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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第二块血迹
作者：阿瑟·柯南·道尔
内容简介
威斯特里亚寓所和圣佩德罗之虎，硬纸盒子和里面无主的断耳，红圈会和意大利罪犯的终结，可能改变世界的潜水艇计划的失踪，这些案件都将在福尔摩斯的聪明才智之下被一一破解。本书作为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短篇合集，故事虽然短小，但构思新颖，描写生动，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布局谋篇别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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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块血迹
我原来的打算是在发表了《格兰其庄园》后就不再继续把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那些辉煌的事迹写出来了。其中的原因并不是缺少素材，因为没有使用的案例还有几百个之多；读者也并没有对这位杰出人物的优秀品格和独特的办案方法失去兴趣。原因其实是福尔摩斯先生不希望再继续发表他的经历。其实，将他的事迹记录下来是有利于他的侦缉工作的，但是他坚持要离开伦敦，去苏塞克斯丘陵地带研究学问并养蜂，所以很不愿意他的经历继续发表出来，并且一再叮嘱要我尊重他的意思。我告诉他，我已经向读者作了说明，就在《第二块血迹》发表之后将故事结束，而且在全书的结尾讲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真的是太恰当了。所以，我最后在他的同意下，将这个事件小心谨慎地讲给公众听。在讲述的过程中，可能有些细节不是很清楚，这是因为我有不得不有所保留的苦衷，请公众谅解。
在某一年秋天——请读者原谅不能讲明年代，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里来了两位欧洲闻名的客人。一位是有名的倍棱格勋爵，他曾两次担任过英国首相。他有着高高耸起的鼻梁儿，两眼发出炯炯的光，相貌非常威严。另一位面目清秀，但肤色黝黑，举止很文雅，他还不到中年，但看起来阅历很广。他就是处理欧洲事务的大臣崔洛尼·侯普，被认为是英国政治家中最有前途的人。他们两位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并肩坐下，神色忧虑而焦急，这说明他们来到这儿，一定是有要紧的事。首相的双手青筋凸起，将雨伞的象牙柄紧紧地握住，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无限的忧愁浮现在他憔悴、冷漠的脸上。那位欧洲事务大臣有时捋捋胡须，有时又摸摸表链坠儿，显得心神不定。
“福尔摩斯先生，我在今天上午八点钟发现自己丢失了重要的文件，立即通知了首相。在首相的建议下，我们马上就来找你了。”
“您和警察说了吗？”
首相说话时显得迅速而又果断，大家都知道，他一讲话就这样。“没有。我们不可以这样。告诉警察就相当于把文件公之于众，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公之于众后很容易，也可以说很可能会使欧洲形势变得复杂。甚至可以说它完全决定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追回文件一事，一定要绝对保密，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公布文件的内容就是盗窃文件的目的。”
“我懂了。崔洛尼·侯普先生，请您把文件丢失时的情况准确地叙述一下。”
“好的，福尔摩斯先生，这用不了几句话。我们六天以前收到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非常重要，所以我没敢放在保险柜中，而是每天都带到我白厅住宅街的家中，放在卧室的文件箱里锁好。昨天晚上它还在那里，就在我换完衣服吃晚饭时，打开箱子还看见了那封文件。可是今天上午它就丢失了。整个夜里，文件箱都在我卧室梳妆台的镜子旁边，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轻。我们两个人都能确定没有人在夜里进到屋中，然而文件却找不到了。”
“您吃晚饭时是几点钟？”
“七点半。”
“您睡觉前都做了些什么？”
“我一直坐在外屋等我出去看戏的妻子回来，我们进卧室睡觉时已经十一点半了。”
“也就是说，有四个小时没人看守放在那里的文件箱。”
“只有在早晨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可以进屋，任何人在其他任何时间都绝不允许进屋。这两个仆人都很可靠，已经在我们这里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此外，他们两个人都不可能知道我将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放在了文件箱里。”
“这封信都有谁知道呢？”
“家里一个知道的人都没有。”
“您的妻子一定知道吧？”
“不，先生。我是在今天上午丢了这封信后才告诉她的。”
首相点了点头表示赞许。
他说：“先生，我早就知道您有很强的责任感。我深信为这样一封重要信件保密是比家庭中的个人情感更重要的事。”
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
“您过奖了。今天早晨以前关于这封信的一个字我都没有和妻子提起过。”
“她能猜到吗？”
“不，她不会，谁都猜不出来。”
“您曾经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在英国知道有这样一封信的还有什么人呢？”
“昨天将此事通知了各位内阁大臣，保密是每天内阁会议都会强调的，首相还特别在昨天的会上郑重地提醒了大家。天啊，几个小时之后我自己便把这封信弄丢了！”他用手揪着自己的头发，显得特别懊丧，使他那英俊的面容也变得极其难看。我们猛然看出他这个人为人很热忱、容易冲动而且特别敏感。随后，那种高贵的神情再次出现在他的脸上，他的语气温和起来。
“除了内阁大臣，知道这封信的还有两名或三名官员。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保证知道此事的人在英国再也没有了。”
“但是在国外呢？”
“我相信国外不会有除写信人以外的人见过这封信。我深信写信人没有把这封信告诉他的大臣们，这件事在办理时没有经过通常的官方渠道。”
福尔摩斯思考了一会儿。
“先生，我不得不请您讲一下这封信的中心内容，这封信丢失后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这两位政治家迅速用眼色进行了一次交流，首相紧紧地皱着浓眉说：“信封既薄又长，是淡蓝色的。信封上面有红色的火漆，有蹲伏的狮子的印记盖在漆上。收信人的姓名写得很大也很醒目……”
福尔摩斯说：“您说的都是些很值得重视的重要情况，可是我为了调查清楚，免不了追本溯源。信里写了什么内容？”
“是些最要紧的国家机密，我不能对你说，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讲。如果你能施展你的本领将我所说的信找到，国家会奖赏你，我们将会在我们的权限内最大限度地给你报酬。”
歇洛克·福尔摩斯微笑着站起了身。
他说：“在英国，你们二位是最忙的人，可是我这个小小的侦探也很少有闲暇的时间，我这儿来访者也很多。对于这件事情我表示遗憾，我帮不了你们，再谈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首相马上站了起来，两道凶光从深陷的眼睛里射出，这种凶光可以使全体内阁大臣都望而生畏。他说：“这样对我说话……”然后，他忽然将自己的满腔怒火压了下去，再次坐了下来。我们在一两分钟的时间里都静坐着，没有人出声。这位高龄的政治家耸了耸肩，说道：“你是对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接受你的条件了。只有对你完全信任，你才可以采取行动。”
那位年轻的政治家说：“我认为您是对的。”
“我对你和你的同事华生大夫都很信任，所以我对你们讲出事情的全部。我也相信你们的爱国心是强烈的，因为一旦将这件事暴露出去，我们国家便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灾难。”
“您可以大胆地相信我。”
“一位外国君主很愤慨地写了这封信，他认为我国殖民地的发展太快了。信是在匆忙之中写成的，并且表达的完全是他个人的看法。调查说明他的大臣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同时，这也是一封很不符合传统的信，其中有些带有挑衅性质的词句，因此这封信发表后英国人将被激怒。这很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我敢说这封信真的发表的话，会在一星期后引起战争。”
福尔摩斯拿出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一个名字，递给首相。
“没错，就是他，这封信莫名其妙地丢失了，它可能会损耗掉几亿英镑并牺牲几十万人。”
“您把这事通知写这封信的人了吗？”
“通知了，先生，不久前发了密码电报。”
“写信的人也许希望将这封信发表出来。”
“不，我们有理由相信写信的人已经觉得这样做太不慎重，也太急躁了。如果发表了这封信，他自己的国家要受到比英国还沉重的打击。”
“如果真是这样，发表这封信对哪些人有好处呢？为什么有人要偷走这封信并将其发表呢？”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与紧张的国际政治关系有瓜葛了。如果你将目前欧洲的政局作一下分析，就很容易看出这封信的动机了。整个欧洲大陆就像一个武装起来的营垒，有两个军事联盟是势均力敌的，还有一个保持中立的大不列颠，在他们之间维持平衡。如果英国不得不与某个联盟作战，另一联盟的各国不论是否参战都必然占优势。你懂了吗？”
“您讲得十分清楚。换句话说，想要得到并且发表这封信的是这位君主的敌人，他想让发信人的国家与我们国家的关系紧张。”
“对。”
“假如某个敌人得到了这封信，会把它交给谁呢？”
“会交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某位大臣手中。也许现在拿着信的人，正乘火车向目的地赶去。”
崔洛尼·侯普先生低下了头，同时发出了很大的呻吟声。首相伸出手放在他肩上，安慰他道：“朋友，你遇到了不幸的事，谁也无法责怪你，你并未疏忽大意。福尔摩斯先生，你了解了所有的事情，有什么办法吗？”
福尔摩斯无奈地摇着头。
“先生们，你们认为找不回这封信，就会开战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
“那么，先生们，作好打仗的准备吧。”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很难说一定找不回这封信吧？”
“请想想这些情况，可以判断，文件在夜里十一点半以前就被拿走了，因为从那时一直到发现信件丢失，侯普先生和他的妻子都在屋子里。那么信件被盗走的时间是在昨天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很可能是在刚七点半的时候，因为既然盗信的人知道信放在文件箱里，一定想尽早得到。如果是这样，那么信现在会在哪儿呢？谁也没有扣压这封信的理由，信会很快地传到需要它的人手里。我们还能用什么方法找到信，或是得知信在哪儿吗？因此，我们是无法找到信了。”
坐在长沙发椅上的首相站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的话确实是合乎逻辑的，我真的感到我们没有办法了。”
“为了研究此事，我们暂时认为是女仆或是男仆拿走了信……”
“他们都是经受过考验的老用人。”
“我记得您讲过，您的卧室位于二楼，也没有直接通到楼外的门，如果有外人从楼外到那里应该会有人看见的。所以，拿走信的一定是您家里的人。那么偷到信件的人会把它给谁呢？会给一个国际间谍或国际特务，这些都是我熟悉的人。能称得上他们领头人的有三个，首先我需要逐个去调查，看他们是不是还在。如果其中一人失踪了，尤其是昨晚便不见了，我们便可以从中多少得到些启发，知道信件的去向。”
欧洲事务大臣有些不惑：“为什么他一定会出走呢？把信送到各国驻伦敦大使馆不也可以吗？”
“我觉得不会。这些特务的工作都是独立的，他们和大使馆的关系通常很紧张。”
首相听后点了点头。
“福尔摩斯先生，我同意你的观点，这样宝贵的东西他是要亲手送交总部的，你要采取的行动也是可行的。侯普，这件事情虽然不幸，但我们也不要因此而忽略了其他事务。如果今天有新的进展，我们会通知你，也请你把你调查的结果通知我们。”
两位政治家和我们说了再见，然后庄严地走了。
福尔摩斯在客人走后，默默地点燃烟斗，坐下来沉思了一段时间。我翻着晨报，全神贯注地阅读一件发生在昨天夜里的令人惊骇的凶杀案。这时，我的朋友发出了一声长叹，他站起来并把烟斗放在壁炉架上说：
“只能这样办了，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情况极为严重，不过还并不是彻底无望。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拿走这封信的是谁，可能他还没有将这封信交出去。这些人无非就是认钱，我们可以让英国财政部支付，不用担心花钱。只要他愿意出卖，我就买，无论他要多少钱。这个偷信的人可能正把持着这封信，看看这一方愿意付多少钱，再和另一方比较一下。敢冒这种危险的人只有三个，他们是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一个个地去找。”
我瞟了一眼手中的晨报。
“你说的是高道尔芬街的艾秋阿多·卢卡斯？那你是见不到他的。”
“为什么？”
“他昨天晚上在家中被杀了。”
我们在破案时，他不时会令我吃惊，而这一次我看到他因为我吃了一惊，心中不免十分高兴。他惊讶地盯着报纸，将它从我手中夺去。现在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我正在读的那段写下来。
《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
昨天晚上，一起神秘的谋杀案发生在高道尔芬街十六号。这条街的位置在泰晤士河与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几乎可以被议院楼顶的倒影笼罩，18世纪的旧式住宅布满在幽静的街道两旁。十六号是一栋楼房，小巧精致。多年来，这里居住着伦敦社交界有名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他为人很平和，曾经被誉为英国最佳业余男高音演员。卢卡斯先生现年34岁，未婚，家中有一名名叫波林格尔太太的女管家和一名名叫米尔顿的男仆。女管家在阁楼上居住，很早就去睡觉了。男仆当晚外出探望一位住在汉莫尔斯密的朋友，不在家。晚十点以后，家中就只剩下卢卡斯先生一个人了，此时发生了什么还需要调查。警察巴瑞特在十一点三刻巡逻经过高道尔芬街时，见十六号的大门半开着，便走上去敲了敲门，却无人回应。他看见前面的屋子里发出了灯光，便走到过道里继续敲门，却仍然无人回应。于是，他推开门进去，只见屋里非常乱，几乎所有的家具都翻倒在屋子的一边，屋子的中央倒着一把椅子。房主倒在椅子旁死于非命，椅子腿仍然在他的一只手中抓着。这说明他是被刀子扎进心脏后当即身亡的。杀人的凶器是把弯曲的印度匕首，这件东方武器原来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凶杀的动机似乎不是抢劫，因为屋内并未丢失贵重物品。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有一定的名气，大家也都很喜爱他，所以他悲惨而神秘地死去后，一定会使他众多的朋友们表现出深切的关心和同情。
过了一会儿，福尔摩斯问道：“华生，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
“这只是个巧合而已。”
“巧合！在我们刚才说过的三个人中，他就是最可能登台表演的人物，可他偏偏惨死在这场戏上演的时刻。从情况来看巧合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也不能确定。亲爱的华生，这两件事之间很可能相互关联，应该一定是相互关联的。我们要做的正是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现在警察肯定都知道了！”
“不。他们知道的只是他们在高道尔芬街所看到的，至于发生在白厅住宅街的事，他们一定还不知道，并且将来也不会知道。两件事全知道并且能够找到它们之间关系的只有我们。不管怎样，有一点使我对卢卡斯产生了怀疑，那就是：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高道尔芬街步行到白厅住宅街也就几分钟，可是，我说的其他两个间谍的住处都在伦敦西区的尽头。因此，如果卢卡斯要和欧洲事务大臣的家人建立联系或是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比其他两个人都容易。这本身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是考虑到只有几小时的作案时间，那么也许这一点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喂！什么人？”
原来，走进来的是赫德森太太，她拿着个托盘，盘里放着一张妇女的名片。这名片似乎使福尔摩斯看到了一线希望，他随手把名片交给我。他转向赫德森太太说：“将希尔达·崔洛尼·侯普夫人请上楼吧。”
那天早上，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中，在两位名人来访之后，又有一位伦敦最可爱的妇女光临。倍尔明斯特公爵的小女儿的美貌我已经听说过多次，但是其他人的赞美和她本人的照片都无法使我想到她的身材竟是如此摇曳纤柔，容貌竟是那样艳丽无双。然而在那个秋天的上午，我们对这样一位妇人的第一印象却并非美丽。她的两颊虽然可爱极了，但却因为感情激动而有些苍白；那双明亮的眼睛也显得很急躁；她很吃力地控制着自己，紧紧地闭拢着那薄薄的嘴唇。当她笔直地出现在门边时，我眼中最先出现的是极度恐惧而非无比美丽的她。
“福尔摩斯先生，请问我丈夫到您这儿来过吗？”
“是的，太太，他来过。”
“福尔摩斯先生，请您不要把我来过的事告诉他。”
福尔摩斯很冷淡，他点了点头然后请她坐下。
“夫人，您令我感到为难。请您坐着说出您的要求，然而恐怕我无法全部答应。”
她向屋子的另一边走去，背对着窗户坐下。她很有皇后的风度，苗条的身材，优雅的姿态，散发出女性的魅力。
她不时将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握住，又不时松开，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愿意坦白地对您说出一切，同时希望您也能坦率地对待我。我和我丈夫几乎无论什么事情都完全信任对方，但却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与政治有关的事。他对此一向守口如瓶，什么都不和我谈。我直到现在才知道昨夜家中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我知道有一份文件被盗了。但正因为这与政治有关，我丈夫才没有告诉我全部情况。事情很重要，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我应该了解清楚。您是那几位政治家之外唯一清楚这件事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将事情告诉我，并将可能的后果也预测一下。福尔摩斯先生，请您告诉我吧。请您不要由于担心这会令我丈夫的利益受损而隐瞒，因为只有对我充分信任，才能保证他的利益，他迟早也会明白这一点。我想知道丢失的是什么文件？”
“夫人，我是不能告诉您的。”
她叹了口气，用双手遮住了脸。
“夫人，您要知道我不得不这样做。您的丈夫认为您不应当了解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因为所从事的职业，并且在发誓不泄密后，了解了一切，又怎么能随便将他不允许讲的话说出来呢？您还是应该让他本人告诉您。”
“我问过他。我真是不得已才到您这儿来的。福尔摩斯先生，既然您不愿意明确地对我讲，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儿启发呢？这同样会对我有所帮助的。”
“夫人，您说的‘一点儿启发’指什么呢？”
“这个意外的事件会不会影响到我丈夫的政治生涯呢？”
“事情如果得不到解决，产生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啊！”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似乎疑难已经全部得到了解决。
“福尔摩斯先生，我还想问一下。从我丈夫因为这件事刚一表现得震惊开始，我就觉得这件事将会在全国引起恐怖的后果。”
“如果他这样讲，我不会表示反对。”
“文件的丢失会造成什么性质的后果呢？”
“不，夫人，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回答。”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不会对您在讲话时过于严谨而不满，也相信您不会说我不好，因为我渴望替他分担忧虑，尽管他不想这样。我再一次请求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当她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向我们这儿看了一眼，她的面容美丽而又焦虑，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她的目光露出担忧，嘴紧闭着，走出了房门。
渐渐地，起初传来的裙子摩擦的窸窣消失了，然后听前门砰的一声，彻底安静了下来。这时，福尔摩斯露出了微笑，说：“华生，女性在你的研究范围中。这位美丽的夫人耍的是什么把戏？她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当然，她已将意图讲清楚了，她也自然会焦虑。”
“啊，华生，想想她的表情吧，还有她的态度，她一再压抑着的焦虑不安以及她提过多次的问题。你知道她来自一个不会轻易将感情表露出来的社会阶层。”
“是的，她显得很激动。”
“你还要注意，她恳切地说了好多次，就是只有告诉她一切，才能帮助她的丈夫。她说这话要表达什么呢？并且你一定会注意到，她坐在那儿的目的是使阳光只照着她的背，她不希望自己的表情被我们看到。”
“的确，她有意坐在那把背光的椅子上。”
“很难去猜测妇女们的心理活动。出于相同的原因，我对玛尔给特的那位妇女产生过怀疑。也许你还记得，她鼻子上没有擦粉给了我们启发，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你怎么可以如此轻信呢？有时，从她们的一个细小举动中能够发现很大的秘密，一个发针或一把鬈发火剪就能够表现出她们的反常。早安吧，华生。”
“你要外出吗？”
“对，我要到高道尔芬街那里，让我们苏格兰场的朋友们帮助我消磨掉这个上午。艾秋阿多·卢卡斯和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不过，关于解决的方法，我现在还一无所知。在事情发生前得出看法，这是一种极为错误的做法。我的好华生，就由你值班来接待客人吧，我争取赶回来和你共进午餐。”
从那天起，福尔摩斯在后来的三天里一直很沉默，他所有的朋友都明白他在思考，而其他人则误以为他很沮丧。他走进走出，吸了一斗又一斗烟，拿起小提琴拉几下又放下，有时陷入幻想，吃饭也没有规律，对我不时提出的问题也不理睬。显然，他的调查遇到了麻烦。他不说任何与此案有关的话，我只能从报纸上得知一些片段，例如死者的仆人约翰·米尔顿先是被逮捕随后又被释放。验尸官提出了申诉，认为这案件是蓄意谋杀，但是还弄不清楚案情和当事人，也不知道杀人的动机。屋内那么多贵重物品丝毫未动，也没有翻动死者的文件。对死者的文稿书信等进行详细检查，得知他在国际政治问题方面很有研究，十分健谈，在语言学方面很有水平，有大量往来信件。他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都比较熟悉，但是抽屉里的文件并无可疑的地方。他和女人之间关系很乱，但没有交往很深的。他认识的女人很多，但没有几个能算得上是女朋友，一个所爱的都没有。他在生活上并无特殊的习惯，行为很规矩。他的死有些神秘，也可能是个解不开的谜。
将仆人约翰·米尔顿逮捕，表现出的也只不过是沮丧和失望罢了，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当局无所行动而采取的一点儿措施。那天夜里，这个仆人在汉莫尔斯密他的朋友那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不在案发现场。根据他动身回家的时间推算，当他到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这件凶杀案还没有被人发现。但是他说由于那天晚上的夜色很美，他步行了一会儿，所以到家时已经十二点了，一进门就被眼前的意外惊得不知所措。他和他主人一向关系不错，在他的箱子里发现有些死者的物品，其中一盒刮脸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过他解释说那是主人送他的，而此事也得到了女管家的证实。卢卡斯已经雇用米尔顿三年了，但从未带他去过欧洲却是值得注意的。有时，卢卡斯去巴黎会一下子待三个月才回来，只是把米尔顿留在高道尔芬街看家。至于女管家，她在出事的那晚没听到任何声音，她说即使来了客人，也是主人亲自请进来的。
一连三个上午，我都没有从报纸上看到此案被侦破的消息。假如福尔摩斯还知道一些情况，至少他并未说出来。但是他对我说，雷斯垂德侦探把所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他了，我也相信他可以尽快了解案件的侦破情况。就在第四天的上午，报上登了一封从巴黎拍来的很长的电报，问题似乎全部解决了。电文如下：
巴黎的警察根据已有的发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可以解开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惨遭杀害之谜。大概读者还记得，就是本周一的夜间，卢卡斯先生在高道尔芬街自己的住所内被人用匕首行刺致死了。他的男仆曾被怀疑与此事有关，但后来因他被查明不在现场将其释放。昨天，巴黎警察当局接到几位仆人的报告，得知他们的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失常了。她的住处是奥地利街某处的一栋小房子。弗那依太太在经过有关医疗部门检查后，被证实早就患上了危险的颠狂症。弗那依太太于本周二自伦敦归来，经过调查，找到了她的行踪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凶杀案相关的证据。经验证及多方照片核对，当局认定M.亨利·弗那依与艾秋阿多·卢卡斯事实上同为一人。由于某种原因，死者轮流居住在巴黎和伦敦。弗那依太太是克里奥尔人，性情比较古怪，容易激动，由于忌妒渐渐颠狂。据推测，病人或许因颠狂发作而持匕首杀害了死者，震惊了整个伦敦。目前，尚未查清周一晚间病人的所有活动。但是，周二清晨，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上有一名妇女容貌与她酷似，因外貌奇异、行为狂暴令仆人们关注。因此，相关人士认为或因病人颠狂发作而杀了人，或因行凶致使病人颠狂症复发。目前，她尚不能对过去进行连贯性叙述，医生们已认定她无法恢复理智。有人证明，本周一晚间一位妇女站在高道尔芬街，曾一连数个小时凝视那栋房子，也许她正是弗那依太太。
我在福尔摩斯快吃完早餐的时候将这段报道读给他听，并说：“福尔摩斯，你怎样看这段报道呢？”
他站了起来，来回踱着步说：“华生，你真能憋住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过去三天中我没对你说什么，原因是没有可说的。现在这则来自巴黎的消息，同样对我们没有多大的意义。”
“和卢卡斯的死还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吧？”
“卢卡斯之死不过是个意外，与我们真正的目标——找到信件并避免欧洲发生一场灾难比起来，实在无须过多关注。在过去的三天里，唯一重要的就是没发生任何事。这两天里，几乎每过一个小时我就能从政府那里收到一次报告。可是，无论在欧洲的什么地方，目前都尚未出现不安的迹象。假如这封信丢失了，不，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如果，它又会在哪儿呢？会在谁手中呢？他又为什么要将其扣压呢？这个问题就是一把锤子，夜以继日地敲着我的脑子。卢卡斯的死和信件的丢失，果真是巧合吗？他收到过信吗？假使他收到了，为什么信不在他的文件里呢？是不是被他那患有颠狂病的妻子拿走了呢？如此一来，信会不会在她巴黎的家中呢？我用什么方法才能搜到这封信却又不被巴黎警察怀疑呢？亲爱的华生，不但罪犯以此案为难我们，连法律也阻挠我们。所有人都妨碍我们，而事情又如此重大。如果我能把这个案子顺利解决，那将是我一生的事业中最大的荣誉。啊，又有新情况了！”他匆忙地看了看刚刚送来的信说：“雷斯垂德好像查到重要情况了，华生，把帽子带上，我们走着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区。”
于是，我第一次来到了案发现场。这栋房子很高，从外表上看有些陈旧，但有着严谨的布局，大方美观，结实耐用，有十八世纪建筑的风格。雷斯垂德正透过前面的窗户向外张望，一个个子很高的警察开门将我们请了进去，雷斯垂德热情地走了过来。我们走进去，看见地毯上只有一块形状不规则而且很难看的血迹，没有什么其他的痕迹。屋子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小块方形地毯，四周是由小方木块拼成的旧式地板，图案很精美，擦得也很光滑。壁炉上面的墙上挂满了缴获来的武器，其中的一把匕首就是此案的凶器。窗户旁边有一张名贵的写字台，屋里所有的摆设，如油画、小地毯及墙上的装饰品等，都十分精美豪华。
雷斯垂德问：“看到巴黎的消息没有？”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这次，也许我们的法国朋友发现了关键之处，他们说得有理，当时敲门的是她。这来客令人感到意外，由于卢卡斯和外界接触不多，又不能让她在街上待着，所以才让她进到屋子里。弗那依太太对卢卡斯说她找他很久了，还责备了他。事情之间总是有联系，墙上挂着匕首，可以方便地拿来用。但也不是一下子就刺死的，因为椅子全倒在一边了，卢卡斯的手里还握着一把椅子，他企图用椅子挡开行凶者。事情看起来已经清楚了，好像就发生在眼前。”
福尔摩斯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雷斯垂德。
“找我又是为什么呢？”
“嗯，是另外一件事，虽然事情不大，但我想你会很感兴趣，因为这件事很奇怪，也就是你说的反常。至少从表面来看，这和主要事实没有关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
“你知道，发生了这类案件，我们总会将现场小心翼翼地保护好，派人昼夜看守，所有东西都不准动，也确实没有人动。我们在今天上午把这个人埋葬了，调查也结束了，就想到应该打扫一下屋子。这块地毯只是摆放在那儿，并未固定在地板上。我们无意中掀了下地毯，看见……”
“什么？你看见……”
福尔摩斯很着急，他的表情有些紧张。
“我敢说你就是用一百年也猜不到。你看没看见地毯上的那块血迹？大概血迹已经把地毯浸透了吧？”
“应该如此。”
“然而白色的地板上相应的地方并没有血迹，你难道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没有血迹？不过，确实……”
“虽然你觉得确实应该有，但事实上就是没有。”
他将地毯的一角握住，用力翻了过来，证实他的确没说假话。
“不，地毯下面和上面有同样的血迹，肯定要留下血迹。”
这位著名的侦探被雷斯垂德搞得很迷惑，甚至高兴地笑了起来。
“我现在就把谜底揭开。第二块血迹是存在的，但位置和第一块不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边说边掀开了地毯的另一角，这一块洁白的地板上立刻露出了一片紫红色的血迹。“福尔摩斯先生，你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简单，原本两块血迹是一致的，但地毯被人移动了。地毯的形状是方的，也没有被钉住，移动起来很容易。”
“福尔摩斯先生，不需要由你来告诉我们警察地毯被移动过了。这一点很明显，因为地板上的血迹应该正好被地毯上的盖住才对。我想知道的是，移动地毯的是谁，他有什么目的？”
福尔摩斯神情呆滞，但我能看出他内心异常激动。
他想了一会儿，问道：“雷斯垂德，那个站在门口的警察是一直在现场看守的吗？”
他接着说：“请你听从我的意见，认真地盘问他一下。不过，不要在我们面前问。带他到后面的屋子单独谈，也许他会说实话。你问问他为什么竟然敢放进其他人，还把那个人独自留在屋中。不要问他有没有让人进来过，直接说你已经知道进来过人。强迫他回答，让他知道坦白是唯一能够得到谅解的方法。请务必按我说的做。”
雷斯垂德走后，福尔摩斯这才表现出内心的狂喜，他对我说：“华生，看着吧！”他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振作起来，不再像刚才那样平静。他迅速地把地毯拉开，立即匍匐在上面，同时试着去抓每一块方木板。他不断地用指甲掀着木板，其中的一块忽然活动了。它就像是箱子盖儿，从有合页的地方被掀起来。方木板下是一个小黑洞，福尔摩斯立即伸进手去，但是，他在把手抽回来时哼了一声，显得既生气又失望——洞是空的。
“快，华生，快放好地毯！”刚刚把那块方木板扣上并放好地毯，便从过道里传来了雷斯垂德说话的声音。他走进来时福尔摩斯正懒散地靠着壁炉架什么都没做，显然一副很有耐心的样子，还用手遮住嘴打起了呵欠。
“久等了，福尔摩斯先生，抱歉。大概你已经不耐烦了吧？他承认了。麦克弗逊，过来，把你办的好事讲给这两位先生听听。”
那个高个子警察因羞愧而满脸通红，表情十分后悔，小心翼翼地溜进屋子。
“先生，我真的没打算做坏事。昨天晚上，有一位年轻的妇女因弄错了门牌号走到大门前，我就和她谈了起来。一个人整天守在这里，太寂寞了。”
“后来怎样呢？”
“她想看看发生凶杀案的地方，她说她看报时知道了这件事。这个女人很体面，也很会说话。我觉得她看了也没什么关系。看见地毯上的那块血迹，她立刻就跌倒了，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我去后面弄了点儿水也没能弄醒她，只好到拐角的常春藤商店买了点儿白兰地。谁知道我拿着白兰地回来后，这位妇女已经不在这里了。我想她大概觉得不好意思，不想再见到我吧。”
“那块地毯又怎么会被移动了呢？”
“我回来时，地毯已经被弄得不平了。因为她就倒在地毯上，而地板很光滑，地毯又没固定住。我回来后就把地毯摆放好了。”
雷斯垂德很严肃，他说：“麦克弗逊，记住这个教训，你瞒不住我。你一定认为没人能知道你的玩忽职守，但我看到地毯后立刻就知道有人来过屋里。东西都没丢，还算你走运，否则少不了要你吃点儿苦头。福尔摩斯先生，因为这件小事请你过来，真是抱歉。不过，我以为你会对两块血迹不在一起感兴趣。”
“我确实很感兴趣。警察，那位妇女只来过一次吗？”
“是的，只有一次。”
“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她是看到广告前来应聘打字员的，但走错了地方。这位妇女很年轻，既温柔又和蔼。”
“是高个子吗？很漂亮吗？”
“没错，她长得真的很好看，称得上漂亮。应该有人会说她很漂亮的。她说：‘警官，让我看一看吧。’她会使用哄人的方法。我原本只想让她从窗户那儿探头看看的，那就不要紧了。”
“她打扮得如何？”
“打扮得比较素雅，长袍一直拖到脚面。”
“什么时候来的？”
“天刚黑时。我买了白兰地回来，那时人们正在点灯。”
福尔摩斯说：“好的。华生，我们走吧，还要去其他地方，还有件事很重要呢。”
我们从这栋房子出来时，雷斯垂德依然在前面的屋子里，那位悔过的警察替我们打开门。福尔摩斯走上台阶后转过身来，手中拿着一样物品。这使那位警察露出了吃惊的神色，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喊出了声：“天哪！”福尔摩斯把食指贴在嘴唇上，不让他说话，随后把这件东西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很得意地向街上走去。他终于笑出了声说：“太妙了！亲爱的朋友，看着吧，最后一场的幕布拉开了。你不用担心，战争不会发生了，崔洛尼·侯普先生的前程依旧光辉，那位不慎重的君主也不会受到这封信的惩罚，首相更无须为欧洲的情况担心。我们只需要一点儿策略，就能让所有人避免因这件不幸的大事而倒霉。”
在我心中，十分羡慕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我忍不住喊道：“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华生，这样说还有些早。还有几点依然没有弄清的疑问。但是我们已经了解了足够的情况了，如果仍然无法弄清其他问题，问题就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了。我们现在直接到白厅住宅街去，作个了结。”
来到欧洲事务大臣官邸后，想不到歇洛克·福尔摩斯却要找希尔达·崔洛尼·侯普夫人。我们来到了上午用的起居室中。
这位夫人红着脸，显得很愤懑地说：“福尔摩斯先生！您太不公平，也太不宽厚了。我对您解释过，希望您不要说出我到您那儿去的事，否则我丈夫会说我干涉他的事务。想不到您却来了，以此说明您和我在事务上有联系，有意使我的名声受损。”
“夫人，不幸的是我别无选择。我既然接受了找回这封非常重要的信件的任务，只能请求您把信交给我。”
这位夫人一下子站了起来，那美丽而丰润的脸上阴晴骤然。她凝视前方，身体却有些摇晃，我担心她可能晕倒。她勉强打起精神，竭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强烈的愤懑和惊异一时之间完全掩盖了脸上各种复杂的表情。
“您——福尔摩斯先生，您在侮辱我。”
“冷静一点儿，夫人，这些手法是无效的，把信交出来吧。”
她奔向呼唤仆人的手铃。
“管家会请您离开。”
“希尔达夫人，请别摇铃。您一旦摇铃，将会使我为避免流言而付出的全部诚恳的努力付诸东流。把信交出来，就会一切好转。如果您配合我，我可以安排好一切。如果您不配合，我就会揭发您。”
她无畏地站在那里，显得十分威严。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尔摩斯的双眼，似乎想看透他。她将手放在手铃上，但却克制住了没有去摇。
“您是在吓唬我，福尔摩斯先生。您来这里威胁一个妇女，并不是大丈夫的做法。您说您了解一些情况，您了解到什么了呢？”
“夫人，首先请您坐下说。摔倒会使您受伤的。您不坐下我是不会讲的。”
“福尔摩斯先生，您有五分钟时间。”
“希尔达夫人，我只需要一分钟。我知道您去找过艾秋阿多·卢卡斯，并给了他一封信；我还知道您昨晚又巧妙地到那间屋子去了；我更知道您是如何将这封信从地毯下面的隐蔽之处取出来的。”
她脸色灰白，一直盯着福尔摩斯，有两次气喘吁吁地想说什么却又止住了。
过了一会儿，她几乎喊着说：“您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疯了。”
福尔摩斯从口袋中拿出一小块硬纸片，这是从相片上将面孔剪下来的那部分。
福尔摩斯说：“我总带着它，因为我觉得也许会用得上。照片已经被那个警察认出。”
她喘了口气，又靠在了椅子上。
“希尔达夫人，您藏着这封信，现在拿出来还来得及。我也不愿意给您添麻烦。我把这封信交还给您的丈夫，就完成任务了。您还是接受我的意见吧，并且对我实话实说。您只剩这最后的机会了。”
她有令人赞叹的勇气，到现在仍然不愿承认失败。
“福尔摩斯先生，我再和您说一次，您真是太荒谬了。”
坐在椅子上的福尔摩斯站了起来。
“希尔达夫人，我感到十分遗憾。我已经为您尽了最大努力，但一切都没用了。”
福尔摩斯摇了摇铃，管家随后走了进来。
“崔洛尼·侯普先生在家吗？”
“先生，他会在十二点三刻回来。”
福尔摩斯低头看了看表说：“只差一刻钟，我等着他。”
管家刚刚从屋子里出去，希尔达夫人便跪在了福尔摩斯面前。她将两手摊开，仰起头用满含泪水的双眼看着福尔摩斯，苦苦地哀求道：“请饶恕我，福尔摩斯先生，求求您！看在上帝的面儿上，不要对我的丈夫讲！我是那么爱他！我不希望他心里有一点儿不愉快，但这件事会让他十分伤心的。”
福尔摩斯将夫人扶起来：“太好了，夫人，您终于想明白了。时间所剩不多了，信在哪里？”
她立刻走向一个写字台，用钥匙打开抽屉拿出一封信，信封是淡蓝色的，很长。
“福尔摩斯先生，就是这封信，我发誓我没拆过。”
福尔摩斯小声嘀咕着：“怎么能把信放回去呢？快，快，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文件箱呢？”
“还在他的卧室里。”
“太幸运了！夫人，快把箱子拿来。”
不一会儿，她就拿着一个红色的扁箱子回来了。
“您从前是怎么打开的？您复制了一把钥匙？是的，您一定有。打开箱子吧！”
希尔达从怀里拿出一把小钥匙，把箱子打开，里面满满地塞着文件。福尔摩斯把信件夹在靠下面的一个文件的两页之间。把箱子关上并锁好后，夫人又把它放到卧室里。
福尔摩斯说：“现在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丈夫回来了。还有十分钟。希尔达夫人，我已经很努力地保护您了，您应该在这十分钟里坦率地把您做这件不寻常的事的真正目的告诉我。”
这位夫人大声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会对您说出一切。我宁愿切断自己的右手，也不忍心让我丈夫有一点儿烦恼，恐怕整个伦敦都不会再有一个像我这样爱自己丈夫的女人了，可是如果我做的这些被他知道了，虽然我是不得已的，也肯定得不到他的原谅。他是一个非常重名望的人，绝对不会忘记或是原谅别人的过失，福尔摩斯先生，求您救救我吧！我和他的幸福以及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夫人，快讲，时间不多了。”
“先生，原因就是我的一封信，是我在结婚前一时不慎写的，那封愚蠢的信是我感情冲动的后果。信并无恶意，但我丈夫会认为那是在犯罪。一旦他读了这封信，就不会再信任我了。我曾经希望忘掉这件事，可是卢卡斯这个家伙后来写信对我说他拿到了这封信，还说要交给我的丈夫。我恳求他对我宽大些，他说只要我能把他要的文件从文件箱里拿出来交给他，他就把信还给我。我丈夫的办公室里有间谍，卢卡斯从间谍那儿得知有这样一封信。他保证过这样做不会伤害到我丈夫。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您处在我的位置，会怎么办呢？”
“对您丈夫坦白一切。”
“不，福尔摩斯先生，不可以。一边是幸福的毁灭，另一边是件十分可怕的事——拿我丈夫的文件。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会在政治上产生什么后果，而爱情和信任哪个重要我是分得清的。福尔摩斯先生，我选择了拿文件。我取了钥匙的模子，从卢卡斯那儿得到了一把复制的钥匙，用它从文件箱中取出文件，然后送到高道尔芬街。”
“到那里后如何？”
“我用的是约定好的敲门方式，他开了门，把我带到屋中，可是我没有把大厅的门关严，因为单独和这个人在一起还是令我担心。我记得进去时有一个妇女在外面。我们很快办完了事情，那封信放在了他的桌子上。信件交给他后，他也归还了我那封信。此时，房门那儿发出了声音，门道也传来了脚步声，卢卡斯匆忙掀起地毯，把文件塞进一个藏东西的地方后再盖上。
“之后发生的事简直是个噩梦。来了一个面孔黝黑的妇女，她神色颠狂，讲的是法语，说：‘总算没让我白等，我终于发现了你和她在一起了。’他们俩凶狠地搏斗起来。卢卡斯把椅子拿了起来，那个妇女手中则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刀。那场面太可怕了，我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从那里离开了。第二天一早，我便看报纸报道了卢卡斯被杀的消息。那天晚上我很高兴，因为我把我的信拿回来了，但却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明白，我只是把旧的苦恼换成了新的。看到我丈夫失去文件后的焦虑，我感到心神不定。我当时差一点儿就跪在他面前对他讲文件是我拿的，但这样一来我就要说出过去的事。那天早上我去找您，就是想知道我犯的错误的后果。从我把文件拿走时开始，我就一直在想办法把文件弄回来。如果不是卢卡斯那时藏起了那封信，我也就无法知道信藏在哪儿了。我是怎么进到屋子里的呢？我连续两天到那个地方观察，每次门都是关着的。我在昨晚最后尝试了一次。我用什么方法拿到的您已经知道了。我带回文件后想要销毁，因为我没有办法既把它还给我丈夫又不必承认错误。天啊，楼梯那边传来了他的脚步声！”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冲了进来，显得很激动。
他说：“怎么样，福尔摩斯先生，有消息了吗？”
“有一点儿希望。”
他的神情显得很惊喜。“谢谢上帝！首相就要来和我一起用午餐了。他也可以听听吧？他并不是神经很脆弱的人，但我知道这件事一发生，他就没睡安稳过。雅可布，你请首相上楼吧。亲爱的，我想这件事是政治性的，我们过几分钟就到餐厅和你一起吃午饭。”
首相很镇静，但是他激动的目光和一直在颤动着的大手表现出他心中和他年轻的同事是一样异常激动的。
“福尔摩斯先生，听说你带来了好消息？”
我的朋友答道：“目前仍然没有弄清。我调查过了所有文件可能在的地方，但没有找到，但是我能确定不用担心有什么危险了。”
“福尔摩斯先生，这可不行。我们总不能永远在火山顶上生活吧。我们必须把事情彻底弄清楚。”
“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有找到文件的希望。我越来越觉得文件不会从您家离开。”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文件被拿走，一定已经公之于众了。怎么会有拿走文件却只是为了藏在家里的人呢？所以我不认为信被人拿走了。”
“那么信怎么不在文件箱中呢？”
“我知道它不会在别的地方。”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眼睛！”他飞快地走到门旁。“我的妻子呢？我要让她知道事情顺利解决了，希尔达！希尔达！”他的呼喊声在楼梯上传过来。
首相盯着福尔摩斯，眼球不住地转着。
他说：“先生，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文件是怎么回到箱子里的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不去看那双好奇的眼睛。
“我们也是有外交秘密的。”他边说边拿起帽子转身走向屋门。

威斯特里亚寓所
<b>——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经历的离奇事件</b>
在笔记本中，我发现了这样的记载：1892年3月底的寒风凛冽的一天，我们正在吃午饭时，福尔摩斯收到了一份电报，他随即就回了电，然后沉默着，心中好像有事，因为随后他便站在炉火前沉思了起来。他抽起了烟斗，不时朝那份电报看看。突然他转向我，眼神显得很诡秘。
“华生，我想，我们不得不当你是一位文学家了，”他说，“你如何解释‘怪诞’这个词呢？”
“怪异——异常。”我回答。
他听后摇了摇头。
“一定还有更多的含义，”他说，“其实还包含了悲惨和可怕这些意思。如果将你那些一直在折磨公众的文章好好回想一下，你就会发现犯罪往往就是‘怪诞’这个词深一层的意思。再想想‘红发会’那件事，起初多么怪诞，结果却企图抢劫，这是铤而走险。还有‘五个橘核’的那件事，也是怪诞到了极点，结果直接引出了一场命案。所以，我总是对‘怪诞’这个词十分警惕。”
“这个词出现在电报里了吗？”我问。
他大声地读出了电文：
“恰有极难置信而怪诞之事。可否求教于你？
<b>斯考特·艾克尔斯</b>
<b>查林十字街邮局”</b>
“对方是男是女？”我问。
“自然是男的了。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不会是女的发的，她们会直接来的。”
“要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我们将卡鲁塞斯上校关押后，你知道我有多么厌烦吗？我的脑子仿佛成了一部空转的引擎，因为连接不上它所要制造的工件而散成碎片。生活没激情，报纸也没趣味，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大胆和浪漫似乎已经永远绝迹。由此可见，你应该问我是不是准备研究什么新问题了，不管最后多么不值一提。不过此刻，假如我没弄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到了。”
有节奏的脚步声从楼梯那儿传来，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结实，长着苍白胡子显得威严可敬的人被带了进来。从他深沉的面容和骄傲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身世。他的鞋罩和金丝眼镜等表明了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士、好公民、纯正的正统派以及守旧派。但是，他原有的镇静被某种惊人的经历所打乱，这种影响的痕迹遍布在他竖起的头发、通红而带愠色的脸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态上。他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遇到了一件奇特至极、最令人不愉快的事，这在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是最不成体统、最不能容忍的了。我坚决要得到些解释。”他说话时还怒气冲冲的。
“请坐，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福尔摩斯的声调中充满了安慰。“首先，我能否问一下，你找我究竟是为什么？”
“嗯，先生，我觉得，此事与警察没什么关系，而且，你听我讲完后一定会同意的，我不能将这件事扔下不管。我对私人侦探这样的人没有丝毫的兴趣，不过，即便是这样，对您的大名还是久仰了。”
“原来如此。然而，你为什么没有马上来呢？”
“此话怎讲？”
福尔摩斯看了看表。
“现在是两点十五分，”他说，“你是在大约一点的时候发的电报。不过，如果不是看出你是在刚醒来时就遇到了麻烦，没有人会注意你的这副装扮。”
这位当事人把没有梳过的头发梳理了一下，又摸了摸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压根儿就没想梳洗。能从那样一座房子离开就让我求之不得了。我在来这里以前，到处询问。我找到了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已付过了房租，说威斯特里亚寓所没有任何异常。”
“喂，我说，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很像，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在开始就把事情讲错。请整理一下你的思路，把事情有条有理地讲给我听。你到底为了什么事不梳头不刮脸，也没扣好礼靴和背心的纽扣，就这样急着出来寻求指导和帮助了。”
这位当事人脸上露出了愁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不是很寻常的外表。
“我的模样确实不像话，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想不通我这辈子竟会遇到这种事。让我详细地把这件怪事讲给你听吧。我敢说，你听后就会认为我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了。”
但是，他刚开始叙述就被打断了。外面传来喧闹声，赫德森太太把门打开，带着两个健壮的似乎是官员的人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人我们很熟悉，就是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和轩昂的仪表，在他的业务圈子里是很能干的。他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随后为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作了介绍。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两人一起跟踪，就来到这个方向了。”他用那双大眼睛向我们的客人望去。“这位先生，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吧？”
“是的。”
“我们今天一上午都跟着你。”
“不用说，你们是靠电报跟踪他的。”福尔摩斯说。
“太对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得到了线索，就跟到这儿来了。”
“你们跟踪我干什么？你们想怎么样？”
“想得到你的供词，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们想对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昨天死去的有关情况作一下了解。”
这位当事人立即显得很警觉，瞪大了双眼，脸上惊慌得没有一点血色。
“死了？你说他死了吗？”
“正是，先生，他死了。”
“什么原因？因为事故吗？”
“谋杀，假如世界上发生过谋杀。”
“天哪！太可怕了！你不会说——不会说怀疑到我身上了吧？”
“在死人的口袋里放着你的一封信，我们从这封信中知道你计划昨晚在他家住。”
“是的。”
“嗯，你在那儿住了，对吗？”
他们将公事记录本拿出来。
“稍等，葛莱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一份清楚的供词就是你们要的一切，是吗？”
“我的责任让我要提醒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一下，这份供词有控告他的功能。”
“艾克尔斯先生正要给我们讲这件事情，这时正好你们来了。华生，我想他现在用一杯苏打白兰地不会有事的。先生，又来了两位听众，我建议你别介意，接着讲，和没被打断过一样，接着刚才的讲下去。”
我们的来客接过白兰地后一饮而尽，脸上又现出了血色。他目光疑惑地向警长的记录本看了一眼，随后开始讲述他那极不平常的经历。
“我是一个单身汉，”他说，“我很喜欢社交，认识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中有一个是酿酒商，叫麦尔维尔，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居住。我几个星期之前曾在他们家吃饭，和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认识了。我得知他有西班牙血统，和大使馆有一些联系。他英语说得很地道，态度让人开心，是我这辈子见过的男子中最漂亮的。
“我和这个年轻人十分谈得来，似乎一开始见到我他就对我有好感。在随后的两天里，他常到里街来看望我。来了好几次，最后便邀请我去他家住几天。他的家在威斯特里亚寓所，位于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我在昨晚就去那里了。
“我还没去的时候，他曾向我介绍过他家里的情况。有一个忠实的仆人和他住在一起，和他同为西班牙人，照料他的一切。这个人也会讲英语，替他管家。他说，还有一个混血儿厨师也很出色，是他在一次旅途中结识的，菜做得相当好。我记得他说起过能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一个住处太奇怪了。我对此表示赞同，虽然从事实来看，它和我想象的相比不知要奇怪多少倍。
“那个地方与厄榭南面有两英里左右的距离，我是驾车去的。房子大极了，后面就是大路，屋前的车道弯弯曲曲的，高高的常青灌木丛生长在两旁。这所住宅很旧了，年久失修，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当马车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我看到那斑驳肮脏、被风雨侵蚀了多年的大门时，曾经有一点儿迟疑，考虑过对一个了解甚少的人的拜访是不是很明智。他亲自把门打开，十分热忱地欢迎我。他让一个神情忧郁，长着副黝黑的面孔的男仆为我服务。仆人拿着我的皮包，引我来到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都给人一种郁悒的感觉。我们相对坐下来进餐。虽然那位主人尽力地殷勤款待，但是他的神情似乎一直很恍惚，说的话也不清晰，不知所云。他一直用手指在桌子上敲打，或用嘴咬指甲。还有其他的一些动作显示了他内心的不安。那餐饭，招待得很不周到，菜的味道也不好，加上那个仆人的沉默寡言和阴沉的神色，令人感到难堪。我敢向你发誓，我在那天晚上真希望有个借口回去。
“我想起了一件事或许和你们二位先生正在调查的问题有关系，不过当时我根本就没在意。晚饭快用完的时候，仆人送来了一张便条。我观察到，主人看了便条以后好像更心不在焉，也更古怪了。他不再装出一副热情的模样和我谈话，而是在那里坐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出神地思考着什么。不过他没有对我讲便条上的内容。好在到了大约十一点的时候我就去睡觉了。不一会儿，加西亚在门口把头伸了进来，当时房里很黑——问我按过铃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很抱歉，已经这么晚了不该来打扰我，还说马上就一点了。后来我就睡着了，天亮才醒。
“现在，故事要发展到最惊人的地方了。我醒来时天已大亮，看了看表，竟然快到九点钟了。我曾有意关照过他们，请他们在八点的时候叫醒我，奇怪的是他们把这件事情忘了。我从床上一下子跳了起来，按响了铃，却没有仆人答应。我又按了几下，仆人还是没来。我想，肯定是铃坏了。我十分生气，胡乱把衣服穿上，急忙到楼下想叫个人送热水来，可是发现楼下空无一人，可以想象我当时惊讶的程度了。我站在大厅里叫喊，没人回应，又跑到一个个房间，都没有见到人。我的朋友在头天晚上曾告诉我哪间是他的卧室，我就去敲那个房间的门，也没有回答。我扭动把手打开门走了进去，但里面是空的，根本就没有人在床上睡过。他同其他人都走了，包括外国客人、外国仆人和外国厨师，都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这就是我拜访威斯特里亚寓所的结局。”
歇洛克·福尔摩斯边搓着双手边发出咯咯的笑声，同时在他那记载奇闻逸事的手册中记下了这件怪事。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经历，”他说，“先生，我能不能问一下，你接下来又做了些什么？”
“我太生气了。最初我想我被某种荒唐的恶作剧捉弄了。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重重地关上大门，提起皮包就去了厄榭。我找到了艾伦兄弟商号，这是那个镇上主要的地产经纪商，发现那个别墅正是这家商号租出去的。我猛然间想到，这件事的过程绝不可能只是为了捉弄我，主要目的一定是逃租。现在恰巧三月末，就快到四季结账日了。不过，这也解释不通。因为管理人说他们感谢我的提醒，便又告诉我租房子的人已经预付了租费。后来，我进城到西班牙大使馆问了一下，大使馆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再后来，我又去找麦尔维尔，因为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地点是在他家里。可是，我发现他还没有我了解加西亚。最后，我收到了你给我的回电，就到你这儿来了，因为听人说，你这个人以善于解决难题著称。但是现在，在听了警长先生进屋时说的话后，我知道这件事中还有什么不幸了。到这儿可以由你继续说了。我愿意向你保证，我没有说一句假话，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那些，与这个人的死有关的事，我绝对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希望的就是尽我所能为法律效劳。”
“我不怀疑这一点，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我不怀疑这一点，”葛莱森警长的语气很友好，“我承认，你讲的这些情况和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完全一致。比如吃饭的时候送来一张便条。你注意到这张便条后来怎么样了没有？”
“是的，我注意到了。它被加西亚揉成一团，扔到了火里。”
“对此你想说什么吗，贝尼斯先生？”
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汉子，长得壮实、肥胖，皮肤是红色的。还好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使他那张大脸的不足得到了弥补。那双眼睛几乎完全被布满皱纹的面颊和额头遮住了。他微笑着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张经过折叠的变了色的纸片。
“福尔摩斯先生，炉子的外面还有炉栅。他把便条扔到了炉栅外。我从炉子后面找到了这片没有烧过的纸片。”
福尔摩斯很欣赏地微笑着。
“你一定是十分仔细地检查了那房子后才找到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
“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的作风。我可以念念内容吗，葛莱森先生？”
那位伦敦人表示同意。
“便条用的是常见的米色直纹纸，上面没有水印。便条是用短刃剪刀从纸上两下剪开的，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折叠超过三次，封口用的是紫色蜡，蜡上被某种齐整的椭圆形的东西仓促盖压过，写给的人是威斯特里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内容是：
‘绿色和白色是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侧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这字体是女人的，尖细的笔头。不过写地址用的是另外一支钢笔，或者是不同的人写的，字体更为粗大。你看。”
“一张十分奇怪的条子，”福尔摩斯大致看了一下，“我确实很佩服你，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这张便条时很关注细节。或许有一点可以补充的细节，那椭圆形的封印肯定是一颗平面的袖扣，还有其他这种形状的东西吗？是用折叠式指甲刀剪的。所剪的两刀虽然只有很短的距离，但很清楚的是，在两处剪开处都一样显出折痕。”
这位乡镇侦探嘻嘻地笑了。
“我还以为自己看得一清二楚了，现在才知道还是有一点儿东西漏掉了，”他说，“应该说，我对这个条子并不是很重视，我知道的只是他们要搞一些名堂，而此事照例与一个女人有关。”
这番谈话进行的时候，坐着的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显得心神不定。
“很高兴你找到了这张便条，因为它使我所讲的事情经过得到了证实，”他说，“不过，我要说明，加西亚先生怎么样了，他家里发生了什么，我还全然不知。”
“提起加西亚，”葛莱森说，“不难回答。有人发现他被杀了。是今天早晨找到的，在离他家一英里左右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他的头被打成了肉酱，看起来用的是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十分严重，并不是打伤，是彻底开了花。那是个平静之处，在四分之一英里范围之内没有人居住。他显然是被人从后面打倒的。凶手在打死他之后还继续打了很长时间。这种手段真是太残暴了。作案人连一点足印和任何线索都没有留下。”
“被抢劫了吗？”
“没有，没有发现抢劫迹象。”
“太悲惨也太可怕了，”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语气很愤慨，“不过，这对我真是太残酷了。我的朋友在深夜中出去，结局是如此悲惨，这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把我卷进这个案件中呢？”
“很好解释，先生，”贝尼斯警长答道，“唯一从死者口袋里发现了的就是你给他的信。你在信上说将在他家过夜，而正好在那天晚上他就死了。我们是通过这封信的信封知道死者的姓名和住址的。今天早上九点钟以后我们赶到他家，你和别的人都不在。我立即电告葛莱森先生在伦敦寻找你，同时对威斯特里亚寓所进行了检查。后来，我进城与葛莱森先生会合，一起来到这里。”
“我现在觉得，”葛莱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应该公事公办。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你和我一起去局里，把你的供词记下来。”
“没问题，我马上就去。不过，福尔摩斯先生，我还要聘请你付出辛苦，希望你不惜费用，多多费心，将事情调查得水落石出。”我的朋友转过身向那位乡镇侦探望去。
“我想，贝尼斯先生，你不会反对同我合作吧？”
“当然，先生，我十分荣幸。”
“看来，你是一个很敏捷也很有条有理的人。我想知道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有这方面的线索没有？”
“一点钟之后他都是在那里。当时正下雨，他肯定死在下雨以前。”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贝尼斯先生，”当事人大叫着，“我不会听错他的声音。我发誓，那个时候他正在我的卧室里和我说话。”
“奇怪，但也不是不可能。”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地说。
“你找到线索了？”葛莱森问道。
“案情从表面上分析并不是特别复杂，尽管其中有一些新奇有趣之处。在我斗胆得出结论前，还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嗯，还有，贝尼斯先生，你检查过那间房子，除这张便条之外，那里还有其他奇怪的东西吗？”
这位侦探看着我的朋友，神情很奇特。
“有，”他说，“还有一两样东西很是奇怪。等我办完了警察局那边的事，也许会希望你发表对这些东西的高见。”
“任凭吩咐，”说完，福尔摩斯按一下铃，“赫德森太太，把这几位先生送出去，再请你把这封电报交到听差那儿发出去。叫他先把五先令的回电费付了。”
客人们都离开后，我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不停地抽烟，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的双眉紧紧地锁着，他将头向前伸，表现出他那独一无二的专心致志的神情。“嗯，华生，”他突然转过来身问，“你是怎么看的？”
“我还不知道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弄的究竟是什么玄虚。”
“那么，对罪行呢？”
“嗯，那个人的同伴都消失了，因此可以说，他们也许是合伙谋杀，然后就逃跑了。”
“当然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你得承认，从表面上看，如果是那两个仆人合伙谋害他，但选择在有客人的那个晚上就很奇怪了。在那个星期里，除那天外的其余几天他都是独自一人，他们完全可以随意处置他。”
“他们又为何逃走了呢？”
“是啊。他们逃走的原因是什么？这很值得研究。我们的当事人斯考特·艾克尔斯的离奇经历是另一个重要的情况。此刻，亲爱的华生，要解释这两种情况，不是超出人的智力范围了吗？如果有这样一种解释，也能对那张写着古怪措辞的神秘便条作出说明，那么，即使把这种解释当做一种临时性的假设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与这场阴谋完全符合的新情况，那么就可以逐渐确定这假设就是答案了。”
“可是我们能怎样假设呢？”
福尔摩斯双眼半睁半闭，仰身在椅背上靠着。
“你一定要承认，亲爱的华生，恶作剧的想法不符合实际。就像结局表明的那样，里面有严重的事情。这件事与把斯考特·艾克尔斯哄骗到威斯特里亚寓所有一定的联系。”
“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环扣一环的研究。从表面来看，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和斯考特·艾克尔斯之间的友谊很奇怪，是突然产生的，确实很蹊跷。那个西班牙人在主动促进这份友谊，他在第一次认识艾克尔斯的当天就赶到伦敦的另一头对艾克尔斯进行拜访，而且一直同他往来密切，最后又请他到厄榭。那么，他的用意在哪里呢？艾克尔斯可以为他提供什么呢？我并不觉得这个人有特别的魅力。他不是十分聪明——说他同一个机智的拉丁族人有相同的品位是不可能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加西亚偏偏在他认识的人当中选中了他，他哪方面那么适合他的需要呢？他在气质上有什么突出的吗？我认为有。他这个英国人正是属于传统而体面的，正是一个能够把深刻的印象留给另外一个英国人的人证。两位警长都不曾产生质疑他供词的想法，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尽管他的供述是那么的不平常。”
“可是，需要他见证的是什么呢？”
“既然事情已如此，他也没什么可见证的了，不过，如果情况是另外一种，他就有机会见证一切。我就是这样看这件事的。”
“我懂了，他们是想让他作不在现场的证明。”
“正是这样，亲爱的华生，他可能是需要一个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的人。为将讨论进行下去，我们可以作一个设想，就是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那一家人一起策划了某种阴谋。不管他们有着怎样的企图，我们都可以假设他们计划在一点钟以前出走。他们对时钟做了手脚。可能的做法是：他们让艾克尔斯去睡觉的时间要早于艾克尔斯认为的时间。无论怎样，有可能在加西亚走去告诉艾克尔斯已经一点钟时，实际时间还不到十二点钟。假如加西亚能够在提到的时间内完成想做的事情并回到自己房中，那么，他显然就有了在面对任何控告时作出强有力答辩的办法。在任何法庭上，我们这位无可指责的英国人都可以宣誓，证明被告一直都在屋里。这是一张保票，可以用来对付最糟的情况。”
“对，不错，我明白了。不过，另外几个人消失了，这又如何解释？”
“我掌握的事实还不充分，不过我认为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然而，仅以面前这些材料作为争论的凭证就错了。你自己已经在下意识地为自圆其说摆弄材料了。”
“还有那封信呢？”
“信上写什么了？‘绿色和白色是我们自己的颜色。’听起来似乎与赛马有关。‘绿色开，白色关。’这是明显的信号。‘主楼梯，第一过道，右侧第七，绿色粗呢。’这是在约定地点。在这件事的末尾，我们也许会碰上一个吃醋的丈夫。可以清楚的是，这明显就是一次有风险的探索，否则，她是不会说‘祝顺利’的。‘D’——应该是入门的指南。”
“那是一个西班牙人。我推断‘D’所代表的是多洛蕾丝。在西班牙，这在女人的名字中是很普通的。”
“好，华生，不错，但成立的可能性太小。西班牙人会用西班牙文给西班牙人写信。这封信肯定是个英国人写的。好吧，我们现在只有耐心地等，等那位厉害的警长回到我们这儿时再研究。不过，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好运，是它使我们从这几个钟头难耐的闲散和无聊中得到解脱。”
在我们那位萨里警官还没返回时，福尔摩斯就接到了回电。他看了回电后正要把它放到笔记本中时瞥见了我一脸期待的表情，便笑着将回电扔到我这边。
“我们已经转进贵族圈子里了。”他说。
电报上列出的是一些人名和住址：
哈林比爵士，住丁格尔；乔治·弗利奥特爵士，住奥克斯肖特塔楼；治安官海尼斯·海尼斯先生，住帕地普雷斯；杰姆斯·巴克·威廉斯先生，住福顿赫尔；亨德森先生，住海伊加布尔；约舒亚·斯通牧师，住内特瓦尔斯林。
“很明显，这种做法是要对我们的行动范围加以限制，”福尔摩斯说，“毋庸置疑，贝尼斯头脑清楚，他已经按照某种类似的计划行动了。”
“我不太懂。”
“嗯，亲爱的伙伴，我们已经作了个假设，就是加西亚吃饭时收到的信的内容是约会或幽会。现在，如果这个结论正确，这个人要去应约，就需要爬上那个主楼梯，来到走道上找到第七个房门。很清楚的是，房子是很大的。同样，这所房子与奥克斯肖特之间的距离不会超过一两英里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加西亚所去的就是那个方向。而且，如果以我对这些情况的解释为基础，可以看出加亚西原想在一点钟以前赶回威斯特里亚寓所，这样就可以证明他并不在现场。由于在奥克斯肖特附近只有有限的几个大房子，我采取的办法就是给斯考特·艾克尔斯提到过的几个经理人发电报。这封回电包括了这些人的姓名，在他们当中，肯定有我们这堆乱麻的另一头。”
贝尼斯警长陪同我们来到了厄榭美丽的萨里村时，已经是快到六点钟了。
福尔摩斯和我一起在布尔吃了些东西，找到了一个舒适的晚上居住的地方。最后，这位侦探陪同我们去威斯特里亚寓所访问。那是一个三月的夜晚，又冷又黑，迎面扑来的是寒冷的风和细细的雨，当我们穿行在这片荒凉的空地上，并离那个悲剧的地点越来越近时，这情景起到了恰当的陪衬作用。
这又阴冷又凄凉的路程有几英里长，尽头是一扇高大的木门。走进去，先要经过一条阴暗的栗树林荫道。我们顺着这条阴森的道路来到了一所低矮黑暗的房屋，它在蓝灰色的夜空下显得黑影憧憧，一丝微弱的灯光从大门左边的窗子里射出来。
“里面是一名正在值班的警察，”贝尼斯说，“让我敲敲窗子。”他从草坪上走过去，轻轻用手扣着窗台。从朦胧的玻璃上，我看见屋中隐约有一个人坐在火旁的椅子上，那个人一下子跳了起来，屋中还传出一声尖叫。不一会儿，一个警察开了门，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发抖的手中拿着一支摇晃的蜡烛。
“瓦尔特斯，你怎么了？”贝尼斯厉声地问。
这个人用手绢擦了擦前额，长叹一声，终于放下了心。
“先生，真高兴您来了。这个夜晚太长了，我想我的神经变得没有平时那么管用了。”
“你的神经，瓦尔特斯？我还真没想到你身上还有神经。”
“嗯，先生，我说的是这个孤寂的房间，厨房里还有那个奇怪的东西。刚才您敲窗子时，我以为又是那个东西来了呢。”
“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鬼，先生，我知道它就在窗口。”
“在窗口？那是什么时候？”
“两个钟头以前。天刚黑，我正在椅子上坐着看报。偶然一抬头，就看见下端的窗框外面出现了一张脸，正在向里面看。我的天，先生，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就连做梦我都会看到它。”
“啧！啧！瓦尔特斯，这哪里像一名警官应该说的话。”
“我明白，先生，我明白，可是它太令我害怕了，先生，不承认是没用的。那是一张既不黑又不白的脸，也说不好是哪种颜色，那种色彩非常奇怪，有点儿像泥土里溅上了牛奶。提起那张脸盘，至少是您脸的两个大，先生。那副样子也吓人，两只大大的眼睛，突出的眼珠，还有那一口白牙，和一只饿狼没什么区别。和您说吧，先生，当时我甚至都不敢动一个指头，也不敢大声出气，直到它突然消失为止。我跑到外面，从灌木林中穿过，感谢上帝，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幸好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瓦尔特斯，否则，就因为此事我也可以给你记上一个黑点。就算那真的是鬼，一个值班警官也绝对没有理由为他不敢去碰它一下而感谢上帝。你确定这不是一种幻觉或神经的错觉吗？”
“至少，这个问题还不难解答，”福尔摩斯边说边点燃了他的那盏袖珍小灯。“没错，”他迅速地对草地进行了检查，然后说：“我认为，鞋子是十二号的。按照脚的尺寸推断，他个头一定很大。”
“那他后来呢？”
“好像是从灌木林中穿过，向大路那边跑去了。”
“好吧，”那位警长的表情很严肃，又像是在沉思着说，“不管是什么，也不管有什么目的，至少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还要办更急切的事情。福尔摩斯先生，你不反对的话，我要带你在这所住宅里巡视一下。”
在对每个卧室和起居室都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后，也没发现什么。显然，房客随身并未带来多少东西，甚至基本没带什么，连同房子一起把全部家具及细小的物件租用了下来。留下的衣服中，许多都缀有高霍尔本的马克思公司的标记。通过电报询问，可以知道马克思只知道他的买主在付账时比较爽快，对其他就一无所知了。还有几个烟斗、几本小说——其中有两本是西班牙文的、一支老式左轮手枪等零碎东西，属于个人的财产还有一把吉他。
“这间屋子没有什么，”贝尼斯说着，拿着蜡烛昂着头迈着大步走了出来，走进另一个房间，“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请你对厨房多留心。”
厨房在这所房子的背后，里面光线很阴暗，天花板很高。在厨房角落里，有一个草铺，应该是厨师的床铺。用脏了的餐具满满地堆在桌子上，有些盘子里还装着昨天晚餐的残羹剩饭。
“看这里，”贝尼斯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举着蜡烛，让光照到橱柜背后的一个特别的东西。这是一件已揉皱干瘪的东西，说出它是什么是有一定难度的。只能看到它黑黑的，是用皮做的，有点儿像一个矮小的人的形状。我在查看时，开始以为是个被干燥处理的黑种小孩；仔细一看，又像个被扭变形的古猴。是动物还是人呢？我始终莫名其妙。在它身体的中间还挂着两串白色的贝壳。
“实在是有趣得很，有趣得很！”福尔摩斯说，同时看着这件邪恶的古物，“还有其他的什么吗？”
贝尼斯不说话，带我们来到了洗涤槽前。他把蜡烛向前伸过去，出现了某种白色大鸟被撕得七零八落的翅膀和躯体，羽毛还留在上面，盛满了一盆。福尔摩斯向割下来的那只鸟头上的垂肉指了指。
“一只白公鸡，”他说，“真是有趣！这件案件真是非常离奇。”
但是，贝尼斯先生坚持完成了他那最不吉利的展览。他将一个铝桶从洗涤槽下面拿了出来，桶里装满了血。他又将一个盘子从桌子上取过来，上面放的是烧焦了的碎骨头。
“有些东西被杀死了，有些东西被烧了。我们从火里收集到了这些。我在今天早上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说这些东西不是人体上的。”
福尔摩斯面带微笑，搓着两手。
“警长，请接受我的恭贺，你处理了这个如此不同一般、如此富有教益的案件。你的才能看起来胜过了你的机会，如果我的这种说法不至于冒犯了你。”
从贝尼斯警长的两只小眼睛中，看出他十分高兴。
“正像您说的，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的工作总是停滞不前。诸如此类的案件带给人们机会，我希望这种机会能被我利用。你是怎么看这些骨头的？”
“应该是一只羔羊，或者是小山羊。”
“还有白公鸡呢？”
“有些怪，贝尼斯先生，太奇怪了。应该说从未见过。”
“是的，先生。住在这房子里的人肯定很奇怪，他们的行动也肯定很奇怪，还有一个已经死了。莫非他是被跟在后面的同伴打死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早就把他们抓住了，因为每一座港口都在监视之中。不过，我本人的看法不同。是的，先生，我本人有很不一样的看法。”
“那么你有自己的主张了？”
“我要自己来做这件事，福尔摩斯先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自己的声誉。你已经很有名了，我也想成名。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说没有你的帮助我也破了案，那会令我很高兴。”
福尔摩斯听后笑得很爽朗。
“好吧，没问题，警长。”他说，“还是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你随时可以使用我的成果，只要你想向我索取。我想，关于这座房子，我已经看过我想看的了。也许把时间花到别处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再见吧，祝你好运！”
福尔摩斯正在性急地追寻一条线索，这一点我可以用好多微妙的表情来说明。除了我，别人可能不会注意到这种表情。在不经心的观察者眼中，福尔摩斯还是和往常一样冷淡，不过，通过他那双发光的眼睛以及轻快的举止能够感觉到一种受到抑制的热情和紧张的情绪，我于是确信，他正在思考对策。他按照自己的习惯一句话都不说，我也按照自己的脾气什么都不问。能和他一起参与这件事情，在捕获罪犯中发挥我微小的作用，又不会在不必要的时候因为插话使他的注意力分散，这已经令我感到很满意了。时机一到，一切都会向我这里转来。
所以，我在等待。然而，我的失望越来越大，什么都没有等到。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的朋友没有任何动静。有一天，他是在城里度过上午的，我偶然得知他是去大英博物馆了。除了有这一次外出，他每天常常把很长的时间用在孤独的散步上，或者和村里的几个碎嘴子在一起闲聊，力求结识这些人并与他们交往。
“华生，我确实觉得对于你来说在乡间住一个星期是很宝贵的，”他说，“再次看见树篱上新生的嫩芽和榛树上的花絮，会感到非常愉快。再带着一把小锄头、一个铁盒子和一本初级植物学读本，就可以很有趣地生活一段时间了。”他自己带上了这套装备，到处寻找，可是只带回来了寥寥几株小植物，其实采这些只需要一个黄昏。
我们在漫步闲谈时也会偶尔遇到贝尼斯警长。在和我的同伴打招呼时，笑容堆满了他那张又肥又红的脸。从他那一对小眼睛中发出闪闪的光。他不怎么谈案情，但从他所谈到的不多的情况来看，他也不满意事情的进展。然而我还是要承认，在案发五天以后，我打开晨报看见了一个大字标题的时候，不由得感到了些惊奇：
<b>奥克斯肖特谜案揭破</b>
<b>已将被认为是凶犯的人捕获</b>
我刚将标题读了出来，福尔摩斯就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似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啊！”他叫出了声，“你不会是说贝尼斯已经把他抓住了吧？”
“这是很明显的。”然后我就读出了以下报道。
“昨天深夜，当传闻已将有关奥克斯肖特凶杀案的凶犯捕获之时，厄榭及其邻近地区引发了极大的轰动。人们尚记得，在奥克斯肖特空地上发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死去，身上的伤痕表明他遭受到了严重的袭击。同一天晚上，他的仆人和厨师亦逃走，显然是这一罪行的参与者。经有人指出却尚未被证实的是，寓所可能存放着死去的这位先生的贵重财物，致使财物失窃，构成罪案。贝尼斯警长负责此案，经他多方努力，查明了逃犯藏匿之处。他理由充足，可证明他们并未走远，皆潜伏于已准备好的某一巢窟。首先，他们终将被捕获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有一两个商人曾经透过窗户见过厨师，他们证明厨师有着非常特别的相貌——魁梧而可怕，是个混血儿，淡黄的面目属于显著的黑种人。自案发后，有人见过这个人，因为他竟敢不经深思重返威斯特里亚寓所，以至于警官瓦尔特斯在当晚发现他并进行了追踪。贝尼斯警长认为，此人因某种目的来此，故断定或许会再来，因而放弃寓所，于灌木林另设埋伏。此人入此圈套，经过昨晚的一场搏斗后被捕，但是这个暴徒在打斗中猛击了警官唐宁。我们得知，警方在将罪犯带到地方法官面前时，将提出予以还押之要求。此人既被捕获，本案有取得巨大进展之望。”
“我们真该立即就去见贝尼斯，”福尔摩斯边喊边拿起了帽子，“我们在他出发前赶到他那里是来得及的。”我们尽快来到了村路上，就像料想的那样，警长刚从他的住处离开。
“看到报纸了吗，福尔摩斯先生？”他边问边递了一份报纸给我们。
“是的，贝尼斯先生，我看到了。如果我给你一点儿友好的忠告，你不会见怪吧？”
“什么忠告，福尔摩斯先生？”
“我细心地研究过这个案件，我还不敢说你的方法一定是对的。我不想看着你如此蛮干，除非你有完全的把握。”
“对你的好意我表示感谢，福尔摩斯先生。”
“听我说，我保证是为了你好。”
我似乎看见贝尼斯先生的两只小眼睛里，有一只像眨眼睛一样抖动了一下。
“我们说好了，各自行动，福尔摩斯先生。我也是这么做的。”
“嗯，好吧，”福尔摩斯说，“请不要见怪。”
“哪能呢，先生，我知道你对我是好心。不过，我们各有各的安排，福尔摩斯先生。你有你自己的安排，我也有我自己的安排。”
“那我们就不再说这个了吧。”
“随时欢迎你参考我的情报。这家伙是一个十足的野人，像拖车的马一样结实，像魔鬼一样凶狠。没抓住他时，唐宁的大拇指都差点儿被他咬断了。他一句英文都说不出来，只会哼哼哈哈，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信息。”
“你认为你能够证明他的主人是他杀害的？”
“我没这样说过，福尔摩斯先生，我没这样说过。我们都有各自的办法。你按你的试，我按我的试。这是约好了的。”
福尔摩斯耸耸肩，和我一块儿走开了。“这个人真是捉摸不透，他好像是骑着一匹马瞎闯。好吧，就按他说的做，我们各试各的，看有什么结果。不过，我总是不能理解贝尼斯警长身上的某种东西。”
在我们回到了布尔的住处后，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华生，你坐在那个椅子上，我要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我也许需要你的帮助。听我讲我了解到的案情的来龙去脉。虽然案情的主要特点并不复杂，但在如何拘捕上仍然困难极大。这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我们去填补的缺口。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再讨论一下加西亚死去的那天晚上写给他的那封信。不妨先不去考虑贝尼斯的关于加西亚的仆人与此案有关的想法。证据是如下的事实：斯考特·艾克尔斯的到来正是加西亚安排的，这唯一能说明的就是他希望这样能够证明他不在犯罪现场。那天晚上起了心的是加西亚，并且显然所起的是坏心。他因为做坏事而送了命。我说‘坏’心的原因是：一个人想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假象，是只有心怀恶念才会有的想法。那么，又是谁谋害了他呢？那个人自然是犯罪企图所指向的。到目前为止，我相信我们的根据。”
“现在，我们可以对加西亚的仆人们的失踪作出解释了。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这个我们还不清楚的罪行的参与者。如果加西亚得手并回去，那么，他就可以利用那个英国人为他作证从而排除任何可能的怀疑，这是顺利的情况。但是，这个尝试也很危险。如果到了一定的时间加西亚还没有回去，就可能是他把命丢了。因此，他们作了这样的安排：一旦发生了上述情况，他的两个手下便会去事先安排好的地方躲起来，避免被搜查到，事后也可以继续干。全部情况就是这样，对不对？”
原来的一团乱线好像已在我眼中理出了头绪。我纳闷儿，和往常一样的是，在此之前为什么我总也看不出来呢？
“可是，为什么仆人中有一个要回来呢？”
“就让我们作个设想：他在匆忙中逃走，把某种珍贵的东西落下了，他又舍不得。这正表现了他的固执，是吧？”
“嗯，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加西亚吃晚饭时收到的那封信。从这封信可以知道，另一头还有一个同伴。那么，这个另一头指哪里呢？我已说过，它只可能存在于某一处大住宅中，而大住宅只有有限的几处。刚到村里来的那几天，我四处走，对植物进行研究，并在空隙的时间里对所有的大住宅进行了查访，对住宅主人的家世也作了调查。引起我注意的有一家住宅，而且只有这一家。这家就是离奥克斯肖特河的那头一英里，距发生悲剧的地点不到半英里的海伊加布尔著名的雅各宾老庄园。其他宅邸的主人都很平凡，也很可敬，传奇生活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海伊加布尔的亨德森先生为人十分古怪，他身上可能发生稀奇古怪的事。于是，我开始专门观察他和他的一家人。
“这群人都很怪，华生，他在他们中间最奇怪。我设法找了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见到了他。可是，通过他那双晦暗、深陷、沉思着的眼睛，我似乎看出他十分清楚我的真正来意。他五十岁左右，强壮又机灵，头发是铁灰色的，眉毛很浓并连成一线，行动像鹿一样敏捷，有着帝王的风度，为人凶狠专横。他的面孔如那羊皮纸一般，后面的精神则是火辣辣的。他或者是个外国人，或者曾长期居住在热带，因为他有着黄而枯槁的皮肤，但又如马裤呢般坚韧。有位卢卡斯先生是他的朋友兼秘书，一看就是个外国人，皮肤是棕色的，狡猾、文雅有如一只猫，谈吐刻薄却不失礼。你看，华生，我们接触到的已经有两伙外国人了——威斯特里亚寓所有一伙，海伊加布尔又有一伙。因此，我们的两个缺口正在合拢。
“这两个密友在全家是中心。不过，另外还有一个人与我最直接的目的有着甚至更为重要的关系。亨德森有两个孩子——两个分别是十一岁和十三岁的女儿。她们有位女家庭教师，是伯内特小姐——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英国妇女。还有一个很亲信的男仆。这么几人就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因为他们一起到各地旅行。亨德森先生是一位大旅行家，经常旅行。他从外地回到海伊加布尔也只有几个星期，之前已经不在家一年了。我还可以作个补充，就是他十分有钱。他想要什么时总是可以轻易地得到。其他情况还有，总是有一大堆管事、听差、女仆在他家中，还有经常会出现在英国乡村宅邸里的一群总在吃喝，而很少做事的人员。
“上述情况，我从村里的闲谈中听到了一部分，又通过观察得到了一部分。被辞退而受尽委屈的仆人是最好的人证，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么一位。虽然有运气的成分，但是，假如我没有出去找，好运气也不会从天而降。就像贝尼斯说的，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找到了约翰·瓦纳——海伊加布尔原先的花匠。他是因为他专横的主人的一怒而离开的。而那些在室内工作的仆人中有很多和他一样，都对他们的主人既害怕又憎恨。所以，打开这家人秘密的钥匙就被我找到了。
“怪人，华生。我并不觉得我把所有情况都弄清了，不过这人确实异常古怪。这所住宅的两边有厢房，一边住仆人，另一边住主人。这两边除了亨德森本人的仆人给全家开饭之外便没有其他的联系。联系就是必须将每一样东西拿到一个指定的门口。女教师和两个孩子只在花园中散步，绝对不到外面去。亨德森没有单独散步的时候，他的身边总是少不了那个深色皮肤的秘书。仆人当中有种说法是他们的主人对某种东西特别害怕。‘为了钱，他向魔鬼出卖了灵魂，’瓦纳说，‘就等着被债主把命拿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是什么人。他们都十分残暴。亨德森用他打狗的鞭子抽过两次人，能够免于吃官司只是因为他那满满的钱包和巨额赔款。
“华生，现在让我们以这一新情报为据对形势作个判断。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看法：那封信由这个古怪人家送出，内容是让加西亚执行某种已经计划好了的任务。是谁的信呢？出自这个城堡中的某个人之手，还是个女人。那么，如果不是女教师伯内特小姐，还能是谁呢？我们所有的推理看起来都指向这个方面。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它当一种设想，看它带来的结果是怎样的。补充一点，根据伯内特小姐的年纪和性格，我否定了我最初的想法，这件事里面不会有夹杂着爱情的可能。
“如果信出自她的手，那么，她和加西亚总有朋友或同伴的关系吧。当她得知他已经死去时，可能会做些什么呢？如果他的遇害是因为某种非法勾当，她就一定会守口如瓶。而且，她对那些杀害他的人必然十分痛恨，大概会想尽办法报仇。我最初的想法是：能不能见到她？想办法见见她？现在我发现情况不是很妙。自从谋杀案发生的那个晚上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伯内特小姐了。她从那天晚上起就失踪了。她还活着吗？说不定她和她所召唤的朋友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也在那个晚上遭到了横祸？也许她不过是一个犯人？我们要对这一点加以确定。
“你会对这种困境有所体会的，华生。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无权进行搜查。如果我们让地方法官看了全部的计划，也可能被他当成异想天开。那个女人的失踪不能说明什么，因为那个家庭十分特殊，任何一个人一个星期不见面都是有可能的。而目前她的生命也许正受到危胁。我所能做的只是对这所房子加以监视，留下我的代理人瓦纳看守着大门。我们应该阻止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如果无法用法律解决，就不得不自己去冒风险了。”
“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知道从外面一间屋的屋顶可以进到她的房间里。我建议今晚我们就行动，也许就击中了这个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不得不承认，前景不是那么乐观的。那座老屋弥漫着凶杀气氛，里面的住户奇怪而又可怕，探索时可能会有难以预料的危险，我们的行为在法律中还是违反原则的。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我的热情被挫伤了。但是，福尔摩斯冷静的推理中包含了某种东西，使我们不可能避开他提出的任何冒险或是退缩。我们明白，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使找到答案成为可能。我无言地握着他的手。事已至此，绝不反悔。
但是，我们调查的结果真是太离奇了，真是没有料到。五点钟左右，正当三月黄昏的阴影渐渐地降临时，我们的房间中闯进来一个慌慌张张的乡下人。
“那些人走了，福尔摩斯先生。坐的是最后一趟火车。那位女士挣脱了，被我安顿在楼下马车中。”
“太好了，瓦纳！”福尔摩斯叫着跳了起来，“华生，缺口就要合上了。”
马车里面有一个女人，她神经衰竭到半瘫痪的程度，最近这一悲剧的痕迹留在那瘦削而憔悴的脸上。她的脑袋在胸前有气无力地垂落着。当她抬起头，用她那迟钝的双眼望着我们时，我注意到了她的瞳孔，从那已经变成浅灰色虹膜中的两个小黑点判断：她服过鸦片了。
“照您吩咐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在大门口守着。”那位被开除了的花匠——也就是我们的使者说，“看到马车出来，我就一直跟着他们到了车站。她好像是个患有梦游症的人，但是却在他们要拉她上火车时醒了过来，她没命地挣扎，被他们推进车厢后又挣脱了出来。我拉开了她，把她送入一辆马车，就到这儿来了。我真的是忘不了在我带她离开时车厢窗子里的那张脸。他要是得逞了，我的命早就没了。我说的是那个黑眼睛，怒目看着我的黄鬼。”
我们扶她上了楼，让她在沙发上躺下。喝过两杯浓咖啡后，她的头脑立刻从药性中清醒了过来。福尔摩斯请来了贝尼斯。他在看到这个情况后，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啊，先生，我要找的证人被你找到了，”警长热情地握住了我朋友的手说，“从一开始，我们所寻找的就是同一条线索。”
“什么！你找的也是亨德森？”
“嗯，福尔摩斯先生，你缓步行走在海伊加布尔的灌木林中的时候，我就在庄园中的一棵大树上向下看你。看谁先找到他的证人才是问题所在。”
“那么，你逮捕那个混血儿有什么目的？”
贝尼斯笑得很得意。
“我确信，自称为亨德森的那个人已经感到有人怀疑自己了，并且只要他觉得自己有危险，就会隐蔽在一个地方不再行动。我抓错人，他就可能会认为我们不再注意他了。我知道，也许他会溜掉，这样就使我们有机会找到伯内特小姐。”
福尔摩斯抚了抚警长的肩膀。
“你会得到高升。你既有才能又有直觉。”他说。
贝尼斯笑容满面，高兴极了。
“最近这个星期，我派了一个便衣在车站守候。不论海伊加布尔家的人去哪里，都受到便衣的监视。可是，看到伯内特小姐挣脱，便衣一定有些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管怎样，你的人把她找到了，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得不到她的证词，我们就抓不了人，这一点很清楚。所以，我们最好尽快得到她的证词。”
“她正在慢慢地恢复，”福尔摩斯看着女教师说，“告诉我，贝尼斯，谁是亨德森？”
“亨德森？”警长说，“就是唐·默里罗，曾有‘圣佩德罗之虎’之称。”
圣佩德罗之虎！我的眼前立刻呈现出了这个人的全部历史。有许多暴君打着文明的招牌统治国家，其中最为荒淫残忍的就是他。他身体十分强壮，从不畏惧，精力也非常充沛。这个刚愎自用的人在长达十一二年的时间里残暴地统治着一个胆小怕事的民族。整个中美洲都把他的名字当成一种恐怖。在那个时期快结束的几年里，反对他的起义在全国爆发。可是，他不仅残酷而且狡猾，在听到一点儿风声后就偷偷地把财产转移到一艘忠实追随他的人操纵的船上。第二天，起义者袭击了他的宫殿，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独裁者和他的两个孩子还有秘书带着财物逃之夭夭了。从那时起，他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在欧洲的报纸上，他还经常作为评论的内容出现。
“不错，先生，唐·默里罗就是‘圣佩德罗之虎’。”贝尼斯说。
“你要是查一下，就知道圣佩德罗的旗帜是绿色和白色的，这符合那封信上的描述，福尔摩斯先生。他说自己是亨德森，但是我了解了他的过去，先是巴黎，再到罗马，然后是马德里还有巴塞罗那，他的船到达巴塞罗那时是1886年。想要报仇的人们一直在找他。可是，那些人直到现在才发现他的踪迹。”
“他们已经发现他大约一年了，”已经坐了起来的伯内特小姐说。她很认真地听着他们的谈话。“有一次，他差一点儿就要完蛋了，可是却得到了某种邪恶精灵的保护。现在也没什么变化，加西亚高贵而又豪侠，但他倒下了，那个魔鬼还是安然无恙。还会有接连倒下的人，直到正义得到伸张的那天。我确信这一点，就像太阳在明天将要升起一样。”她那瘦小的双手紧紧地握着，她那憔悴的脸因仇恨而变得苍白。
“但是，伯内特小姐，你是怎么牵涉进去的呢？”福尔摩斯问道，“一位英国女士和这样一件凶杀案怎么会有关系呢？”
“我参与进去的原因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伸张正义的方法。许多年前，英国的法律管得了血流成河的圣佩德罗吗？这个人把盗窃来的财物装在船上运走，英国的法律有用吗？在你们看来，似乎这些罪行是在别的星球上发生的。然而，我们却知道，悲哀和苦难使我们认识了真理。在我们看来，地狱里没有一个像胡安·默里罗的魔鬼[1]。只要他的受害者报仇雪恨的呼喊声不停止，生活就平静不下来。”
“当然，”福尔摩斯说，“他正像你说的那样。我听说他残暴至极。不过，你都受到了怎样的摧残呢？”
“我全讲给你听。这个坏蛋总是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把所有有成为他的危险对手可能的人都杀掉。我的丈夫——对了，我真正的名字叫做维克多·都郎多太太，是圣佩德罗驻伦敦的公使。他是在伦敦和我相识的，我们也是在那里结的婚。他是世上不多的十分高尚的人。不幸的是，他优秀的品质被默里罗知道了，于是找了个借口把他召回去，然后枪毙了他。他预感到自己会有灾难，所以没有把我一起带回去。他的财物被充公，只把微薄的收入和一颗破碎了的心留给了我。”
“这个暴君后来倒台了。和你刚才说的一样，他跑了。然而，许多人的生命毁在了他的手里，他们的亲友也受尽了他的折磨而死去，他们不可能就这样算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协会。在任务没有完成以前，这个协会是不会撤销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亨德森就是那个暴君倒台后改头换面变的之后，我就以打进他的家里为任务，帮助别人掌握他的行动。我必须保证能在他家里当一名女教师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想不到每顿饭在他面前出现的这个女人，她的丈夫却被他残忍地杀害了。我在他面前微笑着，责任是教他的孩子，同时等时机出现。在巴黎有过一次尝试但失败了。我们立即在欧洲不停转移，把追踪我们的人甩掉，最后回到了这所他刚到英国时买的房子里。”
“可是，这儿也有等待着的司法官员。加西亚的父亲是以前圣佩德罗最高的神职官员。加西亚知道默里罗要回到那里去，便和两名地位低卑但十分忠实的伙伴等着他。复仇的火焰在三个人的胸中燃烧着。白天，加西亚没有办法下手，因为默里罗作了严密的防范，如果他的随员卢卡斯——洛佩斯是他得意年代的名字，不在身边，他一定不会外出。不过在晚上他是一个人睡的，报仇者有找到他的可能。一天黄昏，我按照事先作好的安排把最后的消息送到我的朋友那里。由于这个家伙每时每刻都十分警惕，他总会调换房间。我要留心让每一扇房门都开着，同时让绿色或白色的光从朝大路的那个窗口发出作为信号，表示全都很顺利或建议行动延期。”
“然而，事情都不那么顺利。秘书洛佩斯开始怀疑我。我刚把信写完，他就悄悄从我背后猛扑过来。我被他和他的主人拖到我的房间，被宣判为有罪的女叛徒。如果他们可以不承担杀人后果的话，当场就会用刀把我刺死。最后，在一番争论后，他们都认为杀死我太危险。但是，他们决定把加西亚干掉。他们塞住了我的嘴，默里罗又把我的胳膊扭住，直到从我这儿得到了地址。我发誓，如果我知道这会给加西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么，也许我的胳膊早就被他们扭断了。洛佩斯把地址写在我的信上，将口用袖扣封上，让仆人何塞送了出去。我不知道加西亚是怎样被他们杀害的，只知道他是被默里罗亲手击倒的，因为洛佩斯为了看守我而留了下来。我想，他一定是藏在金雀花树丛里等着。树丛中有一条小径，弯弯曲曲的，加西亚可能是从那儿经过时被击倒的。开始，他们想等加西亚进屋后再杀死他，就说他是遭到通缉的夜盗。但是他们的意见不一致。如果他们因此被查问，就会立刻暴露他们的身份，进一步的打击也会随之而来。加西亚死了，追踪也会停止，因为这样可以使别的一些人感到害怕，从而放弃自己的计划。”
“如果我对这伙人的行为并不了解，他们现在都不会出什么事。我相信，我的生命有几次处在死亡的边缘。他们把我关在房里，用最可怕的方式威胁我，让我在精神上受到残酷的虐待，我的肩上有这样一块刀疤，手臂上的伤痕也是一道道的。有一次，我想在窗口喊出来，但他往我嘴里塞了一件东西。连续五天，我就在这种惨无人道的关押中度过，吃不饱，差一点儿活不下去。今天下午，我吃到了一份丰盛的午餐，可吃完了才知道是毒药。我像在梦中一样被塞到马车里，后来又被拉到火车上。车轮马上就要转动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掌握着自己的自由。我从火车上跳下来。他们想拖我回去。幸好这位好心人帮忙，我被扶进一辆马车，否则我不可能逃脱。感谢上帝，我终于从他们的魔掌中逃出来了。”
她这番不平常的叙述，我们都听得很认真，后来还是福尔摩斯打破了沉默。
“我们的困难依然存在，”他摇着头说。“完成的只是我们的侦查任务，以后，我们将开始法律上的工作。”
“是的，”我说，“在一个能说会道的律师口中，这次谋杀就会变成自卫行动。有了这样的背景，犯上百次罪也没什么，可是，能判罪的只有这件案子。”
“算了吧，算了吧，”贝尼斯显得很高兴，“我看还是法律更强一些。自卫和怀着蓄意谋杀的目的去诱骗这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就算你担心会从他那里遭到不可知的危险。不，不，我们都是正确的，这会由我们在下一次的吉尔福德巡回法庭上看到海伊加布尔的那些房客时的情景来证实。”
只是，这属于历史问题，要惩罚“圣佩德罗之虎”还需要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同伙都是狡猾而又大胆的人，他们溜到埃德蒙顿大街的一个寓所中，又经过后门到了柯松广场上，这样就把追捕的人甩掉了。他们从那天以后就没在英国露过面。过了半年左右，蒙塔尔法侯爵和他的秘书鲁利先生都被谋杀于马德里的艾斯库里饭店。有人认为这桩案子是无政府主义造成的，但是始终没有抓到谋杀者。贝尼斯警长到贝克大街来看望我们，把一张那黑脸秘书的复印图像和一张他主人的图像带了来。他的主人面貌老成，黑眼睛富有魅力，两簇眉毛很浓。我们相信，虽然是延误了，毕竟还是伸张了正义。
“亲爱的华生，这桩案件真是很混乱啊。”黄昏中的福尔摩斯边抽烟斗边说。“想要如愿地把它看得那样简洁是不可能了。它涉及两个洲，与两群神秘的人有关。我们非常可敬的朋友斯考特·艾克尔斯出现后案情更加复杂了。我们从他的情况中看出，死者加西亚很有智谋，善于自卫。结果很了不起，我们和这位优秀的警长一起找到了隐藏在千头万绪的疑点中的要害，终于能够在那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前进。你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吗？”
“那个混血儿厨师为什么回来？”
“我想，你要的答案可以通过厨房里的那件怪东西得到。此人是圣佩德罗原始森林里的生番，而那件东西则是他的神物。当他和同伙逃到事先定好的撤退地点时，那里已经有人了，当然是他们的同伙。他的同伴曾说这是一件易受连累的东西，劝他丢掉。可是，这个混血儿十分舍不得，于是在第二天忍不住又回来了。他从窗户向里探望，正好看见在里面值班的警官瓦尔特斯。他等了三天，虔诚也好，迷信也好，终于又试了一次。平时机灵的贝尼斯警长在我面前曾不重视这个案子，但终于也觉得案情十分重大而布置了圈套，那个家伙就自投罗网了。还有其他问题吗，华生？”
“那又如何解释那只撕烂了的鸟、一桶血、烧焦了的骨头和在那古怪厨房里的所有的神秘东西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翻到笔记本中的一页。
“我有一个上午待在大英博物馆，对这一点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下面这段话摘自艾克曼著的《伏都教和黑人宗教》一书：
虔诚的伏都教信徒不论做何种重要的事情，都要奉献祭品给他那不洁净的神。在极端时，这些仪式采取的方式是杀人祭奠，继而食人肉。但通常情况下，祭品是一只活活扯成碎片的白公鸡，也可以是一只黑羊，将喉咙割开，焚化其躯体。
“因此你看，在仪式方面，我们的野人朋友完全是正统的。真的很怪诞，华生。”福尔摩斯慢慢地合上笔记本时还不忘补充着，“但是，怪诞和可怕只有一步之遥，我不是凭空这样说的。”

硬纸盒子
不可否认，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在案例的选择上，我一方面尽量少选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将重点放在能显示他的才能的案件上。但是，另一方面，耸人听闻和犯罪又不可能截然分开，这实在是让笔者两难的事情，要么就一定要牺牲那些必不可少的对于他细节的描述，这样就会让问题蒙上一层虚构的色彩；要么就需要使用机缘巧合而不用那些原有的材料。上面所说的是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接下来，我将翻阅我的记录，回顾一下这一连串既十分恐怖又非常离奇的事件。
八月的一天，天气炎热，太阳炙烤下的贝克街更像是一座火炉。大街对面房子黄色砖墙上的阳光，灼热炽人，直叫人眼睛痛。很难让人相信，这些砖墙就是冬日里隐约出现在朦胧迷雾之中的那些砖墙。我们的房间放下一半百叶窗，福尔摩斯就这样蜷缩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早班邮差送来的信，看过一遍又一遍。而我呢，我曾经在印度工作过，因此练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本领，即使是华氏九十度的气温也扛得住。今天的晨报读起来枯燥无味，议院已经散会。人们都出城去了，我也想出城前往南海海滨或者新森林，可惜银行的存款已经花光，我不得不将自己的假日推迟。至于我的朋友，无论是乡下还是海边，都不能引起他的一丝兴趣。
与度假相比，福尔摩斯更喜欢待在这个五百万人的中心地带，将自己的触角伸到人群中间，敏锐地搜寻任何一个需要侦破的疑点和谣言。他虽有很高的天赋，却不懂得享受自然。除非他的注意力从城里那些犯罪分子转移到乡下的土豪恶棍时，他才会想到要去乡间换换空气。
看到全神贯注的福尔摩斯一言不发，我也将手中乏味的报纸扔在一边，靠在椅背上陷入一阵沉思之中。就在这时，福尔摩斯突如其来的声音将我从沉思中唤醒。
“华生，你是对的！”福尔摩斯说，“看起来它是能够解决争执的最荒谬的一种办法。”
“最荒谬！”我喊道，突然意识到他竟然准确地说出了我想要说的话。我从椅子上直起身来，惊讶地盯着他。
“福尔摩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喊道，“这实在是太出乎我意料了。”
看着迷惑不解的我，福尔摩斯笑了起来，笑声爽朗极了。
他接着说：“你一定记得，前不久我给你读过一篇爱伦·坡短文中的一段。文章里就有一个人将他同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全部推论出来了。当时你觉得，这只是作者写作的一种巧妙手法而已。然后我说我的推理习惯很多也与此相似，你听完后表示不相信。”
“这是哪里的话！”我赶紧说道。
“亲爱的华生，虽然你嘴里没有这样说，但是你的眉毛出卖了你。因此，当我看到你放下报纸陷入沉思中的时候，终于有机会能对此进行推论，我非常高兴。于是我打断了你的沉思，以表示我对你的关注。”
“但是，我还有很多不解。你给我读的那个短文中，”我说，“推论者显然是通过观察他同伴的举止而得出结论的。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同伴被一堆石头绊得摔了一跤，抬头望着星星，如此等等。但是我却一直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你是怎样发现线索的呢？”
“你这就太冤枉你自己了。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之一就是面部表情，而你的面部表情已经忠实地反映了你的内心。”
“你的意思是，你从我的面部表情上发现了线索？”
“你的面部表情，尤其是你的眼睛。你是如何陷入沉思之中的，现在可能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吧？”
“确实想不起来了。”
“让我来告诉你吧。你放下手中的报纸，正是这个动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你面无表情地坐了半分钟的时间。随后你盯着你最近配上镜框的戈登将军的照片。于是，我通过你脸部表情的变化，读出你开始陷入思考之中了。但是想得还不是很远。接着你又将目光转移到你书上那张还没有配镜框的亨利·华德·比彻的照片上。最后，你又抬头望着墙，这样你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你一定是在想，假如这张照片也装进镜框之中，正好可以将那面墙上的空白盖住，和那边戈登的照片相对。”
“你对我的观察实在是太透彻了！”我惊呼道。
“其实如果到此为止，我并没有彻底看清。但是，当时你的思路又重新回到比彻的照片上了。你直直地看着他，仿佛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随后，你的眼神慢慢松弛下来，不过你仍然盯着他，你是在回想比彻当初的战绩。我十分清楚，这样的话，你就肯定会想到内战期间，比彻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还记得，你一直觉得我们的人民对他的态度过于粗暴，你对此表示过非常强烈的不满。正因为你对这件事具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所以我断定，你只要一想到比彻就一定会想到这些事情。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你的眼光离开了那张照片，于是我猜测此时你的思路已经转到内战方面了。我看到你的嘴唇紧闭着，两手紧握，眼睛熠熠发光，这时我判定，你一定是在回想那场殊死搏斗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接着，你摇着头，脸色变得更加阴暗了。你是想到了那些悲惨、恐怖以及无谓的牺牲。你的手伸向自己身上的那些旧伤痕，颤动着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这表明，你的思想一定已经被这种解决国际问题的可笑方法占据了。在这一点上，我与你的看法相同：那确实是最荒谬的。同时，我更加高兴地发现，我对你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虽然现在你已经将整件事情都解释过了，可是我不得不说，我仍然和刚才一样不明白。”
“这确实是非常肤浅的，华生。假如你那天没有表示出一些的不相信，我是绝对不会用这件事来分散你的注意力的。不过，我手里确实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小问题，这比我给你在思维解释方面的小尝试来说要更加困难。报纸上有这样一段报道，说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库辛小姐收到一只盒子，里面装着出人意料的东西。你看到这个报道没有？”
“没有，我没看见。”
“啊！那肯定是你看漏了。把报纸扔给我。就在金融栏下面，在这儿。劳驾，大声读出来。”
我捡起他扔给我的报纸，读出了他指定的那一段。新闻的标题是《一个吓人的包裹》。
“苏珊·库辛小姐住在克罗伊登十字大街上。一次，她竟然成了一件非常令人作呕的恶作剧的受害者，或者这件事后面另有更为险恶的用意。昨天下午两点，邮差送给库辛小姐一个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拆开牛皮纸，里面是一个硬纸盒，纸盒内装满了粗盐。库辛小姐将粗盐拨开后，着实吓了一大跳。她看见里面赫然放着两只刚割下不久的人耳朵。这只包裹是头天上午从贝尔法斯特的邮局邮寄出去的。包裹上并没有写寄件人是谁。而更加神秘的问题是，库辛小姐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老处女，她过着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与之来往的友人和通信的人都很少，平日里很少会收到邮包。但在几年前，她曾经将几个房间出租给三个医学院学生。后来因为他们总是吵闹，生活又很不规律，最后只能叫他们搬走。警方认为，对库辛小姐的这一恶作剧行径，很可能是这三名青年学生做的。他们因为怨恨而将解剖室中的遗物邮寄给她，想要恐吓库辛小姐。当然也存在另一种看法，有人认为这些青年中有一名是爱尔兰北部人，而据库辛小姐所知，此人正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这事件还在积极的调查研究当中。杰出的侦缉官员雷斯垂德先生正在负责调查此案。”
“《每日记事报》就谈了这么多，”我读完报纸之后，福尔摩斯说。“现在我们来谈谈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吧。我今天早晨收到一封他的来信。信中说：
‘我觉得你对这样的案件非常在行。我们正在竭力调查此事，却发觉工作没有任何进展。我们当然都打过电话去贝尔法斯特邮局询问。可那天邮寄的包裹很多，根本记不清楚寄件人的长相和姓名。这里有一只半磅重的甘露烟草盒子，可我们毫无头绪。依我看医学院的学生确实嫌疑最大，假如你能抽出一点儿时间，我很乐意在这里看见你。我每天要么在这宅子里，要么在警察所。’
“华生，你觉得如何？你可以顶住炎热跟我去克罗伊登一趟吗？你的记事本看来又能增加一页新的内容了。”
“我正想干点儿什么呢。”
“很快就有事情做了。你按一下铃，让他们将我们的靴子拿上来，再出去叫一辆马车。我这就换好衣服，再将烟丝盒子装满，随后就到。”
我们上火车之后，还下了一会儿雨。克罗伊登并没有想象中的热气逼人。事先福尔摩斯已经发了电报，因此雷斯垂德早已在车站准备迎接我们。他与往常一样，看起来精明极了，一副侦探的样子。走了足足五分钟，我们终于走到库辛小姐居住的十字大街上。
十字大街很长，两旁是两层楼的砖房，整齐而清洁，屋前是已被人踩成白色的石阶，门口站着几个闲谈的系着围裙的妇女。走了半条街之后，雷斯垂德走上去敲一家的大门。一个年幼的女仆开了门。在她的引领下，我们来到前厅，库辛小姐正坐在那里等着。她看起来面貌温和，眼睛很文静，头发是灰色的鬈发。她的膝上放着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身边放着一个篮子，里面有各色丝线的篮子。
“那令人恐惧的东西在外屋，”雷斯垂德走进去的时候，她说，“你最好把它们都拿走。”
“库辛小姐，会拿走的。之所以放在这儿，是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先生，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
“也许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我已经说过了，这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问我又有什么用呢？”
“是这样的，太太，”福尔摩斯安慰道，“我知道，这件事已经让你十分气恼了。”
“是的，先生。我一直喜欢安静，过着隐居的生活。现在我的名字出现在报上，警察到我家里来，这真是少见的事情。我不愿意再见到这东西。雷斯垂德先生，倘若你要看的话，请到屋外去看吧。”
我们来到一间在屋背后小花园里的小棚子，雷斯垂德走过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以及一段细绳子。小路尽头有个石凳，我们一起坐在石凳上。福尔摩斯将雷斯垂德拿来的东西仔细察看。
“绳子非常特别，”说着他将手中的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闻了闻。“雷斯垂德，你看这绳子是什么做的？”
“绳子涂过柏油。”
“完全正确。是一根涂过柏油的麻绳。看来，你也注意到了，库辛小姐是用剪刀将绳子剪断的。这一点能通过绳子两端的磨损看出来。这点很重要。”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重要。”雷斯垂德说。
“绳结原封未动，这就是重点。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特殊。”
“看起来很精致。我注意到这一点了。”雷斯垂德自得地说。
“好吧，绳子的问题就先说这么多，”福尔摩斯笑着说，“接下来看包裹纸。这张牛皮纸上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什么，没有检查过包裹纸？确实没有检查过。上面的地址写得很潦草：‘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辛小姐收。’是用笔头很粗的钢笔写的，可能是一支J字牌的钢笔，但是墨水很差。‘克罗伊登’一词原来写的是字母‘i’，字母‘y’是后改的。通过字体来看，这个包裹显然是男人寄出的，此人识字并不多，对克罗伊登镇也并不熟悉。分析到目前为止，都很顺利。盒子是一个半磅重的甘露烟草盒子。盒子除了左下角有个指印外，没有其他明显痕迹。里面装的粗盐原本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他粗制商品的。这奇怪的东西就埋在盐里。”
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将两只耳朵皮放在膝头上认真观察，雷斯垂德和我一人一边，弯下身子，时而看一眼这可怕的遗物，时而又望着福尔摩斯的那张迫切而深沉的脸。终于，他将它们重新放回盒子里，坐在那里独自沉思了一会儿。
“你们肯定都注意到了，”他最后说，“那两只耳朵并不是一对。”
“是的，我们注意到了。但是，假如真是解剖室学生的恶作剧的话，对他们来说，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并不困难。”
“是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恶作剧。”
“你能确定吗？”
“如果按照推测，不可能是恶作剧。如果是解剖室里的尸体，应该是注射过防腐剂的。而这两只耳朵完全没有这种痕迹，是非常新鲜的，是用一种钝器割下来的。假如是学生干的，情况不会如此。还有，如果是学医的人，是不会使用粗盐防腐的，会用石炭酸。再重申一遍，这并不是恶作剧，而是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
福尔摩斯说完话，脸色开始严肃起来，这让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这段冷酷的开场白让我们心中有了某种奇异而不可名状的恐怖阴影。但是，雷斯垂德摇摇头，似乎半信半疑。
“的确，恶作剧的说法现在看来是不合理的，”他说，“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难以成立了。我们都知道，这位小姐在彭奇始终过着一种体面而平静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二十年。这段时间，她几乎整天守在家里。罪犯为什么要将犯罪证据寄给她呢？尤其是，她与我们一样，对这件事情知道得并不多，莫非她是个演技非常高明的女演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首先解决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至于我呢，我准备这样着手。我觉得我的推论是正确的，并且这看起来是一桩双重谋杀案。一只形状纤巧，穿过耳环，是一个女人的耳朵。另一只晒得很黑，已经变了颜色，也穿过耳环，是一个男人的耳朵。这两个人很可能已经死了，不然他们的遭遇早就传遍大街小巷了。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今天是星期五。那么，可以推断，悲剧大约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也许更早一些。假如这两个人已经被杀，那么，将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辛小姐的就一定是凶手。我们暂且这样设想，那个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之所以将包裹邮寄给库辛小姐，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到底这个道理是什么呢？一定是在暗示她，事情已经办完了，也可能是为了让她更加痛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就应该知道这个寄件人是谁。她到底知不知道呢？我在怀疑。假如她知道的话，为什么又要通知警察呢？她完全可以将耳朵埋掉了事，谁也查不出来。假如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就应该这样做。可是，假如她不想包庇他的话，她就应该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案件的症结所在，也是需要我们去查明的问题。”福尔摩斯说话的声音高而急，茫然地瞪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突然，他又轻快地站起身来，向屋里走去。
福尔摩斯说：“我想问库辛小姐几个问题。”
“那么，我先起身告辞了，”雷斯垂德说，“我手上还有些其他的事情要办。我觉得我没有进一步向库辛小姐了解什么的必要了。你随时可以去警察所找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路去看你的。”福尔摩斯如此回答说。很快，他和我走进前屋，那位冷淡的女士依旧安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手中的椅套放到膝上，坦率地直视着我们。
“先生，我确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根本不是想寄给我的。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了，可是他总是对我的话一笑置之。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任何敌人，可是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库辛小姐，”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坐在这位女士旁边的椅子上。“我想更可能的是——”说到这里，福尔摩斯突然停住了。我吃惊地发现，他正紧紧地盯着这位小姐的侧面。突然，他原本急切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惊异而又满意的神色。当这位女士发觉之后，抬起头来探寻他不说话的原因时，福尔摩斯又恢复了他那原本平静而又认真的神态。我认真地打量着她那光滑的，已经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以及她那看起来温和的面容，可是，无论如何，我始终没有找到福尔摩斯激动的原因。
“我有一两个问题……”
“啊，又是问题！你们已经问得我很烦了！”库辛小姐显得很不耐烦。
“我想，你是不是有两个妹妹？”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在进屋的时候，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的照片，那是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其中的一位是你本人，另外两位看起来与你长得很像，所以我猜测出了你们之间的关系。”
“是的，如你所说。我有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在我旁边还放着一张你妹妹的照片，拍摄于利物浦。照片中的男子，从所穿的制服来看，应该是海轮上的船员。我看，当时你妹妹还未婚。”
“你的洞察力太敏锐了！”
“这是我的职业。”
“嗯，你说得对。不久之后她就嫁给吉姆·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时，他正在南美洲航线上的船上工作。但是他太爱她，舍不得长期与她分离，所以就转去利物浦-伦敦这条航线上做事。”
“哦，应该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上次我听说是在‘五朔节’号上。吉姆在开戒之前有一次曾来看过我。后来他上岸后就开始喝酒，喝点酒就撒酒疯。唉！他重新喝起酒之后，日子就难过了。起初，他跟我没有什么往来，一直跟萨拉吵嘴，如今连玛丽也不写信给我了，他们的近况我并不知道。”
这个话题显然是库辛小姐深有感触的话题，与很多独自生活的人一样，她在起初时很腼腆，慢慢就很健谈了。她跟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她那个当服务员的妹夫的情况，随后话题又扯到她之前的几名医学院学生房客的身上，有关他们的问题谈论了很久，她甚至还告诉我们那些学生的姓名，在哪儿工作。福尔摩斯认真地听着，同时偶尔也提出问题。
福尔摩斯说：“既然你与你的二妹萨拉同是未婚妇女，你们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
“唉！假如你认识萨拉，知道她的脾气，就不会这么问了。来到克罗伊登后，我们也尝试一起住过，大约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手。她总是爱管闲事，我本不想说自己的亲妹妹一句坏话的，可她确实很难伺候。”
“你说她跟你在利物浦的亲戚吵过架？”
“是的，不过他们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到利物浦去住，原本是想投奔他们的。可如今，她对吉姆·布朗纳，甚至连一句好话都没有。她和我一起居住的后半年里，每天只是说他喝酒和爱耍心机。我猜，可能是他发现了萨拉爱管闲事，并且教训了她，所以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谢谢你，库辛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来点点头，“我想，刚才你说你的妹妹住在瓦林顿的新街，是吗？再见。像你说的那样，你被一件与你根本无关的事折磨得十分苦恼，我也很担心这件事。”
出门后，刚好有一辆马车经过。福尔摩斯叫住了车夫。
问道：“到瓦林顿有多远？”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华生，上车。我们应该趁热打铁。尽管案情简单，但还有一两个与此相关的意义重大的细节要搞清楚。车夫，到了邮局门口请停一下。”
福尔摩斯在邮局发了封简短的电报，然后一直安静地靠在车座上，用斜放在鼻梁上的帽子遮挡住迎面而来的阳光。在一所住宅前，车夫停下了马车。这座房子与我们刚刚离开的那座非常相像。福尔摩斯吩咐车夫在外面等着，他刚准备举手叩门环的时候，门自动打开了。一位身穿黑色衣服、戴着一顶有光泽的帽子、表情严肃的年轻绅士出现在门口。
“库辛小姐在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病得很重，”他说，“昨天开始，她得了非常严重的脑病。我是她的医药顾问，她现在不可以见任何人。你最好十天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大步地向街头走去。
“好吧，不见就不见。”福尔摩斯看起来很高兴。
“或者她根本不能也不会告诉你什么。”
“我没想从她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我来只是想看看她。现在，我想我已经证实了我的想法。车夫，送我们到一家上好的饭馆去。我们要去吃午饭，接着再去警所拜访我们的好朋友雷斯垂德。”
这顿便餐我们吃得很愉快，吃饭的时候，福尔摩斯没有说其他事情，除了小提琴。他饶有兴致地讲述他是如何买到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那把小提琴少说也要五百个畿尼。而他只花了五十五个先令就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手里把它买了下来。接着，他又从提琴谈到了帕格尼尼。我们在饭店待了一个钟头，其间我们一边喝着红酒，福尔摩斯一边对我谈起这位伟大人物的轶事。炎热的下午过去了，原本灼热的阳光现在也变得柔和起来，这时，我们迈进了警所。雷斯垂德正站在门口迎接我们。
“福尔摩斯先生，你的电报。”他说。
“啊，是回电！”他撕开电报看了看，随后揉成一团放进口袋里。“这就对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你查出什么了？”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
“什么？”雷斯垂德惊愕地望着他，“你是开玩笑吧？”
“我这一生都没有这样严肃过。这件案子十分惊人，我想我现在已经弄清楚了案件经过。”
“那么罪犯在哪儿？”
福尔摩斯在他的一张名片后面写了几个字，然后扔给雷斯垂德。
“这就是罪犯的姓名，”他说，“你最快也要等到明天晚上才能拘捕他。提起这个案子，我倒是希望你始终都不要说起我来，因为一直以来，我只参与那些破案有困难的案件。华生，我们走吧。”我们向车站方向走去，只留下雷斯垂德站在那里，他满脸喜悦，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尔摩斯扔给他的纸片。
“这个案子，”当天晚上，我们重新回到贝克街的住所里一起抽着雪茄聊天时，福尔摩斯说，“与你撰述的《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一样，侦查方法相同，我们不得不从结果开始去推测原因。我已致信给雷斯垂德，让他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只有在他抓到罪犯之后才能揭晓。虽然他毫无推理能力，但是他做这种抓捕工作还是安全可靠的。的确，正是具有这种犟劲儿，他才能在苏格兰场具有如此高的身份和地位。”
“这么说，这个案件还没有彻底结束？”我问道。
“大体上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罪犯是谁，尽管此案一个受害者的情况我们尚不清楚。当然，相信你也有自己的结论了。”
“我在想，或许利物浦海轮的那个名叫吉姆·布郎纳的服务员，是你的怀疑对象吧？”
“嗯！何止是怀疑？”
“但是，除了些模糊不清的蛛丝马迹外，我看不出其他的线索。”
“完全相反，我认为案件是再清楚不过了。我来给你简单地解释一下吧。你记得，我们在刚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可以说毫无头绪。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只能凭借观察作出推断。我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什么？一位十分温和可敬的女士，她似乎并不想把守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接着就是那张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妹妹的照片。我头脑中立刻闪过的一个念头就是，那盒子是要寄给她们姐妹当中的一个的。我暂时将这个念头放在一边，推翻它还是肯定它，都由我们做主。然后我们去了花园，你记得，在黄纸盒子里，我们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
“绳子是轮船上缝帆工人使用的那种。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还闻到一股浓重的海水气味。我发现绳结的打法通常都是水手使用的方法，包裹是从一个港口寄出的，那只男人的耳朵有耳洞，而男人穿耳洞这种行为在水手中比较普遍。所以我坚信，这场悲剧的所有男演员都要从海员中搜寻。
“我在查看包裹上的地址时，发现写着寄给S.库辛小姐的。如今，三姐妹当中，老大自然是库辛小姐。尽管她的缩写字母是‘S’，但这个字母也有可能是另外两个妹妹当中的一个的。因此，我们的调查只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开。所以我前去拜访，希望弄清楚这一点。正当我准备向库辛小姐担保，说我确信这里面存在误会的时候，你还记得，我突然打住了。事实是，刚好这时，我发现了某种让我大为惊讶的东西，它的发现，大大缩小了我们的调查范围。
“华生，你是一名医生，你清楚，人的耳朵有多么的千差万别。每个人的耳朵都有不同之处，这是常理。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上，我发表了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短文。我在检查盒子里的两只耳朵时，是以一个专家的眼光来检查的，我认真观察了这两只耳朵在解剖学上的特点。当我注视照片中的库辛小姐时，竟然惊愕地发现她的耳朵与我检查过的那只女人的耳朵十分相似，这并不是巧合。两只耳朵耳翼都很短，上耳的弯曲度都较大，内耳软骨的旋卷形状也很像。综合所有的特征，它们几乎就是同一只耳朵。
“我当然立即察觉到这一发现十分重要。受害者是库辛小姐的血缘亲属，这是很明显的，很可能是很近的关系。所以我开始与她谈起她的家庭，你记得，她很快就告诉了我们一些极有价值的详细情况。
“首先，她的妹妹叫萨拉，她们在不久前住址是相同的，因此，为什么会有这个误会，包裹是寄给谁的，已经很清楚了。接着，我们又听说那个服务员最终娶了老三，而他曾一度和老二萨拉小姐交往甚密，因此她才去利物浦和布朗纳一家人住在一起。后来因为一场争吵他们才不得不分开，几个月来，他们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假如布朗纳要寄包裹给萨拉小姐，他肯定会寄到她原来的旧址的。
“至此，真相逐渐大白。我们已知有个服务员，他感情丰富，且容易冲动——你记得，他甚至为了能够和妻子经常在一起而抛弃了一个待遇很好的差事，并且他简直嗜酒如命。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妻子已被谋害，而一个男人——假设他是一个海员，同时也被人杀害了。那么，这一系列犯罪行为的动机显然就是妒忌。然而，为什么要将这次凶案的证据寄给萨拉·库辛小姐呢？可能是因为她在利物浦居住的那段时间，曾经对这一悲剧的事件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你知道，这条航线的船只在贝尔法斯特、都柏林以及沃特福德等地靠岸，所以，假定罪犯是布朗纳，他在作案以后立即返回‘五朔节’号上，那么，他可以寄出那个可怕的包裹的第一个码头只能是贝尔法斯特。
“在这时候，也可能有另一种答案，尽管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但是我需要把它说清楚。也许布朗纳夫妇被一个失恋的人谋杀，而那男人的耳朵可能就是丈夫的。可能很多人会反对这种猜测，却能想象得到。因此我给我在利物浦警界办事的朋友阿尔加拍了一个电报，请他去查证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布朗纳是否乘坐‘五朔节’号离开。然后，我们去了瓦林顿拜访萨拉小姐。
“第一，我迫切想知道这家人的耳朵与她耳朵的相似程度。也许她能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情报，然而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她之前肯定已经听说过这个案子了，因为在克罗伊登早已闹得满城风雨，而且只有她才知道这包裹到底是寄给谁的。假如她愿意帮忙，她早就去警署报告了。我们到达之后，发现自从她得知包裹到达，她就生病了，还是很重的脑病。进一步说，也就是她清楚整件事的内幕，但是，我们不得不等一段时间才能得到她的帮助。
“但是，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她的帮助，因为答案正在警察所等我们呢，阿尔加已经将答案送了过来。这是最可靠的答案。布朗纳太太的屋子已经关闭了三天多，邻居以为她去南方看亲戚了。而轮船办事处也显示，布朗纳已乘‘五朔节’号出海。我估计，明晚轮船会到达泰晤士河。布朗纳一出现，等候他的就是迟钝却果断的雷斯垂德。我相信，我们会了解案件的全部情形。”
正如福尔摩斯说的那样。两天后，他收到一大包信札，里面装的是雷斯垂德探长的一封短信以及好几大张的打字文件。
“雷斯垂德逮住他啦，”福尔摩斯看着我说，“看看他说些什么，可能你会感兴趣。”
亲爱的福尔摩斯：
按照我们的计划（华生，这个“我们”说得很有意思，是吧？），昨天下午六点我在阿伯特码头走访了“五朔节”号轮船。该轮属于利物浦-都柏林-伦敦轮船公司。经了解，船上确实有一名名叫吉姆·布朗纳的服务员，他因为在航行过程中行为异常，船长只好让他停止工作。我去到他的舱位，看见他正坐在一个箱子上，双手撑着脑袋，摇来晃去。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脸刮得很干净，有点儿像那个在冒牌洗衣店案子里帮助过我们的阿尔德里奇。他得知我的来意后，立即跳了起来。我吹响警笛，唤来两名隐藏在暗处的水警，但他竟然束手就擒。我们把他和他的箱子一起带到密室里，认为箱子中会有什么罪证，但里面除了一把水手普遍都有的大尖刀外，没有别的。但是我们发觉，这些证据已经足够了，因为经过审讯，他已经全部招供。这是速记员的记录，事实证明，与我想的一样，这个案子非常简单。阁下对于我所进行的调查给予很多帮助，谨此致谢。
你忠实的朋友
G.雷斯垂德上
“嗯！调查的确很简单，”福尔摩斯说道，“不过，他第一次邀请我们时，我可不觉得他是这么想的。我们看看吉姆·布朗纳的供词吧。这是罪犯在谢德威尔警察所向蒙特戈默里警长所做供词的详细记录。
‘我还要说什么吗？是的，我有很多话说。我要全部说出来。绞死我还是不管我都随你。或者你们能打我一顿。我告诉你，自从我做了那件事后，我整夜失眠，从来没有合上过眼睛。经常是她的脸，偶尔也有他的脸。他们总是在我面前不停地晃啊晃。他皱着眉头，像个黑人，而她的脸上带着恐惧的神色。这只可怜的小羔羊，她在一张从前对她充满爱意的脸上看到如今的腾腾杀气时，害怕是必然的。
‘但这都是萨拉的过错，但愿她会被我的诅咒惩罚，让她的血液败坏。我并不想为自己洗刷什么，我清楚自己喝了酒后，犹如一头野兽。可是，她会原谅我的，假如不是萨拉进到我们家，她会始终和我亲密无间的，犹如绳子和滑轮套在一起一样。这件事的根源是萨拉爱我，但是当她得知我对我妻子脚印的爱都胜过对她整个肉体和灵魂的爱时，她的爱情变成了刻骨的仇恨。
‘她们三姊妹，老大是个稳重的女人，老二是个魔鬼，而老三却是个天使。我结婚时，萨拉三十三岁，玛丽二十九岁。婚后，我们过得很幸福。整个利物浦的女人都没有我的玛丽美丽可爱。后来，我们邀请萨拉来利物浦住一个星期，从一个星期住到一个月，就这样，她成了我们的家人。
‘那时我已经戒了酒，而且存了一点儿钱，一切都很美满。可是，谁会想到竟走到今天这步？
‘周末时我会回家，如果赶上船要装货，我就能在家待上整整一个星期，所以我会常看到我的姨姐萨拉。她很瘦很高，皮肤有点儿黑，性情敏捷，而又暴躁，总是扬着头看起来很傲慢，目光就像从火石上发出的火花。但是，我发誓，只要小玛丽在家，我绝不会想到她。
‘有时，她似乎喜欢和我独处，有时会让我和她一起出去散步，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种事。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才明白。我下船回家，玛丽不在，但萨拉在。“玛丽呢？”我问。“啊，她付账去了。”我有点儿不耐烦，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五分钟看不见玛丽就生气了，吉姆？”她说，“这么一会儿你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太悲哀了。”“没什么，姑娘。”我说着，善意地把手向她伸去，她立刻用双手紧握我的手。她的两手非常热。我看着她的眼睛。从她的眼里我读懂了一切，我们彼此都不需要说什么。我皱了皱眉头，把手抽开。她静静地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然后用手轻抚我的肩膀。“好稳重的男人！”她说完，发出一种嘲弄的笑声，然后跑开了。唉，此后，萨拉开始恨我。她确实是个会恨人的女人。我真傻，继续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始终都没有跟玛丽说一个字，因为我知道这会令她难过。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一段时间后，我发现玛丽有点儿变了。她以前是那样天真，那样相信人，可是现在却变得很多疑、古怪，我到哪儿去，在做什么，我的信是谁寄来的，我口袋里装的是什么，类似的所有事情，她都要一一问清楚。她一天比一天古怪，脾气也一天比一天暴躁。没有什么原因，我们就会吵架。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如今，萨拉避开我，但是她和玛丽几乎形影不离。我终于明白了，是她在挑拨、欺骗她，调唆她来和自己的丈夫作对。但是，我当时却像个瞎子，竟然没看出来。后来我又开始喝酒了，但是，假如玛丽像以前那样对我，我是不会再喝酒的。她有了讨厌我的理由。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这时，又插进来一个阿利克·费拜恩，事情更糟了。
‘起初，他来我们家是探望萨拉的，不久就是来看我们的了。这个人很有方法，无论走到哪儿，都很讨人喜欢。他是一个傲慢时髦的小伙子，长得很漂亮，留着一头鬈发。他的足迹遍布半个世界，所以他很健谈。我承认，他很风趣。像他这样一个举止斯文的海员，我想他在船上肯定是高级职员而不是普通的水手。有一个月他经常在我家进进出出，我竟然从没怀疑过他那温和而机智的风度是心怀叵测。终于有些事引起了我的疑虑。从那天以后，我的平静就彻底失去了。
‘其实只是一件小事。我来到客厅，进门的时候，看见玛丽脸上露出欢迎的神色，可当她看清是我的时候，那神情立即消失了。她很失望，转身离开了。她可能是把我误认为是阿利克·费拜恩了，不会是别人。假如当时我看见他的话，一定会把他杀了，因为我发起脾气来就像个疯子。玛丽看出了我眼里的凶光，立即跑过来用两只手拉住我的衣袖。
“别这样，吉姆，不要这样！”她说。“萨拉呢？”我问。“在厨房，”她说。“萨拉，”我一边说一边迈进厨房，“以后费拜恩再也不可以进我们家的门。”“为什么？”她说。“因为这是我的命令。”“啊！”她说，“要是不允许我的朋友进你的家，那我也不可以进啦。”“随你怎么想，”我说，“不过，如果费拜恩敢再出现在这里的话，我会割下他的一只耳朵送给你作纪念。”估计她可能是被我吓坏了，什么也没说，当天晚上就离开了我的家。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究竟是这个女人的魔法，还是她觉得唆使我妻子去乱搞，就能让我和我的妻子作对。反正，她在距离我们家两条街的地方找了个房子，租给水手使用。费拜恩时常去那里，玛丽也经常会绕道去同她姐姐和他一起喝茶。玛丽多久会去一次，我并不知道。一天，我跟在她后面，闯入门去，费拜恩立即从后花园跑掉了，像极了被吓破胆的臭鼬。我对我妻子起誓，假如再让我看见她和他在一起，我会立刻杀死她。我把她带回家，她哭哭啼啼，浑身发抖，脸色白得像张纸。我看得出来，我们之间，再也没有爱情了。她只是恨我，怕我。一想到这些我就想喝酒。
‘萨拉发现利物浦已经住不下去，就回家了。据我所知，她到克罗伊登城和她的姐姐一起生活了。我家里的事情仍然是这样。直到上个星期，所有的灾祸和苦难降临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五朔节”号出海航行了七天。船上的一个大桶松开了，使一个横梁脱了节，我们不得不临时进港停泊十二小时。我下船回家，想要给我的妻子一个惊喜，心想她看到我回来得这么快，也许会很高兴。我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我住的那条街道。正在这时，一辆马车飞驰而过。她就坐在马车里，坐在费拜恩身边。两人有说有笑，根本没有想过我，这时我正站在人行道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
‘我对你们说，你们要相信我，从那一刻起，我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现在回想起来，整件事简直像一场噩梦一样。最近，我喝酒喝得厉害。这两件事混在一起，让我晕头转向。现在，我的脑袋里有个如同船员用的铁锤那样的东西在不断地敲打，但是那时，它却像整个尼亚加拉瀑布一样轰鸣。
‘我悄悄地跟随着那辆马车。我手中拿着一根沉重的橡木手杖，我相信我的眼睛一定冒着火。我很精明，故意在跑的时候，离得稍微远一点儿，这样，他们看不见我，我却能看见他们。他们来到了火车站。售票处周围，人群熙熙攘攘的，因此即便我离他们很近，他们也发现不了。他们买了去新布赖顿的车票。我也随后买了。我坐在他们后面，隔了三节车厢。抵达目的地后，他们沿着阅兵场走去，我与他们始终保持小于一百码的距离。最后，我看见他们租了一只船，要去划船。天气很热，划船可能会凉快些。
‘看样子，他们真像是落到我手里一样。当时天气有点儿雾，几百码以外根本看不清人。我也租了一只船，就这样跟在他们后面。我能隐约看见他们的小船，我的船和他们的船走得一样快，如果我不追上去，他们肯定靠近岸边了。雾气像一块幕布笼罩在我们周围，现在这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的天呀，我无法忘掉当他们发现向他们划去的小船里的人是我的时候，他们吃惊的表情。她尖叫起来，而他则发疯似的骂起来，用桨戳我，他一定看见我满眼的杀气。我躲过了他的桨，同时用手杖回敬他一下，他的脑袋一下子像鸡蛋一样破裂了。虽然我发了疯，但我会饶过她的，可是她却一把抱住他，还大声叫他“阿利克”。于是我又是一下，她也在他旁边倒下了。当时，我像极了一头嗜血成性的野兽。我向上帝发誓，假如萨拉在场的话，她也会是同样的下场。我抽出刀子，并且……我说够啦。每当我想到萨拉看到因为她多管闲事而带来这样的物证会有什么感觉时，我就会感受到一种野人般的欢乐。后来，我把两个尸体捆在船里面，打穿一块船板，直到船彻底沉下去我才离开。我很清楚船老板肯定会觉得他们在雾里迷失了方向，划出海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上岸重新回到我的船上，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天晚上，我包好要给萨拉·库辛的包裹，第二天从贝尔法斯特寄出去了。
‘你们已经知道了全部事实经过。你们可以绞死我，可以任意处置我，但是，你们不能用我已经受到过的惩罚来继续惩罚我。我睡不着觉，只要闭上眼睛，就出现那两张脸盯着我，就像我的小船穿过雾气时，他们盯着我的样子一样。我杀死他们是干净利落的，而他们杀我的方法却是慢慢腾腾的折磨。假如我再过一个那样的夜晚，在第二天天亮之前，我一定不是疯了就是死了。你不会把我自己关进牢房里吧，先生？可怜可怜我，别这样，但愿你们现在对待我就像你们在痛苦的日子里受到的对待一样。’”
“华生，这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放下供词，严肃地说道，“这所有的痛苦、暴力、恐惧，究竟是为了什么？一定存在某种目的，不然，我们这个宇宙就是受偶然支配的了，这根本不可想象。可是，究竟目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人的理智永远无法解答、永远存在的大问题。”

红圈会
“啊，瓦伦太太，我看不出你因为什么不寻常的原因而不安；我也想不通，我的时间是这样宝贵，自然不能干预此事。我确实还有其他要办的事情。”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这样说，一边将身体转向他那本巨大的剪贴簿。那里面有他剪贴的一些最近的材料，他还编了索引。
不过，房东太太不但很执拗，还展现了女性的巧妙方法。她一点儿也不让步。
“去年，您替我的一个房客办过一件事，”她说，“我说的是费戴尔·霍布斯先生。”
“嗯，对，是的，很简单的一件事。”
“可他老不停地说——说您会帮忙，先生，他说您可以把没有头绪的事查清楚。当我自己感到怀疑、无所适从的时候，就想起了他说的话。我了解，除非您不愿意，否则一定可以办到。”
只要别人恭维他，福尔摩斯就变得好说话了。如果别人待他诚恳，他也会尽可能主持公道。正是这两股力量让他用一声叹息表示同意，并把胶水刷子放下，把椅子拖开。
“那好，那好，瓦伦太太，那就给我们讲讲吧。我抽烟，你会允许吧？多谢。华生，火柴。我知道，你有位新房客，待在房间里，可是你看不到，因此你很发愁。那又能怎么样，上帝保佑你，瓦伦太太，如果你的房客是我，你有时会连着几周都看不到我的。”
“那倒是，先生，不过这回是不同的情形啊。我很害怕，福尔摩斯先生，我害怕得连觉都睡不着。从一大早到深夜都只听见他走来走去的急促的脚步声，却从来连他的人影都没见过，我可受不了这个。我丈夫虽然和我一样都很紧张，可是他每天都要出去上班，而我就没法躲开了。他有什么隐瞒的呢？他都做了些什么？屋子里除了那个小姑娘外，就只有我和他了。我的神经无法承受了。”
福尔摩斯向前俯下身，伸出细长的手指放在房东太太的肩膀上。只要他需要，他安慰人的力量几乎像催眠术那么厉害，她的目光由恐惧转变成镇定，表情也不再紧张，和平常一样了。她坐在了福尔摩斯指向的那张椅子上。
“我必须了解全部细节才能办事，”他说，“别急，好好儿想想。最小的细节反而可能最重要。你说的是，十天以前这个人才来，交给你两周的住宿费和伙食费？”
“他问需要多少钱，先生。我说一周要五十个先令。房间包括一间小起居室还有卧室，在顶楼，用品很齐全。”
“其他呢？”
“他说：‘我每周给你五镑，条件是我可以按自己的要求行事。’先生，我很穷，瓦伦先生挣的钱不多，钱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他当时就给了我一张十镑的钞票。‘如果你答应了我的条件，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半个月你都能得到这么多钱。’他说，‘否则，我不会将就你。’”
“条件是什么？”
“嗯，先生，他提出把房子的钥匙交给他。这也很正常，房客常常要钥匙。另外，他还要完全自由自在，以任何借口去打扰他都是绝对不行的。”
“这其中应该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应该没什么，从道理上说。可这又根本没有什么道理。他在这里住了十天，瓦伦先生、我和那个小姑娘一次都没有见过他。晚上、早上、中午，就听见他走过来又走过去的急促的脚步声。在第一个晚上以后，他从没走出过房门。”
“哦，第一个晚上他曾经出去过？”
“是这样，先生，回来得还挺晚的——在我们睡觉以后。他搬进来后就对我说过，他回来很晚，不让我把大门闩上。他回来时我听到了，是后半夜了。”
“他在吃饭？”
“他特意说过，只有他按铃，我们才可以为他把饭放在门外的一把椅子上。他吃完后会再次按铃，我们再到他门外把椅子上的东西收走。如果他需要其他的东西，就在一张纸上用铅字体写出来留给我们。”
“用的是铅字体？”
“对，先生，铅字体，用铅笔写的。只写一个词，没有别的。我带了一张来，您看看——肥皂。还有一张——火柴。他在第一个早上还留下了这个——《每日新闻》。每天早上，我就把报纸和早餐都放在那里。”
“我的天，华生，”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惊奇至极地看着房东太太递过来的几张大纸片，“这实在有点儿反常。我能理解深居简出，但写铅字体是为什么呢？写铅字体是一种很笨的办法。随便写为什么不行呢？这能看出什么，华生？”
“他这是想隐瞒笔迹。”
“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字被房东太太看见又有何妨？你说的有可能。另外，为什么把通知写得这样简单呢？”
“我想不出。”
“这种做法就耐人寻味了。写字用的是不同一般的笔，紫色，笔头很粗。你看，写好之后是将纸从这地方撕开的，所以撕去了‘肥皂’这个字里的‘S’的一部分。这一定代表了什么，对吧，华生？”
“代表很谨慎吗？”
“确实如此。显然，还会有一些如指纹和其他东西等记号可以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查明这是个什么人。瓦伦太太，你说此人是中等身材，黑黑的，长胡子。年纪大约多少？”
“很年轻，先生，不会超过三十岁。”
“嗯，你没更多的情况可以说啦？”
“他英语说得很好，先生，可是，通过口音我觉得他是个外国人。”
“穿着是不是很讲究？”
“是的，先生，派头像绅士一样——黑衣服，我没看到特别之处。”
“他没说他叫什么名字？”
“是的，先生。”
“他没收到过信，也没有来找他的人？”
“是的。”
“不论是你还是那个小姑娘，一定在某个早上到他的房间去过喽？”
“不，先生，一切都是他自己照料的。”
“哦？太奇怪了。行李呢？”
“一个棕色大手提包，是他随身带着的，没有别的什么。”
“嗯，看来能帮助我们的材料很少。你说没有从他房间里带出来过任何东西，一样也没有吗？”
房东太太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又把从里面取出的两根燃过的火柴和一个烟头放在了桌子上。
“这些东西是今天早上在他盘子里发现的。我拿来给你看看，因为我听说从小东西上你也能看出大问题。”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这没什么特别的，”他说。“火柴当然是点过香烟的，因为燃烧后的火柴棍剩下的只有这么一点儿，另一半是在点一支烟或是一支雪茄时烧去的。不过，唉，这个烟头有点儿怪。你曾说这位先生上唇和下巴都长了胡子？”
“不错，先生。”
“这就让我想不明白了。我认为，只有把胡子剃光的人抽的烟才会这样。嘿，华生，就像你嘴上只有那么一点儿胡子，也会被烧焦的。”
“用的是烟嘴儿吧？”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不是。烟头都被衔破了。瓦伦太太，我想不会是房间里有两个人吧？”
“不会，先生。他饭量很小，我总担心他吃这么少可能会被饿死。”
“嗯，我看我们还得等等，要找到更多的材料。反正，你没有抱怨的必要。你收了房租，这个房客虽然不寻常，但也不会惹麻烦。他出了很多钱，如果他有什么要隐瞒的，也与你并无直接关系。我们没有干预他人私事的理由，除非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事与犯罪有关。既然你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不会丢下不管。如果有新情况，请和我说；在你需要时，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帮助。”
“这里面确实有几点很有趣，先生，”房东太太走后他说，“当然，可能是小事——个人奇怪的习惯，但与表面现象比也可能有更多的奥妙。我首先想到了一种明显可能的情况，也许现在住着的根本是两个同租房间者。”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嗯，除了那个烟头，这位房客在租了房间后马上有一次外出，而且只有这一次，这难道说明不了什么吗？他回来时——也可以说某个人回来时，现在没有一个见证人。我们没有能够证明回来的人和出去的人是同一个人的证据。另外，租房间的人英语说得很好，另一个却把‘matches’写成了‘match’。我推测，这个字应该是从字典中查到的。字典里有的只是名词而没有复数。这种简短的方式也许是在掩盖不懂英语的情况。对，华生，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的房客被人顶替了。”
“目的能是什么呢？”
“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有一个调查方法十分简易明白。”他拿出一本大书，书中都是伦敦各家报纸的寻人广告栏，是他平日保存下来的。“天啊！”他翻看着说道，“真是一个呻吟、喊叫和废话的大合唱啊！也是由一堆奇闻逸事组成的大杂烩！但这对于一个异乎寻常的学者来说肯定是一个最宝贵的猎场！这个人孤零零的，给他写信就难免会泄露其中的机密。外面的消息又是怎样传到他那里的呢？途径很明显，是报上的广告。看来找不到其他办法。幸好需要我注意的只有一份报纸。这些摘录于最近两个星期的《每日新闻》：‘王子滑冰俱乐部围着黑色羽毛围巾的女士’——不去管这个。‘吉米应该不会让他的母亲伤心’——这与我们没关系。‘如果这位在布里克斯顿的公共汽车上昏倒的女士’——她，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每天，我的心都充满了渴望——’废话，华生，都是废话！啊，有可能的是这一段。你听：‘要有耐心。将寻找一种靠得住的方法来通信。暂时，仍用这栏。G.’这段刊登在瓦伦太太的房客住进来两天之后。这难道一点儿都不像吗？可能这个神秘的客人是懂英语的，虽然并不会写。看看，还能不能发现其他线索。嗯，这儿有——是三天之后的。‘有效安排正在作。耐心谨慎。乌云终会散去。G.’接下来的一周没有什么。这里说得就很明确了：‘已清除道路。有机会时，信号当发出，说定的暗号要记住——一为A，二为B，依此类推。消息你很快就会听到。G.’这是在昨天的报纸上刊登的。今天的报纸没有与这有关的东西。这一切与瓦伦太太那位房客的情况很一致。华生，如果我们多等等，我相信可以更好地看清这件事情。”
确实是这样。早上，我发现我的朋友在炉边的地毯上背朝炉火站着，脸上的笑容显得很满意。
“这个如何，华生？”他喊道，拿起了桌子上的报纸。‘高房子，红色，白石门面。三楼。左数第二个窗口。天黑以后。G.’这已经相当明确了。我想，我们一定要在早饭后去对瓦伦太太的这位邻居进行一下查访。啊，瓦伦太太！你今天早上会带给我们什么好消息呀？”
我们的这位委托人这时气冲冲地跑了进来，这说明事情出现了新的重大发展。
“需要找警察了，福尔摩斯先生！”她嚷着，“我真的没法忍受了！就让他拎着自己的提包走吧。本来我是想直接告诉他要他走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先听听你们有什么意见。可是我忍无可忍了，老头子被打了一顿，这时候——”
“瓦伦先生被打？”
“反正对他真是粗暴。”
“说的是谁呀？”
“哎呀，我也想知道呢！就发生在今早，先生。瓦伦先生在托特纳姆宫廷路莫顿-威莱公司做计时员，七点之前他就要出门。好了，今天早上，他出门还没走多远，有两个人从后面跑出来，用一件衣裳把他的头蒙住，捆起来装进了路旁的马车里。他们驾着车跑了一个钟头，然后开门把他拖出来。他在路上躺着，连魂儿都吓没了。他并没有看见马车是怎么一回事，慢慢站起来后，才知道那里是普斯特德荒地。他是坐公共汽车回家的，现在还在沙发上躺着呢。我立刻就到这儿来告诉你们了。”
“真有趣，”福尔摩斯说，“他有没有看见那两个人的脸，听没听见他们说话？”
“没有，他被吓傻了。他知道的只有抬起他、扔下他都和变戏法似的。人至少有两个，也可能有三个。”
“你把这件事和你的房客联系起来了？”
“唉，我们住在这儿已经十五年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叫他请吧，钱不算什么。他要在天黑以前离开我的房子。”
“等一下，瓦伦太太。不要鲁莽。我开始有一种感觉：这件事或许比我最初看到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很显然，你的房客受到某种危险的威胁。也很明显的是，他的敌人就在你房子附近躲着等候他。在朦胧的晨光中，他们看错了，以为你丈夫就是他。在发现弄错了以后，就放了你丈夫。如果没看错，他们又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们只好这样推测。”
“那我该做什么，福尔摩斯先生？”
“我希望能与你的这位房客见一面，瓦伦太太。”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安排，除非你硬闯。每次我把盘子留下后下楼，就能听到他打开了门锁。”
“他要把盘子拿到屋子里。我们自然可以在一个地方躲起来看到他。”
房东太太想了想。
“好的，先生，对面有个小房间是放箱子用的。我再拿一面镜子来，如果你们在门后躲起来，大概可以……”
“太棒了！”福尔摩斯说，“他吃午饭是几点？”
“一点钟左右，先生。”
“华生和我会准时到的，不过现在嘛，瓦伦太太，咱们就再见了。”
我们在十二点半到了瓦伦太太住宅的台阶上。这是一幢黄色砖房，高大却单薄，位置在大英博物馆东北面的很窄的奥梅大街上。虽然它靠近大街的一角，但从那里一眼望去，能够看到霍伊大街和街上更豪华的住宅。福尔摩斯笑了，他向一排公寓住宅的一幢房屋指去。他注意到了房屋的设计式样。
“看，华生！”他说，“‘高房子，红色的，白石门面。’就是这个地点。地点和暗号我们都知道了，这让我的任务变得简便了。有一块‘出租’的牌子放在那扇窗户上。很明显，这套空着的住房就是那伙人的进出之处。啊，瓦伦太太，现在如何？”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如果你们二位都来，鞋子就放在楼下的楼梯平台上吧。现在我就领你们去。”
她安排了个很好的藏身处，镜子的位置也正好，这使坐在黑暗中的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对面的房门。瓦伦太太刚走，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就听见这位神秘邻居叮当的按铃声在远处响起。不大工夫，房东太太出现了，她手里拿着盘子，把盘子放在一张关着的房门旁边的椅子上，然后离开了，脚步声很重。我们在门的角落里蹲伏着，盯着镜子看。听不到房东太太的脚步声了，突然有钥匙转动的声音响起，门把手被扭动了。从门中迅速地伸出了两只纤细的手，端走了椅子上的盘子。不一会儿，盘子又被放回原处。我看见一张面孔，阴郁、美丽而惊慌，向放箱子房间的一丝门缝儿瞪视着。房门随后猛地被关上，钥匙转动了一下后一切恢复了平静。福尔摩斯拉了拉我的袖子，我们从楼梯上偷偷溜了下来。
“晚上我再来，”福尔摩斯同房东太太说，“我觉得，华生，此事我们有必要回去讨论一下。”
“你看，我的推测是正确的，”他说话时坐在安乐椅里。“房客被人顶替了。我没想到的是，我们发现的居然是一个女人，而且很不一般，华生。”
“我们被她看见了。”
“嗯，她看到了让她惊慌的情况，这点可以肯定。事情的脉络显现出来了，是不是？一对夫妇来到伦敦避难，想逃离异常可怕的和紧急的危险。他们防备的严密程度体现了危险的程度。男人要办急事，这时他想让女人住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问题很难，不过他想出了一个新颖的解决办法，效果也好极了，她的存在连送饭给她的房东太太都不知道。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白了，用铅体字写条的目的是不让别人看出这是个女人写的字。男人和女人不能接近，一接近就会把敌人引来。他直接联系不到她，就利用寻人广告栏。现在，所有的事都很清楚了。”
“可是，是什么样的根由呢？”
“啊，对，华生——这个问题很严肃又很实际！是什么样的根由呢？事情在瓦伦太太想入非非的问题下被扩大了，并且更危险的一个方面出现在了我们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并非普通的爱情纠葛。那个女人在发现危险迹象时的脸色你也看到了。我们也听说过房东先生曾经遭到袭击，这针对的无疑是这位房客。因为惊恐和拼命保守秘密，便足以看出这是一件关系到生死的大事。瓦伦先生遭袭进一步说明敌人自己——不管他们是谁——也并不知道一位男房客已经被一位女房客顶替了。此事太离奇复杂了，华生。”
“你为什么要做下去？你希望从这件事中得到什么？”
“是啊，为了什么呢？也许这就叫为艺术而艺术，华生。你在看病时，我想你会一心研究病情而忘掉出诊费吧？”
“那样为的是得到教育，福尔摩斯。”
“教育永远没有止境，华生。课程学不完，每一门都要精益求精。这件案子有很好的启发性。里面没现钱也没存款，但我们依然要查清楚。等到天黑，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调查又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又来到瓦伦太太住的地方，这时，伦敦冬天的黄昏又朦胧了许多，就像一块灰色的帷幕，在这单调的颜色中只有窗户上明亮的黄色方玻璃和煤气灯昏暗的灯光才不那么死气沉沉。寓所有一间黑洞洞的起居室，我们从里向外窥视时，又有一束暗淡的灯光在昏暗中高高亮起。
“有人在那个房间中走动，”福尔摩斯说话的声音很低，将他那急切而瘦削的脸向窗前探去。“是的，我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再次出现，手里还拿着蜡烛。他向四周窥视着，显得戒备十足。现在他晃动了灯光，这是在发信号。一下，这一定是A。华生，你也作个记录，然后我们一起核对。你看到几下？二十。我也一样。二十是T。AT——这已经很明白了！又一个T。这当然是第二个字的开头了。现在是——TENTA。停了。不会就这么完了吧，华生？AT-TENTA没有含义啊。那么三个字——AT-TEN-TA，也没有含义。或者T、A是两个人各自的姓名的缩写。又发信号了！这回是？ATTE——嗯，重复了一遍。奇怪，华生，奇怪呀！又停了！AT——嗯，再次重复，每次都是ATTENTA！他要重复到什么时候？发完了。他从窗口离开了。华生，你是怎么看这事的？”
“是联系的密码，福尔摩斯。”
突然，我的同伴领悟到了什么，发出了笑声。“这密码并不十分晦涩难懂，华生，”他说，“对了，用的是意大利文！意思就是信号A所发的对象是一个女人。‘小心！小心！小心！’如何，华生？”
“我想你说的是对的。”
“毋庸置疑。这是个紧急信号。重复三次表示更急。小心什么呢？等一下，他又来到窗口这儿了。”
我们又看见了模糊的侧影，是一个蹲伏着的人。当又开始发信号时，窗前也有一点儿小火苗又来回晃动了。信号打得比上次快多了，快到几乎记不下来。
“帕里科洛——Perlcolo——嗯，华生，这个的意思是？是不是‘危险’？是的，这信号真的表达的是有危险的意思。他又来了！PERI——啊，这究竟是……”
亮光一下子熄灭了，发亮的方窗格也不见了，第四层楼在这幢大厦上像一道黑带子，而其他层的窗扉都很明亮。最后的紧急呼叫一下子中断了。发生什么了？是谁打断了行动？我们的脑子里立即同时出现了这个想法。在窗户旁边蹲伏着的福尔摩斯一跃而起。
“情况严重了，华生，”他嚷了起来，“要出事！为什么信号就这么停了？我要就此联系警察厅。可是，时间紧迫，我们又不能走开。”
“我去行不行？”
“我们一定要把情况弄得更明白些。也许它可以提供一种更为清楚的解释。走，华生，我们还是亲自出马，看看怎样解决。”
在我们走到霍伊大街上后，我回头向我们刚离开的建筑物望了一眼。我隐约看见顶楼的窗口有一个头影，是一个女人头部的影子，显得紧张而呆滞，向外面的夜空望着，正在屏住呼吸无声地等待那中断的信号重新开始。有一个人在霍伊大街公寓的门道上靠着栏杆站着，这个人围着围巾、穿着大衣。当门厅的灯光在我们的脸上照过时，这个人显得非常吃惊。
“福尔摩斯！”他喊了出来。
“是葛莱森！”我的同伴也说，并且手已和这位苏格兰场的侦探握在了一起。“这就是不是冤家不聚首啊。你是被什么风吹到这儿来了？”
“我想，和你是一样的，”葛莱森说，“真是难以想象，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有好几根线，只有一个头。我正记录信号。”
“信号？”
“不错，就是从那个窗口。发到一半时停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既然你在办这件案子，不会有错，我看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管了。”
“等一下！”葛莱森的语气很恳切，“我要公道地对你说一句，福尔摩斯先生，只要有了你，我每次办案子都感觉踏实很多。这座房子的出口只有一个，因此他跑不了。”
“谁？”
“嗯，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这次可是领先一步了。这回你要允许我们领先了。”他用手杖重重地敲了一下地，然后一个手拿马鞭的车夫从街那头的一辆四轮马车旁向这边踱来。“我能为福尔摩斯先生介绍下你吗？”他问车夫。“这位是莱弗顿先生，是平克顿美国侦缉处的。”
“就是那位英雄，长岛山洞奇案的？”福尔摩斯说，“真是幸会，先生。”
这个美国人是个青年，他沉静又精明，脸尖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在福尔摩斯这样赞扬他后，他禁不住满脸通红。“福尔摩斯先生，我只不过是为生活奔波，”他说，“如果我可以把乔吉阿诺抓住——”
“你说的是红圈会的乔吉阿诺？”
“嗯，他在欧洲很有名对吧？他的事情我们在美国也听说了。我们了解到已有五十件谋杀案的主犯都是他，可是我们却抓不住他。从纽约我就跟踪他。在伦敦的整整一周内我都离他不远，一直在等机会亲手抓住他。葛莱森先生和我追到了这个大公寓，因为这里只有一个大门，他无法逃脱。从他进去开始，从里面走出过三个人，不过我可以断定，他不在这三个人里面。”
“福尔摩斯先生说他在观察信号，”葛莱森说，“我想，他像往常一样对许多我们不了解的事情有所掌握。”
福尔摩斯用三言两语把我们遇到的简单说明了一下。这个美国人拍了下手，有些气恼。
“这么说我们被他发现了！”他大叫。
“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唉，难道不是这种情况吗？他给他的帮凶发信号呢——在伦敦他有一伙人。和你说的一样，他突然对他们说有危险，把信号中断了。他也许是在窗口突然发现了在街上的我们，也许意识到了险情在逼近，他要是想躲过险情，就必须马上行动。如果不是这样，还会是怎样呢？你觉得呢，福尔摩斯先生？”
“所以我们应该马上去，亲自查查。”
“可是我们并没有逮捕证。”
“他很可疑地出现在无人居住的屋中，”葛莱森说，“目前这就足够了。当他还被我们盯着时，我们可以看看是否能够在纽约方面的协助下拘留他。而此刻，我可以负责将他逮捕。”
在智力方面，我们的官方侦探可能有些不足，但是在勇气方面就不一样了。葛莱森到楼上去抓那个亡命之徒了。他的神情仍然那样，十足地沉着和精明。他就是带着这种神情在苏格兰场的官场上不断高升的。那个来自平克顿的人曾想抢在他的前面，却早已被葛莱森坚决地抛在后面了。在伦敦的险事上，伦敦的警察享有优先权。
四楼左边房间的门开了一半儿。葛莱森开大了那扇门。里面黑漆漆的，很阒寂。我把一根火柴划着，点亮了这位侦探的手提灯。此时，就在灯光中，我们大家都因吃惊而倒吸了一口冷气。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上面有一条血迹还是新鲜的。红脚印一直向一间内屋延伸。内屋的门被关上了。葛莱森撞开了门，高高地举起灯照着前面，我们大家都急切地越过他的肩头望着里面。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躺在这间空屋的地板正中，他的黝黑的脸膛儿修整得很干净，却又歪扭得奇形怪状，可怕至极；头上还有一圈鲜红的血迹。尸体的下面是一块白木板上的一个巨大又湿淋淋的环形物。他两膝弯曲着，双手痛苦地摊开。在他又粗又黑的喉咙正中，一把白柄的刀子完全刺进了他的身体。这个人有着魁梧的身材，在他被这致命一击击中之前，他一定已经像一头被斧子砍倒的牛一样倒下了。有一把可怕的两边开刃的牛角柄匕首放在他右手旁边的地板上，一只黑色小山羊皮手套放在匕首旁边。
“哎呀！这个人就是乔吉阿诺！”美国侦探大叫，“这次，我们落在别人后头了。”
“窗台上有蜡烛，福尔摩斯先生，”葛莱森说，“喂，你干什么呢？”
福尔摩斯走过去把蜡烛点燃了，举在窗前晃动了几下。然后他探望着那片黑暗，将蜡烛吹灭后扔在了地板上。
“我真的认为这种做法有帮助，”他说。他向这边走来，然后站在那儿思考。两位专职人员此时在检查尸体。“你说，你们等在楼下时，房子里走出了三个人，”他最后说道，“你看得清楚吗？”
“清楚。”
“那三个人里是不是有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中等身材，留着黑胡子，皮肤也很黑？”
“有。最后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就是他。”
“我想，你要找的就是他。我可以把他的样子讲给你听，他有一个很清晰的脚印在我们这儿。对你来说这应当足够了。”
“并不足够，福尔摩斯先生，伦敦的人有几百万呢。”
“可能不够。所以，我想让这位太太来帮助你们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听到这话后都转过身去。只见一个很美丽的高个子女人站在门道上，她就是布卢姆斯伯利那位神秘的房客。她慢慢地走了过来，脸色十分苍白，脸上是非常忧郁的表情，两眼直瞪着，目光惊恐地注视着地上的那个黑色躯体。
“你们杀死他了！”她小声嘟嚷着，“啊，我的上帝，你们杀死了他！”然后，我听到她突然间深深地吸进一口气，跳着并欢乐地叫着。她在房间里边拍手边转着圈儿跳舞，惊喜的神色从黑眼睛里流露出来，成百句优美的意大利语的感叹词句从嘴里涌出。一个女人见到了这样一番情景却竟然这样欣喜若狂，真是太可怕也太令人惊奇了。突然，她停下来看着我们，目光中充满了询问。
“而你们！你们应该是警察，奎赛佩·乔吉阿诺是你们杀死的，对吗？”
“夫人，我们是警察。”
她向房间四周的暗处扫了一眼。
“还有，根纳罗在哪？”她问道。“我指的是我丈夫根纳罗·卢卡。我叫伊米丽亚·卢卡。我们俩都是从纽约来到这儿的。根纳罗呢？是他刚才在这个窗口把我叫来的，我立刻就跑过来了。”
“是我把你叫来的。”福尔摩斯说。
“你！这怎么可能呢？”
“你的密码很容易懂，夫人。你能光临我十分欢迎。我知道，只要我把‘Vlenl[2]&#39;的信号闪出来，就一定能让你来。’
这位美貌的意大利女人看着我的同伴，显得很惶恐。
“我不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她说，“奎赛佩·乔吉阿诺——他又如何——”说到这儿，她有一个停顿，骄傲和喜悦的神色突然出现在脸上。“我已经知道了，是我的根纳罗！他太了不起了，也太漂亮了，他保护了我，使我没有受到伤害，是的。这个魔鬼是他用强有力的手杀死的。啊，根纳罗，你太棒了！这样的男子有哪一个女人配得上啊！”
“嗯，卢卡太太，”感到很没趣的葛莱森一边说一边用一只手拉住了她的衣袖，没有一丝感情，仿佛她是诺丁希尔的女流氓，“你是谁，又是干什么的，我都不很了解。不过既然你那么说了，情况也就很清楚了，你得跟我们到厅里去一趟。”
“等一下，葛莱森，”福尔摩斯说，“我倒有种感觉：可能正像我们急于了解情况那样，这位女士也急于要把情况讲给我们。夫人，你知道，是你丈夫杀死了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因此，他会被逮捕并审判的呀！你的话可以成为证词。不过，如果你认为他这样做的动机并不是犯法，而是想要查明情况，那么，你能够帮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我们全部经过。”
“乔吉阿诺都已经死了，我们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位女士说。
“他是一个妖魔鬼怪。我丈夫杀死了这样一个人，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官会为此而惩办他。”
“既然如此，”福尔摩斯说，“我建议锁上房门，不要改变这里的一切。我们和这位女士都去她的房间。等她把一切对我们说了之后，再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四个人都已坐在了卢卡太太那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听她把那些奇怪又凶险的事件讲给我们。我们已经碰巧见到了事件的结尾。她可以很快也很流利地说英语，但并不很规范。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我不得不对语法作了些修改。
“我的出生地是离那不勒斯不远的坡西利坡，”她说，“我的父亲是首席法官奥古斯托·巴雷里，他在当地还做过议员。根纳罗在工作中受我父亲领导。我对他产生了爱意。当然其他女人也一定会爱他。他几乎一无所有，既没钱也没地位，有的只是美貌、力量和活力，因此我父亲不同意我们结婚。我们一块儿跑到巴里结了婚。我们把首饰变卖了，用这笔钱来到了美国。这件事发生在四年前。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住在纽约。
“开始时我们运气不错。根纳罗为一位意大利先生提供了帮助——他在一个叫鲍厄里的地方从几个暴徒中间救出了这位先生，于是就和这个有势力的人成了朋友。这位先生的名字是托·卡斯塔洛蒂。他在卡斯塔洛蒂-赞姆巴大公司，是那里的主要合办人。在纽约的水果出口商里，这家公司是主要的一家。赞姆巴先生身体不好，公司的大权掌握在我们新结识的朋友手中。公司有三百多名职工，他为我丈夫在公司里找了个工作，让他做一个门市部的主管，在各方面都很照顾我丈夫。卡斯塔洛蒂先生没有结婚，我确信，他好像把根纳罗当成他的儿子了。我和我丈夫都尊敬他，也似乎把他当成了父亲。我们在布鲁克林买了一幢不大的房子，似乎看到了整个前途的保障。这时候，乌云忽然出现了，并且很快就布满在我们的天空中。
“一个晚上，根纳罗下班后带回来一个叫乔吉阿诺的同乡，他也来自坡西利坡。这个人有着高大的身材——因为你们已经见到了尸体，所以可以验证。他不仅块头大，他的一切都怪，使人害怕。他的声音在我们的小房子里像打雷一样。每次谈话，屋里的空间都不够让他挥动巨大的手臂。他的思想、情绪都既强烈又奇怪，说话的时候很有力，甚至就是在吼叫，别人只能乖乖地坐着听他滔滔不绝地说。当他用眼睛看你时，你就得听从他。他很可怕也很奇怪。感谢上帝，他被杀死了！
“他总是跑到我家里。然而我知道，根纳罗并不比我更乐于见到他。我的丈夫显得很可怜，他坐在那里，脸色发白，在我们的客人谈话时很是没精打采。他的话都是针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是无休止的胡言乱语。根纳罗不说话，我呢，我很了解他。我看到他脸上有某种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表情。开始，我认为那是讨厌。后来，我慢慢知道，不仅讨厌，还惧怕，那种惧怕很深沉，很隐蔽，也很畏缩。那个晚上——就是他的恐惧被我看到的那个晚上，我抱着他，恳求他——以他对我的爱和什么事都不瞒着我的感情，恳求他和我说，为什么他竟然被这个大块头弄得没头没脑的。
“他对我说了。我听后感到心像冰一样冷。我的根纳罗真可怜啊，那些狂乱的日子中，全世界都和他作对，他几乎被不公平的生活逼疯了。他也是在那些日子中，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名为红圈会的团体——红圈会和老烧炭党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着可怕的誓约和秘密，只要加入了就休想出来。我们逃到美国后，根纳罗以为已经跟它永远无关了。有一天晚上，他在街上见到了一个人——在那不勒斯时作为他加入那个团体介绍人的大块头乔吉阿诺。他在意大利南部被人们称作‘死亡’，原因是他是一个刽子手，杀人不眨眼。他是为躲避意大利的警察才来到纽约的。在新定居的地方，他建立了这个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根纳罗和我说了这一切，并且给我看了他那天收到的一张通知。通知顶头上有一个红圈儿，上面说要他在某一天去集会，他必须按通知上说的去做。
“真是太糟了。但后面还有更糟的呢。我曾经注意到有些时候，乔吉阿诺经常在晚上来我们家，还总和我说话。尽管他说话的对象是我丈夫，但他那两只野兽般恐怖的眼睛却总在看我。他在一个晚上对我泄露了秘密。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口中的‘爱情’——畜生和野人的爱情。他来时根纳罗还没有回来。他把我逼进屋子里，伸出粗大的手抓住我，把我搂进他那熊一样的怀里，并且劈头盖脸地吻我，还恳求我和他一起走。就在我挣扎喊叫的时候，根纳罗回来了。根纳罗冲向他，被他打昏了。他从屋子里逃出去，便再没有到我们家来。我们就是在那个晚上成了冤家对头。
“过了几天根纳罗去开会了，从他回来后的脸色，我就知道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红圈会是通过讹诈有钱的意大利人筹集资金的，如果对方不出钱，就用暴力威胁他们。看起来，他们已经找卡斯塔洛蒂这位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恩人的麻烦了。他在威胁面前没有屈服，将信交到了警察手里。红圈会为了防止其他受害者反抗，决定拿他做个样子。会上作出了决定，把他和他的房子用炸药一起炸掉。谁去干用抽签决定。当根纳罗伸出手到袋子中摸签时，他看见在我们仇敌那张脸上露出了奸笑。毫无疑问，某种安排在事先已经作好了，因为杀人的命令就是签上的那个致命的红色圆圈儿，这个签被他抽到了。他只能或者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或者和我一起遭到他的同伙的报复。只要是他们害怕的和仇恨的人，他们都要想方设法惩罚，不仅要让那些人本身受到伤害，还要让那些人所爱的人也受到伤害。他们恶魔般的规定中就有这样的内容。我可怜的根纳罗被这种恐怖压住了，他被逼得忧虑不安，差一点儿就发疯了。
“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一起，挽着对方的胳膊，一起防备着前方的苦难。第二天晚上是定好的动手时间。大约正午时，我丈夫和我踏上了来伦敦的路，但没来得及通知我们的恩人说他处于危险中，也没来得及向警察报告这一情况，好对他的生命安全加以保护。
“先生们，剩下的就是你们知道的了。我们明白，我们的敌人就像影子一样跟踪着我们。当然，乔吉阿诺的报复中有私人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这个家伙是十分残酷、狡猾和顽固的。在意大利和美国，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他那可怕的势力的议论。如果说某个时候他的势力得到了证实，那个时候就是现在。利用我们出发以来少有的几个好天气，我亲爱的丈夫为我找到了一个安身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没有任何危险。他自己也很想摆脱他们，以便联系到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人员。他住在哪里、怎样生活连我也不知道。我得到消息的途径只有一份报纸的寻人广告栏。有一次我在窗前向外张望，发现这个房子被两个意大利人监视着。我知道，我们的下落终于被乔吉阿诺找到了。最后，我通过报纸得到了根纳罗的通知：他会从某一窗口给我发信号。不过我看到信号时，只有警告而没有其他的什么，并且突然中断了。现在我知道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乔吉阿诺盯上了。感谢上帝！这个家伙来的时候他已准备好了。先生们，现在我想请你们告诉我，从法律的角度看，我们需不需要担心什么，根纳罗做了这些事情，世界上有没有哪个法官会因此而给他定罪？”
“嗯，葛莱森先生，”那位美国人说，并扫了一眼警官，“我不知道你们英国会怎么看，不过我认为，在纽约，人们会普遍感激这位太太的丈夫。”
“我得带她去见局长，”葛莱森答道，“如果她没说假话，我不认为她或是她的丈夫需要担心什么。但是，让我糊涂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竟然也和这件案子有关了？”
“教育，葛莱森，是教育，我还希望能从这所大学里学到点儿知识。好了，华生，这又增加了一份悲惨而离奇的材料。对了，现在还不到八点，瓦格纳的歌剧今晚在考汶花园上演。如果我们马上走，还可以看到第二幕。”

失踪的女人
歇洛克·福尔摩斯眼睛盯着我的靴子问道：“怎么是土耳其式的？”当时，我正躺在藤制的靠背椅上，所以伸出去的两只脚很容易吸引他。
我有点儿惊奇地回答说：“在牛津大街拉梯默鞋店买的，英国式的。”
尽管福尔摩斯微笑着，却明显是不耐烦的神情。
“澡堂！”他说，“澡堂！你怎么去洗那种让人松弛而费钱的土耳其浴，而不洗个本国式的澡来提提神呢？”
“我这几天犯风湿病了，这让我感到自己在衰老。听说土耳其浴可以治疗，它是一个新的起点，一种躯体的清洁剂。”
“福尔摩斯，”我继续说，“我相信，对于像你这样精明的头脑，我的靴子和土耳其浴之间肯定是有莫大的关系的。如果你能跟我讲清楚，我会非常感激。”
“华生，其实道理并不难懂，”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顽皮地眨下眼睛，“我所用的仍然是那套推论法。告诉我吧，你今早和谁一起坐车回来的？”
“我并不认为解释是一种新颖的例证。”我略带挖苦地说道。
“好吧，华生。这确实是个合理而庄严的抗议。让我看看，问题究竟在哪里？让我们将最后的拿到最前面来说吧——马车。你看，你的左衣袖上和肩上溅有泥浆。假如你是坐在车子正中间，是不会这样的。假如你坐在车子中间，即使有泥浆也是两边都会有。因此，很明显，你坐在车子的一边。同样明显的就是你还有另一个同伴。”
“这确实很明显。”
“也很寻常，是不是？”
“但靴子和洗澡有什么关系呢？”
“一样道理。你穿靴子有你自己的习惯。现在我看到的是，靴带系的是双结，并且打得很认真，这与你平时的系法不同。说明你脱过靴子。那么是谁系的呢？鞋匠，也可能是澡堂的男仆。你的靴子是刚买不久的，所以不可能是鞋匠。嗯，那是什么原因呢？洗澡。是不是听起来很荒唐？但是，总之你去洗土耳其浴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
“你说你要换换洗法，所以去洗土耳其浴。我给你一个建议吧。我亲爱的华生，你去一趟洛桑洗澡如何？不但会有头等的车票，而且会很有气派。”
“好！可是，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重新靠回安乐椅里，从口袋中拿出笔记本。
“漂泊孤独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种人，”他说，“可能她本身并无害，而且也许是很有用的人，但她们却是引人犯罪的因素。她没有依靠，四处为家。她有很多钱，她可以任意从一个国家去另一个国家，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她常常在偏僻的公寓和寄宿栈房的迷宫里失落。她是狐狸世界里一只迷失的小鸡。即使被吞没，也很少有人会挂念她。我怀疑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可能遭遇了某种不幸。”
福尔摩斯在查阅他的笔记。对于他突然从抽象概括转到具体问题，这让我很欣慰。
“弗朗西斯女士，”他接着说，“是已经去世的拉福顿伯爵唯一幸存的直系亲属。还记得吗，伯爵的遗产都给了后辈，留给她的只是一些很稀奇的古老西班牙银饰珍宝和精巧琢磨的钻石。她喜欢这些，简直爱不释手，甚至不愿意放在任何一家银行里，总是随身携带。弗朗西斯女士是一个美貌的、多愁善感的女人，并且正值中年，但是，因为一次意外，却使她成为二十多年前一支庞大舰队的最后一叶轻舟。”
“她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是弗朗西斯女士到底出了什么事。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四年来，每隔一个星期她都会给她的老家庭女教师杜布妮小姐写一封信，这已成为一种习惯。杜布妮小姐如今已经退休，住在坎伯韦尔。就是这位杜布妮小姐来找的我。弗朗西斯女士已经五个星期音讯全无了。她的最后一封信是从洛桑的国家饭店寄出的。弗朗西斯女士好像已经离开那里了，所以没有留下地址。全家人都很着急。他们非常富有，假如我们能弄清真相，我们所得到的报酬将会非常优厚。”
“杜布妮小姐是能提供线索的唯一的一个人吗？这位女士不给别人写信吗？”
“华生，另外的一个通信者是确定的，那就是银行。单身女人也得生活。存折就是她们生活的缩影。她的钱存在西尔维斯特银行。我查过她的户头。她最后一张取款支票，就是为了付清在洛桑的账目，不过数目比较大，可能有现款在她手上。从那以后，她只开过一张支票。”
“给谁的？开到什么地方？”
“开给玛丽·黛汶小姐。至于开到什么地方就不是很清楚了。不到三个星期前，这张支票在蒙彼利埃的里纳银行兑现了。一共是五十镑。”
“那么玛丽·黛汶小姐是谁？”
“这个问题我已经查出来了。玛丽·黛汶小姐是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以前的女仆。至于把这张支票给她的原因，我们还不能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研究工作将会很快搞清这个问题。”
“我的研究工作？”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要到洛桑进行一番恢复健康的探险。你知道，老阿伯拉罕斯天生胆子小，我又不能离开伦敦。此外，通常情况下，我都最好待在国内。如果苏格兰场没有我，会感到很寂寞的，并且那些犯人也会伺机而动。所以，亲爱的华生，你去吧。假如我的愚见每个字能值两便士的高价的话，我愿意在大陆电报局的另一头时刻听候你的吩咐！”
两天后，我已经在洛桑的国家饭店里，受到那位大名鼎鼎的经理莫塞先生的殷勤接待。据他说，此前弗朗西斯女士在这里住过几个星期。所有见到她的人都很喜欢她。她不到四十岁，仍然风韵犹存，可以想象出年轻时的她一定是位美貌佳人。莫塞并不知道她有什么珍贵的珠宝。但是茶房曾说过，那位女士的卧室里总有一只上锁的沉甸甸的皮箱。同她的女主人一样，女仆玛丽·黛汶与大家关系也很好。她已同饭店里的一个茶房领班订了婚，想要打听她的地址并不是难事，就在蒙彼利埃的特拉扬路11号。所有信息我都一一记下。我想就算是福尔摩斯本人来这里，收集情况的本领也不过如此。
只有一点还不清楚。这位女士为什么会突然离去？她在洛桑生活得很愉快。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她原本是打算在这高踞湖滨的豪华房间度过这个季节的，然而，她却在预订之后一天就突然离开，甚至浪费了一周的房费。对于这点，女仆的情人茹勒·维巴说出了一些看法。他将突然离去和一两天前一个又高又黑、留着胡子的人来拜访的事联系在一起。茹勒·维巴嚷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野蛮人！”这个人住在城里某处。有人曾经见过他在湖边的游廊上和这位女士认真交谈。后来他曾来拜访过，她没有见他。他是英国人，但是并没有留下姓名。然后这位女士就离开了这里。茹勒·维巴，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茹勒·维巴的情人，都觉得导致她离去的原因正是这次拜访。只有一件事，茹勒避而不谈。那就是玛丽为什么离开女主人。关于这件事，他不能也不想说什么。假如我一定要知道，只能到蒙彼利埃去问她。
我查询的第一部分就到这里。第二部分要查的是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离开洛桑后前往的地方。关于这点，让人觉得似乎有一个秘密，她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甩开某个人。不然，她为什么不在行李上公开贴出前往巴登的标签？她和她的行李都是绕道来到莱茵河游览区的。我是从当地库克办事处经理那里收集到这些情况的。我发电报给福尔摩斯，把我发现的全部情况如实告诉他，并很快收到他的回电。他幽默地赞许了我一番。然后，我就去巴登了。
在巴登寻找线索很容易。弗朗西斯女士在英国饭店住了半个月。她在那里认识了来自南美的传教士施莱辛格博士和他的妻子。和大多数单身女子一样，弗朗西斯女士会从宗教中得到慰藉。施莱辛格博士的超凡人格，全心全意为宗教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在执行传教任务过程中得过病，现在终于恢复健康这些事实，都深深地打动了她。她曾经帮助施莱辛格太太照看这位正在恢复健康的圣者。经理跟我说，白天博士会躺在游廊的躺椅上，两边各站着一个服务员。他正在努力绘制一幅用来说明米迪安天国圣地的地图，同时还撰写一篇关于它的论文。后来，等到他完全康复后，就带着妻子去了伦敦，弗朗西斯女士也同他们一起去了。这是三个星期前的事。关于之后的事情，经理就不清楚了。至于女仆玛丽，她对别的女仆说再也不干这行了。她之前痛哭了一场就走了。施莱辛格博士启程之前，给那一帮人都付了账。
“对了，”经理最后说，“事后还有一个人打听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几个星期之前，他也来到这儿打听过。”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
“不知道，但他是个英国人，尽管样子看起来有点儿不同。”
“一个蛮子？”我说，我按照那位鼎鼎大名的朋友的方式将我所知道的事情进行了联系。
“对。这个称呼确实很恰当。他块头很大，留着胡子，皮肤很黑，看起来，他经常住在农村客栈，而不是高级饭店。这个人凶得很，我可不敢惹他。”
随着云雾的逐渐散去，真相正在显露，人物更加清楚了。一个凶险的家伙正在追逐这位虔诚而善良的女士，她到一个地方，他就追到这个地方。她害怕他，否则不会逃离洛桑的。他继续追踪着，并且早晚会追上她的。他是不是已经追上她了？她始终保持沉默的原因是不是就在这里？那些同样善良，与她做伴的人们难道都不会保护她，帮助她脱离困境？在这长途追逐的后面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什么深奥的企图？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
我给福尔摩斯发电报，跟他说我已经迅速而确定地查到案子的原因。然而我收到的回电却是要我说明施莱辛格博士左耳的样子。不得不说，福尔摩斯的幽默想法很奇怪，甚至有些冒失。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因此我并没有理会。说真的，在收到他的电报之前，为了能够追上女仆玛丽，我已经到达蒙彼利埃。
寻找这位被辞退的女仆并从她那里获得情报很容易。她十分忠诚。她离开自己主人的原因，只是因为她相信主人已经找到可靠的人照料，同时她自己的婚期已到，离开是迟早的事。她痛苦地承认，她们住在巴登的时候，女主人曾对她发过脾气。甚至还有一次追问过她，似乎女主人对她的忠诚度产生了怀疑。这样反而更容易分手，不然就会更加难舍难分。至于那五十镑，是弗朗西斯送给她的结婚礼物。玛丽也和我一样，对那个让她的女主人离开洛桑的陌生人很是怀疑。她亲眼目睹他在湖滨游廊上曾经恶狠狠地抓住女主人的手腕。这个人非常凶狠。玛丽觉得，弗朗西斯女士之所以和施莱辛格夫妇一起去伦敦，就是畏惧这个人。尽管这件事她从来没提过，但是很多小细节都让玛丽深信，她的女主人一直生活在某种精神恐惧的状态中。刚说到这里，她忽然从椅子上跳起来，满脸惊恐。“看！”她呼喊着，“这个恶棍竟然来到这里了！他就是我说的那个人。”
透过客厅里敞开着的窗子，我看见一个黑胡子的黑大汉正走向街中心，认真地查看门牌号。显然，他和我一样，都是在追查女仆的下落。我一冲动，竟然跑到街上，去和他搭腔。
“你是英国人？”我说。
“那又如何？”他瞪大了眼睛反问我。
“我能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吗？”
“不，你不能！”他断然地说。
这种处境显然很尴尬。但是，最好的方式往往正是直截了当。
“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他吃惊地望着我。
“你把她怎么样了？你为什么要追踪她？回答我！”我说。
这个家伙怒吼一声，如同一只凶猛的老虎似的向我扑来。我经历过很多打斗，都能扛得住。但是这个人手如铁钳，疯如魔鬼。他用手死死地卡住我的喉咙，差点儿让我失去知觉。这时从对面街的一家酒店里冲出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满脸胡须的工人，手拿短棍，一棍打在向我行凶的那家伙的小臂上，他这才松了手。这家伙突然愣住了，怒不可遏。接着，他怒吼一声，离我而去，走进我刚去过的那家小别墅。我转身向帮助我的人致谢，他就站在我旁边的路上。
“华生，”他说，“你把事情搞砸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和我一起坐今晚的快车回伦敦吧。”
一小时后，穿着往常的衣服，恢复本来面貌的歇洛克·福尔摩斯静坐在我饭店的房间里。他解释说，他能够突然出现，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觉得他能离开伦敦了，所以就决定赶到我旅程的下一站将我截住，而下一站很明显。所以他就化装成一个工人在酒店里等我露面。
“亲爱的华生，你的调查工作做得始终如一，不简单哪，”他说，“我一时之间还想不到你的疏忽之处。你行动的全部目的就是到处发警报，但是却没有任何发现。”
“如果换成你，也许并不比我强多少。”我委屈地说。
“不是‘也许’。我已经干得比你强了。尊敬的菲利普·格林就和你住在同一个饭店里。我们能肯定，想要调查得更有成果，他就是起点。”
一张名片放在托盘上被送了进来。随后进来一个人，就是刚刚在街上和我打架的那个歹徒。他看见我，显得很吃惊。
“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我接到你的通知，就来了。可是他是干什么的？”
“这是我的老朋友兼同行华生医生。他在协助我们破案。”
这个陌生人赶紧伸出一只晒得很黑的大手，诚恳地道歉。
“但愿我没有伤到你。你刚才说我伤害了她，我就火了。说实话，这几天我是不应负责任的。我的神经如同电线一样。可是我仍然无法理解这种处境，福尔摩斯先生，我首先想要知道的就是你们是如何打听到我的？”
“我和弗朗西斯女士的家庭女教师杜布妮小姐进行了联系。”
“就是戴一顶头巾式女帽的老苏姗·杜布妮吗？我记得她。”
“她也记得你。就是在前几天——当时你觉得最好是到南美去。”
“啊，我的事你全知道。我想我不需要再隐瞒什么了。我可以发誓，福尔摩斯先生，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可以像我对弗朗西斯女士那样真心。我是个野小子，我承认，但我并不坏。她的心如同白雪一样洁白。她绝对不能忍受丝毫的粗鲁。因此，当她听说我做过的事，她就不理我了。可是她爱我——这正是奇怪的地方，她是那样爱我，就是因为我，她才一直保持独身。几年之后，我在巴伯顿发了财。这时，我想我也许可以找到她，感动她。因为我听说她仍然没有结婚。我在洛桑找到她，并且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我想她衰弱了，但是她的意志始终很坚定，当我第二次去找她的时候，她就离开洛桑了。我又追随她来到巴登，后来，我听说她的女仆住在这里。我是一个粗野的人，刚脱离粗野的生活不久，所以当华生医生质问我的时候，我立即就火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告诉我，弗朗西斯女士现在到底怎么样？”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福尔摩斯用非常严肃的语气说，“你在伦敦的住址呢，格林先生？”
“到兰姆饭店就能找到我。”
“我劝你回到那里去，不要去任何地方，这样如果有事我们可以找到你，好吗？我不想让你空想，但你要相信，只要能够保证弗朗西斯女士的安全，哪怕只是一丝一毫，只要我们能做到，我们一定去做。至于其他的话，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这是我的名片。华生，你整理一下行装，我去拍电报给赫德森太太，请她明天七点半钟为我们准备一顿美餐。”
当我们回到贝克街的住所时，一封电报已经在等着我们了。福尔摩斯看了电报非常高兴。他把电报扔给我。上面写着“有缺口或被撕裂过”，拍电报的地点是巴登。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全部，”福尔摩斯回答，“你还记得吧，我曾经问过你一个看起来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那位传教士左耳的样子。你没有回复我。”
“我那时已离开巴登，没办法询问。”
“对。就因为这样，我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寄给了英国饭店的经理。这是他的回信。”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对手是一个十分狡猾、十分危险的人，亲爱的华生。牧师施莱辛格博士是南美的传教士。他的真名是亨利·彼特斯，在澳大利亚这个年轻的国家里，有很多道貌岸然的人物，而他就是其中最无耻的一个流氓。他最拿手的本领就是利用孤身妇女对宗教的感情来诱骗她们。那个他所谓的妻子其实是个英国人，叫弗蕾塞，是他的得力助手。我从他的行为特点以及他的身体特征中看破了他的身份——1889年在阿德莱德的一家沙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格斗，他在这场格斗中伤得很厉害，这证明了我的怀疑。这位可怜的女士竟然落到这一对恶贯满盈的恶魔夫妻手中。华生，她完全可能已经死了，即使没死，也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没办法给杜布妮小姐和别的朋友写信，她根本就没去伦敦，这一点是可能的，或者已经离开了伦敦。但是第一种可能未必成立，因为欧洲大陆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登记制度，外国人很难对大陆警察耍花招。第二种情况也不可能，因为这帮流氓不可能找到一个可以轻易地将一个活人扣押起来的地方。我的直觉告诉我，她现在就在伦敦，只是目前我无法断定她在什么地方，因此只好采取当前的步骤，吃我们的饭，然后养足精神，耐心等待。晚上，我会顺便到苏格兰场去找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聊一聊。”
即使是正规警察，或者是福尔摩斯的高效率的小组，都很难揭露这一秘密。因为在伦敦的茫茫人海中，我们没有关于这三个人的一点儿线索，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一样。登广告试过了，不行。线索也追过了，没有收获，对施莱辛格可能常去作案的地方也进行了推断，还是无济于事。对他的老同伙实行监视，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去找他。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事情忽然出现了转机，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顿当铺里，有人将一个西班牙的老式银耳环典当了。典当耳环的人个子高大，脸刮得很光，一副教士模样。据了解，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没有人注意观察他的耳朵，但从得到的情况来看，这个人就是施莱辛格。
我们那个住在兰姆饭店的“蛮子”朋友，为了得到进展，已经来了三次了。第三次来的时候，离这一新发现的时间还不足一小时。因为焦虑，他似乎在逐渐瘦弱下去。在他那魁梧的身上，衣服显得越来越肥大了。他总是哀求着：“我可不可以干点儿什么啊？”最后，福尔摩斯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已经在典当首饰了。现在，我们应当把他抓起来。”
“这是不是说弗朗西斯女士已经遇害了？”
福尔摩斯十分严肃地摇摇头。
“也许他们把她看管起来了。很清楚的是，如果放走了她，他们就是自寻死路。我们要作好准备，可能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我能做点儿什么？”
“那些人不认识你吧？”
“不认识。”
“此后他还可能会去找别的当铺。那时，我们只能又从头开始了。另一方面，他得到的价钱很公道，所以他们没问他什么，假如他急需现钱的话，可能还会到波汶顿的当铺去。我写张条子，你去交给他们，他们就会让你在店里等候。假如这个家伙再出现，你一定要盯住，跟到他住的地方。记住，千万不能鲁莽，不准动武。你得向我保证，没有我的通知和许可，绝对不可以随意行动。”
两天来，尊敬的菲利普·格林（我必须提一下，他是一位著名海军上将的儿子。这位海军上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指挥过阿佐夫海舰队）没有带给我们任何消息。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他冲进我们的客厅，脸色惨白，浑身发抖，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兴奋得颤动。
“我们找到他了！我们找到他了！”他高喊着。
他十分激动，甚至连话都说不连贯。福尔摩斯安慰了他几句，让他坐到椅子上。
“好吧，现在从头到尾告诉我们吧。”他说。
“她是一个钟头以前来的。这次是他的老婆，但是，她拿来的东西是一对耳环中的另外一只。她是个高个子、面色苍白的女人，一双眼睛看起来和老鼠很像。”
“就是那个女的！”福尔摩斯说。
“她离开了当铺。我跟着她。她向肯辛顿路走去，我一直跟在她后面。忽然她走进一家店铺。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一家承办丧葬的店铺。”
我的同伴愣住了。“是吗？”他问话的声音有些颤抖，表明在那冷静苍白的面孔后面其实是焦急的内心。
“我进去时，她正和柜台里的一个女人说话。我似乎听到她说‘已经晚了’或者是类似的话。店里的女人在解释原因。‘早就该送去的，’她回答说，‘时间得长一些，和平时不一样。’她们停止说话，一起看着我。我只好问了几句话然后离开店铺。”
“干得好。后来呢？”
“她走出店铺，我躲进一个门道里。可能我引起了她的怀疑，因为她在四下张望着。随后她叫来一辆马车。我也跟着叫了一辆马车一直跟在她后面。她在布里斯顿的波特尼广场36号下了车。我驶过门口，在广场的转角里下了车，监视着这所房子。”
“你看见谁了吗？”
“除了底层的一个窗户，其余是一片漆黑。百叶窗拉下了，看不见里面的情形。我站在那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时一辆有篷的货车开了过来，车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下车后，从货车里取出一件东西抬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一口棺材！”
“啊？”
“我几乎就要冲进去了。这时，门打开了，那两个人抬着棺材进去了。开门的正是那个女人。我立在那儿，她看了我一眼，好像已经认出我了。因为她吃了一惊，然后赶紧关上门。我一直记着你对我的嘱咐，所以就赶紧回来了。”
“你的工作干得非常好。”说着，福尔摩斯在半张小纸条上随手写下几个字。“没有搜查证，我们的行动就不合法。这种事情你去做最合适。把这张便条送到警察局，然后拿一份搜查证来。也许会有些困难，但是我想出售珠宝这一点就足够了。雷斯垂德会考虑所有细节的。”
“但是，他们随时可能会杀了她的。他们要棺材干什么？一定是给她准备的！”
“我们会尽力而为，格林先生。刻不容缓。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吧。现在，华生，”当我们的委托人匆匆离开后，福尔摩斯说，“雷斯垂德将会调动正规的人员。而我们和往常一样，是非正规的。但是我们必须采取我们自己的行动。因为情况紧急，我必须采取极端手段，即使这样也是名正言顺的。立即去波特尼广场，一刻都不能等。”
“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情况。”他说。这时，我们的马车正飞驰过议会大厦和威斯敏斯特大桥，“首先这些歹徒离间了弗朗西斯女士和她忠实的女仆，如今这位不幸的女士已经被骗到伦敦。假如她写过信，一定是被他们扣下了。他们通过同伙，租到一所有家具的房子。以便一住进去就将她关起来。同时他们已经拿到了这批贵重的珠宝首饰。这是他们最初就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已经着手卖掉一部分。在他们看来，这是十分安全的，因为他们不会想到有人会关心这位女士的命运。如果放了她，她肯定会告发他们。因此坚决不能放了她。不过，他们也不可能永远囚禁她。所以就采用谋杀的办法。”
“看来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我们再从另外一条线索来思考一下。华生，当你沿着两条毫不相干的思路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条思路的某一会合点正是最接近真实情况的地方。我们现在暂且抛开这位女士而从棺材入手，反过来论证一下。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我怀疑这位女士已经死亡，同时还说明准备按照惯例安葬，他们不仅有正式的医生证明，而且还经过正式的批准手续。假如这位女士是被害死的，他们就会将她埋在后花园的坑里。然而，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而正规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用说，他们害死她采用的是某种特殊手段，所以才能欺骗医生，伪装成是因病自然死亡——没准儿是被毒死的。可是，这也十分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让医生接近她，莫非那医生就是他们的同伙。但是这种假设显然不可靠。”
“他们的医生证明不会是伪造的吧？”
“华生，危险，十分危险。不，依我看他们不会这么干。车夫，停车！我们走过那家典当铺了，这就应该是承办丧葬的那家店了。华生，你能进去一下吗？你出面会可靠些。问一下波特尼广场那家人的葬礼在明天几点举行。”
店里的女人毫不迟疑地跟我说明早八点举行。“你看，华生，一点儿都不神秘，所有行动都是公开的。他们肯定有合法手续，因此并不怕。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唯有直接正面进攻了。你准备好了吗？”
“我的手杖！”
“非常好，我们已经足够强了。‘充分武装，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我们绝不能坐等警察，也不能受限于法律的框架。车夫，你可以走了。华生，我们在一起会很幸运的，就像以前很多次那样。”
他使劲按着波特尼广场中心的一栋黑暗的大厦的门铃。门打开了，客厅里灯光暗淡，一个高个子女人出现在门前。
“你要干什么？”她一边厉声问道，一边窥视着我们。
“我来找施莱辛格博士。”福尔摩斯说。
“这里没有这个人。”她说完准备关门，福尔摩斯用脚将门抵住。
“我要见见住在这儿的人，不管他以什么自称。”福尔摩斯坚定地说。
她犹豫了一下，随后打开门。“那请进吧。”她说。“我丈夫不怕见到世界上任何人的。”她关上门，把我们带到大厅右边的一个起居室里，扭亮煤气灯后转身离开了。
“彼特斯先生就快来了。”她说。
的确如此。我们还没来得及打量这间布满灰尘、破败不堪的屋子，门就开了。一个身躯高大、脸刮得很光的秃头慢步走了进来。他长着一张大红脸，下垂的腮帮子，看起来道貌岸然。但那凶残的嘴巴却破坏了整体神态。
“这可能有点儿误会，先生们，”他油腔滑调地说道，“我想你们找错地方了。或者你们可以到对面街去问问……”
“那倒是可以，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我的同伴坚定地说。“你是阿德莱德的亨利·彼特斯，后来又自称巴登和南美的牧师施莱辛格博士。这一点我很确定，就像我敢肯定我的名字叫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
那个现在自称是彼特斯的人大吃一惊，死死地盯住这个他不好对付的跟踪者。“你的名字吓不了我，福尔摩斯先生，”他满不在乎地说，“我是如此的心平气和，你是没法叫我生气的。你来我家有何贵干？”
“我想知道，你把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怎么样了，是你把她从巴登带到伦敦来的。”
“如果你告诉我，这位女士现在在哪里，我会很高兴的，”彼特斯回答说。“她还欠我一笔将近一百镑的账呢，除了那一对虚有其表的耳环，她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这对耳环，商家根本不屑一顾。她在巴登跟彼特斯太太与我同行——当时我确实使用别的名字。她不想离开我们，所以跟我们来到伦敦。我替她结了账，还买了车票。但是一到伦敦，她就溜之大吉了，唯独留下那些过了时的首饰。如果你能找到她，福尔摩斯先生，我将感激不尽。”
“我的确想找她，”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假如我搜查屋子，就能找到她。”
“你的搜查证呢？”
福尔摩斯把手枪从口袋里掏出一半儿。“在真正的搜查证到来之前，这就是搜查证。”
“怎么，原来你是一个强盗。”
“你完全可以这样称呼我，”福尔摩斯笑着说，“我的伙伴同样是个危险的暴徒。我们要一起搜查你的住宅。”
我们的对手打开了门。
“安妮，去叫警察。”他说。过道里紧接着响起一阵妇女奔跑时衣裙的声响，很快大厅的门开了又关上了。
“华生，我们的时间有限，”福尔摩斯说，“假如你想阻拦我们，彼特斯，我保证你会吃苦头的。搬进来的棺材在哪儿？”
“你要看棺材做什么？里面装着尸体呢。”
“我一定要检查尸体。”
“没有我的同意，绝对不行。”
“不需要你同意。”福尔摩斯动作敏捷，一把将这个家伙推到一边，走进大厅。一扇半掩着的门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走进去。这是餐厅。棺材正停放在一张桌子上，上面有一盏半亮的吊灯。福尔摩斯把灯扭亮，打开棺盖。棺内躺着一具瘦小苍老的尸体。头顶上的灯光射下来，是一张干瘪的老年人的面孔。就算是受尽饥饿的虐待，以及疾病的摧残，美丽的弗朗西斯女士也不可能变成这样。福尔摩斯看起来又惊又喜。
“谢天谢地！”他说，“这里不是她。”
“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彼特斯得意地说道。他已经跟随我们进屋了。
“这个死去的女人是谁？”
“假如你真想知道，好吧，她是我妻子年迈的保姆。她叫罗丝·斯彭德，是我们在布里克斯顿救济院附属的诊所里发现的。我们把她搬到这里来，还请来了费班克别墅13号的霍森医生——福尔摩斯先生，你可听清了这个地址——悉心照料她，以尽基督教友的职责。结果第三天，她就死掉了。这是医生的证明书，她是年老体衰而死的。这是医生的看法，你比我更清楚。我们请肯辛顿路的斯梯姆森公司负责办理后事。明早八点准时安葬。这里面，有任何漏洞吗，福尔摩斯先生？你的错误真是可笑，你还是老实承认这一点的好。你打开棺盖，本来以为能看见弗朗西斯·卡法克斯女士，结果却是一位九十岁的可怜老太婆。如果刚刚把你那种目瞪口呆的惊讶神态用相机拍下来，我会很欣赏的。”
对于仇敌的嘲弄，福尔摩斯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冷漠。但是他那紧握的双手表现出他已经怒不可遏。
“我要对你的房子进行搜查。”他说。
“你还要搜？”彼特斯喊道。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过道传来，“我们马上就能明白谁是谁非了。警官们，请走这边。这两个人闯进我家里。我无法叫他们离开。请帮我把他们赶出去。”
一名警官和一名警察站在过道上。福尔摩斯把名片递过去。
“我的姓名和地址。这位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啊，先生，久仰了，”警官说，“但是没有搜查证，您不可以待在这儿。”
“是的。这个，我非常清楚。”
“逮捕他！”彼特斯嚷道。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知道该怎么做，”警官威严地说，“不过您得离开这儿，福尔摩斯先生。”
“是啊，华生，看来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了。”
不一会儿，我们又重新回到那条街上。福尔摩斯满不在乎，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只有我看起来又生气又恼火，憋了一肚子火没地方撒。警官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福尔摩斯先生，实在对不起，不过，法律如此，我们也没办法。”
“是的，警官，我知道你们也是没有办法，按章行事。”
“我想您来到这里，一定有您的道理。假如有什么事我可以……”
“警官，其实我们是在寻找一位失踪的女士。我们觉得她就被藏在这所房子里。我在等待搜查证，很快就到。”
“福尔摩斯先生，那么我来为你们监视他们吧。一有动静，我一定马上告诉你。”
这时才九点钟。我们马上出发去全力追查线索。我们首先来到布里克斯顿的救济院。在那里我们了解到，前几天的确来过一对慈善的夫妇。他们说一个看起来呆头呆脑的老太婆其实是他们从前的仆人，所以得到相关部门的允许将她领走了。救济院的人听说她离开以后就死掉的消息时，都没有丝毫的惊异。
第二个目标就是那位医生。他确实曾经去过，看见那个女人非常衰老，并且确实发现她已经死了，所以在正式的诊断书上签了字。“一切正常，我向你们保证，在这件事上，是钻不了空子的。”他说。屋子里也没有发现任何引人怀疑的事情，但是像他们那样的人家竟然没有一个用人，这点是很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医生所提供的全部情况，再没有其他的了。
最后，我们来到苏格兰场。办理搜查证，手续有些复杂，所以耽搁了时间。治安官的签字必须第二天才能拿到。假如福尔摩斯九点左右去拜访他，他就能与雷斯垂德一起将搜查证办好。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快到半夜的时候，我们的那位警官朋友却来跟我们说，他发现那座黑暗的大住宅的窗口里，有灯光在不断地闪烁，但是始终没有人出来，也没有人进去。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耐着性子等待第二天到来。
歇洛克·福尔摩斯非常急躁，他坐立不安，而且不想说话，更无法入睡。我走开了。他眉头紧锁，猛吸着烟斗，修长的手指神经质地在椅臂上敲打。这时，他可能已经想到了解开这一奥秘的办法。整个晚上，我一直听见他在屋里来回徘徊。最后，在刚刚清晨的时候，他就冲进我的房间把我叫醒，虽然他穿着睡衣，但是从那苍白的脸色和深陷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整夜没合眼。
“什么时间安葬？八点钟，对不对？”他焦急地问道，“嗯，现在是七点半。天！华生，上帝赐给我的头脑到底怎么了？老兄，快！这是生死攸关的关头。如果去晚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永远！”
不到五分钟，我们已经坐上马车飞驰而去。即使这样，我们经过毕格本钟楼时已经七点三十五分了，赶到布里克斯顿路的时候，刚好敲八点钟。但是，对方与我们一样，也晚点了。八点十分的时候，灵车依旧停靠在门边。正当我们的跑得满嘴吐沫的马匹停下时，三个抬着棺材的人出现在门口。福尔摩斯一个箭步冲上去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抬回去！”他一只手按在最前面抬棺材的人的胸前命令道，“立即抬回去！”
“你要干什么？我再问你一次，搜查证呢？”彼特斯怒不可遏地叫嚷道，那张大红脸一直向棺材的那一头瞧着。
“搜查证随后就到。把棺材抬到屋里去，等搜查证来。”
很明显，福尔摩斯的威严声调对抬棺材的人起了作用，彼特斯突然溜回屋里，他们按照福尔摩斯的命令行事。“快，华生，加速！这是螺丝刀。”棺材刚放到桌上，他就喊道，“老兄，给你一把。一分钟之内将棺盖打开，赏金币一镑！别问原因。快干！非常好！另一个！再一个！现在一起使劲儿！就要打开了！好，开了！”
我们一起使劲儿将棺盖打开。棺盖掀开时，里面冲出一股强烈的氯仿气味儿，那能使人陷入昏迷。棺内躺着的躯体，头部用浸过麻药的纱布缠着。福尔摩斯去掉纱布后，露出一个女人的脸庞，高尚而美丽，像塑像一般。他马上伸出手臂将她扶起来。
“华生，她死了没有？还有鼻息吗？我们来得肯定不算晚！”
半个小时过去了，看来我们来得太晚了。因为窒息，并且有有毒的氯仿气味儿，弗朗西斯女士几乎不省人事。我们不得不进行人工呼吸，注射乙醚，使用各种科学的办法。终于，她的眼睑抽搐了，眼睛里流露出微弱的光泽，这一切显示生命在逐渐恢复。一辆马车赶到，福尔摩斯推开百叶窗望过去。“雷斯垂德带着搜查证来了，”他说，“他会发现他要抓的人已经逃走了。但是，还有一个人。”过道里传来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他接着说，“这个人更有权利照顾这位女士。早上好，格林先生，我看我们需要将弗朗西斯女士送走，越快越好。同时葬礼可以继续了。那个躺在棺材里的可怜老太婆可以去她安息的地方了。”
“华生，假如你愿意将这个案子也写进记录本里去，”那天晚上，福尔摩斯说，“只能将它当成一个暂时受骗的例子，因为即使是最擅长斟酌的头脑也在所难免。一般人都会犯这种过失，重要的是能够及时认识并进行补救。对于得到挽救的声誉，我还想说些话。那天晚上，我一直被一种想法纠缠着。我想，我曾经注意到在某个地方发现过一丝线索，一句奇怪的话，一种可疑的现象，然而都被我放过了。直到天亮的时候，我才想起这几句话，那就是格林曾经说过的丧葬店女老板所说的话。她说过‘早该送去的。时间得长一些，和普通的不一样。’她指的就是棺材。它和普通的不同。这只能是说，这口棺材的尺寸比较特殊。可这是为什么呢？我突然想到，那么深的棺材，却只是装着一个无关的，小小的人。为什么选择那么大的棺材装那么小的尸体呢？一定是要腾出地方放上另一具尸体。他用一张证明书埋葬两具尸体。假如我的视野没有被蒙蔽，原本这一切都是很明显的。弗朗西斯女士八点就会被安葬。在棺材搬走之前把他们截住，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也许她还活着，但这个希望非常渺茫，然而结果显示，这毕竟是一个希望。据我所知，他们从来不干杀人的事，即使是最后关头，他们也尽量避免使用暴力手段。他们将她安葬，这样能不露任何痕迹。就算把她从地里重新挖出来，他们也还有借口逃脱。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这样的说法。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我们当时的情景，你看见了，楼上有一间小屋，那位可怜的女士一定是被长期关在那里面的。他们冲进去用麻药捂住她的嘴，再将她抬进棺材里，随后又将氯仿注入到棺材里，这样她就醒不了了，随后钉好棺盖。这个办法的确很聪明，华生。我还是第一次在犯罪史上见到这种情况。假如我们的前任传教士朋友们从雷斯垂德手里逃出来，那么，我想日后他们还会上演同样精彩的节目的。”

雷神桥之谜
有一个被搬运了很多次、已经陈旧不堪的锡质文件箱保存在查林十字街的考克斯有限公司的银行保管库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约翰·华生，医学博士，曾隶属印度部队。箱子里满满地塞着纸张，记录的差不多都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各个时期侦查过的案子。其中却还有一些未曾侦破成功的案件，这些案子因为没有结局而无法加以叙述。也许对于研究者来说，没有结局的疑难问题是有意思的，但在一般读者看来就不免枯燥无味了。这一类中有詹姆斯·菲利莫尔案，这位先生只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取雨伞，就从世界上消失了。还有这样的一个案子，有一艘阿丽西亚号的小汽艇，一个春天的早晨它驶入了一小团雾气中后就不见了，再也没有船上人的消息。还有伊萨多拉·伯桑诺案，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和决斗者，突然有一天彻底精神失常了，两眼瞪着一个装有一个奇怪的无名肉虫的火柴盒。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与某些家族隐私有关的案件，一旦公开出版会使许多上流社会的人产生恐慌。这种泄露秘密的事我是绝不会干的，这也不必多说。因为我的朋友现在有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如今就可以清理出这些旧记录并加以销毁了。此外，还有不少案卷都有不同程度的趣味，我本来也可以将其编辑出版，然而我想，读物太多可能会使我特别尊重的那个人的名誉受到影响，所以没有整理。在这些案子中，我曾参与过一些，可以说是目击证人；还有些我没参与过，或者只是稍稍过问过，因此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下面叙述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那件事发生在十月，一天早晨狂风大作，我在起床穿衣时亲眼看到狂风将后院里挺然立着的那棵法国梧桐所剩不多的树叶卷去。我到楼下去吃早餐，想到我朋友，认为他一定正郁郁寡欢，这就像所有的伟大艺术家一样，环境很容易影响到他的心情。然而我想错了，他都快吃完早餐了，而且心情十分愉快，表现出他高兴时特有的那种略有不祥的雀跃之情。
“有要办的案子了吧，福尔摩斯？”我问。
“推论法都有一定的传染性的，华生，”他对我说，“推论也被你用来研究我的秘密了。是的，是有案子了。琐事和停滞无为的生活已经持续一个月了，车轮又转起来了。”
“我可以参加吗？”
“可参加的行动没有多少，不过我们可以共同讨论，等你先把新厨子给咱们煮老了的鸡蛋吃掉再说。不能说鸡蛋的火候和我昨天看见的前厅桌上的那本《家庭》杂志没有一点儿关系。即便是煮鸡蛋这类小事情，对诸如计算时间这样的注意力也有要求，而这一点与那本优良杂志上的恋爱故事有矛盾。”
十五分钟后，桌子撤了，我们相对坐在那里。他把一封信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金矿大王奈尔·吉布森这个人你听说过吧？”他问我。
“你说的是那个美国参议员？”
“对，他曾当选西部某州的参议员，但更广为人知的是他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巨头。”
“这个人我有耳闻。他不是还在英国住了不少日子吗？大家都熟悉他的名字。”
“就是，五年前，他在汉普郡买了一个挺大的农庄。他妻子惨死的事大概你已经听说了吧？”
“我想起来了。他就是因此成为新闻人物的。细节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案子找到我头上也出乎我的意料，早知道的话我应该已经把摘要弄好了，”他用手指了指椅子上的一沓儿纸。“事实上，这个案子虽然轰动一时，但在情节方面却简单清楚。被告虽说有动人的性格，却也无法掩盖确凿的证据。验尸陪审团持这种观点，和警察法庭起诉的观点一致。如今，这个案子已经移交温切斯特巡回法庭审理了。我担心接了这个案子费力不讨好。我可以发现事实，却不能改变它。如果找不到全新的、意外的事实，我的主顾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主顾，是谁？”
“嗯，我忘了和你说。华生，你那种倒叙的糊涂习惯也传染给我了。你先看一下这封信。”
这是一封笔迹粗犷的手札，内容是：
<b>克拉里奇饭店10月3日</b>
福尔摩斯先生大鉴：
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就要走向死亡，我不能不尽我的全力去援救她。我无法作任何解释，也不打算解释，但我真的知道邓巴小姐是无罪的。事实经过你是知道的，但谁又不知道呢？这件事已经成了全国的新闻，但站出来为她说话的人却一个都没有。我正是由于这种不公快要发疯了。这个女人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甚至不忍心去杀死一只苍蝇。明日十一时我将来访，不知你能不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也许我知道某些线索，但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它。但无论如何，我所知道的全部，我所有的全部，我完整的生命，都愿为你所用，只希望你能救救她。发挥出你的全部能力来办这个案子吧。
奈尔·吉布森谨启
“你看，信的内容就是这样，”福尔摩斯敲出了他早餐后抽完的一斗烟灰，又把一斗烟丝慢慢地装上。“我正在等候的就是这位先生。在情节方面，你已经来不及阅读这么多报纸了，假如你在逻辑方面对这个案子感兴趣，我就为你作个简短的说明。在我看来，这个人是世界上金融巨头中最有势力的，但也最暴躁和最令人畏惧。他的妻子，就牺牲在这次悲剧中。关于她的情况，我知道的只是她已过壮年，而且因为家中为两个孩子请了一位年轻可爱的家庭女教师，女主人的色衰对于她来说就是更为不利的事情了。主角就是这三个人，一所古老的庄园宅邸是事情发生的地点，那儿以前是英国政治历史的中心。悲剧的经过是：人们在离宅子近半英里的园地上发现了女主人，她的头被一颗手枪子弹打穿了。那是一个夜晚，她穿着晚礼服，披着披肩。人们没有在附近发现凶器，现场也找不到一点儿谋杀的线索。身边没有凶器，这一点需要注意，华生。谋杀似乎发生在夜晚，护林人员在十一点发现了尸体，警察和医生在尸体被抬回家之前也检验过。这样说也许过于简短，你能明白吗？”
“情况很清楚。但为什么对女教师产生了怀疑？”
“首先，证据很确凿。在衣橱的底板上面，她发现了一支开过一枪的手枪，和尸体内子弹所属于的枪口径一样。”这时，他双眼直视，将字音拉长了重复道：“在她衣橱的底板上。”然后他不说话了。我能看出一条思绪在他脑中活跃了起来，不能鲁莽地打断他。他又醒转了过来。“没错，华生，既然发现了手枪，就能定罪了，对吗？两个陪审团是这样的看法。还有，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个纸条，约她到桥头见面，署的是女教师的名字。如何？这回动机就清楚了。吉布森参议员这个男子很有吸引力。一旦他妻子死了，有希望继承她的，除了这位在各种材料中都表现得早已得到主人急切青睐的年轻女士外，还会有谁呢？爱情、财产、地位，这一切都由一个中年女人的死来决定。恶毒，太恶毒了！”
“就是这样，福尔摩斯。”
“还有，她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相反，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在事情快发生时到过雷神桥——就是发生悲剧的地方。她否认不了，因为有村民在路过时看见她在那个地方。”
“这么说似乎可以定案了。”
“不过，华生，我是说不过，这是一座很宽的石桥，有石栏杆，它从一湾又深又长、岸边长着芦苇的池塘最狭部上方横跨过来。湖名是雷神湖。尸体躺在桥头。基本事实就是这样。我看咱们的主顾已经到了，和约定的时间相比早了许多。”
毕利已经把门打开了，但他却通报了一个意外的名字。我们与马洛·贝茨先生都不相识。他这个人很瘦，也有些神经质，目光中满是惊恐，行为急促而犹疑。在我这个医生的眼中，这个人已经处在神经崩溃的边缘了。
“你过于激动了，贝茨先生，”福尔摩斯说。“请坐下说吧。我和你只能谈一小会儿，因为十一点钟我还有个约会。”
“这我知道，”这位先生一边喘一边说，上气不接下气地迸出短短的句子。“我的雇主吉布森先生就要到了，我在他的农庄当经理。福尔摩斯先生，他可是个恶霸，是个大恶霸啊！”
“你说得太重了，贝茨先生。”
“我只能这么说，时间不多。我在这儿的事绝不能让他发现。他马上就到了。但我没有能够早来的条件。弗格森先生，也就是他的秘书，今天早上才把他约你谈话的事告诉我。”
“你的职务是他的经理？”
“我已经向他辞职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就逃离他的奴役了。他这个人很冷酷，对任何人都是。他只是为了掩饰他的罪恶勾当才捐款给慈善事业，但主要牺牲品是他的妻子。他很残酷地对待她，很残酷！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但我能确定他让她生活得悲惨绝望。她来自热带，是巴西人，这你自然知道。”
“这我倒没听说。”
“生在热带，性格也是热带的。她是炎热和激情之女，并以这种热情来爱他，不过当她身上的魅力渐渐退去——据说她原本十分美丽，她就彻底失去了他的宠幸。她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和同情，我们都恨他那样残酷地对她。但他十分狡猾，能说会道。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些。不要信他那些花言巧语，他肚子里还藏着更坏的东西。我走了。别！别留我！他快到了。”
客人神情惊恐，看了一眼钟表后就向门外跑去。
“你看这事儿！看这事儿！”停了一会儿后，福尔摩斯说道，“看起来吉布森先生的员工很忠诚，不过警告还是有效果的。这会儿就等本人来了。”
到十一点整时，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这位闻名一时的百万富翁进到了屋中。只看了一眼，我不但对他的经理表现出来的恐怖和憎恶有所理解，也对他的无数企业对手诅咒他不再感到意外。假如我是一个想塑造一个典型的成功企业家的雕塑家，希望塑造出的人物具有钢铁意志和铁石心肠，那么奈尔·吉布森先生就是我必选的模特儿。他身材高大、瘦骨嶙峋，让人感到这个人很贪婪。用卑下来替换亚伯拉罕·林肯之像的高贵之处，和他就有几分像了。他的脸好像是用花岗石雕成的崎岖不平的头像，显得冷酷无情，上面有深深的皱纹和累累的伤痕，似乎很生气。他那浓眉下面闪烁着精明又冰冷的灰眼睛，来回地打量着我们俩。当福尔摩斯把我的名字说出来时，他微微地鞠了一躬，然后神色威严镇定地拉过一把椅子，正对着我的朋友坐下去，两个人的膝盖差一点儿就碰到一起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就直说了吧，”他说，“我对办这个案子的费用绝不计较。你可以把钞票当成火把来烧，如果你需要用这种方式照亮真理。这个女子真的很无辜，她的罪名必须得到洗刷，你要承担起这个责任。费用你说吧。”
“在业务报酬方面，我有固定数额，”福尔摩斯语气有点儿冷淡，“我从来不会变更，除了有时不收。”
“那么，如果你觉得金钱无所谓，就请你考虑成名的希望吧。假如你将这个案子办成了，全英国和全美国的报纸都会对你大加称赞。在这两大洲你都会成为新闻人物。”
“谢了，吉布森先生，可是我并不需要这种称赞。或许你会觉得奇怪，我更愿意工作时不露姓名。我只是对问题本身感兴趣。不谈这些浪费时间的话题了，讲讲事实吧。”
“在我看来，要点在报纸上都已经讲过了，恐怕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能帮上你。不过，如果你有什么要我阐明的情况，我可以为你解答。”
“这种问题，只有一个。”
“什么？”
“你和邓巴小姐的实际关系。”
金矿大王吃了一惊，差点儿从椅子上站起来。不过很快，他又恢复了他的镇定。
“我想，你有权利，甚至有职责问这个问题，福尔摩斯先生。”
“你这个想法很正确。”
“那我愿意对你保证，我们之间纯粹是雇主与一个只有在孩子的面前才和她讲过话的青年女教师的关系。”
坐在椅子上的福尔摩斯站了起来。
“我忙得很，吉布森先生，”他说，“对不着边际的谈话，我没有时间也不感兴趣。再见吧。”
客人听后站了起来，他的身体硕大而松弛，居高临下地看着福尔摩斯。怒火在他那毛茸茸的眉毛下闪烁着，红晕出现在他灰黄色的两颊。
“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不想接手我的案子吗？”
“关于这一点，至少我不接受你本人。我认为我已经说清楚了。”
“很清楚，但有什么言外之意？要更多的钱？怕难？还是其他什么？你应该给我个解释。”
“也许应该吧，”福尔摩斯说，“我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案子的复杂程度已经很高了，如果再加上错误报告事实只能更加困难。”
“你说我对你说谎了？”
“我尽可能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达了我的意思，假如你一定要使用那个动词表达这个意思，就用吧。”
这时我跳了起来，因为我看到这位富翁脸上的表情无比凶残，还把他那巨大的拳头举了起来。福尔摩斯却一副懒洋洋的样子，笑着去拿烟斗。
“别吵，吉布森先生。我觉得在早餐后的小口角对消化很不利。我想，你可以到外面散散步，找个安静的地方思考一下，这很有好处。”
费了很大的力气，金矿大王才把他的怒火压了下去。我不得不对他的自制力表示赞赏，他的盛怒之焰转眼之间就转为了冷漠的表情。
“好吧，您自便吧。你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业务。我不强迫你办这个案子。不过你今天的做法对你没什么好处。福尔摩斯先生，比你强大的人我也击败过。和我作对的人得不到好下场。”
“对我说过这种话的人有很多，可我仍然是我，”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好吧，再见，吉布森先生。你还需要学很多东西。”
客人走了出去，门发出了砰的一声。福尔摩斯却吸着烟，显得无动于衷，望着天花板出神。
“你有什么看法，华生？”他终于说话了。
“这个呀，说实话，如果想到他这个人很无情，会扫除自己路上的一切障碍物，而他的妻子可能正是这个障碍物或他不喜欢的人，就像贝茨先生在刚才直截了当地对咱们说的，那么……”
“是的，我也这么想。”
“但他和女教师有什么关系，你又是怎么发现的？”
“试探一下，华生，这是诈。我想到他那封信是用激烈且不正常的调子写的，和他能够不动声色地自制有所不同，他明显动了感情，但这感情是因为被告而不是因为死者。如果要查明真相，就一定要查明三个人的关系。你看在我用单刀直入法时，他应对得多么镇定。后来我诈他，让他感到似乎我绝对肯定地知道，而实际上我只是非常怀疑。”
“他也许还会回来吧？”
“绝对会回来。我敢肯定。他不会就此罢手。听！门铃又响了！这是他的脚步声。啊，吉布森先生，我刚刚和华生说你还会来的。”
这次，金矿大王的神色和走时相比安静多了。他那愤然的眼中还显示出受了伤的骄傲，但他通过常识和理智明白了，只有让步才能达到目的。
“我又仔细想了想，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刚才因为鲁莽误会了你的意思。你有了解事实的理由，不论事实是怎样的，我深信这一点。不过我可以对你说实话，这个案子和我与邓巴小姐的关系没有关系。”
“这个决定权在我，对吧？”
“没错，我也这样认为。你就像一位外科医生，你要掌握一切症状后才能下诊断。”
“就是这样。完全正确。如果一个病人对医生隐瞒自己的病情，他一定有其他目的。”
“也许如此吧，不过你应该承认，福尔摩斯先生，在别人不客气地问一个人他与某女人的关系怎样时，大部分人都会心存戒备，特别是有真感情的时候。每个人心灵的深处都有一些私人的保留，不希望有外人闯入。你就突然冲进来了。当然你的目的很好，是要拯救她，应该得到原谅。墙既然已被推倒，露出了里面藏的东西，你就看吧。你要问什么？”
“事实。”
金矿大王迟疑了一下，看得出他正在整理思绪。他的脸原本就冷酷而布满深纹，这下更忧郁阴沉了。
“我可以对你长话短说，”他终于开口了，“有些事情说起来让人痛苦又难于启齿。我就挑必要的说吧。我当年在巴西淘金的时候遇见了我妻子。玛丽亚·品脱的父亲是一位马诺斯官员，她很漂亮。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充满热情，但就算今天冷静地想想，她当时的美也是稀有的。她有着深沉丰富的性格，热情、坚贞、易冲动等热带气质，这完全不同于我所熟悉的美国妇女。直接说吧，我爱上了她，并和她结了婚。当浪漫的诗意过去的那天——这个过程用了几年的时间，我才明白我们之间不存在共同的东西，完全不存在。我的爱不再热烈，假如她也一样就好办了。不过你了解女人的身上有奇迹啊！不论我怎么做，她对我的感情都不受影响。我之所以冷淡地对她，甚至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残酷地对她，原因是我认为如能破坏她的爱或让她恨我，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但一点儿用都没有，她依然深爱着我，不论是在英国森林中还是在二十年前的亚马孙河岸，都一样。我用尽了能想到的办法，她还是那样崇拜我。
“后来，邓巴小姐来了。她看到了招聘广告，应聘成了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也许你也在报纸上看过她的照片。她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很美的女人。我不想假装自己比别人高尚，我承认和这样一个女子生活在一座房子中，经常相见，对她不发生强烈的感情是不可能的。你会批评我吗，福尔摩斯先生？”
“你这样想我不怪你，但你若这样对她表白，我就会批评你，因为她可以说生活在你的保护之下。”
“大概是这样，”这位富翁说，但听到责备后，他的眼睛又暂时闪现出原来的怒火。“我不假装我比别人要高尚。恐怕我这一生都是一个想要什么时伸手就可以取到的人，而爱这个女人，占有她就是我最需要的。我也如此对她说了。”
“嗯，你这样做了，对不对？”
当福尔摩斯动了感情时，样子很令人害怕。
“我对她说，如果可以，我一定要娶她，但这并不由我决定。对于钱我不在乎，我愿意做所有让她快乐舒适的事情。”
“很慷慨。”福尔摩斯的语气中带着讥讽。
“真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这儿是向你请教探案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接受你的训斥的。”
“我愿意接管这个案子也只不过是看这位年轻女士的分儿，”福尔摩斯声音严厉起来。“我认为与你所承认干了的事相比，她被指控的罪状绝不会更糟，你企图把一个寄你篱下的女子毁掉。就应该让你们这样的有钱人受点儿教训，让你们知道你们并不能收买所有的人从而使罪过得到宽恕。”
出乎我的意料，金矿大王居然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个训斥。
“我自己现在也感觉是这样。我感谢上帝，因为我的计谋没能实现。她坚决不答应，当即就想辞职回家。”
“怎么又没走呢？”
“这个，首先她还要养活别人，她特别不忍心放弃职业而不管他们。我向她赌咒发誓，绝不再破坏她的安宁，她才同意留了下来。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她知道自己对我的影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影响都更有力。她要利用这种影响力做一些好的事情。”
“什么事？”
“这个，她对我的事业有一些了解。福尔摩斯先生，那事业非常庞大，其庞大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我可以兴建或者破坏，而通常我会去破坏。不仅让个人毁灭，还让集团、城市，甚至国家毁灭。企业间的斗争十分残酷，弱者就会失败。我是竭尽全力的，绝不叫痛，别人叫痛时我也绝不在乎。但她的看法并不是这样，我觉得她很正确。她深信一个人不应该以一千个人破产饥饿为基础而建立自己的额外财富。这是她的看法，我认为她能看到超越金钱的更长久的东西。她觉得我会听她的话，她相信影响我的行为可以做点对公众有益的事。于是她放弃离开留了下来。后来，这件事就发生了。”
“你能对这件事作个解释吗？”
金矿大王略有停顿，双手捧腮，陷入了沉思。
“不可否认，这对她极为不利。确实，女人也有她们内心的生活，男人无法理解。最初，刚一出事时我十分吃惊，我简直觉得她是因为过分激动而彻底违反了本性。我想到了一个解释，现在我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无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显然，我妻子这个女人拥有极端的妒忌。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精神关系上的妒忌，与肉体关系的妒忌相比它更为可怕。尽管妒忌我和女教师的关系对我妻子来说没有理由，我觉得她也知道这一点，她确实能看出我的思想和行动。这位姑娘有一种影响力，而她从来都不曾拥有。虽然这种影响是好的，但仍然无济于事。她发疯地恨她，她的血液始终有亚马孙悍妇的成分。也许她企图谋杀邓巴小姐，也可能是用枪威胁她离开。发生扭打的可能还是有的，枪走了火，持枪的人反而被打死了。”
“我早就想到过这种可能，”福尔摩斯说。“可以说，只有这种解释可以否定蓄意谋杀的存在。”
“但她说绝对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否认不等于证据，对吧？人们能够理解，一个身处如此可怕的环境的女人也许会迷迷糊糊地回了家，手中还有枪。她甚至会把枪与衣服扔在一块儿，自己却没有注意。如果枪被查了出来，她可能希望通过否认了事，因为如何解释都讲不清。你有什么办法推翻这个假设呢？”
“邓巴本人。”
“大概可以吧。”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表。“我相信今天上午我们就可以得到必要的许可证，并能够乘晚车去温切斯特。在我和这位年轻女士见过面以后，我在这件事情上对你发挥的作用很可能更大，虽然无法保证得出你预想的结论。”
事情在取得官方许可时被耽搁了些时间，当天没能赶到温切斯特，而是前往汉普郡的奈尔·吉布森先生的庄园雷神湖地区。他没有亲自陪同，但他把萨金特·科文特里警官的地址告诉了我们，他是地方警察，负责最初查验现场的工作。这个人又高又瘦，有着苍白的肤色，神态中略带诡秘，让人觉得他似乎知道许多情况却又不敢说出来。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突然放低声音，仿佛事情十分重要，但实际上都是很平常的话。不过透过这些表面的毛病，很快就让人看出他既正派又诚实，并没有傲慢到否认能力不足并需要帮助的地步。
“不管怎么说，我宁愿你来也不想让苏格兰场来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警场插手了，即使成功也没有地方警察的荣誉，但失败就会埋怨地方警察。而据说你很公平。”
“我连名都不署，”福尔摩斯告诉把心放下了的忧郁的警官，“即使我把疑难解决了，也不会有提我名字的要求。”
“可以肯定，你很大度。我还知道你的朋友华生先生也是个诚实的人。福尔摩斯先生，那么就让咱们往那地方走，同时我还要提个问题。我只和你一个人说。”他四处张望着，似乎不敢说。“你不觉得这案子或许对吉布森先生本人不利吗？”
“这点我考虑过了。”
“你和邓巴小姐没有见过面。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他很可能觉得他妻子妨碍了他。而这些美国人和咱们英国人相比更容易动用手枪。那手枪是他的。”
“能证实这一点吗？”
“能，那手枪有一对儿，那是其中的一支。”
“一对儿中的一支吗？那么另一支在什么地方？”
“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武器。与这支完全一样的并没找到，然而枪匣是用来装一对儿枪的。”
“如果确实是一对儿中的一支，另一支也总可以找到吧。”
“枪已经被我们摆在他家里了，你可以去那儿看看。”
“有机会再说吧。我们还是先去现场看看吧。”
上面叙述的对话发生在警官的小屋里，这个屋子已成了地方的警察站。从这里出发走上半英里，也可以说从秋风瑟瑟、被凋落了的金黄色羊齿植物铺满的草原上走过，通往雷神湖的篱笆门就出现在面前了。再顺着雉鸡禁猎地的一条小路，走到一块空地，我们就来到土丘顶上那座曲折的、半木结构的住宅跟前儿了，它的风格一半是都德朝的，另一半是乔治朝的。有一个狭长而长满芦苇的小湖位于我们侧面，湖最窄的部分是中心。沿着一座石桥，马车路从湖面穿过，一些小池沼分布在湖的两侧。到桥头后，警官停了下来，向地面指去：
“吉布森太太的尸体就躺在这儿。”
“你到这儿的时候尸体还没被移动吗？”
“是这样，他们很及时地找到了我。”
“找你的是谁？”
“就是吉布森先生。在有人惊呼出事以后，他和别人同时跑出了宅子，他要求在警察还没到时不许移动任何一件东西。”
“这样做很明智。我在报纸上看到，枪是在近旁打的。”
“的确，近得很。”
“在右太阳穴附近吗？”
“就在太阳穴旁。”
“尸体是如何倒下的？”
“仰面。看不出经过角斗和挣扎，一点儿痕迹都没有。没有凶器。邓巴小姐给她的便条还攥在她的左手里。”
“你是说攥在手里？”
“没错，弄开她的手指是很困难的。”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这就把死后有人放条子做伪证的可能性排除了。另外，我记得条子上很简短地写道：
‘我会在九时到雷神桥。格·邓巴’，是不是？”
“对，福尔摩斯先生。”
“邓巴小姐承认字条是她写的吗？”
“她承认了，是这样的。”
“她对这件事如何解释？”
“她准备在巡回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她暂时什么也没说。”
“这个案子很是耐人寻味。便条的含意很难弄清。”
“然而，”警官说，“如果我可以说一下自己的意见，那么我觉得在整个案情中，唯一清楚的就是便条的含意。”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暂时假设条子确实出自她的手，它自然是在一两个小时前被收到的。不过，死者为什么要把条子攥在手里呢？她总没有必要在去见面的路上看条子吧？这难道不奇怪吗？”
“听了你的话，我也确实感到有点儿奇怪。”
“我应该坐下来静静地思考一下，”他说完就在石栏杆上坐了下来。我发现他那灰眼睛警觉地到处瞧着。突然，他跳了起来，跑到对面栏杆前，用放大镜仔细地看石头。
“奇怪。”他说。
“是的，我们也发现了栏杆上有凿痕。我觉得这或许是过路人凿的。”
灰色的石头，却被凿出了白色的缺口，大小也只与六便士硬币相当。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像是受到了猛击。
“只有很猛的撞击才能凿出这种效果，”福尔摩斯边说边沉思着。他拿起手杖用力地敲了敲石栏，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果然是经过猛击的，并且所凿的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并不是靠上方，而是位于栏杆下方。”
“不过这里与尸体的距离至少有十五英尺。”
“这倒是，有十五英尺远。也许与本案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仍然值得注意。好吧，这里可看的也没什么了。你说这一带没有脚印吗？”
“地面硬得就像铁板，福尔摩斯先生。一点儿痕迹都没有。”
“那么我们就走吧。先去宅子里，看一下你说的那些武器。然后再去温切斯特，我打算先和邓巴小姐见一面。”
吉布森先生尚未归来，我们来到他家后见到了上午到我们那拜访过的有些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把他雇主的那些可怕地排列着的各式各样的武器展示给我们，并且带着一种邪恶的意味，这些都是主人在一生中冒着风险积累下来的。
“吉布森先生有不少敌人，这一点，所有了解他的性格和作风的人都清楚，”他说。“他每天睡觉时都要把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放在床头抽屉里。他为人狂暴，我们大家有时候都很怕他。已经去世的这位夫人经常被他吓坏。”
“你见过他动手打她吗？”
“这个我不敢说。但他说过残暴程度几乎一样的话，已经和动手差不多了。他用的是侮辱性的词语，甚至就在用人的面前说了出来。”
“在私人生活方面，这位金矿大王似乎并不很高明，”在我们走向车站时，福尔摩斯说。“你看，华生，咱们掌握的事实挺多了，还有的属于新发现，但我仍然不能下结论。虽然明显可以看出贝茨先生讨厌他的东家，但我却从他那里得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发现出事时主人一定在书房中。晚餐结束时是八点半，一切到那时为止都还正常。当然是夜里才发现出事的，不过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写在条子上的那个时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吉布森先生自下午五时从城里回来后曾去过户外。相反，邓巴小姐承认曾与吉布森太太约定在桥边见面。此外的任何情况她都不肯说，因为她听从了律师的劝告，将自己的辩护保留起来等待开庭。我需要问她几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见不到她我就不能放心。我必须承认，此案对她是十分不利的，只有一点除外。”
“哪一点，福尔摩斯？”
“就是发现了她衣橱中的手枪。”
“什么？”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这个证据是最不利的呢！”
“不。我第一次读到这一点时就感到奇怪了，在对案情渐渐熟悉之后，我觉得这个依据是唯一能站住脚的。我们不需要自相矛盾，只要自相矛盾就一定有毛病。”
“你的意思我不大懂。”
“那好，华生，就设想你是一个女人，正在预谋要杀掉一个情敌。你作好了计划，写了一张纸条。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采取了行动。动作干得很利落。难道这么巧的案子你都做了，竟会在之后做出如此不符合一个伶俐凶手身份的蠢事，不为了灭迹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反而在明知衣橱是第一个将受到搜查的地方，却十分小心地带着枪回到家中放到那里？我说，华生，大概对你有所了解的人不会认为你很有心眼儿，但即便如此你也不会做那么蠢的事吧。”
“一时感情冲动也是可能的——”
“不，不，我相信没有那样的可能。如果事先作好了犯罪策划，也必先作好了销赃灭迹的策划。因此，我认为咱们有一个错觉，还很严重。”
“你的这种观点必须要能解决众多疑问。”
“是的，我们当然要把它解决掉。当你的观点发生转变时，最不利的证据也可以变成线索引出真相。就说手枪吧，邓巴小姐自己说对此根本一无所知。按咱们的设想可以推出这是实话。于是，是别人将手枪放进了她的衣橱。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栽赃给她的人。那么犯罪的不就是那个人吗？你看，这下咱们就找到了一条有很大希望的线索。”
因为手续还没有办好，我们那天晚上只能在温切斯特过夜。第二天一早，乔埃斯·卡明斯先生——那位崭露头角的承担辩护的律师，陪同获得准许的我们到监狱里见了邓巴小姐。关于她的传闻已经听了太多了，我作好了去见一位美人的准备，她也给了我难以忘怀的印象。那位让人害怕的金矿大王也从她身上发现了比他自己更强有力的东西——能够对他制约和指导的东西，这并不奇怪。她的脸强而有力，眉目清晰却极其敏感，如果你注意看，会觉得虽然她也可以一时冲动，但她内在有一种高贵性，总会让她在好的方向影响别人。她有着浅黑的肤色、修长的身材、超俗的体态和端庄的神情。然而，却有一种无助而哀婉的表情藏在她那双黑眼睛里，就像被追赶的野兽感到四面都是罗网而无处逃生一样。当她得知是有名的福尔摩斯来到这里看她和帮助她时，一丝血色在她那苍白的双颊上泛起，一丝希望的光彩闪现在她那投向我们的目光中。
“也许奈尔·吉布森先生已经把我们之间的一些情况对您讲过了？”她声音很低，也很激动。
“是这样，”福尔摩斯说，“那些不好说的情况你就不必再讲了。见到你，我相信了吉布森先生的话，包括你对他的影响以及你们之间纯洁的关系。不过，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在法庭上说清楚呢？”
“我原本以为指控没有成立的可能。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有耐心，多等，真相就会大白，把那些难于启齿的家庭内部细节讲出来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才知道，真相没有大白，事情却更严重了。”
“我的小姐，”福尔摩斯声音很大，看样子很着急，“我请你一定不要对这点抱任何的幻想，卡明斯先生可以让你明确知道，所有情况对我们来说都很不利，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才有获胜的可能。如果硬要否定你正处在极大的危险中，那种自欺欺人真是太严重了。请你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我，让我能把真相搞清楚吧。”
“任何情况我都绝不会掩饰。”
“那就把你和吉布森太太的关系讲讲吧。”
“她很恨我，福尔摩斯先生。她在恨我时用上了她全部的热带性格。她这个人做事彻底，她多么爱她丈夫，也就多么恨我。也许她对我和他的关系有些误会。对她不公平的话我不愿去讲，但我认为她那强烈的爱只体现在肉体上，因此我和她丈夫在理智上乃至精神上的关系对于她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而我之所以留下来，只是为了能对他的强大力量施加好的影响，这一点她无法想到。现在我已经看到自己错在哪儿了，我没有留下来的资格，因为我让别人变得不快乐。尽管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离开了也无法阻止这种不快乐。”
“邓巴小姐，”福尔摩斯说，“请你把那天事件的经过准确地讲给我听。”
“我可以告诉你我所知的真相，但我无法证实它，还有些另外的情况——最重要的情况，我既不能解释也想不出解释的办法。”
“你只需要说清事实真相，也许有人能够解释。”
“那好，那天晚上我之所以去雷神桥，是因为我在上午收到了吉布森太太的一个条子。条子就在我给孩子上课的那间屋子的桌子上放着，也许是她亲自放的。条子的内容是她让我晚饭后去桥头，等她来和我说重要的事。她还说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让我把回信放在花园日晷上。我不明白保密的原因，但在做时还是听从了她，同意去约会。她还让我把她的条子烧掉，我也在课室的壁炉里烧掉了它。她十分害怕她丈夫，他有时对她很粗暴，为这事我常批评他，所以我只是觉得她的做法是为了不让他发现。”
“可是她却把你的条子很小心地留下了？”
“是的。我很奇怪，因为听说她死的时候那个条子还在她手里。”
“接下来呢？”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雷神桥，那时她已经在等着我了。直到那时候，我才了解到这个可怜的人对我是多么痛恨。她好像发疯了，我认为她就是疯子，就像精神病患者常常表现的那样，有着虚幻自欺的特异功能。否则，她是如何做到心里对我如此之仇恨却又每天和我淡然相处呢？我不想把她说的话重复一遍。她把全部的狂怒和仇恨用最吓人最疯狂的语言倾泻出来。我没回答一个字，因为说不出话。她的样子简直叫人没法儿看。我用手把耳朵堵住然后转身就跑。就在我离开时，她还在那里站着并对我狂呼乱骂，就在桥头那儿。”
“就是后来她被发现的地方？”
“离那儿只有几米远。”
“然而，如果她在你离开后不久就死了，你就没有听见枪声吗？”
“没有。但是说实话，福尔摩斯先生，她的叫骂弄得我在精神上十分厌烦，我一口气跑回了自己的屋子，没有留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你说你回到了自己的屋子。第二天早晨之前你又出过屋子吗？”
“出去过，听到了出事的消息，我就跟着别人跑出去看了。”
“你在那时看到吉布森先生没有？”
“看到了，他那时刚从桥头回来。他叫人去把医生和警察请来。”
“你感觉他在精神上有震动吗？”
“吉布森先生这个人是强有力的，也很能自制。我认为他的喜怒是不会表现出来的。然而我非常了解他，能看出他深深地动了感情。”
“现在要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屋内发现了手枪。你是否见过它？”
“我发誓，我从没看见过它。”
“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第二天早晨，就在警察检查的时候。”
“在你衣服里发现的？”
“对，在我衣服下面的衣橱底板上。”
“你猜不出它放在那里的时间有多长吗？”
“头天早晨以前还没出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头天早上我整理了一次衣橱。”
“这个依据就很可靠了。那么，有人进过你的屋子，把枪放在了那里，目的是栽赃。”
“一定是这样。”
“在什么时候做的呢？”
“只可能是在吃饭时或是在我去课室给孩子上课时。”
“和你收到条子是一个时间？”
“对，从那时开始到整个上午。”
“好，多谢，邓巴小姐。你看还有对我侦查有帮助的要点么？”
“想不出还有什么了。”
“桥的石栏杆上发现了猛击的痕迹，就出现在尸体对面的栏杆上，还很新。你可以对此加以说明吗？”
“也许是巧合。”
“不过有些古怪，邓巴小姐，古怪极了。为什么痕迹偏偏出现在出事的地点呢？”
“可是怎么能凿成那样呢？要凿成那样需要很猛的力量。”
福尔摩斯沉默了一会儿。那种紧张而迷惘的表情突然出现在他苍白而专心致志的面孔上，我通过经验意识到他的本能此刻已经迸发出来。这很明显是他头脑中千钧一发的时刻，大家全都不敢说话。我们这些人包括律师、拘留犯和我，全都在他身边默默而紧张地守着，没人说话。突然，坐在椅子上的他跳了起来，由于紧张和急需行动而浑身微颤。
“来，华生，来！”他大叫。
“做什么，福尔摩斯先生？”
“别担心，小姐。卡明斯先生，你就在这儿等我的信儿吧。是正义之神赐福，我要把这个案子破了，让全英国为此欢呼。邓巴小姐，消息明天就会有，请你现在相信我，乌云开始被驱散，即将到来的是真相大白的光明前景，对此我信心十足。”
温切斯特和雷神湖之间的距离本不算远，但我很着急所以觉得很远，而福尔摩斯简直觉得是无限长了。极度兴奋的神经使他根本坐不住，有时在车厢中不停地踱步，有时伸出他敏感的长手指在身边的垫子上敲着。我们单独占着一节头等车厢，在离目的地不远时，他突然在我对面坐下来，把两手分别放在我的两膝上，目光特别顽皮地（这是他淘气时的典型表现）直视我的双眼。
“华生，”他说，“我突然想到，和我外出办案时你总会带着武器。”
我带武器可以帮助他，因为他在全力思考问题时一点儿都不注意安全，所以我的手枪在好几次危险时刻都派上了用场。这一点我告诉过他。
“没错，没错，我对这种事情有点儿不大注意。但是这次你带手枪了吗？”
我从后裤袋取出了枪，这件武器短小、灵便却非常应手。他接过枪，把保险扣打开，倒出了子弹并仔细观看。
“很沉啊，很有份量啊。”他说。
“对，挺结实。”
他拿着枪思考着。
“你相信吗，华生，”他开口了，“我认为你的这支枪和咱们侦查的案件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你不是开玩笑吧。”
“不，确实是这样。咱们要进行一个实验。实验要是能成功，就能找到真相。实验完全取决于这支小枪的表现了。把一枚子弹取出来，装好其余的子弹，扣好保险，对！重量就此增加，实验也更好进行了。”
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一无所知，他也没有让我弄明白他的想法，只是坐在那里出神儿。后来，到汉普郡小车站时我们下了车，又雇了一辆破马车，我们仅用了一刻钟就到达了那位真诚无私的友人警官的家。
“找到线索了，福尔摩斯先生？线索是什么？”
“那完全取决于华生医生的手枪的表现了，”我的朋友说，“手枪就是这个。警官先生，你能帮我找来十码绳子吗？”
在本村商店，警官买到了一团结实的细绳。
“已经足够了，”福尔摩斯说。“好，你们要是方便，咱们的最后一段旅程就可以开始了。”
太阳正一点点儿沉下去。汉普郡连绵的旷野在夕阳下成了一幅奇妙的秋色图景。警官不情愿地陪着我们走着，不时用批判和怀疑的目光看看我的朋友，似乎怀疑他的精神有些不正常。走近现场时，我能感受到，我的朋友虽然强作镇静，内心却非常激动。
“没错，”他对我的疑问作了回答，“以前你也见过我的失败，华生。尽管我的本能往往能对付这类事情，但有时还是会上当。我的脑中第一次闪过这个想法是刚才在温切斯特监狱内，当时我便确定不移地相信它了。可是头脑很灵活的人却也总有这样一个弱点，就是总能想出不一样的可供选择的答案，从而把人们引入歧途。不过，也可以说——好吧，咱们试试就知道了。”
他边走边把绳子的一端紧紧地系在手枪柄上，我们也随后来到了出事的地方。得到了警官的帮助，福尔摩斯十分仔细地将尸体躺过的地点画了出来。然后，他走到灌木丛中，终于找到了一块很大的石头。他把绳子的另一端拴在石头上，再把石头从石栏上垂下去，在水面上吊着。然后他在出事的地方站着，把手枪举起来，枪和石头之间的绳子绷得很直。
“开始吧！”他大声说。
他说完就把手枪举到头部，然后松开了手。石头下降的重量一下子就把手枪拖跑了，先是在石栏上撞出啪的一声响，然后就从石栏越过，沉入了水中。福尔摩斯连忙就跑过去在石栏旁跪下观察。他发出了一声欢呼，表明他期待的情况出现了。
“还有什么样的证明比这更确切呢？”他喊道，“快看，华生，所有问题都被你的手枪解决了！”他手指指向的地方出现了第二块凿痕，和第一块凿痕在形状大小上一模一样。
“我们今晚在旅店住。”他站了起来，对惊得张大了嘴的警官说。
“你可以去找一具打捞绳钩，然后不用费力就能把我朋友的手枪捞上来。你还可以在附近把那位想报复的女士用的手枪和绳子、石头都捞上来，这些都是她的用具，是在掩盖罪过并嫁祸无辜者时使用的。请你通知吉布森先生，我要在明天上午见他，以便把释放邓巴小姐的事情办好。”
那天夜里，我们住在本村的旅店。我们一边吸着烟斗，福尔摩斯一边对事情的经过作了简短的回顾。
“华生，”他开口了，“我觉得你在你的故事里记下这个雷神桥案件，对我名誉的提升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的脑子挺迟缓的，把想象力和现实感综合起来的这种能力是我缺少的，我艺术的基础就是这种综合。我承认，对于解决问题来说，石栏上的凿痕这个线索已经足够了，但我却没能更快地把答案找出来。
“咱们应该承认，这个不幸的女人有着很精明的头脑，所以很难把她的阴谋揭示出来。我看，以前咱们办过的所有案子都没有比这件更奇特的案子更能表明变态的爱的可怕。在她看来，无论邓巴小姐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和她都是情敌，一样都不可饶恕。很显然，她认为她丈夫用来呵斥她表现感情的那些粗暴的举动都是来源于那个无辜的女士。她的第一个决心是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决心是想尽一切办法使她对手的命运比立刻死亡还可怕。
“她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咱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表明她的头脑相当精明。她用聪明的方式从邓巴小姐那里得到一个条子，让人觉得犯罪地点似乎是后者选择的。由于太想让人轻易地发现条子，她做得有些过分，到死还将条子攥在手里。只是这一点我应该更早地产生怀疑。
“宅子里有个武器陈列室，她于是拿了一支她丈夫的手枪留给自己用，而把另一支相同的手枪在当天早上放掉了一颗子弹，然后塞到邓巴小姐的衣橱里，人们不会注意到有人在树林里放了一枪。她随后来到桥头，设计了这个精巧异常的方法消灭武器。等到邓巴小姐应约前来，她就用尽最后的力气喷出对她的仇恨。在邓巴走远后，她就执行了这个可怕的任务。现在所有环节都明白了，锁链保持完整。也许报纸会问开头怎么不去到湖里打捞，而且事后讲漂亮话一贯很容易。苇塘这么大，也无从打捞，除非要打捞的东西和打捞的地点都是你明确知道的。好了，华生，咱们终于帮助了一个不平凡的女人，也同时帮助了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将来他们如果能够联合——这看起来并非没有可能，金融界就能发现：在那个教授人间经验的伤心课堂里，吉布森先生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

