。“凡事顺其自然就好，对不对，阿瑟？”
“我恨不得把这些浑球全扔到莱茵河里。”
“你知道你不会的。”
当时是星期六早上九点。从弗里斯多夫到英国大使馆的路挤满抗议的车辆，人行道上摆满运动领袖的照片，横幅像广告标语一样横越马路。“西方欺骗了我们，德国人向东方示好没什么好愧疚的。”“现在就把可口可乐文化终结掉！”在长长车阵的中央坐着科克和梅多斯，他们的车子安安静静的，但四周的汽车喇叭却此起彼落，像个不停歇的音乐会。有时，汽车喇叭声会像波浪一样，从车阵的前头卷向后头，再从后头慢慢卷回前头，就像是从你头顶掠过的飞机声；有时喇叭声会齐声响起，一长声，一短声，再一长声，代表的是K字，也就是他们领袖卡费尔德的姓氏首写字母；有时则犹如一首即兴交响曲，任由各人自由发挥。
“他们到底想搞什么？那样子尖叫，头发长成那个样子。他们中间有一半人需要扔回学校读书。”
“他们都是些农民，”科克说，“我告诉过你的。他们要到德国国会外头抗议。”
“农民？这些人？我敢说他们有一半人只要弄湿了脚就会难过得要死。都是小孩。看看那边。恶心！只有恶心可以形容。”
在他们右边是一辆红色金龟车，坐着三个学生，二男一女。开车的穿着皮夹克，留一头很长的长发。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挡风玻璃外面，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中央，等待按喇叭的讯号传来。他的两个同伴则扭在一起热吻。
“他们是配角，”科克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嬉戏。你知道这些学生的口号是什么吗？‘只有为自由而战，自由才是真的。’但这跟我们英国那边的情况差不多，对不对？知道他们昨晚在格罗夫纳广场10干了些什么吗？”科克问，再一次想转移梅多斯的心思。“如果这就是教育的结果，我宁愿当文盲。”
但梅多斯并没有因此分心，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应该让他们去当兵的，”他瞪着那辆金龟车说，“可以让他们恢复正常。”
“他们当过了。这里二十岁上下就要去当兵。”意识到梅多斯愿意放轻松一点，科克决定选择一个最有可能让他振奋精神的话题。“迈拉的生日派对热闹吗？很成功，对不对？我敢打赌她一定很开心。”
但出于某些理由，这个问题反而让梅多斯更加愁容不展。至此，科克认定，不说话是更明智之举。他试过每一种话题，但一概无效。梅多斯是一个正派的、生活得一丝不苟、已经绝种的人，值得任何人花时间去关心，但就连科克那种子女侍奉父母般的耐心也是有极限的。他试谈过梅多斯为退休生活而买的新车——一辆免税打九折的路虎。科克赞美它的外形、它的舒适、它的装备：赞美得口水都干了，但得到的惟一响应只是咕哝一声。他试谈过“放逐者汽车俱乐部”（梅多斯是它的热心会员），试谈过“英联邦儿童运动会”（当天下午会在大使馆花园举行）。现在，他甚至把昨晚的盛大派对拿来当话题——他们夫妻并没有参加派对，因为珍妮特快要生了。科克本来以为，迈拉的派对一定会是梅多斯感兴趣的，没想到还是碰了钉子。他的法宝用尽了。一定是缺乏假期的关系，科克心想，缺乏一些阳光普照的长假，让梅多斯可以远离卡费尔德和布鲁塞尔的谈判11，以及远离他女儿迈拉，他才会陷入低潮。
“对了，”科克再试投一球，“‘荷兰壳牌’又涨了。”
“而‘盖斯特·金’12则连跌了三天。”
当初投资时，科克决定要买非英国的股票，但梅多斯却宁可付出爱国的代价。
“布鲁塞尔谈判结束之后会再涨回来的，你不用担心。”
“开什么玩笑？那谈判现在跟停摆没两样。我也许不如你聪明，但却是读得懂报纸的。”
科克其实比谁都知道，除投资失利外，还有各种各样让梅多斯忧愁的理由。梅多斯先前在华沙一干就是四年，而且几乎没有休假就被直接调来这里，单这一点就足以让任何人抓狂。而现在，他又将在秋天退休。科克感觉得到，随着退休日一天天逼近，梅多斯的心情只有更糟而不是更好。更不用提的是他有一个需要他整天悬着一颗心的女儿：没错，迈拉正在迈向康复，但如果人们有关她的传言有一半可信的话，那她要走的路还很长。
档案库的工作也把梅多斯压得喘不过气，特别是在这个热腾腾得无以复加的非常时期。就连只需要窝在密码室里的科克也可以感受到一点压力：额外的乘车时间，额外的加班时间，而珍妮特又临盆在即。压力来自四面八方，让人很难开朗得起来。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前一分钟你会被要求发出一份关于不来梅暴动或明天汉诺威示威的实时报告，下一分钟又会收到一份有关淘金热或布鲁塞尔谈判的电报，或是一份要求在法兰克福或苏黎世加码数百万英镑的指令。而如果说密码室的工作很累的话，那负责档案的工作就更累了：你得钻进一堆纸堆里，把要用的档案调出来，或是给新进的档案编号，放到适当位置备用……想到这个，科克出于某些理由突然想起，他应该打个电话给自己的会计师。要是“克鲁伯”13的工会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他说不定应该进点瑞典钢铁的股票，摆个几天，好让小宝宝的银行户头可以充实点……
“啊哈，”科克眼睛一亮，“有打架可看了。”
两个警察走下人行道，走向一个开奔驰车的农民。先前，那农民摇下车窗，向两个警察咆哮；而现在，他更是打开车门，再次向他们咆哮。眼见好戏上场，然而，很突然地，两个警察掉头走了。科克失望地打了个哈欠。
他怀着缅怀的心情回忆起，从前，恐慌都是每隔一段时间才会出现一次。要么是柏林走廊出现叫嚣，要么是俄国直升机在边界挑衅，要么是四强督导委员会在华盛顿发生争执。不然就是有火要灭：摆平某个德国在莫斯科提出的可疑外交提案，或是掩饰一次对罗德西亚禁运的破坏，或是隐瞒一场在明登发生的莱茵军14暴动。仅止于此。这些时候，你只要按部就班把工作做好，回家时就是自由人一个。就这么多。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波恩。不管你是像莱尔那样的外交人员，还是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面的非外交人员，生活都是一样的：偶尔碰到一点点激烈场面，然后玩一点点股票，然后复归于无聊，等待下一个调派。
直到卡费尔德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科克郁郁不乐地打量那些示威海报。九个月前。科克还记得，从九个月前开始，梅多斯一再匆匆从档案库的连接门走进密码室，带来各种消息：基尔发生示威、卡费尔德被提名为领导人、学生静坐抗议和各种他们后来慢慢会习惯的零星暴力。这次倒霉的是谁？一些反示威的社会主义分子。一个被打死，一个被扔石头……在那时候，听到这个都会让他们吃一惊。老天，他想，当时我们好嫩。感觉上那就像是十年前。但科克却几乎可以把这九个月来每一小时发生的事给娓娓道来。
大使馆医生就是在基尔发生示威那天早上宣布珍妮特怀孕的消息的。自那天起，就再没有事情对科克来说是一样的。
汽车喇叭再次狂野地响起；车龙开始移动，又陡地停下来，形成一片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尖锐刺耳声。
“那些档案找回来了吗？”科克探问道，心里开始有点明白梅多斯可能为什么事忧心。
“没有。”
“那辆手推车现身了吗？”
“没有，那手推车还没有现身。”
“别在意了，阿瑟，没必要为这种事心烦。这里又不是华沙。你现在是在波恩。听着，你知道单单过去六星期，大使馆的食堂就搞丢了多少杯子？我不是说打破的，是说不见了的。你猜？二十四个。”
梅多斯毫不动容。
“谁又会想去偷杯子？没有人。人们都是粗心大意的。你要知道，现在是危机时期，人人都一堆事，变得心不在焉。这样的事发生在大使馆每一个角落。档案的情形也是一样。”
“但杯子不涉及秘密，这是差别所在。”
“用来推档案的手推车也不涉及秘密，”科克语带恳求地说，“还有本来放在会议室而不见了的电暖炉也不涉及秘密——管理组的人为这件事气疯了。打字组那部不见了的长滑架打字机也不涉及秘密。听着，没人可以怪你的，阿瑟，你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你知道外交人员起草电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吗？看看莱尔，看看加韦斯顿，他们都是梦游者。我不是说他们不是天才，但他们有一半时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们的头是被云遮住的。别人不能因为一些档案不见了就怪罪你的。”
“我会被怪罪的。我是负责的人。”
“好吧，你爱折磨自己就请便。”科克最后的耐心消失了，“要说有责任也是布拉德菲尔德的责任，不是你的。他是参赞处的头头；他要为安全事务负责。”
说完这番拉倒的评论，科克再一次打量四周不怡人的景物。他断定，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卡费尔德要为很多事情负责任。
 
科克面前的景色对不管有什么心事的人都不会是怡人的。天气很糟。一层莱茵区15薄雾像呵在镜面上的雾气一样，笼罩着官僚波恩整个已开发的旷野。一栋栋尚未完工的巨大建筑伫立在未耕种的田野上，显得阴阴郁郁。前头不远处就是英国大使馆，它坐落在一片褐色的欧石南地面上，灯火通明，宛如苍茫暮色中的临时战地医院。大铁栅门处，英国国旗神秘地半降着，在三五个德国警察头上垂头丧气。
选择波恩作为柏林的候选城市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怪异的事，而现在更是成为乱事一桩。大概只有德国人才会把自己的首都摆在使领馆的大门口。为了容纳大批外交官、政治家和政府雇员的迁入（也是为了把他们保持在一个距离之外），波恩人在城墙的外面建起一整个市郊区。现在壅塞的车流想要通过的，正是这个市郊区的南端。这个市郊区是一个由庸俗高楼和低矮的临时营房构成的杂烩，沿着一条快速路两旁向南延伸，几乎可以通到巴德戈德斯堡那些怡人的矿泉疗养地——巴德戈德斯堡过去的主要产业是瓶装矿泉水，而今则变成是外交。没错，一些政府部门是获准进驻波恩市区；没错，一些大使馆是落脚在巴德戈德斯堡。尽管如此，联邦政府本身和90%以上的使节团——更不用说各种游说团体、报社、政党、难民组织、德国高官的官邸和无形政府的大本营——都是分布在这条介于科隆主教前驻地与一处莱茵区矿泉区16的维多利亚式别墅间的动脉公路两边。
在这个不自然的首都乡村里，在这个岛国里——它因为缺乏政治向心力和社会腹地，以至于永远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英国大使馆是它不可分的一部分。你只要想像一座乏善可陈、随意延伸的工厂厂房，在它背后漆上一个莱茵河的阴郁天空，加上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纳粹建筑的味道，再在它后头的空地上放上两根供低下阶层踢球用的褪色球门柱，那你对英国大使馆的模样就会得出个八九不离十的想像。它以一只延伸的肢体抱住过去，用另一只安抚现在，用第三只在莱茵河的湿土里焦虑地探索，看看里面埋着什么可为未来所用的东西。因为是筑成于占领政策匆匆收摊之时，英国大使馆的样式精确捕捉住英国人的矛盾心绪：它以一张石头脸面对着前敌人，以一个灰色微笑向今日的盟友示好。随着车子开进大使馆的铁栅门，我们看得见，在科克左手边的是红十字会的总部，在他右边是一家奔驰汽车工厂。在他后面，隔着马路，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部和一个可口可乐的仓库。英国大使馆与这些不相称的邻居相隔着一片长条形的荒地：随处都是裸露的红褐色土壤，平坦地向着远处的莱茵河延伸。这片荒地被认为是波恩的城市绿化带，是当初城市规划者引以为傲的设计。
大概，总有一天他们会搬到柏林去的。这个可能性甚至在波恩这里也偶尔会被谈及。大概，总有一天，整座灰色的山脉会垮下来，沿着公路一直滑到人去楼空的国会大楼外面的停车场。但在这一天来到以前，这些混凝土的帐篷将会继续留着，小心翼翼地暂时抗拒梦想，小心翼翼地永远抗拒现实。它们会留着，繁殖，生长，因为在波恩这里，进步被移动所取代，而大凡不会生长的东西就会死亡。
 
把车停好在食堂边他惯停的位置后，梅多斯例行地绕车子走一圈，拉拉门把是否都已上锁，检查车身是否有被砂石打到的刮痕。他打前院走向前门廊时仍然满腹心事。心里仍然不快的科克远远地走在后面，以至于他到达大门的时候，梅多斯与两个警卫已经交谈了一阵子。
“那你又是谁？”那个中士问道。
“档案库的梅多斯。他是为我工作的。”梅多斯想要瞄一瞄中士手上的出入名册，但中士却把本子靠到身体上。“他昨天请病假了，所以我想看看他好了没有。”
“那他又怎么会在一楼工作？”
“他在一楼有个房间。他有两件工作。两种不同的职务。一种跟我做，一种在一楼做。”
“没有。”那中士说，又看了出入册一眼。一群女打字员轻快地走上他们背后的台阶——她们的裙子短得逼近大使夫人所容许的极限。
梅多斯犹豫了一下，仍然不愿相信警卫的话。“那你是说他没来上班？”语气像是渴望对方否定他的说法。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来。他不在这里，可以了吗？”
梅多斯和科克尾随那些女子走入大堂。走到地下室入口栅栏旁边的时候，科克拉住梅多斯的手臂，把他拉到一个暗处。
“怎么回事，阿瑟？你担心的是什么事？不只是那些搞丢的档案对不对？什么事让你慌里慌张？”
“我没有慌里慌张。”
“那利奥生病又是怎么一回事？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生过一天病。”
梅多斯没有回答。
“利奥是怎么回事？”科克心中升起极大的疑问。
“没事。”
“那你为什么会问起他？你不可能是把他也搞丢吧！他们二十年来就一直想把他弄掉。”
科克感受得到梅多斯的内心挣扎：他已经非常接近吐实的边缘，却又硬生生把话吞回去。
“你不必为利奥负责的。没有人有必要。你不可能当每个人的爸爸，阿瑟。他大概是把一些汽油券拿去兜售17了。”
科克话差一点还没讲完，梅多斯就霍地转身，怒容满面地瞪着他。“你说的是什么话？你凭什么这样说！利奥不是这样的人。‘把一些汽油券拿去兜售’，你凭什么这样说？就凭他只是个……临时雇员？”
科克尾随梅多斯走上通向二楼的楼梯，但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他心里想的事情写在脸上：如果这就是年纪带给人的影响，那六十岁退休就绝不嫌早。至于他自己，退休后希望可以住在一个希腊岛屿上。克里特岛，他想，不然就是斯派采岛。如果股票都听话，一到四十我就拍拍屁股走人。唔，顶多不超过四十五。
 
档案库在走廊里和密码室只有一步之隔，再走一步，就是彼得·莱尔那个明亮的小办公室。参赞处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单位，而它年轻一辈的人员都是精英。这里要比任何地方更能让出色的英国外交官实现梦想，而又没有人比莱尔更接近这个梦想。他优雅，修长，说得上漂亮，虽然已经四十出头，看起来年轻依旧。他的仪态举止无精打采得近乎昏睡，但他这种无精打采是伪装的。莱尔家族的人丁数被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减，然后又受接二连三的小灾难打击。他一个哥哥死于车祸，一个叔叔自杀，一个弟弟在彭赞斯度假时溺水身亡。因此，莱尔一点一点培养出幸存者会有的精力和责任感。他的仪态举止暗示着，他本来是宁愿不当外交官的，但因为别无选择，只好继承衣钵。
当梅多斯和科克走入各自的地盘时，莱尔正在收拾他办公桌上七零八落的蓝色草稿纸。把它们大概理出个秩序后，他就扣上背心扣子，伸了个懒腰，眷恋地看了温德米尔湖的照片一眼——它满足地荡漾在楼梯间的墙壁上，像是欢迎新一天的来临。莱尔走到长窗子前面徘徊了一下，睇视着一节节黑色的奔驰车示威车龙和由闪着蓝色警示灯的警车构成的一个个小岛。
“这些人对钢可真是热情十足。”他对米基·克拉伯说。克拉伯是个邋里邋遢的人，眼像两条裂缝，每天都会被宿醉折腾。他正在慢慢爬上楼梯，一只手紧紧扶住栏杆扶手，薄薄的肩膀耸起。“我先前忘了。我记得血，却忘了钢。”
“可不是，”克拉伯喃喃道，“可不是。”他的声音气若游丝，就像是正在吐出最后一缕缕的生命力。他浑身上下只有头发不显老，在他的小头上显得黑而浓密，就像是用酒精施过肥。
“运动会，糟啦！”克拉伯突然停下来喊道，“该死的大帐篷还没送来！”
“会来的，”莱尔安慰他说，“只是被农民暴动暂时耽搁了吧。”
“该死的德国佬。”克拉伯模糊地说，然后继续辛苦地把楼梯爬完。
莱尔尾随他慢慢走过走廊，每经过一扇门都会把它推开，探头进去，喊一个名字或打一声招呼，直到走到参赞的办公室门前才停步。在这里，他用力敲了敲门，然后推开，探身进去。
“全到齐了，劳利，”他说，“就等你有空。”
“我现在就有空。”
“对了，我的电风扇不会那么巧是你偷走的吧？它突然不见了。”
“幸好我没有偷窃癖。”
“路德维希·西布克龙要求四点钟和你碰面，”莱尔静静补充说，“在内政部的办公室。他不肯说原因。我追问，他显得不高兴。他只是说他想找你讨论一下我们的安全部署。”
“我们上星期才讨论过这事。他和我上星期四共进晚餐。我不认为我们还需要再做些什么。这个地方已经布满警察。我拒绝让他为我们筑一座城堡。”
他的声音严峻而自满，一种学者的声音，但又有军人味道。
莱尔向前踏出一步，走进房间，再转身把门关上，带上插销。
“昨晚的事情进行得如何？”
“差强人意。如果你想知道详情，可以读一读摘要。梅多斯会把它拿给大使。”
“我怀疑西布克龙找你和这事情有关。”
“我没有义务要向西布克龙报告，也不打算这样做。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找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会好开。你的想像力跑得比我的还快。”
“不错。我替你接受了邀约。这样看来比较明智。”
“约了什么时间？”
“四点。他会派人过来。”
劳利·布拉德菲尔德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
“他是担心交通堵塞。他想派人帮你开路。”
“我明白了。一下子我还以为他是想帮我们节省开销。”
他们默默分享了这个笑话。

2 “我可以在话筒里听到人群的尖叫声……”
当天的参赞处会议如常在早上10点举行。会选这个钟点，是为了让每个人可以先有时间看看信、瞄两眼电报和德国报纸，另外大概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从前一晚社交应酬的劳累中恢复过来。这会议就像某种仪式，而莱尔常常把它模拟为不可知论者团体18的晨祷：它鼓舞士气的作用并不大，下达的指令也不多，但却会为接下来的一整天定好调，而且会像点名一样，带给人团队意识。过去，星期六一度是个闲散、随意、半休息状态的工作日，但那已经成了往事。如今，星期六就像星期一到星期五一样，处于一般的紧绷状态，需要服膺平常工作日的纪律。
他们一个一个走入布拉德菲尔德的办公室，带头的是莱尔。习惯于跟每个人打招呼的人就跟每个人打招呼，其他人则默默地在围成半圆形的椅子上坐下——要么是大略浏览面前五颜六色的电报，要么是茫然地看着大窗子的外头。晨雾消散了，黑云聚集在大使馆水泥侧翼的上方。在昏暗天色的衬托下，装在平坦顶楼上的电视天线像是一棵棵超现实主义的树木。
“我得说，这种天色对运动会可不是个好兆头。”米基·克拉伯说。但他在参赞处地位不高，没人有兴趣搭理他。
布拉德菲尔德单独坐在自己的钢书桌后面，面向着他们，头低着。他属于那种用笔阅读的公务员。他的眼睛随着钢笔在一行行字之间快速移动，又会在有需要改正或说明的地方定位。
“有谁可以告诉我，”他问道，没有抬起头，“<i>Geltungsbedürfnis</i>这个词要怎么译？”
“虚荣心。”莱尔说，然后看着钢笔像老鹰扑兔般俯冲，扑杀，再扬起。
“很好的建议。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珍妮·帕吉特是信息官，也是在座的惟一女性。她读报的语气像是发牢骚，仿佛是要反驳一个流行的观点。她私底下知道这是女人的宿命：女人传达的新闻都是不会被采信的。
“除了农民示威以外，劳利，今天主要的新闻是昨天在科隆发生的事故。示威学生在克鲁伯公司钢铁工人的帮助下，掀翻了美国大使的汽车。”
“应该说美国大使的空汽车。两者是有差别的。”他在电报的边上写了些什么。坐在门边的克拉伯以为这是个笑话，紧张地干笑了几声。
“他们又攻击一个老人家，把他用锁链锁在火车站广场的栏杆上。老人的头被剃光，脖子上挂了一面牌子，上面写着：‘我撕下了游行活动的海报。’他不被认为受到严重伤害。”
“不被认为？”
“不被判定。”
“彼得，你昨晚不是发出了一份电报吗？我们可以听听内容吗？”“它是分析主要的趋势的。”
“有哪些趋势？”
莱尔这方面的能力很强。“不满学生与卡费尔德的‘再造运动’合流迅速。恶性循环持续：不安引发高失业率，高失业率又反过来引发不安。学生领袖哈尔巴哈昨天在科隆与卡费尔德辟室密谈了大半天。他们看来想一起搞些事。”
“哈尔巴哈？就是一月在布鲁塞尔领导反英示威的那个学生代表？就是用泥巴投掷普赖德19的那个？”
“我已经在电报上说明这一点。”
“珍妮，请继续。”
“大部分主要报纸都发表了评论。”
“给我们一些例子。”
“《新鲁尔日报》和它的姐妹报都强调示威者的年轻，认为不应该把他们归类为纳粹分子或流氓，而应该视之为对波恩政府不抱幻想的年轻人。”
“谁不是这样？”莱尔喃喃说。
“谢谢你，彼得。”布拉德菲尔德说，但语气没有一丝感激的味道，而珍妮·帕吉特则相当没有必要地脸红起来。
“《世界报》和《法兰克福汇报》都拿这件事来跟最近发生在英国的事情比较，特别是伦敦的反越战游行和伯明翰的种族暴动。它们认为，两者都是选民对他们选出的政府感到失望的反映。《法兰克福汇报》说，如果纳税人认为他们的钱没有得到明智运用，他们就会觉得票白投了。他们形容目前的局面为‘新死水’。”
“哈，又一个新名词被创造出来了。”
由于全神贯注了太长时间而又对这个话题无比熟悉，莱尔有一点心不在焉。……联合政府越来越为来自左右两翼的反民主情绪担忧……联合政府应该明白，只有一个真正够坚强的领导班子，哪怕是要牺牲某些放纵的少数人的意愿，才能对欧洲的团结作出贡献。……德国人必须恢复信心，必须把政治视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溶剂……
他纳闷，这些德国的政治语言是怎么回事，因为哪怕是经过翻译，它们仍然给人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感觉。形而上的废话。他在昨晚发出的电报中用过这个词。哪怕是最使人恶心的事件，等它旅行到波恩这里的时候，都会原味尽失。他试着想像被哈尔巴哈一群学生揍会是什么感觉，被掌掴脸颊直到流血会是什么感觉，被剃光头、锁起来和挨踢是什么滋味……感觉好遥远。但科隆又是在哪里呢？十七英里之外？一万七千英里之外？他应该多抽空到现场看看的，他想。但他又哪来的空？每一个重大政策都是要由他和布拉德菲尔德来草拟的，有那么多敏感事务要他去照应……
珍妮·帕吉特越读越起劲。《新苏黎世人报》对我们在布鲁塞尔谈判的机会作出了猜测，她说。她认为那是非常重要的，参赞处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极仔细地读一读。莱尔叹了口气，心想：布拉德菲尔德怎么从来都不会叫她闭嘴？
“作者说我们已经绝对没有谈判筹码了，劳利。一点都没有。英国在布鲁塞尔的处境就如在波恩：既得不到有投票权者的支持，也得不到多少德国国会议员的支持。英国政府把加入欧共体视为治疗英国一切疾病的万灵丹，但讽刺的是，它想要成功加入，却要得到另一个岌岌可危的政府20的帮助。”
“没错。”
“作者又说：更讽刺的是，欧共体已经接近不存在。”
“没错。”
“文章的标题是《乞丐歌剧》。文中还指出，卡费尔德已经动摇了德国支持我们加入欧共体的机会。”
“听起来相当有见地。”
“而卡费尔德所呼吁的波恩—莫斯科贸易轴心——一个把法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排除在外的贸易联盟——在某些圈子里受到很认真的考虑。”
“我好奇是哪些圈子？”布拉德菲尔德喃喃说，钢笔再一次落下。“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词被驳回，”他补充说，“我拒绝让我的发源地看起来是由戴高乐口授写下来的。”这是一个丢给高年级学生的笑话线索，也随即引起一阵有学问的笑声。
“俄国人怎么看‘波恩—莫斯科轴心’的？”发问的人是杰克逊。他是前殖民地政府官员，喜欢用常识来矫正知性过热的空气。“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总得你情我愿，对不对？有人以声明的形式把它向俄国人提出过吗？”
“你去看看我们发出的上一份电报就可以知道。”莱尔说。
他仿佛仍然听得到窗外传来的农民汽车喇叭的合奏声。这就是波恩，他突然想，窗外这条路就是我们的世界。从墨伦到波恩短短五英里的路一共有多少地名？六个？七个？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打一场没有人想打的词语战。反复提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明和抗议。不管车型有多新，车流有多快，建筑物有多高，这条路都是不变的，而它会通向哪里也是不相干的。
“长话短说好吗，米基？”
“我说，上帝，好的。”
克拉伯身体抽搐了一下，像活了过来一样开始报告一个又长又晦涩的小道消息。消息是他在美国俱乐部从一个《纽约时报》特派员那里听来的，而后者是从卡尔·萨布那里听来，至于卡尔·萨布的消息来源则是西布克龙办公室的某个人。据说卡费尔德昨晚确实来过波恩：他昨天在科隆与学生代表会面后，并没有如大家所以为的回到汉诺威去，为明天的游行作准备，而是自己开车，绕一条小路来了波恩这里，参加一个秘密会议。
“据说他和路德维希·西布克龙碰了面，劳利。”克拉伯说，但不管他的声音本来可以有多少说服力，都被昨晚喝过的无数杯鸡尾酒给抵消了。
这个传闻不知道为什么让布拉德菲尔德感到恼怒，他用力向椅背一靠。
“人们老是传他们见过面。但他们为什么不能见面？西布克龙是负责公共安全的，而卡费尔德又有一堆敌人。好吧，还是给伦敦发封电报吧，”他不胜厌烦地说，在纸上记下一笔。“告诉他们这个谣言。反正死不了人。”一阵急雨突然拍打在钢框的窗子上，愤怒的啪嗒啪嗒声让每个人吓了一跳。
“可怜的英联邦运动会。”克拉伯喃喃地说，但他的关切依旧引不起回响。
“安静，”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明天汉诺威的示威游行会在早上10点半开始。选这个时间示威看来有点怪，但据我所知，那里下午会有足球赛。德国人都是星期天比赛足球。我不认为那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但大使还是要求所有人员晨祷后留在家里，除非他们在大使馆里有事情要处理。应西布克龙的要求，星期天一整天都会在大门和后门额外增加警力。而出于他本人的一些特别考虑，今天下午的运动会会有一些便衣警察站岗。”
“便衣警察，”莱尔说，想到一个私人间的笑话，“没有人比他们更便衣的了。”21
“肃静。是出于安全上的顾虑。我们刚收到伦敦寄来的通行证，星期一会分发给大家，以后大家要整天佩戴。接下来是火灾演习。星期一中午会有一次火灾演习。为了给新来的雇员做个榜样，我建议大家到时都应该参加。英联邦运动会今天下午会在大使馆后花园举行，我同样建议大家都应该出席。当然是带太太一起出席。”他加上一这句，仿佛是为了让各人的负担更加重。“米基，帮我看好那个加纳人沙尔热。别让他接近大使夫人。”
“我可以说句话吗，劳利？”克拉伯紧张地扭动脖子，上面的血管像是硬化在松弛肌肤上的鸡爪。“是这样的，大使夫人会在4点出席颁奖。4点。大家可以在45分就在大帐篷集合好吗？抱歉，我是说3点45分。”据说克拉伯大战时曾经是蒙哥马利的副官之一，但现在却也只剩下这点了。
“记下来好吗，珍妮？”
她耸耸肩，好像是表示记下来也是白记，因为没有人会理会的。
“我可以问一下，谁在用《名人追踪》吗？梅多斯认为是我拿去了，老是跟我要，但我发誓我已经几个月没碰那东西了。”
“最后一个签名借走的人是谁？”
“嗯，显然是我。”
“如果是你，”布拉德菲尔德马上说，“那理应在你那里。”
“我不认为在我这里，这就是重点。我完全乐于代人受过，问题是我想像不出来我要那东西干吗。”
“那么，有谁把它拿走了吗？”
接下来，克拉伯说的话像是在坦白似的。大家等着。
“我想在彼得以前，我被认为拿过那东西，然后又还回去。梅多斯是这样认为的。”
依然没有人帮得上忙。
“是两个星期前的事，劳利。只可惜我真的没碰过。梅多斯像发了疯一样来找我。我告诉梅多斯，他最好是去问问利奥。是他负责编的。”
他带着微弱的笑容，一个个打量他的同事，直到窗子前面的空椅子才停住。突然间，所有人都朝同一个方向瞧去，看着那张空椅子。但不是出于惊恐或恍然大悟，而是出于好奇，发现它破天荒第一次是空着的。它上面放着个小小的绣花靠枕。
“他在哪里？”布拉德菲尔德马上问。只有他一个没有顺着克拉伯的目光看。“黑廷在哪里？”
没人回答。没有人望向布拉德菲尔德。珍妮·帕吉特脸色涨得紫紫的，低头瞪着他那双放在大腿上的男人大手。
“他可能在码头给堵住了，我猜。”莱尔说，“天晓得那些农民在河的那头干些什么。”
“谁帮帮忙，行吗？”布拉德菲尔德说，用的是最不在乎的语气。“打电话到他家或之类的，可以吗？”
在场没有人把这个指示视为是给自己的。他们乱糟糟地离开，既不朝布拉德菲尔德看，也不望向彼此或珍妮·帕吉特——她的窘迫看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最后一项比赛结束了。强风鞭笞着空地，以豆大的雨滴冲击鼓翅欲飞的帆布。湿漉漉的索具吱嘎呻吟。在大帐篷里，比赛得胜的小孩——大部分是有色人种——集合在旗杆下面。英联邦各成员国的小国旗在旗杆上随风乱舞，它们因为存放日久而皱巴巴的，数目也比从前少了。在它们下面，克拉伯在密码员科克的协助下，集合比赛获胜的小孩，以便颁奖。
“姆布图，姆布图·阿利斯塔尔，”科克低声说，“他不晓得跑哪里去了。”
克拉伯把麦克风举到嘴边。
“请姆布图·阿利斯塔尔小朋友到前面来。……老天，”他喃喃说，“我真分不出他们谁是谁。”
“还有凯蒂·德拉叙。她是白人。”
“还有凯蒂·德拉叙小朋友，请到前面来。”念到最后一个音节“叙”的时候，他含糊地带过去；因为他从一次惨痛经验得知，念错别人名字可是一种天大冒犯。
大使夫人穿着毛蓬蓬的貂皮大衣，和颜悦色地坐在一张折叠桌旁边，后面是五颜六色的礼物。风又刮起来了，凶猛无比。加纳人沙尔热（他一路下来都是垂头丧气地站在克拉伯旁边）冷得发抖，把大衣的毛皮翻领给竖了起来。
“取消他们的资格吧，”科克催促说，“把奖品颁给在场的小孩就行。”
“我要扭断他的脖子，”克拉伯狠狠地说，“我要扭断他的臭脖子。大家忙翻了他却一个人躲在家里偷懒。”
挺着个大肚子的科克太太已经找到两个乱跑的小孩，把他们带到得奖者的行列中去。
“星期一我要给他些颜色瞧瞧。”他低声说，再把麦克风举到嘴边。
但他不会的。他将不会给利奥任何颜色瞧瞧。因为作为一项事实，他将会对利奥避之惟恐不及；他会低下头，等待狂风吹过去。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使夫人现在要开始颁奖。”
 
掌声响起，但不是献给克拉伯的。运动会接近尾声了。大使夫人走向台前，读她的演讲词。克拉伯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这是一场家人之间的盛事……英联邦平起平坐的各成员国就像一家人……但愿世界的重大争端都可以这么友善的方式解决……由衷感谢运动委员会的诸位先生：杰克逊，克拉伯，黑廷，梅多斯……
一个在大帐篷边站岗的便衣警察从皮革外套口袋里取出一双手套，面无表情看着一个同僚。海柔·布拉德菲尔德——参赞夫人——与克拉伯四目相接。她努力暗示：好无聊，不过马上就会过去，到时我们说不定可以喝上一杯。但克拉伯马上把头转开。他告诉自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和什么都没看见。快闪，他想，对，就是这个词儿。快闪。他瞧瞧手表。只剩一个小时，太阳就要落到桁端22——即使波恩这里不是这样，至少在格林威治是这样。他到时会先来些啤酒，好保持耳聪目明，之后再来烈一点的玩意儿。快闪。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然后绕到后门溜出去。
“喂，”科克在他耳边说，“记得你报给我的股票名吗？”
“你说什么，哥们？”
“‘南非钻石’。‘联合公债’。它们连跌六天了。”
“别放，会涨回去的。”克拉伯完全言不由衷地说，然后小心翼翼退到大帐篷边缘。但就在他准备钻过一条帐篷缝隙时，一只手就抓住他肩膀，像转陀螺一样把他整个人转了过来。惊魂甫定后，他发现自己与一个便衣警察面对面。“搞什么……”克拉伯气得破口大骂——他是个小个子，痛恨别人摆布他身体。“搞什么……”但那警察已经摇了摇头，喃喃说着抱歉。他很抱歉，他说，他误以为他是另一个人。
 
不管莱尔本来是不是彬彬有礼的人，他现在都怒形于色。这趟行程让他极为恼怒。他痛恨摩托车，也痛恨前导车，两者的吵闹结合几乎超出他能忍受的限度。他也痛恨蓄意的无礼，不管那是冲着他还是冲着别人来的。他相信，他们现在所受到的对待，正是所谓蓄意的无礼。车子一在内政部的前庭停下，车门就被一队年轻人拉开。他们身穿皮夹克，一拉开车门就高声说道：“西布克龙先生要马上见你们！对，马上！请！”
“走快走慢我会自己决定，”被赶鸭子一样带往电梯去的布拉德菲尔德厉声说，“难不成你们敢命令我？”然后对莱尔说：“我会给西布克龙说去。简直像一队猴子。”
不过一走出电梯，布拉德菲尔德和莱尔的心情就平复了下来。那是他们熟悉的波恩：苍白、功能性的室内装潢，苍白、功能性的复制油画，苍白而未经上光的柚木家具；然后是白衬衫，灰领带，苍白得像月亮的脸。连布拉德菲尔德和莱尔在内一共是七个人。坐在西布克龙左右的两个人都是无名无姓的，而莱尔心想，他们说不定只是从楼下找上来凑数的。坐莱尔左手边的是中看不中用的礼宾司利夫；而他对面，也就是布拉德菲尔德右手边，是波恩的警察局长。莱尔凭本能就喜欢上他：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头，脸上的白斑就像是盖住皮革般肌肤上一个个弹孔的贴布。小包的香烟放在盘子上。一个表情严肃的女孩端来去咖啡因的咖啡，他们等她离开才开始说话。
西布克龙想干吗？这个问题，莱尔自早上9点接到他的简短电话之后就问过一百遍。
会议开始了，而就像每个会议一样，这个会议也是从阅读上一次会议的摘要开场。利夫以献媚的语调阅读摘要，就像他正在为接受一个奖章致词。他暗示说，这是一个极为幸福的场合。老警察局长解开身上绿色外套的扣子，点燃一根长长的荷兰雪茄，把它吸得像点了火的纸捻。西布克龙咳了几声，面有愠色，但老警察没理他。
“你对这份摘要没有异议吧，布拉德菲尔德先生？”
西布克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微笑，而尽管这种微笑冷得像北风，但却是莱尔今天希望看到的。
“暂时没有，”布拉德菲尔德从容回答说，“但我必须看过书面文字才会签字。”
“没有人要求你签字。”
莱尔猛地抬头。
“请容我阅读以下的声明，”西布克龙宣布，“稍后会给你副本。”
那是一份相当短的声明。
他说，对于一小群示威者可能会对各使馆人身财产安全构成的威胁，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和礼宾司利夫先生以及美国大使都已经交换过意见。西布克龙表示，他很遗憾额外的预防措施被证明是必须的，再说，他也宁愿防患于未然而不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他说他已经得到外交使节团团长的保证，各使节团的领导者都会绝对配合联邦当局的措施。英国大使本人也已经表示了认同。西布克龙的声音带点尖刻，不寻常地近于愤怒。利夫和老警察都刻意看着布拉德菲尔德，脸上明白写着敌意。
“我深信你们一定会接受这个意见的。”西布克龙用英语说，把一份声明的副本放在桌上。
布拉德菲尔德没说什么。他从内袋里取出钢笔，扭开笔帽，仔细插在笔帽里，然后用钢笔尖一行一行读那份声明。“这是一份备忘录？”
“对。待会儿给你的副本会附有德文翻译。”
“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它写成书面，”布拉德菲尔德态度轻松地说，“你知道得很清楚的，西布克龙，在这一类事情上，我们总是附和你的。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西布克龙没理会这番讨好话。“你很清楚，卡费尔德博士对英国人的态度并不友好。这让英国大使馆陷于一个特殊范畴。”
布拉德菲尔德的微笑没有半点不自然。“我们不会注意不到这一点。而这正是我们要倚重你的：不让卡费尔德先生的情感表现在行为上。我们对你这方面的能力充满信心。”
“正是如此。所以我想你理应可以体会我对英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安危的关心。”
“路德维希，这声明算是什么？一份爱的宣言？”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近乎嘲弄。
西布克龙接下来的话说得很快，就像是扔下一份最后通牒。“我必须要请求你，在有进一步通知以前，所有领事级以下的英国大使馆人员都应该留在波恩。麻烦你告知他们，为自己安全着想，”——他再次念他面前的声明——“从今日起和在有进一步通知以前，他们在本地时间每晚11点以后都应该留在家里。”
五张苍白的脸透过团团烟雾打量他们。在片刻的混乱和困惑中，只有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像战场上的指挥官一样，毫不动摇。
他说：关于公众秩序，英国从世界很多地方的惨痛经验中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不愉快的事故往往是由过分铺张的预防措施所激发的。
西布克龙没有置评。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尽管对西布克龙公私两方面的关怀深为感激，但他感到有责任提醒西布克龙，他反对采取任何会有引起外界误解之虞的动作。
西布克龙还是没说话。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就像西布克龙一样，他本人对维持大使馆的士气也是负有责任的。在现阶段，他不能支持任何会让别人误以为大使馆在敌人面前畏缩的措施，更何况敌人几乎还没有开始推进……难道西布克龙乐于看到别人说他布拉德菲尔德连几个流氓都怕吗？
西布克龙站了起来，其他人随即站起来。他用微一颔首代替义务性的握手。房门打开，那些穿皮夹克的人快步把他们带到电梯。摩托车的怒吼声震耳欲聋。两辆奔驰车像赶鸭子一样把它们赶向车道。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莱尔纳闷，以致活该受到这种待遇？究竟是谁掷石头打破了老师的窗户？
快到英国大使馆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布拉德菲尔德：“不会是跟昨天晚上的事有关吧？”
“没有任何可想像的关联。”布拉德菲尔德反驳说。他身体坐得笔直，表情僵硬，怒气犹存。
“不管西布克龙为什么这样对我们，”他补充说，更多是提醒自己而不是对莱尔倾吐心事，“他都是一根我不敢切断的线。”
“没错。”莱尔说，然后两人下了车。运动会刚结束。
大使馆礼拜堂位于一座树木扶疏的山丘上，在它更上方，大使馆给自己盖了个小小的市郊版萨里23。房子都是些舒适的股票经纪人房子，有大壁炉和多间已派不上用场的仆人房间，掩映在稀疏的女贞与金链花的后面。空气中颤动着英军电台的轻音乐声。毫无疑问是英国种的狗在长长的花园里漫步。人行道上停满英国使领太太们的敞篷小轿车。在这条小道路上，每逢温暖月份的每个星期天，都会上演一场比参赞处会议怡人得多的仪式。早上11点前的几分钟，狗会被召回室内，猫会被驱逐到花园去，然后头戴各色帽子、手提匹配皮包的太太们就会从十几扇前门走出来，尾随的是她们穿着称头星期日西装的丈夫。
没多久，一小群人就会聚在路上。有人会讲笑话，有人会笑。他们会焦虑地左右打量，看看有谁还没来。克拉伯夫妇会不会睡过头呢？是不是应该找个人打电话给他们？不用，他们终于来了。然后大伙会慢慢向山坡下面的教堂走去，女的走在前头，男的走在后头，双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礼拜堂的台阶时，他们会停下来，微笑地看着在场等级最高的一位女士，等她先走。而她则会露出一点点惊讶的表情，踏上台阶，消失在绿色布帘后面。然后，其他人会陆续走上台阶，而相当偶然的，他们的先后顺序会和他们在大使馆里的身份完全一样，就像他们会在意这种事似的。
那个星期天早上，布拉德菲尔德如常在他漂亮太太海柔的伴随下，走入教堂，在他们一向坐的那排长凳上坐下。坐他们旁边的是蒂尔夫妇——基于事物的道理使然，蒂尔夫妇都是比他们先走进教堂的。布拉德菲尔德虽然理论上是个天主教徒，但却把参加大使馆的基督教礼拜视为铁的义务。在这件事上，他婉拒向自己的教会或良知请示。布拉德菲尔德夫妇是俊俏的一对。海柔的爱尔兰血统鲜明，赤褐色的头发在窗子照进来的阳光中闪闪发亮。在公开场合，布拉德菲尔德对太太都有一种特别的互动方式：既殷勤而又居高临下。在他们正后面，档案官梅多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金发和相当神经质的女儿迈拉旁边。迈拉是个漂亮的姑娘，但一群太太们却总是纳闷她那个拘谨的老爸怎么会容许女儿浓妆艳抹到这种程度。
在长凳上坐定后，布拉德菲尔德打开诗歌本（里面有些诗歌是他基于品位的理由规定不准唱的），翻找预定要唱的诗歌。然后他打量教堂四周，看看有谁缺席。没有。然而，就在他视线要移回诗歌本的时候，却看到荷兰参赞的太太（又是国际妇女会的副主席）万代隆格夫人从她的长凳上探身，带点歇斯底里的声音问别人：怎么没有风琴手？布拉德菲尔德望向风琴的位置，只看到空的椅子和放在上面的绣花靠枕。同一时间，他意识到教堂里因为没有音乐预奏声所形成的尴尬寂静，而这寂静又因为米基·克拉伯——今天凑巧轮到他当招待——关上一扇门时所发生的吱嘎声得到加强。布拉德菲尔德快速站起来，从过道往回走。站在唱诗班前排的钱宁·冈特——他是参赞处的警卫——看着他，神情紧张害怕。珍妮·帕吉特的坐姿直挺得像个新娘子，眼睛僵直地前望，除上帝的亮光外什么都没看见。密码员科克的太太珍妮特坐她旁边，心思完全是在想未出生的小宝宝。她先生人在大使馆里值班。
“黑廷死到哪儿去了？”布拉德菲尔德问，但只看了克拉伯的表情一眼就知道是白问。他走出教堂，往山坡上走了一小段路，推开通向圣器室的小铁门，然后没敲门就走了进来。
“黑廷没来，”他简略地说，“谁可以代他弹风琴？”
牧师是低教会派24的人，太太和四个小孩住在威尔士。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跟他一道来。
“他以前从不会缺席。”
“谁可以代他？”
“大概是码头关闭了。我听说外头很乱。”
“那他可以绕远路走桥上过来啊。他以前不也常常这样。有人可以代他吗？”
“就我所知没有。”牧师说，手指拨弄着他金色圣带的一头，心思遥远。
“那你打算怎么办？”
“也许有谁能起个音，”牧师犹豫地说，眼睛怔怔看着插在日历旁边的一张洗礼明信片，“也许这就是解决办法。钱宁·冈特是个很棒的男高音，他也是威尔士人。”
“很好，唱诗班必须有人带。你最好马上知会他们。”
“问题是，你看他们不会唱那些诗歌，布拉德菲尔德先生。”牧师说，“星期五晚上的唱诗班练唱他也没有来主持。看来他是不会来的了。我们得自己拼凑一下。”
走入外面的新鲜空气时，布拉德菲尔德看见梅多斯迎面而来。梅多斯静悄悄从女儿身边走开，尾随布拉德菲尔德走到教堂后面来。
“他消失了，”梅多斯说，声音平静得吓人，“每个地方我都查过。医院的病人名单里没有他。我找过他的医生，也去过他的住处。他的车还在车库里，牛奶搁着没有喝。自星期五起就没有人看到过他或听到过他的声音。连我女儿的生日派对他也没有去。他答应过要送她吹风机当礼物。他从不会失信，布拉德菲尔德先生，这完全不像他为人。”
有一刹那（只是一刹那），布拉德菲尔德的沉着看来不见了。他怒目圆睁瞪着梅多斯，然后往回走，样子像是决定不了要消灭自己的愤怒还是失望——就像不管是愤怒还是失望，都足以驱使他冲到礼拜堂，打开每一扇门，把这个消息吼着告诉悠闲自在地等在里面的每一个人。
“跟我来。”
就在他们才走进使馆的大铁栅门，还没有受到警察的盘查，就已经可以嗅出危机的味道。两辆军用摩托车停在前草坪。密码员科克等在前台阶，手里还拿着一本投资指南。一辆绿色的德国警用厢型车停在食堂边，蓝色警示灯闪个不停。他们可以听见无线电的噼啪声。
“感谢老天爷你回来了，先生。”麦克米伦说，“我派了值班司机去找你。他一定是在马路上跟你错过了。”
教堂钟声响彻整栋建筑物。
“有来自汉诺威的电话，先生，是总领事馆打来的。我并不是听得很清楚。游行失控了，先生；人们发了疯似的。他们攻击了图书馆，现在正朝英国领事馆而去。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搞的；比格罗夫纳广场的示威还要乱。我可以在话筒里听到人群的尖叫声，先生。”
梅多斯尾随布拉德菲尔德匆匆走上楼梯。
“你说吹风机？他要送你女儿一个吹风机？”
这是一种蓄意的不切题，一种蓄意的放缓，是投入战争前一种神经质的姿势。至少梅多斯是这样分析的。
“他特别订了一个。”
“不重要了。”布拉德菲尔德说，而当他就要踏入密码室的时候，梅多斯再一次向他说话。
“那档案不见了，”他压低嗓音说，“那个绿档案。自星期五起就不翼而飞。”

3 阿伦·特纳
那是近乎自由的一天：是你待在伦敦却可以遐想乡村的一天。在圣詹姆斯公园，提早报到的夏天已迈入第三周。沿着湖边，女孩子像一朵朵鲜花似的躺着，沐浴在五月一个星期天下午不自然的炎热里。一个管理员先前点了个火堆，燃烧的树叶味与车流的回声交织在一起。只有在湖心岛上晃来晃去的鹈鹕看来有什么地方要去，也只有阿伦·特纳看来是在赶路——他的大鞋子在沙砾上磨得嘎嘎响。这一次，就连湖边的女孩都分不了他的心。
他的鞋子是厚重的粗革皮鞋，滚边已重粘过几遍。他身穿一件有污渍的夏天外套，手上提着个有污渍的帆布袋子。他是个高大壮硕的人，金发，相貌平平而脸色苍白，有着登山家的宽肩膀和粗手指，而他的步伐像是缓缓向前推进的驳船——一种显眼、带侵略性、警察般的步伐，固执而不讲究技巧。他的年纪难于猜测。大学生会觉得他老，但只是觉得他比大学生老。他的实际年龄老得会让年轻人吓到，又年轻得会让上了年纪的人吓到。他的同僚从很久以前起就赖得再去猜他的年纪。大家只知道他是很晚才入这一行的（这不是个好征兆），从前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员。外交部的内部刊物对他语多保留。尽管这些刊物对外交部其他特纳的背景都会交代得巨细靡遗，惟独对阿伦·特纳的背景却是守口如瓶——就像是考虑过所有事实以后，它们觉得沉默才是最宽厚的做法。
“这么说把你也找来了，”从后面赶上他的兰伯特说，“卡费尔德这一次可真是把事情闹大了。”
“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当人墙？补破网？”
兰伯特是个个子小而精力旺盛的家伙，喜欢人家说他跟谁都处得来。他在西方司占据一个资深职位，并主持一支各级人员都可以参加的板球队。
他们开始爬“克莱武台阶”。
“你休想改变得了他们。”兰伯特说，“这是我的观点。这是一个多疑症病患构成的国家。总是想着有人会对他们不利，要在背后给他们一刀子。被迫害妄想狂。这是他们的毛病。”
他给特纳时间去附和他。
“我们整个部门都得来加班。包括女孩子。”
“老天，他们看来真的是吓到了。连后备队都用上了。”
“你知道这事情可以让我们在布鲁塞尔的希望泡汤的。犹如一记当头棒喝。要是德国内阁屈服于国内的压力，我们就没戏唱了。”他的语气像是在品味这样的前景，“那样的话，我们就得另找一个完全不同的办法。”
“我不认为找得到一个。”
“外相已经和他们的大使谈过话。我听说对方答应完全负担我们的损失。”
“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继续度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睡大觉。”
他们已经走到台阶顶部。印度的缔造者25一只脚漫不经心地踏在青铜基座上，眼神越过他们，心满意足地看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林间空地。
“他们还把门开着，”兰伯特说，语气温柔，带着敬意，“还是照平常工作日一样谈判着。他们真的很拼命。”他的话没有获得回响。“好吧，到啦，先这样。”但马上又一脸狡猾地补充说：“对了，有一番说词对我们会很管用：把欧洲的其余国家团结在我们后面将可以抵抗纳粹的威胁。没有比跺军靴更能拉拢我们的老盟友的了。”说完这个，兰伯特带着不气馁的友善表情最后一点头，走进了大楼26主入口威严的阴影里。特纳凝视他的背影，把他的小身体与宏伟门廊那些托斯卡纳式的柱子对比了一下。特纳的表情中甚至有一点眷恋的味道，就像是他真的很想成为兰伯特这样的人：小个子，整洁，圆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最后他终于回过神，继续走向大楼边上一扇较小的门。那是一扇脏兮兮的门，玻璃后头镶着块褐色的硬木板，写着：未经授权，不准入内。特纳花了一点点气力才把门推开。
“拉姆利先生要见你呢，”门卫说，“当然是等你抽得出一分钟空的时候啰。”
他是个脂粉气的年轻人，喜欢在大楼的某一边当班。“他特别问到你呢。哦，你都打包好了。要去德国是吧。”
他的短波收音机整天开着：有个记者正在汉诺威现场作实时报道，背后是阵阵像大海咆哮的人群咆哮声。
“听到这声音就知道你一定会受到很好的接待。他们已经在图书馆捣乱过，正在向领事馆进发。”
“他们午餐时间就在图书馆疯过。那是一点钟的事。警察在领事馆四周布下警戒线。有三重那么多。他们别想越雷池半步。”
“他们打算在广场里烧书，”门卫从后面大声说，“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会的，那正是我他妈将要做的事。”他的声音极为平静，但传得很远；一种约克郡的声音，寻常得像杂种狗。
“他帮你订到了去德国的票。你问问旅游科就知道！是二等车厢的火车票。肖恩先生出差都是坐头等！”
推开办公室的门后，特纳看到肖恩懒洋洋地坐在桌子后面，他的近卫军夹克挂在特纳的椅背上，八颗纽扣被从彩绘玻璃折射过来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他正在打电话。“他们得把一切必需品先给准备好，”肖恩说，用的是最温柔的声音，温柔得足以让最平静的人所说的话都显得歇斯底里。同样的话他显然已经说过好几遍，只因为考虑到对方头脑不好才再说一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所有当地雇员都得回家去，我们可不想德国公民因我们受伤而要负赔偿责任。告诉他们这个，再打给我。”“老天！”他挂断电话后尖声向特纳说，“你跟那家伙打过交道吗？”
“谁？”
“总务科那个光头小丑。负责各种具体细节那一个。”
“他叫克罗斯。”特纳把袋子扔到墙角。“他也不是小丑。”
“他是个神经病，”肖恩喃喃地说，失去了坚持的勇气。“我敢打赌。”
“那就别说出去，否则他们就会把他调来安全室。”
“拉姆利找你。”
“我不想见他，”特纳说，“我压根儿不想浪费时间。汉诺威是个D级单位。他们没有密码员，什么都没有。我去那里能干些什么？抢救他妈的皇家宝石？”
“那你为什么把袋子带来？”
特纳从桌上拿起一页电报。
“他们知道有这个游行已经几个月。从西方司到我们，没有人不知道。波恩的参赞处三月就报告过这事情。我们为什么不撤离人员？为什么不把小孩送回来？没钱，三等车厢的车票已经售罄。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叫他们见鬼去吧！”
“拉姆利说要马上见你。”
“拉姆利也见鬼去吧。”特纳说，坐了下来。“看完所有数据以前我不打算见他。”
“不把他们送回来是政策。”肖恩接过特纳的论点。他一直认为自己被调到安全室来只是暂时的，就像是两次派遣中间的一趟休息。他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熟悉政治事务的机会。“我们不容许在暴民面前表现出胆怯。再说，参加示威的毕竟是少数人。英国雄狮可不容许自己会被几个流氓的三脚猫把戏给吓到。”
“对啊，它不会给吓到的。它怎么会？”
特纳推开一份电报，开始看下一份。他读得很快，而且不费力气，眉宇间有一种学者的自信。他又根据某些他自己才知道的标准把电报归类为不同的一叠叠。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突然失去了矜持？”他问道，一面继续读电报，“为什么要把我们召来？是怕西方司那些小娃娃心里不平衡？到底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静一静？”
“因为那是德国。”肖恩软弱无力地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
“再掰啊。”
“只希望这事情没有坏了你的周末大计。”肖恩说，发出一声讨人厌的嗤笑声。他一向怀疑特纳的性生活要比自己的多姿多彩。
第一份电报是布拉德菲尔德发来的。上面标示着“急报”。发出时间是11点40分，交到值班柜台的时间是2点28分。电报中说汉诺威总领事已经把所有英国职员和家人召集到使馆区，也派了紧急代表与警方交涉。第二封电报是转述路透社在11点53分一则实时新闻的内容：示威者业已闯进英国图书馆；警察人数不足以维持秩序；图书管理员爱希女士的下落目前不明。
紧接着是另一封来自波恩的电报：“据北德电台报道，爱希女士已为暴民所杀。”但这封电文马上又受到另一封的否定：布拉德菲尔德在内政部的西布克龙先生的协助下（“我与西布克龙先生具有紧密关系”），已经成功与汉诺威警方取得直接联系。根据他们的最新评估，英国图书馆遭到了洗劫，它的藏书遭到公开焚毁。一些大型海报被贴出，上面写着些反英的标语：“德国农民是不会为你们的帝国买单的！”或“要吃面包自己烤，别偷我们的！”格尔妲·爱希女士现年五十一岁，住在汉诺威霍伦佐勒尔街四号。她在暴动中被示威者拖下两层石头楼梯，脸部受到拳打脚踢，示威者又逼她把图书馆里的书扔到火堆里。骑马的警察和镇暴工具正从邻近城镇调集中。
从一份档案（那是肖恩从档案科调出来的，上面有他的眉批），特纳读到了一些有关可怜的爱希女士的背景。她是个退休的老师，曾经为英国占领军工作过，也担任过英德会社汉诺威分社的秘书。她在1962年获颁国际交流贡献奖章。
“另一个倒大霉的亲英派。”特纳喃喃地说。
接下来是一封长而乱的电文，内容是一些电台和报章报道的摘要。特纳照样把它细细读了一遍。看来在场没一个人明白暴动是什么引发的，也没有人明白一开始群众是受到什么驱使而冲向图书馆。虽然示威游行如今在德国已属司空见惯，但这种规模的暴动却前所未见。德国政府对事态的发展表示了“深切关注”，而内政部的路德维希·西布克龙先生亦打破一贯的沉默，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情况确实有值得忧心之处”。当局作出了一个实时决定，那就是给整个联邦德国境内的官方和准官方英国建筑物增加额外的警力保护。英国大使在经过起初的犹豫以后，亦已同意对其人员实施自愿性的宵禁。
对于事故的来龙去脉，不管是警方、报纸还是学生代表本身的说法，都混乱得不能再混乱。有些人宣称暴动是自发性的，群众因为看到图书馆大楼有“英国”的字眼，受到刺激，便一拥而上。这是很自然的，他们说，因为布鲁塞尔谈判的最终结果近在眉睫，而“再造运动”的一贯政策是反欧共体的，也因此是反英的。另一些人则指天誓日说群众是看到信号——一条从一扇窗户向外挥舞的白色手帕——才会一拥而上的；有个目击者甚至说他看到一支火箭从市政厅后面升空，然后在半空爆炸，迸射出红色和金色的星星。有些人认为群众是主动向前冲，另一些则认为群众是被“人流”不由自主地卷着走。“那是由中心领导的，”一个资深警察报告说，“在中心部分移动以前，圆周部分本来是一动不动的。”但西部电台却认定“处在中心位置的示威者一直保持冷静。暴乱是由少数站在前头的流氓发动的，其他人只是被迫跟从而已。”看来只有一点是各种说法意见一致的，那就是事故是在音乐声最响的时候爆发的。甚至有一个女性目击者认为，那音乐声本身就是一个发动群众向前冲的讯号。
另一方面，《明镜》周刊的记者在北方电台接受访问时，却有一个详尽而不同的说法。他说，示威开始前一小时，有一辆灰色巴士把“三十个精壮的保镖”载到汉诺威的市中心，他们守在讲台四周，形成一个“保护圈”。巴士是以吕讷堡的迈尔先生的名义租的，那些保镖则部分是大学生，部分是年轻的农民。带头往前冲的人就是他们。由此可见，整个行动是由卡费尔德本人指使的。“那是一个公开的宣言，”那记者说，“表示从此以后，‘再造运动’会按自己的音乐迈进。”
“那个爱希，”特纳终于开口说话，“她有什么最新消息？”
“她跟预料的一样好。”
“有多好？”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好。”
“幸而不管爱希或图书馆都不是英国人的责任。图书馆是占领时期兴建的，占领一结束，它就被移交给了德国人。它既不是由土地所有者控制或全部拥有的。所以说跟英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么说，他们烧的是他们自己的书啰。”
肖恩愣了一下，然后咧嘴一笑。
“对，确实如此，”他说，“这是个有用的点子，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交给新闻科。”
电话响起，肖恩拿起话筒接听。
“是拉姆利，”他说，手盖住话筒，“门卫告诉他你来了。”
特纳置若罔闻。他在读另一封电报。是一封相当短的电报，只有两段。它的抬头写着“拉姆利亲启”，标示的等级是“紧急”。特纳读到的是副本。
“他要你接听，阿伦。”肖恩递过话筒。
特纳把电报念了一遍，接着再念一遍。然后走到铁柜前面，抽出一本没用过的黑皮小笔记本。他把笔记本塞入外套暗袋。
“你这个白痴，”他站在门边，静静地说，“为什么你总学不会自己读电报？我们要打点的是一个叛逃者，你却去张罗什么灭火器。”
他把那张粉红色的纸张举到肖恩面前。
“他们称之为有计划的离开。四十三份档案失了踪，没有一份是低于机密级的。一个属于最高机密的绿档案自星期五起就不见了。不可否认，这是有计划的。”
特纳没有理手上还拿着话筒的肖恩，大踏步走出走廊，朝他老板的办公室而去。他的眼睛是一个游泳者的眼睛，颜色非常淡，像是被无色的海水漂白过。
肖恩瞪着特纳的背影，心里想：当你向别的等级敞开心扉时，就总会是这种结果；他们抛妻弃子，在走廊里使用污言秽语，对一般的礼节不当一回事。他叹了口气，挂断电话，然后再次拿起话筒，打到新闻科去。我是肖恩，肖邦的肖，恩惠的恩。有关汉诺威的暴动，他想到一个很好的点子，说不定在记者会上派得上用场：那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德国人烧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书……他心想这说不定还可以表现一下英国人的冷峻幽默感。对，肖恩，肖邦的肖，恩惠的恩。不谢，说不定我们可以找一天一起吃顿午餐。
 
拉姆利面前摊开着一个活页夹，他苍老的手按在上面，像双爪子。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外交部甚至没有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他是不存在的。他甚至没有经过安全审查，更不要说身家清查。我到人事部才挖到他的一些数据。”
“然后呢？”
“他有一点点异味。外国味。难民背景，是30年代移民来英国的。读农业学校，在皇家轻工兵服役，炸弹拆除小组。他是1945年跑回德国去的。当过临时的下士，在对德管制委员会待过。听起来像是那些战后回德国寻找机会的犹太人之一。占领时期的德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成功了，有些则漂流到各领事馆去。他们有相当多人回流，有的消失在茫茫人海，有的则重新取得德国国籍。还有一些走上歧途。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童年27，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啊，抱歉。”拉姆利突然说，脸几乎红了起来。
“他有搞出什么成绩来吗？”
“没有值得提的。我们查过他的近亲。他有一个叔叔住在汉普斯特德，名字叫奥图·黑廷。曾经形同他的养父。没有其他在世的亲人。他叔叔是制药的，但听起来更像郎中，卖的是一些狗皮膏药。他叔叔已经死了。十年前死的。从1941至1945年，他叔叔是英国共产党汉普斯特德分部的党员。曾经因为性侵害小女孩被判刑。”
“多小的？”
“这重要吗？利奥和他同住过一段时间。我怀疑老头就是那时候吸收他的……好对我们进行长期渗透。这很符合模式。又也许是后来有人重新提醒他他的身份。他们28从不放人走的。就像天主教一样坏。”
拉姆利厌恶宗教。
“他怎么能接近那些档案的？”
“不清楚。他的职衔是‘理赔和领事事务’——姑且不论那是什么意思。他有外交人员身份。二等秘书。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职位。没得升迁，没得调动，没有退休金。参赞处等于是给了他一个栖身之地。不算是个正式的外交人员。”
“好命的家伙。”
拉姆利没理这话。
“交际津贴是……”拉姆利瞧了瞧资料，“一年一百四十英镑，但得要用在招待五十多个客人鸡尾酒和三十四个客人吃晚饭上。都是要收据报销的。还真是少得可怜。他是在当地被雇用的，换言之是一个临时雇员。他已经干了二十年。”
“却留下十六年的事得我去做。”
“他在1956年曾经申请要和一个叫爱克曼的女孩结婚。玛格丽特·爱克曼。他们是在军中认识的。但他显然没有把申请贯彻下去。自此以后有没有结过婚，我们没有记录，不得而知。”
“说不定是他懒得申请了。那些失踪档案是关于什么的？”
拉姆利犹豫了一下。
“只是个大杂烩。”他敷衍地说，“一般性的大杂烩。布拉德菲尔德已经在清点，点好会开列一张清单。”门卫的收音机再一次在走廊里震天价响。
“什么样的大杂烩？”
“跟政策有关，”拉姆利说，“不属于你的领域。”
“你是说不能让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你无须知道。”他相当漫不经心地说。拉姆利的世界已经垂死，而他不希望任何人生病。“我必须承认他选择了一个下手的好时机。有那么多事情正在发生。说不定他只是随手往档案堆里抓一把，然后就跑。”
“纪律方面呢？”
“没有太多记录。他五年前在科隆跟人打了一架。夜总会的斗殴。大使馆千方百计把事情掩饰起来。”
“他们没有因此炒了他？”
“我们喜欢给人一次机会。”拉姆利继续埋头在档案里，但语气满是讽刺。
他六十岁或以上，声音沙哑，一身灰色：灰脸、灰西装，像只猫头鹰；背微驼，干巴巴。多年前他当过驻某个小国的大使，但仅只一任。
“你每天打电报向我报告。布拉德菲尔德会帮你安排。但别打电话，明白吗？直接通话不安全。”他合起活页夹。“我与西方司说好了，布拉德菲尔德也与大使说好了。他们让你去，只有一个条件。”
“他们真精。”
“绝不能让德国人知道。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不能让他们知道他跑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找他。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一直有一条裂缝。”
“要是他抱走的是危及北约安全的秘密数据怎么办？”
“这方面的事情不用你来担心。我给你的指令是轻手轻脚。不要蛮干硬干，明白了吗？”
特纳没说话。
“你不得骚扰或冒犯任何人。他们在那边有如走在刀口上，任何闪失都有可能让他们失去平衡。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任何时间都如此。要是德国佬怀疑我们玩两手游戏，与俄国人有地下交易，那就更糟了。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就一切都毁了。”
“看起来我们和德国佬玩的一手游戏玩得很辛苦。”特纳说，借用了拉姆利的用语。
“大使馆现在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既不是黑廷，也不是卡费尔德，更不是你。他们念兹在兹的是布鲁塞尔的谈判。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你最好记住，否则就会被扫地出门。”
“为什么不派肖恩去了？他圆滑得多。可以把他们迷得团团转。”
拉姆利推开横在桌上的一份备忘录——里面包含一些黑廷的个人特征。“因为你会找得到他而肖恩不会。这并不代表我仰慕你。你这个人会为了找到一颗橡子而不惜推倒一座森林。是什么驱策你的？你在寻觅什么？一些绝对真理？如果说有什么事是我最痛恨的话，那就是看到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跑去寻觅上帝。也许你需要的是尝一点点失败的滋味。”
“我尝得够多的了。”
“有你太太的消息吗？”
“没有。”
“你应该原谅她的。你以前不也原谅过她吗？”
“老天，你是在瞎猜，”特纳呼吸急促地说，“你以为你对我的婚姻知道多少？”
“一无所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资格给你忠告。我只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继续惩罚我们。”
“还有什么忠告吗？”
拉姆利打量他，就像个已经没有多少案子可办的老警长。
“老天，你真容易鄙夷别人，”他说，“你让我害怕。我就免费再给你个忠告好了。你最好是赶快喜欢人类，否则就来不及了。在你还没有死以前，你会需要我们的——哪怕我们只是二流。”他把一份文件塞到特纳手中。“走吧。把他找出来。但不要以为你是脱缰野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是你，就会搭午夜班车，好在第二天午餐时间到达。”他一手遮额头，黄色眼睛向着阳光普照的停车场闪烁。“波恩是个雾蒙蒙的鬼地方。”
“如果可以，我希望搭飞机去。”
拉姆利缓缓摇头。
“你等不及了，对不对？你等不及要扑向他。唉，我真希望我有你的干劲。”
“你有过的。”
“给自己找件西装或什么像样的东西来穿吧。让自己看起来是有所归属的人。”
“但我不是有所归属的人，对不对？”
“你说不是就不是。”拉姆利说，不再在乎什么。“放低点身段吧。你们这种人已经因为自命不凡而受太多罪了。”
“有一件事你还没有告诉我。如果不能两者兼得，你最想要的是哪一样：人还是档案？”
“问布拉德菲尔德去吧。”拉姆利回答说，眼睛回避特纳的目光。
 
回到办公室，特纳打电话到太太住处。接电话的是她妹妹。
“她出去了。”她说。
“你是说他们还在睡觉？”
“你想要干什么？”
“告诉她我要出国。”
挂断电话时，他的心思再一次被门卫的收音机吸去。收音机的音量此时被开到最大。一位字正腔圆的女士正在读新闻简报。再造运动下一次的游行将会在波恩举行，她说；时间是本周五，离今天还有五天。
特纳咧嘴一笑。听起来有一点像是一个下午茶约。他捡起袋子，离开大楼，朝富勒姆而去。富勒姆以两样东西知名：供食宿的公寓和被妻子扫地出门的男人。

4 12月的续约
到机场接他的是莱尔。莱尔开的是一辆相对于他年纪而言略年轻了一点的跑车，它风驰电掣地在乡村公路上飞驰。虽然还是相当新的车子，但车身的烤漆在夹道的栗树中显得暗沉。时间是早上九点，但街灯还亮着。在他们两旁，平坦田野上的农舍和新建筑缭绕着薄雾，像是被大海抛到岸上的废船。雨滴刺针般打在面积不大的挡风玻璃上。
“我们在阿德勒饭店给你订了房间。希望合适。我们不是太知道你们这一类人员的住宿规格。”
“这些海报上说些什么。”
“啊，我们几乎已经不再读它们。统一……与莫斯科结盟……反美……反英。”
“真高兴知道我们还在大联盟里面。”
“我恐怕你碰上一个地道的波恩天了。有时雾还会再冷一点点，”莱尔继续欢快地说，“那时我们就会称之为冬天。有时会温暖一点，我们就喊它夏天。你知道人们是怎样形容波恩的吗？不是下雨就是平交道下陷。当然，两者经常是同时发生的。被雾封锁起来的孤岛，这就是我们英国大使馆的处境。这是个非常形而上的地方，真实相当程度上被梦境取代。我们活在不久的未来与不那么近的过去之间。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在这里待了一辈子。”
“你一向都有随从的吗？”
一辆黑色的“欧宝”跟在他们三十码后面。它既不加速也不减速。坐前座的是两个脸色苍白的男人，车头灯亮着。
“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至少是这么说的。我想你听过我们和西布克龙会面的事吧？”他们向右，“欧宝”跟着右转。“大使相当火大。但经过汉诺威的暴动后，他们现在当然是振振有词了：没有英国人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会是安全的。我们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不过说不定星期五之后警卫就会撤走。伦敦那边有什么新闻？我听说史蒂德得了利马的缺。”
“对，我们所有人都很兴奋。”
一个黄色路标指出离波恩还有六公里。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绕远路。现在进城和出城都很挤，有一些检查岗哨之类的。”
“我记得你说过卡费尔德对你们没有影响。”
“我们每个人嘴巴上都是这样说的。那是我们的宗教。我们被训练得把卡费尔德视为讨厌鬼而不是瘟疫。你会习惯的。对了，布拉德菲尔德有口信要我带给你。他为不能亲自接你感到抱歉，但他目前面对的压力相当大。”
车子急转弯转出大路，在电车轨道上颠了两三下，开进一条小路。偶尔会有一张海报或一张照片迎他们而来，又快速没入雾中。
“布拉德菲尔德的口信就是这些？”
“谁知道还有些什么问题。他想你大概想会先知道这个。掩护，你们是这样喊的吗？”
“我也许会这样喊。”
“我们那位朋友的失踪现已被普遍注意到，”莱尔继续以友善的语调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幸而汉诺威的事件转移了人们的视线，让我们来得及修补几个破洞。对外，劳利的说法是黑廷请了事假。他没有公布细节，只暗示黑廷碰到一些私人麻烦。资浅人员爱怎样想就怎样想：精神崩溃，家庭烦恼；就让他们造他们的谣去。布拉德菲尔德在今天早上的会议上宣布了他的处理方式，我们全都支持他。至于你……”
“怎样？”
“我们打算说你是来这里进行一般性的安全检查。你觉得怎样？在这个危机时期，听起来很有说服力。”
“你跟他熟吗？”
“黑廷？”
“对，你跟他熟吗？”
“大概算熟，”莱尔说，在一盏红绿灯前面停下车来，“但我想应该让劳利先跟你谈谈。说说看我们可爱的约克老爷们有什么新闻？”
“你在说谁？”
“我好抱歉，”莱尔不自在地说，“这是我们这里给内阁取的称呼。我真是够蠢的了。”
他们接近大使馆了。当他们往左拐开进大使馆的车道时，黑色的“欧宝”从后面慢慢驶过，就像个看着小孩安全过了马路的老保姆。大堂里一片混乱。公文信使、记者和警察人挤人。一道橘色的铁栅栏封住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莱尔快步把特纳带上二楼。值班柜台一定有人已经打电话向布拉德菲尔德报告了这件事，因为当他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布拉德菲尔德已经站了起来。
“劳利，这是特纳。”莱尔说，就像没什么事他可以做似的。离开时他细心地带上门。
布拉德菲尔德是个结实、自制的人，浅颧骨，保养得很好，不然，以他的年纪，不可能睡那么少还撑得住。然而，过去二十四小时的紧绷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记号：他眼角处出现了不常看到的细淤痕，脸色苍白得不自然。他不发一语地打量特纳：攥在一只大手里的帆布袋子，邋里邋遢的淡黄褐色西装，不退让、尊卑不分的五官。有片刻光景，不由自主的怒气看似就要从布拉德菲尔德身上爆发，让他惯有的沉着备受威胁。那是一种审美上的愤怒，愤怒为什么在这个非常时候竟然会有这样一个刺眼而不协调的人出现在他面前。
特纳听得到走廊外面忙碌的低语声、踏踏的脚步声、打字机的快速喀哒声和密码机的幽幽搏动声。
“在这个麻烦时期能够有你来帮忙真好。那袋子由我代劳吧。”他接过帆布袋子，把它随便扔到椅子后面。
“老天，好热。”特纳说。他走到窗前，两肘靠在窗台上，凝视外面。在他右手边的极远处，是柯尼希斯温特的七峰山，它们披着一层薄云，在无色天空的衬托下，像是歌特式的梦境。在它们下面，特纳隐隐看见呆滞的水光和一些静止船舶的影子。
“他住在那边，对不对？柯尼希斯温特？”
“我们在河对岸有两三栋租来的宿舍。它们的需求量从来不高。要从码头过河是一桩麻烦事。”
在饱受践踏的草坪上，工人正在拆解大帐篷，两个德国警察在一旁看着。
“我猜你们在处理这一类案子时，都有些例行性的程序吧。”布拉德菲尔德对着特纳的背说，“你告诉我们你需要些什么，我们会尽所能提供给你。”
“好的。”
“密码员有一个日间休息室，你可以使用，不会受到打扰。他们已经得到指示，不需要谁的批准就可以给你发电报。我也交代了档案库做一份失踪档案的清单。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话，我深信莱尔一定会尽所能提供给你。至于社交方面……”布拉德菲尔德犹豫了半晌，“我要邀你明天晚上到我家里用餐。我深信莱尔会借你一套晚礼服。”
“有好些例行性的程序。”特纳终于回答说。他弯身靠在暖气炉上，打量房间四周。“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事情应该简单得要命。问问警方。查查医院、疗养院、监狱、救世军旅馆。把他的照片散发出去，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然后我会亲自去找他。”
“去找他？去哪里找？”
“从其他人那里去找。从他的背景去找。查他的动机、政治上的联系、男朋友、女朋友、有接触的人。查任何涉入的人：知情的人、半知情的人、只知道一点点的人。查是谁帮他跑路的，他见过谁和在哪里见过；查他是用什么联络方法，有哪些藏匿点、接头点，他计划这件事情已经有多久……也许还有必要查是谁掩护他的。这就是我的方法。然后我会写一份报告，指出该负责的人，制造一些新的仇家。”他继续打量房间，看来，在他清澈、莫测高深的眼睛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清白的。“这是其中一种例行程序。当然，它只适用于和我们友好的国家。”
“你提到的大部分方法在这里都是相当不能被接受的。”
“哦，当然。拉姆利已经提醒过我了。”
“也许在你有所行动以前，我应该再提醒你一遍。”
“请便。”特纳说，态度可说是故意要惹人生气。
“我猜在你们的世界，秘密是最重要的。它们比任何事都重要。凡保密的就是你的朋友，凡泄密的就是你的猎物。但在这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以目前的情况为例，政治的考虑要远重于安全的考虑。”
特纳突然咧齿而笑。“一向都是这样的，”他说，“这正是让人惊讶之处。”
“在波恩这里，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代价保持德国政府对我们的信任和友善。巩固他们不理会选民越来越高批评声浪的决心。联合政府生了病，最小的细菌都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我们的任务是宠这个残疾人。安慰他、鼓励他和有时恐吓他，然后向上帝祈求他会至少活到我们加入欧共体为止。”
“好感人的画面，”特纳再次看着窗外，“我们只有一个盟友，但他却是个瘸子，需要拐杖搀扶。欧洲两个病号互相搀扶着彼此。”
“不管你喜欢与否，这不巧就是事实。情形就好比打桥牌。我们手上都是烂牌。我们的信用用尽了，我们的资源是零。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指望搭档。我们向他微笑。为了回报我们的微笑，他会叫牌和主导大局。那笑容是我们惟一的筹码。英国政府与德国联合政府的全部关系就是靠这个笑容维系。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的脆弱微妙。我们与欧洲未来的关系再过十天就要决定了。”他暂停下来，显然是预期特纳会说话。“卡费尔德会选择下星期五在波恩游行并不是巧合。到了星期五，我们在德国内阁里的朋友就得决定是要屈服于法国的压力还是信守对我们的承诺。卡费尔德憎恶欧共体，一心想要拥抱东方。短期内他会向巴黎倾斜，但长远来说却会向莫斯科倾斜。通过在波恩游行示威和加快运动的节奏，他是蓄意在最关键的时刻向联合政府施压。你跟得上我的话吗？”
“这么简单的话我还听得懂。”特纳说。有一幅女王的彩色照片悬挂在布拉德菲尔德的正上方。她的王冠无所不在：在蓝色的皮革椅子上，在银烟盒上，甚至在会议桌那些便条本上。就像是女王陛下曾经坐头等舱来过这里，回程时留下大堆免费礼物。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要以尽可能迂回的方式行动。波恩是一座村庄，”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是一座村庄内的一个国家。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得到东道主的信任更重要。有迹象显示，我们已经得罪了他们。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的态度在过去四十八小时明显变冷淡。我们受到监视，我们被监听，甚至我们想要联络上各政府部会里的熟人也变得极端困难。”
“好吧，”特纳说，他已经听够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还有呢？”
“还有是，”布拉德菲尔德厉声说，“我们都知道黑廷可能是什么底细。这不是没有先例。他的阴谋越大，可能会引起的尴尬就越大，会动摇德国人信任感也越大。我们来做个最坏的假设。如果可以证明——我没有说一定可以，但有一些迹象是这样显示的——如果可以证明，因为黑廷的缘故，这些年来我们最重要的秘密——大都是英德间的共同秘密——一直都外泄到俄国人手里，又如果这件事情曝光，那么，维系我们在这里的信用的最后一条线就会被切断。等一等，”他把身体坐得笔直，英俊的脸庞流露出不是滋味的表情，“先听我把话说完。在这里有某些东西是在英国没有的。那就是一个反苏同盟。德国人对它是很认真的，如果嘲笑它，我们就是自取灭亡：它仍然是我们进入欧共体的门票。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都把自己装扮得像个穿着闪亮甲胄的护卫者。我们也许会破产，我们也许会央求贷款、现金和贸易；我们也许会偶尔……重新解释我们对北约的承诺；当枪炮声响起，我们也许会把头埋在毯子下面；我们的领袖也许会像他们的领袖一样没出息……”
这一刻，特纳从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中听出些什么呢？自我憎恶？对走向衰败的无可奈何？布拉德菲尔德的样子就像个试过各种药方，不想再多看一个医生的病人。有片刻时间，他们之间的鸿沟合了起来，而特纳仿佛是听到他自己隔着一层波恩薄雾在说话。
“尽管这样，以大众心理学的用语说，我们仍然拥有一笔没有说出口的大本钱：一旦野蛮人从东方杀过来，德国人就会需要我们帮忙。到时莱茵军会在肯蒂什山匆匆集结，而英国的独立核威慑力量就会上位。现在你看得出来，如果黑廷落在像卡费尔德这样的人手中，会有什么后果了吗？”
特纳从内袋拿出他的黑色笔记本。打开它的时候，笔记本尖声地喀喀响。“不，我看不出来。目前还看不出来。你不希望他被找到，你希望他消失。如果你有办法，就不会找我来。嗯，我想要你知道：从来没有人这么早就警告我别乱来。老天，我几乎还没有坐下来呢。我几乎还不知道他的全名。你知道吗，我们在伦敦从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外交部甚至没有他的名字。他有可能是被绑架的。有可能是被一辆巴士碾过，或者和一个妞儿跑到哪里去了。但看看你，你马上就认定他是个间谍。这样的话，他可说是我们历来认定得最快的间谍。所以他到底偷了些什么？有什么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布拉德菲尔德想要插嘴，但特纳硬是不给他机会。“还是说我不应该问？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任何人为难。”
他们隔着几个世纪的猜疑互相凝视：特纳聪明、凶猛而粗野，有着暴发户的倔强眼神；而布拉德菲尔德虽然处于下风却不退缩，他字斟句酌，措辞精准，要靠自己的才智扳回一城。
“我们最机密的档案不见了。它在黑廷失踪的同一天消失。它涵盖过去六个月以来我们和德国人最敏感的谈话，有正式的，有非正式的。基于一些你不需要知道的理由，假如它们被披露，我们在布鲁塞尔的谈判就会泡汤。”
特纳起初以为耳朵里的嗡嗡声是飞机引擎声的余音，过一下子才意识到那是马路传来的车流声。波恩的车流声就像雾一样遥远。凝视窗外时，他心里一凛，蓦地想到从现在开始，他看到或听到的什么都不会是清晰的了：他的五官将会被让人厌烦的热与离形去体的声音所拥抱和淹没。
“听着，”他指着他的帆布袋子说，“我是个流产师。你不想用我但又不得不用我。你想我把手术做得干净利落又没有后遗症，是不是这样？好吧，我会尽我所能的。不过，在动刀以前，我们先来数数一二三四五吧。好吗？”
教义问答开始了。
 
“他单身？”
“对。”
“一直都是单身？”
“对。”
“一个人住？”
“就我所知是这样。”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什么时候？”
“星期五早上的参赞处会议。就在这个房间里。”
“之后就没看到？”
“我听说出纳见过他。也许还有其他人见过他，但我不方便东问西问。”
“有其他人员失踪吗？”
“没有。”
“你有清点过一遍吗？”
“这里天天都有人休假；没有人会未事先请假就缺席。”
“那为什么黑廷不请假？他们一般都会先请假的。可以叛逃得轻松自在。”
“我不知道。”
“你们走得近吗？”
“当然不近。”
“他的朋友怎么样？他们怎么说？”
“他没有值得提的朋友？”
“有不值得提的朋友吗？”
“就我所知，他在大使馆里没有走得近的朋友。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有熟人，但朋友寥寥无几。这就是大使馆的生态。社交应酬太多了，我们都学会珍惜私人空间。”
“他有德国人的朋友吗？”
“我不晓得。他一度和哈利·普兰什科相熟。”
“普兰什科？”
“我们在德国国会里有一个对头：自由民主党人。普兰什科就是他们之中最多姿多彩的一个。他和黑廷从前很有交情，不单只是同行的伙伴29。档案里记载他们曾经是好朋友。我们都会把可能有用的关系人登记在案。我相信他们是在占领时期认识的。有一次我例行性地问起他关于普兰什科的事，他说他们已经没有来往。关于普兰什科，我能告诉你的就只有这些。”
“他一度跟一个叫玛格丽特·爱克曼的女子订婚。这个哈利·普兰什科被指名为品德信誉见证人。”
“那又怎样？”
“你从没有听过爱克曼这个名字？”
“我对这名字没印象。”
“玛格丽特呢？”
“我从未听说他订过婚，也从未听过那个女人的名字。”
“他有什么嗜好？摄影？集邮？当香肠族？”
特纳一直在写东西，样子就像填一张表格。
“他对音乐有兴趣。他在礼拜堂里弹风琴。我相信他也收集了很多唱片。这一点你最好问问资浅人员。他跟他们比较谈得来。”
“你去过他的住处吗？”
“一次。是去吃晚餐。”
“他来过你家吗？”
布拉德菲尔德思考了一下子，让对答的节奏中断了片刻。
“一次。”
“是吃晚餐吗？”
“是喝酒。他不是参加晚宴那种料。如果这话冒犯你的社交本能的话请见谅。”
“我没有什么社交本能。”
布拉德菲尔德并没有显得惊讶。
“但你还是到他家吃了晚餐，对不对？我是说你给了他希望。”他站起来，像只老是被光吸引的大飞蛾那样，再次慢走到窗前。“你有他的档案吗？”他的声音，就像是受到了布拉德菲尔德的感染。
“只有账单、年度工作报告和军方出具的一封推荐信。全都是很公式化的东西。你想看可以看。”见特纳没有回答，他又补充说：“我们很少会保留临时雇员的材料；他们的离职率很高。黑廷是个例外。”
“他在这里待了二十年。”
“对，正如我说的，他是个例外。”
“而且从来不用接受安全审查。”
布拉德菲尔德没说什么。
“在大使馆待了二十年，大部分时间待在参赞处，却从未接受过安全审查。连名字也没报到伦敦。真够让人吃惊的了。”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全都以为他已经接受过审查。他是从对德管制委员会过来的，我们很自然认为他已经通过某种安全标准。”
“但你对其他人却不是这样的。”
大帐篷已经拆除。两个像无家可归的警察在灰色的草坪上踱步，湿答答的皮革长外套下摆在靴子边摆动。这是个梦境，特纳心想，是一个吵闹、讨厌的梦境。“波恩是个非常形而上的地方，”莱尔怡人的声音在他耳边提醒他，“真实相当程度上被梦境取代。”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吗？”
“我不会阻止你。”
“你从一开始就警告我别乱来。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这样的人我见多了。但其余的部分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没有想法。你和我见过的其他叛逃者上司都不一样。你不恐慌，对他的动机没有推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是为你工作的。你了解他。但现在你却告诉我他是间谍，说他偷了最重要的档案。他被说成垃圾。你们有人失踪都是这个样子的吗？事情都是这么容易打发的吗？”他等着布拉德菲尔德回答。“让我来帮你想一个理由如何？‘他在这里工作二十年了。我们心里都信得过他。现在还是这样子。’这个理由怎么样？”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说话。
“我再想一个。‘自从那天晚上跟他讨论过马克思以后，我就对他起疑。黑廷吞了一颗橄榄却没有把核吐出来。’这个会不会好一点？”
布拉德菲尔德依然没回答。
“你看，这是很不寻常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把他说成小角色。你形容他不配参加你家的晚宴。你忙着撇清。你把他说成人渣。你指控他是叛徒。”
特纳以他淡色、猎人般的眼睛望着布拉德菲尔德；他等着他动一下或比划一个手势，又侧着头等待风。但什么都没有。“你甚至懒得去推测他为什么这样做。你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就像你乐于判他死刑。”
“我不认为你的工作应该由我来做，”布拉德菲尔德冷冰冰地说，“或我的工作应该由你来做。”
“卡普里岛。这个怎么样？他带马子去了卡普里岛。他趁大使馆一团乱，偷走一些档案，拿去卖给捷克人，然后带马子去享受人生。”
“他没有马子。”
“爱克曼。他去找她。说不定普兰什科跟他们一道。两男伴一女。新郎，男傧相，新娘。”
“我告诉过你，他没有女人。”
“哦，这么说你跟他很熟啰？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是你知道的：他是个叛徒，而且没有马子。”
“他没有女人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这个回答让你满意吗？”
“他也许是个同志。”
“我很肯定他不是。”
“那是突然迸出来的。到我们这把年纪，人都会有点疯，对不对？是男性更年期搞的鬼，你看这个推理如何？”
“这是个荒谬的假设。”
“是吗？”
“就我所知，是。”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特纳的声音则仅仅比喃喃自语高一点。
“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对不对？他有经手钱的事吗？”
“有，但我们没有不见了钱。”
特纳转身对着他。“看，”他说，眼睛闪着得意的光芒。“你查过。你猜测过他的动机。”
 
“也许他只是跳到河里去了。”特纳又提出一个假设，眼睛仍然盯着布拉德菲尔德。“没有性生活，他日子要怎么过？不如跳河算了。你看这个假设如何？”
“荒谬。”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单身，性就是惟一的安慰。我不知道别人能忍多久，我自己就忍不了多久，顶多两三个星期就会受不了。如果你是单身，性就是惟一的真实。这只是我的猜想。当然，有政治信仰是例外。”
“政治？黑廷？我不认为他一年会看报一次以上。在政治的事情上，他是个小孩子。一个低能儿。”
“他们常常是这样的，”特纳说，“这正是让人惊讶的地方。”特纳再次坐下，跷起二郎腿，背往椅背上靠，样子像是准备追忆往事。“我从前认识一个人，他因为在地铁里没有位子坐而情绪失控。我想这一类人比信奉圣经的人还容易走极端。会不会这就是他看不开的地方：没资格参加你家的晚宴？他毕竟只是个临时雇员，不是吗？”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回答。
“半个德国佬。他从不谈政治吗？”
“从不谈。”
“你感觉到他有政治倾向吗？”
“没有。”
“没有过突然短路的时候？”
“没有。”
“科隆打架那件事呢？”
“什么打架？”
“五年前他在夜总会被人痛扁了一顿，躺了六星期医院。大使馆企图隐瞒这事。”
“那时我还没有上任。”
“他喝酒喝得凶吗？”
“就我所知不凶。”
“会说俄语或是学过俄语吗？”
“不会。”
“他休假都做些什么？”
“他很少要求休假。如果休假，就我所知大多是待在家里。他对园艺看来有些兴趣。”
有好一阵子，特纳毫不掩饰地搜索布拉德菲尔德的脸，想要搜索出他还不知道的事情。
“他没有到处晃，”他说，“他不是同志。他没有朋友，但又不是隐士。他没有经过安全审查，而你又没有他的相关资料。他是个政治白痴，却又有办法把你最重要的档案弄到手。他从不偷钱，他在教堂里弹风琴。他对园艺有点兴趣，又爱邻人如己。是这样吗？他不是任何正面或负面的东西。老天爷，那他到底是什么？大使馆的太监？难道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吗？”特纳用嘲讽的语气说，“难道你就不能行行好，帮帮我这个孤单可怜的调查员？”
一条表链垂在布拉德菲尔德的背心上，粗细不超过一条金线。那是一个尽忠职守公仆的小小标记。
“你似乎刻意把时间浪费在一些不切题的事情上。我没时间也没有兴趣玩你那个迂回曲折的游戏。黑廷虽然职位不高，他的动机也许晦涩不明，但不幸的是，过去三个月以来，他有相当多的机会接触到机密信息。我建议你与其浪费时间猜测他的性倾向，不如注意一下他偷了些什么。”
“偷？”特纳轻声重复，“好有趣的字眼。”他把这个词用大写字母写在笔记本其中一页顶端，故意写得又长又拙。波恩的天气已经在他身上留下标记：一些暗色汗渍出现在了他不体面的薄外套上。
“好吧，”他突然暴躁地说，“我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看看你为什么会爱他爱得要命。”
布拉德菲尔德端详自己的钢笔。如果你不是因为爱荣誉多些，特纳的表情说，你一样会是个男同志。
“从你的观点告诉我，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怎样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他惟一的职责是处理德国平民对莱茵军的索赔要求。坦克有时会碾坏农作物，流弹有时会超出射程，演习有时候会杀死牛羊。自从大战结束以后，理赔事务在德国就蔚为一门大产业。在我接任参赞的两年半前，他开始分到一杯羹。”
“你是说他是个专家。”
“你可以这样说。”
“听你这样说，我忍不住喜欢他。”
“总之，索赔是他的专长。他们一开始找他进大使馆，就是为了这个。他对这工作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不同单位做过这样的事很多年。首先是在对德管制委员会，然后是在军队。”
“那他之前是做什么的？他早在1945年就来了德国。”
“他当然是以军人的身份来德国的。下士之类的。然后他的身份就转为民职人员。我不知道他负责哪方面的工作。我想战争部可以告诉你。”
“他们不能。我甚至到对德管制委员会的老档案库去查过。所有东西都封存了起来。他们说要找出他的档案得花几个月时间。”
“不管怎样，他都选了个好工作。只要英军一天驻守德国，演习就不会停止，而德国平民就会有赔偿的要求。你可以说他的工作虽然冷门，却是得到我们欧洲驻军的保障。”
“老天，你知道有多少银行会愿意贷款给这种人？”特纳突然说，带着一个有感染力的微笑。布拉德菲尔德没理他。
“他完全胜任，应该说比胜任还胜任。他对法律略知一二，不知是哪里学来的。德国的法律和军事法律他都懂一些。他是个有学习细胞的人。”
“他是个贼。”特纳提醒他自己说过的话。
“如果有疑问，他就会请教大使馆的法律参事。当德国农民和英国军队之间的调解人不是人人做得来的，既要安抚得了双方，又要能摆平得了报社记者。那需要一些能耐。他有这个能耐。”布拉德菲尔德说，然后又语带不掩饰的藐视补充一句，“在他那个层次，他是个谈判高手。”
“在你的那个层次他就不是？”
“谁都不是。”他选择回避特纳的暗讽。“工作上他是个独行侠。我的前任认为让他单独行事是最好的，我上任之后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他会在参赞处挂名，是为了让他受到一些纪律上的约束，别无其他。他早上都会参加参赞处会议。他很准时，从不制造麻烦。我想他在某种程度上被大家喜欢，受到信任。他的英语从不完美。他的交际手腕在某个范围很施展得开：主要是对一些歧视性不强的大使馆。听说他跟南美洲国家的大使馆很熟。”
“他的工作需要出差吗？”
“常常，而且会去很多地方。整个德国都会去。”
“一个人去？”
“对。”
“而他对军队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可以拿到演习报告，他知道他们的驻防地点、兵力多寡，等等，对吗？”
“他知道的远远不只这些。很多演习都是盟国间的联合演习。有一些演习会测试新武器。因为它们一样会导致破坏，所以他也有责任知道它们的威力有多大。总之他可以得到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信息。”
“包括北约的信息？”
“主要是。”
“他做这工作多久了？”
“应该从1948或1949年就开始。我没查过档案，精确年月说不上来。总之是从英国一开始赔偿平民的损失就开始。”
“也就是干了二十一年，加或减一点点。”
“那是我的估计。”
“对一个临时雇员来说，这可是不短的时间。”
“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
“可以，当然可以，请说。”特纳客气地说，心想：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去跳楼。
“我接任的时候就是这情况。他是个约聘人员，每年都要重新续约。他的合约每年十二月就会到期，需要重签，而每次都会获得批准。直到十八个月前一直是这样子。”
“也就是莱茵军撤走的时候？”
“我们宁可说莱茵军是被调到北约在英国的战略预备队去。你不要忘了德国人至今还在分摊莱茵军的军费。”
“我会记住的。”
“不管怎样，莱茵军撤走以后，英国在德国的军力就只剩下个空架子。撤军的决定来得相当突然，我记得我们人人都吓一跳。那之前，英德双方对军费分摊的问题就有过争论，明登的莱茵军也出现过一些暴动。‘再造运动’当时已经开始，那些学生变得越来越吵，莱茵军成了他们做文章的好题目。撤军是由最高层作出的决定，连大使也没有与闻。命令下达后，莱茵军一个月内就撤走了。那时候我们都在东削减西削减。伦敦方面下达一大堆指令。他们把东西扔掉，称之为节约。”特纳又一次瞥见布拉德菲尔德的满肚子怨气。
“而黑廷没受到影响。”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他很懂得看风向。”
“他仍然是个临时雇员？”
“当然。如果说他曾经有过转正职的机会的话，那这种机会至此已快速流失了。莱茵军要撤走的消息一确定，他的离职通知就等于是贴在了墙上。单是这个原因，我就觉得给他任何永久性的职位安排是错误的。”
“哦，这样，”特纳说，“我明白了。”
“你当然可以说他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布拉德菲尔德反驳说，“你还可以说他缺钱缺得要命。”尽管他可能已稍加克制，但这指控还是像污点一般清晰。
“你说过他负责管一些钱。”特纳说。
“他偶尔会帮军队转交支票。他是个邮箱，就这么多。他是个中间人。军队给他钱，他交给农民，收取收据。我会固定查他的账户。你知道，军队的查账官是出了名疑心重的。没有你可以上下其手的机会。整个系统是滴水不漏的。”
“哪怕对黑廷也是滴水不漏？”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另外，他看起来总是过得很宽裕。我不认为他是个贪婪的人，我没有这种印象。”
“他的生活开销有超过他的能力许可吗？”
“我怎么知道他的能力许可在哪里？不过以他在这里的收入来说，我想他的生活开销是超过能力许可的。他在柯尼希斯温特的房子非常大，显然不是他这个等级的人住得起的。我猜他在那里维持一定的生活排场。”
“明白。”
“昨晚我查了查他失踪前三个月提了多少钱。在星期五的参赞处会议之后，他一共提了七十一英镑四便士。”
“好怪的数目。”
“正好相反，那是个很合逻辑的数字。星期五是这个月的第十天，所以他领走的恰恰是这个月薪水和津贴的三分之一——扣掉税金、保险费和私人电话之后的。”他顿了一下。“他有一个方面是我迄今没有强调的：他是个很谨慎的人。我至今未逮到他说过一句谎。决定要走以后，他只拿走他应得的，没有多拿。”
“有些人会称之为高尚。”
“不偷钱就是高尚？我则会称之为表面工夫。他既然懂法律，或许会想到，如果他偷钱的话，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报警找他。”
“老天，”特纳瞪着他说，“你连一点点品行分数都不愿意给他。”
这时，布拉德菲尔德的私人助理皮特小姐把咖啡端了进来。她是个不太施脂粉的中年女人，表情严肃，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她看来已经知道特纳什么来路，因为她用来瞥他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鄙夷眼神。特纳高兴地意识到，她最看不顺眼的是他的皮鞋，而他想：拜托你，鞋就是要这样穿的啊。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莱茵军一下子就撤走，让他没有了工作。这就是症结所在。”
“而且再也没办法接触到北约的军事情报？你是这样说的。”
“那是我的假设。”
“哦。”特纳说，装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在笔记本里写上“假设”两个字，仿佛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词汇量。
“莱茵军撤走那一天，黑廷进来找我。那是十八个月前的事，距今时间不长，所以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陷入沉默，被自己的回忆所击打。
“他好渺小，”他终于说，语气轻柔，与他的一贯语气相当不一样，“你明白吗？好轻量级。”这一点看来仍然让他感到惊讶。“站在现在，我们很容易会忘了他从前有多么地微不足道。”
“他再也不会微不足道了，”特纳毫不忌讳地说，“这一点也许是你得去习惯的。”
“当时他走进来，脸色比较苍白，但除此没有别的异样。他坐在那边那张椅子里。椅子上的靠枕就是他的。”他冷冷一笑，“靠枕是他的地盘标记。他是参赞处里惟一有保留座的人。”
“也是惟一有可能会失去它的人。那靠枕是谁绣的？”
“我完全不知道。”
“他有管家吗？”
“就我所知没有。”
“唔。”
“他没有说任何关于自身新处境的话。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在档案库里听收音机转播。部队正在哨子声的催促下登上火车。”
“那对他来说可是一个极具意义的时刻。”
“应该是这样。我问他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这个嘛，他说，他想当个有用的人。他注意到加韦斯顿的压力很大，被柏林的扰攘和汉诺威的学生和各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因此他想说不定他可以为加韦斯顿分忧。我告诉他，他是没有资格处理内部事务的，只有参赞处的固定人员才有这资格。不，他说，他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一分钟有过这种非分之想。他只是想他说不定可以分担加韦斯顿一两件零碎活，比方说处理英德会社的事务——当时英德会社形同冬眠状态。还有‘遗失人口’30。这听起来有道理，我不得不同意。”
“所以你就说了‘好’。”
“我同意了。当然只是权宜性的。一个过渡性的安排。我预估到了12月他合约期满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离职通知，在这以前，他可以用他找到的任何工作来杀时间。我会听他的无疑是愚蠢之极。”
“我没这样说。”
“不需要你说。我给了他一寸，他就拿走了一尺。一个月不到，他就把参赞处所有鸡毛蒜皮的杂事全揽到身上：协同寻找遗失人口，处理诉愿书，安排官方出访事宜，接待突然来到的访客，过滤辱骂信、恐吓信或任何压根儿不应该送进参赞处的东西。接着他又把长才伸到社交领域。礼拜堂、唱诗班、膳食委员会、运动委员会。他甚至搞了个国民储蓄会。这期间，他要求我给他使用“领事事务”的头衔，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同意了。你知道，我们这里是没有领事事务的，那全归科隆的领事馆管。”他耸耸肩，“就这样，到了12月，他又让自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于是获得续约。”他拿起钢笔，再次审视笔尖。“是我批准的。我又给了他一年。”
“你待他真好。”特纳说，眼睛长时间盯着布拉德菲尔德，“称得上仁慈。”
“他在这里没有地位，没有保障。他的处境等于站在门边，他自己也知道。我想这部分是我同意续约的理由。通常我们都会比较照顾那些我们能轻易踢走的人。”
“你为他难过。为什么你不承认呢？这就是一个够有力的理由。”
“对，对，我想我是为他难过。那是第一次我真的为他难过。”他露出微笑，但笑的是自己的愚蠢。
“他事情都处理得好吗？”
“他的方法不是正统的，但却不是没有效率的。他偏好打电话多于写信，但这很自然：写东西不是他的强项。英语不是他的母语。”他耸耸肩，又重复说了一句：“我又给了他一年。”
“上一个12月就到期了。听起来真像执照。一张工作执照，一张当我们一员的执照。”他继续注视着布拉德菲尔德。“一张给他当间谍的执照。而你又再给他续了一次约。”
“对。”
“为什么？”
特纳再一次注意到布拉德菲尔德的犹豫，而这种犹豫看起来意味着隐瞒。
“你不是又为他难过吧？这一次不是吧？”
“跟我的感觉无关，”他啪一声把笔放下，“把他留下来的理由完全是客观性的。”
“我没有说不是。但这不代表你就不能为他难过。”
“我们这里人手不足而又工作过量。虽然我据理力争，去年伦敦还是削减了我们两名人员。津贴也减半。他们自有这样做的理由。不只欧洲的局势动荡。现在再没有哪里是常数。罗德西亚、香港、塞浦路斯……英国部队得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去灭火。我们半只脚踏进了欧洲又半只脚踏了出来。还有人大谈北欧联盟。天晓得是哪个笨蛋出的馊主意！”布拉德菲尔德说，语气极为鄙夷。“我们把触须从华沙、哥本哈根和莫斯科都抽了出来。我们一分钟前搞阴谋整法国，一分钟后又与法国合作搞阴谋。一切沸沸扬扬，但我们还是找得到气力去拆解四分之三的海军和十分之九的核武力。现在是我们历来最糟的时候，也是最丢脸和最忙的时候。雪上加霜的是，卡费尔德接管了‘再造运动’。”
“黑廷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你的续约。”
“不是同样的方法。”
“什么意思？”
布拉德菲尔德沉吟了一下。
“他有目的。我感觉得出来，却没有做什么。我怪我自己。我意识到他有一种新的情绪，但我没有追根究底。”他继续说，“我把他的新情绪解释为受到外头炽热形势的刺激，然后就没有多想。我现在才明白他是在叫牌。”
“怎么说？”
“他对我说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他过了充实的一年，但觉得自己还有余力可以做更多的事。现在是多事之秋，所以他希望可以真正帮得上忙。我问他他想要帮什么忙。他说：嗯，快12月了，他很自然会关心《名人追踪》的编辑进度。”
“名人什么？”
“那是一部德国知名人物轶事的汇编。我们自己的机密版《名人录》。我们每年都会编一本，大使馆里每个人都会提供一些内容，例如商业科会提供商界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经济科、参事室、新闻科、信息科，大家都会各出一份力。很多材料都相当准确，有些是得自秘密渠道。”
“然后由参赞处负责编？”
“对。再一次，他的选择非常精准。这是另一件会妨碍我们正务的杂事。我们已经过劳了。编这东西的人本来应该是莱尔，但他当时人在柏林。”
“所以你就把这工作交给了黑廷？”
“对，但只是权宜性的。”
“比方说权宜到下一年的12月为止？”
“可以这么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可以很容易明白他为什么专挑这件工作。他等于得到一张到大使馆任何部门去的通行证。《名人追踪》的内容涵盖联邦德国政府的所有领域：工业的、军事的、行政的。一旦负责了《名人追踪》的编务，他就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人问任何问题而不用解释理由。他可以从大使馆的任何单位调档案。商业科、经济科、海军室、武官室、国防室——他们全都为他敞开大门。”
“而你还是没有想到安全审查的问题？”
特纳再一次听到那种自责的语调：“没有。”
“嗯，每个人都会有失察的时候。”特纳平静地说，“他就是因为这样接触到机密档案的吗？”
“不只是因为这样。”
“还有什么？”
“我们这里不只有档案，还有一个‘档案销毁计划’。其目的是销毁不再需要的档案，以便腾出空间容纳新的档案。它听起来像个学术计划，很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不过，它并不是不重要的。档案库能容纳的档案当然是有极限的，而且超过一个限度就无法发挥最有效的效率。这个问题和交通堵塞很相似：我们不断制造超过我们能消化的新档案。这自然又是一件极度讨厌的工作，我们只在抽得出空的时候才做。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件事，但每过一阵子外交部就会写信来问我们最新的数字。”他耸耸肩，“正如我说过的，道理很简单。哪怕是像这里的规模，我们还是不能让新增的档案无期限地多于销毁的档案。现有的档案就已经多得要把档案库塞爆。”
“黑廷毛遂自荐要做这工作？”
“正是。”
“而你同意了。”
“只是权宜性质。迄今他做这工作已经断断续续五个月。我告诉他，有疑问就请教莱尔。但他从未这样做。”
“他做这事的时候是在哪里？在他自己房间？”
布拉德菲尔德几乎没有犹豫。“在参赞处的档案库里，最敏感的档案都存放在那儿。他知道保险库的密码锁数字。他可以拿任何他想要的档案。因为没有记录，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看过些什么。除档案外，还有些信件不见了；档案库会给你明细。”
特纳慢慢站起来，擦擦双手，就像是它们沾了沙子。
“四十几份失踪的档案中，有十八份来自《名人追踪》，其中包含一些德国高层政治人物最敏感的数据。如果仔细读它们，我们的消息通道就会昭然若揭。其他的都是机密档案，内容涵盖英德就各种主题达成的协议，包括一些秘密条约和一些已公布协议的秘密条款。如果他想要我们尴尬，可说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有些档案的日期早到1948或1949年。”
“还有一份特别档案丢了？‘和德国人正式和非正式的谈话’？”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绿档案。要拿到它需要经过特别的程序。”
“大使馆里一共有多少份绿档案？”
“仅此一份。星期四早上它还在档案库的保险柜里。档案官星期四晚上注意到它不在，以为被调去用了。到星期六早上他才开始担心起来。他在星期日早上向我报告了这事情。”
“告诉我，”特纳说，“去年他碰到了什么事？两个12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指除卡费尔德之外。”
“没什么特别的。”
“那为什么你会开始注意他？”
“我没有，”布拉德菲尔德轻蔑地回答说，“由于我对他从没有好恶可言，所以你的问题并不成立。我只是在这段期间了解到他的一些伎俩：他是怎样哄人的，会怎样花言巧语。我看穿了他，就这么回事。”
特纳瞪着他。
“你看穿他什么？”
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利落和简化得像一条数学公式。“欺骗。他喜欢欺骗。这一点我想我现在已经看得明明白白。”
特纳站起来。
“我要先看看他的房间。”
“参赞处警卫有钥匙。他们等着你。去找麦克米伦。”
“我想看看他的房子、朋友、邻居。要是有必要，我会找他接触过的外国人。我有需要打破多少枚蛋就会打破多少枚，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向大使告状。谁是档案官？”
“梅多斯。”
“阿瑟·梅多斯？”
“我想是。”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有一点点不确定，语气和他的一贯语气相当不同。
“梅多斯在华沙待过，是吗？”
“正确。”
“梅多斯会给我一份失踪档案的清单？”
“还有失踪信件的清单。”
“黑廷是帮他工作的？”
“当然。他等着你。”
“我会先看看黑廷房间。”语气听起来像是他已经下了决心。
“随你便。你说过你想到他住处……”
“怎样？”
“目前恐怕不可能。从昨天开始它就受到警察保护。”
“是普遍现象吗？”
“什么？”
“警察保护。”
“西布克龙坚持要这样做。这个时候我不能跟他吵。”
“所有人员的住处都会受到保护？”
“主要是较资深人员的住处。他们把黑廷的房子列入，我想是因为那里地处偏远。”
“你的语气听起来不很确信。”
“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那些铁幕大使馆怎样？黑廷常常到他们那里串门子吗？”
“黑廷偶尔会去去苏联大使馆，但我不知道是否常去。”
“那个普兰什科，他的朋友，你说他们以前是同行的伙伴？”
“十五年前的事了。”
“他们是什么时候散伙的？”
“档案里有记载。大约是五年前。”
“也就是他在科隆打架的同一个时期。那说不定普兰什科当时在场。”
“任何事都有可能。”
“再一个问题。”
“什么事？”
“他的合约。如果……比方说如果合约上星期四就到期了……”
“怎样？”
“你会给他续签吗？再一次？”
“我们处于极紧绷的状态。对，我会给他续签。”
“你一定很想念他。”
这时，莱尔从外面打开门，表情凝重。
“西布克龙打电话来过。接线生说你交代不接任何电话。所以我就接听了。”
“有什么事？”
“关于那个图书管理员的，就是在汉诺威被打得半死的那个。爱希女士。”
“她怎么样？”
“我恐怕她一小时前死了。”
布拉德菲尔德默默琢磨这个消息。“查查丧礼在哪里举行。大使必须有所表示，发一封电报给遗属会比送鲜花有诚意。内容别太铺张，只要表示出他最深切的哀悼就好。和特助室谈谈，他们会知道怎么措辞。英德会社那边也应该有所表示，这事就你来想。再发一封电报给图书管理员协会，他们一直在问她的消息。另外也麻烦你帮我打个电话给海柔。她特别要求我随时告诉她最新消息。”
布拉德菲尔德指挥若定。“如果你需要什么，”他又对特纳说，“告诉莱尔。”
特纳看着他。
“没别的事的话，我们就明天晚上见啰。大概7点55分，可以吗？德国人是很守时的。按照本地礼俗，我们应该在他们到以前到齐。如果你是要到他房间去的话，麻烦把这个靠枕带去。我看不出它继续留在这里有什么意义。”
 
科克弯身看着密码机一点点吐出的条状电报时，听到有什么东西砰一声落在地板上。他头一转，粉红色的眼睛马上与站在门口的一个大汉相遇。
“那是我的袋子。不要动它。我晚一点会再进来。”
“放一百个心。”科克说，心里想：一个搞笑的。真是走狗屎运，世界一团乱，珍妮特随时要生了，汉诺威那个可怜女人翘了辫子，而现在他还得要跟一个搞笑的共享休息室。这不是科克惟一嘀咕的事。德国钢铁工人的罢工迅速蔓延，而如果他是在星期五而不是星期六思考过这件事，及早进一点点瑞典钢铁股的话，三天之内就可以赚四个价位。只要每天赚5%，那要在亚得里亚海买一座别墅就不是什么难事。最高机密，他厌烦地读着手上的电报，只限布拉德菲尔德和密码员阅读。唉，这事情还会再持续多久？卡普里岛……克里特岛……斯派采岛。给我一个小岛，他用高分贝唱起来，因为他的另一个梦想是出唱片，一个属于我的小岛。任何小岛。除波恩外的任何小岛。

5 约翰·冈特
大堂里的人群稀疏了。电梯门上方的大钟显示时间是10点35分。那些不敢溜到食堂去的人此时都聚在值班柜台。参赞处警卫先前泡了上午茶，大家一边喝茶一边低声聊天，直至听到脚步声渐渐走近才停下来。特纳的鞋跟装了金属边，它们的着地声在仿大理石墙壁上引起山谷靶场般的阵阵回响。那些公文信差轻轻把杯子放下，扣好束腰外衣上的纽扣。
“麦克米伦？”
特纳站在最低一级楼梯上，一只手沉重地撑着栏杆扶手，另一只手则抓住那个绣花靠枕。在他两边各有一条装饰着铁栏杆和合金柱子的走廊，越往里面看越暗，像是华丽城市里通向犹太区31的两条路。沉默此刻显得异常明显。
“麦克米伦下班了，先生。到三军福利社去了。”
“你是谁？”
“冈特，先生。我是接他班的。”
“我叫特纳，是负责检查空间安全的。我想看看21号房间。”
冈特是个小个子，一个信仰虔诚的威尔士人，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经济大萧条的遥远记忆。来波恩以前他是在加地夫为警察开汽车的。带着特纳向幽暗的走廊走去时，冈特把钥匙串握在下垂的右手里，步姿方正，相当肃穆，俨然是个走向坑口的矿工。
“他们搞得真够凶的，吓死人，”冈特喃喃地说，让声音飘向他后面的特纳，“我一个朋友彼得·奥尔道克有个弟弟住在汉诺威。以前是为占领军工作的，后来娶了德国姑娘，开了家杂货店。彼得当然害怕得要命。他对我说：他们全知道我弟弟乔治是英国人，他要怎么办？比刚果那边还乱。牧师先生，你好。”
大使馆牧师坐在总机室对门的小房间里，前面放着部手提式打字机，旁边墙壁上挂着太太的照片。他的房门大开，好方便人来告解。“早啊，约翰。”牧师回答的声音有一丁点儿责备的口气，让他们同时记起威尔士的上帝难于取悦。“你早。”冈特回应说，但并没有放慢步伐。从各个方向传来的声音都准确无误地提醒他们，这是一个多语的环境：清样校对室里翻译的德语嗡嗡声，旅游科人员对电话的咆哮声，还有各种非英语的声音从不同的走廊纷至沓来。特纳闻到萨拉米香肠和第二顿早餐的气味，又闻到新闻用纸和消毒水的气味。他心想：和苏黎世完全不一样，你终于身在外国了。
“在一楼工作的主要是本地雇员，”冈特用高出于各种声音的分贝说，“因为是德国人的关系，他们上不了二楼。”能感到他对外国人的同情，但却是有节制的——就像是护士对病人的同情心一样受到专业训练的约束。
一扇门开在他们左边，一束白光突然打在他们身上，也照亮了墙壁上的粗糙灰泥和一面起毛的绿色报告栏，所有告示都以双语书写。两个女孩刚要从信息科数据室出来，看到他们就退后一步让道。特纳机械性地打量她们，心里想：这里就是他的世界。次等和外籍。两个女孩一个提着热水瓶，另一个抱着重重的一大叠档案。在她们后面，隔着一个装了铁丝网的外窗，特纳隐约看得见停车场，听得见一个公文信差出发的摩托车怒吼声。冈特已经转向右边，走进另一条走道；他们在一扇门前面站住。冈特摸索钥匙时，特纳从他肩膀后面睇视门中央的名牌：“黑廷·利奥，理赔暨领事事务”。它就像是一个活人存在的突然见证，或是一个死人的纪念碑。
姓名字母有两英寸高，边边对齐，以红绿两色蜡笔填满。“领事事务”一词的字母要大好些，而且以墨水绕边，让它们看起来更有分量。特纳弯身轻触名牌的表面：是用纸张裱在硬纸板上做出来的。哪怕光线微弱，他仍然看得见当初限定字母高低用的铅笔痕。这名牌是用来界定一个卑微人生的范围的，又或是用来掩饰一个欺骗的人生。“欺骗。这一点我想我现在已经看得明明白白。”
“快点。”他说。
冈特用钥匙打开门锁。当特纳握住把手把门推开时，他似乎再一次听到了小姨子接电话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回答：“告诉她我要出国。”房间的窗户全关着。热从油地毯袭向他们。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橡胶与蜡混合而成的臭味。一片窗帘微微拉开。冈特伸出手想把它拉上。
“别动它。离开窗口，留在门边。任何人经过都叫他走开。”他把绣花靠枕扔到一把椅子上，眯着眼打量房间四周。
办公桌抽屉都有铬把手，比布拉德菲尔德那张还要好。墙上的日历在给一家荷兰进口公司打广告。尽管是个大块头，但特纳此时的动作非常轻，只审视而不碰触任何东西。一张老旧军用地图挂在墙壁，上面标示着各国占领区的范围。英国占领区被涂成鲜绿色，像是其他外国荒漠中的一片沃土。这里就像个小囚室，特纳想，极度安全；但说不定这只是窗户铁栏杆带给他的联想。多么让人想要摆脱的一个牢笼。特纳嗅到一种外国气味，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气味。
“嗯，好奇怪，”冈特说，“我敢说有很多东西不见了。”
特纳没有看他。
“比方说？”
“我不晓得。小玩意儿。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这是黑廷先生的房间，”他解释说，“而他是个很喜欢小玩意儿的人。”
“哪一类的小玩意儿？”
“嗯，他有一个沏茶机。可以泡出一杯提神醒脑的好茶。好可惜不在了。”
“还有呢？”
“一个暖炉。是一种新款式，风扇形状的，上面有两根横杆。还有一盏灯。一盏很妙的灯，日本制造的。灯罩可以往各个方向转。你把灯罩往旁边转一点，光就会变柔和。价钱也很便宜，他说的。但我不想买一盏——在津贴受到削减的这阵儿不想。”然后又像是安慰自己般说，“但愿他只是暂时拿回家里用。我猜他应该是在家里休息吧？”
“对，应该是在家里休息。”
窗台处放着一台短波收音机。特纳弯下腰，让眼睛与频道表板同一高度，然后扭开收音机。他们马上听到一个英军发言人令人反感的声音。他正在评论汉诺威的暴动，又预期英国将会在布鲁塞尔谈判取得成功。特纳慢慢转动频道，竖起耳朵倾听交替传出的法语、德语和荷兰语。
“我记得你说你要进行空间安全检查的。”
“没错。”
“但你却没有检查窗户，或锁。”
“我会的，我会的。”他刚刚转到一个斯拉夫语的电台，现在正全神贯注聆听。“你跟他熟吗？会常常进来喝杯茶吗？”
“蛮熟的。会不会进来喝茶则看忙不忙啰。”
特纳关上收音机，直起身来。“你到外面等着，”他说，“把钥匙串交给我。”
“他做了什么？”冈特问道，犹豫了一下又说，“出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他请了事假。我只是想单独工作。”
“他们都说他有麻烦。”
“谁？”
“大家。”
“哪一类的麻烦？”
“我不知道。也许是撞车。他没有来指挥唱诗班练唱，也没有去做礼拜。”
“他的驾驶技术很差吗？”
“倒不能这样说。”
部分是倔强，部分是好奇，冈特留在门边，看着特纳把木头衣柜打开。柜底有三个放着吹风机的盒子，旁边是一双橡皮套鞋。
“你是他的朋友，是吗？”
“不太算。主要是因为唱诗班才会有来往。”
“哦，”特纳盯着他，“你是唱诗班的。我以前也是唱诗班的。”
“真的吗？在哪里？”
“约克郡，”特纳以极为友善的声音说，但眼睛继续盯着冈特的脸，“我听说他是个很棒的风琴手。”
“我会说很不赖。”冈特同意道，很快就承认了他们的共同兴趣。
“谁是他特别要好的朋友？是唱诗班里的吗？是女的吗？”
“利奥跟谁都不会太亲近。”
“那他买这些吹风机是干吗？”
三个吹风机的质量和复杂程度大异其趣：盒子上标示的价钱从八十到两百马克不等。“买给谁的？”特纳又问了一遍。
“我们所有人。他对外交官还是非外交官一视同仁。利奥喜欢帮人的忙。不管你想要买什么，收音机也好，洗碗机也好，汽车也好，他都能用低一点的价钱弄到。”
“他有门路，对吧？”
“对。”
“我想他也会从中得到点好处，对吧？”特纳说。
“我没这样说。”
“他还会给你介绍马子，对不对？比方说菲克斯特小姐，是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冈特回答说，显得相当震撼。
“他帮你们买东西会得到什么好处？”
“没有。我不知道。”
“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嗯？同类喜欢同类，是这样吗？”
“人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们都是哲学家？”
“他总是乐于助人，”冈特继续说，不太注意到特纳态度的改变，“你去问阿瑟·梅多斯就会知道。利奥进档案库工作几乎还不到第二天，就开始帮他下楼收信件。‘你就别费这个事了，’他对阿瑟说，‘省省腿力吧。你可不比从前年轻了，而且这里还有一大堆事要你忙。我帮你把信拿上来就行。’利奥就是这个样子。乐于助人。如果把他的不幸过去考虑进来，真的可以说是圣人了。”
“什么信件？”
“所有。有保密级的，有非保密级的。他会下来一楼签收，然后拿上去给阿瑟。”
“呃，我明白了，”特纳若无其事地说，“那说不定他拿了信会顺道回房间，喝杯茶或什么的。”
“对，他总是乐于助人。”冈特说，然后打开门。“我就不在这里妨碍你了。”
“别走，”特纳说，仍然凝视着他，“不碍事。你留着陪我聊天，冈特。我喜欢有伴。说说看他有什么不幸的过去。”
他把吹风机放回盒子里，连着衣架拿下一件亚麻布外套——是酒吧服务生会穿的那种。一朵枯掉的玫瑰插在一个纽扣孔里。
“哪些不幸的过去？”他问，一边把玫瑰扔到废纸篓里。“说说看，冈特。”他再一次闻到那种陌生气味，一种他从衣柜嗅到却无法说出来的、甜腻腻的男性软膏和雪茄味道。
“主要是他的童年。他有一个叔叔。”
“谈谈他叔叔。”
“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只是说他有多笨，说他常常改变政治立场。利奥讲故事的方式很可爱。他告诉我们他和叔叔在轰炸时怎样躲在地窖里，用一部机器制造药丸。把一些干果全压碎，然后跟糖搅混，做成一颗颗，再装到罐头里。利奥说他会在药材里吐口水，当做是对他叔叔吐口水。我太太听到这个非常震撼，但我对她说：别傻了，那是一种失怙心理；他不像你，他没有得到父爱。”
摸过外套几个口袋以后，特纳小心翼翼把它从衣架上拿下来，抓住两个肩膀，放在自己魁梧的骨架子前面比了一比。
“他是小个子吗？”
“他很讲究衣着，”冈特说，“总是穿得很得体。”
“跟你身材差不多？”
特纳把外套拿向前，但冈特却厌恶地往后退。
“他比我矮小，”冈特说，眼睛仍然盯着外套，“他是舞蹈演员的体型。走路像穿花蝴蝶。你会觉得他整天都是穿着舞鞋。”
“他是同性恋吗？”
“当然不是。”冈特说，再一次感到震撼，而且脸红起来。
“你怎么知道？”
“他是个高尚的人，这就是理由。”冈特怒气冲冲地说，“你这样问就好像他犯了什么错。”
“尽责吗？”
“非常，对人很有礼貌。虽然是个外国人，却从不会目中无人或傲慢无礼。”
“他还说了他叔叔什么？”
“没有别的了。”
“他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他望向桌子，端详抽屉上的锁。
把外套扔到一把椅子上后，他伸手向冈特要钥匙，冈特不情不愿地交给了他。
“我不知道。我对他的政治立场一无所知。”
“谁说他犯了什么错？”
“你。你一直追问他。探查他。我不喜欢。”
“我好奇他犯了什么错事，会让我这样一直探查他？”
“天晓得。”
他拉开最上一格抽屉。“你有收过这样的日记本吗？”
日记本封皮是蓝色的人造皮，压印有金色的线框和王冠。
“没有。”
“可怜的冈特，你会不会太保守了一点？”他翻动日记本，从后往前看。他一度停下来皱起眉头，又一度在他黑色笔记本里写上些什么。
“那是领事级以上人员专用的，这就是原因。”冈特说，“我不愿意接受。”
“他曾经要送你一本，对不对？我猜这是他摸来的另一样东西。他从档案库摸来一叠这样的本子，然后分赠他在一楼的老友们，对不对？‘拿去用吧，小伙子们。楼上堆满堆呢。拿去当纪念品吧。’他说话是不是就是这个调调，冈特？但基督徒的操守让你拒绝接受，对不对？”特纳合起日记本，拉开下一格抽屉。
“他这样做了又怎么样？没人叫你去翻他的抽屉的，有吗？偷了几本日记本又怎样？有那么大不了吗？”冈特的威尔士腔一下子像脱缰野马，全都跑了出来。
“你是个基督徒，冈特。你比我更清楚撒旦的伎俩。小过错会带来大过错，不是吗？你今天偷一个苹果，明天就会想劫持一卡车的苹果。你知道这个道理的，冈特。他还告诉了你些什么？还有其他的童年回忆吗？”
他找到了一把拆信刀，银质的，带着个宽扁的刀柄。特纳看刀柄上的刻字。
“玛格丽特赠予L.H.。我好奇谁是玛格丽特？”
“我从没有听过这名字。”
“他曾经订过婚，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对方是爱克曼小姐。玛格丽特·爱克曼。想起来了吗？”
“没有。”
“他有没有谈过他当兵时候的事？”
“他喜爱军队。他说在柏林的时候常常去看骑兵跳栏。他喜欢看。”
“他待的是步兵团，对吗？”
“我不清楚。”
特纳把拆信刀搁到一边，放在蓝色日记本旁边，在笔记本上记上一笔，然后从抽屉里拿起一个小而扁平的荷兰雪茄盒。
“他抽烟？”
“他爱抽雪茄。那是他惟一抽的烟。他身上总带着香烟，但我只见过他抽雪茄。我听说参赞处有一两个人抱怨。我是说抱怨雪茄的味道。他们不喜欢。但利奥有时很顽固。”
“你来这里多久啦，冈特？”
“五年。”
“他在科隆跟人打了一架。当时你来了吗？”
冈特犹豫了一下。
“只是一场打架。他们说是他自找的，就那么多。”
“怎么发生的？”
“我不知道。他们说是他咎由自取。这个是我从我的前任那里听来的。有一个晚上他被抬回来，几乎面目全非。照顾好他，送他回来的人这样对我的前任说。顺便一说，他这个人有时候很好斗，我不能否认这个。”
“谁？谁送他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我不想刺探别人隐私。”
“他常常打架，是吗？”
“不是。”
“会不会有个女人牵涉在内？比方说玛格丽特·爱克曼？”
“我不知道。”
“那为什么他会那么好斗？”
“我不知道，”冈特说，再一次被疑心与好奇两种感情拉扯。“你干吗追问这事？”冈特喃喃地说，语带攻击性，但特纳没有理他。
“你做得对。千万别刺探。千万别说朋友闲话。上帝不会高兴。我佩服坚守原则的人。”
“我不在乎他做了些什么，”冈特鼓起勇气说，“他不是个坏人。他是有一点牛脾气，但欧洲大陆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他指指书桌和那些打开的抽屉。“但他没有坏到应该被这样对待的程度。”
“没人是这么坏的。知道吗？没有人是坏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全是好人，对不对？他弹过和你我一定唱过的一首赞美诗不就是这样说的吗？赞美诗有一个奇妙之处：唱过就不会忘记。就像打油诗一样。我敢说这是上帝创造赞美诗的时候故意设计的。告诉我，他还小的时候学到了些什么？他坐在叔叔的大腿上学到了些什么？”
“他会说意大利语。”冈特突然说，就像是打出一张一直保留着的王牌。
“他会吗？”
“他是在英国学的。在农业学校念书的时候。其他同学因为他是德国人不肯跟他说话，所以他习惯骑自行车找意大利战俘聊天。他学会意大利语以后就从未忘记。他的记忆力好得要命。从不会忘记别人对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我可以保证。”
“了不起。”
“他有一个顶呱呱的脑袋，只可惜不像我们有一个幸运的过去。”
特纳面无表情看着他。“谁说我有一个幸运的过去？”
他已经打开另一个抽屉，里面放满在任何办公室里都会看到的小东西：一个订书机、一些铅笔、橡皮擦、外国钱币和用过的火车票。
“唱诗班多久练唱一次，冈特？一星期一次，对不对？你们会一起愉快地唱歌、祷告，之后你们会到附近找个地方喝杯啤酒，他会告诉你有关他的一切。我想另外你们还会有郊游活动。坐长途公共汽车出游，是这样吗？我们都爱这样的活动，对不对？团体性而又陶冶性情的。集体出游，唱诗班。利奥都会来，对不对？来认识每个人，听听每个人的私房话，握握每个人的小手。听起来他一定是个相当逗的人。”
特纳一边说话一边在笔记本里记下他找到的东西：针线，一包针，各种颜色和种类的药丸。因为按捺不住好奇心，冈特走近了一些。
“嗯，不只那样。你知道吗，凑巧我就住在顶楼。大使馆顶楼有个套间，本来应该是麦克米伦住的，但他孩子太多了，总不能让他们在上面跑来跑去吧？我们每星期五练唱，在会议室练唱。会议室在大堂另一头，出纳室的旁边。之后他就会到我住处喝杯茶。你知道，我有几个杯子是专门喝茶用的。我想回报他，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帮我们买这个买那个的。他喜欢喝茶。他也喜欢在壁炉边取暖。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他喜欢家的感觉。他是个无家的人。”
“他告诉你的？他说他没有家人？”
“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
“那太明显了，根本用不着他说。他也没受过多少教育。肚子里的东西都是靠自学来的。”
特纳找到一瓶黄色药丸，他把一些药丸抖到手掌心，细细地嗅了嗅。
“几年来都是这个样子？练唱完后就到你家舒服愉快地闲聊？”
“不是这样。直到几个月前，他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也不想太主动接近他，他毕竟是个外交官。直到近期我们才发现彼此有共同兴趣。我们都是‘放逐者’的会员。”
“‘放逐者’？”
“‘放逐者汽车俱乐部’。”
“有多近期？他什么时候才开始跟你热络起来？”
“新年。”冈特说，开始显得很困惑。“对，就是从一月起。他从一月起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今年一月？”
“没错，”冈特说，就像他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今年一月。也就是他开始帮阿瑟工作以后。阿瑟对他有着重大影响。让他变得更加沉思。我会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太太也同意这个看法。”
“他还有哪些方面改变？”
“主要就是变得沉思默想。”
“自从一月起他开始跟你熟起来。新年来了，而利奥砰一声变得沉思默想。”
“对，变得更稳重。就像生了病似的。我们都很惊讶。”
特纳再次望向墙壁上的地图。先是望正中央，然后望两边，注意到那些消失了的单位的钉孔。在一个旧书橱里堆着一撂问卷调查报告、剪报和杂志。
“你们都聊些什么？”
“没什么重要的。”
“有谈政治吗？”
“我本人喜欢谈政治的话题，”冈特说，“但却不怎么喜欢跟他谈。你不太知道谈到后来会有什么结果。”
“他会生气？”
剪报都是有关“再造运动”的报道，那些问卷调查报告则显示卡费尔德的公众支持度持续增加。
“他很敏感。敏感得像女人。一点小事就可以让他难过，一句话就足以伤害他。他真的很脆弱，而且安静。这也是我从来搞不懂科隆那件事的原因。我对太太说，如果架是利奥挑起的话，那他一定是被鬼附了身。但他见过很多，不是吗？”
特纳翻到一张柏林学生暴动的照片。两个学生抓住一个老年人的手臂，另一个用手背掌掴他：手指是扬起的，光线把指关节照得分外分明，看起来宛如雕刻品。整幅照片被人用红色圆珠笔圈了起来。
“我的意思是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触及他的隐痛，”冈特继续说，“我有时会想这件事情。我太太对他从来不是太自在，但我对她说：‘我们没有见过利奥见过的事情，我可不想梦到他梦到的东西。’”
特纳站起来。“他梦到什么？”
“只是梦。我猜是他见过的事情。他们说他见过很多事情。各种残暴行径。”
“谁说的？”
“好事者。大使馆其中一个司机，好像是马库斯。他已经走了。他1946年在汉堡和利奥见过一幕。他吓坏了。”
特纳翻开书柜里一本过期的《明镜》杂志。里面有一些不来梅暴动的跨页大照片。在其中一张，卡费尔德站在一个高高的木造平台上演讲，台下学生如痴如醉地呐喊。
“我想他的记忆纠缠着他，”冈特说，从特纳的肩旁打量杂志里的照片，“他不时会谈到法西斯主义。”
“是吗？”特纳轻柔地说，“告诉我，冈特，我喜欢这方面的话题。”
“嗯，只是有时候，”冈特的声音有些紧张，“有时候他会越谈越激动。历史将会重演，他说，到时西方会袖手旁观，而银行家会输诚效忠，然后一切就完了。他说当一切决定都出自苏黎世或华盛顿的情况下，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都不再有意义。从最近事态的发展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唔，我得承认，他说得一点都没错。”
有片刻时间，一切声音都停止了，没有车声，没有机器声，没有人语声；除自己的心跳声以外，特纳什么都听不见。
“那解救之道是什么？”
“他没有方法。”
“比方说他打算采取什么个人行动？”
“他没说。”
“是靠上帝吗？”
“不，他不是信徒。不是发自心底的信徒。”
“是靠良知吗？”
“我说过了，他没有说。”
“他有没有暗示过你们两个可以合力扭转局面？”
“他不喜欢那样，”冈特不耐烦地说，“他不喜欢有同伙……我是说涉及他自己的事情时。”
“你太太为什么不喜欢他？”
冈特犹豫了一下。
“他在我家的时候她喜欢靠近我，只是这样。不是因为他说了些什么或做了些什么。她只是想靠近我。”他深情地微笑，“你知道夫妻都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
“他会待很久吗？他会一坐几小时吗？会向你太太送秋波？”
“别这样说。”冈特厉声说。
特纳离开桌子，再次打开壁橱，记下印在橡胶套鞋鞋底的号码。
“另外他也不会待太久。他喜欢晚上工作。我是说最近，他对我说：‘约翰，我想有点建树。’他确是有建树的人。他为这几个月来的工作自豪。他的工作真的很出色，有目共睹。他有时会工作到半夜，甚至一整晚。”
特纳淡色的眼定定看着冈特黝黑的脸。
“他会这样？”
他把套鞋丢回衣橱，它们的碰撞声在一片寂静中显得诡异。
“你知道的，他有很多工作要做，一大堆。满是责任感。是个人才，真正的人才。利奥就是这样的人。待在一楼真是浪费。”
“自一月起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是这样吗？练唱完就到楼上你家去喝杯茶聊个天，然后等到整个地方都静悄悄，他就下楼工作去。是吗？”
“规律得像发条。事前都会准备好。先是练唱，然后是上楼喝茶，然后是等所有人都走光，再回档案库工作。‘约翰，’他会说，‘我不喜欢在闹哄哄的环境工作。我受不了。我喜欢宁静祥和。我不能否认自己不比从前年轻了。’他会带着一个袋子，里面一应俱全。有热水瓶，三明治。他是很有效率的人。”
“他会在夜间登记本里签名吗？”
冈特愣住了，终于如梦初醒般听出特纳单调而低沉的话音所包含的巨大杀伤力。特纳把壁橱两扇木板门砰的合上。“还说你根本懒得管？要他登记是不对的，不是吗？你不能对一个客人公事公办，何况他又是个外交官，一个纡尊光临你家的外交官。所以你就让他在三更半夜自来自去，对不对？你是把他看成家人，是吧？家人之间是不讲究繁文缛节的，不是吗？基督徒是不会这样做的，不是吗？我猜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大使馆的吧？半夜两点，还是四点？”
冈特要屏息静气才能听到特纳的话，因为它们都非常轻，非常柔。
“还有他的那个袋子，”特纳继续用低得吓人的嗓门说，“我猜看一看里面也是不得体的吧？比方说打开那个热水瓶来看。上帝不会高兴的，对不对？别担心，冈特，这事情死不了人的。没有什么是喝茶和祈祷解决不了的。”特纳站在门边，而冈特身不由己地看着他。“你们在玩快乐家庭游戏，对不对？他给你搥背，让你舒服。”特纳模仿他的威尔士腔继续说，“‘看看我们多么有美德……多么彼此相爱……我们是世上的盐32……但抱歉不能让她跟你上床，那是我的专利。’嗯，冈特，你这一回倒大霉了。别人都称你为警卫，但他只用了半个铜板就把你迷得一愣一愣。”特纳把门打开。“他正在请事假。记好这一点，否则你就会惹上比你已经惹上的更大的麻烦。”
“你来自的世界也许是这样，”冈特突然说，恍然大悟地瞪着特纳，“但我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所以别来这里教训我，特纳先生。我只是对利奥做我该做的事，我不后悔。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让你的脑子歪七扭八。毒药，对，一定是毒药。”
“去死吧。”特纳把钥匙串扔给他，但冈特没有接，任由它落在自己脚前。
“如果你还知道他什么事，最好现在就告诉我。嗯？”
冈特摇摇头。
“好事者还说了些什么？唱诗班里有漂亮妹妹，对不对？你可以告诉我，我不会吃了你的。”
“我没听到什么。”
“布拉德菲尔德对他有什么想法？”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问布拉德菲尔德去吧。”
“他喜欢他吗？”
冈特的脸沉了下来。
“我没有理由告诉你，”他厉声说，“我不会八卦我的上司。”
“谁是普兰什科？你听过普兰什科这名字吗？”
“没听过。不知道。”
特纳指指堆在书桌上的东西。“把它们拿到密码室去，我稍后会用得着。还有剪报。把它们交给密码员，要他签收，明白吗？把任何不见了的东西列一张清单给我。任何他带回家去了的东西。”
 
他并没有马上去找梅多斯，而是走到外头，站在停车场旁边草地的边缘。一片薄雾逶迤在荒芜的田野上，马路上的车流像翻滚的怒海。红十字会大楼因为覆盖着脚手架而暗沉，顶楼架着一部橘色起重机。警察们好奇地看着他，因为他一直一动不动，怔怔地看着地平线，但地平线却是一片朦胧。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像回应一声命令声那样转过身，慢慢走回前台阶。
“你整天进进出出，”那个黄鼠狼脸的下士对他说，“应该去弄个通行证来戴的。”
档案库混杂着灰尘味、火漆味和油墨味。梅多斯正在等他，样子看起来憔悴和极度疲倦。特纳在办公桌与档案间觅路走向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起身相迎，而只是怔怔地看着特纳，脸有鄙夷之色。
“为什么他们要派你来？”梅多斯问他，“找不到别人了吗？这一次你准备毁了谁？”

6 记忆人
他们站在一个小密室里，一个既用作保险库也用作办公室的房间。窗户有两道屏障，一道是细网眼铁丝网，一道是钢柱。从接邻的房间，传来不停歇的脚步声和纸张的窸窣声。梅多斯穿着一件黑西装。翻领的边缘别满大头针。墙上嵌着一排排贮物钢柜，每一个都有编号牌和密码锁。
“在所有我发誓绝不再见的人里面——”
“特纳排在最前面。随你的便，反正这样想的人不只你一个。我们还是谈正事吧，好吗？”
他们坐下来。
“她不知道你来了这里，”梅多斯说，“我也不准备告诉她。”
“很好。”
“他见过她几次，但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我会离她远远的。”
“好，”梅多斯说，没有看着特纳，而是看着他背后的贮物钢箱，“最好不过。”
“尝试忘记你面前的人是我吧，”特纳说，“放轻松。”有片刻时间，因为光影的作用，他的表情看起来很柔和，感觉上就像梅多斯的脸一样苍老，也一样疲倦。
“我会把事情一次性告诉你，”梅多斯说，“我会告诉你我知道的全部，然后你就离我远远的。”
特纳点点头。
“事情要从‘放逐者汽车俱乐部’讲起。”梅多斯说，“严格来说我是在‘放逐者’才跟他熟起来的。我喜欢车，一向如此。我买了一辆‘路虎’，三升的，供退休后……”
“你来这里多久了？”
“一年了。对，距今一年。”
“直接从华沙来？”
“我们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派我来这里。我五十八岁了，只剩下两年，而经过华沙的事情以后，我什么都看开了。我只想照顾好她，让她好起来……”
“好的。”
“我很少出门，但还是参加了‘放逐者’。会员大多是英国和英联邦的公民，都是正派的人。我会参加，主要是考虑到迈拉。‘放逐者’一星期会有一个晚上的活动，夏天有大会师，冬天有集体出游。我想这对我们有益处。我可以带迈拉一起去，既让她有事可做，又可以看住她。她自己也想参加，至少最初是这样。她很空虚，想要有伴。不是整天只对着我。”
“好的。”特纳说。
“我们参加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棒的团体，不过就像任何俱乐部一样，情况有起有落，要看主事者是谁。碰到一群好的主事者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乐趣，碰到差的你就只有无事忙。”
“黑廷是那儿的要角，是吗？”
“你让我照自己的节奏说话，行不行？”梅多斯的态度坚定，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像个纠正儿子的父亲。“不是，他不是要角，当时不是。他是个会员，单纯的会员。我不认为他常常参加活动，六次里面都不会有一次。到了11月，我们举行年度会员大会。对了，这次你没有带黑色笔记本来吗？”
“11月，”特纳说，没有动一下，“年度会员大会。五个月前。”
“那时候的气氛很特别。卡费尔德已经得势了大约六星期，而我们全都好奇他接下来会怎么搞。当时俱乐部的会长是勒克斯顿，但他马上就要调到内罗毕，而康乐秘书安特里也接到通知，会被调到韩国。所以大家都浮躁不安，酝酿要选举新的干部，安排新的活动和敲定冬天的旅游活动。利奥就是这个时候冒起来的，某个意义上也是他迈向档案库的第一步。”
梅多斯陷入沉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多蠢的蠢材，”他说，“一直不知道。”
特纳等着。
“我以前从没有注意过他这个人，他并不热衷‘放逐者’的活动。而且他的名声又不怎样……”
“怎么说？”
“他们说他有一点吉卜赛人脾气。总是喜欢骗人。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他在科隆的传言。老实说，我不喜欢我听到的事情，也不希望他和迈拉搅和在一起。”
“科隆什么事？”
“只是传言。他跟人打了一架。那种夜总会的斗殴。”
“没有细节？”
“没有。”
“当时在场的还有谁？”
“我完全不知道。我刚才说到哪？”
“‘放逐者’的年度大会。”
“对，冬季出游。我们在大会上讨论出游的事。安特里问大家：‘哪位有好建议？’接着利奥站了起来。他坐在我们前三排。我问迈拉：‘怪哉，他站起来干吗？’哦，原来是他有建议。他说他认识一个住在柯尼希斯温特的老人，拥有一队驳船，非常有钱并且对英国人非常有好感；这老人同意借我们两艘驳船和两组船员，把整个俱乐部的成员载到科布伦茨玩，再载回来。他这样做，是作为对英国人在占领时期曾经照顾过他的一种回报。利奥认识很多这一类的人。”梅多斯深情地微微一笑，让他忧愁的五官更形明显。“利奥说，那老人除了沿途会招待我们朗姆酒和咖啡以外，到科布伦茨之后还会招待我们一顿盛大的午餐。利奥已经把整个计划拟好，他估计每个人只要二十一马克，就可以涵盖送老人家一份礼物在内的所有开销。”说到这里梅多斯停了一下。“我无法长话短说，我没有那种本领。”
“我可没说什么。”
“你不耐烦，我感觉得出来。”梅多斯暴躁地说，叹了口气。“大家都喜欢这计划。你知道人是怎样的：如果一个人知道他们想要些什么……”
“他就知道。”
“我猜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他是在沽名钓誉，但没有人在意。他此举可能是为竞选干部铺路，但那又如何？他做了事而被选上也是应该的。花费便宜得没话说。安特里马上就要走人，没有什么好损失的。他附和利奥的主意。动议交付表决并获得通过，没有人有半句异议。大会一结束，利奥就径直向我和迈拉走过来，脸上堆着个大笑容。‘她会喜欢的，’他说，‘迈拉会喜欢的。’就好像他刚才的建议是为她而提的。我说对，迈拉会喜欢的，然后请他去喝了一杯。我觉得应该请他喝一杯；他做了那么多事，却没有得到谁的夸奖。我为他难过，而且感激。”他补充说，“我至今还感激他，那趟出游相当尽兴。”
他再次陷入沉默。特纳等着，看着老头子与自己内心的冲突与困惑角力。从装了栏杆的窗户，传来波恩永不疲倦的心跳声：电钻和起重机遥远沉闷的嗡嗡声，汽车徒劳飞驰的呻吟声。
“老实说，我本来以为他是想追迈拉。”他终于再度开口，“我一直防着这个。但始终看不出一点迹象，两方面都没有这意思。自从华沙那档子事以后我就变得很敏感。”
“我相信你。”
“我不在乎你相不相信，我只是说实话。”
“他在这方面名声不好，对不对？”
“一点点。”
“跟谁？”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按自己的方式讲下去。”梅多斯说，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我不准备略过那些废话。特别是对你。我们在这个地方谈话本来就够荒谬的了。”
“我会自己找出重点。”特纳说，脸色凝固得像个死人。“虽然会花我比较多的时间，但你用不着担心。”
 
“出游那天冷得要命，”梅多斯往下说，“小块小块冰块浮在河面上。景色好美——抱歉，我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就像利奥所说的，沿途有朗姆酒和咖啡招待，小孩则有可可喝，每个人都愉快得不得了。我们从柯尼希斯温特出发，上船前还在利奥家先喝了一杯。从登船的一刻起，利奥就把我们照顾得好好的。我是说我和迈拉。他眼中就只有我们两个。迈拉很受用。他为迈拉围上一件披肩，又给她说笑话趣事……自华沙以后我就没有见她笑得那么开心过。她自己也反复告诉我：‘我好几年没这么开心了。’”
“什么样的笑话趣事？”
“主要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个接一个。有一件趣事发生在柏林。他推着一车子档案要穿过阅兵场，而当时骑兵正在操练，军士长坐在马上。把一辆手推车推过一群操练中的骑兵，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可想而知。……他能模仿各种声音。他一下子扮演马上的军士长，一下子扮演军士长的护卫……最绝的是他还能够模仿喇叭的声音。真的很厉害，很神奇的天赋。很逗的人……真的很逗。”
他瞅了特纳一眼，就像是等着他反驳，但特纳面无表情。“回程途中，他把我拉到一边。‘阿瑟，我想跟你说句悄悄话。’他说。一句悄悄话——这就是他的调调。你知道他说话的调调的。”
“不知道。”
“推心置腹。把每个人都当成特别的人对待。‘阿瑟，’他说，‘布拉德菲尔德找过我，他想派我到档案库帮你一把，但在回复他以前，我想听听你的感觉。’他是暗示，如果我不喜欢，他就会拒绝。我不怕告诉你，听到他这样说，我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他毕竟是个二等秘书……身份看来不适合。而且坦白说，我不认为我完全信得过他。所以我就问：‘你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吗？’他说有，很久以前有过，而他常常梦想可以再做同样的工作。”
“是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什么时候？”
“他什么时候处理过文件档案？”
“我猜是在柏林工作的时候。我没有问他。我们从不问及他的身世背景，怕会触到他的隐痛。”
梅多斯摇摇头，继续说：“那看来是不恰当的，但我又能怎样说？‘那要看布拉德菲尔德的意思，’我对他说，‘如果他要派你来档案库，而你又想来，那里的工作就够你做的。’”坦白说，我有点担心。我甚至想过去找布拉德菲尔德谈谈，却没有去。我想，最好的方法是让事情不了了之。有一段时间，情况也果真如此。那时候，迈拉的情况又坏了起来，伦敦有内阁垮台的危机，布鲁塞尔就金价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卡费尔德在全德国又闹得沸沸扬扬。档案库忙得像蜂房，我根本无暇去想他。他当时是‘放逐者’的康乐秘书，但除了在俱乐部，我很少会见到他。”
“我明白了。”
“然后有一天，布拉德菲尔德突然说要见我。就在圣诞假期的前几天，大约是12月20号。他首先问我，‘档案销毁计划’进行得如何。事实上，那几个月我们都忙翻了，‘档案销毁计划’是任何人都会最懒得去管的工作。”
“现在起你尽量把话说得详细。我每个细节都想知道。”
“我告诉他进度落后了。然后他问我，要是他派个人来档案库帮忙做这件事，我意下如何？他说有人给他建议了人选，但尚未定案，他想先知会我。有人说黑廷也许帮得上我的忙。”
“谁建议的？”
“他没说。”
他们两个人都同时一凛，露出各自不同的困惑表情。
“不管是谁向布拉德菲尔德建议的，”梅多斯说，“这个建议都毫无道理可言。”
“这正是我纳闷的。”特纳说，再次陷入沉默。
“所以你答应布拉德菲尔德了？”
“没有。我告诉他事实：我不需要黑廷帮忙。”
“你不需要他？你对布拉德菲尔德这样说？”
“别催我。布拉德菲尔德清楚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至少‘档案销毁计划’不需要。我11月才去过伦敦的文库署，也就是卡费尔德刚开始造成恐慌的时候。我告诉文库署的人，我有点担心‘档案销毁计划’。我说进度落后了，是不是可以等危机过后再重新开始。他们说可以，叫我把销毁计划给忘了。”
特纳瞪着他。
“布拉德菲尔德知道这个？你确定他知道？”
“我给他送了一份谈话摘要。但他却绝口未提。我问他的私人助理，而她说很确定已经把摘要送给布拉德菲尔德。”
“在哪里？那份摘要现在在哪里？”
“没有了。那是份普通级别的摘要，布拉德菲尔德有权决定要不要保留。但文库署的人全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们后来得知我们还在忙‘销毁计划’都相当惊讶。”
“你在文库署是跟谁谈的？”
“一次跟马克斯韦尔，一次跟考德里。”
“你有提醒布拉德菲尔德这件事吗？”
“试过，但一开口就被他打断。‘一切已经安排好，’他说，‘黑廷会在1月中开始帮你的忙，他会负责《名人追踪》和‘档案销毁计划’两部分。’换言之他的意思是我喜欢与否都得忍受。‘你可以忘掉他的外交人员身份，’他说，‘把他当成你的下属看，爱怎样对待他就怎样对待他。但他会在1月中开始在档案库工作是个既成事实。’你知道他是怎样把人踢来踢去的，特别是黑廷。”
特纳在笔记本上写东西，但梅多斯没管这个，继续说：“这就是他会进档案库工作的经过。我说的是实话。我不想要他。我不信任他，至少是不全信，而我从一开始就让他知道这一点。他能帮我什么呢？”
一个女孩端来咖啡。一块毛织品盖住茶壶，方糖是一颗颗包装好的，上面有三军福利社的标记。特纳对女孩微笑，但她视而不见。他听得见有人在大声谈到汉诺威。
“听说英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糟，”梅多斯说，“暴行，示威，抗议。你们这一代是怎么搞的？我们对你们做了什么？这是我不明白的。”
“现在让我们从他进入档案库工作后开始谈。”特纳说，心里想，有父亲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与他各有各的价值观，鸿沟宽得像大西洋。
“他一来我就对他说：‘利奥，别碍手碍脚。不要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也不要去烦其他人。’他听话得像绵羊。‘放一百个心，阿瑟。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问他手头有没有事情可做。他说有，《名人追踪》就足够他忙一阵子的了。”
“真梦幻，”特纳轻柔地说，终于从笔记本上抬起头，“先是赤手空拳打入了‘放逐者’的核心，然后是哄你，然后是哄布拉德菲尔德，而在一个月内，他就得到档案库的差事。我想他应该会笑得合不拢嘴。他是怎样的人？招摇吗？”
“他很安静。一点都不招摇。我会形容他低调。跟他们告诉我的完全两样。”
“谁？”
“唔……我不知道。不喜欢他的人不少，忌妒他的人更多。”
“忌妒？”
“他是个外交官，不是吗？哪怕是临时的。他们说他只消两星期就能接管档案库，然后以九折出售档案。你知道什么叫闲言闲语的。但他变了。就连科克和钱宁都承认这一点。你几乎可以说得出他是哪一天开始变的，就是从危机开始的时候。它让他变了个人，静了下来。”梅多斯摇摇头，就像是痛恨看到一个好人走错了路。“他也很有用。”
“别告诉我他的能力让你吓一跳。”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得到的。他对我们这一类档案库一无所知。但到2月中，《名人追踪》就编好了，而‘档案销毁计划’也再次走上轨道。我们都在他四周忙得团团转：为卡费尔德忙，为布鲁塞尔谈判忙，为联合政府的危机忙，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但利奥却不动如山，一点一滴把‘销毁计划’带回到进度。任何事情教过他一遍他就不会忘记，而我想这就是他能力的一半秘密所在：他有超强的记忆力。我不认为他会忘掉任何人跟他说过的任何话。他会用眼睛聆听。”梅多斯摇摇头，“记忆人——钱宁喜欢这样称呼他。”
“有这样的能力当然很方便——我是说对一个档案管理员来说。”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梅多斯终于说，“在你的想法里，坏人就只能是坏人。”
“我说错话的话请随时告诉我，”特纳回答说，他一直都在记笔记，“我会很感激的。”
“‘档案销毁计划’是个怪异的游戏，”梅多斯用沉思的调子说，就像是一个在评论自己技艺的人。“一开始你会以为很简单。你挑出一个大档案，比方说包含二十个卷宗的档案。我给你一个例子：解除武装。那是一个真正的大杂烩。你当然会先翻开较早期的卷宗，看看它们的日期与内容，对不对？你会找到什么？《拆解鲁尔区的工业设施，1946年》；《管制委员会对手枪执照的配额，1949年》；《重建德国的军事潜力，1950年》。有些文件陈旧得会让人发笑。如果你把最近期的一个卷宗翻开，会看到什么样的标题？《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导弹弹头》。两相比较，旧的卷宗。你会想，好吧，让我们来把旧的那些烧掉吧，它们已经毫无参考价值。依这个标准，至少有十五个卷宗是可以干掉的。但谁是解除武装档案的挂名负责人？是莱尔。所以你就跑去问他：‘请问我们可以把1960年以前的卷宗销毁吗？’‘不反对。’好，搞定了，对不对？”梅多斯摇摇头，“才怪。你连一半的路还没走到。你不可能就这样把那十五个卷宗放到火堆里。因为它们会影响到卡片索引系统，那也是要清一遍的。里面包含条约吗？有。那就去征求法律随员的同意。有涉及军事上的参考价值吗？有。那就去征求军事随员的同意。伦敦那边有副本吗？没有。这样，我们就得坐下来，再等两个月，因为没有文库署的书面批准，任何原件都是不能销毁的。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特纳说，等着他说下去。
“再下来还有互见项目，也就是同一系列的姊妹档案：它们会受到影响吗？它们也可以一并销毁吗？还是为了安全起见，把部分东西留下来？为了搞定一个档案，你得把整个档案库都走遍，把每个角角落落都翻遍。一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没有东西是神圣得你不可以碰的。”
“那我想这工作一定惬他意惬得要命。”
“档案库的工作是不设限的，”梅多斯说，像是回答一个问题，“也许你会不苟同，但这是我所知惟一行得通的原则。谁都可以看任何东西，这是我的原则。任何被派来这里工作的人我都得信任。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运作这地方。我不可能整天跟在每个人屁股后面问他们正在看什么档案，我能吗？”他说，不理特纳恼人的凝视。
“但他却如鱼得水。我很惊讶。他很快乐，这是第一点。而没多久，我也因为有他帮忙而乐起来。我们惟一真正介意的——”他停顿了一下，“是他抽的那种烂雪茄。我猜是爪哇雪茄。臭死了。我们常常为此奚落他，但他不为所动。不过，如今我却怀念起那烟味来。”他继续静静地说，“待在参赞处对他而言是一种埋没，他和他们不是同一类的，而据我所知他在一楼的工作又时日无多了。但这个地方正适合他。”梅多斯向关着的门伸伸头。“那里有时就像一家店。你有顾客也有店员：钱宁、瓦莱丽……利奥刚来档案库的时候，他们都排斥他，但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喜欢上他。这是实话。他真的有两把刷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猜你是想说我在恭维自己。好吧，我承认是这样。每个人都喜欢同类，而他是我们的同类。好吧，我承认我孤独。迈拉是我的心头重担。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而又从来没有儿子。我是有一点点把他当儿子看的味道，虽然他只比我小十岁。”
“他有想泡档案库的女孩吗？”特纳问，主要是为了打破让人不自在的沉默，因为他正在脑子里准备问题。
“只会开开玩笑。”
“有听过一个叫爱克曼的女人吗？”
“没有。”
“玛格丽特·爱克曼，他们曾经订过婚——她和利奥。”
“没有。”
他们仍然没有望向彼此。
“他也喜欢这工作。”梅多斯继续说，“我不认为他从一开始就了解，跟我们相比，他知道的有多么多。我是指对德国。”
他停下来回忆，就像是回忆五十年前的往事。“他也了解那个世界，”他补充说，“里里外外都了解。”
“哪个世界？”
“战后的德国。占领时期，人们现在懒得去了解那些年头。他对那段时间了解得像自己手背。‘阿瑟，’他有一次对我说，‘我在这些城镇还是停车场的时候就来过。哪怕他们的母语还是被禁时我就听过他们说话。’我瞥见过他埋头读档案的样子：安静得像老鼠，完全出了神。有时他会抬起头，望向档案库的其他地方，想找个人分享他所读到的东西。‘看看这里，’他会说，‘看到没有？我们在1947年解散那公司的。看看，这里就有记载。’我有时觉得他知道那么多事情对他是一种负担，有时甚至会让他感到内疚。有一次，我们在销毁一些档案时，他说：‘你们是在销毁我的童年，让我成为一个老人。’我回答说：‘如果我这样做，那你就是还活着的人中间最幸运的一个。’我们都笑了。”
“他谈过政治吗？”
“没有。”
“他对卡费尔德是什么看法？”
“他很关切。这很自然，否则他不会乐意出手帮忙。”
“哈，他当然乐意。”
“那是一种信任感，”梅多斯不屑地说，“一种你不会了解的东西。他说的是事实。那是他的童年。对他而言老东西是最重要的。”
“好吧。”
“听着，我不是要为他辩护。他毁了我的事业，我知道你结案后我会有什么下场。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也有好的一面。”
“我不想跟你辩。”
“他的记忆真的是他的负担。有一次他要我听一些唱片。我猜他是想要卖给我。他帮城里一家公司推销东西，并一向引以为傲。‘听着，’我对他说，‘没有用的，利奥，你只是在浪费时间。我听唱片只能一次听一张，因为等我听到第二张，就会把第一张忘光了。’但他马上回答说：‘那你应该当政治家，阿瑟，他们就是这样的。’相信我，他说的是心底话。”
特纳咧嘴而笑。“真风趣。”
“是风趣，如果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是一脸凶相的话。又有一次我们谈到柏林。我说：‘算了，没有人现在会想到柏林的了。’我指的是柏林的旧档案，现在已经不会有人认为有什么参考价值而想到调阅它们。‘可不是，’他说，‘我们有两种记忆：小记忆和大记忆。我们用小记忆来记住小事情，用大记忆来忘记大事情。’他就是这样说的。这话让我感动。我是说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把历史忘得一干二净。”
“他会到你家去吗？我是说有时候。你们会一起消磨晚上吗？”
“时不时。都是迈拉不在家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到他那边去。”
“为什么都是迈拉不在家的时候？”特纳相当生硬地问，“你仍然不信任他，是不是？”
“有些谣言，”梅多斯不紧不慢地说，“有些关于他的闲话。我不想迈拉被扯进去。”
“关于他和谁的谣言？”
“女人。一般的女人。他是独身汉，有自己解决需要的方法。”
“跟谁？”
梅多斯摇摇头。“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他说，手上把弄着两个夹子，要让它们互夹在一起。
“他谈过战时的英国吗？谈过他住在汉普斯特德的叔叔吗？”
“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在多佛上岸时，脖子上挂着面牌子。这是不寻常的。”
“什么不寻常？”
“我是指他谈自己不寻常。钱宁说他在利奥来档案库工作以前就认识了他四年，却从未听他谈过自己的童年。但他现在却完全敞开了心扉，钱宁说一定是年纪大了的关系。”
“继续说。”
“那就是他刚到达英国时身上仅有的东西：一面牌子，上面写着‘黑廷·利奥’。他们剃光他的头，帮他驱除身上的虱子，把他送入一所农业学校。他显然是可以选择学家政或学农的。他想当农民，因此选择了学农。在我看来是个笨选择，但他向往有土地的生活。”
“他有没有谈到共产党？有没有谈到他在汉普斯特德的时候混过左翼的少年团？”
“没有。”
“他提过一个叫普兰什科的人吗？他是德国国会议员。”
梅多斯犹豫了半晌。“他有一晚告诉我，普兰什科摆过他一道。”
“摆过他一道？怎么个摆法？”
“他不愿说。他说他们是一起移民到英国去的，战后又一起回到这里来。但后来普兰什科选择了一条道路而利奥选择了另一条。”梅多斯耸耸肩，“我没有追问。我有什么必要追问？那次之后他再没提及普兰什科的名字。”
“从他谈过的往事推断，你认为他最念念不忘的是什么？”
“我猜是某种历史性的东西。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历史。不过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有什么分别？”
“那时候他还没有沉迷。”
“还没有什么？”
“沉迷，”梅多斯说，“这就是我准备告诉你的。”
“我想听听不见了哪些档案，”特纳说，“还有不见了哪些信件。”
“那你得先等一等。并不是只有具体事实才重要，如果你专心听，说不定就可以听出端倪。你就像利奥一样，总是问题都还没听清就想知道答案。我想告诉你的是，打他进入档案库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在找某些东西。你可以感受得到——几乎就像摸得到一样——他在找某些对他而言很重要的东西。这样的人我在档案库几乎没见过。”
 
梅多斯说话的样子仿佛倾尽了全部的生命力。
“一个档案管理员就像一个历史学家：有些时间段落是他情有独钟的，能够对涉及的人名地名如数家珍。这里的所有档案都是互有联系的，也必然是如此。你从隔壁随便拿一个档案给我，我就可以找出一长串相关的档案来；尽管乍看之下完全南辕北辙，但它们就是以某种方式关联在一起的。这是档案的引人入胜之处，一开了头就没有终点。”
特纳端详梅多斯那张慈父般的灰脸和那双满怀忧虑的灰眼睛，也感受得到梅多斯语气中慢慢浮现的兴奋。
“你以为是你在运作一个档案库？”梅多斯说，“错了，是它在运作你。档案库的一个特征是它有办法控制你，让你身不由己。以钱宁当例子好了。就是你进来时坐左手边那个穿夹克的老头。他是个知识分子，读过大学和其他学位。他从行政组调来档案库工作才一年，却迷上了994号档案，内容是联邦德国与第三议会的关系。他可以坐在你面前，把与‘霍尔斯坦原则’有关的每一个谈判的日期地点背给你听。或者以我为例好了，我是学机械的。我喜欢汽车和各种发明。我猜我对德国人侵犯了多少专利权，要比任何一个商业科的人员都清楚。”
“利奥沉迷于什么？”
“等一等，我正在说的事很重要。过去二十四小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这个，而不管你喜不喜欢，现在都得从头听起。档案是可以控制人的：你就是不由自主会被它控制。如果你放任它们，生活就会为其所制。对某些人来说，档案形同妻儿子女，我见过这样的例子。有时它们会攫住你，那你就会在一条道上一直走一直走，下不来。利奥就遇到这样的事。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打个比方，你偶然读到一份旧文件，内容涉及印度尼西亚泗水蔗糖工人的罢工。‘咦？’你问自己，‘为什么上面没有某某先生的批阅呢？’你往回查，发现某某先生从没有读过这份电报。但他没有理由没读过的，因为事情才过去三年，而某某先生当时是驻巴黎的大使。于是你开始研究伦敦方面针对罢工采取了什么对策，他们咨询过谁，以及他们为什么没有知会华盛顿。你查了查互见条目，找出源文件。也许这时你有了抽身的念头，但已经迟了，你已经忘乎所以，其他正事都不管，单是往最初那份文件所引发的问题钻；你被它卷着走，而等你回过神，把咒抖掉的时候，十天已经过去。你没有变得更聪明，但也许发作过这一次，同样的病就两年内都不会再发作。情形就像是中了邪。你可以称之为一趟私人追寻之旅。档案库所有人都有过这种经验。”
“利奥也是这样吗？”
“对，对，利奥也是这样。从他来这里第一天我就有一种感觉：他在……唔……他在等待什么。从他的眼神、拿文件的手势你就可以感受出来。他总是偷偷摸摸东瞄西瞄，一双小小的褐色眼睛总是转不停。我知道你会说我是疑神疑鬼，我不在乎。我后来没有多想这事。为什么我有必要多想呢？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而且当时这里又忙得像工厂。但他在等待什么这一点却是千真万确。我没有理由要注意他，但我就是注意到了。然后他就逐渐沉迷上了。”
突然一阵铃声响彻整条走廊。他们听见了开门关门的砰砰声和奔跑的脚步声。一个女孩在喊：“瓦莱丽在哪里？瓦莱丽在哪里？”
“只是火灾演习，”梅多斯说，“目前我们一星期要演习两三次。别在意。档案库不用参加。”
特纳坐下，脸色看起来比原来还要苍白。他用一只大手拢过头上成簇状的金发。
“我在听。”他说。
“从三月起，他就开始处理一个大案子。是所有的707号档案。有两百个卷宗或以上，内容主要和占领结束时的交接事宜有关。涉及撤退的条款、居住权、案卷移送和自治阶段性的问题，还有天知道什么鬼东西。都是1949到1955年间的事，跟现在全不相干。如果说是为了‘档案销毁计划’，那还有六七个档案是他可以挑来下手的，但当他看到了707号档案后，就完全被迷住了。‘看看这个，’他说，‘阿瑟，它们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呢。我从前学到的东西都用得着了。我知道它们在说什么，是我熟悉的领域。’我不认为过去十五年来有其他人打开过这些卷宗。里面全都是专门术语，有德文的有英文的，都是法律条文。”梅多斯佩服地摇摇头。“我看过其中一个卷宗。我肯定自己驾驭不来，也怀疑参赞处里面有谁有这个能耐。全都是关于普鲁士刑法和地方司法权的。而且有一半是德文写的。”
“你是说这批东西让他接触到超过他预期的东西？”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梅多斯说，“别把不是我说的话放到我嘴巴里。我是说他派上用场了。他脑袋里有一大堆已经很长时间用不着的知识。然后，因为707号档案的出现，他突然间可以把那些知识派上用场了。”
梅多斯继续说：“其实707号档案与‘档案销毁计划’无关：它预定是要送回伦敦收藏起来的。但在送走以前，我们还是得先把它读过一遍，让它接受如同销毁文件必须经历的程序。过去几星期，他一头栽在这里面，栽得非常深。我告诉过你，他来了这里之后就变得安静，而投入707号档案以后，他更是一天比一天安静。他浸在其中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
特纳的笔记本后放着一本日记，他已经把它打了开来。
“三星期前。他越陷越深。没错，他还是乐呵呵的样子，会蹦蹦跳跳，给档案库这个女孩拿把椅子，那个女孩拿支铅笔。他也还是爱打听：这是他谁都治不好的毛病，他总是非要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不可。但你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他被什么攫住了，变得越来越沉思默想，越来越严肃。然后到星期一，我是说上星期一，他变了。”
“一个星期前，”特纳说，“五号。”
“七天前。啊，老天，他就是那时候决定的吗？”突然传来一阵热腾腾的蜡味和一个大印章重击包裹的闷响声。
“他们在准备两点钟要送出的文件，”梅多斯说，又瞧了瞧自己的银怀表。“12点30分就得先要送楼下去。”
“如果你想用餐，我可以晚一点再来。”
“我宁可先把事情说完，”梅多斯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把怀表收起。“他到哪儿去了？你知道吗？他去了俄国吗，真的是这样？”
“你是这样想的吗？”
“他单身一个人，到哪里都有可能。他不像我们。他试过要成为我们，却成为不了。我觉得他更像你，某个意义上是这样。总是忙着，但又总是忙些别人不在乎的事情。没有事情对他来说是单纯的。我猜这就是他的问题。太多童年记忆了，又可说是少到等于零。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我喜欢一个人是慢慢长大的。”
“告诉我上星期一的事。你说他变了，怎么个变法？”
“向好的一面变。他把攫住他的东西抖掉了——不管那是什么。他从上面下来了。我走进档案库的时候，他向我微笑，看得出来非常快乐。钱宁和瓦莱丽都注意到了。那时候我们当然都忙翻了，我星期六加了大半天班，星期日加了一整天班。来调档案的人络绎不绝。”
“利奥忙吗？”
“他一样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们不常看到他。如果他有一个小时是待在这里，就有三个小时是待在楼下……”
“楼下哪里？”
“他自己的房间里。他有时会带几份文件到楼下处理。那里比较安静。‘我想让房间保持温暖，阿瑟，’他说，‘我不想让它变冷。’”
“所以他把文件带到那里处理？”
“然后他还要忙礼拜堂的事。他负责弹风琴。”
“他负责这事多久了？”
“好几年了。他叫这个为买保险，”梅多斯轻笑了一下，“只是为了让人少不了他。”
“你说他到上星期一变得很快乐。”
“静谧。我找不到别的形容词。‘我喜欢这里，阿瑟，’他说，‘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然后坐下来，开始工作。”
“直到失踪以前他都是这个样子？”
“多多少少。”
“什么叫‘多多少少’？”
“嗯，我们吵过一架。那是在星期三。星期二他还好端端的，快乐得像个沙滩男孩，然后星期四我就逮到他了。”梅多斯双手合十，放在大腿上，眼睛看着它们，头低着。
“他想偷看绿档案。那是最高机密。”他用一个神经质的小动作碰了碰头顶。“我说过了，他爱打探。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控制不了自己。不管是什么东西，他们就是非要偷看一下才舒服。我敢说如果我把一封写给妈妈的信留在办公桌上，而利奥有一丝机会偷看的话，他一定会偷看。他总是怀疑别人搞阴谋整他。开始的时候他这行为几乎把我们搞疯掉。什么都看：档案、钢柜。他来这里还不到一星期就开始帮我们到收发室收信。起初我不想让他代劳，但他却一副气不过的样子，我就由他去。”他摊开双手，像是想为自己找一个解释，“然后到了三月，我们收到一些伦敦发给经济随员的特别指示，有关新的投资配置和远程计划的。结果，我逮到一整叠电报都在利奥的办公桌上，他正在看。‘喂，’我对他说，‘你可以不看吗？那是只限订户阅览的，不是给你的。’他面不改色，但我感觉得出来他火冒三丈。‘我以为我能够处理一切。’他说，恨不得揍我一顿。我对他说：‘你以为错了。’那是3月间的事。我们有两天都相敬如宾。”
“上帝拯救我们。”特纳轻声说。
“然后就来了那个绿档案。绿档案是很罕见的。我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钱宁不知道，瓦莱丽也不知道。它一直待在自己的公文箱里。大使有一把钥匙，布拉德菲尔德有另外一把，是跟莱尔共享的。每个晚上，公文箱都要送回到这里的保险库。调出和调入都要签收，这事由我一个人负责。然而，在星期三的午餐时间，利奥一个人来这里；当时我和钱宁都到食堂去了。”
“他常常午餐时间一个人留在档案库工作？”
“对，他喜欢这样。他喜欢安静。”
“唔。”
“那天食堂大排长龙，我不想等，就对钱宁说：‘我回去做点事，半小时后再来看看。’所以说我回档案库是出其不意的。我看不到利奥，而保险库的门开着。利奥就在里面，连同那个放绿档案的公文箱。”
“连同？”
“他拿着它。就我看到，他在端详它的锁。看到我时他面露微笑，冷静得不得了。他很厉害，我告诉过你的。‘阿瑟，’他说，“你逮到我了。你发现我的罪恶小秘密了。’‘你搞什么鬼？’我说，‘你知不知道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你知道我这个人的，’他说，‘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然后把箱子放下。‘事实上我是在找一些707号档案的东西。我要找的是1958年3月份和2月份的。你有那么巧在哪里看到过吗？’”
“你怎么做？”
“我对他提出严重警告。除此我还能做什么？我说我会把事情向布拉德菲尔德报告，诸如此类的。我很光火。”
“但你没有报告？”
“没有。”
“为什么？”
“你不明白，”梅多斯犹豫了好一下子才说，“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个软心肠。但星期五是迈拉生日。另外利奥也要主持唱诗班练唱和参加一个晚宴。”
“晚宴？哪里的晚宴？”
“他没有说。”
“他的日记里没提。”
“那不关我的事。”
“继续说。”
“他答应过那天傍晚会来参加迈拉的派对，送她礼物。那是一个吹风机，是我们一起挑的。”他又摇摇头，“我该怎么解释呢？我对你说过：我觉得自己对他有责任。他是那种会让人觉得对他有责任的人。是你我吹一口气就可以吹走的人。”
特纳瞪着他，一脸不可思议。
“我想还有其他理由，”梅多斯说，“如果我向布拉德菲尔德报告，利奥就会玩完。他没有地方可去。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现在。我倒是真的希望他是去了莫斯科，因为除此以外他没地方好去。”
“你是说你怀疑过他？”
“我猜是这样。内心深处是这样。是华沙对我起的作用。我本来是乐于让迈拉在华沙定下来的，让她和她的学生在一起。没错，我知道是他们唆使他的，唆使他诱骗她。但他答应过会娶她，为了小孩的缘故。我本来会爱那小孩爱得不得了的，但你却把他从我身边带走。从迈拉身边带走。你不应该这样做的，不是吗？”
特纳现在倒对喧嚣的车流声感激起来——他会感激任何可以把梅多斯平板的指控声赶快淹没的声响。
“到星期四那公文箱就不见了？”
梅多斯耸耸肩。“布拉德菲尔德的私人助理在星期四中午把它还回来。我签了收，把它锁回保险库里。星期五就不见了。”
他停顿下来。
“我应该马上向上报告的。本来一发现这事，我就应该跑去告诉布拉德菲尔德。但我没有。我思考了一整个星期六。我想再看看情况。我对科克发脾气，又跑到钱宁家去，弄得鸡犬不宁。我被弄得快发疯了。我不想制造一场虚惊。在这段日子，我们搞丢的东西够多的了。有人偷了我们的档案手推车，我不知道是谁：可能是武官室的人，这只是我的猜测。另外又有人偷了我们一把转椅。打字组不见了一台长滑架打字机。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不见了，甚至包括三军福利社的杯子。我认为是有人用过档案以后没有把它们还回来，比方说莱尔、私人助理室……”
“你问过利奥吗？”
“他当时已经不见了，不是吗？”
特纳再一次进行例行性的查询。
“他带着一个公文包，是吗？”
“对。”
“你准他把公文包带进档案库？”
“他需要用它来装三明治和热水瓶。”
“所以是你准他的？”
“对。”
“星期四那天他有没有带着公文包？”
“好像有。对，有。”
“那公文包大得可以放下公文箱吗？”
“可以。”
“他星期四那天有没有在这里吃午饭？”
“他12点的时候外出。”
“回来过吗？”
“我说过，星期四是他特别的一天。开会的日子。那是他旧工作剩下来的部分。他会到巴德戈德斯堡其中一个部会去开会。跟索赔的事宜有关。但据我所知，他上星期约了人吃午饭，会吃过午饭再去开会。”
“他每星期四都会去开会，是吗？”
“至少来档案库帮忙以后都是这样。”
“他有一把钥匙，对不对？”
“什么用的？用在哪里的钥匙？”
特纳显得犹豫不决。“让他可以进出档案库的钥匙。或者说他知道密码锁的号码？”
梅多斯笑了起来。
“只有我和布拉德菲尔德知道怎样开这里的门，没有别人。一共有三组密码锁和半打防盗装置，另外还有一个保险库。没别人知道号码。钱宁不知道，莱尔不知道。就我们两个人知道，没有别人。”
特纳振笔疾书。
“告诉我还不见了些什么。”
 
梅多斯用钥匙打开他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份清单。他的动作轻快而充满自信。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告诉你？”
“没有？”
梅多斯把清单递给他。“你可以留着。一共是四十三件。全都是筐式档案，自三月起就不见了。”
“换言之是从他出了窍起开始不见的。”
“安全级别从‘机要’到‘绝对机密’不等，但大多数都是一般的‘秘密’级。有关于组织的，有关于会议的，有关于人事的，有两个是关于条约的。主题从1947年拆解鲁尔的化学装备到过去三年来英德双方非官方交谈的摘要，不一而足。外加那份绿档案，内容是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
“布拉德菲尔德告诉过我。”
“它们就像是一些拼图板，相信我，一些可以拼出一幅完整画图的拼图板……我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想……我曾经在脑子里转动它们，想要拼出完整的图形。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拼，晚上甚至睡不着。时不时……”他顿了一下，“时不时我都以为自己找到了头绪。但是……没有。没有清晰的模式，没有一贯的理路。它们有些是经利奥签名调出去的，有些在登记本里注明‘准备销毁’，但大部分就只是平白不见了。要不是经过清查，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它们不见了。除非是有谁要调阅。”
“筐式档案？”
“我告诉过你，一共是四十三个文件筐。我敢说它们装的文件加起来有两三百磅重。”
“信件呢？不是说也少了些信件吗？”
“对，”梅多斯不情愿地说，“我们少了三十三封寄入的信件。”
“从没有进来过？它们都是随便放着任人拿的吗？是关于些什么的？你做过记录吗？”
“我们不知道。这是实话。只知道是德国各部门寄来的。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收发室有记录。它们从未进过档案库。”
“你查过是哪些部门吗？”
“不见的信件都跟不见的档案有关，”梅多斯声音僵硬地说，“它们指涉的是相同的德国部门。这是我们惟一能确定的。而因为它们是德国各部门寄来的，所以布拉德菲尔德吩咐，在布鲁塞尔谈判有结果以前，不得向有关部门要求副本，以防德国人警觉到黑廷的失踪。”
特纳把笔记本放回口袋，站起身，走到装了栏杆的窗子边，摸摸它们的锁，又拉了拉铁丝网，测试它们的强度。
“他有什么不对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你才会防着他。”
从走廊传来两种调音的紧急警号声，它们逐渐接近，然后远去。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纳重复说，“你说话的一路下来我都感受得到。你一只眼盯着他，你感觉得到他有不对劲。我知道你感受得到。为什么？”
“没这回事。”
“那些谣言是关于什么的？他们说了什么让你害怕他。他是哪个相公的男朋友吗，阿瑟？是钱宁吗？这就是大家谈到他都忸怩不安的原因吗？”
梅多斯摇摇头。“你再也吓唬不了我。我了解你。了解得很。这和华沙的事情无关。他不是那类人。我不是小孩而钱宁也不是同性恋。”
特纳继续瞪视他。“你一定听到过些什么。你一定知道些什么。我知道你知道。你在档案库的另一头用一只眼盯着他。他在档案库里干的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但你谈他的口气却像是在谈大使。这里一团乱——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利奥负责的是什么工作？档案销毁。这工作可以让他拿到他想要拿的任何东西。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他有什么不对劲？为什么你要盯着他？”
“你是在瞎猜。你打结的脑袋让你把任何直的东西都看成弯曲的。但就算凑巧给你猜对，我也不会告诉你半个字，快要咽气了也不会。”
 
密码室门外贴着张便条：“2点15分回来，有急事请电333号房间。”他大声敲布拉德菲尔德的门，又试转门把：锁着的。他走到栏杆扶手旁，愤怒地望向下面的大堂。在值班柜台，一个参赞处警卫正在读一本工程方面的书。特纳看得见右手页上面的图表。加纳人沙尔热坐在镶玻璃的接待室，若有所思地瞧着一幅从高位置取景的风景照片。
“全都吃午餐去了，老哥。”一个声音从他后面轻轻传来。
“3点前不会有德国佬上这里来的，”一个轻飘飘、狐狸般的身影站在灭火器之间，“我是克拉伯，”对方自我介绍，“米基·克拉伯，不好意思。莱尔刚刚回来。为了拯救妇女儿童，他先前去了内政部一趟。劳利派他回来带你去用餐。”
“我想发一封电报。333号房间在哪里？”
“那是无产阶级的休息室，老哥。现在是多事之秋，大家都需要找时间打个盹。就让他们歇歇吧，”他建议说，“‘没有什么急事是死得了人的’，这是我的座右铭。”克拉伯话是这样说，但还是为特纳在静悄悄的走廊里引路，样子就像个举烛火带贵客就寝的老迈侍臣。走过电梯的时候，特纳暂停了下来，再一次凝视它。一个挂锁把电梯门锁得牢牢的，告示牌上写着两个字：“故障”。
 
一件工作归一件工作，特纳告诉自己，你又何必不自在呢？华沙归华沙，波恩归波恩。华沙是一百年前，而波恩是今天。事总得有人做，做完就总得要向前走。华沙英国大使馆那间洛可可风格的房间又回到他眼前。枝形吊灯因为灰尘满布而显得暗沉，而迈拉·梅多斯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下次跟你老爸到另一个铁幕国家的话，”特纳对她怒吼说，“挑情人时可他妈的给我眼睛放亮点！”
告诉她我要出国33，他想；我要去抓一个叛徒。一个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叛徒。
来吧，利奥，我们是同一类人，你和我：我们都是地下人员。我会在下水道里追逐你，利奥，这就是我闻起来会那么香的原因。我们将会弄得一身脏污。我会追逐你，你会追逐我，你我会各自追逐自己。

7 莱尔
美国俱乐部的警戒不如英国大使馆森严。“这里不是美食家的天堂，”莱尔说，一边把证件递给在门口站岗的美国大兵，“但它有个很棒的游泳池。”他订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可以远眺莱茵河。游过泳后，他们喝着马提尼，看着一些巨大的褐色直升机飞过，飞向河上游的一个着陆区。它们有些有红十字的标志，另一些则什么标志也没有。时不时会有白色的客轮在薄雾中滑行，把拥挤的游客带向尼伯龙根34的国度。一度有一群学童经过，他们听到从手风琴奏出而又有风琴热烈伴奏的《罗蕾莱》35。在这里，柯尼希斯温特七座山丘36的距离要比较近，然而薄雾模糊了它们的轮廓。
莱尔一根手指不确定地指向彼得斯堡的位置，那是一座树木繁茂的圆锥形山丘，其顶部坐落着一家长方形大饭店。“张伯伦30年代住过那儿，”他说，“当然就是他把捷克让出的那一次。我是指第一次。37”战后，它成了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的总部，更近期住过那儿的名人则是进行国事访问的伊丽莎白女王。在它右边的是龙岩，也就是齐格菲38屠龙和被龙血浴身之处。
“黑廷的房子在哪里？”
“这里看不太见。”莱尔静静地说，不再指些什么。“它位于彼得斯堡的山脚下。所以可以说，他是生活在张伯伦的阴影之下的。”说完，他就把话题引到一般性的事上去。
“我想，身为客座救火员，你常常碰到的困扰就是等你赶到现场，火已经烧完。是不是这样？”
“他常来这里吗？”
“一些较小的大使馆会因为空间不够而来这里开招待会。你可以说小一点的大使馆就是他的标记。”
他的声音再次低下来，尽管餐厅里只有他们一桌客人。只有在入口附近一个角落隔着玻璃的酒吧间里，有一群外国记者在指手画脚，狼吞虎咽。
“所有美国人都是那个样子的吗？”莱尔问道，“还是更糟糕？”他慢慢往回瞧。“不过我想他们倒是给人一种方向感。乐观主义。这就是美国人的毛病，你说是不是？他们眼睛都是看着未来，好危险。这让他们对毁了现在毫不在乎。我常常想，往回看的人要比较仁厚些。我看不出未来这东西有什么希望可言，但这反而带给我一种极大的自由感。也让我们更彼此关心些：让我们在那个死刑犯监牢里更相亲相爱些。别把我的话看得太认真，好吗？”
“如果你半夜三更想要调参赞处的档案来看，你会怎么做？”
“把梅多斯挖起来。”
“或者是把布拉德菲尔德挖起来？”
“那就太夸张了。劳利是知道密码锁的号码，但他只是后备球员。除非梅多斯被巴士撞倒，否则我们不会去惊动他。你今天早上看来够辛苦的了，”莱尔关心地说，“我看得出来你还没有适应这里的天气。”
“你会怎么做？”
“唔，我会在下午就把档案调出来。”
“然后一整晚把档案放在身边？”
“如果是危机时期，档案库会整夜开着。但如果它关了起来，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保险柜，可以把档案存放一个晚上。”
“但黑廷没有保险柜。”
“我们从现在起只用他字好吗？”
“那他会在哪里工作？如果他在黄昏把档案调出来，工作到半夜，那工作结束后他会把档案放在哪里？”
“我猜他会在自己房间工作，离开时再把档案交给参赞处警卫。警卫有一个保险箱。”
“警卫会签收吗？”
“当然会，老天爷。我们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可以从警卫的夜间登记本得知。”
“你可以。”
“但他离开时都不会跟警卫打招呼。”
“啊，老天，”莱尔说，显得非常困惑，“你是说他都把档案带回家？”
“他开的是什么样的车子？”
“迷你的旅行车。”
两人都同时沉默了一下。
“他没有其他可以晚上工作的地方？比方说一个特别的阅读室或一楼的保险库？”
“没有，”莱尔断然地说，“好吧，谈些别的吧，好让你的脑子散散热。”
他把侍者叫来。
“我先前才在内政部和西布克龙那些没名没姓的人度过了难过的一小时。”
“干什么？”
“悼念可怜的爱希女士。够无聊的了。同时也很怪。真的很怪。”他接着把话题转开，“你知道一些罐装血浆运到了大使馆吗？德国内政部说他们想贮存一些血浆在食堂，只是以防万一。那真是我听过的最奥威尔式的事情。劳利很火大。他觉得他们搞得太夸张了。”
“为什么？”
“他为了我们这些可怜英国人的安全阵势搞得太大了。好吧，卡费尔德是彻底反英和反欧共体的，而布鲁塞尔谈判又进入到了关键时刻，英国如果获准加入，无疑会触动民族主义者的神经，让‘再造运动’的人抓狂。星期五的游行来势汹汹，每个人都处于精神紧绷状态。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何况汉诺威那边又发生过恶心事。但我们仍然不值得受到那么大的关注的。首先是宵禁，然后是保镖，现在是摩托车。我感觉他这样挤我们是有目的的。”他用一只修长而女性化的手把大菜单递过桌子。“来点生蚝怎么样？那才是活生生的人该吃的，不是吗？这里一年四季都供应生蚝。我猜是从葡萄牙或哪里空运过来的。”
“我从来没吃过。”特纳带点挑衅意味地说。
“那你必须吃一打来补偿一下。”莱尔轻松回答，又喝了一些马提尼。“能有个从外面来的人谈谈话真好。我猜你不会明白这种感觉。”
一队驳船正顺着水流前进。
“一件让人不安的事情是，我们并不觉得所有这些预防措施的出发点都是为我们好。不知道怎么搞的，德国人一下子防我们防得像什么似的，就像我们是在蓄意挑衅：就像搞示威游行的人是我们。我们几乎没有和他们商量的余地。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完全冰冻了起来。在要求被爱的时候受到这种对待，自然会让人的挫折感增加一倍。”
“他星期五晚参加了一个晚宴。”特纳突然说。
“是吗？”
“但他的日记本里却没有记载。”
“蠢材，”他转身瞧瞧，但却没人走过来。“侍者死到哪儿去了？”
“布拉德菲尔德星期五晚上在哪里？”
“闭嘴，”莱尔轻快地说，“我不喜欢谈这种事。”他若无其事地继续原来的话题，“然后还有西布克龙这个人，嗯，我们全都知道他贼，知道他在耍联邦政府，知道他有政治野心。我们也知道星期五维持秩序对他来说是个棘手问题，而好些他的政敌都等着看他的好戏。所以——”他向莱茵河的方向侧侧头，就像这条河也以某种方式涉及他的困惑，“所以他为什么还要在可怜的爱希女士的病床旁边耗六个小时呢？她慢慢死去的样子很好看吗？他又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在这地区每间小小的英国宿舍派驻守卫？他对我们有强迫性的执念，我发誓他是这样。他比卡费尔德对我们还糟。”
“谁是西布克龙？他是做什么的？”
“唉，他是蹚浑水的。某种意义上他跟你是一样的啊。啊！抱歉，我不应该这么说的。”莱尔脸红起来，深为沮丧。还好侍者适时出现，把他从尴尬中打捞出来。那是个相当年轻的侍者，但莱尔对他却异常客气，又请教一些超过他能力的事情；既接受他推荐的摩泽尔白葡萄酒，又仔细询问他今天生蚝的肉质。
侍者离开后他继续说：“波恩这里有一个说法：要是你有了路德维希·西布克龙这个朋友，就不再需要任何敌人。他是一种非常本土的物种。总是谁的左右手。他反复说不想看到我们任何一个死掉。而这正是他让人胆战的地方：他把这种可能性说得煞有介事。人们很容易忘掉的一点就是，波恩也许是个民主的地方，但这里的民主派却少得吓人。波恩不是个战前的城市，不是个战争中的城市，甚至不是个战后的城市。它只是德国的一个小镇。它小得不可能切片，就像你不可能给莱茵河切片。它脚步蹒跚，而雾又抽干了一切的颜色。”
说到这里，莱尔突然脸红起来。他扭开塔巴斯科酱汁的瓶盖，给每一只生蚝淋上一滴。这件事让他全神贯注。“我宁愿喜欢搜集火车模型，”他继续愉快地说，“我宁愿把更多时间花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你有类似的兴趣吗？我是说小嗜好。”
“我没那个时间。”特纳说。
“名义上他是一个叫内政部联络委员会的主委。我知道这名字是他自己取的。有一次我问他：路德维希，你是要跟谁联络？他把我这话当成一个玩笑。他当然是我们这个年纪。战后第一代减五岁，刚刚错过了大战但又等不及长老。他也跟中情局眉来眼去，但在这里，这是一个地位的象征。他的主要职责是盯着卡费尔德。只要有谁想要与‘再造运动’挂钩，西布克龙就会去对付他。那是一种怪异的工作，”莱尔向后靠，打量特纳的表情，“但西布克龙却乐在其中。你可以说他在运作一个无形的政府：你可以这样形容他。魏玛政府39会非常适合他。你也应该对这里的政府单位有所认识：所有政府单位的划分都是很武断人为的。”
在一声催促声下，那些外国记者离开了酒吧间，向餐厅中央一张已经为他们铺好的桌子鱼贯走去。一个大块头的记者瞥见了莱尔，他把遮住右眼的一绺头发向后拨，然后伸出一只手，行了个纳粹致敬礼。莱尔举一举酒杯，作为响应。
“他是山姆·阿勒顿，”他压低声音向特纳说明，“是个不折不扣的猪猡。我刚才讲到哪里？对，政府单位的划分。它们让我们在这里一个头两个大。这里明明是个灰蒙蒙的世界，但我们却老是要追求一清二楚：谁是反法者，谁是拥法者；谁是共党分子，谁是反共分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老是搞不懂卡费尔德的原因。明明是应该争论事实的时候我们却去争论定义。波恩正在争论用多粗的绳索吊死我们，但我们却还在追问定义。我不知道你要怎样定义卡费尔德。说他是德国的布热德40？是中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他是，我们就毁了，因为在德国，所有人都是中产阶级。就像美国一样。他们不想要平等，谁想？但他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侍者已经把葡萄酒端了过来，莱尔请特纳负责试酒。“我深信你的舌头要比我的清新。”但特纳婉拒，所以他就自己来品试。“好明智的推荐，”他语带赞赏地对侍者说，“好酒。”
“所有的聪明定义都适用在他身上。就像精神分析一样，只要事先假定好病征，你就总能给它们找到名字。你既可以说他是孤立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沙文主义者；既可以说他是和平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复仇主义者。而他又想与俄国缔结贸易同盟。他有进步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年轻人；他有反动的一面，这个吸引到德国的老年人。这里的年轻人好清教徒主义。他们既想要干干净净的财富，又想要弓箭和巴巴洛萨（红胡子？）41。”他懒洋洋地指着七峰山。“他们都想要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难怪老一辈会成为享乐主义者。但年轻人——”他断了一下，“但年轻人却深深不满，而且发现了一条最残酷的真理：报复父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模仿他们。卡费尔德可说是那些学生收养的大人……抱歉我话那么多。这是我的小嗜好。请不要叫我闭嘴……”
特纳看来没有在听。他看着沿步道等距离站岗的警察。他们其中一个刚刚在岸边找到一条拴着的小舢舨，此时他正玩着帆脚索，把它像跳绳的绳子一样荡上荡下。
“伦敦方面反复问我们：谁是挺他的人？他的钱是打哪来的？他们要我们定义这个，定义那个。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有一次我写道：‘街头上的这些人，传统上是最捉摸不定的社会阶级。’他们欣赏这个答案，直到研究部才被打了回票。‘是一个已死的民主体制的孤儿。是联邦政府的伤员。’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保守主义，反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他们被出卖给了共产党。人们现在都精得不去投票。卡费尔德的立场是惟一可以覆盖整个政治光谱的。你要怎样去定义一种情绪？老天，他们好迟钝。他们后来没有给我们任何指示，只给问题。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在英国不是也碰到相同的问题吗？同一种愤怒情绪也见于其他所有地方。’没有人怀疑巴黎的示威群众搞什么颠覆世界的阴谋，那为什么要在这里找一个呢？情绪……无知……无聊，就那么回事。”他向桌子欠过身去。“你投过票吗？我肯定你投过。那是什么感觉？你觉得有什么改变了吗？”他又吃了一只生蚝。“我想伦敦被轰炸过。这就是答案吗？也许，只有波恩是没事的。好可怕的想法。被放逐的世界。不过我们就是这样。被放逐的定居者。”
“卡费尔德为什么恨英国人？”特纳问，他的心思遥远。
“我承认这是个不解之谜。我们在参赞处千方百计想搞懂。我们谈它，读这方面的数据，彼此辩论。但没有人有答案。”他耸耸肩，“谁今天还相信有动机这回事，更何况是一个政客的行为？我们试过去定义它。说不定英国人曾经给他吃过苦头。童年记忆是最难磨灭的。顺便问问，你结婚了吗？”
“这跟我们谈的事有什么关联？”
“老天，”莱尔欣赏地说，“你好难搞。”
“他的钱哪来的？”
“他是个化学工业家，在埃森郊区经营一家大工厂。有人猜英国人在占领时期让他不好过，拆了他的工厂，毁了他的事业。我不知道这个猜测有多接近事实。我们做了好些研究，但收获甚微，而劳利又禁止我们向外调查。这是很正确的决定——”他微微一耸肩，“天晓得我们玩这种游戏的话，西布克龙会作何感想。报上就只说卡费尔德恨英国人，仿佛这是不需要解释的。或许他们是对的。”
“他有什么样的背景？”
“一如预期。战前毕业，被征召为工程师。在俄国前线担任爆破专家，曾经在斯大林格勒受伤，但还是逃了出来。对和平感到幻灭。经过激烈内心挣扎，缓缓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纲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都是他自己说的。有一些很常见的无聊谣言，说他是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外甥之类的。没人把这种说法当一回事。这不奇怪，东德老是喜欢造一些政治头面人物的谣。”
“难道这些谣言没有丝毫真实的成分？”
“总是有真实的成分，但又总是不够多。不管怎样，除我们以外没有人当一回事。他说自己是慢慢走向政治的，说自己有过一段沉睡期和一个觉醒期。”
“你跟他碰过面吗？”
“我只读过有关他的报道，听过收音机转播的讲话。但某种意义上，他是活在我们左右的。”
特纳的淡色眼睛已经回到了彼得斯堡。太阳在山丘间斜照，光线直接打在那家灰蒙蒙大饭店的窗户上。其中一座山丘斑驳得像个采石场，有一些灰蓬蓬的白色小机器在山麓下来回移动。
“你不得不佩服他。六个月之内就把整个运动给改了头、换了面。干部、组织、口号完全焕然一新。之前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有教养的、高学历的团体。他不要衣着随便的群众，不要社会主义那一套胡说八道，除非那是从大学生嘴巴里讲出来的。卡费尔德很聪明，懂得容忍那些大学生。他也知道攻击警察的和平主义者和攻击和平主义者的警察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但最重要的是，巴巴洛萨是穿干净衬衫，拥有化工博士学位的。巴巴洛萨博士先生，他们现在都这么喊他。在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律师都是受高度尊崇的，又特别是律师——你知道律师有多么不合逻辑吗？律师是德国的伟大导师，一向都是如此。但不包括政治家，他们一点都不受人尊敬。而在卡费尔德看来，他们当然都是议会代表制有多差劲的最好证明。卡费尔德可不想要任何人代表他，敬谢不敏。他的追随者呐喊要求的是没有约束的权力——更多的权力，不用负责任的权力。这是民主的终点，不是起点，你明白吗？”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与他无精打采神态完全不相称的自信。“我们和德国人都经历了民主，但没有人因此夸奖我们。我们推了德国人一把，但没有德国人因为得到民主感谢我们。现在我们从另一边绕出来了。民主只有在一个阶级系统里才可能存在，它是要由特权阶级恩准的——这就是现在民主搞不下去的理由。民主只是封建时代和自动化时代之间的电光石火，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些什么呢？选民和国会是脱节的，国会和政府是脱节的，而政府则与每一个人脱节。沉默的政府——他们的标语是这样控诉的。异化的政府。我想这个用不着我来告诉你，因为它是一种英国的产物。”
他停下来，希望特纳有所响应，但特纳仍然陷在思绪里。那些外国记者在他们的长桌子那头争辩着些什么。其中一个威胁说要揍另一个，第三个人则扬言要把他们两个的头撞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辩护，或者我代表的是谁？但谁又知道？他们在伦敦对我使眼色说：‘一个绅士应该为国家着想而撒谎。’我回答说：‘我愿意，但先得告诉我需要隐瞒的真相是什么。’他们连一丝想法都没有。在外交部外面，可怜的大众都以为我们有一本镀金的书，封面写着‘政策’两个字……老天，要是大众知道了会怎样？”他把杯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也许你知道他们的政策？我被认定应该通过最少的摩擦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但他们所谓的利益又是什么意思？大概我们是合该走向衰落的。也许英国也需要一个卡费尔德，一个新的莫斯利42？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我们这里的日常饮食。歇斯底里的冷漠。再来一点白葡萄酒吧。”
“你想可不可能，”特纳说，眼睛仍然凝视着山丘，“西布克龙已经知道了黑廷的事？会不会是这件事让他们对我们产生敌意？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对我们的额外关注？”
“待会儿，”莱尔静静地说，“在一群小孩子面前不适合谈这个。”
太阳升到河的正上方，把它染得像一只金黄色的大鸟：双翅延展，覆盖整个河谷。河面上蹦跳着愉快的亮光。交代过侍者把他最好的两瓶威士忌送到网球场花园之后，莱尔就以优雅的步伐走过一张张空桌子，走向侧门。餐厅中央那群记者此时陷于沉默，每个人都因为喝多了酒而闷闷不乐，各自摊在皮革椅子里，大剌剌等着新的政治灾难的刺激。
“可怜的人，”莱尔走出户外以后说，“你到哪里出差都会碰到我这种人吗？我猜我们这种人都喜欢把满腹牢骚倾倒给陌生人。到头来我们说不定都会变成一个小号的卡费尔德：爱国的中产阶级虚无主义者。在你看来一定很恐怖。”
“我必须到他的房子看看，”特纳说，“这样才能找出真相。”
“你的要求被驳回，”莱尔心平气和地说，“西布克龙在那里派驻了警力。”
 
时间是下午3点。一个白色的太阳挣破了浮云。他们坐在花园的大遮阳伞下，手里拿着白兰地，看着一些外交官的女儿在网球场的红土地上打球和嬉笑。
“我怀疑普兰什科是个坏蛋。”莱尔说，“很久以前他是我们的人脉，后来却不再理睬我们。”他打了个哈欠。“他从前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是个政治海盗。没有什么阴谋会完全跟他无关。我会过他好几次。他目前隶属自由民主党——那是各种失意政客的大本营，里头有一些很怪的怪胎。”
“但他曾经是朋友。”
“你很天真，”莱尔懒洋洋地说，“像利奥一样天真。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一辈子而没有成为朋友，也可以认识一个人五分钟就成为一辈子的朋友。普兰什科有那么重要吗？”
“他是我惟一的线索。”特纳说，“惟一可以追查下去的线索。他是就我所知惟一认识利奥而又是大使馆以外的人。他本来要在他的婚礼上当伴郎的。”
“婚礼？利奥？”莱尔坐直了身体，脸上的从容不见了。
“多年前他跟一个叫玛格丽特·爱克曼的订过婚。他们看来是在利奥任职大使馆以前的时代认识的。”
莱尔挨回到椅背，像是松了口气。
“如果你是想接近普兰什科的话，只怕……”
“我没有这样想，别担心；这一点我已经被提醒过了。”特纳喝了口酒。“但有人给过利奥警讯。我肯定有。利奥吓傻了。他知道自己是活在借来的时间里，所以就把抱得走的所有东西都抱走，包括档案、信件……而当他最后逃跑的时候，慌忙得甚至没有时间请假。”
“劳利不会批准他请假的，在这个节骨眼不会。”
“他不还是得到了吗？事假——布拉德菲尔德首先想到的掩饰说辞不就是这个吗？”
“手推车也是他偷的吗？”
特纳没有回答。
“我猜我那台可爱的电风扇也是他不问自取的，他在莫斯科当然会用得着。”莱尔在椅背里陷得更深。天很蓝，太阳炽热得像是隔着一面玻璃照下来。“如果这种天气持续下去，我就得去买一台新的了。”
“有人警告过他。”特纳坚持谈原来的话题，“这是惟一说得通的解释。他慌张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想到普兰什科的原因：他有一个左翼的历史背景。用布拉德菲尔德的话来说，他和利奥是同行的伙伴。大战期间他们甚至是一起在英国度过的。”他凝视天空。
“我知道你准备提出一个理论，”莱尔说，“我听得见它的滴答声。”
“他们在1945年一起回到德国，在军队里从事什么工作，然后分道扬镳。利奥保持英国人身份，以掩饰他的目的，普兰什科恢复了德国籍，并打入了政界。他们是有用的搭档，就像那些长期潜伏的特工一样。说不定他们是同时在玩同一个游戏……也许他们是被同一个人吸收的，在英国，当俄国人还是我们盟友的时候。渐渐他们的关系疏远了。这是标准模式，对不对？继续保持联络已经不安全。但他们还是暗中保持联系。然后有一天，就是几个星期以前，普兰什科得到了信息。他从波恩的人脉里得知：西布克龙已经盯上利奥。也许是什么旧线索提醒西布克龙，又也许是有人告的密。收拾行李吧，普兰什科对利奥说，带上你能带的一切东西远走高飞。”
“你的心思好可怕，”莱尔说，“多么有想像力的一个脑袋瓜子。”
“问题是，这个推理说不通。”
“说不通，真的吗？我很高兴你意识到这一点。利奥不会慌张的，这不是他的调调。他一向相当自持。也许你会觉得我说蠢话，但他爱我们。他是我们一类的人，阿伦，不是他们一类。他对生活的期望少得可怜。深坑里的矮种马——这是他还窝在一楼烂马槽时我对他的感想。哪怕后来上了二楼工作，他还是带着一份忧郁。人们都以为他是个乐呵呵的人……”
“没有跟我谈过话的人形容他是乐呵呵的。”
莱尔转过头，深感兴趣地看着特纳。
“他们没有吗？那我的想法可真够龌龊。我们每个人都认定别人在背后笑他。把他当成悲剧里的小丑。”
“好吧，”特纳退让说，“就假定他不是个共产主义信徒。但说不定他年轻时曾经是。”
“也许。”
“然后他的信仰睡着了……他的政治意识睡着了。我是说……”
“啊。”
“直到卡费尔德再次把他唤醒——新的国家主义……旧的敌人……砰一声把他唤醒。‘咦，怎么回事？’他看到历史正在重演。他告诉别人：‘历史正在重复自己。’”
“‘历史会重复自己，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上演，第二次则是以喜剧的形式。’这话真的是马克思说的吗？一个德国人竟然可以这样风趣？不过我得承认，卡费尔德真的是让共产主义变得极端有魅力。”
“他喜欢什么？”特纳问道，“他真正喜欢的是什么？”。
“利奥？老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什么？”
“你了解他而我不了解。”
“你是准备盘问我吗？”莱尔说，不全然是开玩笑。“如果我请你吃饭的结果是换来一番盘问，那我真是该死了。”
“布拉德菲尔德喜欢他吗？”
“他喜欢谁了？”
“他有用一只眼盯着他吗？”
“工作方面是这样。劳利要求是很高的。”
“劳利是天主教徒，对不对？”
“老天，”莱尔说，语气激烈得出人意外，“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分类人的，行不通的。人生并不只是由许多牛仔与许多红蕃构成的。外交界更不是这样。如果你认为人生是那样，你倒不如背弃自己好了。”说完这话，他头往后一靠，闭上眼睛，任由阳光把他修复。“毕竟，”他又补充说，这一次语气恢复平稳，“这不就是你不苟同利奥的缘故吗？不苟同他依附于某种愚蠢的信仰。上帝已死。你不能希望两者兼得，那太中世纪腔调了。”他再一次退回到一种满足的静默中。
“我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碰到利奥，”莱尔过了一会儿终于再开口，“那是值得你记在你的小笔记本里的。在一个漂亮的冬天下午，我参加完一个无聊透顶的德国会议，时间是四点半，而我也没有太多事好做，所以就开车到巴德戈德斯堡后面的山丘去透透气。太阳，霜，一点点雪，一点点风……当时我想，天堂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突然间，我看到了利奥。无可置疑、无可争辩的就是利奥。他全身裹在一件黑色大衣里，衣领翻起，盖住耳朵，头戴一顶示威学生戴的那种洪堡帽。他站在一个足球场的边上，看着小孩子踢球，抽着一根那种人人抱怨的雪茄。”
“单独一个人。”
“完全一个人。我本来想停车的，因为我看不到他的车，而那里离有人烟的地方又好几英里远。但我突然想到：不，别停下来，他在怀旧。他在看着他从未有过的童年。”
“你喜欢他，对不对？”
看来莱尔本来是会回答的，因为特纳的问题并没有让他惊惶失措。不过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哈啰！一个新来的马屁精？”一个含糊而粗粝的声音问道。它的主人直接站在阳光下面，以致特纳必须眯起眼睛，才能看清来者的长相。是方才向他们行纳粹致敬礼的英国记者，他身体轻轻摆动，一头蓬乱的黑发。虽然手指指着特纳，但从他的头的角度判断，他的问题是向莱尔而发。
“他是谁？”他追问说，“皮条客还是特工？”
“你想当哪一种，阿伦？”莱尔愉快地问，但特纳没有回答。“这是阿伦·特纳，这是山姆·阿勒顿，”莱尔介绍说，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山姆是很多家报纸的代表。对不对，山姆？山姆是个大权在握的人。当然，这不表示他在乎权力。记者从不在乎权力。”
阿勒顿继续盯住特纳。
“那他是哪儿来的？”
“伦敦城。”
“伦敦城的哪个部分？”
“鱼农部。”
“骗人。”
“好吧，他是外交部来的。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他要在这儿待多久？”
“只是来走走。”
“多久。”
“你知道‘走走’的意思。”
“我知道他来干什么，”阿勒顿说，“他是只猎犬。”他死沉的黄眼睛慢慢把特纳全身上下端详了一遍：粗大的皮鞋，漠然的脸，淡色而不闪烁的眼睛。
“贝尔格莱德43，”阿勒顿说，“那就是你来自的地方。大使馆有哪个笨蛋上了女间谍又被拍了照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得赶快把事情摆平，否则大使就不会再给我们波特酒喝了。’是不是这样，安全室的特纳先生？贝文的手下。你在华沙也干了件漂亮工作。我还记得这个。有个女的企图自杀，你把她修理得太狠了。没办法，见不得人的事总得扫到地毯下面。”
“走远点吧，山姆。”莱尔说。
阿勒顿开始笑。那是相当可怕的一种笑声，沉郁而恶毒。他油腻腻的黑棕毛抖得像一顶不合头的假发；他的大肚子在腰带上晃来晃去。
“对了，彼得，西布克龙怎么搞的？要把我们保护得完好无缺？要拯救我们的帝国？”
莱尔和特纳不发一语站了起来，从草坪走向停车场。
“顺便一问，你听到那消息了吗？”阿勒顿在他们背后高声说道。
“什么消息？”
“你的人马屁也不知道一个，对不对？德国外交部长刚刚启程到莫斯科去了。要就苏德之间的贸易协议进行高层级的洽谈。德国人准备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44和签署华沙公约。一切都称了卡费尔德的意，搞砸了布鲁塞尔谈判。英国人出局，俄国人进场。你有何感想？”
“我的感想是你是个大话痨。”莱尔说。
“偶尔幻想一下也不赖啊，”阿勒顿回答说，故意使用带有同性恋暗示的字眼，“但可别告诉我那不会发生，美男子，因为总有一天会发生。总有一天他们会那样做。他们别无选择。打妈妈的脸，然后为祖国找一个爹。谁会成为新的爹呢？反正不会是西方就是，对不对？”他们走得越远阿勒顿的声音就提得越高。“这是你们这些愚蠢的马屁精不会了解的！卡费尔德是德国惟一说实话的人：除了对该死的外交家来说以外，冷战已经结束了！”他们关上车门时，还听得见阿勒顿的最后炮声。“放轻松，甜心，有特纳在这里，我们全都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小跑车慢慢开过美国侨民区一条条干净卫生的连拱廊。教堂钟声在阳光中欢快地响着。在新英格兰礼拜堂外，一对新人面对着闪烁的摄影机。车子进入科布伦茨街后，人声车声像一阵大风袭来。在他们上头，电子显示器闪烁着侦测到的车速。卡费尔德的照片增加了几倍。两辆车牌有埃及文字的奔驰车超过他们，切入，再荡出，然后就远去了。
“那部电梯，”特纳突然说，“大使馆里的那部，故障多久了？”
“什么电梯？我想是4月中。”
“你确定？”
“你不是想到那辆手推车吧？也是4月中不见的。”
“你不赖嘛，”特纳说，“真的不赖。”
“如果你认为你是个专家，那就是犯了最可怕的错误。”莱尔反驳说，带着特纳先前见识过的同一种突如其来的力量。“千万不要以为你是穿着白袍子的，而我们则是你实验室里的标本。”他猛打方向盘，闪避一辆卡车，一阵愤怒的引擎加速声随即从他们后面响起。“也许你没有察觉到，但我是正在拯救你的灵魂。”他微笑道，“抱歉说这些。西布克龙让我神经兮兮。只是这么回事。”
“他在日记里提到一个叫P的人。”特纳突然说，“在圣诞节之后开始出现。‘与P碰面’、‘拿给P’、‘与P吃晚餐’，然后这个P就慢慢减少了。P指的有可能是普兰什科。”
“有可能。”
“巴德戈德斯堡那边有些什么部门？”
“建筑部，科学部，健康部。就我所知只有这三个部。”
“他每星期四下午都会到巴德戈德斯堡开会。他去的会是哪个部？”
莱尔在红灯前把车停下，卡费尔德像个独眼巨人一样皱着眉俯视他们——他的一只眼睛先前被一只不苟同的手撕了下来。
“我不认为他真的有什么会要开，”莱尔用词谨慎地说，“至少最近是这样。”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的意思。”
“拜托你说清楚！”
“谁告诉你他去开会的？”
“梅多斯。是利奥告诉他的。利奥说他每星期要去开会。经过布拉德菲尔德批准的。是去处里跟索赔有关的事情。”
“哎，老天。”莱尔轻声说。他把车子开出，占住右线道，硬是不给一辆猛闪灯的白色保时捷让路。
“你这个‘哎，老天’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事情大概不是你想的那样。根本没有什么会议。至少没有给利奥开的会议。不是在巴德戈德斯堡开，也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开；不在星期四，也不在一星期的任何一天。没错，劳利上任以前，利奥是会参加建筑部一个低阶层的会议。讨论怎样赔偿遭盟军演习损毁的德国房舍的事宜。利奥只是橡皮图章，建筑部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劳利上任以前？”
“对。”
“发生了什么事？那会议停止了？就像他的其他工作一样？”
“或多或少。”
代之以右转开入大使馆的车道，莱尔把车开到了左线道，准备再兜一圈。
“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或多或少？”
“劳利把它取消了。”
“取消了那会议？”
“我告诉过你：它是很形式化的。用通信的方式效果是一样的。”
特纳几乎失望了。“为什么你们要防着我？到底怎么回事？他取消了那会议没有？他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什么角色？”
“慢慢来，”莱尔说，从方向盘举起一只安抚的手，“别着急。劳利改派我去参加会议。他不希望代表大使馆出席会议的是个像利奥这样的人。”
“像利奥这样的人？”
“他不想让一个临时雇员代表大使馆。就这么简单！劳利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就要我取代他。那之后，利奥不再跟我说话。他以为是我搞的鬼。你问得够多的了，到此为止。”他们再次开过亚拉公司的加油站，朝北而去。加油工认得这辆车，向莱尔愉快挥手。“我也不准备和你讨论布拉德菲尔德，哪怕你粗着脖子威吓我。他是我的同事、我的上司，同时又是——”
“同时又是你的朋友！老天爷，你在这里代表的是谁？是你自己还是可怜的纳税人？我来告诉你答案：俱乐部。你们的俱乐部。你代表的是外交部。我敢打赌，要是你看到过布拉德菲尔德为了额外的退休金而在威斯敏斯特桥把一些秘密档案交给谁的话，你一定是转过头去的。”
特纳并没有吼，让他的话显得有力的反而是他语气的沉重缓慢。
“你们让我作呕。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是他妈的马戏团。利奥还在大使馆工作的时候，你们没给过他两文钱的关心。他平凡得就像泥巴，不是吗？他没有背景，没有童年，什么都没有。把他推到河里都不会有人发现！他只够资格和其他德国雇员挤在地下墓穴里！请他喝一杯可以，但请他吃晚餐则免谈！现在却又是怎么回事？他跑掉了，带走了你们一半的秘密，而你们开始觉得内疚。你们脸红得就像被陌生男人搭讪的处女。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梅多斯，布拉德菲尔德。你们知道他是怎样钻漏洞的，知道他是怎样欺骗和偷窃的。你们肯定还知道一些别的什么：例如他跟谁是朋友或跟哪个女的有过一腿。不然你们不会对他特别感兴趣。他有一箩筐的人际关系，但你们却连一个名字都不肯给我。他每星期四下午到底去了什么鬼地方？谁掩护他的？谁给他命令和钱的？他可是个特工，老天爷！他把手伸进了钱箱里，但你们发现这件事之后，却全都站在他那一边！”
“不，你错了，”莱尔说，车子此时已开进了铁栅门，警察围拢上来，轻叩车窗。莱尔没马上理他们。“你和利奥才是一国的。你们是站在铁丝网的同一边的。你们两个。这就是你的问题。这就是你白费气力的原因。”
他们开进停车场，莱尔把车绕到食堂旁边，就是特纳今天早上站着远眺田野的地方。
“我得到他住处看看，”特纳说，“我非去不可。”两个人都同时看着挡风玻璃外的正前方。
“我记得你问过一次了。”
“好吧，当我没说。”
“你为什么要我同意呢？据我所知，你是一定会去的，只是早晚问题。”
他们下了车，缓缓走过柏油碎石路面。公文信差一个个躺在草坪上，他们的摩托车在旗杆四周围成一圈。威风凛凛的天竺葵沿着草地边缘排开，像一个个小小的卫兵。
“他爱军旅生活，”莱尔走上台阶时说，“真的很爱。”
当他们停下来把通行证递给那个长得像黄鼠狼的中士检查时，特纳不经意回头望向车道。
“看！”他突然说，“是在机场尾随我们的那两个人。”
一辆黑色“欧宝”缓缓开进了左转待转区，两个男的坐在前座。因为是站在台阶上，特纳很容易看见在阳光中闪烁的多角度长型后视镜。
“西布克龙派人护送我们去吃午餐，”莱尔带着一个苦笑说，“又派人护送我们回来。就像我告诉你的：别以为你自己是专家。”
“那你星期五晚上人在哪里？”
“躲在柴棚里，”莱尔厉声说，“等着要谋杀安妮夫人，好拿走她的无价钻石。”
 
密码室的门再次开着。科克躺在一张带轮矮床上，一本加勒比海别墅指南躺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在休息室书桌上放着个大使馆的蓝色信封，收件人写的是阿伦·特纳阁下。名字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字体僵硬，相当笨拙。信上说：有好几件与特纳先生波恩此行有关的事情，也许是他想要知道的；如果方便，尚望特纳先生不吝于今天傍晚六点半大驾光临信上的地址，享用一杯雪莉酒。地址位于巴德戈德斯堡，写信人是新闻与信息科的珍妮·帕吉特小姐。她签了名，又为清晰起见在签名下面用打字机把名字再打了一遍。姓氏的首字母P字签得相当大一个。特纳翻开蓝皮日记本，面露诡异的笑容。普兰什科是P，帕吉特是P，日记本里的人名缩写也是P。来吧，利奥，让我们来看看你罪恶的小秘密吧。

8 珍妮·帕吉特
“我想，你是负责处理敏感事务的吧。”珍妮·帕吉特以准备好的开场白揭开谈话。
雪莉酒放在他们之间那张玻璃桌面茶几上。公寓暗而丑，椅子是维多利亚式的藤椅，窗帘是德国式的，非常厚重。饭厅凹壁上挂着几幅康斯太伯风景画的复制品。
“你应该像医生一样，有一套专业的保密标准。”
“这当然。”特纳说。
“今天早上的参赞处会议提到你正在调查利奥·黑廷失踪的事。我们被告知不可以谈这事，包括在我们之间。”
“跟我谈却是允许的。”特纳说。
“当然。但我自然会想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大的保密保障。比方说，你和人事部之间是不是也有联系的呢？”
“那要看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而定。”
她把雪莉酒杯举到眼前，仿佛是测量它的液体容量。这明显是一种姿态，用来显示她的老于世故和不慌不忙。
“比方说有谁……比方说我做出过不明智的判断。那应该算是私事吧？”
“那要看你对谁做出过不明智的判断。”特纳回答说，珍妮·帕吉特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听着，”特纳说，瞧着她看，“如果你找我来是要告诉我，你把一叠文件落在了巴士上，那我就非得向人事部详细报告不可。如果你是要告诉我你不时会跟某个男朋友外出，那我就半个字都不会说出去。主要是——”他一边说一边把酒杯推过茶几，让她斟满。“人事部不想知道我们的存在。”他的态度很随意，好像毫不着急的样子。他懒洋洋地坐着，身体占满整张椅子。
“我是出于保护别人的顾虑。有一个无法为自己出面说话的第三者。”
“但那也是个安全上的顾虑，对不对？如果你不认为重要，压根儿就不会想找我谈。说与不说随你的便。我不能给你任何保证。”
她以急速、生硬的动作点燃一根烟。她长得不丑，只是衣着似乎不是太年轻就是太老气，以致不管特纳是什么年纪，她看起来都不像是他同辈。
“我接受，”她阴沉地瞅了他片刻，就像是评估特纳能够吸收得了多少她将要说的话。“不过，你误解了我请你来这里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这样。因为你必然听过很多有关我和黑廷的谣言，所以我想不如由我自己来告诉你事实。”
特纳放下酒杯，打开笔记本。
“我是去年圣诞节前才到这里的。”珍妮·帕吉特说，“从伦敦来。那之前我派驻在雅加达。我回伦敦是打算结婚。你也许在档案里读到过我订过婚的事？”
“我想我看漏了。”特纳说。
“我的未婚夫在最后一刻认定我们不适合在一起。这是个非常有勇气的决定。接着我就被派到波恩来。我们认识了很多年，大学时代都爱看同一类的书，所以我总是以为彼此有很多共通处。但他认为不是。订婚就是有这种好处。我尊重他的决定。所以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为我难过。”
“你是圣诞节前来到这里的？”
“这是我特别要求的。除了派驻雅加达那段时间，我们从前都是一起过圣诞。这个……分手对我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我急着换个环境冲淡忧伤的气氛。”
“很自然。”
“因为是单身，我在圣诞节自然会受到很多邀请。几乎每个参事处的同仁都邀我跟他们一起度圣诞。布拉德菲尔德夫妇、杰克逊夫妇、克拉伯夫妇、加韦斯顿夫妇，他们全都邀请我。我也受到梅多斯的邀请。你想必已经见过阿瑟·梅多斯。”
“见过。”
“梅多斯是个鳏夫，与女儿迈拉住在一起。他事实是个B3级的干部，虽然现在已经不用这种等级制度。我觉得能够受到一个资深干部的邀请非常荣幸。”
她说话有一点点外省腔，尽管百般掩饰，但这种腔还是在她一边说话时一边对她加以嘲笑。
“这是我们在雅加达的传统。我们要更加打成一片。但在波恩这样大一点的大使馆，情形却不是这样，大家都自成一个个小圈圈。我不是认为大家应该完全像一家人——我甚至认为这样是不好的。但在波恩这里，界限却是太严格、太多了，A级只和A级来往，B级只和B级来往，部门与部门之间又是另一条界线。经济室如此，武官室如此，参赞处也是如此。它们都各自形成一个个小集团。我不认为这是对的。还要来一点酒吗？”
“谢谢。”
“所以我接受了梅多斯的邀请。另一个客人是黑廷。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白天，到黄昏才离开。迈拉·梅多斯不在家。她病得很厉害，据我所知，她在华沙和一个当地人发生了私情，而收场几乎是悲剧性的。顺便说说，我个人是反对婚前性行为的。那天迈拉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派对，而梅多斯本人则应邀到科克夫妇家吃晚餐，所以我们只能留到黄昏。离开时，黑廷邀我去散步。他说不远处有个好地方，最适合酒足饭饱后开车上去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一向喜欢运动，所以答应了。没想到，散过步后，他又邀我到他家用晚餐。他很坚持。”
她望着特纳，十根手指互握，搁在大腿上，形成杯状。
“我觉得拒绝是不得体的。那对女性而言真是一个极艰难的决定。我是希望可以早点回家，但又不想让他难堪。那天毕竟是圣诞节，而他在散步时的言行举止又完全无疵可寻。另一方面，在那天以前，我又几乎可以说是不认识他的。最后，我答应了，但表示我不希望太晚回家。他答应了这个附带条件，于是我就开车跟着他的车到柯尼希斯温特去。让我吃惊的是，他早已准备好一切。桌子上放着两人份的餐具。他甚至事先请司炉工过来一趟，把壁炉给先点着。晚餐后，他告诉我他爱我。”她拿起香烟，猛抽了一口。她现在的语调更接近是陈述事实。“他说这一辈子从未感受过那么强烈的情绪。说自从我在参赞处会议出现的第一天起，他的灵魂就出了窍。他指着莱茵河上驳船的灯火说：‘我站在卧室的窗前，看着它们一艘艘开过，彻夜不眠。一朝复一朝，我看着太阳从河上升起。’这全是因为对我神魂颠倒的缘故。听他这么说，我整个人愣住。”
“你怎么回答？”
“我根本没机会开口。他说他想送我礼物。他说，即使此后无缘再见，他还是希望送我一份圣诞礼物，作为爱的表白。他跑到书房，拿回来一盒东西，是包装好的，上面有一张纸条，写着：‘送给吾爱’。我当然是完全呆若木鸡。‘我不能接受，’我说，‘我不能拿你的任何东西。那会让我有亏欠感。’我向他解释说，尽管很多方面他都完全英国化，但在这种事情上面，英国人的作风相当不同。接受旋风式求爱在欧洲大陆固然很普遍，但在英国，女性却会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才会接受别人的求爱。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彼此，知道彼此的价值观一不一致。再说，我们有年龄上的差距，而我又必须考虑到我的事业。我不知该怎么办。”她中性的语气已经不见了，变得无助和有点可怜。“但他只是反复说：不管怎样，今天都是圣诞节嘛，你把它当成一般的圣诞礼物好了。”
“盒子里是什么？”
“一个吹风机。他说我全身上下，他最仰慕的就是我的头发。他说他每天早上都会打量太阳光在它上头照耀的样子。他是指在参赞处会议的时候。”她急速呼吸了一口气。“那吹风机至少售价二十英镑。从来没有人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哪怕是我的前未婚夫在我们关系最亲密的时候也没有。”
她仪式性地把一只手伸进香烟盒，犹豫了一下，挑出一根香烟，然后眉头深锁地把它点燃。“我们坐下来，他把一张唱片放到唱机上。我不是个有音乐细胞的人，但心想音乐说不定可以分散他的心思。我为他难过，也极不情愿在那样的情况下丢下他一个人。他只是看着我。我则不知道要看哪里。最后，他走上前想抱我，而我则说我要回家。他把我送到车子旁。幸而接下来还有两天假期，让我有时间思考怎么办。他打过两次电话邀我晚餐，我都拒绝了。到了假期结束，我打定了主意。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连同礼物交还给他。我不觉得我还有别的选择。我一大早就到大使馆上班，把信和礼物交给参赞处警卫。我在信上说，我已经深思过他说的话，但深信自己永远无法回报他的感情。而因为我们是同事，以后还会常常见到面，所以明智之举是马上作个了结，以免……”
“以免什么？”
“以免引起闲言闲语。”她突然激动起来，“我不知道后来是怎么产生的。你知道流言蜚语这东西是没有地方没有的。”
“他们说了你们一些什么流言蜚语？”
“天晓得，”她说，“天晓得。”
“你把礼物交给哪一个警卫？”
“华特，较年轻的那个。他是麦克米伦的儿子。”
“他告诉过其他人吗？”
“我特别交代他视之为机密。”
“我想你这样说一定会让他印象深刻。”
她愤怒地瞪着他，脸因为窘而发红。
“好吧，你用快刀斩了乱麻。他怎样回应？”
“那天早上，出现在参赞处会议的时候，他对我说了声早安，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则对他微笑，就这么多。他脸色苍白，但很勇敢……忧愁，但自持得住。我感到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再说，他马上就要到档案库帮忙了，我想这说不定可以让他的心思有别的寄托。有两星期时间，我几乎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不管是在大使馆里还是社交场合，他的样子都像很快乐。他没有再提圣诞节傍晚或吹风机的事，连暗示都没暗示。只有偶尔在鸡尾酒会上他会故意走到我附近，而我知道他只是为了……亲近我。有时我会意识到他的眼睛看着我。女人是有这种直觉的。我知道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有一种可以捕捉别人眼神的方法。我纳闷自己以前为什么会没注意到这一点。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给他任何鼓励。一来是我心意已决，二来是我知道，我对他好一点的话，短期也许可以减低他的沮丧，但长远来说对他只有坏处。我也深信，他这种突如其来和……非理性的感情一定会迅速过去。”
“结果是这样吗？”
“我们以这种方式互动了大约两星期。我开始觉得神经紧张。不管我参加任何派对或邀约，都总会看到他在场或在附近。他甚至没有再跟我说话了。他只是看着我。不管我走到哪里，他的眼神都会尾随……那是一双非常阴沉的眼睛，我会形容它是的。深褐色，会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依赖感……到最后，我甚至害怕外出了。我甚至有一个要不得的想法。我怀疑他是不是偷看过别人寄给我的信。”
“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我们在档案库都各有专属的邮件格，供收电报和收信用。档案库每个人员都会帮忙整理寄入的东西，看是给谁的就放入谁的邮件格里。当然，这里就像英国，邀请函都是不封口的。因此，他要看一看内容再容易不过。”
“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想法要不得？”
“因为那不是事实，”她回答说，“我质问过他，而他保证绝无此事。”
“我明白了。”
“他说他绝不会干这种事。那不是他的个性，从不会有这一类的念头。他指天誓日向我保证没有……跟监我。这是我质问他时的用语，但一出口就后悔了。我搞不懂我怎么会用这么荒谬的字眼。他说他的举止只是出于他一贯的社交礼仪，而如果我觉得受困扰，他会改变举止，或者是婉拒所有邀约。没有什么比对我构成负担是他更不乐见的了。”
“所以自此你们又重新是朋友了，对吗？”
“自从1月23日，他又再次不跟我说话了。”哪怕是在黯淡的灯光中，特纳仍然看得见眼泪沿着她粗糙的脸颊流下；她一只手迅速举起，掩盖它们。“我受不了。我无时不想着他。”
特纳站起来，打开酒柜的门，在一个大玻璃杯里斟上半杯威士忌。
“来吧，”特纳轻声说，“这是你需要的：把它喝掉，不要再装了。”
“我是过劳的关系才会这样，”她接过杯子，“布拉德菲尔德从不让人闲着。他不喜欢女人。他恨女人，巴不得把她们都赶到一楼去工作。”
“现在告诉我1月23号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她身体侧向藤椅一边，背对着他，声音高得有些失控。
“他不理我。他假装埋头工作。即使我到档案库拿文件，他也不会抬起头。即使抬起头也不是看我。他从没有这样专心工作——你只要看看他在参赞处会议的样子就会知道这一点。他骨子里是懒洋洋的。但听到我的脚步声时，他却会装得无比专心。即使我向他打招呼，他还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即使我在走廊里径直向他走去，他也是一样的反应。他不注意我，就像我是不存在的。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快要疯掉。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那样。他毕竟只是个临时雇员，只算根葱。他一点分量都没有，这个你只要听听别人怎么说他就会知道。……廉价货，他们都这样说他。脑筋转得快，但却不怎么灵光。……我写信给他。我打电话到他家。”
“大家全知道了，对不对？你表现出来了，对不对？”
“是他先追求我的……用他的爱的宣言来围困我……像个舞男一样百般恭维我。当然，一部分我看得清清楚楚，并不担心。可是他对我忽冷忽热。他以为自己是谁？”
她伏在椅背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随着啜泣抖动。
“你必须告诉我。”特纳说。他站在她前面，一只手抓住她手臂。“听着，你必须告诉我一月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不对？他要求你为他做了什么事。跟政治有关的。他设计好圈套，让你往里面跳。他给你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然后就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一样他无法靠自己拿到的东西。而到手之后，他就不再要你了。”
啜泣开始了。
“你告诉了他一件他想知道的事。你帮了他一个忙——他需要的一连串帮忙中的一个。算了，别放在心上，你不是惟一的。好几个其他人都以某种方式这样做过。所以到底是什么事？”他跪在她旁边。“所以你有过什么不明智的判断？告诉我！是一件让你吓破胆的事，对不对？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
“我把钥匙串借给了他。我把钥匙借给了他。”她说。
 
“快点。”
“是我值夜班那天晚上。他来求我……不是求。不是。”
她坐直身体，脸色煞白。特纳把她的酒杯斟满，放回她的手中。
“我当天值班。当值夜官。1月23日，星期三。利奥没有当值夜官的资格，有些东西是临时雇员不能看的，比方说特殊指示……应变计划等等。当时一定是七点半，或者八点。我离开密码室……要前往档案库，而我看见利奥就站在走廊里，就像是等着我似的。‘珍妮，’他微笑着说，‘好巧。’我高兴极了。”
啜泣声又再响起。
“我高兴极了。我一直盼着他再次跟我说话。他在等我；我知道他在等我，却假装是凑巧碰到。我说：‘利奥。’我以前从未这样喊过他。我们站在走廊里交谈。他反复说，这真是个美妙的偶遇。他说想邀我一起用晚餐。但我提醒他，我正在值班。但他不以为然。‘好可惜，明天晚上怎么样？要不就周末？’他说星期六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我说好，说我喜欢那样。他说吃晚饭前我们可以先到上次那个足球场散散步。我好高兴。但我手上还抱着一大把电报，所以我就说：我得走了，要把这些东西拿给阿瑟·梅多斯。他说要帮我拿，我说不用，我自己拿得了。我正想转身……我想要先走，因为我不想看着他离开我。我正想转身，却听到他说：‘啊，珍妮，等一等……’——你知道他说话的腔调的——‘刚刚发生了一件荒谬事儿。唱诗班的人都来了，等在楼下，但不知道谁把会议室的门给锁上了。我们找不到钥匙，心想你说不定会有一把。’这听起来有点怪，因为我想不出来有谁会无聊到把会议室给锁上。我回答说：有，我待会儿下楼去开。他知道我有会议室的钥匙，因为值夜官会有大使馆每一个房间的备份钥匙。‘别费你的事走一趟了，’他说，‘把钥匙串给我就行。我两分钟后就还给你。’他看见我犹豫的样子。”
她闭起双眼。
“他很敏感，”她大哭了出来，“轻易就会被伤害。而我又已经指控过他偷看我的信。我爱他。……我发誓我从未爱过任何人……”她的哭声渐渐平息。
“所以你给了他钥匙？一整串？各个房间的钥匙，各个保险箱的钥匙……”
“包括所有办公桌抽屉和钢柜的钥匙，包括大使馆前后门的钥匙，还有关闭档案库警铃的钥匙。”
“包括电梯的钥匙吗？”
“当时电梯还没上锁……地下室入口也还没有装上铁栅门……都是下一个星期的事。”
“他多久以后还你钥匙？”
“五分钟后。也许更短。那够时间吗？”她抓住他的手臂追问。“那够时间吗？”
“够时间做印模？如果他已准备好，五分钟够他做五十个钥匙印模。”
“他会需要蜡或代用黏土之类的。我后来问过人。”
“他在房间里都已准备好，”特纳冷漠地说，“他是生活在一楼的。不过别担心，说不定他真的只是为了让唱诗班进得了会议室。别让你的想像力跑太快了。”
她已经停止哭泣。她的声音恢复平静。“那天晚上不是唱诗班练唱的日子。练唱是在每个星期五，而那天是星期四。”
“这么说你后来查过？你问过警卫？”
“我早就知道！我把钥匙交给他的时候就知道！我在心中告诉自己不要给他，但还是给了。我得信任他。那是一个信任的动作。你不明白吗？那是一个付出的动作，一个爱的动作。但我不期望你会明白这个。”
“但在你付出以后，”特纳说，站了起来，“他就不要你了，对不对？”
“男人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他星期六打电话给你了吗？”
“你知道没有。”她说，脸仍然埋在臂弯里。特纳合起笔记本。“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
“他向你提过一个叫玛格丽特·爱克曼的女人吗？他从前跟她订过婚。她也认识哈利·普兰什科。”
“没提过。”
“没提过其他女人？”
“没有。”
“他在你面前谈过政治吗？”
“没有。”
“他是个政治立场很‘左倾’的人？”
“没有。”
“见过他跟可疑的人在一起吗？”
“没有。”
“他有没有谈过他的童年？谈过他住在汉普斯特德的叔叔？那是一个把他养大的共党分子。”
“没有。”
“奥托叔叔，听过吗？”
“没有。”
“他提过普兰什科吗？有没有？有没有提过普兰什科？”
“他说普兰什科是他惟一的朋友。”她说，然后再次陷于沉默。
“他提过普兰什科的政治立场吗？”
“没有。”
“他说过他们仍然是朋友吗？”
她摇摇头。
“上星期四，也就是他失踪前一天，他跟某个人在马特努斯吃午餐。那个人是你吗？”
“我说过了！我发誓不是我！”
“是你吗？”
“不是！”
“他的日记本是这样记的。他把你的名字缩写为P字。其他提到你的地方也是用P字。”
“那不是我！”
“这么说是普兰什科？”
“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跟他有过一腿！你只告诉我一半而隐瞒了另一半！你一直跟他睡！睡到他离开的那一天为止！”
“这不是真的。”
“为什么布拉德菲尔德要掩护他？他恨他入骨，但他又为什么那么照顾他？不只给他工作，还让他管钱，为什么？”
“请你走吧，”她说，“以后不要再来。”
“为什么？”
她直起身。
“出去。”
“你和他星期五晚上还吃过晚餐。就是他离开的那天晚上。你一直跟他睡却不承认！”
“没这回事！”
“他问及你绿档案的事！他要你把公文箱弄给他！”
“没有！没有！快走！”
“我要一辆出租车。”
她打电话的时候他在一旁等着。“Sofort（快点），”她说，“Sofort。”快点过来把他带走。
他走到门边。
“你们找到他的话会怎么做？”她问，淡然的声音里隐藏着关切。
“不关我的事。”
“你不关心？”
“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他，所以我何必关心？”
“既然这样，你何必还要找他？”
“有何不可？我们就是这样消磨人生的，不是吗？追寻一些我们永远找不着的人。”
他慢慢走下楼梯，走到公寓入口。从另一间公寓传来鸡尾酒会的低沉人声。一群喝得烂醉的阿拉伯人在他身边一窝蜂挤过。在莱茵河对岸，张伯伦山丘45上的一线灯火像是戴在温暖黑暗中的项链。一栋新建的大楼耸立在他正前方。他觉得自己曾经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它。一座铁路桥跨在大道的尽头。当火车隆隆开过时，特纳看得见餐车里的乘客正在默默凝视他们的食物。
“去大使馆，”他说，“英国大使馆。”
“英格兰大使馆？”
“不是英格兰，是英国。我赶时间。”
那出租车司机沿途骂骂咧咧，数落外交人员在波恩的嚣张跋扈。车子开得飞快，有一次差点撞上一辆电车。
“拜托你好好开，行吗？”
下车时他要求司机开给他收据。司机从置物箱里拿出一个橡皮图章和一本本子。盖章的时候，他用力是那么地猛，以致整张收据都皱了起来。大使馆是一艘船，所有窗户都灯火通明。黑色人影在大堂里移动。停车场停满车。特纳把收据扔掉。拉姆利不会帮他付出租车费的。这是上一次经费削减以后的新规定。他不可能从任何人那里要求补偿。惟一例外的是黑廷，他欠他的债看来越积越多了。
 
布拉德菲尔德正在开会，皮特小姐说。他大概天亮前就会跟大使一起飞到布鲁塞尔。她正在安排好秩序，而她说话的态度就像是让特纳感到不快是她的分内职责。莱尔现在人在德国国会，旁听戒严法的辩论。
“我想看看值夜官的钥匙。”
“恐怕你只有得到布拉德菲尔德先生的同意才能看。”
他跟她争执，而这正是她想要的。他最后把她压倒，而这也是她想要的。她给了特纳一张行政科签署的授权书。他把它拿到值班柜台，值班警卫是麦克米伦：一个高大、稳重的人，曾经在爱丁堡警队当过巡佐。而不管他听到过特纳些什么，这些话都只会让他对特纳没有好感。
“还有夜间登记本，”特纳说，“把1月以后的夜间登记本拿给我看。”
“请。”麦克米伦说。特纳翻阅登记本的时候，他就站在他前面，以防特纳把登记本带走。当时是八点半，大使馆里空空荡荡。“老哥，”克拉伯经过的时候喃喃地说，“明天早上见。”
夜间登记本上没有黑廷的名字。
“把我的名字登记上去，”特纳说，把登记本推过值班柜台，“我一整晚都会待在这里。”
我一整晚都会待在这里，他心里想，就像利奥那样。

9 罪恶的星期四
一共有五十把钥匙，只有大约六把是有标签说明的。他站在利奥站过的二楼走廊，身处一根柱子的阴影之中，凝视密码室的门。时间是7点30分，利奥的时间；他想像珍妮·帕吉特抱着一堆文件，正在走过来。走廊现在很吵，密码室门上的活动钢门像断头台钢刀一样起起落落，因为档案库的女孩不时都要来送或发电报。但那个星期四晚上，这里却是静悄悄的，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当时利奥就站在这个地方，对她说话。他看看表，又再看看手上的钥匙串，心想：五分钟。利奥在这五分钟做了什么？四周的声音震耳欲聋，比白天还要吵；连同密码机在内的各种声音宣示着世界正在进入紧急状态。但那个晚上却是静谧一片；利奥是爱静的生物，他等在这里，准备攫取猎物，加以摧毁——在五分钟之内。
他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大堂上头，从楼梯井往下看，看到一些下班的女打字员正轻快地往外走，样子像一艘沉船的生还者。利奥当时的步履应该是轻快却不慌不忙的，因为珍妮可以看得见他的背影，而冈特或麦克米伦也会看到他下楼梯的样子。轻快却没有得意洋洋。
特纳走下楼，站在大堂里。但这是个多大的冒险啊，他突然想，多危险的游戏。人群分开，让两个德国官员通过。他们手提黑色公文包，走路的样子自负，仿佛是来执行一项行动。那是个多大的冒险啊。因为她说不定会改变主意，说不定会跟下楼来，如果是这样，她几分钟内就会发现真相——假设她不是本来就知道真相——会知道利奥是在说谎。她只要走到大堂，听到会议室里没有传来歌声，看到夜间登记本里没有唱诗班成员的名字，看到衣帽间的挂钩上没有帽子大衣，就会知道爱情骗子黑廷·利奥为取得钥匙串而对她撒了谎。
“那是一种付出的表示，一个爱的动作。但我不指望你会理解。”
走入走廊以前，他停下来研究那电梯。漆成金色的电梯门上了锁，中央的玻璃窗被从里面封起，漆黑一片。为了进一步增加安全性，两根粗钢杆横焊在窗子上面。
“这焊多久了？”
“不来梅暴动之后加的，先生。”麦克米伦说。
“不来梅暴动是什么时候？”
“1月，先生，1月底。是外交部建议的，先生。他们派了专人过来。地窖门和钢杆都是他加装的。”麦克米伦说话的样子像是在爱丁堡的高级市政官面前作证：一气呵成，呼吸间歇规律。“那人工作了一整个周末。”麦克米伦补充了一句，语带敬畏，因为他一直想像自己也是个愿意鞠躬尽瘁的人。
慢慢走向黑廷的房间时，特纳思忖：当时这些门都应该是关着的，这些灯光是熄灭的，这些房间是安安静静的。会有一个月亮从铁栏杆照进来吗？还是说只有一些蓝色的夜光灯为这个廉价的英国人亮着，而他的足音则在这个地窖里回响？
两个女孩打他身边走过，穿的是便装。其中一个穿着牛仔裤，她非常正眼看特纳，掂估他的分量。哇噻，他心想，过不久我一定要把住一个。他用钥匙打开利奥房间的门，走进去，站在黑暗中，心想：你当时在搞什么把戏，你这个小毛贼？
要制作印模的话，黑廷会用得着一些盒子。雪茄盒子就管用，在里面填充上胶泥，或者从儿童玩具店买回来的橡皮泥也行。加上一点点白色的滑石粉会让印模更清楚。复制包括三个动作：复制正面，复制反面，再把钥匙直插到胶泥里。要注意的是凹凸处务必要印清楚。依印模做出来的钥匙不见得与锁密合，但只要用的是软一点的金属，它就能自我调整……来吧，特纳，部队的士官长不是爱说，既然它是位于四周有毛的地方，你就绝不会找不到？他一定早就准备好复制材料。是五十个填上胶泥的雪茄盒子吗？还是只是一个？
应该只是一个。黑廷想要的应该只是一把钥匙。哪一把？在这栋嘟嘟囔囔的英国房子里，到底是哪个阿拉丁山洞里藏着秘密宝藏？
黑廷，你这个毛贼。他从黑廷自己的房间开始试钥匙，纯粹是一种示威的姿态，要向那个缺席的贼显示，他自己的房间一样会被人潜入。接着他沿着走廊慢慢一扇门一扇门试，每试对一把钥匙就把它从环上脱下来，放进口袋里。大部分门甚至是没有上锁的，所以这些钥匙很多都是多余的。在一个急救室里，他闻到一股酒精味，看见一个供电线接线用的接线箱。
搞窃听？这就是你的专业兴趣，毛贼？你把那些吹风机和各种小玩意带到大使馆，为的就是用它们掩护一些你偷运进来的窃听器材？“狗屁想法。”他大声说，此时他裤子口袋里已装着十二把钥匙。他爬上另一层楼，这一次几乎直接走进了大使私人秘书的办公室。一望而知这位秘书先生是个趾高气扬而挑剔的人，狐假了他主人不少的虎威。
“大使一分钟内就会出发，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战战兢兢。”他拿着电话说，语气冷飕飕，“他对你们这些人可是够松的。”
大部分走廊都形同白昼。商业科正在庆祝苏格兰周。照片中的女王身穿苏格兰服饰。在一幅镶框的抽象拼贴画里，迷你的苏格兰威士忌堆得高高，两旁是一些跳舞的人和风笛。在开放空间，一些脸色苍白的文员牢牢坐在机器前面加加减减。“布鲁塞尔揭晓在即！”墙上一张标语提醒他们，但那些机器似乎无动于衷。他走上一层楼，走到了各随员室所组成的“白厅”；每个随员都有自己的小小部会，办公室的门上都有名牌。
“你来这里是搞什么鬼？”一个职员问他，而特纳叫他说话客气点。从某个地方传来雄壮威武的口授声音。在打字组，女打字员可怜兮兮地坐成一排排，像是正在上课的女学生。她们的女主管——一头蓝发，六十岁有余——独自坐在最前面的讲台上，正在检查一块蜡纸板。只有她一个人嗅到敌人的气味：她猛抬头看着特纳，鼻尖朝上。她背后的墙壁上挂满其他部门女主管寄来的圣诞卡。
“我是检查门锁的。”他喃喃说。女主管的响应眼神像是在说：“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别打我的女孩的主意。”
妈的，我会搞到一个的，我向你保证。为什么你不能饶了她们其中一个，让她享受一下快速掉进天堂的滋味？黑廷，你这个毛贼。
 
10点钟。他已经去过每一个黑廷可以靠钥匙进入的房间，但除了头疼以外一无所获。不管当初黑廷想要的是什么，那东西都不在原处了，要不就是得经过几星期的搜索才会找到，或是显眼得让人视而不见。他感到那种随紧绷而来的恶心感，各种不协调的回忆在他脑子里竞奔。老天，才过了一天。一天时间就足以让人从满腔热忱掉落到挫折沮丧。从飞机到密码员的休息室，他得到一堆线索而又一无线索。今天只是星期一但我却像活了一辈子。他瞪着桌上空白的电报表格，不知道有什么好报告的。科克正在打瞌睡，密码机一片安静。钥匙在他面前堆成一堆。他把它们一把一把套回到钥匙环里。把事情拼凑起来，他对自己说，去建构。除非理出最起码的头绪，我知道你是不会上床睡觉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任务——他的狗屁导师告诉过他——就是从混乱中理出秩序。定义混乱状态。那是个没有系统的心灵。对不起，老师，请问什么是没有心灵的系统？他在一张纸上懒懒画了一个表，把一周分成七天，每天分成二十四小时。继而他打开蓝皮日记本。重组碎片，把所有方块凑成一整块。你会找得到他而肖恩不会。黑廷·利奥，索赔暨领事事务，窃贼既猎人，他会猎到你的。
“你不会凑巧懂点股票吧？”刚醒来的科克问他。
“不，我不懂。”
“我要出的谜题是，”他揉揉粉红色的眼睛，继续说，“如果华尔街和法兰克福都大跌而我们又无法在这一回合加入欧共体，将会对瑞士的钢铁股有什么影响？”
“如果我是你，”特纳说，“就会把所有钱押在红色上面46，不再想它。”
“我有这种决心就好，”科克说，“我们想在加勒比海买一小片土地——”
“安静。”
建构。把你的想法统统写在黑板上，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来吧，特纳，你是个哲学家，来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运转的。事实。建构。来吧，亲爱的特纳，你会放弃学院的沉思生活，不就是因为更喜欢公务员的实务生活？建构：建构一些说得通的推理，那莱尔就会说你是个活生生的人。
从星期一开始吧。星期一是出外赴宴的日子。通常都是自助餐——莱尔在美国俱乐部餐厅里告诉过他——因为那可以省去主人安排座次的烦恼。星期一是客场比赛的日子。英国人对中东佬。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度。黑廷基本上是个次等人。较小的大使馆。接待空间不够的大使馆。星期一是B组的游戏。
“……如果是个女孩，我们就会请个有色人种的保姆，一个印佣。她可以帮我们教小孩，至少教到初中。”
“你就不能保持安静？”
“但前提是我们有一笔基金，”科克补充说，“没有钱什么都不用谈。”
“我正在工作，你明白吗？”
我在努力建构，他心里想，但心思却飘到了别处去。他看见自己和走廊里遇到的那个女孩在一起，她没涂口红的双唇勉强隐入到柔嫩的皮肤里。她睇视着他微凸的小腹，笑声就像他太太的笑声：阿伦心肝，你娶我难道是为了跟我打架的吗？这种事是讲韵律的，就像跳舞，你不明白吗？像汤尼就是个曼妙的舞者。对了，心肝，我今天会晚一点回来，明天会一整天都不在家：我要和我的星期一情人进行客场比赛。住手，阿伦，不要！求你不要揍我！我不会再碰他，我发誓，星期二之前都不会。
黑廷，你这个毛贼。
星期二是在家里招待客人的一天。特纳把应邀客人列成一张清单：万代隆格夫妇（荷兰人）……卡纳尔夫妇（加拿大人）……奥布图夫妇（加纳人）……科尔特赞尼夫妇（意大利人）……阿勒顿夫妇，克拉伯夫妇，还有一次是（当然是）布拉德菲尔德夫妇。这些无聊乏味的宴请加起来不下四十八次：奥布图夫妇七次……阿勒顿夫妇三次……布拉德菲尔德夫妇一次。你对他们可真下足工夫，不是吗？“我猜他在那里维持一定的生活排场。”那个晚上的菜单是香槟和两样蔬菜。外加俄国纳税人付账的鹌鹑蛋。他的太太侵入他的思绪：心肝，今晚我们干吗不招待威洛比夫妇到外头用餐？他们不会介意的。他们知道我讨厌下厨，而汤尼又超爱意大利菜。噢，当然好，当然好，只要是能够取悦汤尼的我都没意见。
“……如果是个男孩，”科克说，“我就会自己教他。哪怕是在这个地方，也总有些让男孩上的才艺班吧。”
 
星期三是娱乐日。乒乓夜。唱歌夜。士官长们的狗屁：“来一点点杜松子酒加威士忌吧，特纳先生，很来劲的。你知道阿兵哥都说你什么吗，长官？今天是圣诞节，我想你一定不会介意我转述。他们都喊你先生，长官，他们可不是人人都会喊先生的。他们都说：‘特纳先生很犟，特纳先生很难搞，但特纳先生很公道。’所以，长官，有关我的休假……”放逐者之夜。一点一点钻进大使馆肌肤去的一夜。回来，女孩，脱掉你的牛仔裤。一个卖力经营的晚上。特纳仔细研究黑廷参加了哪些娱乐活动，心想：我得承认，你为你的计划做了很多事。你是在兜售自己，对不对？苏格兰土风舞社，九柱戏社，放逐者汽车俱乐部，运动委员会。你真是有目的的，对不对？你带着球闪过了一堆人，你这个毛贼。
周末的日记除了提到园艺活动和两三次汉诺威之旅以外，什么都没有提，所以剩下就只有星期四好研究。
罪恶的星期四。
他在“星期四”周围画了一个框，然后打电话给阿德勒饭店，问他们何时关门。他们不关门。在那个框外他又画了一个框，半英寸宽，一个半英寸长的样子，中间空白处还添了几条盘旋环绕的蛇；它们好像有意朝字母T的哥特式曲线上吐信子，等着能给他带来什么启示。然而结论呢？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结论是星期四迷影重重，欲说还休。星期四的日记是由一只笨拙、无聊的官僚的手写下来的，写它们的人看来没有别的事可以做，所以不在乎浪费时间。“别忘了玛丽·克拉伯的咖啡研磨器。”特纳家乡那位受尊崇的市长这样提醒他的传记作者。哼，是别忘了操玛丽·克拉伯才对吧？你这个毛贼。“与阿瑟谈到迈拉的生日。”他听到以讲道无聊乏味驰名整个约克郡的克拉尔牧师在他耳边低语。47“英德会社为‘汉堡自由市之友’举行自助餐会。”“国际妇女会午餐会，会上有各国服装表演，每位餐费一千五百马克，含葡萄酒钱。”当你这个典礼官在日记里这样宣布时，心里想着的大概是怎样毁了珍妮·帕吉特的事业。还有梅多斯的退休。还有冈特的？还有布拉德菲尔德的？之后轮到谁？迈拉·梅多斯？你这个毁人不倦者，黑廷。
“你可以把这些鬼机器关掉吗？”
“我也想，”科克说，“有东西正传进来，别问我是什么。上面写着：请交由布拉德菲尔德亲自解码……看来是他生日。”
“我看是忌日。”特纳粗声说，然后再次埋首到日记里去。
 
但黑廷在星期四明明是有事做的，某些结实但尚未披露的事。某些他守口如瓶的事。某些紧急而重要的事。某些秘密的事。某些会使其他日子变得不真实的事。每个星期四利奥·黑廷都会触及痒处，但却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他甚至懒得在日记里撒谎他去开了会。只有上一个星期四的日记是有实质内容的：“马特努斯。一点钟。P.”除这几个字，整页日记都是空白的，纯洁无瑕、守口如瓶得就像一楼走廊那两个小处女。
或是说就像她们一样满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黑廷的所有生活都发生在每星期四。他是从一个星期四活到另一个星期四的，就像别人是从一年活到另一年。他要见的是什么人？他的主子？他们碰面是为了干什么？在哪里碰面？他会在哪里打开那些档案和信件，屏息静气地念出它们的内容？在一栋有板岩屋顶的别墅的角楼？在一张铺了亚麻布床单的床上，旁边躺着个肌肤光滑如丝的女孩，她的牛仔裤就挂在床柱上？还是在一座火车桥的桥下？在巴德戈德斯堡一家饭店的巴洛克风格漂亮房间里？在新市镇一栋灰色的大楼里？特纳努力去想像黑廷和他主子鬼鬼祟祟、交头接耳、低声窃笑的模样。看看这个，色情书刊贩子在他耳边低语，这本很正点，我差点舍不得卖呢。你很喜欢，对不对？“偶尔幻想一下也不赖呀。”阿勒顿说。会不会他们会面时都是不慌不忙的，一边喝酒，一边商量下一个目标，而助手则在他们后面轻轻翻动文件，按下照相机的快门？“再给我一次，亲爱的，但要温柔一点，就像汤尼那样。你自信不够，亲爱的，你没有读过使用手册，没有把来复枪的各个部分搞懂。”
还是说只是匆匆忙忙地碰头？在一条横街里交换东西？还是在一处山头？还是在一个足球场的旁边——像是黑廷戴着洪堡帽穿着灰色大衣流连过的那个？
科克正在和皮特小姐通电话，声音里有一丝丝畏怯的味道。“伦敦方面要求收件人亲自解码。你最好现在就告诉他。听着，亲爱的，我不管他是不是正在跟女王陛下交换意见。这封电报是最高优先件，而我的职责是要让他知道，所以如果你不告诉他，我自己会去。哎，她是个婊子。”
“英雄所见略同。”特纳说，露出罕有的笑容。
“我猜她以为自己是足球队队长。”
“率领英国队和全世界对打。”特纳表示同意，两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他上星期四和普兰什科碰面了吗？如果是，那普兰什科就不会是他的固定接头人，因为黑廷既然一直把行径保密到家，断不会在日记里老老实实写上个P字；再说，他们既然费了那么大工夫假装疏远，也断不会约在公众场所吃午餐。这么说，普兰什科和黑廷之间是不是一直有一个联络人？还是说那天出了特殊状况，不得不见一面？稳住思路，特纳，稳守住理性，因为一旦陷入非理性，你就会全盘皆输。从混乱中理出头绪来。这个P字是不是意味着普兰什科提议要亲自见他，想警告他西布克龙已经盯上他，并命令他不惜任何风险和任何代价在逃跑前把绿档案偷到手？
星期四。
他一根手指勾起钥匙串，轻轻摇晃。星期四是他碰头的日子……压力天……被警告的一天……他出走前的一天……是每周一次的简报与述职的一天……是他从珍妮·帕吉特那里借到钥匙的一天。
老天，他真的跟珍妮·帕吉特睡过吗？恐怕有些牺牲是连俄罗斯祖国也无法叫利奥·黑廷去作出的。
没有用的钥匙串。黑廷认为这些钥匙可以带给他什么呢？是打开那个公文箱子吗？狗屎。他应该清楚知道值夜官是没有公文箱子的后备钥匙的。为了进入档案库？又是狗屎。他只要瞄一眼就会知道档案库的锁非同一般，不是这串钥匙任一把可以打开。
所以他想要的是什么钥匙？
哪一把钥匙是他那么巴望得到，以致甘冒身份暴露的风险去弄一个印模的？打开电梯门那一把？以便他可以把档案偷运到顶楼，堆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再从容地分次用公文包把它们带走？手推车的不见是否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一个狂想的画面在他眼前展开。他看见黑廷小小的身影推着手堆车，朝电梯的方向在走廊里全速开跑；他看见堆成宝塔状的档案在手推车上层颤颤巍巍，下层则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文具、火漆、日记本、打字室的长滑架打字机……他看见一辆小厢型车停在大使馆的边门，而黑廷的无名主子扶住门，说道：“他妈的快点。”就在这个时候，皮特小姐过来要收电报。她叹了口气，形同禁欲宣言。
“他会需要解码手册的。”科克提醒她。
“不用，他凑巧相当精通解码的方法，谢谢。”
“现在情况怎样？布鲁塞尔那边进展如何？”特纳问。
“只有些谣言。”
“什么样的谣言？”
“如果他们想让你知道这种事，就不会制定各种程序，对不对？”
“你不了解伦敦。”特纳说。
离开的时候，皮特小姐努力用她的步姿——一种大步慢跑的步姿，暗示着“性是下等人才需要的”——来传达她对特纳及其工作的鄙夷。
“我恨不得宰了她。”科克说，“我会切断她的臭脖子而不会有半秒钟后悔。她来这里三年了，惟一一次微笑是在看到老头子的劳斯莱斯刮花了的时候。”
 
荒谬。他知道一切毫无疑问是荒谬的。照理说，黑廷这一类口径的特务是不会偷东西的，而只会抄写、默记和拍照。黑廷这一类口径的特务都是深思熟虑的，不会凭冲动行事。他们会隐藏自己的行径，以便可以继续刺探下去。
他们也不会说一戳就破的谎话。
他们不会在珍妮·帕吉特只消花五分钟就可以查出唱诗班是在每星期五练唱的情况下，告诉她唱诗班的固定练唱时间是每星期四。他们不会在布拉德菲尔德和莱尔都知道他们没有会可开的情况下，告诉梅多斯他们每星期都要到巴德戈德斯堡开会。他们不会在叛逃前先领走自己的薪水和津贴，因为那有可能会引起某个多疑的人的注意。他们也不会冒引起冈特怀疑的险夜间留在大使馆工作。
他是在哪里工作的呢？
他需要私密。他想在晚上做一些他白天所不能做的事。什么事？用照相机为他藏在某个房间里的档案拍照？那辆手推车到哪里去了？那部打字机到哪去了？又或者就像梅多斯所说的，它们的不见与黑廷无关？目前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黑廷白天把档案藏在某个秘密处，晚间为它们拍照，第二天早上再物归原处……问题是他并没有物归原处。他为什么要偷呢？
特务是不偷东西的。这是最高守则。一家大使馆一旦发现有秘密文件不见了，就会采取各种对策，比方说更改计划或取消计划，把伤害程度减到最低。最销魂的女人是你得不到的女人。最有效的欺骗是不会被发现的欺骗。那黑廷为什么要偷呢？理由已经清楚了。黑廷处于压力之下。尽管他的行动有深思熟虑的味道，但它们全都反映出他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人。他为什么会这么匆匆忙忙？最后的时间底线何在？
慢一点，阿伦；柔一点，阿伦；学学汤尼，阿伦。学学温柔体贴的汤尼·威洛比夫，他是所有高级夜总会的上宾，以床上工夫了得闻名遐迩。
“我宁愿是个男孩，我是说头一胎。”科克说，“先有了个儿子，就不用担心传宗接代的事。当然，我不是个主张大家庭的人。除非请得起佣人。对了，你结婚了吗？啊，抱歉，我不该问的。”
不妨假设他在档案库一切秘密行动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认同。这种认同，本来是冬眠着的，却被去年10月的一连串事件所唤醒。假设这就是背后驱策他的动力。但他为什么要这么慌慌忙忙呢？只是出于一个性急主子的随意指示？黑廷思想起变化的第一阶段是哪个时候不难推敲：卡费尔德是在去年10月开始得势的。从那时起，不止一个国家主义政党变得可能，就连一个国家主义政府也不是不可能的了。黑廷为此事沉思了一两个月。他在每一块广告牌上看到卡费尔德的照片，每天都听到那些熟悉的口号。正如莱尔所说的：“卡费尔德真的是让共产主义变得极端有魅力。”……黑廷的苏醒是缓慢和勉强的，他对共产主义的旧感情和认同本来是埋在深处的，所以浮到表面的过程也是缓慢的。然后来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要么是单独决定的，要么是受到普兰什科的怂恿，他决定变节。普兰什科对他说：把绿档案给弄出来，让我们两个再次为过去的志向打拼……在布鲁塞尔谈判最吃紧的关头把绿档案弄出来……正如布拉德菲尔德说过的，绿档案的内容可以有力抵消我们在布鲁塞尔的一切努力……
还是说他遭到了勒索？是不是他必须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而付出代价？例如，科隆的打架事件是不是就可以反映出他这个人有罩门：女人？他挪用过莱茵军的钱吗？他非法贩卖过免税烟酒吗？他卷入过同性恋的纠葛吗？他碰到过那些对外交人员来说有如家常便饭的典型陷阱吗？妞，马上给我把牛仔裤脱掉。
看来不像。莱尔说得对，黑廷的行动超过自保以外的目的，因为它们带有一种侵略性，一种无情性，比一个屈服于威胁的人的行为积极万倍。看来，在黑廷的地下世界里，他并不是奴才而是主子，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是个猎人，一个追逐者。至少在这方面，特纳和黑廷是一模一样的。但特纳的猎物是具体的，他的路径直到某一点为止都是清晰的，只有过了这一点以后路才会隐没在莱茵河的细雾里。而最让人困惑的是这一点：虽然黑廷是单独出猎的，他却不缺保护者……
黑廷握有布拉德菲尔德什么把柄吗？
特纳突然问自己这个问题，身体坐得笔直。这是不是可以解释布拉德菲尔德对黑廷的不情愿保护？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要安排黑廷到档案库工作，允许他每星期四下午随便外出，带着一个公文包在大使馆里四处晃？
他再一次翻了翻日记本，心想：问些最基本的问题。这是你导师的忠告，你现在怎么就忘了呢？……别问基督为什么要在圣诞节出生，该问的是基督究竟有没有出生过。如果上帝给了我们智慧，亲爱的特纳，上帝也给了我们看穿他有多简单的智慧。所以为什么要在星期四？为什么是在下午？为什么要固定碰面？黑廷为什么非要白天上班时间在巴德戈德斯堡和联络人碰面，害自己非要说谎不可？这很荒谬。黑廷大可以在别的任何时间地点与联络人碰面的。比方说晚上在柯尼希斯温特；比方说在彼得斯堡的山坡森林里；比方说周末在科隆、卢森堡、科布伦茨或荷兰边界的另一头，那他就不需要找借口了。
他扔下铅笔，大声骂了句脏话。
“有麻烦吗？”科克问。几部密码机此时响声大作，而科克就像照顾饥饿小孩一样照顾它们。
“没有什么问题是祷告解决不了的。”特纳说，回想起今天早上他对冈特说过类似的话。
“如果你要发电报，”科克提醒他说，“最好快点给我。”他快速在几部密码机之间来回移动，似乎他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些机器保持运作。“布鲁塞尔的气球看来要爆了。德国佬威胁说如果我们不愿提高农业基金的分摊比例就要完全退出谈判。普赖德说他认为那只是个借口。如果事情以这个速度演变下去，半小时后我就可以去订6月的度假机票了。”
“什么样的借口？”
科克把电报大声念出来：“一个方便好用的理由，让他们可以离开布鲁塞尔，直到联邦德国的局势恢复正常为止。”
特纳打了个哈欠，把电报单推到一旁。“我早上再发。”
“已经是早上了。”科克说。
 
如果我抽烟，我就会抽一根你的雪茄。目前我只想搞个女的，他想，如果搞不到其中一个，我就会抽根雪茄。他知道，他的整个推理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没有说得通的部分，没有互相嵌得起来的部分，没有事情解释得了黑廷的卖力，没有事情解释得了自己。他构筑出来的是一条不能环环相扣的链条。他一手托着下巴，听任那些复仇精灵松开绑，以古怪的慢动作在他疲倦的想像力里手舞足蹈：普兰什科，面目模糊的特务头子，他从国会议员的有利位置操控着一个由难民特工构成的间谍网；西布克龙，自我请缨的公共安全维护者，他怀疑英国大使馆把大量情报泄漏给俄国人，所以时而保护时而迫害那些他认为该为此负责的人；布拉德菲尔德，一个严峻不苟的外交官，特务的仇恨者与保护者，满肚子不可告人的秘密，保管着档案库、电梯、公文箱的钥匙，通宵加班后就要飞到布鲁塞尔去；珍妮·帕吉特，一个被全大使馆的人闲言闲语的对象，她为了一段虚情假意而被迫陷进更邪恶的阴谋里；梅多斯，一个满怀挫折的父亲，因为受他对小黑廷的父爱所蒙蔽，不知不觉把四十份档案的最后一份放到手推车上；莱尔，有同情心的男同志，他为黑廷背叛朋友的权利据理力争。这些人的每一个——都是放大了和扭曲了的——现在都望着他，围着他跳舞，又在他的冷眼前一一消失。那些他几个小时前才得知的事实一度把他带到开悟的边缘，但如今又把他抛入困惑的森林里。
然而，如果不是有困惑要克服，智慧又要怎样成就，基督徒的生命又要怎样铸成？特纳把东西锁入钢柜时心里想，这可是克拉尔牧师用大手把籽香饼掰到小盘子里时说过的话。困惑无疑是上帝赐给需要信仰者的最大礼物，不是吗，亲爱的特纳先生？走出走廊的时候，特纳觉得头晕眼花和病恹恹。他再一次问自己：那个绿档案里包含着什么秘密？谁可以发发慈悲告诉我这个临时人员？
 
露水从田野升起，像蒸汽一样翻滚过车道。马路在濡湿的乌云下闪闪发光，车流汹涌，汽车轮子在极潮湿的空气中摩擦出刺耳声。回到灰蒙蒙里去吧，他疲倦地想，今天不要再出猎了。没有一个小天使是分配给我这只无毛老猿的。追踪的尽头已经到了，却还是没有找到绝对：没有什么可以使我成为自己的背弃者。
阿德勒大饭店的夜班门房亲切地看着特纳。“尽兴吗？”他问，把钥匙递给特纳。
“不怎么尽兴。”
“科隆是个更好的去处。那边就像巴黎。”
莱尔的晚礼服平整地搭在扶手椅上，袖子上别着个信封。一瓶三军福利社的威士忌放在桌子上。“如果你想看看那地方，”信中说，“我会在星期三早上五点来接你。”莱尔在附笔里祝他在布拉德菲尔德家有个愉快的晚上，又打趣说希望特纳喝西红柿汤时额外小心，别把汤溅到西装上，以免政治倾向被误判——因为晚宴的其中一位座上宾就是内政部的路德维希·西布克龙先生。
特纳洗了个澡，然后从洗脸台拿了个大玻璃杯，在里面倒上半杯威士忌。为什么莱尔会改变主意？是出于同情一个迷失的灵魂？是为了拯救我和他自己？就像是为他问了一整晚的蠢问题作结那样，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会被邀去和西布克龙碰面。他爬上床，半睡半醒睡到下午。他梦见伯恩茅斯，梦见荒山秃岭上那些难以攀爬的针叶树。他听见太太为孩子打包衣服时所说的话：“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看看我们谁会先到达天堂。”他也再次听见珍妮·帕吉特的哭声，一直哭一直哭，向一个空虚的世界乞求怜悯。别担心，阿瑟，他想，我不会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接近迈拉的。

10 布拉德菲尔德家的“文化”
“你应该禁止他们搞下去的，西布克龙，”萨布先生肆无忌惮地说，满口都是勃艮第的酒气，“他们都是发疯的蠢蛋。一群突厥。”萨布说的话和喝的酒比在场每一个人都多得多，逼他们不得不陷入尴尬的沉默。只有他的太太——一个国籍不明的金发小洋娃娃——和她半露的酥胸让他继续得享艳羡的目光。因为插不上话，其他客人只好在萨布先生冗长乏味的絮语中呆坐着。在他们背后，两个匈牙利仆人往来穿梭，像是护士在照顾一床床的病人，而特纳深信，他们事前曾经被交代，西布克龙应该得到比其他病人加起来还要多的照顾。西布克龙也真的需要这种照顾：他黯淡的大眼看来已经被抽干了最后一点生命力，样子无精打采得像等着人来抬。他苍白的双手互叠着，整齐得有如他餐盘旁边的餐巾。
四个带八角形基座的银蜡烛架（是保罗·德拉梅里481729年的作品，用布拉德菲尔德父亲的话来说，它们是尊贵身份的一个标记）像一串钻石般把分坐在长餐桌两头的海柔·布拉德菲尔德和她丈夫连接在一起。特纳坐在中间位置，介乎第二个和第三个客人之间。他被莱尔的晚礼服束得紧紧的。就连衬衫对他而言也太小了——那是饭店领班帮他从巴德戈德斯堡买来的，价钱比他生平买过的任何一件衬衫都要贵。现在，这衬衫半浆过的领子勒着他的喉咙，领口扎着他脖子的肌肤。
“他们已经从各村庄出发了。一共是一万两千人，要齐集在那个该死的市集广场。知道他们正在搭什么吗？在搭一个Schaffott。”他再一次被他的英语打败。“Schaffott的英文是什么鬼？”他问在场各人。
西布克龙像是喝了杯白开水一样，精神一振。“断头台。”他喃喃说，死沉的眼睛抬起望向特纳的方向，闪烁了一下，然后熄灭。
“西布克龙的英语顶呱呱！”萨布快乐地喊道，“西布克龙白天梦想当帕默斯顿49，晚上梦想当俾斯麦。现在是傍晚，所以啰，他是两个梦想各一半！”这个评论让西布克龙浑身不自在。“对，一个断头台。我希望他们会把那个该死的家伙50吊死在上面。西布克龙，你对他太宽厚了。”萨布向布拉德菲尔德举起酒杯，然后说了一长串包含肉麻恭维的祝酒词。
“你也有一口顶呱呱的英语啊，卡尔。”小洋娃娃说，“你太谦虚了。你的英语好得和西布克龙先生不相上下。”特纳瞥见，在她的乳沟深处，有一道微弱的反光。是一条手帕？一封信？萨布太太没有把西布克龙放在眼里，也没把在场其他男人放在眼里，事实上，她不能容忍任何人得到比她丈夫更高的称赞。她的插话让谈话像断线风筝一样往下坠。有片刻工夫，就连她丈夫也未能让风筝再次飞起来。
“你说禁止他们搞下去？”西布克龙拿起一个银制的坚果钳子，轻轻在烛光里转动，寻找瑕疵。他面前的盘子一干二净，像是被猫舔过。他是个阴沉、苍白的人，梳洗得很干净，年纪不会超过特纳，神态有点像个饭店老板——一个经常走在别人地毯上的人。他的五官圆润但固执；他的嘴唇是自动的，张开时执行一种功能，合起时执行另一种功能。他的话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挑战的，是默默盘问的一部分，好像因为疲倦或心情冰冷才让他未把盘问大声说出来。
“对，禁止他们。”萨布说，身体向前凑，以便更靠近他的听众。“禁掉那些集会。禁掉那些游行，禁掉一切，就像对付共产党那样。这是他们惟一听得明白的语言。Siebkron, Sie waren ja auch in Hannover！51
你当时也在汉诺威的，西布克龙，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呢？他们简直疯得像野兽。老天，这种事我以前见多了。”萨布是个老一点的人，在好些报纸任过职，但它们大部分都在战后消失了。看来没有人不知道萨布先生以前见多识广。“但我从来不恨英国人，西布克龙，你可以相信这一点。Das können Sie ja bestätigen。52我写文章评论这个神经的共和国已经二十年。我是很有批判性的，有时批判得要命，但我从未激烈反对过英国人。从来没有。”
“卡尔迷英国迷得要命，”小洋娃娃说，“他吃的是英国菜，喝的是英国酒。”她叹了一口气，就像她丈夫生活的其他部分也是相当英伦风的。她吃了很多东西，而其中一些在她说话时仍然含在嘴里，两只小手则拿着马上准备吃掉的食物。
“我们欠你一个感激。”布拉德菲尔德极为愉快地说，“但愿你对我们的爱护能一直保持下去，卡尔。”他是半小时前才从布鲁塞尔回来的，两只眼睛一直都在看着西布克龙。
荷兰领事夫人万代隆格太太把宽肩膀上的披肩拉紧一点点。“我们每年都会去一趟英国，”她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女儿在英国读书，我们儿子在英国读书……”没有她喜爱的宝贝或拥有的东西不是有英国特征的。她丈夫——一个枯萎的前海员——碰了碰海柔·布拉德菲尔德美丽的手腕，反省似的点点头。
“真的是这样，一向是这样。”他喃喃地说，仿佛是在发誓。海柔从思绪中回过神来，愉快但凝重地微笑，遥远地看着那只仍然握着她手腕的灰手。“啊，伯恩哈德，”她温柔地说，“你今晚对我好好。别的女人会忌妒我的。”这不是个完全让人自在的玩笑话。她的声音里有微微不悦的味道。特纳心想：她可以当他女儿的了，但她对几个平凡得多的姐妹却不怎么厚道。萨布此时重又恢复独白，而特纳瞥见布拉德菲尔德太太的眼神闪过怒意。“我是不是坐在了利奥的位子上？”特纳纳闷，“吃着利奥的食物？”但利奥每星期二晚上都是待在家里的……另外，利奥也是不许来这里的，除了喝两杯。特纳举起酒杯，回应萨布的敬酒。
萨布的话题奇迹似的仍然是英国，但这一次加了些自传性的材料去增色。“你们知道人们是怎么形容汉堡人的吗？‘问题：英国人和一个汉堡人的差异何在？答案：汉堡人是讲德语的。’你们知道从前我们在地窖里躲空袭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幸好炸我们的是英国人，感谢主！’布拉德菲尔德，祝你健康，干杯！永远不要再发生了。”
“真的永远不要再发生了。”布拉德菲尔德回答说，用德国人的方式响应敬酒：先是从杯沿打量萨布，然后把酒喝掉，然后再打量一次。
“布拉德菲尔德，你是好样的。你祖先在滑铁卢打过仗，你太太漂亮得像女王陛下。你是英国大使馆里最好样的。你没有邀该死的美国人来晚宴，也没有邀该死的法国人来晚宴。你是个好伙伴。法国人都是王八蛋。”他的结论让每个人吓一跳，有片刻时间鸦雀无声。
“卡尔，你这样说可不太够朋友啊53。”海柔说。一声轻笑从她所在的长餐桌那头迸了出来。发笑人是那个在最后一分钟被拉来充当特纳女伴的年长女伯爵。匈牙利佣人此时故作尊贵大步走了进来，把所有空瓶子和精美瓷器收走。
萨布把身体凑得更往前，用一根大而不十分干净的手指指着宴席的主宾。“你们知道吗？这个路德维希·西布克龙是个滑溜得要命的家伙。我们报界所有人都景仰他，因为我们都只会景仰我们抓不住的人。但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不住他吗？”
萨布很为自己这个问题得意。他快乐地打量了餐桌上各人一眼，黝黑的脸庞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因为他忙得要命，整天忙着招呼他的老友和……Kumpan。”他在挫折中弹了个响指。“Kumpan？”他重复说，“Kumpan的英文是啥？”
“酒友。”西布克龙说。萨布愣愣地看着他，对于会从这么意料之外的角落得到帮忙感到困惑。“酒友，对，”他喃喃说，“酒友克劳斯·卡费尔德。”然后陷入沉默。
“卡尔，你可不能忘了酒友。”他太太说；他点点头，微笑地看着她。
“你在这里要待多久，特纳先生？”西布克龙忽然问道，眼睛看着手上的坚果钳子。所有灯光一下子全打在特纳身上，而西布克龙则从他的病床上站了起来，准备执行一趟外科手术。
 
“只是待几天。”特纳回答说。观众聚集得很慢，以致有片刻时间，两个人完全是单独打照面。其他人还在各谈各的。特纳听到布拉德菲尔德和万代隆格提到越南。萨布突然回到战场，把这个话题据为己有。
“洋基佬愿意在西贡打仗，”他说，“却不愿在柏林打。他们没有在西贡建一道柏林墙，看来真是可惜。”他的声音更响也更具侵略性，但特纳在西布克龙毫不闪烁的凝视下只仅仅听得见。“洋基佬突然间迷上了自决。他们为什么不在东德搞搞看？每一个人都为该死的黑鬼而战。每一个人都为该死的丛林而战。看来我们身上不长羽毛真是有点可惜。”他这话似乎是为了刺激万代隆格而说的，但一点效果都没有：那位老荷兰人的灰色皮肤平滑得像棺材，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在它上面激起一点涟漪。“也许柏林没有棕榈树也有一点点可惜。”他们听到他停下来喝了口酒。“越南是狗屎。但这一次至少他们不能说战争是我们发动的。”
“战争好可怕，”女伯爵嘶哑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切。”但她这话是说于帷幕已经升起之后。路德维希·西布克龙先生打算要发言：他已经把坚果钳子放下，以表明决心。
 
“你从哪儿来的，特纳先生？”
“约克郡。”沉默一下之后又说，“大战期间住在伯恩茅斯。”
“西布克龙先生是问你来自哪个部门。”布拉德菲尔德轻快地说。
“外交部，”特纳说，“就像其他人一样。”然后满不在乎地看着西布克龙。西布克龙暗淡的眼睛既没有谴责也没有钦佩之色，只等着时机插入他的解剖刀。
“容我问一问特纳先生，外交部是哪个部门有幸得到你的服务的？”
“研究组。”
“他同时也是个出色的登山家。”布拉德菲尔德从遥远插话，而一听到这话，那小洋娃娃就发出一声如同性高潮的喊叫声：“Die Berge（山）！”特纳从眼角看到，她一只手正在摸洋装上的肩带，仿佛是兴奋得想要把衣服脱下来。“卡尔……”
“明年，”萨布轻声安抚她说，“明年我们一定到山上走走。”西布克龙对特纳微笑，好像那是一个他们可以分享的笑话。
“但特纳先生目前是待在山谷里。你住在波恩哪里，特纳先生？”
“巴德戈德斯堡。”
“住饭店吗，特纳先生？”
“阿德勒饭店。10号房间。”
“我好奇哪一类的研究是可以在阿德勒饭店十号房间里进行的。”
“路德维希，你果然看到一个间谍就可以一眼认出来。阿伦就是我们的玛塔·哈里，他在卧室里就能娱乐内阁阁员54。”布拉德菲尔德打趣说，但声音显得很空洞。
西布克龙的表情像是说：尽情笑吧，笑不了多久的。“阿伦·特纳，来自约克郡，为外交部研究组服务，住在阿德勒饭店，是个杰出的登山家。请你原谅我的好奇，特纳先生。你知道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像热锅上的蚂蚁。我的职责是保护英国大使馆的实体安全，所以自然会对我所保护的人感兴趣。你来这里一定向人事部报告过的，对不对？我看报告时一定是看漏了。”
“我们把他列为技术人员。”布拉德菲尔德说，显然是对西布克龙当着其他客人面诘问特纳动了怒。
“好明智，”西布克龙说，“那省事多了。他干的是研究工作，但你却把他算在技术人员之列。这么说你们的技术人员全都是搞研究的啰。那真是个最省事的安排。对了，特纳先生，你的研究是具有实用性质的吗？你是统计专家？还是从事学术性研究的？”
“只是一般性的研究。”
“一般性的研究？那真是个无所不包的责任。你会待很久吗？”
“一个星期。也许再长一点。视计划的进度而定。”
“研究计划？哦，这么说你是有一个计划的了。我起初还以为你是来接替谁的位置。比方说瓦尔德贝尔。他是从事商业研究的，我有没有记错，布拉德菲尔德？又或者是接替麦克里特，他是从事科学发展计划的？又或者是黑廷，你不是来接替黑廷的吧？真可惜他走了。他可是你们为时最久和最有价值的合作者。”
“黑廷！”万代隆格太太接过这名字，显然是有强烈意见要发表。“你知道人们怎么说他？他曾经在科隆喝醉酒，跟人大打了一架。”她很开心她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他每星期都戴着天使翅膀，像基督徒一样弹风琴和唱圣诗，但一到周末，他就会到科隆喝酒打架。我敢打赌他这个人有双重人格。”她纵情笑起来。“他这个人好坏。你还记得霍赫吧，劳利？这事情就是他告诉我的。黑廷在科隆狠狠打了一架。在一家夜总会里。全都是为了一个坏女人和别人争风吃醋。哼，他这个人好神秘莫测。但现在我们没有人可以弹风琴了。”
西布克龙在一片烟雾里再一次重复他的问题。
“我不是来接替谁的。”特纳回答说，他听得见海柔的声音从他左手边传来，这声音尽管明快，却隐隐带着一股怒气。
“万代隆格太太，你知道我们英国人的蠢习惯的。我们都把开玩笑的时间留给男人。”
几位女士不情不愿地离席。凄苦的萨布太太吻了吻丈夫的脖子，又要求他保证不喝醉。女伯爵抱怨说，在德国这里，人们用餐后都预期会有一杯干邑白兰地可喝：可以帮助消化。惟一毫无怨言的只有西布克龙太太：她是个文静的美女，婚后早早知道乖乖听话是会有回报的。
 
布拉德菲尔德站在餐具柜前，手上拿着细颈瓶和带轮银盘。匈牙利佣人先前已把咖啡端进来，放在长餐桌海柔先前坐过的一头。小个子的万代隆格此时沉湎在回忆里：他站在落地窗前面，俯视幽暗草坡下面的巴德戈德斯堡的灯火。
“我们有波特酒可喝了，”萨布向大家保证，“跟布拉德菲尔德在一起，总是有非常棒的享受。”他这话是对着特纳说的。“告诉你，我在这里喝过比我老爸还要老的波特酒。今天晚上我们要喝哪一种，布拉德菲尔德？‘柯本’？也许他会给我们来一瓶‘克鲁夫特’。布拉德菲尔德知道所有品牌。他是个richtiger Kenner（正牌的鉴赏家）。西布克龙，Kenner的英文是啥？”
“connoisseur。”
“那是法文！”萨布生气地说，“难道英语没有自己的Kenner？他们只能用法文？55布拉德菲尔德，你给我发一封电报！今晚就发！标题是‘致女王陛下的最高机密，萨布的良心建议’，内容这样写：‘一律禁止使用connoisseur！从此只许Kenner通行！’对了，你结婚了吗，特纳先生？”
布拉德菲尔德在太太先前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把波特酒向左传递。那带轮银盘是一般的两倍大，带有一条精致的银链。
“没有。”特纳回答说，语气冷硬得任谁都受不了。但萨布心中只有自己的音乐声。
“荒唐！英国人应该繁殖的。多生些小宝宝。然后让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组成一个小欧洲，形成一种自己的文化。叫法国人见鬼去，叫美国人见鬼去，让非洲人见鬼去。小欧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特纳先生？”他举起前臂，拳头紧握。“又强又善良。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有自己一种文化。文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接着喝了一口酒。“顶呱呱！”他喊道，“我喝过最好的波特酒！第一名。”他把酒杯举向蜡烛。“颜色就像是心脏的血。什么牌子的，布拉德菲尔德？我当然确定是‘柯本’，但他常当面反驳我。”
布拉德菲尔德面有难色。他看看萨布的杯子，看看细颈瓶，又看看自己的杯子。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酒，萨布，”他说，“但作为一项事实，我想你正在喝的是‘马特拉’。”
站在落地窗前的万代隆格开始笑。那是一种带报复性的爆笑声，维持了一长段时间。他的整个身体随着笑声抖动，两片老肺叶激烈地一收一张。
“好吧，萨布，”他说，好不容易笑完，慢慢走回到桌子来。“或许你可以把你的‘文化’带一点点到荷兰去。”
接着，他又再次笑起来，笑得像个小学生，用骨棱棱的手掩住口。特纳为萨布感到难过，不以万代隆格为然。
 
西布克龙没喝半口波特酒。
“听说你今天去过布鲁塞尔，布拉德菲尔德。我衷心希望这是一趟成功之旅。遗憾的是，我听下属告诉我，新西兰的问题构成了一个严重障碍。”
“绵羊！”萨布惊呼，“谁会吃绵羊？英国人在那里搞了个农场，现在没有人不吃绵羊了。”
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变得更深思熟虑了。“布鲁塞尔那边没有出现新问题。新西兰和农业基金56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就是在台面上的。在朋友之间，它们都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
“朋友之间。但愿你是对的。也但愿这友谊够坚固，而那些问题够微不足道。让我们这样希望。”西布克龙再一次凝视特纳。“那么说黑廷走了。”他说，两只手合在一起，就像祈祷。“这对于我们的圈子来说真是个大损失。特别是对教堂来说。”他直视特纳，补充说：“我的下属告诉我你认识杰出的英国记者山姆·阿勒顿先生。我听说你们今天谈过话。”
万代隆格给自己倒了一杯“马特拉”。萨布一脸阴沉，望望西布克龙，又望望特纳，开始一点点明白是怎么回事。
“路德维希，你怎会有这个奇特想法的？你说的‘黑廷走了’是什么意思？他只不过是请了事假罢了。我不明白那些愚蠢的谣言是怎么传开的。可怜的家伙。他惟一的错是错在没有知会牧师。”布拉德菲尔德的笑声听起来很假，但却是一种勇气的表现。“他请了事假。你得到的是错误消息，路德维希。奇怪，你消息一向很灵通的。”
“你晓得，特纳先生，我在这里有许多棘手事务要处理。可以说是我自讨苦吃，我的职责是在示威期间维护公共秩序。我要对我的部长负责。尽管能力有限，但我的责任并没有因此减少。”
他谦逊得像个圣徒；只要给他一件白长袍，他准可以到黑廷的唱诗班献唱。“我们预期一场小小的示威活动将会在星期五举行。我恐怕目前联邦德国有少数人对英国人并不是十分友好。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伤，所以很自然会希望知道每一个人的所在，以便可以保护他们。但布拉德菲尔德先生却常常因为工作太忙而忘了告诉我。”他停下来，瞧了布拉德菲尔德一眼，“我现在并不是在责怪他。他为什么应该告诉我呢？”他两只手分开，表示让步，“本来就有很多小事甚至一两件大事是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告诉我的。他没有义务告诉我，因为那是和他外交官的职务相违背的。我说得对吗，特纳先生？”
“那不需要我来伤脑筋。”
“但却需要我来伤脑筋。让我来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下属都是观察敏锐的人。他们常常会东张西望，点算人数。但最近他们发现少了一个人。他们进行了调查，像是询问他的仆人和朋友之类的，得出的结论是他平白消失了。我马上就为他担心起来。我的下属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很有同情心的人。他们不喜欢有人走失。他们很多都是年轻人，心肠很好。黑廷到伦敦去了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直接对特纳发问的，但布拉德菲尔德却把它接过来，特纳在心里感谢他。
“他家里有麻烦。我们当然不能把他的家事公开。我不会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而把别人的私生活摊开在桌子上。”
“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原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只不过不晓得特纳先生知不知道，”他的语气变得极为强烈，“他玩的那个文书追逐游戏意义何在？”
“你干吗谈黑廷谈个没完？”布拉德菲尔德问道，就像是在说一句玩笑话。“我甚至惊讶你竟然听说过黑廷这个人。我们喝咖啡去吧。”
他站起来，但西布克龙却坐在原地不动。
“我们当然知道有他这个人，”西布克龙说，“我们都钦佩他的工作能力。真的非常钦佩。以我的部门为例，黑廷先生别出心裁的做事方式就赢得我相当多下属的钦佩。他们常常提起他。”
“你在说什么？”布拉德菲尔德怒形于色，“他做了些什么？什么工作？”
“你知道，他从前是帮俄国人工作的，”西布克龙向特纳解释，“在柏林的时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深信他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你不这样认为，特纳先生？说不定是学到一点点专门技术，一点点意识形态。学到他们有多紧追不舍。俄国人从不放人走的。”
布拉德菲尔德把两个细颈瓶放在托盘里，站在门边，等着大家尾随。
正当西布克龙不情不愿地从椅子里站起来的时候，特纳问他：“他帮俄国人做什么工作？”
“研究。只是一般性的研究，特纳先生。你和黑廷有共同兴趣。这也是我会问你来这里是不是接替他的原因。我的下属从阿勒顿先生那里得知，你与黑廷有很多共同点。”
他们走进起居室的时候，布拉德菲尔德太太焦虑地抬起头。她和丈夫只交换了一个眼神就得知事态紧急。她的四位女客人坐在同一张长沙发里。万代隆格夫人在弄一个刺绣样本；穿黑色衣服的西布克龙夫人双手平放在大腿上，入神地望着壁炉里的火；女伯爵因为被迫要陪伴一群没有封号的同伴而闷闷不乐地啜着一大杯白兰地，脸上的小红点像是开在战场上的一朵朵罂粟花。只有胸部刚补过粉的萨布太太看见一群男人走进来时面露微笑。
他们各自坐下，听任无聊的包围。
“伯恩哈德，”海柔拍拍旁边的靠枕说，“过来坐我旁边，我觉得你今天晚上特别叫人喜欢。”带着狐狸般的笑容，老人家顺从地在她身边坐下。“好，现在来告诉我星期五那天可能会有哪些恐怖事。”她在扮演被宠坏的小美人角色，而且扮演得很好。但她的声音里却有一道焦虑的底流，而那是即便受过布拉德菲尔德的调教也未能让她完全压抑得住的。
在一张桌子边，西布克龙独自坐着，像个坐头等舱旅行的人。布拉德菲尔德和他太太聊天。不，她说，她没去过布鲁塞尔；她不常与丈夫一起出远门。“你得要求啊。”他说，然后开始描述布鲁塞尔一家大饭店的种种。阿米戈大饭店。到布鲁塞尔就应该住在阿米戈大饭店，它的服务是他见过最好的。但西布克龙太太对大饭店没有兴趣。她喜欢到黑森林度假，孩子们也是最喜欢去那里。布拉德菲尔德表示他也喜欢黑森林：他有好朋友住在那里。
特纳聆听着，带点勉强地佩服他那种可以源源不绝闲话家常的本领。他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他的眼睛因为疲倦而暗淡，但他说的话却始终清新、体贴和漫无边际，就像是度假时的闲谈。
“来吧，说吧，伯恩哈德，你是只聪明的老猫头鹰而又没有别人愿意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个家庭主妇。我被认为应该看《时尚》杂志和整天做餐前开胃薄饼。”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万代隆格回答说，“‘没有发生在波恩的事是以前没发生过的。’他们变不出我们没看过的花样的。”
“他们可能会踩坏我所有的玫瑰花的。”海柔说，给自己点了根烟。“他们可以在晚上任何时间偷走我老公。现在连白天都得到布鲁塞尔！看看他们在汉诺威搞了些什么。要是他们把这些窗户全打破怎么办？找工务部的人来修理？他们出了名的慢吞吞。而且那样的话，我们就得穿着大衣坐在这里等他们干活。太糟糕的可能性了。但感谢主现在有特纳先生在这里保护我们。”说这话时，她的眼神停在特纳脸上，而特纳感觉这是一种焦虑和探询的眼神。“萨布太太，你丈夫最近还是到处出差吗？我深信新闻工作者是比外交官理想得多的丈夫人选。”
“他很真实的。”小洋娃娃涨红着脸，不快地说。
“她的意思是我很忠实。”萨布深情款款吻了太太的手。
她打开小小的手袋，拿出粉盒。“明天就是我们结婚一周年。好美的日子。”
“Du bist noch schöner（你也好美啊。）”萨布喊道，话题接着转到他们新盖好的房子。对，他们在上温特附近买了一片土地。是去年订婚时买的，如今每Quadratmeter（平方米）已经涨了四马克。
“卡尔，Quadratmeter英文怎么说？”
“一样的，”萨布断言，“quadrate meter”57。他瞪着特纳，以防他胆敢纠正他。
突然间，萨布太太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把她的整个人生、所有的希望和失望摊开在众人面前。刚刚扑在她脸颊上的胭脂就像是性高潮时的红晕。
她说他们一直希望卡尔可以得到报社总编的职位，这样的话，他的薪水就会再多一千马克。但结果呢？结果报社却把职位给了弗里茨多福。但弗里茨多福只是个小孩子，没有经验，什么都不懂，而且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同性恋。卡尔为现在的报社已经工作了十八年，有那么多人脉，却只能屈居第二把交椅，怎能不让人怨叹？为了增加收入，他不得不给一些芝士报刊写写稿。
“是黄色报刊58。”她丈夫纠正她说。但这一次她没有理他。
那事情发生后，她说，他们经过商量，决定还是去贷一笔款——尽管利息高得吓人——把房子给盖起来。然而，他们才把工程款付给建筑师，一件可怕得要命的事就发生了：有非洲黑人搬进了上温特。卡尔写的文章一向对非洲黑人没什么好话，但现在却有黑人住在隔壁，你们说可怕不可怕？把隔壁土地买下来的是某个非洲国家，他们要盖一间大使官邸。每两个星期，一行人就会来到工地，吼着说这个要改那个要改。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殖民区，开着凯迪拉克，带着小孩，通宵达旦唱歌跳舞。她很害怕，因为搬进新房子以后，每逢卡尔晚上加班，她就会单独一个人在家里。他们已经给每扇门加装了一把特制锁，以防那些黑人会对她……
“他们可谈得起劲！”萨布喊道，大声得足以让西布克龙和布拉德菲尔德猛地回头：先前他们两个人离开了大伙，走到窗边就着夜色窃窃私语。“但我们都没有喝的了！”
“卡尔，可怜的人儿，我们完全冷落你了。”跟西布克龙说完最后一句话，布拉德菲尔德就走到放细颈瓶的地方。“还有谁想要杯睡前酒？”
万代隆格想要加入，却被太太制止。
“得十二万分小心，”她用极为响亮的声音提醒萨布太太，“否则他可能会心脏病发作。吃太多、喝太多和吼太多都会影响到心脏。加上有个不容易满足的年轻老婆，”她心满意足地补充说，“如果不知节制，他很容易就会死翘翘。”说完，她就坚定地挽着瘦小丈夫的手，走向门廊。同一瞬间，海柔·布拉德菲尔德向万代隆格太太空下来的椅子探身。“特纳先生，”她轻声地说，“有一件事是你帮得上我的忙的。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
他们站在向阳间59里。窗台上放着些盆栽和网球拍。一辆玩具拖拉车、一根弹簧单高跷和一捆藤条搁在瓷砖地板上。不知从哪里传来一股蜜味。
“我了解你在查黑廷的事。”她说，声音利落而有官威，当之无愧是布拉德菲尔德的太太。
“是吗？”
“劳利担心得要死。我知道一定是和利奥·黑廷的事有关。”
“原来如此。”
“他不睡觉，甚至不愿跟我谈这件事。过去三天他几乎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有什么事情也是请别人转告我。除了工作，他把自己隔绝于一切之外。他接近崩溃边缘。”
“他倒是没给我这个印象。”
“他凑巧是我丈夫。”
“他很幸运。”
“黑廷拿了什么？”她的眼睛里闪耀着怒意和决心。“他偷了什么？”
“什么理由让你认为他偷了东西。”
“听好，为我丈夫福祉负责的人是我而不是你。我有权知道劳利是不是陷入了麻烦。告诉我黑廷做了什么。告诉我他在哪里。现在每个人都在窃窃私语。谈关于科隆那个荒谬的谣言，谈西布克龙。为什么我就不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事情。”特纳说。
他想她说不定会打他，而他知道，如果他打她，他一定会打回去。她长得漂亮，但现在却像个受了委屈的有钱人家小孩一样，嘴角因为愤怒往下翘。她的声音和姿态有什么地方让特纳觉得特别熟悉。
“出去，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想知道官方秘密，就得照规矩来。”特纳说，等着她反驳。
但她并没有反驳，而是快步经过他身旁，走进门廊，走上了二楼。有片刻时间，特纳站在原地，困惑地打量各种杂七杂八的小孩和大人玩具：钓鱼竿，搥球戏组，还有那些属于一个他所不知道的世界的浪费装备。慢慢走回起居室的时候，特纳仍然沉浸在思绪里。而当他走进起居室时，并肩站在落地窗前的布拉德菲尔德和西布克龙不约而同转过身，盯着他看，眼神里有着共有的鄙夷。
 
午夜了。女伯爵已经喝醉，被抬上了出租车。西布克龙先前已经走了：他只有对布拉德菲尔德夫妇告别。他太太一定也是跟丈夫一起走了，尽管特纳没注意到她的离开：她坐过的椅垫还有点扁扁的。万代隆格夫妇也走了。现在，剩下的五个人围坐在壁炉前面，处于一种欢宴过后的落寞状态。坐在沙发上的萨布夫妇手牵着手，看着逐渐熄灭的炭火。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啜着杯中所剩无几的威士忌。海柔穿着一袭粗花呢绿色长裙，像美人鱼般绻曲在扶手椅里，与一只俄罗斯蓝猫嬉戏，有意地模仿一出18世纪戏剧里的一幕。虽然她很少望向特纳，却也没有完全冷落他，偶尔会对他说上一两句话；她可不愿意为特纳这种无足轻重的人物牺牲自己的社交礼仪。
“汉诺威那边真够疯的了。”萨布喃喃说。
“拜托，别再谈那档子事了，”海柔央求说，“我想我听都听腻了。”
“他们为什么要跑呢？”萨布问自己，“西布克龙也在那里。他们跑了起来。他们像疯了一样跑向图书馆。为什么他们会那样？突然间全都一拥而上。”
“西布克龙也老是问我这个：他们为什么跑起来？”布拉德菲尔德说，因为十分疲倦而松开了心防，“但如果有谁知道理由，那就非他莫属。待在那个爱希女士病榻旁边的人可是他而不是我。我想她应该告诉了他一些什么。我真不知道他吃错什么药，一而再再而三对我说：‘绝不可以让汉诺威的事情发生在波恩。’当然是不可以，但他看来就像是认为我需要为汉诺威发生的事情负责任。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问你？”海柔说，语气中有毫不掩饰的轻蔑。“他有什么鬼理由应该请教你？你都不在那里。”
“但他就是问我，”布拉德菲尔德说，站了起来，对太太的样子突然变得非常被动和温柔，让特纳禁不住猜测起他们的关系来。“不管你喜欢与否，他就是问我。”布拉德菲尔德把空酒杯放到餐具柜里。“他反复问我：‘他们为什么会跑起来？’就像萨布一样。‘那图书馆有什么吸引他们的？’我惟一能回答的是那是一家英国图书馆，而我们全知道卡费尔德对英国人是什么想法。好啦，萨布，你们年轻人该上床睡觉了。”
“还有那些灰色的巴士。”萨布喃喃说，“你知道当时有两辆巴士吗？你读过报道吗？它们是灰色的，布拉德菲尔德，灰色的。”
“那重要吗？”
“过去重要，布拉德菲尔德。大约一千年前重要，非常重要，我亲爱的。”
“我恐怕没抓到你的重点。”
“一直都是。”他太太说；没有人把这话当成笑话。
他们站在门廊里。两个匈牙利仆人之中只有那个女的还在。
“你对我真好，布拉德菲尔德。”告别时萨布惆怅地说，“也许我说太多话了。但我不信任西布克龙那个家伙。没错，我是头老猪，但他却是头嫩猪。防着他点！”
“为什么我不应该信任他，卡尔？”
“因为他从来不会问他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说出这个谜样的回答以后，萨布热烈亲吻女主人的手，然后在他爱妻年轻手臂的搀扶下，走进屋外的黑暗中。
 
当萨布把车子很缓慢地开到马路的左边时，特纳就坐在后座。他太太睡在他肩上，一只小手仍深情地抓住丈夫脖子翻领上的黑毛皮。
“他们为什么会跑起来？”萨布喃喃地说，车子在对面来车之间穿梭，“为什么那些该死的白痴会跑起来？”
回到阿德勒饭店，特纳吩咐柜台早上4点半把咖啡送到他房间，门房露出会意的微笑，就像他知道那是英国人一贯的起床时间。上床后，他把西布克龙那些谜一样的诘问抛诸脑后，以便可以集中心思在怡人得多的海柔·布拉德菲尔德身上。这样一个漂亮、聪慧的女人竟然可以忍受波恩这种无聊透顶的外交生活，同样是谜一样的。要是汤尼·威洛比夫曾经勾搭过她，布拉德菲尔德又会怎么做？然后，在昏昏欲睡中，他又想到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受到邀请？
是谁要求布拉德菲尔德邀请他的？“我要邀你星期二晚上到我家里用餐。”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布拉德菲尔德，所以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怪到我头上。
我听得出来，布拉德菲尔德！我听得出来你是屈服于压力。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感觉得到你的软弱。我看得见抵在你背后的刀子，听得见你在用我的声音说话。海柔，你这个贱人；西布克龙，你这个猪猡；黑廷，你这个毛贼。他听到同性恋男莱尔向他耳语：如果你认为人生是那样，你倒不如背叛自己好了。上帝已死。你不能希望两者兼得，那太中世纪调调了……
他睡前把闹钟调到4点，但它似乎一下子就响了……

11 柯尼希斯温特
莱尔来接他的时候，天还是黑的，而特纳得请夜班门房打开大门的锁才出得去。街道寒冷，不友善，荒凉。一小片一小片的细雾不时出其不意地扑向他们。
“我们得绕远路从桥过河。这个钟点没船。”莱尔说，口气近乎无礼。
他们已经开上了马路。在他们两边是一些由瓷砖和玻璃盖成的新大楼，乍看像是乘夜间从荒废田地里冒出的野草。他们开过了大使馆。濡湿的混凝土十分阴郁，有如战争过后留下的残烟。英国国旗无精打采地垂在旗杆上，仿似插在一个士兵坟头的花朵。在灯光疲惫的前门廊，狮子和独角兽兀自昂首挺胸。荒地上的两根足球门柱在暗光中醉昏昏地倾斜着。
“布鲁塞尔那边热起来了。”莱尔说，语气之中暗示着颇不容易。十几辆汽车停在前庭，其中包括布拉德菲尔德那辆停在专属停车格里的白色“捷豹”。
“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
“你怎么想？”莱尔说，“我们要求和德国人私底下谈，法国人也这样要求。但他们不是真的有兴趣和德国人谈。他们只是喜欢拔河游戏。”
“谁赢了？”
莱尔没有回答。
就像每个破晓前的城市一样，这个荒凉的小镇笼罩在诡异的粉红色暗光中。街道湿而空荡，房子脏得像旧制服。在波恩大学的拱门前面，三个警察用路障设成一条小道。莱尔车子开近时，他们挥手示意他停下来。然后他们突然绕小跑车走了一圈，记下车牌号码，又站在后保险杠上踩了几踩，测试车子的悬吊系统，最后透过起了雾的挡风玻璃窥视车内人。
“他们说什么？”车子开出后特纳问。
“帮我留意那些单向的路标，”莱尔说，随着一个蓝色箭头的指示往左转。“走这条路真够绕的。”
一辆电动厢型车蹭到了水沟上，引起两个穿绿色皮革大衣的警察疑心注目。一个商店橱窗里，有个女孩正在给人体模型穿沙滩装：她抓住模型的一只塑料手，把袖子套进去。她的靴子毛皮沉重，走起路来像铐着脚镣。此时他们已到了火车站前的广场。一条条黑色的横幅跨过马路，又沿着火车站的遮雨棚延伸。“欢迎克劳斯·卡费尔德！”“用猎人的问候礼向你致意，克劳斯！”“卡费尔德！你为我们的自尊说话！”在一面新搭的大广告牌上，高悬着特纳迄今见过的最大的卡费尔德照片，上面写着：Freitag！（星期五！）因为四周的泛光灯都是往外照射，照片中人的脸一片幽暗。
“他们今天会来。蒂尔希特，迈耶-洛林，卡费尔德。他们会从汉诺威来这里准备场地。”
“这一次由西布克龙当东道主。”
接下来的路再一次时左时右。从一条双倍暗的小桥下面通过后，他们进入了另一个广场，并停在一些临时架起的红绿灯前面。他们突然不约而同把身体向前伸，表情惊讶地凝视从市集广场通向市政厅的那个缓坡。
在他们正前方，一个个空杂货摊一字排开，像营房里的一张张床。在它们后面，那些华而不实的房子向发光的天空伸出锯齿状的山形墙。但特纳和莱尔此时看着的却是山坡上雄视整个广场的那栋粉红色和灰色的市政厅。一些梯子靠在它上面，露台上竖满一列列细长的旗子，前面的圆石路上停满奔驰车。在市政厅的左边，一家药房的前面，十几盏泛光灯照映着一个白色的大脚手架，其外形肖似中世纪的塔楼，高度高及市政厅的老虎窗。它的巨大粗腿八字形跨在自己的暗影上。工人已经群集在脚手架的基部。特纳听得见隐隐的铁锤敲打声和电锯呜咽声。一个默默的滑轮正卖力地把一撂木材往上送。
“旗子为什么都是半降的？”
“致哀。是个挖苦。他们为国家尊严致哀。”
他们开过了长桥。“好多了。”莱尔说，发出了一下满足的咕噜声，又拉开领口，就像是进入了一个较温暖的世界。
他车开得非常快。车子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没多久就进入了郊区，沿一条傍依着河东岸的新路前进。他们右边是巴德戈德斯堡的石山，它被不同层次的细雾所分割，冷冷俯视着下方沉睡的小镇。路把他们带到葡萄园的边缘。在迷蒙的幽暗中，葡萄园里的犁沟反而醒目，像是缝在狭木板锯齿状纹理上的缝线。葡萄园上方是七峰山的森林，森林再上去是抵在黑色天际线的破败城堡和哥特式蠢建筑。之后他们离开了大路，转入一条林荫路，路很短，尽头处是一片由未明路灯和修剪了的树镶边的河滨空地。再过去就是闷热和朦胧的莱茵河。
“左边第二栋，”莱尔扼要地说，“看到有人在警卫就告诉我。”
一栋白色的大房子朦朦胧胧在他们前方。一楼的百叶窗板都是关上的，铁栅门开着。特纳下车，沿人行道走了一小段路，捡起一块石头，猛地扔出，准确击中屋子的侧边。回声，升上彼得斯堡黑色的山坡。他们在细雾中张望，等待喊叫声或脚步声。但什么声音都没有。
“把车停在马路边再过来。”特纳说。
“我在车上等。你需要多长时间？”
“你了解那房子。过来帮我忙。”
“不是我的专长，抱歉。我不介意带你来，但不打算进去。”
“那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莱尔没有回答。
“不想弄脏你的手，对吧？”
特纳沿着草地边缘循车道走近房子。哪怕光线昏暗，他仍然意识得到他在黑廷房间感受过那种秩序感。草坪非常整齐，玫瑰花圃修剪过，除过草，每丛玫瑰修成圆形，各有金属标签标示它们的品种。在厨房门口，三个垃圾桶——编了号和附有许可证的——按当地规定放在一个混凝土框框里。就在特纳要插入钥匙时，他听到一声脚步声。
明确无疑是脚步声。虽然模糊，但却绝无疑问是人的脚步声，因为那是由连续的一起一落构成的：先是脚踝着地，紧接着是脚趾。
“彼得？”说不定是莱尔改变了心意，特纳心想，他是个软心肠。“彼得？”
没有回答。
“彼得，是你吗？”他弯身迅速从旁边的板条箱抓起一个空瓶子，然后静止不动，用耳朵搜寻各种最细微的声音。他听见七峰山上一只公鸡的啼声。他听见湿土的扰动声，就像是树林里松针的丁零声。他听见细浪冲刷河岸的沙沙声。他听见莱茵河本身遥远的悸动声，它像一部神秘机器那样转动着，从一个调子生出很多调子，然后又汇合为一个调子。他听见一些看不见的驳船的呢喃声，一些突然的下锚声；他听见一阵仿如在沼泽里迷路的牛发出的低鸣声。但没有听见另一下脚步声，也没有听见莱尔殷勤有礼的声音。特纳转动钥匙，猛力推开厨房门，然后再次一动不动站着，聆听，手里犹紧紧握着玻璃瓶。酸腐雪茄的淡淡气息飘进他的鼻孔。
 
他等着，让房间从阴暗寒冷中向他显示自己的轮廓。慢慢地，他听到了一些新的声音。首先是来自传菜窗60的玻璃杯轻碰声、来自大厅的木头吱嘎声；在地窖里，有一口空箱子被拖曳过混凝土地板；还有一下哐啷声，虽然只有一下，却清晰分明。接着，四方八面都响起了声音。那是一种振动的、有机的嗡嗡声，模糊但却非常接近，向他逐渐逼近，每过一分钟就响亮一些，就像整栋房子被一只大手狠狠一拍而抖了起来。特纳跑到大厅，冲进饭厅，手掌一挥打开所有灯，躬着背，空瓶子紧紧攥在相当可观的拳头里。
“黑廷！”他高喊起来，“黑廷？”他听到身后传来稀疏而拖沓的脚步声，于是马上冲回中隔门61。
“黑廷！”他再次喊，但回答他的只有煤灰滑落壁炉膛和一扇百叶窗板拍打外墙的声音。他走到窗前，望向草坪外的莱茵河。在对面的河岸，美国大使馆明亮辉煌得像发电厂，一道道黄光柱刺穿细雾，刺进飘渺的河水中。然后，他终于发现他的折磨者的真面目：是一队六艘的驳船，它们旗帜招展，顶上闪烁的雷达灯光像是钉在桅杆上的蓝色星星。它们正迅速没入细雾中。随着最后一艘驳船消失，那队奇怪的室内交响乐队也搁下它的各种乐器。玻璃杯不再碰撞，楼梯不再格格响，煤灰不再滑落，墙壁不再颤抖。屋子再度恢复平静，但不是完全放松，而是带点微微忐忑，等待下一回合的攻击。
 
把瓶子放在窗台上，特纳站直身体，慢慢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这是一栋材料单薄的房子，像座营房。莱尔告诉过他，房子是用赔款的钱盖给一个上校住的，当时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彼得斯堡。他们想在这里盖一个殖民区，但从未实现，因为占领一结束，计划就搁置了。所以说，这是一栋留给多余人住的多余屋。它有亮的一面和暗的一面，就看房间的窗户是开向河还是开向彼得斯堡。墙上的灰泥粗糙，本来只该用在外墙上的。家具说高级不高级，说低级不低级，就像是安排它们的人拿不准黑廷够资格用多高级的家具。如果说客厅里有什么重心，那就是那部电唱机。它的花线向四面八方延伸，而位于壁炉两旁的喇叭是装在枢轴上的，可以调整方位。
餐桌上摆着两人份的餐具。
桌子中央放着围成一圈的搪瓷四季小天使。春天追逐着夏天。夏天向秋天退缩。冬天则要把它们全部拉过来。在它们两边，各有一个用餐的位置。未用过的蜡烛、火柴，一瓶勃艮第放在酒篮里，没开过的。一丛玫瑰凋谢在一个银碗里。所有东西都蒙着薄薄一层灰。
他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然后走入厨房。这厨房的配置有如是供一本妇女杂志拍照用的。特纳这辈子从未见过一个厨房有那么多的小器具：搅拌器、刀具、烤面包机、开瓶器、开罐器。一个塑料托盘放在吧台上，上面还剩着一顿早餐的残余。他揭起茶壶盖子。是一壶香草茶，颜色鲜红。茶杯里还留着茶渣，小调羹被染上红色。另一个茶杯倒过来放在杯托上。冰箱上立着一部短波收音机，样子和特纳在大使馆看到的那部差不多。把频道记下以后，特纳走到门边，聆听了一下外面的动静，就开始打开一个个橱柜，把瓶瓶罐罐抽出来，瞧瞧里面的内容。他偶尔会在笔记本上记下两笔。冰箱门上的架子整齐排列着一排买自三军福利社的半公升纸盒装鲜奶。他拿出一盘法式馅饼，轻轻闻了闻，分析它的日期。两块牛排并放在一张白色大浅盘里。牛排里扎着一些蒜丝。特纳突然想到，这是黑廷在那个星期四晚上准备的。换言之，在那个晚上，他还不知道自己第二天就会叛逃。
 
二楼的走廊地上铺着一张张长条形的细薄椰子席。粉红色的家具看来都不甚牢固。他把衣柜里的套装一件件拿下来，手伸进袋子里，再往旁边扔，就像它们已经报废。它们的剪裁和这房子的格局一样，是军事式的：外衣都有腰身，右边近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口袋；裤子上宽下窄，没有褶边。在搜索口袋的过程中，他偶尔会找到一条手帕、一片纸条或一截铅笔，这时，他就会细细端详它，或是在笔记本里做记录，然后才把套装往一旁扔。房子再一次抖起来。从某个地方——这一次看来是从房子下面很深的深处——传来一种哐当声，就像一列载货火车的刹车声，一层一层往上传。在这阵震动声几乎就要熄灭之际，特纳又听到另一下脚步声。他马上丢下手上的套装，一跃跳到窗边。然后他又再次听到一下脚步声。他两次听到了结实的足音。他把百叶窗板推开，探身到窗外的昏光，瞪视车道。
“彼得？”
在移动的是暗影还是一个人？他先前没有关大厅的灯，它们在车道上投下了一片一片的光影。山毛榉在微微摇晃，但没有风。那么说是一个人喽？一个在室外从窗户前匆匆走过的人？刚才是有一个人的影子在沙砾上摇曳？
“彼得？”
没有回答。没有汽车，也没有警卫。邻居的房子仍然躺在黑暗中。在他头上，张伯伦的山丘正缓缓迎向破晓。他把窗户关上。
他现在行动加快了。在另一个衣柜里，有另外半打套装迎他而来。他毫不顾惜地把它们一件件从衣架上扯下来，摸摸口袋，扔到一旁。接着，第六感警告他：慢下来。他看到的是一件深蓝色的华达呢西装，它比其他套装要皱，而且挂在离它们一点点远的位置，似乎是等着送洗或是第二天穿着。他在手上谨慎掂估它的重量，然后平放在床上，摸索它的口袋。他找到一个小心对折的信封。是一个英国政府专用的褐色信封，是装报税材料用的。信封上没有写字，口子曾经封起但又被撕了开来。里面放着一把钥匙。一把开耶鲁锁的钥匙，铅灰色，不是新打的，因为年深日久或被用得太多而有磨蚀。一把长而老式的钥匙，为开复杂的锁而打造的复杂钥匙，与值夜官钥匙串上那些标准钥匙相当不同。是开一个公文箱子用的？特纳把钥匙放回信封，夹在笔记本里，然后仔细检查其他口袋。有三根小牙签，其中一根尖端有污垢，就像是被用来剔过指甲。一些橄榄石。一些小币值的零钱，加起来是四马克八十芬尼。还有一张收据，没有日期，由雷马根一家饭店所开具。
 
他把书房留到最后。房间不大，里面摆满威士忌盒子和罐头。一块烫衣板竖在关上了百叶窗板的窗子旁边。在一张旧牌桌上，书目、广告小册子和价目表横七竖八堆成一堆。一本小记事本里记有一些商品项目，显然都是黑廷想要进的货。特纳把本子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然后放入口袋。一个木头箱子里放满一盒盒荷兰雪茄，至少有十二打，甚至更多。
镶玻璃的书架是锁着的。特纳弯着膝端详书名，然后站起来，再次聆听。接着他从厨房找来一把螺丝起子，插在书架门缝里，用力一扳，铜锁应声把木头挤烂，翻了起来，宛如从肉里戳出来的骨头；书架门自动荡开。上几格七八十本书都是战前出版，采德国装帧方式，厚重的书背上压有棱纹，镀有金线。他看不懂所有书名，但有些却可以猜出来：史廷丁格写的《莱比锡刑法法典注释》；《管辖权》；还有一本是谈论有效追溯期限法规的。每本书的扉页都签了名：黑廷·利奥。在其中一本的扉页，特纳看到有一句话写在一头柏林熊图案上，它的字母曲线非常淡，向下笔画非常粗：Für meinen geliebten Sohn Leo（送给我的爱子利奥）。下层书架是个大杂烩：一本在德英国官员的行为守则；一本谈莱茵旗帜的平装本德文书；一本战前出版的英德句法，上面写满注记，看得出来经常翻。特纳从右手边抽出一叠书背细长的布面刊物，那是1949至1952年间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月报，其中一些月份不见了。他打开第一册时，书脊吱嘎作响，灰尘扑向他的鼻孔。封面上写着：“[汉诺威]第十八号田野调查单位所有”，字体工整，向下的笔画粗壮，曲线优雅，用的是一种政府专用的粉状黑墨水。有一条细线把这行字划掉，在下面代之以另一行：“[不来梅]第六号一般调查单位所有”，它下面又有另一行字：“[明兴格拉德巴赫]军法处财产”。再下面又写着：“[汉诺威]特赦委员会所有。不得携带外出。”62特纳随便翻开一页，发现自己不由自主被它有关柏林空运行动63的回顾所吸引。盐包应该绑在机翼下面，绝不可以放入机舱……汽油运输在飞机起飞和着陆时都具有高风险……出于经济和鼓励士气的理由，应该空运他们烤面包用的煤和谷物，而不是空运事先烤好的面包……应该空运脱水而不是新鲜的马铃薯，这样，每天只需要空运720吨而不是900吨马铃薯，就足够全部人口一日所需。特纳入迷地慢慢翻动黄色的纸页，“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于9月21日于波恩附近的彼得斯堡召开……”一个德国旅游办事处将于纽约揭幕……拜罗伊特和上阿默高的戏剧节将在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快的时间恢复举行。他瞧了一眼那些同盟国高级委员会的会议摘要：“会中探讨了扩大联邦德国参与外交与经济事务的机会与责任的方法……德国直接参与另两个国际性组织的要求获得了批准……”
第二册月报不用特纳翻就自己打开其中一页，它谈的是德国战俘的问题。再一次，特纳不由自主地读下去：目前总计有三百万德国人被俘……那些被拘留的德国人比自由的德国人伙食要佳……同盟国面临无法鉴别良莠的问题……煤斗计划将会把他们送到矿坑去，麦谷计划将会送他们去收割……其中一段文字被人用蓝色圆珠笔画上深深的侧线：因此，作为一项仁慈之举，在1948年5月31日通过的第六十九号法令规定，自此以后，所有纳粹党卫军的成员——曾经在集中营担任警卫工作者除外——将不再被列入当然的拘捕范畴。在“作为一项仁慈之举”几个词下面画有底线，墨色看来很新。
全部月报翻过一遍以后，特纳就把它们一册册拿起来，像扭断鸟的两个翅膀那样，狠狠地把封面和封底沿着书脊撕成两半，再抖一抖，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东西。之后，他站起来，走到门边。
震动声又开始了，这一次要比前几次大许多。但他只是一动不动，头侧着，用无色的眼睛在幽暗里搜索。他听到低沉的啸声，是一种长长的单声调，像是哀悼些什么。起风了，那当然是风的声音。他听到百叶窗板再次拍打外墙的声音：但他先前不是已经把它关起来了吗？应该是风的作用，一阵来自河谷的晓风。但也是一阵强风，它让楼梯吱嘎作响，就像吃满了风的帆船的绳索。饭厅里的玻璃杯夸张地叮当响，比前几次要大声很多。
“动作快点。”特纳低声说。他这话是对自己说的。
他拉开书桌的抽屉。都没有上锁。有些是空的，有些放着各种杂物：电灯泡、保险丝、缝纫工具、袜子、后备袖扣。有一张没装框的图片，照的是一艘全速前进的大型帆船。他把照片翻过来，看到背后写着：“玛格丽特送给亲爱的利奥，汉诺威，1949。怀着深情。”字体是清晰的欧陆体。特纳把它随便折两折，放进口袋里。图片的下方放着个盒子，正方形的，触感很硬，用黑色丝手帕包裹得像件礼物，有别针别着。特纳解开别针，小心拿起一个暗淡无光的银色盒子。盒子以前一定是上漆的，因为从盒面的暗淡和微微凹凸的纹理反映出，它的表面曾被什么细器刮削过。他打开盒盖，瞧了瞧，然后温柔地——近乎虔敬地——把里面的东西倒到丝手帕里。五颗纽扣落在他面前。每颗的直径大约一英寸，同一式样，是木头和手工制造的，没有经过加工但做工却极仔细，就像它们的制造者不是要拿它们当纽扣而是别有用途。上面的线孔都钻得很大，可以容纳很粗的线穿过。盒子下方放着一本德文书。是波恩一家图书馆的财物，盖有馆章和写有图书管理员的注记。他看不太懂内容，但似乎是一本谈军用毒气的专门著作。最后一个借书者是当年二月把它借走的。有些段落被画上侧线，书边空白处写有批注：“毒性会发生实时作用……症状在冷天会延迟出现。”特纳把桌灯调整到正对整本书，坐下来，一手托腮，以最大的专注研究书中的内容。所以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会突然转身，面对站在书房门口那个高个子，似乎只能归因于本能直觉。
 
对方是个颇老的老头。身穿束腰外衣，头戴德国学生过去爱戴的那种鸭舌帽。他的脸因为沾了煤尘而暗沉，双手拿着一个生锈的煤锹。煤锹像三叉式飞机那样横在他身前，在他手里抖得厉害。但他的红色眼睛却是看着地上一堆堆的书本残骸，样子看来非常愤怒。特纳非常慢地站起来。老头没有移动，但煤锹抖得更加厉害，指关节在煤灰里显得更加白。特纳放胆向前迈出一步。
“早安。”他说。
一只黑漆漆的手从锹柄松开，下意识地举起，掂住帽舌。特纳走到角落堆着威士忌盒子之处。他拿起最顶上一个盒子，撕开盒盖，拿出酒，再撕开瓶盖封皮。那老头喃喃自语，摇着头，目光仍然盯着地上的书。
“来，”特纳柔声说，“来喝一杯。”然后把酒瓶伸到老头的视线前面。
老头松开手上的煤锹，任由它掉落在地上，接过酒瓶，凑到薄薄的嘴唇上。特纳从他身边跑到厨房，打开门，用最高的嗓门喊道：
“莱尔！”
回声狂野地传过荒凉的街道，直朝河的方向而去。
“莱尔！”
在他还没有回到书房以前，左邻右舍的灯光已经亮起。
 
特纳先前已推开百叶窗板，让日光完全透进来。现在书房里一共有三个人。老头瞪着撕碎的书本，发抖的手紧紧攥着威士忌酒瓶。
“他是谁？”
“司炉工。我们每人都会有一个。”
“问他最后一次见到黑廷是什么时候。”
老头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拿起酒瓶，又喝了一口，然后把酒瓶递给莱尔——看来他是本能地信任莱尔。莱尔把酒瓶放在书桌上的丝手帕旁边，平静地用德语问了特纳要问的问题。老头看看他，看看特纳，然后又看着地上的书。
“问他最后一次见到黑廷是什么时候。”
他终于说话了。他的声音是无时间性的：一种农民的慢吞吞说话声，一种告解者的絮语声，充满牢骚却又不敢发作，是一个希望被尊重却明知无望的受压迫者的声音。他一度伸出黑手指摸了摸书柜被撬坏了的柜门的边边，一度向河的方向仰仰头，就像他是住在河里似的；但那些伴随他姿势动作而出的喃喃自语声就像是发自另一个人似的。
“他是为游船卖票的，”莱尔低声说，“每天五点下班后会过来一趟，早上上班前也会过来一趟。他会为炉子加煤，倒垃圾，清掉空瓶子。在夏天，他会在大型游览车开到以前先把船清理干净。”
“再问他一次最后一次见到黑廷是什么时候？看着——”特纳拿出一张五马克的钞票，“告诉他如果回答我的问题，这钱就是他的。”
看到钱，老头用干涩和布满血丝的眼睛打量特纳。他的脸因满是皱纹而凹陷，像是在什么时候饿出来的，而积在上面的煤灰就像是染在帆布上的颜料。他把钞票仔细对折，放入鼓鼓的裤子后兜里。
“什么时候？”特纳追问，“Wann？”
老头开始谨慎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话，就像在谈判中议价。他已经脱掉帽子，露出一头被煤烟熏黑的短发。
“星期五。”莱尔静静地翻译说。他的眼睛看着窗外，似乎另有心事。“利奥在星期五下午付他工钱。利奥特地去了他家一趟，在门阶上付他钱。利奥说他要远行。”
“到哪去？”
“他没说。”
“什么时候回来？问他。”
再一次，在莱尔翻译他的问题时，特纳听出了一两个他半熟悉的德文词：Kommen……zurück（回来）。
“利奥给了他两个月工钱。他说有东西给我们看，但要五十马克。”
老头迅速地轮流打量他们，又害怕又期待，与此同时一只长手在束身外衣上紧张地摸索。那是一件水手穿的束腰外衣，褪了色，松垮垮的，与他的瘦骨架毫不协调。找到想要找的东西后，他就谨慎翻起外衣下摆，手伸进去，从脖子上解下什么东西。他一边动作一边再次喃喃说话，但比先前要说得快，紧张而流利。
“他说是星期六早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
那是一个绿色的网状枪套，军队的东西，放点三八手枪用的。枪套里印有“黑廷·利奥”几个字。
“是在垃圾桶里找到的，就在最上边。他一揭开盖子就看到。他没有给那些人看。那些人向他咆哮，威胁说要踢他的脸。那些人又提醒他，他们在战时就教训过他。”
“什么那些人？谁？”
“等一下。”
莱尔走到窗边，随意看了一眼。老头仍然在说话。
“他说他战争期间卖过反纳粹的小册子，”莱尔说，眼睛仍然望着窗外，“但他不是故意的。他以为那些只是一般的报纸，结果被那些人抓了起来，把他上下倒吊。看来他说的那些人就是指这些人。他说他最喜欢英国人。他说黑廷是真正的绅士。他说他想把威士忌留着。还有雪茄。小小支的荷兰雪茄，那是店里买不到的。对，上一个圣诞节，利奥送了他太太一部吹风机。他还说如果再给他五十马克，枪套就归我们……”然而，这个时候，几辆汽车已经开进了车道，小小的房间顿时被警笛声的蓝色闪光充满。接下来他们听到吆喝声和沉重的脚步声逼近，然后一些绿色的身影围在了窗户外面，用枪口指着室内。门被打开，一个穿皮大衣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手上拿着枪。司炉工开始哭叫哀号，等着挨揍，蓝色闪光转个不停，像是供人跳舞的灯光。“什么都别做，”莱尔已经交代过特纳，“也别听他们吩咐。”
莱尔和那个穿皮大衣的年轻警官交谈，又把外交人员的红色证件交给他检查。他的声音平静却非常坚定，是一种谈判者的声音，既不高姿态，也不让步。那年轻警官表情木然得就像西布克龙。渐渐地，莱尔看来占了上风。他的语调转为一种生气的语调。他开始问问题，而那小伙子则变得妥协，甚至支吾。特纳慢慢猜到莱尔的说词。莱尔指指特纳手上的笔记本，然后指指那老头。清单，他说，他们正开列清单。难道外交人员是禁止清点自己大使馆的财产的吗？在英国人财产受到破坏威胁的这当儿，清点更是必要之举。黑廷先生度长假去了，所以需要帮他处理一些事情，比方说付给司炉工五十马克工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莱尔质问说，英国外交官是被禁止进入英国大使馆的产业的？根据什么法条，警察是可以这样大举侵入有治外法权者的私宅的？
他和年轻警官再交换了一些证件，又彼此抄下对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那警官说他表示抱歉，但这是个麻烦多多的时候，所以他们才会特别紧张。他凝视特纳好一阵子，就像是认出了一个同僚。不管是不是麻烦多多的时候——特纳听到莱尔似乎这样说——外交人员的权利都必须受到尊重。危机越大，就越有必要保障外交人员的豁免权。他们握了手。有谁行了个敬礼。警察渐渐全部撤走。绿色制服散开了，蓝色闪光灯消失了，警用厢型车开走了。莱尔找来三个玻璃杯，在每个里面倒入一些威士忌。老头还在呜咽。特纳先前已经把五颗纽扣放回盒子，这时他把盒子连同那本小书一起放进口袋里。
“就是他们吗？”他问道，“先前盘问他的就是他们吗？”
“他说盘问他的那个人就像刚才那个警察，但要老一点，白一点，而且富有一点。我想我们都知道他说的是谁。拿去，这东西最好还是你自己来保管。”
他从褐色大衣的衣缝抽出枪套，塞到特纳等着的手里，脸上并无得意之色。
 
渡轮上飘动着联邦德国的国旗。柯尼希斯温特的山头就像是钉在了长桥上。国民兵集合在船头处。他们的钢盔是正方形的，脸色苍白而忧郁。他们安静得不像年纪那么轻的年轻人：他们的橡皮靴没有在钢甲板上摩擦出半点声音。他们都凝视着河水，就像是被吩咐过牢记它的容颜。特纳站在一边，看船员们各忙各的。因为疲倦而害怕，也因为时间仍然是大清早，他什么都听得、看得分外清晰。各种声音清楚地传入他的耳朵：一辆辆汽车从斜道开到船上时的沉重震动声，引擎的咆哮声和链具的喀嗒喀嗒声，把小镇上教堂钟声淹没的刺耳开船铃声。当那些汽车司机从车子上下来，往小皮包里掏零钱时，脸上无一不是不悦的表情，就像他们是同一个秘密会社的成员，只是不好在公共场所彼此相认。没有车的乘客——都是些穷鬼——则站在分隔区，对他们买不起的车子垂涎三尺。河岸在往后退，小镇一个个向山丘耸峙的尖顶慢慢缩小，就像歌剧舞台上的布景。渐渐地，它们的角度偏斜了：船在河面上画出一个长长的弧形，以避开从对岸开来的姐妹渡轮。接着，船速慢得接近停止，而载着一堆堆细煤的“约翰·肯尼迪号”则从他们旁边疾驰而过。他们被它的尾流带得摇摇晃晃，一些女乘客开心地大呼小叫。
“他还告诉了你一些别的什么。他提到一个女人。我听他提到Frau和Auto，一个女人和一辆汽车。”
“抱歉，老哥，”莱尔冷冷地说，“他满口莱茵兰腔，有时我也会被打败。”
特纳往回凝视柯尼希斯温特一边的莱茵河岸，用戴了手套的手遮住眼，因为哪怕是料峭的春天，河面反射的阳光仍然强得很。最后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七峰山两旁那些用鲁尔财富盖的带角楼褐色别墅，在它们中间，是掩映在河滨空地树木之间的一抹白色。那是黑廷的房子，在细雾中渐离渐远。
“我在追逐一个鬼魂，”他喃喃说，“一个可恶的影子。”
“是你自己的影子。”莱尔反唇相讥，憎恶感溢于言表。
“唔，当然，当然。”
“我会把你带回大使馆，”莱尔继续说，“以后请你另找司机。”
“既然你这么不爽我，又为什么要带我来？”特纳说，然后又突然笑起来。“哈，我真是大白痴！你是怕我找到绿档案，所以就守在附近。那东西不是临时人员该看的。老天！”
 
科克已经收听过8点钟的晨间新闻。德国代表团昨天晚上离开了布鲁塞尔。根据联邦政府的官方说法，此举是要“重新思考谈判过程中浮现的若干技术性难题”。但实际上，就像科克所说的，这表示他们已经不玩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电报结结巴巴从滚筒吐出来，掉到篮子里去。那时距离早上的开会时间还有十分钟。有人敲了一下门，皮特小姐的笨脑袋瓜随之出现在小活门上。她告诉特纳，布拉德菲尔德马上要见他。她卑贱的眼神里洋溢着快意，仿佛是说：你没戏唱啦。尾随她走进走廊时，特纳瞥见科克那本巴哈马的房地产指南，心里想：待会儿从布拉德菲尔德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这东西我会用得着。

12 “利奥就在那里。在二等座。”
“我和拉姆利谈过了。你今晚就回国去。旅游科会帮你把票订好。”布拉德菲尔德桌上堆着高高一叠电报。“我也用你的名义给西布克龙道过歉了。”
“道歉？”
布拉德菲尔德把门闩带上。“还需要我来说明吗？你就像黑廷一样，是个政治低能儿。你是以临时外交人员的身份在这里活动的，否则，你现在准蹲在牢里。”布拉德菲尔德的脸色因愤怒而苍白。“只有天晓得莱尔吃错什么药。我会单独和他谈的。你蓄意违背我的指示，哼，看来你们这一类人都是自行其是的。而我相信，你对我的怀疑并不亚于对任何人。”
“你太抬举自己了。”
“然而，在这个案子里，应拉姆利、大使和这里形势的要求，你却是归我管的，而我也特别命令过你，别干任何会引起大使馆外面反弹的事。但你不只没有对我的要求有最起码的尊重，反而在凌晨五点跑到黑廷家里，把他的佣人吓出魂，惊醒他的邻居，大声呼喊莱尔，最后又引来大规模的警察突击行动。毫无疑问，不出几小时，这事情就会成为这圈子里的话题。你还不满意，还笨到向警察撒谎，说是在清点大使馆的财物。我猜，哪怕是西布克龙，在听说你的借口后都会忍俊不禁。”
“还有吗？”
“还有很多，谢谢。不管西布克龙原先怀疑黑廷干了些什么，你现在都坐实了他的怀疑。你自己看到过他的态度的。现在他们怎样想，只有天晓得。”
“那就告诉他啊，”特纳说，“有什么不可以的？老天，他知道得比我们还要多呢。何必把他们全知道的事情弄成秘密一桩？他们正在强烈怀疑我们，说出真相就可以释他们的疑。”
“我绝不会把事情说出来！什么做法都比说出来好。他们怎么怀疑是他们的事。我绝不会在这个节骨眼承认我们大使馆过去二十年来一直有一个苏联卧底。难道没有事情是你可以明白的吗？我绝不会告诉他们！他们爱怎样想就怎样想，没有我们的配合，他们只能瞎猜。”
这是一番个人信仰的宣言。他的坐姿静止直挺得像个守护国家圣堂的哨兵。
“全部说完了吗？”
“我们以为你们这类人都是秘密行动的，会有一定的谨慎标准。我已经告诉过你一点点这里应有的行为方式，你却完全不当一回事。你在大使馆里留下的烂摊子将需要我花很长时间去收拾。你以为我什么都听不到？我已经给冈特和梅多斯消过毒。我毫不怀疑还有其他人是我要去安抚的。”
“看来我最好还是今天下午就走。”特纳说，眼睛依然盯着布拉德菲尔德的脸。“我把事情搞砸了，对不对？真是遗憾。真遗憾我的服务没有让你满意。我会自己写一封道歉信的，拉姆利会喜欢我这样做。一封声情并茂的信。我会写的。”他叹了口气。“我看来有点像约拿64。把我踢走真的是最佳做法。不过这会让你有一点点难过。你不喜欢叫人走路的，对不对？你会宁可给他们一纸合约。”
“你要说什么？”
“你太有理由坚持谨慎了。我曾经开玩笑地问过拉姆利，是想要档案还是想要人？那你又是想要哪样？你一分钟前给他一份工作，下一分钟又宁可不认识他。要是说他的尸体现在被人抬进来，我猜你根本不会管他死活，而只会往他口袋搜索文件和祝他好运！”
他忽然注意到布拉德菲尔德的鞋子。是手工制的，上过深桃花心木色的蜡油，只有仆人或从小家里有仆人的人才能细致到这地步。
“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被谁摆布的，我不关心。但大概是西布克龙，从你巴结他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如果你那么害怕得罪他，那天晚上为什么又要安排我们碰面？还是说是他命令你的？先别回答，现在是我的发言时间。你是黑廷的守护天使，难道你自己不知道？我站在一里之外都可以闻得出来。回伦敦之后，这事情足以让我写出一份六英尺厚的报告。是你让他续约的，不是吗？你虽然鄙夷他，却给他工作。不只给他工作，还给他制造工作。你明知外交部根本不在乎档案销毁计划的进度。或者根本不在乎《名人追踪》有没有编出来。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因为同情一个无所归属的人。”
“那星期四的会议又是怎么回事？”
一种明明白白的痛苦神色掠过布拉德菲尔德的脸。
“星期四根本没有什么会议！是你把黑廷这工作拿掉，交给莱尔的。但黑廷仍然每星期四下午外出。你阻止过他吗？我看你甚至知道他去哪呢。”他举起从黑廷西装口袋找到的那把暗灰色钥匙。“他有一个特别的隐蔽处。还是说我只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的事？他在那里和谁碰面？你一样知道吗？我一直以为对方是普兰什科，直到想起这个想法是你喂给我的。”
特纳向办公桌探过身，对着布拉德菲尔德低下的头咆哮。“至于西布克龙，他有一整个的情报网络。至少有几打特工为他工作。你无法控制西布克龙知道些什么或不知道些什么。我们要面对的是现实，不是外交。”他指着莱茵河对岸那些雾茫茫的山丘。“他们那边是有马卖的。他们会到处晃，与朋友聊天，出外旅行。他们到过森林的边缘之外，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个聪明人不需要费多大的劲就可以知道的。”布拉德菲尔德说。
“这是我回到伦敦时要告诉拉姆利的。黑廷不是单独行动的！他有一个保护者和一个控制者，而依我猜，他们是同一个人！利奥·黑廷是劳利·布拉德菲尔德的男朋友！两个人都有一点点公学恶德65！”
布拉德菲尔德站了起来，脸因为愤怒而收缩。“你爱告诉拉姆利什么尽管说去，”他低声说，“但现在就离开，永远不要回来。”正是在这个时候，克拉伯那张涨鼓鼓的红脸从皮特小姐房间的连接门探了进来。
他看起来一脸困惑，有一点点愤慨，姜黄色的八字胡在嘴唇上来回蠕动。“劳利，咳，”他像发了一个错误的八度音那样自我修正，“抱歉我擅自闯进来，劳利。我试过走廊的门，但门闩是带上的。抱歉，劳利。我是想告诉你有关利奥的事。”他接下来的话倒是说得干净利落。“我刚在火车站看到他。在优哉游哉地喝啤酒。”
 
“说快一点。”布拉德菲尔德说。
“我是帮莱尔的忙才到那儿去的，不为别的。”克拉伯辩解说。特纳闻得到他的呼吸有酒味，混杂着胡椒薄荷的味道。“彼得去了德国国会。那里正在辩论戒严法，显然是大事一件，已经进入第二天。所以他请我代他去火车站瞧瞧热闹。‘再造运动’几个领袖要从汉诺威来这里。他叫我去看看有谁来了。你知道，我常常帮莱尔干些零碎活。”他像道歉似的补充说，“结果有如一场伦敦市长就职的花车游行。报社、电视台的人都来了，马路上车挤车，连出租车的停车位都被占用了。出租车停车的地方，劳利，你知道的。”他紧张地瞥了布拉德菲尔德一眼，“到处都是人，哗啦啦唱着歌，挥着黑旗子。音乐好大声。广场里贴满海报。”他像是感到不可思议般摇头。
“你说看到利奥，”特纳催他说，“在人群里吗？”
“差不多。”
“什么意思？”
“唔，我只看到他的后脑勺。头与肩。只是一瞥。来不及抓住他：一眨眼就不见了。”
特纳用一双大手一把揪住克拉伯。“你说你看到他喝啤酒！”
“放开他。”布拉德菲尔德说。
“嗳，冷静！”有一下子克拉伯几乎目露凶光。“嗯，我后来又看到他一次。是人群散去之后。这一次差不多是面对面。”
特纳放开他。
“火车开到的时候，每个人都大声欢呼，震耳欲聋。大家推来推去，想可以看一眼卡费尔德。一个角落里甚至有人打架，但主要是那些记者。都是些烂人。”他深恶痛绝地说，“鸟人阿勒顿也在里头。我敢说打架八成是他挑起的。”
“老天，拜托你！”特纳喊道，克拉伯直视着他，表情相当难看。
“最先出现的是迈耶-洛林，警察用围栏给他留了条通道。然后是蒂尔希特，再就是哈尔巴哈，每个人都喊得像鬼叫。就像是披头士来了。”他说，一脸不解的样子，“主要都是些小伙子，留长头发的。他们死命从围栏伸出手，想摸一摸偶像的肩膀。卡费尔德没有出现。我旁边有个家伙说卡费尔德一定是从另一头下车。他不喜欢人们靠得太近，这也是为什么他到哪里演讲都要搭个高台。人群有一半散到别处找他，其余的一半留着，以防他会出现。然后从扩音器里传来广播：大家可以回家去了，因为卡费尔德仍然在汉诺威。当时我心想，波恩今天真是走运。”克拉伯咧嘴而笑。“你们怎么看？”
没有人说话。
“那些记者都很火大。我想到应该打个电话给劳利，让他知道卡费尔德没有现身。你知道，伦敦方面喜欢随时知道他的行踪。我是说卡费尔德的行踪。”他这话是对特纳说的。“他们喜欢盯紧他，不让他跟陌生人谈话。大堂边有一家不打烊的邮局，我打完电话出来的时候突然想到，何不喝杯咖啡整理一下思绪？餐厅就在邮局旁边，有些桌子让人坐坐。我是说让人坐坐，不是说让人喝酒。”他解释说，就像那是他偶尔会碰到的怪地方，“餐厅分两边，头等座在一边，二等座在另一边，各有各的玻璃门。”
“拜托你长话短说行不行！”
“利奥就在那里。在二等座。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身上穿着风衣，看来是军用的。他气色看来很不好。”
“他喝醉了吗？”
“我不知道。老天，早上八点钟喝醉也未免太夸张了吧？”他看起来一脸无辜的样子，“但好像很疲倦，一点都不衣冠楚楚，完全不像他平常的样子：光鲜、蹦跳。不过，”他愚蠢地补充说，“我猜我们全都怀念他从前的样子。”
“你没跟他说话？”
“没有，谢啦。我知道他处于那种情绪下是什么样的人。我赶快闪人，回来告诉劳利这事情。”
“他带东西了吗？”布拉德菲尔德迅速问，“带公文包了吗？任何可以装文件的东西带了吗？”
“没有，劳利老哥，”克拉伯喃喃说，“没有，抱歉。”
三个人都静静站着，克拉伯瞄瞄布拉德菲尔德，又瞄瞄特纳。
“做得好，克拉伯。”布拉德菲尔德终于说。
“做得好？”特纳喊道，“他做得差极了！他为什么不上前跟他说话，不勾着他脖子把他拖回来？做得好？他现在去了哪里都有可能。那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他旁边有别人吗？”特纳打开门，“我问你他身边有没有别人？快点嘛！”
“一个小孩，”克拉伯说，“小女孩。”
“一个什么？”
“六七岁左右。谁家的小孩。他跟她在说话。”
“他看见你了吗？”
“应该没有。”
特纳一把抓过挂在衣帽架上的雨衣。
“我宁可留在这里，”克拉伯说，“抱歉。”
“那你呢！你还站着干吗？走吧！”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动。
“拜托！”
“我要留在这里。克拉伯有车，让他带你去。他说不定是认错人。就算没有认错，他看到利奥至少是一小时前的事了，他一定已经走了。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他没理特纳的惊愕瞪视，继续说，“大使交代过我不要离开大使馆。随时都会有布鲁塞尔发来的消息。很有可能他需要我陪他去拜会总理。”
“你以为？一个三方面会议？他手上可能带着一大把机密的。你到底怎么搞的。难道你希望西布克龙先于我们找到他？你希望他被人赃并获？”
“我刚才告诉过你了：秘密不是最最重要的。能够保得住它们当然是最好。但如果和我们目前面对的事情相比……”
“但那些秘密档案却是最最重要的？那个绿档案，不是吗？”
布拉德菲尔德神情犹豫。
“我是没有命令他的权力的，”特纳喊道，“我也不知道他的长相！我见到他该怎么办呢？告诉他你想找他谈谈？你是他的老板，不是吗？你希望西布克龙先找到他？”眼泪荒谬地从特纳的眼眶溢出，他的声音是一种哀哀求告的声音。“布拉德菲尔德！”
“他是一个人。”克拉伯喃喃地说，没有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他完完全全一个人，老哥。小女孩不算的话。我很肯定。”
布拉德菲尔德看看克拉伯，看看特纳，然后脸上再一次被紧紧压抑下来的私人痛苦所笼罩。
“你说得对，”他终于说，口气非常勉强，“我是他上司。我有责任。我还是去一趟比较好。”他小心锁上两道门锁，又交代皮特小姐说加韦斯顿可以代行他的职权，然后带头走下楼。
 
五个刚从伦敦运到的新灭火器像红色哨兵沿着走廊墙壁一字排开。在楼梯间，一批钢床的组件等着人去组装。几床灰色毯子堆在一辆档案手推车上面。大堂里，两个男的各站在一把梯子上，要架设一道钢屏。冈特表情迷惘地看着他们一行三人——为首的是克拉伯——快步穿过玻璃门，走向停车场。布拉德菲尔德开车方式的傲慢让特纳吓一跳。车子闯过每一个黄灯，一直占住左线道以便转入通向火车站的路。遇到检查岗哨，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和克拉伯早已把红色证件举到窗边。车子开在湿漉漉的圆石头上，在电车轨道上打滑，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地握着方向盘，耐心地等车子恢复平衡。他们来到一个挂着“停步”指示牌的十字路口，几乎从一辆迎面而来的公交车车轮子底下直穿了过去。接下来车子变少，路上挤满了人。
有些人举着横幅，其他人穿着灰色雨衣，头戴黑色洪堡帽，那是‘再造运动’支持者的标准服装。他们不太情愿让路，回头怒视着车子的车牌和闪闪发亮的外国烤漆。布拉德菲尔德没有按喇叭也没有换挡，只是把他们甩在后面。有一次他为一个既不是聋子又没有喝醉的老人刹车，又有一次一个小伙子用手拍打车顶。火车站台阶上撒满五彩纸屑，柱子上贴满标语。有个出租车司机像挨了揍一样发出一声喊叫。他们把车停在了出租车停车位里。
“左边。”克拉伯向跑在他前头的特纳喊道。一个高高的门口把他们接入了大堂。
“还是往左。”特纳第二次听到克拉伯的喊声。
有三道栅栏通向月台，三个收票员坐在各自的玻璃笼子里。告示以三种语言警告特纳别想坐霸王车。一群神父窃窃私语，用不以为然的眼神瞧他，仿佛是说：匆匆忙忙不是基督徒的美德。一个背帆布背包、抱滑雪靴的金发女孩危险地从特纳身旁拐过，他看得见她套头毛衣一顿一颤的。
“他先前就坐在那里面。”克拉伯低声说，但特纳此时已经推开了门，站在餐厅里面，透过烟雾轮番打量每一张桌子。一个扩音器宣布往科隆的火车误点的消息。“走了，”克拉伯说，“他溜了。”
烟雾到处缭绕，有凝聚在日光灯管四周的，有绻曲在幽暗角落里的。空气里混杂着啤酒、腌肉和消毒水的味道。远处的白瓷砖柜台闪闪发光，像是雾里的一片冰墙。在一个褐色木头的小隔间里，坐着一户要搬家远行的穷人家：女人都年老，穿黑衣服，他们的行李箱用绳子绑着，男人都在看希腊报纸。在另一张桌子旁，一个小女孩在对着一杯饮料滚啤酒杯垫。那就是克拉伯指着的桌子。
“就是那小孩。他当时在喝一瓶皮尔森啤酒。”
特纳没管小女孩，径自拿起几个空酒杯，一无用处地打量它们。三截雪茄烟蒂留在烟灰缸里。有一截还微微闷烧。小女孩看着他弯腰搜查地板，两手空空站起来，看着他走过一张张桌子，打量一张张脸，抓住一个肩膀，推开一份报纸，碰触一只胳膊。
“是他吗？”他高声说。一个孤独的神父正在角落里读报，在他旁边的桌子上，一个黑脸的吉卜赛人吃着一袋烤栗子。
“不是。”
“这个呢？”
“抱歉，老哥，”克拉伯说，显得非常紧张，“运气不好。我说过了，他走了。”
两个坐在彩色玻璃窗旁边的士兵正在下棋。一个蓄胡的男人正在咀嚼，但他面前却没有食物。一列火车刚刚开抵外面的月台，让杯子盘子微微震动。克拉伯问了女侍者什么。他抓着她的上臂低声说话。她摇摇头。
“我再问问另一个。”克拉伯对走近的特纳说。他们走到餐厅另一头，而这一次对方的反应是点头。她为自己的记忆力自豪，说了长长一番话，指指那小孩，又反复提到“小绅士”，但有时又会用“小个子”来代替，就像“绅士”一词是她对她的询问者而非对黑廷的礼敬。
“他几分钟前还在这里，”克拉伯带点困惑地说，“但那只是她的说法。”
“他一个人离开的吗？”
“她没看到。”
“她对他有印象吗？”
“一点点。她不是个细心的人，老哥。别指望她会记得太多。”
“他为什么会离开？他是看到了谁吗？有人从门外向他示意吗？”
“你说到哪儿去了，老哥。她没有看见他离开。她何必留意他，毕竟他点的每样东西都是付过钱的。不过她说他一直都是一副随时要走的样子。像是等火车。那些家伙坐火车来的时候，他出去看了一下热闹，然后又回来，再抽一根雪茄，喝一瓶啤酒。”
“怎么回事？为什么你这副表情？”
“真怪。”克拉伯喃喃说，莫名其妙皱起眉头。
“有什么怪的？”
“他一整晚都在这里。一个人。喝酒却没喝醉。部分时间和那个小孩玩。是个希腊小女孩。他最喜欢小孩。”他给了女侍者一个铜板，她千恩万谢。
“幸好我们没碰着他，”克拉伯说，“不然就会吃不完兜着走。每逢这种时候，他都会狂性大发。他一火起来就会六亲不认。”
“你怎么知道的？”
克拉伯在回忆中露出个苦瓜脸。“你应该看看他在科隆那个晚上的样子。”他喃喃说，眼睛仍然盯着女侍者的背影。“恐怖。”
“他打架那一次？当时你在场？”
“我告诉你，”克拉伯说，“那小子真要是火起来，你最好离他远点。瞧瞧这个。”他伸出手。他手掌心放着一颗木头纽扣，和特纳在柯尼希斯温特搜到的那五颗一模一样。“女侍者从桌子上捡到的。为防他会回来找，她留了下来。”
布拉德菲尔德从门口慢慢走进来，他的脸紧绷着，但没有表情。
“我猜他不在这里了。”
没有人说话。
“你仍然说你看到他？”
“错不了，老哥。抱歉。”
“嗯，我想我们必须相信你。我建议我们现在就回大使馆——”他瞧着特纳，“除非你想留下来或有进一步的理论想要验证。”他看了看餐厅四周。每一张脸此时都转向他们。在吧台处，一部机器乏人照顾地冒着水蒸汽。没有一只手在移动。“看来你们在这里已经留下了烙印。”他们慢慢走向车子的时候，布拉德菲尔德说，“你可以回大使馆收拾你的东西，但午餐时间一到就得走。如果你有文件要带走，把它们交给科克，我们会用邮包寄给你。晚上七点有一班飞机。你就搭它。如果订不到位子就坐火车。总之是给我走。”
布拉德菲尔德向警察出示他的红色外交官证件时，他们在旁边等着。他的德语有很重的英国腔，但文法却无疵可寻。警察点点头，敬了个礼。车子缓缓往回开，穿过一群漫无目的群众一张张阴沉的脸。
“利奥会在那种地方待一个晚上真够怪的。”克拉伯喃喃自语。特纳伸手触摸放在信封里的那把炮铜钥匙，心里纳闷它可以打开的是哪扇门。

13 巴不得被当成猪
他坐在密码室的书桌前，身上仍然穿着雨衣，正在打包调查过程中找到的无用战利品：军用枪套，折起的图片，雕花裁纸刀，只给领事以上层级使用的蓝皮日记本，装着五颗木头纽扣的锡盒子，最后是第六颗纽扣和三截雪茄烟蒂。
“别放在心上，”科克亲切地说，“他总会现身的。”
“当然啰，就像你的股票和加勒比海美梦一样，总是会实现的。利奥是每一个人的挚爱。是每一个人离家出走的儿子。哪怕他割断我们的喉咙，我们仍然爱他。”
“他这个人说话没有半句真。”科克坐在带轮矮床上，正在穿运动鞋。他没有穿外衣，手肘以上戴着金属弹簧，让他的衬衫看起来就像是地铁站里的广告。走廊外毫无声响，“他是很安静，却是个鸟人。”
一部密码机咯咯作响，科克皱起眉头看着它。
“花言巧语，”他继续说，“这就是他的德性。他就像会魔法一样，说任何鬼话都有人相信。”
科克把传进来的电报放入一个纸篓。纸篓上的标签写着“机密：只有有两个获授权的见证人在场才可以处理。”
“我想请你把这包东西寄给拉姆利。”特纳说。科克签了张收据。
“我忘不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科克说，声音欢快，“当时我好嫩，真的好嫩。结婚才六个月。要不是早识破他，我就一定会……”
“一定会照他报的明牌买股票。一定会把解码手册借给他在床上读。”
“不是解码手册，是珍妮特。他在床上读的就会是她。”
特纳最后一次把订书机狠狠往下压。“莱尔在大使馆里吗？”
“我怀疑。伦敦传来了一份有你手臂粗的指令。所有外交人员都出动了。”他笑着说，“去游说议员。卖力给各层级下工夫。不让任何一枚可用的棋子闲着。另外也是去争取另一笔贷款。我有时真不知道德国佬哪来那么多钱。知道利奥有一次对我说什么吗？‘我告诉你，比尔，我有办法取得一项重大外交胜利。我们——就你和我——跑到德国国会，说要借给他们一百万镑。我猜他们一定会马上昏过去。’他是对的。”
特纳打了莱尔的电话号码，但没有人接。
“告诉他我打过电话向他道别，”他对科克说，但又马上改变主意，“算了，别费事了。”
接着他打电话到旅游科，问机票的事。对方回答一切都安排妥当：布拉德菲尔德先生亲自打电话交代过，机票现在就在值班柜台等着。旅游科的人看来印象深刻。科克拿起自己的外衣。
“你最好帮我打个电话给拉姆利，告诉他我的抵达时间。”
“恐怕已经有人办好了。”科克说，脸差点红起来。
“好，谢谢。”特纳站在门边，回头打量密码室，样子就像此生不会再看到这地方。“祝小宝宝顺利诞生。祝你梦想成真。祝每个人梦想成真。祝他们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看开点嘛，不妨换个方式看事情。”科克语带同情地说，“有些事情你就是永远放不下，对不对？”
“没错。”
“我的意思是，不是什么事都有圆满结局的。人生不是这样的。那只是用来骗骗女生的。只是言情小说里的鬼话。在这方面你还真像利奥：什么事都放不下。你准备怎么打发下午？美国电影院有很棒的日间音乐会……算了，不适合你。太多嚷嚷的小鬼了。”
“你说他什么事都放不下？这话怎么讲？”
科克在密码室里东转西转，一会儿检查密码机，一会儿检查书桌，一会儿检查装机密的纸篓。
“有仇必报。他曾经和弗雷德·安杰有过过节。弗雷德是行政组的主任。听说这个仇维持了五年之久，直到弗雷德被调任为止。”
“因什么而起的？”
“小事，”科克从地上捡起一片纸片，读它的内容，“鸡毛蒜皮的小事。弗雷德砍了利奥花园里一棵菩提树，说它会危及篱笆。弗雷德告诉我：‘比尔，那树不砍的话，到春天准会倒下来。’”
“利奥对土地有感情，”特纳说，“他想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不想生活在过渡状态。”
“知道利奥怎样报仇吗？他用树叶做了个花圈，带到大使馆，钉在弗雷德办公室门外。钉子足足有两英寸长，够用来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了。大使馆的德国雇员看到，还以为弗雷德死了。但利奥不是开玩笑，他是认真的。看到没，他这个人有暴力倾向。但那些外交官都看不出来，被他耍得团团转，觉得他很帮得上忙。我不是说他这个人没能力，只是说要是利奥生气的话，我可不想是我惹的。”
“他追过你太太？”
“我让他死了心。”科克说，“这种事我见多了，见怪不怪。是两三年前的事。他突然开始参加土风舞社，接近珍妮特，说要送她一部吹风机什么的。我把他叫出来。‘你只管吹干自己的头，’我说，‘她是我的。’但你不能怪他，对不对？听过一句形容难民的话吗？‘他们除口音以外失去了一切。’说得对极了。利奥的问题在于，他想把一切要回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偷走一些文件，待价而沽。不过我猜他要回的并没有比我们欠他的多。”对自己的检查工作感到满意后，科克叠好他的小册子，走向门边特纳站立的地方。“你是北方人，对不对？”他问，“从你的口音就听得出来。”
“你和他有多熟？”
“利奥？就跟这里其他人一样。我会跟他买买这个买买那个，给‘荷兰人’不时下张订单。”
“‘荷兰人’？”
“一家进口公司。专从阿姆斯特丹进口各种东西。如果你不嫌麻烦，就可以得到比较便宜的价钱。什么都买得到：牛油、肉品、收音机、汽车。”
“吹风机？”
“什么都有。他们有个业务代表，每星期一都会打电话来。只要填好订单交给利奥，那下星期就会收到你订的货。我猜他一定从中捞到好处。但你休想问出他有什么好处。哪怕你问得脸红脖子粗，他也不会告诉你。不过我猜就是那些臭雪茄。真的很臭。我不认为他真的喜欢抽。他抽只是因为烟是免费的。再就是因为我们向他抱怨。”他笑了笑，“他对我们的心理很有研究。我想你也是一样。好了，我得去忙了。再见。”
“你刚才提到你忘不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有吗？啊，对。”他又笑了起来，“我的意思是你不能信他任何一句话。我来这里的第一天，米基·克拉伯带我到处认识人，去过好些地方之后，他对我说：‘走吧，去拜最后一个码头。’然后就带我到一楼，去见利奥。‘这位是科克，’他这样介绍我，‘刚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在密码室服务。’说完就先离开了。”科克在门旁边的旋转椅坐下，背向后靠，俨然一个他向往良久的富有的经理人员。“‘来杯雪莉酒吧。’利奥说。我们这里规定滴酒不沾，但利奥却不太管这规定，虽然这不表示他爱喝酒。‘别客气，有新同事加入当然要庆祝一下。’他说，‘对了，科克，你不会那么巧也爱唱歌的吧？’‘只会在洗澡时唱。’我说，然后我们都笑了。他是在为唱诗班找人，而他这一招常常让对方印象深刻。当时我想，黑廷先生真是个信仰虔诚的绅士。其实虔诚个屁。‘抽雪茄吗，科克？’不抽，谢谢。‘来根烟？’那我就不客气了，黑廷先生。所以我们就像外交人员那样，坐在那里，边喝雪莉酒边聊天。我心里想：‘唔，你在这里可真像个小国王哪。’家具，地图，地毯……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摆设。对了，弗雷德在调走前找各种理由清掉利奥房间一半的东西。‘伦敦那边的情形怎样？’利奥问我，‘我想还是跟从前一样吧？’这个厚颜无耻的鸟人是想松动我的心防。‘那个大门的老门卫还是会对那些来访问的大使莽撞无礼吗，科克？’给他说对了。‘还有那些壁炉，每天早上还是会照样生起火，弄得乌烟瘴气吗？’我回答说：‘没错。但也没有太乌烟瘴气啦。就像其他事情一样，改进是需要时间的。’‘这可给你说对了，’他说，‘我几个月前才收到尤安·瓦尔特的信，说他们准备要安装中央暖气系统。那老头子以前会在楼梯间祷告，日祷告夜祷告，现在还是这样子吗，科克？但看来他的祷告对我们帮助不大，你说是不是？’他一点都没说错。尤安·瓦尔特是当时西方司的头儿，我们几乎都喊他长官。他是个凡事都交托给上帝的人。然后利奥再次谈到唱诗班，谈到‘丹麦人’和两三件别的事，表示我有什么忙他都愿意帮。出来后，我去找米基·克拉伯，把利奥说过的话告诉他。你知道他什么反应？他笑弯了腰。‘利奥？’他说，‘利奥这样说过？他这辈子从没有走进过外交部。他甚至从1945年起就没有回过英国。’”科克摇了摇头，“但就像我说过的，你不能怪他，对不对？”他站起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全都看穿他，却又全都中了他的道儿。所以除了自己，我们还能怪谁？阿瑟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就像我的梦中别墅那样，我明知那是不会实现的，但还是相信它。我的意思是，人非得有某些幻象才能活下去……至少在这个地方非得有。”
特纳手放在雨衣外面，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看着科克，然后又盯着手心里的炮铜钥匙，他看起来一副心思涣散、猜疑不定的样子。
“米基·克拉伯电话多少？”
看着特纳拿起话筒，科克一脸惊恐。
“他们并不预期你会找他，”科克焦虑地说，“我真的是这样认为。”
“我不是要找他。我是要约他吃午餐。我要乘晚班飞机，而世界上没有任何鸟事可以叫我愿意在这个梦幻盒子里多待上一小时。”他砰一声挂上电话，大步走出房间。
 
莱尔办公室的门大开着，但里面没有人。桌上留了张字条：“知道你打过电话来道别。再见，阿伦·特纳。”特纳抓着字条的手因为愤怒和羞辱而颤抖。在大堂里，人们三三两两向外走，有到室外去吃三明治的，有到食堂去用餐的。大使的劳斯莱斯就停在大门外，当前导的摩托车警察耐心等候着。值班柜台处，冈特正在向梅多斯低语，看到特纳走近就沉默下来。
“这里，”他说，把一个信封递给特纳，“里面是你的机票。”表情仿佛是说：“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吧。”
“我都好了，老哥，”克拉伯从他惯站的阴影处说，“就等你。”
 
侍者都静悄悄的谨慎极了。克拉伯点了蜗牛，说这里的蜗牛非常正宗。桌子旁的墙壁上挂着幅牧羊人与水仙女共舞图，只有微微的性暗示。
“科隆那天晚上你和他在一起。他打架那天晚上。”
“那天很怪，”克拉伯说，“不是一般的怪。你要加点水吗？”他问，然后在两个酒杯里各加进一点点水，但不比一滴为祈求清醒而流的泪多。“我不知道他中了什么邪。”
“你常常和他一起出去玩？”
克拉伯想装出笑容，却没有成功。两人举杯喝了一口酒。
“五年前的事了。那时玛丽因为妈妈生病，三天两头往英国跑。所以说，我等于是个分居中的男人。”
“所以你偶尔会和利奥去乐一乐：喝两杯，再泡泡妞。”
“差不多吧。”
“在科隆？”
“慢慢来，老哥，”克拉伯说，“你真像个律师。”他又喝了口酒，要等酒精流到胃里，他才像个反应迟钝的滑稽演员那样抖了抖。“老天，那天真够呛。”
“科隆的夜总会是最好的，对不对？”
“你不能在这里搞，老哥，”他紧张兮兮地说，“在波恩这里你得千万小心。”又没必要重复一句：“得千万个小心。”然后又猛一扭头，表示同意，“对，科隆是比较好的选择。”
“有比较好的妞儿？”
“我不记得了，老哥。太久以前的事了。”
“利奥是为找女人去那里的？”
“他喜欢女人。”克拉伯说。
“所以说那天晚上你也去了科隆。你太太在英国而你则和利奥一起去狂欢。”
“我们只是坐在一张桌子喝酒。”他调整姿势以配合他说的话。“利奥谈到部队的事，回忆些陈年往事。他爱部队生活，真的很爱。他应该继续待在部队里的，这是我的感觉。在我看来，他需要些管束。你可以说他是个顽童，就像我一样。年轻时候是这样没有关系，你也不会在意。但日后就不同了。在舍伯恩66的时候我常常挨揍。被揍得出了魂。他们把我按在水龙头下面，或是把我的脸按在洗脸盘里，然后一堆烂人长官轮流揍我。当时我不在意，认为人生就是这样。”他一只手搭在特纳手臂上。“老哥，”他喃喃说，“但我现在恨死他们。从前我不知道有这东西在我心里。但现在全浮上来了。我恨不得回去拿枪扫射那些烂人。我是说真的。”
“你是在部队里认识他的吗？”
“不是。”
“我最早是在战争罪行调查组与他有一点认识。在明兴格拉德巴赫。第四组。”
“当时他已经在做索赔官的工作？”
克拉伯遇到侵袭的一贯反应是慌张胆怯。就像他名字的发音一样，他会喀啦一声把两片蚌壳合起，躲在里面，静待危险过去。他把头低到酒杯上面，停住，两肩耸起，用一双粉红色的眯眯眼窥伺特纳。
“你说你们边喝酒边聊天。”
“只是静静喝酒聊天。等着看歌舞表演。我喜欢看精彩的歌舞表演。”接下来，他把话题一转，谈到一件完全难以置信的事情：他怎样在上次法兰克福举行的自由民主党大会上拉到一个女的。“真是输给她，”他自豪地说，“她像只猴子一样爬在我上面，完全没有我要做的。”
“所以那场架是发生在歌舞表演之后？”
“之前。有一小群德国佬在吧台大声唱歌喧闹。利奥觉得不爽。他瞪他们，一副七窍生烟的样子。然后他突然喊结账。‘Zahlen！’就像这样。很大声。我说：‘喂，老哥，怎么回事？’他没理我。‘我不想走，’我说，‘我想看艳舞。’侍者拿来账单，利奥算了一算，手伸进口袋，掏出一颗纽扣，放在收银盘里。”
“什么样的纽扣？”
“就是纽扣。和火车站餐厅女侍者捡到那颗一模一样。木头的，中间有些孔。你不能用纽扣来付账，对不对？”克拉伯说，语气中犹有余愤，“我起初以为他是开玩笑，还笑了一下。‘你还拽下她其余的纽扣吗？’我说。但他不是开玩笑。”
“继续说。”
“他对侍者说：‘拿去，不用找零。’然后站起来。‘走吧，米基，这地方好臭。’接着夜总会的人就扑向他。老天，不可思议。我从不知道他这么能打。三个人被他撂倒，一个逃了，然后有谁拿玻璃瓶朝他一砸。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没有人出来说句话。下一件我知道的事就是我们跑到了街上。利奥跪着，手撑在地上，夜总会里面的人走出来，又修理了他一顿。我则在一旁咳得连肠子都吐出来。”
“你喝醉了？”
“我清醒得像法官，老哥。我的胃挨了踢，就这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要踢你？”
克拉伯凑近酒杯。“因为我试图帮他一把。试图拦住其他人，让他脱身。只可惜——”他解释说，喝了一大口威士忌，“我已不复当年之勇。普兰什科早闪了一步。”他咯咯笑了起来，“利奥才把纽扣放到收银盘他就已经跑到了门边。看来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怪不得他。”
“那段日子普兰什科常和你们一起玩？”特纳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提到一个老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老哥，也是最后一次。那件事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怪不得他。他要担心宪兵和其他东西。对他的身份不利。”
“事情后来怎样收场？”
“我猜是普兰什科打了电话给西布克龙。警察把我们抬回大使馆。警卫叫来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我的住处，再找来医生。然后尤安·瓦尔特就来了，那时他是参赞。然后西布克龙也坐着他脏兮兮的奔驰车来了。他在我的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盘问利奥。外交人员大闹夜总会，袭击平民，这种事说多严重有多严重。有很多破网要捕。”
侍者端来用醋和葡萄酒烹调的腰子。
“老天，”克拉伯说，“看看，让人垂涎欲滴。吃完蜗牛后来一份腰子再美不过。”
“利奥告诉了西布克龙什么？”
“没有。啥都没有。你不了解利奥这个人。口风紧还不足以形容他。不管是对瓦尔特，对西布克龙，还是对我，他都没有吐露半个字。瓦尔特对外宣称他是休假去了。他换了新的牙齿，缝了几十针。天晓得身上还有什么零件换过。他告诉每个人他是在南斯拉夫游泳时受的伤，说他在一个水浅处跳水，把脸撞伤了。”
“你认为利奥为什么要找架打？”
“我毫无头绪，老哥。从此我就不敢跟他出去。不保险。”
“没有看法？”
“没有，抱歉。”他的脸沉到了表面下面，上面蒙上了一层无理路可循的皱纹。
“见过这钥匙吗？”
“没有，”克拉伯咧嘴而笑，“利奥的？以前他任何女人都上。现在乖多了。”
“可以给我一些名字吗？”
“迈拉·梅多斯可能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
“她乐意奉陪。她已经生过一个小孩。在伦敦的时候。据说大使馆有一半司机每星期都会上她。”
“他提到过一个叫爱克曼的女人吗？”
克拉伯流露出苦苦回忆的表情。
“爱克曼？”他说，“有趣。那是他的陈年往事之一。柏林时代的事。他谈过。当时他们帮俄国佬工作。她是其中一个中间人。先是在柏林，后来是在汉堡。那些烂靠枕就是她给绣的。照顾过他一段时间。”
“他帮俄国人做什么事？什么样的工作？”
“四方机构67、两方机构……其中一个这样的单位。柏林是自成一国的，明白吗？那是个不同的世界，特别是在那段日子。犹如一个岛。”
“那爱克曼呢？”
“布兰特小姐，埃特林小姐，爱克曼小姐。”
“她们是谁？”
“三个小美女。她们是跟利奥他们一道从英国过来的。美得像画，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孩，这是利奥说的。她们是犹太移民，要回德国去参与占领工作。跟利奥一样。他第一次见到她们是在克罗伊机场。他坐在一个板条箱上等飞机，看到三个小美女穿着制服走过来，一脸笑吟吟。他们被调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从此以后利奥就没有往回看。他，还有普兰什科和另一个家伙。六个人一起在1945年从英国过来。他们用三个女孩子的名字编了一首歌，那个晚上一路坐车一路唱，快乐得像沙滩男孩。”
他恨不得自己可以把它唱出来。
“爱克曼是利奥女朋友，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他说他忘不了她。‘没有哪一个会比第一个好，其余的都是模仿。’他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德国佬说话的调调的。爱装高深。”
“她后来怎样了？”
“不知道，老哥。他们散了。人不都是那样子的吗？人会变老，起皱纹。”一片腰子从他的叉子上掉下来，肉汁溅到他的领带上。
“为什么他没有娶她？”
“她选择了另一条路，老哥。”
“哪一条路？”
“她不喜欢利奥当英国人。她希望他面对事实，恢复德国佬身份。是个爱谈大道理的女人。”
“说不定这次他就是去找她。”
“他经常说他总有一天会回去找她。‘我喝过很多瓢弱水，米基，’他说，‘但没有一个比得上爱克曼，也不会有。’但我们不是都这么说的吗？”他一头埋到酒里，仿佛那是一个避难所。
“是吗？”
“顺便问问，你结婚了吗，老哥？能闪则闪。”他摇摇头，“如果我摆得平我那黄脸婆，那结婚就死不了人。但我就是摆平不了。我办不到。”他吃吃笑，“我的忠告是五十五岁才结婚。挑个十六岁的妞儿。那么她们就不会知道错失了什么。”
“普兰什科也在柏林吗？像爱克曼一样为俄国人工作？”
“他们是固定组合。”
“利奥还对你说过什么有关普兰什科的事？”
“说那时候他是个布尔什维克。没别的了。”
“爱克曼也是吗？”
“有可能，老哥。他没提过。”
“黑廷自己是吗？”
“他不是，老哥。说到政治，他屁都不懂。他喜欢独善其身。”他喃喃说，“鳟鱼，我希望下一道菜是鳟鱼，要是我可以一个人作主的话。腰子摆中间恰恰好。”
在剩下来的时间，克拉伯不时因为想到自己这个笑话而乐滋滋。他只有一次愿意回到利奥的话题，那是当特纳问他近几个月和利奥接触得多不多的时候。
“我哪敢。”克拉伯喃喃说。
“为什么？”
“因为他变得心事重重，老哥。我敢说他又恨上了谁。好斗的小野兽。”克拉伯说，突然被酒精辣成个苦瓜脸，“看来他又准备向谁掏出那种纽扣。”
 
4点钟回到阿德勒饭店时，特纳已经相当醉。电梯迟迟不下来，他就改走楼梯。事情到此为止了，他想，好一个快乐的结局。他可以一下午都喝酒了，一直喝到下飞机，而如果运气好，到他见到拉姆利的时候已经醉得不能说话了。克拉伯的答案：蜗牛、腰子、鳟鱼和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把头缩着，等待风头过去。走到自己住的楼层时，特纳隐约注意到电梯门被一个手提箱锲住，心想大概是服务生正在为某个离开的客人搬行李。我们是这里惟一的幸运儿，他想，我们都是要走的人。他开门，但门锁动也不动；他用力扳钥匙，一点用都没有。一听到房间里有脚步声，他就相当快速往后退。但为时已晚。门被人从里面打开。他瞥见一张苍白的圆脸，头发整齐向后梳，眉头深皱。当皮革手套慢动作似的向他打过来的时候，他看得见它上面的缝线，并好奇脸被它打中的感觉会不会就像头皮上缝线。他感受到结实的一击，胃整个收缩起来，接着是一根木棒打在他的膝后窝。他听到那个外科医生从黑暗向他呼唤，而他儿时的脸则被约克郡达勒市的草刺戳着68。他听到汤尼·威洛比夫的奚落声——柔软得像天鹅绒，清脆得像情人，又看到他的手指在她白皙的臀部弹钢琴似的移动。他听到利奥献给上帝的风琴声，但却是从他自己儿时的红木礼拜堂传出。他闻到荷兰雪茄的味道，再一次听到汤尼·威洛比夫的声音，但这次是要卖他一部吹风机：我只是个临时人员，阿伦老哥，不过既然是朋友的家人，我可以给你九折优惠。他再次感到痛，感受到耳光在他脸上的反复震击。他看到伯恩茅斯那家孤儿院的黑色大理石和宪制岗上的天文望远镜。“如果说有什么事是我最痛恨的话，”拉姆利说，“那就是看到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跑去寻觅上帝。”当腹股沟被击中时，他有片刻痛彻心扉，然后随着疼痛慢慢消退，他看到那个离他而去、留他在横街里孤独踯躅的女孩。他听到迈拉·梅多斯被他打到地上时的尖叫声，听到她在小宝宝被强行带走时的尖叫声。特纳心想自己说不定也会大叫出来，不过继而就意识到嘴巴里塞着一团毛巾。他感到一件冷硬的铁器猛击他后脑勺，像一肿块的冰那样凝固在那里。他听到砰地关上的门声，知道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看见整整一长串被欺骗者和漠不关心的人，听到一个英国主教颂扬上帝与战争的愚蠢声音。然后他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躺在一口棺材里，一口光滑冰冷的棺材。棺材放在大理石停尸桌上，远处一个隧道入口闪烁着铬光。他听见莱尔不疾不徐的亲切喃喃声，而珍妮·帕吉特则号啕大哭得像被他抛弃过的每一个女人。他又听到梅多斯和一些闲杂人等喜洋洋的口哨声。然后，梅多斯和帕吉特溜了出去，只剩莱尔一个留着，也只有莱尔的声音能提供一点慰藉。
“我亲爱的伙伴，”莱尔说，好奇地往下瞧，“我是路过说再见的，如果你打算洗澡，至少应该把脏得要命的衬衫先脱下来吧。”
 
“今天是星期四吗？”
莱尔从横杆上拿下一条毛巾，在水龙头下面泡满热水。
“星期三。还是星期三。鸡尾酒时间。”
他俯身轻拭特纳脸上的血污。
“告诉我你见到他的那个足球场在哪。他带珍妮·帕吉特去过那儿。告诉我怎么去。”
“保持安静。别说话，不然你会吵醒邻居。”
他用最轻柔的动作，继续擦特纳脸上的血块。特纳谨慎地伸出右手，摸索外套口袋里的炮铜钥匙。钥匙还在。
“你见过这钥匙吗？”
“没有。这真像外交部的作风——”莱尔退后一步，审视自己的作品，“派头蛮牛去追一个斗牛士。你不介意把晚礼服还给我吧？”
“为什么布拉德菲尔德要邀我？”
“邀你去哪儿？”
“参加晚宴。去会西布克龙。为什么星期二那天晚宴他要邀我？”
“出于同事情谊。不然还会是什么理由？”
“那个公文箱里有些什么会让布拉德菲尔德那么害怕？”
“毒蛇。”
“这钥匙是打开公文箱的吗？”
“不是。”
莱尔坐在浴缸的边上。“你不应该干这一行的。”他说，“我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会弄脏手的事总得有个人去做。但不要期望我会乐于看到这个人是你。你不只是某个人，这正是你的问题所在。把你的工作留给天生浑噩的人去做吧。”他灰色、温柔的眼眸里充满关怀。“你真是个怪胎，”他说，“别人每天都巴不得被当成圣人，你却巴不得被当头猪。”
 
“为什么他不远走高飞？为什么他还在这里耗着？”
“他们明天也会问你你为什么还耗着。”
特纳在莱尔的长沙发上摊开手脚。他手上拿着杯威士忌，脸上涂着从莱尔家大型药箱里取出的黄色杀菌药膏。他的帆布袋子搁在屋子一角。莱尔坐在一架大键琴前面，但没有弹，只是抚摸琴键。那是18世纪的东西，椴木材质，顶部被一些热带的太阳照得褪色。
“你驻哪里都会带着这东西？”
“我从前有一把小提琴。它在利奥波德维尔69解了体。胶水融掉了。”他淡淡地说，“当胶水融掉，一个人想要继续追求文化就会难得要命。”
“如果利奥真是他妈的那么聪明，为什么他不远走高飞？”
“大概是因为他喜欢这里。”
“又如果他们真他妈的那么聪明，为什么不带他走？”
“大概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他脱了队。”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大概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已经逃跑。没错，我不是特工，但我却是个人，而且了解利奥。他的个性极端倔强。我不能想像他会完全听命于他们——如果有一个‘他们’的话，这是我怀疑的。他不是个奴才性格。”
“我一直尝试把他嵌到这个模子去，但就是嵌不进去。”
莱尔用一根手指弹了两个音符。
“说说看，你希望他是个怎样的人？好人还是坏蛋？还是说你只是希望有侦查的自由？你希望些什么，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什么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你就像那些示威的学生：你受不了真空状态。”
特纳闭着眼睛，陷于沉思。
“我猜他死了。”
“但他到今天早上还没有死，不是吗？”特纳说。
“而你不希望他处于不确定状态。那让你不舒服。你希望看到他起飞或着陆。你容不得模糊，对不对？我猜这就是追捕极端分子的乐趣：你想查出他们有什么信念，是这样吗？”
“他还在跑路，”特纳继续说，“他在躲谁？我们还是他们？”
“也许他根本没有在躲谁。”
“带着五十份档案而没有躲谁？高见。”
莱尔隔着大键琴的琴顶打量特纳。
“你们是两个互补的人。看到你我就会想到利奥。你是撒克逊人。大手，大脚，大心，理性，利奥则是另一种路数。他是个演奏者。他穿我们的衣服，说我们的语言，但只是驯化了一半。我猜你我是同一边的：我们都只是音乐会的听众。”他盖上大键琴。“我们是瞥见、伸出手然后又退却的人。我们身上都有个利奥，但这个利奥在我们二十多岁时就死掉了。”
“你二十多岁时的憧憬是什么？”
“我？指挥家之类的吧。”莱尔站起来，用一根黄铜钥匙把琴盖小心锁好。“我甚至不会弹这东西。”他说，用优雅的手指轻拍褪了色的琴盖。“我告诉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会，去上课或找本书来自学。但我不是真正在乎。我已学会怎样将就着生活下去。就像大部分人那样。”
“明天是星期四，”特纳说，“如果他们还不知道他已经叛逃，就会到接头地点等他，对不对？”
“大概吧，”莱尔说，打了个哈欠，“问题是他们知道接头地点，而你不知道。”
“不尽然。”
“怎么说？”
“我们都知道你在哪里碰见过他，就是一个星期四下午那一次。他带珍妮·帕吉特去的是同一个地方。看来那地方对他来说是个理想的狩猎场。”
莱尔一动不动地站着，手里还拿着钥匙链。
“我猜劝你别去也是白劝？”
“对。”
“如果我求你呢？你要做的事是违背布拉德菲尔德的指示的。”
“求我也没有用。”
“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伤。算了。去寻找你未被驯化的另一半吧。要是你真的找到那档案，我们希望你不要打开，原封不动归还。”
这等于是命令。

14 星期四之子
这台地上的天气是从别的季节和别的地方偷来的。风是一阵3月的海风，它在铁丝网篱笆上呼啸，把一簇簇的草吹得折腰，再猛地冲击他身后的树林。要是有哪个疯婆子在多沙的土上种上一些智利南美杉，那特纳准会循小径一路滑到山下面，赶上一班开往伯恩茅斯广场的电车。霜是11月的霜，它的冰管裹结在欧洲蕨的茎上；从特纳所隐身的那个风吹不到的位置，霜像北冰洋的水一样揪住他的脚踝。一个牛津太阳的最后余晖低垂在空荡荡的足球场上，而天空则是一片约克郡秋天的黄昏天空，又黑，又翻腾，边缘缀满污点。树都是从年轻起就佝偻着，被咆哮的狂风吹得折腰，一如年轻时曾在水龙头下面折腰的米基·克拉伯——哪怕是阵风已经停了，还是不敢扳直身子，而是继续躬着腰，等待下一波的攻击。
特纳脸上的伤口灼热生嫩，淡色的眼睛因为一夜无眠而疼痛和亮炯炯。他等待着，凝视着山路的下方。他右下方远处流淌着莱茵河，风一度让它喑哑，驳船徒劳地呼号着。一辆汽车向着他的方向缓慢爬行：是一辆黑色的“奔驰”，科隆注册的车牌，司机是个女的。在铁丝网篱笆的另一头，一间新盖的小屋在风中摇晃，百叶窗板全关着，门上挂着个锁。一只白嘴鸦栖踞在屋顶上，羽毛被风使劲拉扯。接着来了一辆“雷诺”，是法国外交人员的车牌，女司机，一个男的坐她旁边。特纳把车牌号码记在黑皮笔记本里。他的笔迹僵硬而稚拙，一个个字母不自然地在他手中成形：这不奇怪，因为他右手有两个指关节受了伤，就像是他曾经一拳打向某个张开的嘴巴，指关节被它的门牙所斲伤。黑廷的字迹整齐，拐弯的地方圆润，但特纳的字迹则大而下斜，一副就要垮下来的样子。
“你们两个都是移动者，你和利奥。”莱尔昨晚这样说过，当时他们各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波恩是固定不动的，但你们却是移动者……你们彼此相斗，而你们又都与我们作对……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你们必须学会向冷漠妥协。”
“我的天哪。”特纳抱怨说。
莱尔为他打开车门时又说过：“你就在这里下车。要是明天早上没看到你回来，我就会通知海岸警卫队。”
他在巴德戈德斯堡买了一个扳手，头重尾轻，现在像铅块一样抵着他的臀部。一辆深灰色的巴士此时停在了那间供更衣用的小屋前面。接着是一阵突然迸发的哗叫声，就像是有一群鸟正在跟风赛跑，交杂着笑声与抱怨声。有谁吹响一个哨子。太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手电筒照过走廊形成的柱影。他们随即把小屋塞满。“我从不认识一个人会这么咀嚼自己的不幸。”莱尔曾经这样说。
特纳快速退缩到树后面。一辆“欧宝·创纪录”开了上来，坐着两个男人，车牌的注册地点是波恩。俩人都戴着帽子，穿着大衣，专业性地面无表情。车子边窗装的是茶色玻璃。车子继续前进，但慢得像人在走路。他看到他们木然的脸转向他，像人造黑暗中的两个月亮。你们的牙齿呢？特纳好奇。你们的牙齿就是我打断的吗？你们都一个样子，我还真分不出谁是谁。上坡的一路上，“欧宝”的车速都快不过一小时十英里。接着一辆厢型车开过，尾随着两辆卡车。从某处传来一阵钟响。是学校铃声吗？还是晚祷钟声？又抑或是码头渡轮的铃声？他知道说不定自己不会有机会再次听到这钟声，但正如克莱尔先生说过的，没有真理是无法去证明的。那只白嘴鸦已经飞离了屋顶。太阳也走了。一辆“雪铁龙”慢慢晃入他的眼帘。是一辆两匹马力的小汽车，脏得像老鼠，一片挡泥板摇摇晃晃，车牌号码模糊得无法辨读，一个司机隐藏在阴影里，一盏车头灯闪了几下，汽车喇叭也响了几声。“欧宝”已经消失了。月亮脸，快点回来吧，否则你们就会错失他的大驾光临。“雪铁龙”在转上他旁边的林间小径时，四个轮子歪斜得像离开了躯干的肢体，车身在结霜泥泞的车辙上一颠一颠，车尾巴反复碰撞在车轴上。随着车门打开，他听到震耳的舞蹈音乐声。他的嘴巴因为药丸的作用而发涩，他脸上的伤口像一些交错的小树枝。他兴奋地在心里说：有朝一日，当世界得到自由，云在相撞时就会发生爆炸，而上帝的天使们会头昏目眩地掉下来，让全世界都看得见。他静静地把扳手放回口袋里。
 
她站在不到十码开外，背对着他，对风或那群此时在足球场里又跑又叫的小孩都漠不关心。
她正在凝视山坡下方。发动机还开着，车子像承受什么痛苦似的阵阵抖动。一根雨刷徒劳地在肮脏的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有整整一小时她几乎没动一下。
有整整一小时她像个入定老僧，等待着某个不会来的人，心无旁骛。她像尊雕像，随着阳光的退去而越长越高。
风拉扯她的外套。她一度举起手去理被吹乱的头发，一度走到林间小径的尽头，俯视柯尼希斯温特方向的河谷。然后她慢慢往回走，沉湎在思绪中。特纳跪在树丛后面，只希望阴影可以隐藏他的存在。
最后她的耐心用光了，草草地走回车上，点一根烟，又用手掌拍打汽车喇叭。那些小孩忘了他们的游戏，咧嘴望着电池快用光而吁吁喘气的车子。
雨刷已经停下来，但发动机仍开着。她加快发动机的转速，好让暖气可以大些。车窗都起了一层雾气。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面镜子和一支口红。
她挨着椅背，闭着眼，听着音乐，一只手在方向盘上轻轻打拍子。因为听到车声，她打开车门，懒懒地向外张望。但只是先前那辆黑色的“欧宝”从山上下来。不过这一次两张月亮脸却盯着她看。她对他们的目光毫不在乎。
足球场现在空荡荡的。更衣小屋的百叶窗板已经关上。她打开头上的小灯，看了看表。这个时候，第一批灯火已经在河谷里亮起，而莱茵河则湮没在薄暮的低雾里。特纳大步走到小径，拉开前座乘客座的车门。
 
“在等人吗？”他问，坐到她旁边，然后迅速关上门，好让车内小灯再次熄灭。他把收音机给关上。
“我以为你走了，”她愤怒地说，“我以为我丈夫把你扫地出门了。”恐惧、愤怒、耻辱一起袭上心头。“你一直监视我！一直躲在树丛后面扮演侦探！你好大的胆子！你这个下流不要脸的庸人。”她会抽回拳头，或许是因为看见特纳脸上的一道道疤；但她有没有收拳并没有分别，因为在同一时间，特纳已经一拳狠狠打在她侧脸，让她的头砰地撞在车窗上。接着特纳下车，绕过车头，把她从车里拉了出来，又甩了她一记耳光。
“我们来散散步，”他说，“来谈谈你那个下流不要脸的情人。”
他走在前面，沿着林间小径走到山头。她跟在后面，头低着，两手抱头，静静哭泣。
 
他们俯视着莱茵河。风已经停了。在他们头上，第一批星星已经出现，像是一些闪烁在微波荡漾里的磷光。火沿着河边连续点起，刚出现时闪闪缩缩，继而神奇地成长为小火堆，受到黑色轻柔晚风的吹拂。只有河水的声音可以到达他们：驳船的轧轧声被水声淹没了。他们闻得到河水的腐朽气息，感受得到它的寒气爬到了他们的手上和脸上。
“事情开始得像一个挑战。”
她站在离他几步之外，凝视着河谷，双手抱着身体，像抱着一条大浴巾。
“他不会再来的了。我早就知道。”
“为什么不会再来？”
“利奥从不透露任何事情。”她点了根烟，“守口如瓶得像个清教徒。因为他从不停止追寻，这就是原因。”
“追寻什么？”
“我们其他人在追寻什么？父母，子女，女人。”她转头看着他，“来吧，”她语带桀骜地说，“继续问问题啊。”
特纳等着。
“我们的亲密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对吧？那个晚上如果他开口，我就会跟他上床，但是他连暗示都没有，因为我是劳利的太太，而他知道，好男人是稀少的。我的意思是他知道他必须努力求生存。他是个马屁精，你知道吗？他必须千方百计讨好别人才能生存下去。”她停了下来，“我真是个傻瓜，竟然告诉你那么多。”
“你不告诉我就更傻了。你麻烦大了——”特纳说，“我怕你还不知道呢。”
“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麻烦不大。我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对抗体制吗？我们只是两个小角色，而我们堕入了爱河。”
 
她坐在一张长凳上，玩着自己的手套。“我们是在一个餐会上聊开的。一个波恩的烂自助餐会，放眼都是光鲜亮丽的家伙和恐怖的德国人。是为欢迎谁而搞的。又或是为了欢送谁。应该是为某个美国人搞的。土味十足。”她有一种自己的声音，快速而故作自信，但不管她多努力隐藏，特纳还是听得出这声音里有一种全世界英国外交官太太的言谈都有的特质：半吞半吐，努力掩饰尴尬，淡化受到的冒犯。“当时我们从亚丁70来这里正好一年。再之前我们驻在北京。我们是10月底到达这里的：卡费尔德得势的那个10月。形势刚开始热了起来。我们在亚丁的时候受到轰炸，在北京的时候碰到暴民，而现在，我们又将被烧死在市集广场。可怜的劳利，他看来是个会招惹羞辱的人。你知道，他还当过战犯。应该给他取个外号的：被羞辱的一代。”
“利奥爱你就是为了羞辱他。”特纳说。
“不为这个他一样爱我。”她说，停顿了一下，“可笑的是，那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过他。我以为他只是又一个无趣的……临时雇员，一个在礼拜堂弹风琴和在鸡尾酒会里抽那种烂雪茄的拘谨小个子……什么都不是。但那个晚上，看到他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我却感觉他挑上了我。‘小心。空袭来了。’我对自己说。他径直向我走来，说：‘嗨，海柔。’他以前从未喊过我海柔。我心里想：‘厚颜无耻的家伙，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很高兴你接受了挑战。”特纳说。
“他开始说话。我不知道他在谈什么。我没有注意听，一如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听。但大概是有关卡费尔德的。有关暴动的。但我却注意到他这个人。第一次注意到。”她陷于沉默，“而我心里想：‘噫，我怎么从未注意过你？’”那感觉就像你翻开一本老存折，意外发现你不是透支还有余额。他是活的，”她笑着说，“一点都不像你。你是我见过最死的死人。”要不是她的挖苦让他觉得非常耳熟，他说不定会再揍她一次。
“你首先会注意到的是他的紧绷。他一路下来都在巡视自己。他的谈吐，他的风度……那全都是假货。他会像聆听别人说话节奏一样聆听自己的说话节奏，会把抑扬顿挫调得恰恰好，会把形容词副词小心摆到正确的位置上。我试着把他定位：如果我不是早就认识你，我会猜你是什么人呢？南美洲的德国人？……阿根廷的贸易代表？其中之一吧。”她又一次停下来，陷于回忆中。“他也有德国人的说话本领，每个句子都是漂漂亮亮的。我把话题带到他本人上，问他住哪里，谁为他做饭，怎样过周末。下一件我记得的事是他给我各种购物建议：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最便宜。‘荷兰人’买这个最便宜，三军福利社买那个最便宜。牛油应该在‘伊康奈美’买，坚果应该在军营超市买。就像个女人家。他对香草茶情有独钟：德国人都极其注意消化问题。然后他问我想不想买吹风机。你为什么笑？”她怒冲冲地问。
“我笑了吗？”
“他有办法拿到折扣。七五折。他说他知道所有的型号，比较过每一款的价钱。”
“他也一直注意你的头发。”
“你最好知道自己是老几，”她厉声说，“你给他提鞋都不配。”
他再一次揍她，一记钩拳重重打在她的脸颊上。她说了声“畜生”，然后脸色非常苍白地走到一个暗处，气得瑟瑟发抖。
“继续说下去。”
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再次开口。“我回答说‘好’。毕竟我受够了。劳利一直和一个法国参赞坐在一个角落谈什么，其他人则在抢食物。所以我对他说好，我想要一个吹风机。但我担心身上的钱带得不够，问他收不收支票。事实上我甚至想跟他说：好，我会跟你上床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微笑：他这个人是不常微笑的。他整张脸都亮了起来。我请他帮我拿食物，一路上都看着他，心里好奇这事情会怎样发展下去。他走起路来小心翼翼的，就像是走在礼拜堂里，而且还要厉害些。德国人把吧台挤得水泄不通，为芦笋你争我夺，但他就是有办法钻到人堆里，再出来的时候两手各拿着一盘满满的食物，西装前胸口袋里插着刀叉，对着我咧嘴傻笑。我有个叫安德鲁的弟弟是橄榄球队的前锋，利奥钻空隙的能耐跟他有得一拼。这中间有个愚蠢的加拿大人想给我上一堂农业课，但我不理他。他们大概是地球上惟一还相信这一套可以搭讪女人的人种。我是说加拿大人。就像住在印度的英国人一样。”
她因为听到一些什么声音而猛转过头，眼睛凝视小径的远处。一根根树干在低垂的天空下变得漆黑。风停了，夜露沾湿了他们的衣服。
“他不会来的了。你自己不是说过了吗？继续说下去。快一点。”
“我们坐在一道楼梯上，他再次谈自己的种种。他不需要别人推一把，话自然源源不断……都是让人听得出神的话。主要是关于德国战后的岁月。‘当时只有河流是完整的。’他说。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从德文诗句翻译过来的，还是来自他的文学想像力，又或者是拾人牙慧。”她犹豫了一下，再次瞥向小径远处。“他告诉我德国妇女怎样在弧光灯的照明下盖房子……她们排成一列传递石头，就像是在传水灭火……告诉我他怎样学会用一具灭火器当枕头。他边说边表演：把头侧向一边，嘴巴歪斜，模仿他得了落枕的样子。讨女人欢心的把戏。”她突然站起来。“我要回车上去。要是他来了而看到车子是空的，一定会马上离开；他这个人紧张兮兮得像只小猫。”
他尾随她走回车子。整个台地空空荡荡，只剩下关了大灯的“欧宝”还停在路边。
“坐到车里去，”她说，“别管他们。”在车内小灯的照明下，她第一次注意到特纳脸上的伤口。她猛吸了一口气。
“谁干的？”
“如果他们先找到利奥，他就会有一张同样的脸。”
 
她挨着椅背，闭上眼睛。车顶的布被谁撕破了一角，像乞丐身上的碎布条一样往下垂。地板上有一根儿童玩具汽车的驱动轴，上面插着根塑料管子，特纳用脚把它推开。
“有时我会想：‘你是空的。你只是在模仿生活。’但你却不敢期望有一个情人。他是个谈判者，是个演员。他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夹缝里：德国与英国之间；柯尼希斯温特与波恩之间；礼拜堂与折扣商店之间；大使馆的一楼与二楼之间。你不可能期望一个人要打这么多仗还能全身而退。有时他只是为我们服务的，或者说为我，就像个侍者领班。我们全都是他的顾客。他不能说是活着，只能说是幸存着。他一直都是幸存着，直到今天。”她点了另一根烟。车里冷得很，她想发动引擎以便打开暖气，但点火装置却没有起作用。
“才经过一晚上的交谈，我们的隔膜就一扫而空。劳利走过来，找到我，我们是最后离开的人。他先前跟莱塞尔为什么事吵了一架。利奥和我坐在楼梯台阶上，喝着咖啡，劳利走过来，亲吻我的脸颊。那是什么？”
“没什么。”
“我看到下面掠过灯光。”
“只是有一辆自行车经过。已经走了。”
“我痛恨他在公开场合吻我；他知道我无法制止他。他从不会私下这样做。‘走吧，亲爱的，该走了。’他走过来的时候，利奥站起身相迎，但劳利几乎无视他的存在。他把我带到莱塞尔那里，对他说：‘这是你真正应该道歉的人，她一个人在楼梯上坐了一整晚。’然后我们走向门边，要拿大衣，没想到利奥已经在那里，手上拿着劳利的大衣。”她说，带着个深情的微笑，“劳利什么都没说，只是转过身，把手伸进大衣袖子里。利奥看来没有注意我，但我却看见他两只手故意紧绷，装出生气的样子。告诉你，我很高兴。我喜欢看到劳利无礼的样子。”她耸耸肩。“我上钩了，”她说，“第二天，我翻开英国官员名录找他的名字。但你应该已经知道，上面没有他的名字。我打电话给克拉伯太太，打听他的事。只是出于好玩。‘我昨晚碰到一个很有趣的矮个子。’我说。玛丽一阵惊恐。‘亲爱的，他是祸害，离他远一点。有一次他把我老公拉到夜总会，让他惹出天大麻烦。再说，他的合约12月就到期，到时就得走人。怪可怜的。’我又打电话给艾斯丘太太，没想到她的信息非常有价值，我几乎笑死了。”她笑了出来，下巴靠到胸前，模仿这位经济科科长太太洪亮的声音：“‘如果德国佬缺货的话，他是个有用的王老五。’事情就像她说的样子：我们的人数总是比德国王老五多。在波恩的外交圈子，太多外交官太太追逐太少的德国王老五了。只是，利奥这样的太过老派了，所以我和奥伯蕾只能放弃，但莎拉又说，‘他是个不自觉的刺激物，亲爱的，也许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大为兴奋。挂上电话就一个箭步跑到起居室，写了封毫无内容的长信。”
她再次尝试发动引擎，但这次它却连咳都没咳一下。她把身上的外衣裹得更紧。
“哎，”她喃喃说，“来吧，利奥，你不会让老朋友失望的。”
黑色“欧宝”里面有一点灯光忽明忽灭，像是讯号。特纳没说话，但却轻轻地用粗手指摸了摸裤子后口袋里的扳手。
“那是封像高中女生写的信。谢谢你的关注。抱歉占用你那么多时间，也请你别忘了吹风机的事。然后我又写了个瞎掰的故事，说是有一天到商店买东西，看到有个老太太把两马克掉进一个装苹果的板条箱里。没人可以把钱拿得出来，结果老太太掉头就走，说是她已经付过账。我把信亲自送到大使馆，他下午就打电话过来。有两种型号，他说，较贵的一种有几种风速选择，而且不需要插座。”
“变压器。”
“但颜色是个问题，他说，他无法确定哪一种颜色我会喜欢。我们可以碰个面讨论一下吗？我们在星期四碰了面，地点就是这里。他说他每星期四都会来这里呼吸新鲜空气和看看小孩玩耍。我不相信这话，但我非常开心。”
“他只说了这些？”
“他有一次说他们亏欠他时间。”
“他们是谁？”
“大使馆。劳利把他某项职务拿走，给了别人。所以他就来这里散步，作为补偿。”她摇摇头，一脸钦佩的神情。“他倔强得像骡子。‘他们亏欠我时间，’他说，‘所以我就自己讨回来。这是我惟一的生存之道。’”
“你不是说他什么都不对你透露？”
“我是指最重要的事。”
他等她说下去。
“我们只是散步，看看河，往回走的时候手牵着手。要分别时他说：‘我忘了把吹风机给你看了。’而我回答说：‘好可惜。那我们下星期四得再来一次了。’看得出来他极为震撼。‘亲爱的布拉德菲尔德太太……’他说，但被我打断：‘下次再来这里，你得喊我海柔。’我是个荡妇，我猜你现在是这样想。”
“之后呢？”
“我们每星期四都会约会。在这里。他把车子停在小路上，而我则停在马路边。我们是情人，但没有上床。有时他会说话，有时不会。他老是带我去远眺他的房子，就像是想把它卖给我似的。我们会从一个小山头走到另一个，以便可以看到那房子。有一次我逗他说：‘你是恶魔。你是在带我看恶魔的王国。’他并不介意。你知道，他这个人从不会忘记任何事。他身体里住着个幸存者。他不喜欢我谈罪恶、痛苦之类的东西。他对这类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
“后来呢？”
他看到她的脸低了下来，笑容不见了。
“然后我们上了劳利的床。那是在一个星期五。利奥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复仇者。他总是知道劳利什么时候有远行，他经常会到旅游科打听。他会告诉我劳利这星期会到汉诺威，那星期会到不来梅。”
“布拉德菲尔德去那些地方干吗？”
“老天，我怎么知道？利奥也老是这样问我。劳利从不告诉我任何事情。有时我会想他是在到处追踪卡费尔德……看起来哪里会举行游行示威他就会去哪里。”
“从那次以后呢？”
她耸耸肩。“自此我们一有机会就会在一起。”
“布拉德菲尔德知道吗？”
“老天。知道？不知道？你比德国人还糟糕。介乎知道与不知道之间。你以为所有事情都是一刀切的吗？有些事情要说出来以后才会是真的。劳利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
“老天，你真是给足了你自己理由。”特纳喃喃说，然后想起自己三天前的早上曾对布拉德菲尔德说过同样的话。
她直直地看着挡风玻璃外面。
“人生要的是什么？难道就只是丈夫、儿女、事业？你打乖乖牌，他们就会认为你的牺牲理所当然；你不安分，他们就喊你贱女人。何苦委曲求全呢？我不是上帝。我不能把他们都扛在肩膀上。我为他们而活，他们却为其他人而活。我们全都是圣人。我们全都是傻瓜。所以我们何不为自己而活，追求新生活以补偿奉献过的青春？”
“他知道吗？”
他攥住她手臂。
“知不知道！”
泪珠从她鼻梁两边滑落。她把它们拭去。
“劳利是个外交家，”她终于说，“懂得什么叫可能性的艺术。他训练有素，目标实际，知道有些事情不说破比说破更好。他不会失去自持，这就是他的为人。除了工作，他不为任何东西活着。”
“但他知道。”
“也许吧，”她疲倦地说，“我从来没问过他。对，他知道。”
“是你指使他让利奥续约的，对不对？去年12月。你下了工夫。”
“对。恶心，我承认我的做法很恶心。但那又是非做不可的，”她说，就好像谈到什么重大任务，“否则他就会让利奥走人。”
“这就是利奥想要的。这就是他泡你的理由。”
“劳利娶我是图我的钱，图他可以从我这里得到的好处，”她说，“但利奥与我在一起是因为爱我。这个回答让你满意了吗？”
特纳没有回答。
“他从不会甜言蜜语。他从不会说一些大话。‘再有一年就好。海柔。让我再有一年可以爱你，可以讨回他们亏欠我的。从12月起再一年，然后我就会离开。他们不了解他们有多需要我。’所以我就邀他到家里来喝酒。那是发生在人们开始说我们闲话之前。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叫劳利早点回家。‘劳利，这位是利奥·黑廷，他为你工作的，也负责弹礼拜堂里的风琴。’‘当然，’他说，‘我们见过。’我们喝酒聊天，谈些这那的：谈从军营超市买回来的坚果，谈春天的假期，谈柯尼希斯温特的夏天是怎样的。‘黑廷先生邀我们到他家用餐，’我说，‘你说他是不是太客气了。’第二个星期我们就去了柯尼希斯温特。就是这样。”
“就是怎样？”
“老天，你还不明白？我向他挑明了！我向劳利挑明了我想要他给我做什么！”
 
四周现在相当安静。一只只白嘴鸦哨兵似的高踞在缓缓晃动的枝条上，再没有风吹乱它们的羽毛。
“它们和马是一样的吗？”她问，“它们都是站着睡觉的吗？”
她转过头看特纳，但他没有回答。
“他讨厌静，”她幽幽地说，“静会让他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喜欢音乐；就是为什么他会喜欢他的房子……那里整天都有声音。就连死人睡在那里都会受不了。惟有利奥受得了。”
她在回忆中微微一笑。
“他不是住在那里，他是在操控它。就像操控一艘船。整个晚上他都会跑上跑下，修理一扇窗、一扇百叶窗板。他一辈子都是这样。悄悄地害怕，悄悄地回忆，回忆一些他不愿意说出来而又期望你会了解的事情。”她打了个哈欠。“他不会来了，”她说，“他也讨厌黑暗。”
“他在哪里？”特纳问道，语气紧急，“他在做什么？”
她没有说话。
“听着，我知道他告诉过你。在枕边向你耳语，吹嘘他怎样把整个世界耍得团团转。吹嘘他有多聪明，他的诡计有多高明，他骗了哪些人！”
“你误解他了。彻底的误解。”
“那就告诉我实情！”
“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是笔友，就那么多。他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哪个世界？是莫斯科吗？”
“我是对的。你是个庸人。你希望所有线条都是清晰的，所有色彩都是分明的。你没有胆量去面对中间色。”
“他有胆量吗？”
她看来已经不把特纳放在心上。“我们走吧，拜托。”她说，就像是特纳一直让她等着。
他推车推了好一段路，车子才发动得起来。他们要转弯下山时，他看到那辆“欧宝”匆匆忙忙开出，跟在他们后面，距离保持在三十码开外。她开到雷马根一家河滨区的饭店。坐下时，经营饭店的老妇人轻拍她的手臂。那位小绅士怎么没来？老妇人问，就是总乐呵呵、抽雪茄、说得一口好德语的那位。
“他说德语带腔调，”海柔向特纳解释说，“有一点点英国腔。他是刻意练出来的。”
向阳间里空荡荡，只有角落坐着一对男女。那女的有一头长长的金发。特纳脸上的伤口引起他们的好奇。从旁边的窗子，特纳看见“欧宝”停在下面的河滨空地上。车牌已经换过，但脸还是原来两张月亮脸。他头痛欲裂，没把杯中的威士忌喝到一半就想要吐。他要求送杯水过来。老妇人端来一瓶本地的矿泉水，又解释说，这矿泉水很有疗效，两次大战时都用来治疗那些试图渡河而受伤的人；当时这饭店被用作急救站。
“他本来约我上星期五来这里碰面，”她说，“然后再带我回家吃晚饭。星期五劳利要到汉诺威去。但利奥在最后一分钟打电话给我，取消约会。”
 
“上星期四下午他迟到了。以前我不以为意，有时他甚至不会赴约。他工作很忙。但这一次却不同。他变了。从一个月之前左右开始变了。我第一次怀疑他有了别的女人。他常常东去西去……”
“去什么地方？”
“有一次是柏林。还有汉堡、汉诺威、施图加特。就像劳利一样。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不是很相信。他不是对事实很执着的人，不像你。”
“上星期四下午他迟到了。然后呢？继续啊！”
“他说是因为和普兰什科吃午饭才会迟到。”
“在马特努斯。”特纳呼吸急速地说。
“他们有事讨论。他没说是什么事。他满怀心事。我了解他，知道追问没有用，所以就只陪着他静静散步。当时他们也是在旁边监视。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但现在却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她耸耸肩，“而在当时，我也决定了：只要他手指头一勾，我就会马上收拾行李，和他一道远走高飞。”她望着河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包括丈夫儿女。只不过他并没有那样要求。”
“他找到了什么？”特纳低声问。
“我不知道。他找到了那东西，去跟普兰什科商量，但普兰什科的反应并不好。利奥早就知道普兰什科变了个人，但还是非试试看不可。他要确定自己还剩下多少资源。”
“你怎么知道的？他告诉了你多少？”
“大概比他以为的少。他认定我是他的一部分。”她耸耸肩，“我是一个朋友，而朋友是不问问题的。不是吗？”
“继续说。”
“他说劳利第二天要到汉诺威，所以想要我星期五晚到他家吃晚饭。一顿特别的晚饭。我问他：‘是为了庆祝吗？’‘不是，海柔，不是为了庆祝。’但现在一切都变得特别了，他说，而他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他不会得到再次续约。12月之后不会有另外一年，他说，所以我们何不每隔一阵子就来好好吃一顿。他约我先在雷马根这里碰面，再到他家，然后又说：‘对了，海柔，布拉德菲尔德去汉诺威是搞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他干吗要在游行示威的两天前到那儿去？’”
她装出利奥的表情：一张眉头深锁而又诚恳无比的德国脸。显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会装这种脸逗他。
“那劳利是在搞什么东西？”特纳问道。
“什么都没搞。因为结果他并没有去。利奥一定是得到风声，才会取消约会。”
“什么时候取消的？”
“他星期五早上打电话给我。”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晚上不能来。他没有说理由。至少不是真的理由。他说他非常非常抱歉，但有件非做不可的事情等着他做。事情变得非常紧急了，他说。”
“就是这样？”
“我说没关系，”她努力压抑伤悲，“又祝他顺利。”她耸耸肩，“从此我就再没有他的消息。他消失了而我则忧心忡忡。我打电话到他家，白天打，晚上也打。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被邀请到我们家参加晚宴。我想你也许知道些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知道——连白痴都可以看出来。”
金发女郎站了起来。老妇人正在开账单。特纳大声请她多拿一些水来。
“见过这钥匙吗？”
他笨拙地从信封里抽出钥匙，放在她面前的桌布上。她拿起它，放在手掌上端详。
“你从哪里找来的？”
“柯尼希斯温特。在一件蓝色西装里找到的。”
“那是他星期四穿的西装。”
“是你给他的吗？”他问，毫不掩饰他的鄙夷，“你们家的大门钥匙？”
“那大概是我惟一不会给他的东西，”她过了片刻才回答，“这是我惟一不会为他做的事。”
“继续说。”
“我猜这就是他想从帕吉特那里得到的东西。克拉伯太太告诉我他跟这个贱女人有过一腿。”她凝视河滨空地，然后看着那辆等在阴影处的“欧宝”，然后又望向河对岸利奥的住处。
“他说大使馆里有某些属于他的东西。很久以前的东西。‘那是他们亏欠我的，海柔。’他说，但不愿说出那是什么。是一些记忆，他说，是和很久以前的事情有关的。我对他说：‘那你就去问他们要啊，去问劳利要，他是个讲道理的人。’他说不行，说劳利是这个世界上他最不能提这事的人。那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它被锁起来了，而他们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等一下，我知道你想打岔。等我把话说完。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是超出你应知道的范围的。”
她喝了点威士忌。
“大概第三次……在我家里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又谈到这件事。‘不是值钱的东西，’他说，‘也无关政治，而是某样他们亏欠我的东西。’如果他是值夜官，那事情就会很好办，问题是他没有资格当值夜官。他想要的是一把钥匙。他们不会记得它的，何况谁都不知道钥匙串上一共有几把钥匙。有一把钥匙是他非弄到手不可的。”她迟疑了一下，“劳利让他深深着迷。他喜爱他的更衣间，喜爱一个绅士所拥有的各种小玩意儿：袖扣，皮带之类的……他喜欢看。有时对他而言我的最大吸引力就在于我是劳利的太太……他想知道一切有关劳利生活的细节，例如谁帮劳利擦鞋，谁是劳利的裁缝。等第二天早上要换衣服离开的时候，他假装突然想起他谈了一整晚的话题，对我说：‘对了，海柔，你可以帮我拿到钥匙的。找一个劳利在大使馆工作得很晚的晚上。你打电话给他，说你落了什么东西在大使馆会议室里。事情会非常简单。那是把不一样的钥匙，跟其他钥匙都不同，很好认。’”她声音平板地说，把钥匙递还给特纳，“但我说：‘你这么聪明，会自己找到办法的。’”
“那是圣诞节前的事？”
“对。”
“老天爷，”特纳轻声说，“我真蠢到家了！”
“为什么？你想到什么？”
“没有。”他的眼睛闪烁着胜利的光芒。“我只是想到我忘了他是个贼。我以为他复制了钥匙，但不是。他是直接去偷的。偷当然更省事。”
“他不是贼！他是个人。十倍于你的人。”
“当然，当然。你们是高人一等的。你们两个都是艺术家，而劳利只是个可怜的该死的工匠。你们才有灵魂，而劳利会含羞忍辱，只因为他爱你。老天，我一直都以为人们闲言闲语的女主角是珍妮·帕吉特。可怜的家伙。”他说，眼睛望出窗外，“我永远不会喜欢布拉德菲尔德，但他至少得到我的全部同情。”
他把一些钱放在桌上，尾随她走下石头台阶。
“我猜他从未对你提过玛格丽特·爱克曼这个人吧？他以前本来打算娶她。她是他惟一爱过的女人。”
“除了我，他没爱过任何女人。”
“他没跟你提过她？但他倒是向别人提起过。除了你，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他的至爱。”
“我不相信。我绝不会相信。”
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对对对，你改变了他。他爱你。只要你们能在一起，那整个世界翻了过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我改变了他。他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我让他活过来的。不管他正在做什么，他现在都是活着的。那是我们的时间，我不会让你或任何人把它给毁了。他找到了我。”
“他还找到什么别的？”
奇迹似的，汽车一发就动。
“他找到了我，而不管他在那下面找到了什么，那都是让他活过来的另一股动力。”
“下面？哪里的下面？他去过哪里？告诉我！你知道的！他告诉过你什么？”
她开走了，没有往回看。车子缓慢开上河滨空地，然后再开入黄昏和点点灯火中。
“欧宝”开出，准备要尾随她。特纳任它从身边开过，跑到马路对面，跳上一辆出租车。
大使馆停车场停满了车，大铁栅栏门处的守卫增加了一倍。大使的劳斯莱斯再一次停在大门前，像一艘准备开入暴风雨的古老帆船。特纳跑上台阶时，雨衣下摆在他身后飞扬，钥匙已经握好在手里。

15 光荣洞
两个外交信使站在值班柜台前面，他们的黑色皮革信袋像降落伞背囊一样挂在颜色鲜明的军装上。
“谁是值夜官？”特纳厉声说。
“我以为你走了，”冈特说，“你不是昨天晚上7点……”
两个外交信使匆匆给特纳腾出空间时，响起皮革的吱吱声。
“我要钥匙串。”
冈特看着特纳伤痕斑斑的脸，眼睛睁得老大。
“打电话给值夜官，”特纳拿起话筒，递给柜台另一头的冈特，“叫他把钥匙带下来。马上！”
冈特表示抗议。大堂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继而又变得鸦雀无声。特纳听着冈特用冒傻气的威尔士腔半是抱怨、半是奉承地咕哝。他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拉到幽暗的走廊去。
“如果你不照我的话说，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吃不了兜着走。”
“钥匙不在楼上。”
“那在哪里？”
“我给带下来了。在保险箱里。但没有人签字授权，我无法交给你。这个你应该很清楚！”
“我不是要拿走钥匙。我只是想让你数数数目。数数有几把！”
两个外交信使彼此低声交谈。但特纳的声音像斧头一样把他们的声音给劈开。“总数应该是多少？”
“四十七把。”
冈特把一个较年轻的警卫叫来，打开保险箱，拿出那串黄铜钥匙。按捺不住好奇心，两个外交信使也凑过来，看着冈特数念珠似的用他矿工般的粗手指一把一把点数钥匙。冈特一共数了两次，交给另一个警卫再数了一次。
“怎样？”
“四十六把。”冈特不情愿地说，“错不了。”
“四十六把，”年轻警卫附和说，“少了一把。”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点的？”
“很难说，”冈特嗫嚅着说，“过去几星期一再被调进调出。”
特纳指向装在地下室楼梯口的闪亮铁栅门。
“我要怎样才能下去？”
“布拉德菲尔德有钥匙。那是一道防暴门。警卫没有权力打开。”
“那清洁工是怎么下去的？司炉工又是怎么下去的？”
“司炉工有不同的入口。自从不来梅的暴动以后，下面也装了铁栅门。他们只能走到锅炉房去，无法走得更远。”冈特说，样子很害怕。
“应该有一个逃生口或载货升降机之类的。”
“只有一道后楼梯，但它的入口一样是上了锁的。锁着的。”
“钥匙呢？”
“在布拉德菲尔德那里。电梯钥匙也是。”
“它的入口在哪里？”
“顶楼。”
“也就是你住的那一层楼？”
“是又怎样？”
“是不是你住的那一层楼？”
“附近。”
“带我去看！”
冈特看看地板，看看特纳，看看另一个警卫，然后又再看着地板。最后，他不情不愿地把钥匙串交到年轻警卫手里，没对两个信使说一句话就急步带特纳往楼梯走。
大使馆形同白昼。所有灯全亮着，所有门全开着。秘书、文员、外交官在走廊里匆匆来去，没理会经过的冈特和特纳。大家谈的都是布鲁塞尔。这城市的名字像通关口令一样，低声在口耳之间流传。它附着在每一根舌头，每一部打字机和每一台电话上面。他们爬上另一道楼梯，到了一条闻起来像是通向游泳池的短走廊。然后一股清新气流突然从他们左手边吹来。他们前面的门上写着“参赞处警卫宿舍：冈特先生太太”。
“我们不需要进去吧？”
“每个星期五晚唱诗班练唱完，他就是上这里和你聊天喝茶？”
冈特点点头。
“之后呢？你送他下楼吗？”
“他不让我送。他总是说：‘你留在这里，伙计，看看电视。我自己知道路。’”
“这扇就是后楼梯的门？”特纳指着左边气流吹入的地方说。
“那是锁着的。已经好几年没打开过。”
“这里是惟一的入口？”
“可以直接通到地下室。本来有一条垃圾斜道的，后来因为经费没有了，他们就改装上一道楼梯。”
门很坚固，装着两个看来已长时间没动过的大锁。特纳用一支铅笔粗细的手电筒照看门楣，又轻轻用手指抚摸门两边的接口，然后猛力推了推门把。
“来这里。你跟他身高差不多。你试试看。拿着门把。别转。推推看。用力推。”
门一声不响就开了。
 
空气非常冷而且浑浊。他们站在半个楼梯平台上。脚下的楼梯非常陡。旁边一扇小窗让人可见红十字会大楼那边的田野。正下方，食堂烟囱的通风帽正在向黑暗散发阵阵炊烟。墙壁上的灰泥大片大片剥落。在门柱的另一边，木头被整条锯掉。他们听到滴水声。就着微弱灯光，他们开始往下走。梯级是石头的，中央铺着一张窄窄的椰子席。一张非常旧的海报这样写着：“大使馆俱乐部请往这边走。欢迎驾临。”他们听到水壶在煤气炉上噗噗响的声音，又听到一个女孩在朗诵一段文字：“尽管联邦德国的官方声明形容他们撤走的理由只是技术性的，但任何最清醒的评论家都会……”他们出自本能地站住，一颗心悬着，聆听那些在楼梯井里发出的清晰字词。
“是通风管，”冈特低声说，“是从通风管传来的。”
“闭嘴。”
“稳健，”他们听到莱尔懒洋洋地纠正那女孩的声音。“稳健要好得多。把清醒改为稳健好吗，亲爱的？我不想让他们以为我们要借酒浇愁。”
女孩咯咯笑了出来。
他们一定已经走到地下室，因为一个用砖封了起来的门洞挡在他们前面，一些湿灰泥块散落在油地毯上。一个凑合的告示板在宣传一些已经消失了的娱乐活动：大使馆剧社将要公演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一个盛大的英联邦儿童联欢会将在大使官邸举行，报名者请于12月10日前把姓名连同任何特殊的膳食要求交给大使私人助理室。告示上标示的年份是1954年，签署的人是黑廷。
有片刻时间，特纳需要与错乱的时空感搏斗，而且差点输了。他再一次听到驳船的声音和玻璃杯的碰撞声，听到煤灰的滑落声和索具的吱吱声。他感受到同一种搏动、同一种内在张力从各种声音的表面跳了出来。
“你怎么看？”冈特问他。
“我没有看法。”
头晕而困惑，特纳带头走入了最旁边的一条走道，太阳穴搏动得飞快。
“你气色不太好，”冈特说，“谁对你下的手？”
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房间，里面除一台老车床外别无一物，撒落在车床基座四周的锉屑都已经生锈。远处的墙壁上有一扇门。特纳推开它。有片刻时间，他的沉着不见了：他往后退，发出一声惊呼。不过那只是错觉在作祟，让他吓一跳的只是那扇高及天花板的新铁栅门的栏杆，只是一些挂在电线上的工作服，只是湿气在混凝土上形成的古怪图案。空气中混杂着洗衣日和不完全燃料燃烧的刺鼻气味；火在砖灶口形成一片颤抖的红光；铁栅门上闪着一点一点的光点。怕什么怕，又不是世界末日，他这样告诉自己，不过是战争年头一班夜间火车：一个拥挤的车厢，而我们全睡着了。循着过道，他走到另一扇门。
那是一扇钢门，门缝与灰泥密合，就像是一扇位于吃水线之下的防洪门。门框和门楣已经生锈，门上写着“禁止入内”。这四个大字年深日久，油漆已呈片状剥落。门左边的墙漆成白色，而特纳看得出来上面有手推车刮过的痕迹。他头上的灯有铁丝罩子罩着，在他脸上投下一些黑手指般的阴影。他拼命为保持意识的清醒而战。包了保护层的水管71沿着天花板蜿蜒，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而在铁栅门后面的钢炉喷着白色的火花，带来一些忽明忽暗的小阴影。老天，他心想，这里的热能够推动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了，却被平白浪费在一家孤零零的梦工厂。
他得与钥匙搏斗。他得猛扳几下门把手，锁才愿意开始转动。然后突然间，锁像一根绷断了的竹竿一样啪哒一声，回声向外传开，在遥远的房间造成回响。保佑我，特纳在心里说；上帝，保佑我。别改变我的本性或人生，别改变这地方或移动我正在追随的道路……
门下面一定有一片粗沙砾，因为它被特纳推开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而且开到一半就不动了，特纳得用整个身体去顶它，就像要顶上一扇有大水涌入的防洪门。威尔士人冈特则只是站在后面看着，心里涌起强烈好奇，但又不敢插手。起初，在摸索电灯开关时，特纳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接着，一扇布满蜘蛛网的窗子朦朦胧胧向他显现。这窗子让特纳害怕，因为他痛恨监狱。而这窗子会让他联想到监狱，是因为它开在墙壁高处，像灶口一样是拱形的，而且装有铁栏杆。透过最高一个窗格，特纳瞥见停车场的湿砾石。就在他站在那里，微微摇晃身体的时候，一束汽车大灯的灯光缓缓爬过天花板，就像搜索逃犯的监狱探照灯灯光。接着一阵发动机的咆哮声响彻整个地下墓穴。窗台上搁着一床军用毯子，而特纳心里想：哈，你还记得要遮黑窗子，还记得伦敦的灯火管制72。
他的手找到了电灯开关，那是半球形的，像女人的乳房。当他按下开关的时候，它发出砰的一声，让特纳感觉仿佛有一记拳头向他全身袭来，而随着灯一亮，灰尘纷纷从黑色的混凝土上向他翻滚过来。
“他们叫这地方光荣洞。”冈特低声说。
那辆档案手推车就在书桌旁边的一个壁凹里。手推车上层放着档案，下层放着各种大小的文具，全都装在标准的长信封里，竖起，随手就可拿到。在书桌的中央，阅读灯的旁边，放着那部失踪的长滑架打字机，旁边是三四个锡盒子的荷兰雪茄。在另一张单独的桌子上，放着热水瓶、三军福利社的杯子、沏茶机和闹钟。地上放着小电风扇，它固定瞄准书桌的角度，看来是用来驱散湿气的。在那张人造皮的新椅子上，放着一个部分由爱克曼小姐绣的靠枕。他一眼就认出这一切，并像跟老朋友打招呼一样，只微微点点头。更吸引他目光的是几面墙壁上那些高达天花板的档案柜，上面整齐排列着一个个细长的档案夹，每个背棱上都有一个铁环已经生锈的拇指孔。有些档案夹已经发灰发霉，有些则因为潮湿而发皱或弯曲。它们穿着黑戎装，一排又一排立正着，就像训练有素的退伍老兵，等着召唤重返战场。
特纳一定是问了这些是什么档案，因为他听到冈特低声说：不知道，我说不上来；以我的职位不可能知道。它们来到这里的时间久得超过任何人的记忆。不过有些人说是军法处的档案。是用卡车从明登运来的，距今一定至少有二十年时间，也就是占领结束的时候。这是他惟一知道的，冈特说，是他凑巧听到别人说的，因为冈特不是爱打听的人……超过二十年了……那些卡车在一个夏日的黄昏出现……麦克米伦和其他人花了半个晚上才把东西卸好……当然，在那段日子，大使馆被认为可能会用得着这些档案……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翻它们，谁会有兴趣？没错，上一任那个古怪参赞曾经要过钥匙来这里找东西，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冈特说他不记得是多久以前的事，只知道没有人来过这里已经许久了——不过他也不敢拍胸脯保证就是……这房间的钥匙起初一定是单独收藏的，要过了好一段日子才被收到值夜官的钥匙串上去……不过，距今不算太久以前（什么时候却不记得了），他曾经又听到有人提起过这些档案。是马库斯，大使馆一个司机，现在已经离职。马库斯说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军法处的档案，而是调查组的档案……冈特继续这样絮叨着，语气紧急而神秘兮兮，像个教堂里祷告的老太婆。但特纳已经听而不闻。他正在看一张地图。
一张没有着色的地图，字体是波兰文。
它钉在书桌上方，看得出来是最近才钉在潮湿的灰泥上的，而它占据的是人们通常会用来挂小孩照片的位置。地图上没有标示大城市，没有标示国界，没有比例尺，没有指示东南西北的小箭头。有的只是各个集中营的位置：北面的新加默和贝尔森，南面的达豪和毛特豪森，东面的特雷布特卡、索比堡、马伊达内克、贝乌热茨和奥斯维辛，位于中间的拉文斯布吕克、萨克森豪森、海乌姆诺和格罗斯-罗森。
“他们亏欠我，”特纳脑子里突然跳出这句话，“他们亏欠我。”老天，我真是猪，是不折不扣的大蠢材。利奥，你这个毛贼，你来这里是为了搜寻可怕的童年。
“你走吧。我有需要会找你。”他视而不见地瞪着冈特，右手支在一个档案柜上。“别告诉任何人。布拉德菲尔德、莱尔、克拉伯……谁都别说。你明白了吗？”
“我不会说的。”冈特说。
“我没来过这里。我不存在。我今天晚上从未出现过。明白了吗？”
“你应该看医生的。”
“滚吧。”
他把椅子拉出来，用指尖把小靠枕推到地板上，坐在书桌的后面。他一手支颐，等待整个房间沉淀下来。现在，他就像黑廷一样，是孤独的一个人，活在借来的时间里；也像黑廷一样，在搜捕一个失踪的真相。窗子边有一个水龙头，他在沏茶机里注满水，然后把玩它的按钮，直到水声嘶嘶作响为止。走回书桌的时候，他几乎碰翻了一个绿色的箱子。它的大小和一个窄公文包相当，但却是僵硬和长方形的，用强化过的皮革制成。把手正下方有女王的缩写字母，八个角镶了钢片加固。锁已经被撬开，里面空无一物。这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吗？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追寻已经不在的东西吗？73
他孤独一人，相伴的只有档案、电暖炉温暖潮湿的臭气、电风扇的微风和沏茶机的呢喃声。他慢慢翻阅桌上的文件。有些文件很老旧，是从档案柜上取下的，一半用英文书写，一半用歪七扭八的哥特式字体书写。上面的名字乍看都像运动员，姓在前，教名在后。每份文件顶部都有三言两语而底部都有一个草草的签名，用以交代它们的最终处理方式。手推车上的档案都是新的，纸张饱满光滑，签署者是一些他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些活页夹，里面是寄出和寄入信件的清单。
他孤独一人，正站在黑廷追寻之旅的起点，相伴的只有外头走廊水管阴沉的咕噜声。它们和马是一样的吗？他听到海柔询问的声音，它们都是站着睡觉的吗？他孤独一人。而不管他在那下面找到了什么，那都是让他活过来的另一股动力。
 
梅多斯正在打瞌睡。但他绝不会承认，而科克也绝不会以此指控他。不过你也可以说他真的没有睡，因为就像海柔的马一样，他的眼睛是张开的。他斜躺在装了软垫的椅子上，样子像个合该退休的人。破晓的声音透过打开的窗子漂浮了进来。
“我要到比尔·萨克利夫那边去一下，”科克说，故意大声，“没有你要的吧？但我们先泡杯茶来喝如何？”
“没问题，”梅多斯说，“等我一分钟就好。”科克从窗户望向停车场，让梅多斯有时间全醒过来。
“我们泡杯茶来喝如何？”他把话重说一遍，“瓦莱丽把水烧开了。”他手里拿着一个活页夹。“自不来梅暴动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比昨天晚上更呛的了。大家都谈个没完。到了凌晨四点，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保密规定。大使和外相刚刚才直接在电话上通过话。我想他们气炸了，把密码什么的完全抛诸脑后。”
“他们早就气炸了，”梅多斯回答说，更多是对自己说而不是对科克说，“被利奥气炸了。”
从来没有一个黎明会凶兆十足。天地太自足了：它的声音、颜色、气味都自信得不足以维持我们最不祥的预感。就连在大铁栅门站岗的警卫——他们的人数从昨天傍晚起就增加了一倍——看来也是一幅祥和憩静的模样。在他们的皮革大衣上闪烁的晨曦是柔和无伤害性的；他们在驻守范围里慢慢踱出的每一步看似都是经过量度和深思熟虑的。科克决定转而谈些开心的话题。
“我估计也许就是今天，”他说，“到午餐时间我就会是个爸爸。你怎样看，阿瑟？”
“不会那么快，”梅多斯说，“第一胎不会。”他们开始点数停车场里的车子。
“满坐，座无虚席。”科克宣布。真的是这样。布拉德菲尔德的白色“捷豹”、莱尔的红色跑车、珍妮·帕吉特小小的“沃尔斯利”，加韦斯顿的旅行车（前座放了张儿童安全椅），杰克逊那辆粗犷的越野车，全都在停车场里。哪怕是克拉伯那辆破“船长”——大使曾经两次亲自下令把它逐出停车场——也因为危机在即而偷偷爬了回来；它的挡泥板向外翘出，犹如爪子。
“‘路虎’看起来很帅。”科克说。这车子停在食堂另一头的围墙旁边。在肃穆的寂静中，他们一起赞叹它的杰出外形。在离他们不远处，灰色的劳斯莱斯停在它专属的车位，由一位陆军下士守护着。
“他见过他了，对不对？”梅多斯问。
“当然。”科克舔舔食指，从活页夹里挑出相关的电报，大声念起来。那是一份大使向外相描述他与德国总理会面过程的电文。“……我回答说，身为外交大臣，阁下您对他亲自许诺过的举措深表信赖，而且百分之百相信，他丝毫不会考虑向少数暴力分子屈服。我也提醒他法国人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态度，形容这种态度不只是不智的，而且是彻头彻尾反美、反欧洲，尤其是反德的……”
“听，”梅多斯突然说，“别说话。听。”
“听什么……”
“安静。”
从走廊远处传来一种稳定、低沉的嗡嗡声，像是车子爬坡的声音。
“不可能，”科克说，“钥匙在布拉德菲尔德那里，而他……”他们听到折叠门的开关声和小声的液压刹车声。
“是床！就这么回事。送更多的床来。他把电梯打开好让他们送床上来。”接着，就像是给科克这个理论提供证据似的，又传来一阵金属碰撞声和弹簧的吱吱声。
“我可以打包票，到了星期天，这地方就会沦为一艘诺亚方舟。小孩、姑娘，甚至那些德国雇员全都会挤在这里。巴比伦，对，这里会成为巴比伦，更贴切的形容是会成为索多玛和俄摩拉74。哎哟，要是小宝宝在示威当天出生怎么办？那真是走狗屎运，对不对？我的第一个小宝宝竟然是诞生在围城里！”
“读下去吧。”
“总理注意到英国人的焦虑不安，但他认为那是没必要的。他保证会召集各个部长，共商可以使形势恢复平静的对策。我建议他发表一份政策声明，说这会相当有用，但总理却认为，旧话重提只会减弱效果。我问他是不是应该考虑保留德国代表团在布鲁塞尔所住的饭店房间，以消除外界胡乱的猜测，又说阁下您因为听到德国代表团已经结清饭店账单的报道而深感困扰。对此，总理回答说，他也深信采取某些辟谣之举是有必要的。”
“空话。”梅多斯心不在焉地说。
“‘总理又问及女王陛下的健康。他听说女王陛下得了一点流行性感冒。而我回答说，就我所知，女王陛下正在康复中，但还是会去问问最新情况，再向他报告。总理说他希望女王陛下多注意身体，因为目前正是一年里最诡异的季节。我回答说我们全都衷心希望气候到了星期一会恢复稳定。我们都笑了。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下道别。’哈哈哈。他们还谈了一下今天的示威。总理说我们不必担心。不必担心才奇怪呢。伦敦方面连白金汉宫都被惊动到了。”科克打了个哈欠，继续读道，“‘会面于晚上10点20分结束。一份联合声明将会发布给报界。’经济科的人气疯了，而商业科的人正在评估英镑被抛售的话我们会有多大损失。金价说不定也会波动。英国股票亦有可能大跌。但关我屁事！”
“你应该去读大学的，”梅多斯说，“你入这一行入得太早了。”
“生的是双胞胎的话我就不会再生。”科克说。这时瓦莱丽把茶端了进来。
刚把马克杯举到嘴边，梅多斯就听到手推车轮子吱吱的滚动声。瓦莱丽砰一声把托盘放下，一些茶从茶壶溅到糖碗里去。她身穿绿色套头毛衣，而当她向门边转过头的时候，喜欢看她的科克注意到，她脖子上起了浅浅的皮疹。但科克还是比谁都快走到门边。没错，就是他们不见了的那辆档案手推车，上面红黑两色的档案堆得老高，推车的人是阿伦·特纳。他没有穿外衣，脸上挂着两个深黑色眼圈，嘴唇上有一个草草缝合过的明显伤口。他也没刮胡子。公文箱子就搁在档案堆的最上边。科克事后说，他当时的感觉是特纳正在单枪匹马把手推车推过敌营。随着特纳走过走道，门一扇接一扇在他身后打开：克拉伯、帕吉特、莱尔、加韦斯顿，他们一个接一个探头出来，然后又一个接一个站了出来。等特纳把车子推到档案库中央的时候，整条走廊里只有一扇门是没有打开的。
“让它留在这里。别碰上面任何东西。”
然后特纳穿过走廊，没有敲门就径直走进了布拉德菲尔德的办公室。

16 “彻头彻尾的假货”
“我以为你走了。”他的语气疲倦要多于惊奇。
“我错过了班机。她没告诉你吗？”
“你怎么把自己的脸搞成这个样子？”
“西布克龙派人搜我房间，想找有关黑廷的线索。我干扰了他们。”他坐了下来。“他们都是仇英的。就像卡费尔德一样。”
“黑廷的案子已经结束，”布拉德菲尔德很刻意地把面前一些电报推到一旁，“我已经把他的数据寄到伦敦，同时附有一封信，评估这事对我们造成的安全损害。其余的事伦敦方面会料理。我相信，到了适当时候，他们一定会就要不要把此事知会我们在北约的伙伴，作出决定。”
“我看你大可取消那封信，忘掉你的评估。”
“我已经给了你相当多的宽容，”布拉德菲尔德厉声说，态度恢复一贯的严厉，“各式各样的宽容。宽容你的不专业，宽容你对外交的无知，宽容你非同寻常的粗野。你在这里带给我们的一直只有麻烦，没有别的；看来你是铁了心要当不受欢迎的人。你到底安什么心？我叫你离开波恩但你却赖着不走。然后又衣不蔽体地闯进我办公室。难道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今天是星期五！是示威游行日。就当我是怕你忘了提醒你。”
特纳没有动一下，而布拉德菲尔德的愤怒最后也被疲惫取代大半。“拉姆利告诉我你粗野但有效率，但看来你还不只是粗野。我一点都不惊讶你会挨揍，是你自找的。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意孤行的话可能会有什么结果。我也告诉过你我要放弃调查的理由。我没有计较你对我下属不必要的野蛮。但我受够了。你不准再出现在大使馆。出去。”
“我已经找到那些档案，”特纳说，“找到了所有东西。那台手推车，打字机，椅子，电暖炉，还有莱尔的风扇。”他的声音不连贯而没说服力，他眼睛盯着的似乎是不在这办公室里的东西。“还有茶杯和他在不同时间偷走的各种硬件。还有他从收发室签收而从没有交给梅多斯的信件。它们是写给利奥的，明白吗？是回答利奥询问函的回信。他在地下室搞了一个自己的部门，一个参赞处的独立单位。只是你从不知道罢了。他发现了有关卡费尔德的真相，所以他们要对付他。”他用手轻触脸颊。“对我下手的人和追逐利奥的是同一批人。他要逃是因为他问了太多问题，知道了太多事。就我猜想他们已经抓到他了。原谅我说这些无聊屁话。”他淡淡地说，“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喝杯咖啡。”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动。
“那个绿档案怎么样？”
“不在了。只剩下个空箱子。”
“他带走了吗？”
“我不知道。也许是普兰什科拿走的。”他摇摇头，“我很遗憾。你得要赶在他们前头找到他。否则他们就会杀了他。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卡费尔德是个骗子和杀人犯，黑廷找到了证据。”他提高嗓门。“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吗？”
布拉德菲尔德继续看着他。
“黑廷是什么时候起意要对付卡费尔德的呢？”特纳自言自语地说，“起初他是不想管这事的。他转过身去。他对很多事情都转过身去，不想去回忆。他就像我们一样，不想管闲事，想要谨守纪律，视之为牺牲。平常做做园艺，参加参加宴会，幸存下去。他把头低下，任由世界在他头上滚过。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十月，也就是卡费尔德开始得势起。你知道吗，他认识卡费尔德。而卡费尔德亏欠他。这让利奥耿耿于怀。”
“亏欠他什么？”
“别急。慢慢来，让我们一点一点从头开始。他被卡费尔德惹火了。我们都知道什么叫被卡费尔德惹火，对不对？到处都看得到卡费尔德的照片。有微笑着的，有皱着眉的，有一脸威吓的……他的名字反复在利奥耳边响起：卡费尔德是个骗子，卡费尔德是个杀人犯，卡费尔德是个假货。”
“你在说什么？听起来荒谬十足。”
“利奥不再喜欢这样：他不再喜欢谎话连篇，他想要真相。你可以说是他的男性更年期作祟。他厌恶自己……厌恶自己袖手旁观，厌恶自己的幸存。他对自己的老把戏和生活方式感到倒胃。我们全都有过类似的感觉，对不对？但利奥的感觉比我们强十倍。所以他决定要讨回他被亏欠的：向卡费尔德讨回公道。你知道他有很强的记忆力，记得很久以前的事。于是他开始策划。先是想办法打入档案库工作，接着想办法得到续约，然后想办法取得各种档案：《名人追踪》……预定要销毁的档案，还有光荣洞里那些陈年档案。他把一个旧案子重新打开，加以调查……”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生了病。我建议你回去躺下来休息。”他的手伸向电话。
“他第一件事是拿到钥匙，这对他来说轻松容易。放下来！把电话放下！”布拉德菲尔德的手犹豫了一下，又放回到吸墨纸上面。“然后他开始在光荣洞里工作，建立起自己小小的办公室，做备忘录，写信。任何档案库里他用得着的东西，他就偷。他是个贼，这是你自己说过的。你应该知道。”有那么片刻，特纳声音变得温柔和体谅。“你是什么时候给地下室装上铁栅门的？不来梅的暴动之后对不对？一个周末？他就是那时候恐慌起来的。惟一的一次。他就是那时候偷走手推车的。我在谈的是卡费尔德，听好！关于他的博士学位，他的服役记录，他在斯大林格勒受的伤，一家化学工厂……”
“这一类谣言已经传了好多个月。自从卡费尔德成为政治要角以来，有关他过去的谣言就一刻不停，但他每次总是能够成功辟谣。西德这里几乎没有一个有头脸的政治人物未受过共产党的中伤。”
“利奥不是共产党，”特纳用极疲惫的语气说，“你说过的，他是个政治低能儿。他有很多年都远离政治，因为他害怕他会听到些什么。我在谈的不是谣言，而是事实。那全都是记载在我们的档案里的，就锁在我们自己大使馆的地下室里。他就是在那里找到档案的，现在，就连你也无法把它们埋葬了。”他的声音既没有洋洋得意的味道，也没有敌意。“如果你想看，那些档案现在就在档案库里。有些东西我读不懂，我的德文不好。我已经交代过任何人都别碰。”他在回忆中微笑，而他回忆起的，也许是他自己陷入过的困境。“他在安装铁栅门和电梯上锁以前把手推车推到地下室去。他害怕调查不能继续进行下去，害怕去不了光荣洞。在那之前，他做的事一直简单得像小孩的游戏。他哪里都有办法去，《名人追踪》给了他这个权力。他只要坐上电梯，就可以直接下到地下室去。但你却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终止了这一切：防暴铁栅门阻断了通向他洞穴的路。所以他就把他需要的一切放到手推车里，推到地下室，待了一整个周末，等焊接工人把工作做完才出来。为了离开地下室，他对后楼梯入口的门动了手脚。那之后，他就利用冈特邀他喝茶聊天的机会到顶楼去。冈特当然是不知情的。在某种意义上，大使馆里每个人都是不知情的。我很抱歉，为我曾经对你说过的话抱歉。我是错的。”
“现在恐怕不是道歉的时候。”布拉德菲尔德说，然后打电话给皮特小姐要她送咖啡过来。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档案里有些什么，”特纳说，“都是些对卡费尔德不利的证据。请帮帮忙别打断我的话。你我都很累了，而我们时间也不多了。”
布拉德菲尔德已经在他前面的吸墨纸上摊开一张蓝色草稿纸。皮特小姐把咖啡送了进来，又离开了。她只瞧了特纳一眼，但这憎恶的一瞥却比任何言辞都更雄辩地道出她对特纳的鄙夷。
“我打算告诉你他拼凑出一幅怎样的图像。如果你想挑毛病，等我全部讲完再挑。”
“我尽力而为。”布拉德菲尔德说，脸上闪过一个微笑，让他看起来像另一个人。
“在丹嫩贝格附近，有一个村庄，名字叫哈普斯托福，居民寥寥无几，坐落在一个树木茂密的河谷里。德国人1938年在那里盖了家工厂。那里原先就有一家造纸厂。造纸厂位于一条湍急的河流旁边，有一栋乡村别墅相连，后方是一座悬崖。德国人把造纸厂改装，又沿河盖了一些实验室，把整个地方变成个极机密的小研发站，专门研究某种毒气。”
他喝了口咖啡又吃了口小饼干。看来吃东西会弄痛他唇上的伤口，因为他把头侧到一边，咀嚼极为小心。
“是毒气。工厂地点为什么选在那里，理由显而易见。那地方难于轰炸，而且溪流湍急，便于排放废水。村庄又很小，他们爱赶走谁就赶走谁。跟得上吗？”
“跟得上。”布拉德菲尔德拿着钢笔，特纳一边说，他一边记重点。特纳看得见他在每个重点前面都编上号，心里想：编不编号又有什么差别？你是不可能通过编号摧毁事实的。
“当地居民事后声称他们不知道工厂是干什么的，这大概是实话。不过他们知道原先的造纸厂被拆掉，换上很多昂贵的设备。他们知道，位于工厂后方的仓库是有守卫的。他们也知道工厂不容许干部与当地人杂处。工人都是些外国人：法国人和波兰人。他们是不许外出的，所以也不会与当地人杂处。每个人都知道有动物。主要是猴子，但也有绵羊、山羊和狗。动物进了工厂以后就不会再出来。有一则记录指出，当地的省党部头目曾收到过一些爱动物人士写的抱怨信。”
“他在地下室工作，夜复一夜，把整件事情给拼凑了起来。”他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地下室没他的事。那里的档案库禁止进入已经很多年。”
“但那里就是有他的事。”
布拉德菲尔德在他的便笺上写下什么。
“大战结束前两个月，工厂被英国人摧毁。是精准轰炸。爆炸威力巨大。工厂连同整个村庄都被炸得翻了过来。外来劳工统统被炸死。据说爆炸声几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到。”
布拉德菲尔德的钢笔快速掠过纸张。
“爆炸当时，卡费尔德人在老家埃森；这一点没有疑问。他说他当时是埋葬母亲，她死于空袭。”
“那又怎样？”
“他回埃森不是为了埋葬母亲。她是早两年前死的。”
“说不通！”布拉德菲尔德喊道，“要是这样的话，报纸早早就……”
“档案里面有一张原来死亡证明的影印本，”特纳心平气和地说，“我不知新的一张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伪造的。不过，我想你我不消多少想像力都可以猜得到是谁。”
布拉德菲尔德瞧着特纳，眼神充满激赏。
“战后，汉堡是英国人的管辖范围，他们派出一组人，去看看哈普斯托福还剩下什么，搜集些残留物和拍些照片。只是一般性的情报小组，没什么特别的。他们想找到一些在那里工作过的科学家……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好处。你知道我的意思的。但他们也听到了一些谣言。有一个法国工人——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指出工厂会用活人来做实验。不是用工人，而是一些从别处运来的人。开始的时候是用动物，但后来他们想要一些货真价实的，就特地安排。他说有一个晚上他本来应该在大门值班的（他当时受到信任），但德国人叫他回房间睡觉，第二天早晨以前不要出来。他起了疑，就在附近徘徊。他看到了一件怪事：一辆灰色的巴士不用出示证件就通过了一道道栅门。它开到工厂后头的仓库，几分钟后再次开出来，这一次速度快上许多。显然是辆空车。”特纳再次停下来，这一次是从口袋拿出一条手帕，擦额上的汗。“那法国工人又说，他有一个朋友——一个比利时人——曾经因为额外奖金的吸引，答应到悬崖下面的新实验室工作。他去了几天，回来以后失魂落魄，说是把全世界的好处给了他，他都不愿意到实验室多待一个晚上。他第二天就不见了，德国人说他被调走了。不过临走前他和他的死党提到一个名叫克劳斯博士的人。说这个克劳斯博士是行政总监，负责安排各种细节，让那些科学家要什么有什么。就是他把他派到实验室去工作的。”
“你这个就叫证据？”
“别急。小组报告了他们的发现，而一份副本送到了当地的战争罪行调查组。调查组的人觉得事有蹊跷，就接手调查。他们盘问了那个法国工人，得到全部的证词，但对方却不愿意出庭作证。还有一个开花店的老妇人说她有一个晚上听到过尖叫声，但却说不上是哪个晚上，而且说有可能只是动物的尖叫声。所有证据都非常薄弱。”
“原来你也知道。”
“听着，”特纳说，“我们现在是站同一边的，不是吗？所以就别打岔了。”
“我只是想你的说明会不会扯远了。”布拉德菲尔德说，然后继续记笔记。
“战争罪行调查组事务繁重而又人手不足，最后只好把这案子束之高阁。还有一些更大的案子等着他们去烦。他们把克劳斯的名字记录在案，然后就把他忘了。法国工人回到法国去，老妇人忘了那些尖叫声，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直到两年后……”
“慢一点。”
布拉德菲尔德的笔并没有加快速度。他的字迹仍然是一贯的字迹：清晰好读。对他的继任人可说相当体贴。
“两年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你我会预期得到的事情。一个住在哈普斯托福附近的农夫向当地议会买了一块畸零的荒地。那是一块崎岖不平的地，很多石头，树木丛生，但农夫认为自己说不定可以种出什么来。但在他挖地和犁地的时候，却发现了三十二具成年男人的尸体。德国警察瞧了瞧，就把此事报告占领当局。英国人展开调查，断定其中有三十一个人是被毒气毒死。另一具尸体是个穿着束腰外衣的外地劳工，他是颈背中枪而死。还有一件怪事……一件让调查人员百思莫解的事。那些尸体都是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
“他们被研究过。被解剖过。显然有人曾经先把他们挖出来过。于是当局重新展开调查。镇上有人记起前不久有个来自埃森的克劳斯博士到过这里。”
布拉德菲尔德已经把钢笔放下，两只手合在一起，专注地看着特纳。
“调查人员过滤了所有住在埃森、有能力从事高级化学研究而名字又叫克劳斯的人。他们花不了多少时间就把卡费尔德给挖了出来。他当时固然还没有博士学位，不过，谁都知道干那种事的人一定会用化名，所以他为什么就不能再给自己加个博士头衔？埃森也是英国的管辖区，所以他们就把卡费尔德找来盘问。但他否认一切。这很自然，除了那些尸体以外，他们实在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指控他的。不过，倒是有另一个偶然得来的信息。”
这一次布拉德菲尔德并没有打岔。
“你听过安乐死计划吗？”
“哈达曼，”布拉德菲尔德向着窗子的方向甩甩头，“就在下游。”
“哈达曼、魏姆、艾希堡、卡尔曼霍夫：它们全都是执行安乐死计划的医院。把一些不事生产的多余人去除。这方面的数据光荣洞里一堆。档案库里也有不少，都在预定要销毁的档案里。起初这计划的消灭对象都有一定的范畴：畸形的、精神病的、八至十三岁之间严重残障的小孩、会尿床的。除了很少数例外，死者都是德国公民。”
“他们被称为病人。”布拉德菲尔德说，语气极为倒胃。
“现在看起来，有某些‘病人’被挑选出来，作为医学实验的白老鼠。大人小孩都有。”
布拉德菲尔德点点头，就像是他也知道这个。
“在哈普斯托福的案子爆出来以前，美国人和德国人对安乐死计划已经做了相当多的调查。他们其中一个发现是，有一车‘混种的工人’曾经被挑出来，‘送到哈普斯托福的化学研究站从事危险任务’。一车是三十一个人。顺便说一下，用来运工人的是灰色的巴士，说不定这可以提醒你些什么。”
“汉诺威，”布拉德菲尔德马上说，“卡费尔德的保镖坐的就是灰色的巴士。”
“卡费尔德是个管理天才，今天一如往日。人人都佩服他这一点。真高兴知道他没有跟一个旧日的熟人失去联系，对不对？他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拼。”
“别卖关子了。我希望知道整件事情，说清楚一点。”
“灰色的巴士。三十一个座位，不算押送者的座位的话。窗户都是从里面封起来的。”
“你刚才说发现的尸体是三十二具，而不是三十一……”
“你忘了那个比利时工人？就是那个在悬崖下面工作，后来与他的法国死党话别的那个。他知道得太多了，不是吗？就像现在的利奥一样。”
“来吧，”布拉德菲尔德站了起来，帮他倒了杯咖啡。“你最好是多喝一点这个。”特纳拿起杯子，手还相当稳。
“英国人把卡费尔德带到汉堡，用那些尸体和手头的证据诘问他。但他只是笑。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说。他一辈子都没去过哈普斯托福。他只是个化学工程师，一个爆破专家。他非常详细地描述自己在俄国前线服役的情形，还出示他获颁的一枚战争勋章。但我怀疑他对俄国前线的知识是从纳粹党卫军那里听来的，勋章也是党卫军颁给他的。他的话里是有一些漏洞，但不多。受审期间他矢口否认一切，否认自己踏足过哈普斯托福或听说过那里的工厂。‘好吧，’他反复说，‘如果你们有证据，就起诉我吧。把我送到法庭上去。我不怕。我是个英雄。除了埃森的家传工厂以外，我这辈子从未管理过任何工厂，但英国人却把它炸得粉碎，不是吗？我去过俄国。我没有毒害过混种人。我对全世界的人都一样友善。有本事你们就找人来指证我吧，谁都行。’但他们找不到。当初在哈普斯托福工作的科学家都是独自起居的，行政人员理应也是这样。再说工厂的档案都在轰炸中摧毁殆尽，而所有人用的不是教名就是化名。”特纳耸耸肩。“事情看来就只能到此为止。他甚至还编了个故事，说自己曾经在俄国帮助过反纳粹的游击队。因为他提到的服役单位不是已经集体被俘就是已经覆没，所以调查人员也无法往这个方向着手。不过后来他似乎没有再对外界提自己曾帮助过反纳粹游击队这一节。”
“那不再时兴了，”布拉德菲尔德说，“特别是在他的圈子里。”
“所以他从未受到起诉。这有好几个理由。一是战争罪行调查单位本身已濒临解散，他们受到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压力，被要求自废武功，把司法权还给德国法院。当时情形一片乱。调查单位本身想要起诉，但总部方面却准备特赦。还有一些技术性的理由。这宗罪行的受害人被认定涉及法国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但由于无法确定死者的国籍，所以司法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要找麻烦的人却很有帮助。”
“我知道那时候这里是什么情形，”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地说，“乱得像疯人院。”
“法国人并不热心，波兰人则过度热心，而卡费尔德当时已经是个有头有脸的人，手上握有一些同盟国的大合约。哪怕是把合约转包给竞争对手，都足以让他赚翻。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个管理天才。有效率。”
“听你的语气有效率是一种罪。”
“他的工厂曾经解体过两三次，但现在却运行得风生水起。看来去动它真是有点可惜。甚至有一些谣言说，他之所以一开始能够打败竞争对手，是因为他拥有一种特殊的气体，那是他在战争末期运到埃森，贮存在地底下的。这就是为什么皇家空军轰炸哈普斯托福的时候，他会在埃森的原因。可不是别人以为的是为了埋葬可怜的母亲。他是拿一些好东西回去充实自己的巢。”
“就你迄今所提的证据，”布拉德菲尔德平静地说，“没有一件是足以证明卡费尔德与哈普斯托福是有关联的，是足以证明他涉及一宗集体谋杀的。他自己的说辞说不定是真的：他曾经在俄国作战，曾经负伤……”
“没有错，那就是总部方面所持的观点。”
“甚至那些尸体是不是从哈普斯托福运来，也是无法证实的。也很难证实那些科学家曾经对活人试验过毒气，更不要说证实卡费尔德知情，或有办法接近那些毒气……”
“他在哈普斯托福的房子有一个地窖。地窖并未受轰炸破坏，窗户本来都是用砖封死的，有一些管子通过天花板连接到实验室。但后来地窖的砖墙被撕了开来。”
“什么叫‘被撕了开来’？”
“用手掀了开来，”特纳说，“用手指。有可能。”
“不管怎样，他们的观点和你一样。卡费尔德死不招认，又没有新的证据。所以他们没有起诉他。所有相关档案被束之高阁。战争罪行调查组后来搬到了不来梅，然后又搬到汉诺威，再搬到门兴格拉德巴赫，而它收藏的档案则被送到这里来。一起送来的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军法处档案。它们悬而未决地在这里等待最终的处置。”
“这就是黑廷拼凑出来的故事？”
“这事本来就一直是他管的。他是战争罪行调查组的下士调查员。卡费尔德的案子就是他负责调查的。他，还有普兰什科。全部的档案、谈话摘要、备忘录、书信、侦查报告、证据摘要——所有东西都是利奥一字一句写下来的。利奥逮捕卡费尔德，盘问他，参加解剖，寻找证据。玛格丽特·爱克曼——也就是那个他差点娶了的女人——属于同一个单位。她是文职研究人员。他们被喊作猎头者：这就是他的人生……他们全都很卖力想把卡费尔德绳之以法。”
布拉德菲尔德仍然沉浸在思绪中。“你先前提到一个名词。混种——”
“那是纳粹的专门术语，用来形容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
“唔，我懂了。他把整件事情都视为私人恩怨。当成跟他个人有切身关系。所以对他来说事关重大。他是为自己而活的，这是他惟一懂的事情。”钢笔在布拉德菲尔德手上仍然静止不动。“但就法律层面来说，这却很难构成一个案子。事实上，就任何标准来说它都不成其为一个案子。事情本身当然有趣，它解释了卡费尔德为什么那么恨英国人。但他恨英国人并不犯法。”
“对，”特纳说，相当出乎布拉德菲尔德的意外，“那不成其为一个案子。但对利奥来说，那却是一颗烂疮。他从来没有忘记。所以今年一月，他就跑到光荣洞去，重读他自己写的报告和自己提出过的论据。”
布拉德菲尔德仍然是静静坐着。
“这也许和他的年纪有关。最主要的是，他感到人生有未了的事，”特纳说，语气就像这是一个适用于他自己而他又无解的问题，“也可以说他有一种历史感，一种时间感。他被吊诡绊住了，感到非把它解开不可。他同时也堕入了爱河，”他补充说，眼睛望着窗外，“尽管他不见得会承认。他利用了某个人，却没想到陷了进去……他想逃出冷漠。这就是重点。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而有某个人让他觉得自己还是有救的。”他轻柔地补充说，“但不管理由何在，反正他就是重新展开调查。他把相关档案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档案库里的和光荣洞里的。对比所有的事实，然后展开自己的查询。”
“什么样的查询？”布拉德菲尔德追问。他们没有看着彼此。
“他建立起自己的办公室。他发出一些信件，收到一些回函。全都是用大使馆的信封和信纸发出的。他自告奋勇去领参赞处的信件，把任何寄给他的回信先抽出来。他办这件事就像他：秘密而有效率。不信任任何人，对谁都不会推心置腹，利用别人彼此间的矛盾……他有时候会到别的地方走走，查查档案、走访部会、翻阅教堂的记录册……全都是拿大使馆的公文来当幌子。他收集剪报，制作副本，自己打字，盖上自己封印。他甚至偷了一个官方印章。他在信件上署的头衔都是‘理赔暨领事事务’，所以回信大部分就是以他为收件人。他对比每一个细节：出生证明、结婚证书、母亲的死亡证明、打猎执照。他随时都在找时间漏洞，以证明卡费尔德从未在苏联前线作战过。他建立起一个可观的个人档案室。这就难怪西布克龙会嗅出有什么不对劲。几乎没有一个德国政府部门是他没有用某个借口查询过的。”
“老天！”布拉德菲尔德低声说，用一个承认被打败的手势放下钢笔。
“到了1月底，他得到一个惟一可能的结论：卡费尔德一直在撒谎，而某个政府官员——地位很高的官员，看来很有可能是西布克龙——一直在掩护他。我听说西布克龙有政治野心：谁的政治行情看好他就会忙不迭去巴结。”
“说得对极了。”布拉德菲尔德说，陷入私人的思绪里。
“就像从前的普兰什科一样……你现在看出我们的处境了吗？当然，用不了多久，西布克龙就注意到英国大使馆正在进行一些非常不寻常的查询——哪怕那是由‘理赔暨领事事务’进行的。他气炸了，特别是在利奥找到证据以后。”
“什么样的证据？事隔二十多年以后，怎么可能还有证据？”
“它们全都在档案库里，你最好自己去看。”
“我没这个时间，而我也习惯听不中听的事实。”
“然后把它们置之不理。”
“我坚持要你来告诉我。”他对自己的坚持并不抱幻想。
“好吧。去年，卡费尔德决定要拿个博士学位。他当时已经是个大头，因为经营化学工厂而坐拥巨额财富，而且还在埃森政界开始崭露头角。但他还是想当个博士。也许他就像利奥那样，觉得人生还有未了的事，想要让自己的生平履历更加完整。又也许他觉得博士头衔是一项有用的资产：投卡费尔德博士一票吧。德国人会喜欢他们有一个博士总理的……所以他就回到学校，写了一篇论文。他没做多少研究，但论文的内容却让人人动容，特别是他的几个导师。了不起，他们说，他竟然找得出这个时间。”
“还有呢？”
“它探讨的是某些毒气对人体的影响。这论文得到很高的评价，在当时还引起过小小的轰动。”
“但这很难说是结论性的。”
“不，它是决定性的。因为他的整个分析都是基于对那31具尸体的详细检查。”
布拉德菲尔德闭起了眼睛。
 
“那不是证据，”布拉德菲尔德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他的脸色极其苍白，但手上的钢笔依然稳健。“你知道那不是证据。我同意它可以支持一些假定。比方说可以假定他在哈普斯托福待过。但如果想指控他犯了战争罪行，那他的论文就连半个证据都谈不上。”
“可惜我们无法告诉利奥这一点。”
“卡费尔德会辩称，他对毒气的了解来自他的工厂，或是得自第三方。”
“得自那些真正的凶手。”
“就算能证明他的知识来自哈普斯托福，他还是可以辩称自己没有参加实验。你自己就说过，他本人并未亲自参与研究……”
“对，没有，他是管行政的。”
“就是说。单是使用毒气的知识不足以让他受到起诉。”
“我们还有一个未解的谜。”特纳说，“利奥只是半个律师：一个混种。我们还得去研究他的另外一半：研究他为什么要当贼。”
“对，”布拉德菲尔德心不在焉地说，“他偷走了绿档案。”
“尽管如此，对西布克龙和卡费尔德来说，利奥知道的事已足以把他们推向极端危险的边缘，对不对？”
“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弄成一件‘表面证据成立的案件’，”布拉德菲尔德说，再次打量他的笔记，“提出重新调查的理由。那公共检察官说不定就会被说服，展开初步的听证。”他看着他的电话簿。“法律随员会知道行不行得通。”
“不用费这个事了。”特纳说，“不管卡费尔德做过些什么，现在都可以逍遥法外了。他已经跑过了终点。”布拉德菲尔德瞪着他。“没有人现在可以起诉他，哪怕是有一份他亲自签名的自白书。”
“当然是如此，”布拉德菲尔德静静地说，“你不说我还忘了。”他的声音听来如释重负。
 
“他受到法律保护。有效追诉期限已经超过。利奥星期四下午在档案上写了个按语。‘案子已经死了。’没有人能做任何事了。”
“但据我所知，还是有一个程序可以让案子再生效……”
“是有，”特纳说，“但在这个个案不适用。这不巧又是英国人的过错。哈普斯托福的案子是由英国人调查的。我们从未把它移交给德国人。没有审讯，没有公开报告，而当德国人完全接管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司法权时，我们并未知会他们有这个案子存在。所以，卡费尔德的案子是落在德国人和我们之间的三不管地带。”特纳停下来半晌，“利奥目前面对的也是这个困境。”
“黑廷到底想干吗？整个调查的目的何在？”
“他想要知道真相。他需要完成这个案子。他觉得被它嘲笑，就像是被一个乌七八糟的童年或你无法坦然面对的人生所嘲笑。他要把事情纠正过来。我想他是凭着感觉走的。”
“他是怎么得到这个所谓的证据的呢？”
“他是在出走前的星期天收到卡费尔德的博士论文的。我会知道这个，是因为他有一个日期图章，会在每份他收到的数据上盖上日期。他星期一到档案库上班时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他花了两天时间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上星期四他和普兰什科一起吃午餐……”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过，但没有答案。或者是为了商量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是向普兰什科征求法律上的意见。又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还有可以起诉卡费尔德的方法……”
“但都没有方法了，对不对？”
“对。”
“谢天谢地。”
特纳没理他。“或者他是要告诉普兰什科自己处境越来越危险，寻求保护。”
布拉德菲尔德非常谨慎地看着特纳。“但那个绿档案不见了。”他说，恢复了力量。
“没错，箱子是空的。”
“而黑廷又跑了。你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吗？”他的眼睛仍然盯着特纳，“他建立起的小档案室里也有足以解释这个的吗？”
“他反复在他的备忘录里写道：‘我的时间很少了。’每个跟我谈过的人都形容他像是在跟时间赛跑……似乎有什么紧迫的事……我猜他悬着一颗心的是有效追诉期限的问题。”
“但我们都知道，有效追诉期限已经过了，卡费尔德已经是个自由人，再没有什么能做的了。所以黑廷为什么要跑呢？他面对的是什么压力？”
对这些有探听味道甚至有奚落味道的问题，特纳只是耸耸肩。
“所以说你并不知道确切原因？为什么他选择这个特殊的时间出走？或者为什么他单单挑那个绿档案来偷？”
“我猜是西布克龙在挤压他。利奥得到了证据而西布克龙知道这一点。从此，利奥就是一个被盯上的人。他有一把手枪，”特纳补充说，“一把老旧的军用手枪。他一定是害怕才会把它带在身边。”
“一定是的，”布拉德菲尔德说，“这无疑一定是正确的解释。”特纳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一脸困惑。
 
有大概十分钟，布拉德菲尔德既没有移动，也没有说一句话。
他站在房间一个角落，两肘支着一个读经架，远眺着窗外的莱茵河。
“怪不得西布克龙要在这里派驻那么多的警力，”他终于开口，但语气就像在谈论雾，“怪不得他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对待危险人物。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波恩的部会，甚至没有一个新闻记者，是没有听说过英国大使馆正在揭卡费尔德的老底。你希望我们怎样做？公开勒索他？在事隔二十五年后拿出全部证据，用同盟国司法权去指控他？但人们会怎样想？会不会想我们只是公报私仇，是为了向一个破坏我们欧洲梦的人报复？”
“你会去找利奥的，对不对？我们会对他从轻发落的，对不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这里谁不需要帮助。”布拉德菲尔德说，仍然凝视着河水。
“他不是共产党。他不是叛徒。他把卡费尔德视为一种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他为人很单纯，这一点从那些档案就可以……”
“我知道他怎么个单纯法。”
“怎么说他都是我们的责任。他的观念是我们从前灌输给他的，我是说绝对正义的观念。我们对他许下所有承诺：纽伦堡大审判、去纳粹化。是我们让他相信的。不能只因为我们改变心意就让他沦为伤员。你没有看过那些档案……你不知道那时他们是怎样看德国人的。利奥没有变。他是个没有跟上时代的人。但这不是罪，不是吗？”
“我很清楚他们那时是怎样看德国人的，当时我人就在这里。我看到过他所看到的。但他应该长大，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
“我的意思是，他是值得我们保护的。他的人格中有某种忠诚……我在地下室的档案库里感觉得出来。他不是个会对吊诡止步的人。你或我都会有一堆理由推托为什么不去做某件事。但利奥却是反过来的。他会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理由：他感到那是非做不可的。”
“我相信你不是要提倡向他学习吧？”
“另外还有一件困扰他的事。”
“嗯？”
“像这一类案子都总会有外部证据的。比方说本来存放在纳粹党卫军总部或执行安乐死计划医院里的文件。行动命令、授权信、相关文件之类的。但却一件都没有。利奥反复在眉批里说：为什么科布伦茨75那边没有任何记录？为什么没有这个，为什么没有那个？好像他怀疑其他证据已经被销毁……比方说被西布克龙所销毁。”
“他是值得褒扬的，不是吗？”特纳补充说，语气近乎恳求。
“在这里没有绝对可言，”布拉德菲尔德说，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遥远的景物，“一切都是模糊的。一切都被薄雾所笼罩。雾吸干了一切的颜色。没有清晰分明这回事，社会主义者就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什么都是。他们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卡费尔德会搞得起来的原因。”
布拉德菲尔德正在端详河里的什么呢？是那些与薄雾挣扎的小船吗？是红色的起重机、平坦的田野和在南边远处匍匐的葡萄园吗？又还是张伯伦那座幽灵般的山丘和曾经接待过他的那个长方形的混凝土盒子？
“光荣洞是禁止进入的，”他终于开口，然后再次陷于沉默，“普兰什科……你说他和普兰什科星期四一起吃午餐？”
“布拉德菲尔德……”
“怎么了？”他已经开始走向门边。
“我们现在对他的看法不同了，对不对？”
“是吗？他仍然有可能是共产党。”布拉德菲尔德的声调里有一点点讽刺意味。“你忘了他偷了一个档案。你看来突然间就能看透他的心事。”
“他为什么要偷它？档案里有些什么？”
但布拉德菲尔德已经走进了走廊，在一堆床铺与杂物之间觅路而行。告示在各处涌现：“急救室往这边走”……“紧急休息室”……“禁止孩子往前走”。经过档案库的时候，他们听到一阵突然的欢呼声，尾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脸色煞白的科克从档案库跑出来，迎向他们。
“她生了，”他嗫嚅着说，“医院刚打电话来。因为我在值班，阵痛时她不愿意医院让我知道。”他粉红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余悸。“她甚至不需要我陪她。她甚至不愿意我在场。”

17 普兰什科
大使馆后方有一条柏油路。它起自市郊的东边，向北穿过一个昂贵得英国人住不起的新别墅区。每栋别墅都有一个价值不菲的小花园，每栋都与邻栋相似却又刻意营造出一点点不一样。如果一户人家有个砖砌烤肉炉和废旧石材铺的露天平台，那它的邻居除了模仿以外，还会加上一道以蓝石板或裸露岩石铺面的外墙。夏天时，年轻太太会在她们的迷你游泳池旁边晒日光浴；冬天时，黑色的狮子狗会在雪堆里挖洞。而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黑色奔驰车会送它们的主人回家吃午餐。空气中总是洋溢着一片遥远的咖啡味道。
那仍旧是一个寒冷而灰蒙蒙的早上，但地面却为雨后的慈悲阳光所照亮。他们车开得非常慢，车窗是摇下来的。经过一家医院以后，车子转入了一条较昏暗的道路，两旁是残存的旧的市郊：在杂乱针叶树和蓝黑色月桂树丛的后面，铅灰色的尖屋顶像一根根长矛矗立在一个衰败的森林里。在他们前方，赤裸裸和毫不怡人的德国国会大楼慢慢升起，像一家挂有自己旗子和漆成奶黄色的庞大汽车旅馆。莱茵河在其后方奔流，褐色的河水流过肯尼迪大桥的下面和贝多芬故居的旁边，追逐着自己不确定的文化途程。
到处都是警察；很少有一个民主国家防它的民主人士是防得这么紧的。在主入口处，一群小学生排成蠕动不安的人龙，警察像管束自家孩子一样管束着他们。一组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架设弧光灯。在一部摄影机前面，一个穿着深紫红色西装的男人一手叉臀，单脚旋转，让一同事检查他的外观。警察不安地看着他，对于他的自由自在深感困惑。沿着人行道的路缘，灰色的示威群众驯服地等候着，他们的横幅笔直得像罗马军旗。标语已经改变了：统一德国优先，统一欧洲其次；这是个自豪的国家；先把我们的国家还给我们！警察成一排地面向他们，就像管束那些小学生一样管束着他们。
“我会把车停到河边，”布拉德菲尔德说，“天知道我们出来的时候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怎么回事？”
“德国国会要就戒严法的立法加以辩论。”
“我以为这件事情很久前就搞定了。”
“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事是搞定的。”
沿着河堤两边，灰色的队伍等待着，就像没有武装的士兵。凑合的横幅宣示出他们来自何地：凯撒斯劳滕、汉诺威、多特蒙德、卡塞尔。他们屏息静气地站着，等待开始示威的号令。有谁带来了一部短波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白色“捷豹”开过时，他们都伸长脖子望了一望。
布拉德菲尔德和特纳并肩往回走，离开河流，走向山坡。他们经过一个报亭，里面除了萨蕾雅王后76的彩色照片外，似乎没有卖其他东西。两列大学生一左一右站在国会主入口外面，形成一条大道。布拉德菲尔德走在前头，背部绷直。在大门处，他和警卫理论了一下，他们才肯让特纳进去。大堂里热得要命，弥漫着雪茄的味道和嗡嗡的辩论声。记者好奇地看着布拉德菲尔德，但他只是摇摇头，然后把头转开。国会议员三五成群地低声交谈，不断越过彼此肩膀徒劳地寻找更有意思的谈话对象。一个熟悉的身影向布拉德菲尔德走过来。
“好样的！布拉德菲尔德，你是好样的！你是要来看民主的终结？你是来听辩论的？老天，你们在布鲁塞尔那儿可真是太有效率了。女王密使还跟着你？特纳先生，我想你是个忠诚的人吧？老天，你的脸是怎么搞的？”见他的问题没有人回答，他用更低沉的声音说，“布拉德菲尔德，我必须和你谈谈。是超紧急的事。我打过电话到大使馆找你，但得到的是老萨布每次都会得到的回答：你出去了。”
“我们约了人。”
萨布头凑到布拉德菲尔德耳边。他的脖子还是脏兮兮的，没有刮胡子。
“要多久？告诉我要多久。山姆·阿勒顿也想和你谈谈。我们想一起和你讨论一下。”
“完全无法估计时间。”
“我会等你的。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我会告诉阿勒顿：我们一定要等到布拉德菲尔德。截稿时间只是小事。我们非等到布拉德菲尔德不可。”
“我们对布鲁塞尔的事没有评论，这是你知道的。我们昨晚发表了声明。我想你应该已经有一份副本。我们接受了总理的解释。我们预期德国的谈判代表几天内会重返布鲁塞尔。”
他们走下通往餐厅的阶梯。
“他就在这里。话由我来说。你让我来。”
“我会努力。”
“你最好是努力。你最好把嘴巴闭紧。他是个狡猾的无赖。”
 
在看到其他东西以前，特纳就看到那根雪茄。那是一根很小的雪茄，叼在嘴角，就像黑色的温度计；特纳知道那一定是根荷兰雪茄，是利奥无偿提供的。
普兰什科的样子看来就像编了大半夜的报纸。他从商店连拱廊那边的门进来，双手插在口袋，在桌子之间碰碰撞撞，对谁也没有说声对不起。他是个脏兮兮的大个子，一头浅灰的头发剪得很短，有一个宽阔的胸膛和更宽阔的小腹。他的眼镜像护目镜一样抵在前额。一个女孩跟在他屁股后面，手里拿着公文包。她是个面无表情、无精打采的女孩，要不是非常乏味就是非常贞洁。她有一头丰满的黑发。
“汤，”他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向餐厅另一头大喊，“拿些汤来。也拿些什么给她吃。”侍者正在听短波收音机里的新闻报道，但一听到普兰什科呼喊就把音量关小，徐徐走过来。普兰什科的吊带上有黄铜齿扣，它们牢牢地夹在他肮脏的腰带上。
“你也出动了？不用担心她，”他对他们解释说，“她什么都不懂。什么屁外语都听不懂。Nicht wahr, Schatz？（对不对，亲爱的？）你蠢得像猪。到底找我什么事？”他的英语很流利，而不管他曾经有过哪种腔调，现在都被浓重的美国腔所掩盖。“你要升大使了吗？”
“恐怕没有。”
“这家伙是谁？”
“来走走的。”
普兰什科很仔细打量特纳，然后打量布拉德菲尔德，然后又再打量特纳。
“你惹火了哪个女的？”
只有他的眼睛在动。他的肩膀往脖子耸起了一点，举止中有某种发自本能的警觉性。他的左手搭在布拉德菲尔德的前臂上。
“那很好，”他说，“很好。我喜欢换换口味。我喜欢和新来的人聊天。”他的声音始终维持在同一个平面，低沉而简短：一种密谋者的声音，一种防止被偷听的声音。
“你们两位来干吗？征求普兰什科的个人意见？要听听反对者的声音？”然后向特纳解释说，“当你加入一个联合政府，反对者就是一个排他的俱乐部。”他笑得非常大声，与布拉德菲尔德分享他的笑话。
侍者端来一份菜炖牛肉汤。普兰什科开始用他屠夫似的手去感受那些肉的厚度。
“你们找我有什么贵事？哦，也许你们是想给女王陛下发封电报？”他咧嘴而笑，“那就给她发去啊。女王陛下又怎么会在意普兰什科说些什么？谁会在意？我是个老妓女，他们告诉过你吗？”他这话是对特纳说的，“我当过英国人，当过德国人，还差点他妈的当过美国人。我在这个窑子的时间比任何妓女都长。这就是为什么谁都不想再要我的原因。他们告诉过你吗？我什么立场都混过：左、中、右。”
“那现在得到你青睐的是哪个方向？”特纳问。
普兰什科举起一只手，用食指揉搓拇指，眼睛仍然盯着特纳那张破脸。“知道在政治圈什么是最重要的吗？现金。其他一切都是狗屎。条约、政策、联盟：全都是狗屎……也许我应该始终当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这就是他们会退出布鲁塞尔的原因77。真遗憾。真的真的遗憾。你们再没有任何人可以谈了。”他把一个小圆面包掰开，把一半蘸进汤里。
“你去告诉女王，说普兰什科说英国是个烂国家，是爱说谎的伪君子。你太太好吗？”
“很好，谢谢。”
“我好多年没有到那里78吃晚餐了。你还住在那个隔都吗？那是好地方。别介意。没有人会喜欢我多久。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把政党换来换去的原因。”他向特纳解释，“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总是追求某个伟大目标。但我现在已经厌烦了。对朋友厌烦，对女人厌烦，对上帝厌烦。全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都会骗你。全都是王八蛋。知道吗，我喜欢新朋友多于老朋友。对了，我换了个新太太；你们对她有什么观感？”他抓住她下巴，微微调整她的脸的角度，把她最美的一面示人。女孩微笑，轻拍他的手。“我很惊讶，不过曾经有过一次，”他在他们想出适当评论以前就继续说，“我曾经放下身段，为烂英国争取加入欧洲出过力。不过这一次你们在门口哭泣，我却不想管了。”他摆摆手。“也许我只对权力感兴趣。也许我从前爱你们是因为你们强，而现在恨你们是因为你们是根葱。他们昨天晚上在哈格杀了个男孩，你们听说了吗？收音机有报道。”
他从托盘上拿起一杯杜松子酒。杯垫吸在了杯底，他把它撕下来。“一个男孩。一个老头。一个管理图书的疯婆子。所以说他们是一支足球队。但他们也不是世界末日。”
窗户外面，长长的灰色队伍正在河边空地等待着。普兰什科向四周挥了一下手。“看看这些家伙，全是纸扎的。这里没什么不是纸扎的：纸扎的民主，纸扎的政治家，纸扎的鹰派，纸扎的士兵，纸扎的国会议员。娃娃屋里的民主。每一次卡费尔德打喷嚏，我们就会吓得尿湿裤子。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的话很他妈的接近事实。”
“所以说你现在喜欢上他了，是这样吗？”特纳问，没理布拉德菲尔德的怒视。
普兰什科喝完他的汤，一路下来眼睛都是看着特纳。“世界每天都变年轻一点，”他说，“好吧，我承认卡费尔德也是一堆大便。我们吃吃喝喝，买车，付税，上教堂，生小宝宝。现在我们想要来些来劲的。明白那是什么吗，老弟？”
他的眼睛没有离开特纳的破脸庞。
“我们现在需要幻象。需要国王和王后。需要肯尼迪、戴高乐、拿破仑、维特尔斯巴赫家族79、波茨坦。哈，这和英国的学生暴动有什么两样？女王陛下对他们有何感想？你们不是把他们养得好好的吗？想知道什么是年轻吗？我来告诉你。”特纳现在被他当成惟一听众。“‘德国的年轻人怪他们的父母发起战争。’每天总有个聪明的傻瓜在某份报纸上写这样的话。想听听事实吗？他们怪的是他们父母输掉战争，不是发动战争。‘嗳！我们的帝国到哪儿去了？’我猜英国年轻人不爽的也是这个。他们希望上帝会回来。”他向桌子欠身，把脸凑到离特纳的脸相当近。“我们也许可以做个买卖。我们给你们钱，你们给我们假象。问题是，我们已经厌倦了。我们愿意交易，但你们只是给我们一堆大便。你们已经不输出假象了。这就是我们不再喜欢英国的原因。英国人不知道怎样做买卖。你们想要结婚，却又从不出现在婚礼上。”他发出又一阵假笑声。
“也许缔结一个联盟的时间已经到了。”布拉德菲尔德提议说，他的微笑像个疲倦的政客。
特纳从眼角瞄到两个金发男人——穿黑西装和小山羊皮皮鞋的——静悄悄在他们附近一张桌子坐下。侍者意识到他们身份，快步上前招呼。同一时间，一群年轻记者从大堂走了进来，为首的是萨布——他是他们的大家长。有些记者拿着日报，上面的头条标题有布鲁塞尔或哈根的字样。萨布从远处焦虑而自负地眺望布拉德菲尔德。
“他们是真正的纳粹，都是人渣。”普兰什科用肥手向着那些记者一扬，大声说，嗓门高得足以让任何人听到，“他们只懂得动嘴和放屁，却以为民主是他们发明的。侍者到哪儿去了？死了？”
“我们在找黑廷。”布拉德菲尔德说。
“当然！”普兰什科不紧不慢地说，危机对他来说有如家常便饭。他那只拿餐巾抹干裂嘴巴的手同样不紧不慢。他继续打量他们两个，深陷在焦干眼窝里的黄色眼睛微微闪烁。
“我没看到他在这附近，”他继续若无其事地说，“说不定他去了画廊。”他放下餐巾，“你们有个特别的盒子放在那里。也许你们该到那里找找看。”
“他从上一个星期五的早上起就失踪了。已经失踪了一星期。”
“利奥？他一定会回来的。”侍者出现了。“他是铁打的。”
“你是他朋友，”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大概是惟一的朋友，所以我们认为他也许找你商量过。”
“商量什么？”
“这是我们也想知道的，”布拉德菲尔德微微一笑，“我们想他或许告诉了你一些什么。”
“他从来就没有英国人的朋友？”他看看布拉德菲尔德，又看看特纳。“可怜的利奥。”他的语气中带点棱角。
“你在他人生中有过特殊位置。毕竟你们一起做过许多事情。你们有许多共同的过去。我们觉得，如果他需要忠告或金钱或任何一个在危机中会用得着的东西，他就会出自本能地去找你。我们想他或许会向你寻求保护。”
普兰什科再一次看着特纳脸上的伤口。
“保护？”他说话时嘴巴只微微张开，仿佛是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他正在说话。“保护他我倒不如去保护……”汗水突然从他额头上冒出，仿佛那是来自别处而停在他额头上的。“走开。”他对女孩说。那女孩不发一语就站了起来，心不在焉地向他们微笑，施施然走出了餐厅。有片刻时间，特纳目送着她两片轮流翘起的屁股远去，心里痒痒的。但布拉德菲尔德已经再次说话。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他身体前倾，话说得很快。“你在汉堡和柏林都跟他共事过。有某些事情大概只有你们两个知道。你跟得上我的话吗？”
普兰什科等着。
“如果你能够不惊动任何人而帮我们找到他……如果你能够为一份旧友谊而出任何的力，我们将会万分感激。我们会对他从轻发落，会非常谨慎处理他的个案。我会把你的名字保密，谁的名字都会被保密……”
这一回轮到特纳等待，他轮流凝视他们两个人。只有汗出卖了普兰什科，只有钢笔出卖了布拉德菲尔德：它被他紧紧握在拳头里。透过窗户，特纳看到灰色的队伍还在等着；餐厅的角落处，两张月亮脸继续盯着他们，吃着牛油面包。
“我会把他送回英国；如果有必要，我会把他弄出德国。但他错在前头，重新雇用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做了一些事——一些让他自己不可能再受到我们照顾的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管他知道了些什么，那都是英国的财产……”他往回靠。“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他。”他说，而普兰什科仍然只是用一双小而硬的眼睛看着他，没说什么。
“我也知道，”布拉德菲尔德继续说，“你有一些特殊利益是必须受到维护的。”
普兰什科微微有点怒气。“你说话小心。”他说。
“我一点儿也没有干涉联邦德国政府内部事务的意思。你的政治雄心，还有贵党与‘再造运动’的未来关系，这全都是与我们的关心不相干的。我来这里是为了保护同盟关系，而不是要对一个盟友作出仲裁。”
普兰什科相当突然地微笑了。
“那很好。”他说。
“二十年前你与黑廷之间的关系，还有你与某些英国特工的牵连……”
“没有人知道这事情，”普兰什科很快地说，“你说话最好小心点。”
“这也是我正要说的。”布拉德菲尔德说，露出一个安抚性的微笑，“我绝不会有片刻希望听到有人说英国大使馆是在散播仇恨、迫害德国的政界要人、扒一些几百年前的旧粪，或说我们会为了抹黑联邦德国而站在一些不同情德国大业的国家一边。我也深信，在你的圈子里，你也不希望别人是这样说你的。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利益是重叠的。”
“当然，”普兰什科说，“当然。”他空洞的表情仍然是看不透的。
“我们都有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间作梗。”
“老天，”普兰什科用眼角瞥了瞥特纳脸上的伤口，“看来我们还有些风趣的朋友哪。是利奥对你干的吗？”
“他们现在就坐在角落，”特纳说，“是他们干的。只要逮到机会，他们就会对他干同样的事情。”
“好吧，”普兰什科终于说，“我是见过他。我们一起吃了顿午餐。但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布拉德菲尔德，”萨布从餐厅另一头喊他，“还要多久？”
“我说过了，卡尔，我们没有声明要发表。”
 
“我们只是聊了聊，就这么多。我们不常碰面。是他打电话给我的：‘找个时间吃顿午餐怎样？’我说好，约了他第二天碰面。”
“你们聊了些什么？”特纳问道。
他对两人耸耸肩。“你们知道老朋友都谈些什么？利奥是个好小子——不过人是会变的。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被提醒人是不会变的？我们谈了往事，喝了点酒。叙叙旧，你知道人们都是怎样叙旧的。”
“什么往事？”特纳追问，普兰什科狠狠瞪着他，显得非常愤怒。
“英国时代的往事。狗屎时代的往事。你知道我和利奥为什么到英国去吗？当时我们都是小孩。知道我们是怎样去的英国的吗？他姓氏的首字母是H，我的是P。所以我们就把名和姓倒过来，而我还把P改成B。于是我们一个成了黑廷·利奥，一个成了布兰什科·哈里。幸而我们不是叫魏斯或察赫尼——英国人不喜欢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的后半截80。我们谈的就是这些。坐船到多佛去的情形。上岸时候的情形。谈谢普顿马利特那家烂农业学校，你知道那个鸟地方吗？也许现在那里有油漆了。那个臭老头大概已经翘了辫子——他老是因为我们是德国人而跟我们过不去，说我们应该为还活着而感激英国人。你知道我们在谢普顿马利特学到什么吗？意大利语。是从战俘那儿学来的。他们是惟一愿意和我们交谈的人！”他转脸面对布拉德菲尔德。“所以说，谁又是真正的纳粹？”他问道，大声笑了出来。
“他谈了他碰到的难题？”布拉德菲尔德问道。
“他想知道有关有效期限的法规。”
“有效追诉期限？”
“对，他想知道有关的法律条文。”
“是要用在某个特定案子的吗？”
“是这样吗？”
“我在问你。”
“我想你脑子里是有某个特定的案子的吧。”
“他想知道些什么？”
普兰什科很慢地说下去：“他想知道理由。想知道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所以我就告诉他：‘那不是一条新法，而是旧法。为的是让事情有个了结。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终审庭的，对不对？这样才会让事情不会无限期拖下去。德国这里也有类似的设计。’我像对小孩子说话那样向他解释。他有时就像个小孩，天真无知得要命。就像个僧人。我说：‘比方说你晚上骑自行车而没有亮灯。如果这件事四个月之后才被人发现，你就什么事都不会有。如果是误杀，那就不是四个月而是十五年。如果是谋杀，就得等二十年。如果当过纳粹，那有效追诉期限要更长，等到二十年以后还得再等好几年。’”普兰什科一摊双手，“然后他吼着问我：‘二十年为什么就那么神圣？’我回答说：‘二十年没什么神圣的，没有时间段落是神圣的。重点是我们会老去，会疲倦，会死掉。我不知道你正在搞什么鬼，但不管那是什么都是狗屎一堆。任何事都得有个了结的。道德学家说这是道德律，别的人说这是不得已之举。听着，我是你朋友，而我要告诉你：那是铁一样的规定，别白忙了。’然后他就生气了。你见过他生气的样子吗？”
“没有。”
“吃过午餐后我把他带到这里。开车到这里的一路上都在争执。然后我们就坐在这张桌子，正好就是我们现在坐的这张。他说：‘也许我可以找到新的证据。’我说：‘如果你找到新信息，把它忘掉，因为没有任何狗屁事是你可以做的，别浪费时间。太晚了。法律是这样定的。”
“他有没有向你暗示他已经找到那信息？”
“他找到了吗？”普兰什科马上反问。
“我不能想像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普兰什科慢慢点头，眼睛一直瞧着布拉德菲尔德。
“然后怎么样了？”
“我对他说：‘好吧，就算你可以证明有谁犯了谋杀案，但已经太迟了，自去年12月以后就太迟了。所以忘了这档子事吧。’但他却抓住我手臂，像个疯僧人那样轻声对我说：‘没有任何法律会开释他们做过的事。你和我都知道这一点。教堂的神父都说基督是处女生的，后来乘云到天国去了。几百万人相信这个。我每星期天都为教堂奏乐，所以听过不下几百遍。’是真的吗？”
“他为大使馆礼拜堂弹风琴。”布拉德菲尔德说。
“老天，”普兰什科说，惊讶得合不拢嘴，“利奥会做这个？”
“已经好几年了。”
“他继续说：‘可是，我和你都见过邪恶的活生生证据。不是在山顶，不是在晚上，而是就在这里，在你我所站的这块土地上。我们都得天独厚，可以看到这一切。而现在同样的事情又要重演了。’”
特纳想插嘴，但被布拉德菲尔德制止。
“他把我惹火了，所以我就说：‘别在我面前扮演上帝。别对我鬼叫什么千年正义——纽伦堡81的正义不过持续了四年。有效追诉期限法规至少给了我们二十年时间。再说，你们英国人如果不喜欢它，为什么又不要我们改呢？当你们把司法权归还给我们的时候，你们大可以说：喂，死德国佬，这些案子你们拿回去自己审吧，在你们的法庭里审，按你们的刑法判刑——不过在这之前首先把有效追诉期限的规定给我废掉。’他只是继续看着我，口中念着我的名字：‘普兰什科啊普兰什科。’”
他从口袋取出手帕，抹了抹额头，擦了擦嘴巴。
“不好意思，”他说，“我激动起来了。你们知道政治家是很容易激动的。他瞪着我的时候，我对他说：‘这里是我的家。如果有哪里是会让我眷恋的，就是这里，就是这个窑子。我过去一直纳闷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白金汉宫或可口可乐文化。后来我想通了：因为这里是我的国家。你应该寻找的也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家大使馆。’他只是继续瞪着我，瞪得我火冒三丈。我说：‘好，就算你找到证据好了，意义何在呢？一个人三十岁犯了罪而在六十岁的时候惩罚他，意义何在呢？我们都是老头了。你知道歌德说过什么：没有人能看着一个夕阳超过十五分钟。’他却说：‘事情又要重演了。看看那些脸孔，普兰什科，听听那些演讲。必须有人出来制止那个王八蛋，不然你我的脖子上又会再次挂上一面牌子。”
布拉德菲尔德首先开口。“我们知道他没找到证据。但假定他找到的话，他会怎么做？他计划的下一步是什么？”
“唉，我告诉你：他已经疯了。”
“谁是爱克曼？”特纳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默。
“那是什么东西，老弟？”
“爱克曼。她是谁？爱克曼小姐。埃特林小姐和勃兰特小姐……他们订过婚。”
“她只是他柏林时代的女人之一。还是汉堡时代？说不定两个时代都是。老天，我忘记一切了。感谢主。”
“她后来怎样了？”
“我没有她后来的消息。”普兰什科说，两只小眼睛就像是在老树皮上草草砍出来的。
从他们所坐的角落，那两张干净的脸仍然面无表情地监视着，四只苍白的手放在桌面上，犹如放下来的武器。扩音器在呼喊普兰什科的名字：党团正在等他。
“你出卖了他，”特纳说，“是你向西布克龙通风报信的。你把他卖到了河里去。他告诉你所有事而你却去警告西布克龙。因为你已经在赶搭卡费尔德的列车。”
“小声点，”布拉德菲尔德说，“小声点。”
“你这个烂人，”特纳气呼呼地说，“你会害死他的。他告诉你他找到证据，请求你帮忙，但你却把事情透露给西布克龙。你们是朋友，而你却干出这种事。”
“他疯了，”普兰什科低声说，“你不明白他疯了？你没有见过他以前的德性。你没有看到他在地窖里是怎样修理卡费尔德的。你以为你被揍得很惨？卡费尔德被他揍得甚至说不出话来。‘快招！快招！’”普兰什科的眼睛眯成一道缝。“在我们看过田里挖出来的尸体以后，他就像发了疯似的……尸体是被绑在一起的。被毒气杀死前就是绑在一起的。我对他说：‘听着，那不是你的错。你活下来不是你的错。’你见过那些纽扣吗？它们是集中营里用的钱82。我猜你没有见过吧？你从来没跟他一起出去喝酒泡妞吧？从来没有见过他怎样用那些木头纽扣找架打吧？我告诉你，他是个疯子。”普兰什科陷入回忆中，语气充满挫折感，“那天我坐在这里对他说：‘放手吧，你是何苦。何苦在德国建造耶路撒冷？何苦让自己饱受煎熬？找些妞来打打炮吧。听着！我们必须把往事忘记，不然下场只会是发疯。’他是个僧人。一个从来不愿意忘记什么的疯僧人。你以为世界是什么东西？是狂热道德家的游乐场？没错，我是告诉了西布克龙。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你一样得学会忘记。老天，如果英国人学不会忘记还有谁学得会？”
 
他们走回大堂时听到咆哮声。两个穿着皮衣的学生闯了进来，站在楼梯上与门卫扭打。一个年长的议员用手帕捂住嘴巴，血沿手腕流下。“纳粹来了！”有人喊道，“纳粹来了！”但他指着的是站在阳台上一个挥舞着红旗的学生。
“回餐厅去，”布拉德菲尔德说，“我们可以从另一边出去。”
餐厅里的人一下子都不见了，他们有的被大堂的骚动吸引，有的则感到厌恶，各朝自己选择的方向散去。布拉德菲尔德没有跑，但迈着行军般的大步子。他们走到餐厅外面的连拱廊。一家皮革店的橱窗里展示着用精美小牛皮造的黑色手提箱子。在另一个橱窗里，一个理发师正为一个看不见脸的客人涂肥皂沫。
“布拉德菲尔德，拜托你一定得听听我说的话。老天，难道我来警告你他们说了些什么都不行吗？”
萨布惊恐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肥胖的身体在油腻腻的外套里更显沉重，汗珠结在他黄色眼睛下面的眼线上。他们退到一家店的门口。在连拱廊的尽头，宁静已重新降临国会大堂。
“谁说了什么？”
阿勒顿代萨布回答。“整个波恩都传遍了，老哥。整个报界都听说了。”
“听着。有些传言。一些很疯狂的传言。你知道那天汉诺威为什么会发生暴动吗？谣言在所有的咖啡馆满天飞。是卡费尔德的人传出来的。他们本来被交代不要说出去的。”
他快速打量连拱廊的两头一眼。
“那肯定是多年来最耸动的头条。”阿勒顿说。
“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失控，像疯狗一样带头冲向图书馆？我是说卡费尔德的那些保镖。是因为有人向卡费尔德开了枪。就在音乐声最响亮的时候，有人从图书馆一扇窗向他开枪。枪手是图书馆员的朋友。你还记得那个女图书馆员的名字吗？爱希。她曾经在柏林为英国人做过事。她是个移民，是后来才改名为爱希的。她让枪手从窗户开枪。她死前一五一十告诉了西布克龙。卡费尔德的保镖看到枪手开枪——在音乐声最响亮的时候！他们看到有人开枪，想冲向前抓住他。带头冲的就是卡费尔德的保镖，那些由灰色巴士载送的家伙。他们找到子弹，是一把英国手枪发射出来的。你明白了吗，布拉德菲尔德？是英国人要行刺卡费尔德。真是荒天下之大谬的谣言。你必须阻止它蔓延开来。去找西布克龙谈谈。卡费尔德现在怕得要命，他是个大懦夫；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出入都那么谨慎，到哪儿演讲都要搭个Schaffott。该死，Schaffott的英文是啥？”
“断头台。”特纳说。
群众从大堂走出来，快步从他们身边走过，回到空地上去。
“对，断头台！这是个天大秘密，布拉德菲尔德！我只对你一个说！”他喊道，“千万别提我的名字，否则西布克龙会要了我的命！”
“务请放心，卡尔，你的保密要求将会受到尊重。”布拉德菲尔德若无其事地说，措辞的正式与当前的混乱很不协调。
“老哥，”阿勒顿把头凑到特纳耳边。他没刮胡子，胡子茬儿上沾满汗水。“利奥到底怎么回事？他看来像是蒸发了。听说老爱希从前是个骚货……曾经在汉堡与猎头者共事。谁把你的脸弄成这样子的，老哥？她翘辫子翘得太快了，对不对？”
“没有任何内幕可言。”布拉德菲尔德说。
“还不是时候公开罢了，老哥。”阿勒顿说。
“永远不会有。”
“据说卡费尔德在汉诺威游行示威前一晚差点就在波恩被逮到。当时他参加完一个秘密会议，徒步走往会合点，差点就被利奥逮到机会。西布克龙的人马及时赶到，把他带走。”
沿着河堤，示威群众成梯形编队，一动不动地耐心等候着。他们的黑旗在细弱的微风中勉强飘动。在河的对岸，一排蓝色树木的后面，远处的工厂烟囱把烟懒懒地喷到单调的晨空中。一些色彩鲜艳的小舟在灰灰的河岸边轻摇款摆。在特纳的左手边，有一间该拆而未拆的破旧船棚。一张告示宣示它是波恩大学体育学院的财产。
 
他们肩并肩站在堤上。最苍白的薄雾逶迤在褐色的地平线，笼罩着整座肯尼迪桥。除了看不到的东西——海鸥、驳船、电钻——发出的回声以外，别无其他声音。除了沿河滨空地延伸的灰色人影外，别无其他的人。没有下雨，但他们有时会感受到雾的湿意。除对岸传来的煤烟味，别无其他气味。
“卡费尔德会躲到今天晚上才出来，”布拉德菲尔德说，“西布克龙会照顾好他的安全。他们预期利奥今天晚上会再动手一次。他会的。”他把最后一句话说了两遍，仿佛在背一条公式。
“卡费尔德直到集会开始前都会躲起来，等集会结束又会再次躲起来。黑廷自己的资源极端有限。他的身份已经暴露，无法再自由来去。他今天晚上一定会再试一次。”
“爱克曼死了，”特纳说，“他们杀死了她。”
“对，他今晚一定会再试一次。”
“叫西布克龙取消那个集会。”
“如果我有这个权力，我会的。如果他有这个权力，他会的。”他指指一排排的示威人群。“太迟了。”
特纳瞪着他。
“不管卡费尔德有多害怕，我不认为他会取消游行示威……”布拉德菲尔德犹豫了一下，就像对自己这话有过一瞬间的怀疑，“这次集会是他事业的高峰。他故意把它安排在布鲁塞尔最关键的时刻举行。他已经成功了一半。”
他转过身，慢慢沿着人行道走回停车场。灰色的人群默默注视着他。
“你坐出租车回大使馆去。从现在起禁止一切活动。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大使馆的范围，否则就会被解雇。把我这番话转告莱尔。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叫他把有关卡费尔德的档案收到一个地方，等我回去。研究报告，博士论文……任何从光荣洞里拿出来的东西，一律收起来。我会三四点钟回去。”
他拉开车门。
“你与西布克龙有什么协议？”特纳说。
“没有任何协议。要么是他们毁了黑廷，要么是黑廷毁了卡费尔德。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会与黑廷划清界限。这是惟一重要的事情。你看出还有什么其他出路吗？我会告诉西布克龙，秩序必须恢复。我会向西布克龙发誓，我们没参与黑廷所做的事，也不知情。你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可以建议我吗？有的话我会十二万分感激。”
他发动车子。灰色的人群微微扰动，对白色的“捷豹”充满兴趣。
“布拉德菲尔德！”
“怎么了？”
“求求你。再给我五分钟。我还有话要说。一些我至今还没有说的话。”
布拉德菲尔德不发一语打开车门，走了出来。
“你说我们没有责任。这话不对，我们有责任。他是我们的产物。他今天的样子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是我们让他陷入不同世界的挤压的……你没看到地下室那边是什么样子的，而我却看到！听着，布拉德菲尔德！我们亏欠他。他也知道这个。”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亏欠的。只有很少的人会获得补偿。”
“你想要毁了他！你想要他消失！你想要跟他划清界限是因为他是她的情夫！是因为……”
“老天，”布拉德菲尔德柔声说，“如果我有这种心理，那我需要毙掉的人就超过三十二个。你要对我说的就只有这些？”
“等一等。布鲁塞尔……欧共体……所有这一切。下个星期是黄金，再下个星期是华沙公约。如果可以让老美高兴，我们甚至愿意参加他妈的救世军。名字有什么要紧的？……你比谁都清楚，时势是会不断改变的。所以你为什么要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为什么你就不能让它喊停？”
“告诉我除了与他划清界线我还能怎样？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的。危机是学术问题，丑闻却不是。难道你不明白只有表面才是攸关重要的吗？”
特纳热烈地端详他的脸。“不是真的！你不可能会这样执着于事物的表面。”
“如果下面的部分已经烂掉又如何？把表面敲破，我们就会往下沉。黑廷正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我承认我是伪君子，承认我是虚伪的忠实信徒。但那是我们身上最接近美德的部分。我是为事物的表面服务的。在任何事情上，表面都是最重要的，宗教如此，法律如此，艺术如此，婚姻如此。它是最差劲的，但仍然比其他选项要好。这是我的信仰，我的哲学。我不像你，我不在乎自己服务的是不是个有德的国家。所有权力都是腐化的，但失去权力会让人腐化得更甚。我们感激一个美国人的这个忠告，他说得对极了。我们是一个腐化的国家，所以需要一切能得到的帮助。我承认，这是很悲哀的，有时甚至是丢脸的。但我宁可以强者的身份失败也不以无能者的身份苟活，宁可被击败也不中立，宁可当英国人也不当瑞士人。我不像你，我没有任何憧憬。我对制度不抱希望的程度不亚于对人民不抱希望。你没有其他建议了吗？我真失望。”
“布拉德菲尔德，我了解她。我也了解你，了解你是什么感受。你恨他！恨他超过你敢承认的程度。你恨他有感情：恨他敢爱，甚至敢恨。你恨他既会欺骗又会忠诚。你恨他唤醒了她。恨他让你陷于羞辱……一想到她和他在一起的样子你就恨得咬牙切齿！”
“但你没有建议。我猜五分钟已经过了。没错，他是冒犯了我，但不是出于你所说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扰乱了秩序，带来混乱；是因为他扰乱了一个无目的的社会内建的中庸。他干吗吃饱没事干要去恨卡费尔德？干吗吃饱没事干要去回忆东、回忆西？如果你或我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把世界从这种预设中拯救回来。”
“在你们所有人中——听着！——在你们所有人中，只有他是惟一真正活着的，惟一有信仰和起而行动的人！对你来说，他是在玩一个无聊的烂游戏。但利奥却是全身心投入的。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亲自去把它要回来。”
“对，单是这一点他就罪大恶极，”布拉德菲尔德此时已忘了特纳的存在，“世界现在已经没有这一类人存在的余地。感谢主我们学会了他所没有学会的。”他凝视着河水。“我们学会了哪怕无所作为也是一种作为。听你的说法，就好像有些人是有贡献而有些人是没有贡献的。就像我们是多余的，世界可以自给自足。但世界是不会自己运转的。没有一天是最后一天。而我们为之工作的就是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每天上床睡觉时我都会对自己说：又完成一天了。又给一个缠绵病榻的世界增加上一天了。”他说话的样子就像对河说话，“我们的政策就像那潮水，就像那三英寸的潮起潮落。我们只有在河岸升或降三英寸的自由。这是我们行动的极限范围。超过它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抗议和良知之类的空谈。我们都在找更大的自由，但它并不存在。只要接受这事实，我们就可以随意做梦。黑廷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到地下室去的。而你在我打发你走的时候就应该回伦敦去。有效追诉期限是一条鼓励人遗忘的法规。他却把它打破。普兰什科说得很对：黑廷已经打破了适度的法则。”
“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是生而自由的，我相信这个！我们无法控制自己心灵的运作。”
“老天，这是谁说的？”他直视特纳，眼眶里泛出些许泪光，“我就一直是控制着自己的心灵运作的，十八年来的婚姻生活和二十年来的外交官生涯都是如此。我花了半辈子学会视而不见，又花了另外半辈子学会不去感觉。你以为我就没学会忘记吗？所以他为什么就不能忘记一切？你以为我乐于去做那些我非做不可的事情吗？难道不是他逼我做的吗？搞出这堆事的人是他而不是我！”
“卡费尔德又怎样？卡费尔德不是也踩过了线吗？”
“处理他的个案可以有相当不同的方法。”布拉德菲尔德又再次官腔官调起来。
“利奥找到一个方法。”
“不巧他的方法是错的。”
“为什么？”
“原因用不着你来操心。”
他慢慢走向车子，但特纳高声把他叫住。
“利奥为什么会跑？他读到了些什么，是不是？一些他偷走的东西。那绿档案里头有些什么？那些与德国政治家正式与非正式的谈话是关于什么的？布拉德菲尔德！那是谁和谁的谈话？”
“小声点，他们会听到的。”
“告诉我！你是不是和卡费尔德碰过面？是不是这件事情让利奥走夜路的？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
布拉德菲尔德没回答。
“老天爷，”特纳低声惊叹，“原来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就像西布克龙和普兰什科，我们也想跟明日之星打交道！”
 
“你说话小心！”布拉德菲尔德警告他说。
“阿勒顿……阿勒顿说过……”
“阿勒顿？他屁都不知道一个！”
“他说卡费尔德那个星期五晚上来过这里。秘密来过波恩。要参加一个会议。事情需要高度保密，以致他来和走的时候都是走路的。你则没到汉诺威去，我是说那天晚上。你原定要到汉诺威去的，对不对？你改变了计划，取消了机票。利奥从旅行科那里得知这件事……”
“你少胡说八道。”
“你在波恩这里跟卡费尔德会面。是西布克龙牵的线，而利奥则跟踪你，因为他知道你要搞什么鬼！”
“我看你是脑袋坏了。”
“没有，我没有。但利奥是坏掉了，不是吗？因为他在怀疑。一直以来都是，在他脑袋里某个地方，他知道你在秘密地为布鲁塞尔的失利投保险。直到他看过绿档案以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在法律的界线内行事。但看过绿档案之后，他就知道了。历史真的是正在重演。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匆匆忙忙。他必须阻止你，必须在太迟以前阻止卡费尔德。”
布拉德菲尔德不发一语。
“绿档案里头有什么，布拉德菲尔德？为什么他要拿它来当保命符？为什么他偏偏只偷这个档案？因为它包含着那些会面的摘要，对不对？它们是你的罩门！你必须把绿档案要回来。它们上面有你的签名，对不对，布拉德菲尔德？”特纳的淡色眼睛里满是怒火。“这是他找到的另一项证据。他把它带到爱克曼那里……‘他们又要玩老把戏了83，我们必须在事情变得太迟以前制止这一切……我们是被挑选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拿走绿档案！他想把它们公之于世，他要对大家说：孩子们，来看看，历史又要重演了，但可不是以喜剧的方式重演！”
“那是最高机密的文件。单是这项罪名就够他坐很多年牢。”
“但他不会坐牢的，因为你只想要档案而不想要人。这也是你那三英寸自由的一部分，对吧？”
“你是宁愿我当狂热分子吗？”
“他怀疑你本来已经有好几个月——波恩的流言和从她那里听到的点点滴滴在让他起疑。而他现在更是找到了证据：英国人正在两面下注，正在对波恩—莫斯科轴心采取一种搭便车的政策。你和卡费尔德是怎么约定的，布拉德菲尔德？老天，怪不得西布克龙会怀疑你在玩三手游戏84！首先你把所有筹码押在布鲁塞尔，然后你找来西布克龙牵线，让你可以押一点宝在卡费尔德身上。‘安排我和卡费尔德秘密见面，’你对他说，‘英国人对莫斯科轴心也感兴趣，当然，只是非正式的兴趣，只是想随便谈谈。’你对卡费尔德又说了些什么来着？‘卡费尔德博士先生，要是你凑巧可以取代岌岌可危的联合政府，我们并不排除最终会和东方缔结一个贸易联盟的可能。’是不是这样？‘作为一项事实，卡费尔德博士先生，我们如今是非常反美的，打骨子里反美的。’是不是这样？”
“你忘记自己的身份了。”
“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就在西布克龙把卡费尔德带上你的床没多久，他就得知一件足以让他血液凝固的事：英国大使馆正在追查卡费尔德臭不可闻的老底！英国大使馆里本来就有相关的档案，惟一剩下来的档案，现在英国人可以用它们来勒索他了。但这还不够！”
“是还不够。”
“还来不及习惯这个震撼，西布克龙和卡费尔德就受到一个更震撼的冲击：英国人想暗杀卡费尔德。他们想：英国仔竟然会背信弃义到这种程度！但整件事情当然是说不通的：有谁会想杀一个自己可以勒索的人？他们一定困惑得要死。怪不得星期四那天晚上西布克龙看起来那么不爽！”
“现在你知道一切了。那你就得守口如瓶。”
“布拉德菲尔德！”
“怎么样？”
“你希望谁赢？我是说今天下午的游行。你把注压在谁身上，布拉德菲尔德？是利奥还是你那些打折的盟友？”
布拉德菲尔德发动车子。
“打折的朋友！他们是我们惟一交得起的朋友！惟一我们有胆量去交的朋友！我们是一个骄傲的国家，布拉德菲尔德！你现在可以用七五折得到卡费尔德了，对不对？不必担心他恨我们。他会转舵的！人是会变的！推他一小把他就会一直走下去。”
“你只能在里面或是在外面，你只能卷入或不卷入，”特纳说，停了一下，“还是说你想当瑞士人？”
布拉德菲尔德没有再说一句话或瞧特纳一眼，就把车开向了山坡，向右，消失在通向波恩的方向。特纳直到完全看不见车子才往回走。就在走到出租车候车处的时候，他背后突然传来隆隆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那是他生平听过的最忧郁、最深沉的声音。示威人群开始移动了：他们缓缓向前曳足而行，沉重而吓人，就像一只再也不受约束的灰色怪兽。而在他们的远方，是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的张伯伦山丘。

[尾声]
布拉德菲尔德走在前头，莱尔和特纳跟在后头。时间是刚黄昏，马路上没有一辆车。在整个波恩，除那些喑哑的灰衣人外，别无惊扰——他们挤满每条街巷，正匆匆赶赴市集广场。黑色的旗布因为无风而低垂，成一捆捆的随人潮漂动。
波恩从未出现过这么多不同的脸。有年老的有年轻的，有失落的有得意的，有吃饱的有饥饿的，有聪明的有迟钝的，有当上司的有当下属的。就像是共和国的所有子女组成了一支军团，要向她小小的棱堡迈进。他们有一些是山区居民：黑头发，宽肩大步，为今天的出游特别梳洗过。有一些是文员，在激昂的气氛中畏畏缩缩。有一些像星期天的游人，穿着灰色的华达呢大衣和戴着灰色的洪堡帽，款款漫步。他们有些拿着旗子，表情羞涩，像是旗子对他们来说太大了一些；有些像是要举着横幅去打仗；其他人则像串成一串串要拿到市场叫卖的大乌鸦。
布拉德菲尔德停下来等他们跟上。
“西布克龙给我们留了位子。在广场较上方的位置。往右边走。”
特纳点点头，但几乎听而不闻。他一直东张西望，看每一张脸、每一扇窗、每一家店、每一个街角和小巷。他一度抓住莱尔的胳膊，但不管他看到的是谁，对方一下子就不见了，再一次消失在变动不居的人群中。
不只广场本身，就连所有阳台、窗户、店面和每条缝隙里都挤满灰色的外衣和白色的脸孔，以及士兵和警察的绿色制服。但还是有更多的人不断从各条街巷涌出。每个人都探头想看看演讲者的位置，寻找一个领导者的身影，而特纳则拼老命要在他们的脸上寻找一张他没见过的脸。在他们更后方，天色逐渐阴沉下来。
利奥办不到的，特纳心想，他不可能穿得过这样密集的人群接近他的目标。但海柔·布拉德菲尔德的声音却在他耳边响起：我有个叫安德鲁的弟弟是橄榄球队的前锋。利奥钻空隙的能耐跟他有得一拼。
“走左边，”布拉德菲尔德说，“饭店的方向。”
“你是英国人吗？”一个妇人的声音问道，就像是下午茶时间的闲话家常，“我女儿住雅茅斯85。”但人潮马上把她卷走了。一些卷起的横幅成一圈挡在他们前面，像一根根竖起的长矛。一些学生站在长矛圈里，围着一个小火堆。“烧掉斯普林格的书。”一个小伙子喊道，但声音不是十分有说服力，另一个则撕烂一本书，扔到火焰里。但燃烧状况很差，呛人的烟雾不断冒出。我不应该这样对书的，特纳心想，我这样对待过书一次，下一次就会这样对待人。一群女孩懒洋洋坐在一些充气垫子上，烟雾让她们的脸恍惚迷蒙。
“如果走散了，就在斯特恩饭店的前台阶会合。”布拉德菲尔德吩咐。一个小伙子听到声音，向布拉德菲尔德跑过去，旁边的人为他加油打气。两个女孩已经用法语叫起来。“你是英国人！”那个小伙子喊道，“英国猪！”听到女孩的再次尖叫声，他猛地把小拳头打过两根长矛之间。特纳想赶上前，但拳头已落在了布拉德菲尔德肩膀上，而他没有理会。接着，人群突然把路让开，就像他们的意志神奇地在一刹那间消失了，而位于广场远处的市政厅出现了。那是那个晚上的第一个梦境：一座巴洛克式魔山，被漆成糖果的粉红色和商人的金色。
“布拉德菲尔德先生？”脸色苍白的警官问道，他身上穿的皮革外衣和柯尼希斯温特那个破晓穿的是同一件，但嘴巴里却缺了两颗牙齿。他几个同僚的月亮脸因为听到布拉德菲尔德的名字而泛起涟漪。
“对，我是布拉德菲尔德。”
“我们奉命为你空出台阶。”他的英语是彩排过的，是给新手背的一小段台词。他口袋里的无线电噼啪响。他把它拿起，放到嘴边。外交官先生已经到了，他说，在安全位置上。研究部门那位先生也在场。
特纳看着他的破嘴巴，面露微笑。
“龟孙子。”他满意地说。对方的嘴唇也有个很深的伤口，但不如特纳的深。
“对不起，你说什么？”
“龟孙子，”特纳解释说，“乌龟的孙子。”
“闭嘴。”布拉德菲尔德说。
台阶可以俯视整个广场。夜色已经笼罩，弧光把数不胜数的头颅切分成白色的一片片，看起来就像是漂浮在黑色大海上的一张张苍白唱片。房屋、商店、电影院都隐没了，只有它们的山形墙还留着，以童话故事般的轮廓剪影在幽暗的天空。这是当晚出现的第二个梦境：《霍夫曼童话故事集》一个木刻般的日耳曼人造童话世界。一面可口可乐的广告牌在一个屋顶上忽明忽暗，让四周瓦片轻染上化妆品的粉红色。一盏照偏了的探照灯掠过一些店面，透露出它们的橱窗里空无一物。在饭店台阶的较下方，几个警察背对他们站立，手插在口袋里。
“卡费尔德会从侧边进来，”莱尔突然说，“左手边那条横街。”
顺着莱尔伸长的手看过去，特纳第一次注意到，就在脚手架的正旁边有一条横街，它介乎药房与市政厅之间，宽度不超过十英尺，在两旁高墙的包夹下显得非常深。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留在这里，留在这道台阶上。我说得够清楚了吗？我们来这里是旁观的，只是旁观，没有别的事。”内心冲突让布拉德菲尔德的表情更显严峻，“如果他们找到他，就会把他交给我们。这是默契。我们会马上把他送回大使馆，加以安全看管。”
音乐，特纳想起，在汉诺威的时候，利奥是在音乐声最吵的时候开枪的。音乐可以淹没枪声。特纳又记起那些吹风机，心里琢磨：它们说明利奥不是个喜欢变换方法的人。行得通的方法他就会用第二次。他身上流着德国人的血；就像卡费尔德和那些灰色的巴士。
他的思绪被群众的嗡嗡低语声淹没，那是一种充满期待的快乐嗡嗡声，随着泛光灯的熄灭而更见高亢。一片黑暗中，只有市政厅像发光的祭坛般兀自矗立，由出现在露台上的一小群人看守。他们的名字从特纳四周无数张嘴巴中流出来：
看，是蒂尔希特，蒂尔希特在那儿。就是那个老将军，左手边数起第三个，看，他脖子上还带着勋章哪，是战时获颁的特殊勋章。蒂尔希特是个超勇敢的人。迈耶-洛林！经济学家迈耶-洛林到了！对，就是那个高个子，他的挥手姿势好优雅！谁都知道他出身名门，有一半血统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俗语说得好：血统就是一切。他是个大学者，什么都懂。看，主教也来了！他正在亲自为我们祝福！咦，他是在跟谁握手？是哈尔巴哈！年轻而急性子的哈尔巴哈！他穿的是套头毛衣！哈，这种场合穿套头毛衣！但你不能怪他，他是柏林人，而柏林人是出了名目空一切的。有朝一日他会领导我们的。这么年轻就那么有成就，真让人羡慕。
嗡嗡声继而升高为一阵怒吼，一种发自肺腑的、饥渴的、深情的怒吼，比任何单个的灵魂都要虔诚，比任何单片的心扉都要深情。然后随着一个安静的和弦敲响，怒吼熄灭了，降低为窃窃私语。一个脚手架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个传道人的讲坛，一个舰长的舰桥，一个乐团指挥的指挥台？不，那是一个小孩的摇篮，一个木头的圣杯，满盛着德国的真理。在它上面站着的人孤单却英勇，他是真理的守护者，是一个名字叫卡费尔德的普通人。
“彼得。”特纳的手轻轻指向那条横街。他的手微微颤抖，但眼神却相当稳定。一个影子？一个站岗的守卫？
“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再东指西指，”莱尔低声说，“他们会误会你的。”
但此刻没有人注意他们，因为卡费尔德是所有人惟一的焦点。
“克劳斯！”群众高声喊道，“克劳斯来了！”向他挥手吧，孩子们，他就是魔术师克劳斯，他是全程踩着高跷走到波恩来的。
“虽然他恨我们入骨，”特纳听到莱尔喃喃地说，“但这位克劳斯还真挺英国调调的。”
人们都说他是高个子，但站在高台上，他却显得相当矮。其实他要让自己显得高一点都不难：只消他脚下垫高个一英尺就行。但他看来希望自己显得矮一点，以此强调重大的真理往往是由一些卑微的嘴巴说出来的。因为卡费尔德是个卑微的人，而英国人怕他，只是出于心虚胆怯。
但卡费尔德也是从容自若的人，因为尽管有千百双眼睛看着他，他却把眼镜取下来，旁若无人地擦拭镜片——显然，在这段忙碌的日子，他一直腾不出时间擦拭它们。他的动作是在告诉大家：规矩仪式就留给别人来讲究吧，你我都知道我们是为何来这里的。
“灯光对他来说太强了，”有人说，“应该调弱一点的。”
他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这位孤单一人站在台上的博士。他无疑比他们有头脑许多，但说到底还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而且随时准备好从台上走下来，把讲话的机会让给比他更胜任的人。他全然不是政治人物。几乎毫无野心。事实上，他昨天才承诺过，要是人民认为哈尔巴哈比他更胜任，他会乐于让贤。群众在窃窃私语他们的关怀。卡费尔德看来很疲倦，卡费尔德看来生龙活虎；他看来气色不好，他看来气色很好……比我想像老，比我想像年轻；比我想像高，比我想像矮……据说他打算退出政坛；不，没有的事，他计划放弃他的工厂，彻底从政。他负担不起；他是个百万富翁。
他开始说话。
没有主持人介绍他是谁，他也没有自报姓名。宣示他出场的几个音符是没有伴奏的，这是因为一个人站在高台上的克劳斯·卡费尔德是孤单的，相当孤单，没有音乐可以慰藉得了他。卡费尔德不是一个空话连篇的波恩政客，而是你我中间的一员：克劳斯·卡费尔德，博士与公民，一个高尚的人，对德国的前途满怀高尚的忧虑。他是出于责任感才会来这里对一些朋友说说话。
他的声音很轻，毫无压迫性，而特纳有一种感觉：为了不让卡费尔德需要费劲提高声调，全场的人宁愿竖起耳朵聆听。
 
对于卡费尔德接下来所说的话，特纳说不上来他听懂了多少，或说不上来他为什么能听懂那么多。起初，他的印象是，卡费尔德的主题是纯历史性的。他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而特纳听得懂一些老掉牙的关键词：《凡尔赛和约》86、大混乱、经济萧条、围堵；双方的主政者都有错误，所以德国人不能推卸自己该负的一份责任。太多人死了，卡费尔德说，而太少人知道原因。绝不能让历史重演。卡费尔德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他从斯大林格勒带回来的并不是只有伤口，还有记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让他永生难忘……
可怜的克劳斯，人群窃窃私语，他是代我们受苦的。
你们和我都从历史中学到了教训：绝不能让它重演。没错，有些人是把1914和1939年的战争视为十字军攻打文化敌人的一个延续，但卡费尔德完全不属于这一派，也希望他的所有朋友不是这一派。
“阿伦。”是莱尔的声音，稳定得像个船长。特纳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市政厅的露台上起了什么动静。他看到老将军蒂尔希特倾斜头颅向学生领袖哈尔巴哈耳语，而迈耶-洛林则靠在金银细工的雕栏上，听下面某个人对他说话。一个警察？一个便衣人员？他看见眼镜的闪光和西布克龙那张坚韧的外科医生脸抬起、消失。一切复归平静，只剩下卡费尔德冷静理性的说话声。他正在谈今天。
 
今天，他说，德国破天荒第一次成了她盟友的玩具。他们曾经买她，现在却要卖她。这是个事实，卡费尔德说，他谈的不是理论。在波恩这里，理论本来就够多的了，他不想再乱上添乱。他谈的是事实，而我们有必要去搞清楚德国的盟友是怎么落入这么奇怪的状态的。德国是富有的，比法国富有，比意大利富有。也比英国富有——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但我们不应该对英国粗鲁，因为英国毕竟打赢了仗，而且有一群天分不凡的人民。接着他列举英国人民有什么不凡的天分，语气仍旧出奇的理性：迷你裙，流行歌星，驻在伦敦的莱茵军，分崩离析的帝国，国债……没有英国人的这些天分，欧洲肯定是会走向衰败——卡费尔德一向都是这样说的。
人们笑了起来；那是一种暖身的、愤怒的笑声。但卡费尔德看来有一点错愕，甚至有一点点失望：这些上帝派他来调教的受恩罪人竟然会在圣殿里发笑。卡费尔德耐心等待，直到笑声完全平息。
如果德国是那么富有，拥有欧洲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又可以主导所谓的欧共体，那她怎么可能会像妓女一样，在公众场所被卖来卖去？
 
他背靠到讲坛，摘下眼镜，比了个安抚的手势，因为此时人群中发出了一些愤懑的声音。卡费尔德显然不乐于群众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必须以理性和全然知性的态度去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冲动，不能带有敌意，这才符合好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那是一只圆胖的手，说不定是长了蹼的，因为卡费尔德从不把五指分开，总是整个拳头挥上挥下，像是挥动棍棒。
所以，卡费尔德说，为了要对这个奇怪的历史事实有一个理性的解释，我们必须保持客观性。首先要指出的是——他的拳头再次举起——我们已经经历了二十五年的纳粹体制和三十五年的反纳粹体制。但他不明白纳粹有什么地方错得太离谱，以致非得承受整个世界的永恒惩罚不可。没错，纳粹是迫害过犹太人，而那是不对的，但并没有比克伦威尔对爱尔兰人的残酷镇压更不对，或没有比美国人对国内印第安人和东南亚黄种人的种族屠杀更不对。就像卡费尔德会谴责教会对异端的迫害和英国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87一样，他也会谴责希特勒——谴责希特勒不该迫害犹太人，不该引进一种英国人在波尔战争中大获成功的发明：集中营。
特纳看见他正前方那个年轻警官在轻轻摸索皮革外衣的缝隙；他再一次听到无线电的噼啪声；他再一次眯起眼睛，扫瞄群众、阳台、街巷；再一次搜索每一个门口和窗口。还是一无所获，有的只是在屋顶上站岗的哨兵和在厢型车里待命的国民兵，以及数不胜数的男男女女，他们都寂然不动，一如在太初以前受膏的上帝。
 
让我们回顾一下战后发生了什么事，卡费尔德说，因为这样的回顾可以让我们对目前困扰着我们的许多问题得出一个合逻辑和客观的解答。
战争结束后，德国人被当成罪犯对待。这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实施过种族主义，所以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女也活该被当成罪犯对待。不过，因为同盟国是仁慈的人，是善良的人，所以他们愿意给德国人一个很特别的恩惠：批准德国加入北约。
德国人起初很腼腆，他们不愿意重新武装，很多人都受够了战争。卡费尔德本人就属于这一类人，因为斯大林格勒的教训像酸一样蚀印在他心里。但同盟国既仁慈又坚持。他们说，德国人应该提供军队，交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和法国人来指挥……荷兰人、挪威人或葡萄牙人也行，只要是外国的将军就行。说不定联邦德国国防军哪一天还会被非洲的将军指挥呢！
一些人开始笑——站在脚手架下面形成保护圈的其中一些穿皮革外衣的人——但卡费尔德马上用手势把笑声扑灭。
“听着，”他告诉他们，“我的朋友，你们必须听好。这是我们罪有应得！谁叫我们输掉战争！谁叫我们迫害犹太人！我们不配指挥！只配付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负担英国军队88的军费，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让我们加入北约。”
“阿伦！”
“我看见了。”
两辆灰色巴士停在了药房旁边。一盏照明灯在它们暗沉的车身上扫过。车窗黑漆漆的，从里面被密封起来。
而我们很感激，卡费尔德继续说，感激他们让我们加入这个高门槛的俱乐部。我们当然感激。哪怕其他会员不喜欢我们，哪怕会费贵得吓人，哪怕他们因为我们还是小孩而不让我们玩武器，我们还是一样感激，因为我们是德国人而又打输了仗。
愤怒的嗡嗡声再次升起，他的手明快一扬就把声音压止。“我们不希望感情用事，”他提醒大家，“我们要做的是就事论事！”
在一个高处的小窗台上，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宝宝。“看看下面那个人，宝宝，”她轻声说，“这样的人你不会有机会见到第二个。”整个广场里没有人在动，所有头颅都是静止的，眼睛睁得老大。
为了强调自己有多么不偏不倚，卡费尔德走回讲坛后面，托一托眼镜，悠然地打量演讲稿。这样做过以后，他又犹豫了一下，以狐疑的目光凝视，像是对他的信徒是不是跟得上他接下来要说的话没把握。
那么，德国人在这个杰出俱乐部里的功能又是什么？简要来说是这样：对西方驯服，对东方抱敌意；去认知即使在同盟国里头，也是有善良的战胜国与邪恶的战胜国之分。这是个一般的公式，说不定它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笑声再一次响起和沉寂下来。人们窃窃私语：克劳斯真的很会说笑话。北约是哪门子的俱乐部。北约，欧共体，全都是骗人的，都是一码子事。他们是要把用在北约的那一套用在欧共体。克劳斯是在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远离布鲁塞尔。那只是另一个陷阱……
“那是莱塞尔。”莱尔喃喃地说。
那是一个小小灰灰的人——他让特纳模模糊糊联想起一个公交车司机——刚刚来到了台阶这里，正在津津有味地做笔记。
“他是法国领事，卡费尔德的密友。”
要重新朝脚手架看的时候，特纳的视线不经意瞥过脚手架旁边的横街，并第一次看到了那根正在等待信号的怪诞小手臂。
就在广场正对过那条未亮灯的横街里，一群人集合着，静静等待。他们举着的横幅看来不是黑的。而在他们前面，站着一支残缺不全的军乐队。泛光灯的余光在一个喇叭上闪烁。乐队的最前面站着一个孤单的身影，他的一根手臂像指挥一样举起，一动不动。
无线电再次噼啪响起，但话声却被卡费尔德刚说的另一个笑话所引起的笑声淹没。一个粗糙的笑话，但已足够引起群众的愤怒。所以说英国和她的盟友想要再教育德国。还有谁比他们更有资格呢？毕竟，纵容野蛮在柏林上演的人不是丘吉尔吗，下令在没有抵抗能力的城市投下原子弹的人不是杜鲁门吗？除了他们，谁又更有资格教育德国人何谓文明？
横街里没有半点动静。领队仍然面对着小乐队，手举着，等待要他开始演奏的信号。
“那些是社会主义分子，”莱尔呼吸急促地说，“他们准备发动一场反示威。是哪个笨蛋让他们进来的？”
同盟国想要教德国人什么是正当行为。他们说，杀犹太人是不对的，应该杀的是共产党。攻打俄国是不对的，但如果俄国人打你们，我们会保护你们。他们说，为边界而战是错误的，但我们支持你们对东部领土89的主权声明。
“我们全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支持！”卡费尔德伸出两只手，手掌向上。“拿去，亲爱的，拿去。我的雨伞借你，多久都行，下雨时还我就好！”
是特纳的想像力太丰富吗？他感觉卡费尔德的表演有一点点是在模仿从前德国歌舞杂耍剧场里那些花言巧语的犹太人角色。群众又笑起来，但再一次被卡费尔德制止。
横街里那指挥的手依然举着。特纳好奇：他不累吗？
“他们会被杀死的，”莱尔说，“群众会杀死他们的！”
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碰到的事。我们蛮有智慧的战胜者想教育我们何谓民主。民主万岁。民主就像基督一样：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奉民主之名去干的。
“普兰什科，”特纳静静地说，“演讲稿是普兰什科帮他写的。”
“他很多东西都是他写的。”莱尔说。
“民主也者，就是在美国射杀黑鬼，在非洲给他们支援！民主也者，就是经营一个殖民帝国，在越南打仗，攻击古巴！民主也者，就是你知道不管你干了些什么，都绝不会比德国人更坏！”
卡费尔德已经提高了声调，而这是一个信号——那支小乐队所等待的信号。特纳的视线再一次越过群众，投向横街。他看见一只白得像餐巾的手慵懒地扶在街灯上，并在西布克龙离开发号施令的位置隐入人行道的幽暗时瞥见他那张白脸。他看见他下方的第一个警察转头，然后是第二个，然后他自己也听见了：遥远的音乐声，敲击声，还有男声的合唱声。他看见卡费尔德从讲坛上向下窥伺，大声喊下面某个人；看见卡费尔德一边继续演讲一边往后退。从卡费尔德各种慷慨激昂的陈词、各种嘲笑和打气的话、各种念符咒般的呓语，特纳都听出一种明确无疑的害怕味道。
“是社会仔90！”那年轻警官喊道，声音远远地传到群众中间。他脚踝并靠，皮革肩膀耸起，双手凑在嘴巴吼叫。“社会仔就在横街里！社会仔要攻击我们！”
“是一出戏，”特纳说，语气相当就事论事，“西布克龙导演的。”他要引他出来，他心里想，要制造机会给利奥开枪。随着《马赛曲》响起，特纳又想：来了，可以淹没枪声的音乐来了。一切都是布好的局。
起初群众毫无动静。乐曲起始的旋律只依稀可闻，仿佛是小孩用口琴吹出的。歌唱声也不过像周末夜里约克郡酒吧里的随兴哼唱：遥远而缺乏自信，发自一张不是为音乐而生的嘴巴。起初人们完全没有理会音乐声，因为他们的心思都放在卡费尔德身上。
但卡费尔德却听到了音乐声，说话速度变得极快。
“我是个老人了！”他高声说，“不多久我就会是个老人！年轻人，你们早上醒来都在想些什么？是不是想：究竟我们还要忍受这种没尊严的生活多久？你们对波恩这个美国娼妇作何感想？对你们的政府作何感想？对那些位居高位的社会仔作何感想？难道我们就非得追随在上位的人——哪怕他是一条狗？”
他在引用《李尔王》91，特纳想，奇怪自己还有心思去注意这个。就在这个时候，所有泛光灯一下子同时熄灭，像落下一道黑幕般让整个广场陷入深深的幽暗。《马赛曲》的歌声在一片幽暗中更显响亮。特纳闻到空气里漂浮着沥青的辛辣味，看到无数个地方有火花闪烁，听到此起彼落的低声呼喊应答。突然间，音乐声和歌声被扩音器相当蓄意地接收过去，被放大和扭曲得几乎失去本来面目，震耳欲聋而催人发狂。
对，特纳撒克逊人的清晰头脑再一次对自己说，换作我是西布克龙，我也会这样做。我会布一个局，引起群众鼓噪，制造够吵的嘈杂声引诱利奥开枪。
音乐声更响了。他看见台阶下方几个警察转过身，面向他，而那个年轻警官伸出一只手，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请留在这里，布拉德菲尔德先生！特纳先生，请你留在这里！”群众激动地交头接耳，形成一片如饥似渴的嘶嘶声。
“手请不要放入口袋！”
他四周全点起了火把：有谁已经放出了信号。火把像狂野的希望一样被举起，映照着一张张阴郁的脸，在平平无奇的五官上、在空洞的眼神里注入使徒般的热情。小乐队已经推进到广场里，人数加起来不超过十二个，而跟在他们后面的“部队”则散乱而犹豫。但音乐声此时已无处不在，被西布克龙的扩音器放大为一场社会主义者的恐怖暴动。
“是社会仔！”群众再一次喊起来，“社会仔攻击我们！”
讲坛现在是空的，卡费尔德已经走了，但社会主义者继续为马克思、犹太人和战争向前挺进。“揍他们去！揍我们的敌人！揍犹太人！揍赤色分子！”社会主义者要为一切负责任。
但音乐声仍然越来越响亮。
“他们在引他出来。”莱尔不紧不慢地说。
一小群人已经默默聚集在脚手架的脚下。一张张月亮脸东张西望，交头接耳。
“干掉那些社会仔！”群众的情绪继续发酵，已全忘了脚手架和卡费尔德。“干掉他们！”不管你恨的是谁，人们窃窃私语，就在这里干掉他们：犹太人，黑鬼、废人、特务、破坏分子、父母、情人。他们是好人，是坏人；是傻瓜，是聪明人。
“干掉谁？”特纳问莱尔，“他们在干什么？”
“追逐幻影。”
音乐已经升高为一个单音调，一种沙哑的、粗糙的、震耳欲聋的怒吼。它在呼唤战争，呼唤愤怒，呼唤杀死丑陋，呼唤摧毁所有的病弱者、残缺者、讨厌鬼和无能者。突然间，黑色的旗子纷纷在火把火光中举起，像刚醒来的飞蛾一样抖动。人群开始推进，一支支火把向着横街的方向浮动，要追逐在他们前面的乐队。无线电噼啪响起。特纳听到西布克龙冷静和异常清晰的声音。西布克龙正在发布什么紧急命令，而特纳只听懂一个字：Shaffott。一听到这个字，他就向前冲，要穿过人潮，冲往脚手架的方向。他的肩膀挨了一记拳头，剩下来几只手想抓住他，却被他像折断小孩的手一样折断。他向前跑。一些手想拦他，但被他如甩开小树枝一般甩开。一张脸迎向他，而他把它打到一旁。他顺着人潮接近脚手架。然后他就看到了他。
“利奥！”他大喊。
利奥蹲着，四周是一些不动的脚，乍看有如正在表演街头艺术。他们围在他四周，但没有一个人碰他。他们围得很密，但留下让他死去的空间。特纳看到他站起来，然后又跌倒。特纳再次大喊：“利奥！”他看到那双阴沉的眼睛转向他，用呐喊响应他的喊叫声，声音像是向特纳、向世界、向世界祈求怜悯。但四周的人马上扑向利奥，把他埋在里面，然后一哄而散。特纳看到利奥的洪堡帽在湿滑的鹅卵石上滚动。他向前飞奔，再一次大喊。
“利奥！”
特纳先前抢了一把火把，布的烧焦味不断传到他的鼻孔。他挥舞火把，逼退一些接近他的手，然后忽然间，所有抵抗消失了。他站在脚手架下面，看着自己的人生，看着自己的脸，看着两只情人般的手紧紧抓在鹅卵石上，看着一些小册子像被风卷在一起的树叶般飘过那小小的身躯。
尸体身边没有武器，所以难于判定他是怎么死的，只有弯曲得不自然的脖子显示出他的颈骨接不到一起。他像个小洋娃娃般躺着，像是整个人被拆解开来又再小心拼凑起来，被波恩的温暖空气压在下面。一个有过喜怒哀乐和不会再有喜怒哀乐的人。一个无辜者，一心想越过广场来取他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特纳听到远处的怒吼声：灰色的群众在街巷里追逐消失的音乐。而从他身后，则传来沙沙的火把声和逼近的脚步声。
“搜他的口袋。”有人说，声音里带着撒克逊人的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